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与姚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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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与姚鼐

来源:桐城派研究会 作者:石云孙

戴震与姚鼐是清乾隆时期两位皖籍名人，前者入《清史稿·儒林传》，以学者名播天下；后者入《文苑传》，以文人享誉海内，且都为教育家，功在当时，泽及后世。我往日做过戴震学术文字，近时作《姚鼐学术述闻》文，论述中间及二人相关情事，但限于题旨，都语及辄止，觉得应有篇文字把二人合起来说说，以彰先贤之志业，今日读者或也有取焉。     一、科　举     戴震生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姚鼐生于雍正九年（公元1731），小8岁。那是个科举时代，读书入仕必走科举这一所谓“利禄之路”，为此，二人在科举路上艰难跋涉，虽时有先后，但有同样的屡试不第遭遇。都六次参加会试，历经十来年，最终一幸一不幸。姚鼐20岁中江南乡试，此后连续六次进京参加会试，前五次都落弟，第六次即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33岁时终于考中进士。戴震于乾隆二十七年乡试中举，次年首次参加癸末科会试，结果落弟。此科姚中进士，戴不第，一幸一不幸。从此，姚入仕，而戴又连续应试，乾隆四十年第六次会试不售，奉命与本科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二人科举路走完，留下的记忆必是深刻的。屡屡受挫，但都不折不挠，姚终于成功，戴也略得安慰。应试落弟，自为憾事，但身价不减。姚“落第而返” ［1 ］，左笔泉先生“招使课其诸子”，他的老师刘大櫆作《送姚姬传南归序》，给以安慰、鼓励，并期望有加，这是及时而又需要的，给了姚拼搏奋进的力量，最终得以如愿以偿。戴首次落第，京师一二好学之士及段玉裁“皆从先生讲学” ［2 ］，得些许安慰。三年后不第，馆于裘文达公邸第，“文达公命子孙师之”；两年后应直隶总督方恪敏公之聘，“修直隶河渠书”；六年后入都会试不第，偕段玉裁往山西，客布政使朱文正公署中，已而汾州太守“聘修府志”，成《汾州府志》34卷；隔了三年，会试不第后，“主讲浙东金华书院”；又一年后，四库馆开，宰相以大臣言，推荐给皇帝，“上素知有戴震者，故以举人特召，旷典也”。由此知戴先生受挫而声名愈大。二人科举路上走得艰难曲折，但追求不止，奋进不已，虽有精神创痛，而志业之心不灰。人是要有这点精神的。     科举路上屡试不第带来的精神创痛，二人绝少直接记述，但在为他人作应酬文字的时候，若场屋失意也间接隐约地有所流露。戴先生于乾隆四十一年作《昆山诸君墓志铭》，诸君名世器字敬甫，勤苦为学，“然其后凡九应江南乡举，又以贡生三应顺天乡举，卒不遇。皇上南巡，壬午一与召试，既拟进呈，以小误疑沮，岂命也夫！君亦不自挫折，呜呼！今则已矣。”这是在铭诸君，字里行间，寄予无限同情，实亦借以抒不平之慨，“岂命也夫”一语，读来令人心酸。姚先生则尤不能已于言，从叔姚渭川又是学生，死后有《香岩诗稿》，为作序刊刻。序中叙其死有云，乾隆四十年春将应礼部试，鼐饯送之，酒中“君泪下曰，如此盛寒，方走三千里，俯就场屋，为门户计，诚非得已”。结果“是年竟黜”，“又一试，又黜，遂没京师僧舍”。这位乡试“名著于京师”的才士，“竟不获一第”而“郁郁早终”，惜之又惜。“为门户计”，姚鼐有切身之感，《复张君书》有云：“仆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于朝者。今者常参官中，乃无一人。仆虽愚，能不为门户计耶？”他家往日在朝做官的接连不断，高祖姚文然康熙时官于尚书，曾祖姚士基做过知县，伯父姚范中进士后为翰林院编修。但到他出生时家庭已经衰落，祖父早卒，父终生乃一布衣，所以“为门户计”，光宗耀祖，只得走科举之路，屡挫屡试，无怨无悔，故述从叔“为门户计”，也注入了自身之慨。当时应试考时文，但时文好也未必得中，姚先生有两位同乡，皆善时文，死后辑集面世，先生都为作序。序中都写到他们应试落第的不幸，左笔泉“三试不第，遂不复往”，“执先生之文”乃“凄然为之序”。徐六阶举于乡试，“余及乡人皆为之喜”，翌年会试，“不第而遽得疾，亡于京师，年仅三十余”。由此而发出慨息：“世之读者，以谓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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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必宜哉进士，而乌知为是文者，乃终身不遇哉？” “不遇”的言外之意可能是：不是自己一时失手，就是阅卷官看走了眼。清代科举考试用糊名制，应当说是公平的，公正的。有人考中，有人落第，还是正常的，戴、姚二公走过的科举之路极不平坦，对后人有激励，也留下了思索。
    二、师　友
    戴、姚的交往都为学术的，体现为师友之间。戴先生有《与姚孝廉姬传书》，与书时间为“乙亥”，“乙亥”为乾隆二十年，此时戴震33岁；姬传25岁，已中举，为孝廉，倾心戴先生之学，欲奉为师，并寄呈论文以求教。但戴先生婉言谢绝了，说：“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一年，“始，玉裁癸未请业于先生”，又“以札问安”，又有一札云：“在吾兄实出于好学之盛心，弟亦非谦退不敢也。古人所谓友，原有相师之义，我辈但还古之友道可耳。” “观于姬传及玉裁之事，可以见先生之用心矣。” “友” 有 “相师之义”，故主张行“古之友道”，而不好为人师，此即用心所在。姚先生有一《复鲁絜非书》，鲁是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此科会试，姚鼐是同考官，成了鲁的座师，后写信给姚鼐，欲从问古文法，有奉师之意，故复书有云：“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意与戴先生“友道”之说相合。
    戴、姚二先生行古友道之学术事，略记于下。
乾隆二十年戴与姚姬传书，末云：“承示文论《延陵季子》处，识数语，并《考工记图》呈上，乞教正也。”二人互寄论著，一是“识数语”即写了评论意见，一是“乞教正”。
这一年，戴有《与王内翰凤喈书》，说《尚书》“光被四表”，孔传“光，充也”，义本《尔雅》，以为“光”当作“横”，并说：“《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只提出假设，没有求证。两年后，友人为举两证，钱大昕所举为《后汉书·冯异传》“横被四表”，“姚孝廉姬传又为余举班孟坚《西都赋》‘横被六合’。”此事戴先生特记于与王凤喈书后。
    戴寄《考工记图》给姚乞正，多年后姚作《书〈考工记图〉后》，收在《惜抱轩全集》卷五，对其书给以评论，以为“推考古制，信多当，然意谓有未尽者”，并举倒论证。举例有“轸”字，说：“东原释车曰：‘轸，谓之收。’此非也。” “毛公曰：‘轸，收也。’谓与深四尺四寸，收于轸矣，非谓轸名收也。”接着说：“凡戴君说考工车之失如此，然大体善者多矣。余往时与东原同居四五月，东原时始属稿此书，余不及与尽论也。今疑义蓄余中，不及见东原而正之矣，是可惜也。”所说“同居四五月”，指在四库馆同修书时事。段玉裁注《说文》，于车部“轸”字下，先引“戴先生曰”，次引“桐城姚鼐曰”，然后按云：“玉裁按，以姚氏之说为完。”段玉裁是戴震弟子，但学术以求是为宗，故不嫌违本师说而从姚诂。
乾隆三十一年，戴震入都时，在苏州借朱奂所藏《礼记注疏》，此书为惠栋校出，“其字句不同处，今本脱去连行无考处”，先生为“一一完善”，并详记：“程太史鱼门晋芳，姚比部姬传鼐及玉裁皆临缮一部。”
    乾隆三十九年，戴震校《水经注》成，据《年谱》：“顾更正经、注，定于乾隆乙酉（乾隆三十年——引者），入都即以示纪文达、钱晓征、姚姬传及玉裁不过四五人。钱、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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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录于读本。”入都只送给四五人，其中就有姚鼐，姚亦为录于读本，被此信任而亲密，也见于此事。
戴先生作《深衣解》，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有珍藏本，首页上书名左记有两行字：“戴东原原稿”和“朱笔旁注后评为姚惜抱手笔”，书中，惜抱用朱笔增、删、注、批计30余处，篇末又用朱笔写了批语，长达200言，内有云：“解甚精确，唯论钩边如今所谓小襟此似误也。”书中又有墨笔写的眉批和旁批，多针对朱笔批注，有三处指朱笔为“误”。［3 ］这一事足见二人交相师的友道之深。
由二人相师友，推而广之，交及当时朝廷大吏、社会名流、学界大师，有意思的是所交者，有同与二人相师友，且不受门户之限，将友道推向极致。下略举数人以为例。
    段玉裁是戴震得意门生，传其小学，而又与姚鼐友善，注《说文》引姚说，姚又为段玉裁父作墓志铭，叹其“不遇于场屋”，而颂“君子玉裁遂以经学名天下者，君之教也。”
    孔广森从戴震受经学，传其测算之学。成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进士。此科会试，姚鼐为同考官，故又成了孔广森座师，此后即交往甚密。《惜抱轩全集》载有《复孔扌为约论褅祭文》《赠孔扌为约假归序》及《仪郑堂记》。孔广森字扌为约，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袭衍圣公，官翰林检讨，姚谓其将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虽郑康成犹不足以限之。但对他论禘文，以为“其论甚辨，而义主郑氏，则愚以为不然”，“苟有所疑，不敢不尽，非有争心也”。直言相规，甚合友道。
任大椿，乾隆三十四年已丑科进士，戴震弟子，传其典章制度之学。《戴震集》卷九载《与任孝廉幼植书》。幼植，大椿字，与其师书论礼，先生作此书箴之，指出“兄弟”与“昆弟”立文不同，义有异；并戒之：“毋轻议礼。”任大椿又与姚鼐交深，死后，姚鼐为作墓志铭，文载《惜抱轩全集》，内叙及二人相识相知，值诏开四库全书馆，姚、任都是非翰林而为纂修官，“鼐昔者与君本相知，及同处四库馆，则朝晡无不偕，有所疑说，无不相论证也。”
    金榜，字蕊中，一字辅之；歙县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状元，师事江永而友戴震，又友姚鼐。歙县方希原没后，金榜写信给姚鼐，请为希原作传。姚在传中说：“余始闻方希原之名自戴东原。东原为言新安士三：曰郑用牧、金蕊中及希原也。”东原赏善如此，足见深于友道。金榜作《礼笺》成，姚鼐为作序，时当嘉庆初年，戴已作古多年了。乾隆二十年戴有《与方希原书》，开头说：“得郑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学。” “郑君”当是郑用牧，由此知戴与金、郑、方友谊深切。
    毕沅，字秋帆。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状元，后为大吏兼资深学者，与戴、姚俱友好。乾隆三十二年毕沅出镇陇西，戴与姚皆作序送行，分见各自的文集。乾隆四十一年，毕沅以巡抚归西安，戴又作《送巡抚毕公归西安序》，内云：“时震抱疾，未能出户，而公步入隘巷，顾震于陋室中，坐久之。”相对语及“知人是务”，称“国之本莫重于民，利民病民之本莫重于吏，有一念及其民，则民受一念之福。”此语虽对大臣毕公言，有造福于民意，即今日读之，犹觉切要。
他如朱筠、钱大昕、王昶等皆一时名人，并与载、姚相友善。与高明交，本师友之义，得切磋之益，诚君子拓展之道。观上述师友间书序文字，有疑必辨，有过则规（不像时下名流为人作记序尽说好好），有求是之实，无贬损之嫌，这就是古之友道吧！
    三、学　术
    戴震是经学而兼小学大师，为皖派领袖。他的著作已收入《戴震全书》，主要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绪言》、《诗经补注》、《方言疏证》、《声韵考》等。他治学“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他的学问是从文字训诂入手，经“汉学”达到哲学大道。周予同说：“清代哲学家不多，戴震是一个，他沿着‘文字学——经典——哲学’的研究途径前进。” ［4 ］把经学的研究推进到哲学的高度。虽然他在科举上不得意，但他的学问及学术成就已名动在下，正如姚鼐在《赠戴东原》诗中所咏：“未必蒲轮征晚至，即今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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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京华。”“名动京华”名可与纪昀《考工记图序》合看。戴震初入京，“是时纪太史昀、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乾隆十九年）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声名由学术起，即此可知。
姚鼐是文人（古文作家）而兼学者，初从伯父姚范受经学。成进士后入仕，进四库馆为纂修官，不久辞官归里，复转为主讲各大书院，边教学，边创作，边治学。他治学也走文字小学路子。他有一首《读书难字过》诗，中有两句云：“义就三仓辨，形稽六体完”。“三仓”指流行于两汉的《仓颉篇》《训纂篇》《滂喜篇》三种教学童识字的字书，晋人合称为“三仓”。“六体”即六书。三仓、六体统指文字小学书。“三仓”偏辨义，“六体”主说形，而形、义统一在一字中。汉字是表意字，义在形，形见义，所以通经必明小学，不通文字学，研究不了经学，古人知道这个道理，故治学都得走这个路子。姚鼐文名大，学术反没而不显，但在学术上深造有得，著有《九经说》以及经、史、子、集等《笔记》。治学途径与戴相似。
    戴、姚二人学术立场不同，戴主申汉绌宋，姚遵宗宋抑汉。他们的这种学术立场，屡见于文字，是公开了的。姚鼐《复蒋松如书》说：“然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鼐往昔在都中，与戴东原辈往复尝论此事，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义不可以默焉耳。”又在《程绵庄文集序》中称：“惜其好非议程朱，所见大抵有似东原。”书序并提“戴东原”，论及“学术”，关乎汉学、宋学。当时汉学势力强大，故有“力小而孤”的感觉，但不愿保持沉默，故一再著文表明。
    乾嘉学派分吴派和皖派，都崇尚汉学，因学术立场、家法不同，姚鼐虽是皖人，但不属皖派，而是桐城派三祖之一。
    学术立场不同，不影响某些学术见解的相似相同。二人学术途径相同，而所求的目标也同，都为了得是。戴在《答彭进士允初书》中说：“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谓之有得。求杨、朱、老、庄、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谓之有得。”姚持有相同的观点，与孔扌为约书指明：“鼐于义苟有所疑，不敢不尽，非有争心也。苟不当，愿更教之，得是而后已。”得是即得学之真谛，犹今言追求真理。
    出于治学得是而后已，戴、姚都反对当时的不良学风：
戴先生言：“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
    姚生生说：“当明时经生惟闻宋儒之说，举汉、唐笺注，屏弃不观，其病诚隘。近时乃好言汉学，以是为有异于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能，亦汉之俗学也，其贤也几何？”
戴先生还说：“余尝谓学之患二：曰私，曰蔽。”姚生生又言：“夫圣人之经，如日月星之悬在人上，苟有蔽焉则已，苟无蔽而见而言之，其当否必有以信于人，见之者众，不可以私章徇也。”听见合，连用词也相同。治学“隘” “蔽”当缘于“私”，徇私则蔽，便不能见是而得之，自有害于学术。二公所批当日不良学风，以今视之，也不过时。
    义理、考据、词章之学的提出，不能不追溯到戴、姚二公。［5 ］戴在《与方希原书》里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此书写于乾隆二十年，时戴33岁，姚25岁。后来姚鼐作《述庵文钞序》提出了与戴相同的观点：“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 “述庵”，王昶号，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会试同考官，为姚鼐座师。二人相识时，王昶年才三十，考序中称其“老归”自定《文钞》，则已到晚年，姚也到老年了，由此知姚“三端”说后于戴“三途”说三四十年。姚作此序时，戴已逝世多年。二家所说，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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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创始之功；姚主三者统一，有发展之实。
   “理义”同义理，“制数”即考证，又称考据，“文章”又称词章。义理讲内容鲜明，考证言材料准确，词章求表达完美。若三者有偏，则视为不善，对此，二人都有微词。据《年谱》，戴震尝言“做文章极难，如阎百诗极能考据，而不善做文章，顾宁人，汪钝翁文章较好。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矣。”段玉裁因称：“盖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姚在《述庵文钞序》里说：“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了当。”又在《谢蕴山诗集序》中指斥：“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观此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意向了。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要说一下，戴震弟子孔广森在其居作一堂，取名“仪郑堂”，姚鼐为作记。王兰泉昶有一校书室，名之曰“郑学斋”，戴震为之记。孔、王都敬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故以“郑”“郑学”颜其“堂” “斋”。由于作记者学术立场不同，对郑学的看法有分歧，所以记文的旨意趣向便有异。《郑学斋记》有云：“有言者问：‘宋儒兴而汉注亡’。余甚不为然。”记文下即申其“不然”，以为“郑氏卓然为儒宗”，“师传不绝独郑氏”，“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追源斋名“郑学”为知学。“仪郑”，是以郑为表率，取法于郑的意思，《仪郑堂记》先赞郑玄“出汉经师之上”，然后笔锋一转，说“虽古有贤如康成者，吾谓其犹未足以限吾扌为约也。”王昶、孔广森都是汉学家，故戴、姚所作记文，皆暗含汉宋一学案在。

［注］
［1］姚鼐　《惜抱轩全集》［M］中国书店，1991，44。下引文除载明来源者俱见本全集，不再一一出注，从省。
［2］戴震　《戴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64。下引文除载明来源者俱见本集，不再出注，从省。
［3］王德中《戴学新探》［M］南京：南京大学学报，1991，357。
［4］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83。
［5］石云孙《桐城派研究论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1986，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