众所周知,安庆一中的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姚永概先生是桐城派古文学大家。他与当时新文化运动发起者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文化思想体系上是水火不相容的。“桐城谬种”就是钱玄同指斥桐城派古文化思想而提出的。在这种新文化运动的形势下,姚永概先生不得不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今天文学院院长)一职,继而又和在北大教学的其他学者先后离开了北大。 几年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高峰,此时陈独秀因言论过激,被北洋政府警察厅逮捕。当时李大钊先生闻风避至河北昌黎碣石山中,处于极端危险中。这时姚永概先生和马其昶先生不因几年前被逼离开北大的悲愤,也不因身负“桐城谬种”的耻辱,在听到陈独秀被捕消息后,拍案而起,以他们在北京学术界和政府中的声誉和威望,向北京知识界人士发起营救陈独秀的签名上书。在他们名声和威望的震慑力以及广大知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了陈独秀,营救成功。此事件出乎当时不在中国的知名学者胡适的大大意料,在事后胡适的《致陈独秀书》一文中记载了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营救行动。原文有:“……而署名营救人中,便有桐城派古文学家马通伯(是马其昶的字)和姚叔节(是姚永概的节)……我觉得在这个黑暗里,还有一线光明……”(营救陈独秀此说,又可见2001年11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桐城派研究丛书《桐城派名家评传》一书中)。胡适在致陈独秀的文中,称马其昶和姚永概的字,而不称他们的名号,足见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知名学者对这两位古文化学者发自内心的尊敬。 中共的第一位至第五任总书记陈独秀,在他为革命奋斗的生涯中,第一次被捕,而营救者之一就是当时有声誉有震慑力的安庆一中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姚永概先生,他们虽未谋面,但历史不会因为未谋面而抹杀这段奇缘史实,它以新文化运动知名学者胡适《致陈独秀书》的文章而告知了后人,留住了历史的真实和公正。这段目前还鲜为人知的史实,在中共党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应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而安庆一中第一任校长姚永概先生,以当时的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以高风亮节的文人学者的高贵品质和人格魅力,参与营救危难中的陈独秀先生,并营救成功,为安庆一中的校史谱写了辉煌的首页,铸下了值得千古留存的历史丰碑! (原载《安庆日报·下午版》2006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