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重庆市首席经济学专家 姚树洁
【摘要】我们的研究结论明确反对片面强调腐败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润滑剂”作用，进而简单地认为“反腐败运动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我们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存在一条通过反腐行动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最优路径。
【关键词】反腐 经济发展 政治生态
最近两年，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反腐斗争是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引起了海内外激烈的争论。中国共产党敢于面对现实，面对腐败的严重性，在习近平等人的领导下，亮出反腐利剑，清除党内腐败分子，正在赢得人们的欢呼，正在营造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社会生态，不仅在政治上树立一个立得住、站得稳的共产党治理架构，更是创造一个公平、公义、和谐的现代文明社会，奠定牢固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习近平首次提出反腐“有利经济发展持续健康”
关于“腐败是否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已经引起习近平的高度重视。3月7日，习近平在江西代表团参加审议。他表示，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他强调，抓作风建设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他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严惩腐败分子是保持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必然要求。党内如果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污染。因此，必须做到有腐必反、除恶务尽。
习近平对反腐与经济发展的定调，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到底有没有更加科学的解释，来理解习近平的“定调”，才能让那些认为反腐会影响经济发展的人，有一个口服心服的认识？
在经济学研究中，腐败被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私人利益滥用公共权力。虽然政府官员腐败被各国法律所禁止，但人们对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却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是“有效腐败论”，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制度不完善的国家，腐败可以帮助企业绕开无效率的政府行政干预，从而降低了市场扭曲带来的成本而有利于经济增长。
与“有效腐败论”相对立的是“有害腐败论”。这一观点源自寻租理论，认为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掠夺之手”。腐败的非法性和性使其带来比税收更为严重的市场扭曲，使生产活动的回报低于寻租的回报，导致社会资源被配置到寻租活动中，而不被用于生产活动。
由于上述两种观点存在矛盾，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特征。腐败对经济增长和投资的负面影响程度取决于政府治理水平。
也有的学者认为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单调关系。在低腐败水平下，腐败能够起到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作用，但当腐败超过特定临界值时，腐败将不利于经济增长。有人认为在高质量政治制度的政府管理体制下，腐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作用，而在低质量政治制度的政府管理体制下，腐败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腐败有益于经济增长的现象仅仅适用于存在制度缺陷的国家，而在其他国家，腐败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必须考虑政府治理国家的能力和决心，考虑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官员的素质。在制度无效率的国家，腐败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在有效率的国家，腐败必然是拖累经济增长。
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并存，使有些人片面地认为经济增长离不开腐败。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推进反腐斗争，他们坚定有力地提出“有腐必反，有贪必惩”和“对腐败零容忍，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处”的决心。人们看到，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不是说说而已，他是说到做到。十八大以来，已经有60多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大老虎”被抓。就在今年两会期间，又有两只“老虎”被查，那就是新疆政协副主席粟智，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
另一方面，2014年的GDP增长只有7.4%，没有完成计划指标。因此，有人把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归咎于反腐斗争，大做文章，扭曲事实。
2015年2月1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以《没有腐败，中国经济体系能否运行》为题刊文，将中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与反腐败运动联系起来，认为严厉打击腐败减弱地方政府官员寻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使官员倾向于“不犯错误”，而不是“做出成绩”，割裂某些商人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大幅减少奢侈品、高档餐饮的消费，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
然而，从理性的角度考虑问题，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放慢有其客观原因。因为，在连续30多年的高增长以后，环境污染、人力和其它生产要素成本提高、经济结构扭曲，中国不可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所以，反腐斗争与经济增长放慢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尽管7.4%的增长速度不如前几年的两位数增长。但是，这个增长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已经是最好的成绩。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增长速度如下：美国2.4%，欧元区0.8%，日本0.2%，南非1.4%，俄国0.7%，巴西0.2%，只有印度的GDP增长速度与中国持平。从绝对量来讲，2010年中国的GDP突破6万亿美元大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GDP高达10.3万亿美元，人均GDP为7500美元。与2013年相比，绝对增量1.1万亿美元，等于半个印度（或半个俄国）全年的GDP。
要知道，中国GDP仅仅在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现在的GDP总量是英国的四倍，德国的三倍，日本的两倍多；是印度、俄国、巴西和意大利（都是世界前10名的国家）四个国家GDP的总和。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躲过几个世界性严重的经济危机，还能保持长时间、不间断、高速度的增长。如果说有，那就只有中国。中国的世界地位已经不可撼动，其制造业、商品国际贸易量，都已经超过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内外增长压力持续增加的前提下，中国依然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这在世界的发展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因此，关于“反腐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我们有必要用科学、综合、长远的眼光看问题，分析问题。
我们研究表明，腐败程度会受到反腐力度的影响，反腐力度加大，腐败成本也加大。长期来看，持续高强度的反腐能遏制腐败的滋生。因此，可以通过研究反腐力度这一外生的政府决策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另一个侧面重新审视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腐败、反腐败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们将腐败程度、反腐力度以及两者之间的交叉项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模型，假设腐败程度在短期内不发生变化，使用动态面板数据差分方法，对2000年至2014年中国各省反腐力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反腐斗争，在短期内也许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却对经济增长有利。这一结果，与习近平的论断，不谋而合，绝对不是一种巧合。
我们认为，反腐斗争在短期内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经济增长，是因为许多官员还没有适应“新常态”。也有一些官员已经腐败，害怕被调查而采取一切办法“不作为”，或者故意“乱作为”，从而导致一些必须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到位。
另外，“八项规定”、反“四风”、高压反腐斗争的深入，使许多服务行业，尤其是侈靡的服务行业，例如像东莞那样的色情服务，以及高级宾馆和餐馆的服务，大大降低了，从而多多少少影响到了GDP的增长。
但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高端服务”，“色情服务”和“腐败服务”对GDP的作用呢？首先，这样的服务对民生没有什么好处。其次，这些服务萎缩，有利于中低端大众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推动GDP长期、稳健的增长。
我们不能因为短期的一些“消极”现象，就得出反腐不利经济增长的荒唐结论。因为，短期、局部影响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小部分。这是在腐败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才发生的。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当前的腐败程度比较高，因而，反腐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反腐斗争打破了既有的经济社会生态，而新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的缘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后来，习近平提出“四个全面”，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习近平不仅强调反腐，他更强调法制建设，更强调民生和从严治党。
在增长压力面前，中国政府信心强，目标清楚，实现目标的手段明确, 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用三个“双”字来设定目标，面对困难，顶风前进。第一个“双”就是，“把握好总体要求，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第二个“双 ”就是，“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的“双结合”。第三个“双”就是，“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
有了改革的信心, 有了体制机制建设，就能使反腐斗争达到最终提高共产党治国的信心和能力，就能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如果加上工资制度改革，用人和提拔官员的制度改革，加上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保护个人的财产，腐败在中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将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对经济增长不起任何作用。
“大道至简，有权不能任性”，“法无规定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新一届中央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审批权限，不仅可以为企业和个人松绑，也可以提高政府的治理效率，进一步降低腐败，这些都是“新常态”下的体制机制建设，它将打破原来严重腐败的政治社会生态，为今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体制机制保证。
正因如此，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反腐斗争会逐渐使市场自由竞争取代腐败活动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因此，只有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才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我们的敏感性分析表明，只要把目前的腐败程度降低一半，反腐斗争就会刺激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发现。
同时，反腐斗争，降低腐败程度，也有利于社会公正、公平和政治稳定，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而这些有利方面，却无法通过现有的数学模型来估算。
我们的研究结论明确反对片面强调腐败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润滑剂”作用，进而简单的认为“反腐败运动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的观点。我们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存在一条通过反腐行动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最优路径。
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腐败运动，一方面将重构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直接提升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和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反腐斗争增大腐败成本，有利降低腐败程度，因而间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我们的研究结果为中共十八大以后的反腐斗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①《没有腐败，中国经济体系能否运行》，《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11日。
[责任编辑:康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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