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童子军（资料图片）
我出生在昆明。刚满两个月时，我父亲的假期已满，必须返回广州继续他的学业。母亲无奈，只得带?我住回了娘家。
在外公家，我度过了愉快的童年：两位老人十分疼爱我；仅比我大三岁的小姨和我很要好；外公家宽敞的楼房和一个大院简直是我俩玩耍的天堂，令我难忘！
我们也常听到大人们谈论局势：如日本鬼子的不断入侵，我国军民的奋勇抵抗等等。母亲甚至还教我俩唱会了几首抗日歌曲，并讲解歌词的内容，但我对抗战的认识仍然模糊。毕竟我太小，周围的环境又太祥和安宁了……
对我幼小心灵伤害最大的，是日寇飞机的残暴轰炸。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敌寇飞机首次闯入并袭击了昆明。
当时的
中国积贫积弱，何来飞机抵抗？政府当局对空袭所能做的，首先就是发警报：在获悉日机有动静后，便在昆明市中心最高的地方—五华山的瞭望台上挂起一个很大的红球，称为“预行警报”。老百姓看见后就开始准备躲避。若是敌机起飞，一声吓人的汽笛大鸣长鸣，瞭望台也挂出两个红球，这是空袭警报，报告?敌人已经出动。如果汽笛短促而急切地、令人心惊地鸣叫不已，则是紧急警报了—敌机已快到昆明上空了！所以人们总是一听到空袭警报就慌忙往城外逃。
那时我家住在小西门附近的连陞巷，父亲天天在外上班，总是母亲揹?我们“跑警报”，和附近居民一样经小西门出城。当时城门洞是唯一的出口，为百姓能快速出城，当局还在城墙上打开了几个口子。我还清楚地记得每次跑警报时，母亲总是用背被揹?不满半岁的大弟钟华，一手紧牵?我，另一隻手拉?男帮工老赵，随?人流快步往城郊逃去，满脸的紧张惶恐……当时，外婆因年纪大，又是小脚，她带?小姨已到距城西约三公里的农村西坝租农舍住下了。不久，昆明市内多处遭到敌机轰炸，住在城里已很不安全，于是不少城里人都迁居四乡。大概在一九三九年初，外公、两个舅舅和我家的妇孺也住到了西坝。父亲则是两边住。
这段时间，日本鬼子的空袭从未间断过。我还记得村里住?一位消防大队长，每逢警报响起，城里人正往乡下逃命之际，他却骑?摩托车飞快地奔赴城里执行任务……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他这算忠于职守呢？还是他根本就不该住在西坝？那时昆明根本谈不上空防，大家都说是“抱?手地挨炸”。
一天上午，我和小姨正在田间玩耍，听说离小西门城墙不远的苗圃被炸。我们俩竟瞒?大人立即跑去观看，果然看见了不少死难同胞。有的血肉模糊，有的脸色死灰，身旁还散落?包袱、水壶等随身物品。有人还看见远处树上挂?人的腿、手臂和肠子……我那时年纪小，也不知道害怕。听一旁的长者说，这些人是在跑警报的途中遭敌机轰炸和机枪扫射致死的。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敌人的暴行，在我稚嫩的心中激起了对日寇的仇恨，耳边还响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样的歌声。那些我牙牙学语地学会的抗日歌曲，此时竟在我胸中活起来了。我似乎有点明白什么叫“抗战”了。
之后不几天的一个下午，敌机又来轰炸。全家老少都躲进农舍后刚修好的防空洞，紧张而气闷地等到解除警报后才敢出来。听说这天市区被炸得很厉害。大家议论了一阵刚散，便有一位住在城里的亲戚赶来报信：外公在市中心柿花巷的房子已整所被炸毁了！柿花巷因距省府所在地五华山很近，这天鬼子轰炸的目标是五华山，投下了无数炸弹，有一枚正正地落在外公的房子上—这一噩耗顿使全家陷入了沉痛和悲愤；外公闻讯后，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连几天他都沉默不语，不思饮食。这个打击对他太大了。外公家在柿花巷已住了三四代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外公将他多年积蓄的一大半用来翻盖了这所老宅，计划在此安度下半生。现在这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这房子也铭刻?我那美好童年的记忆，我是多么地留恋它啊！日寇的罪行在我心中播下了深深的仇恨—残酷的现实使得我这个不省事的孩子开始懂得了什么是国恨家仇！
当时传唱的一首抗日歌曲有这样几句歌词：
种籽下地会发芽，
仇恨入心也生根。
不把敌人杀乾净，
海水也洗不尽那心头恨。
是的，无数遭受日寇蹂躏、摧残、迫害的人民，千千万满腔热血的爱国同胞，都在祖国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奋起和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
就说我家的亲人，也为抗战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母亲有个堂舅叫丁图远，是位军人。当年他常来拜望外公外婆，我因而有机会见到这位身?军服的长辈。尤其是他那套斜挂在身上的武装带和一双特别有神的大眼睛，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后来听说他随第六十军（滇军）开赴前线，参加了名震中外的臺儿庄战役并牺牲在那里。外公和全家人闻讯后都赶去看望他妻子，母亲也带我同去了。只见他家墙上挂?他的遗像，还是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斜挂?的武装带……不久前，我翻阅二○○二年编纂的《云南省誌．人物誌》时，发现里面有一个专栏名为“抗日战争滇军阵亡将士名录”，丁图远三个字就跃然纸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啊！
我的五叔姚济是位年轻的中医，他研製出的中成药“神效散”，竟和云南白药一起，成了六十军每位战士随身必备的药品！这是五叔自己也未料到的。五叔年仅十五岁就看病，每天要诊治百多名病人，其中不少人来自边远县区，十分穷困。为使贫困地区的病人能尽快而方便地得到急需的药品，他苦心钻研，用自己看病积攒的钱研製出了能预防和治疗一些流行病的“神效散”，并免费赠送给边远地区和农村的贫苦百姓，深受欢迎。人们遂称此药为“姚济神效散”。当时此药竟能直接为抗战服务，减轻战士们的疾苦，全家人都深为振奋。后来我还在史料上看到，在滇军阵亡将士的遗物中，常能发现姚济神效散。
就连我们小学生，也出了小而又小的一分力量。那是一九四0年我们在西坝读小学时。一天，学校发给每个学生若干精緻的小国旗去义卖。校长说，义卖得的钱交给校方，汇总后支援抗战。我和小姨都兴奋地领到了不少小旗子，回到家中两人便首先向长辈发起进攻。于是，外公外婆，我父母和两个舅舅胸前都被别上了国旗。弄到不少钱后，我俩又分头到田间小路上去拦截行人买旗。但因出动的学生太多，行人大多已别?旗子了。母亲便出主意让我们到她外公家居住的邻村弥勒寺去试试。我们刚进村，便碰到前来追求我表姨的孔先生。他衣?笔挺，满面春风。我俩便不容分说地往他那呢子上衣的前胸上插了许多小国旗，远看有点像挂满了勋章。他一面微笑?听我们宣讲爱国的道理，一面慷慨解囊。
一九四一年，我父亲姚蓬心奉调赴蒙自县滇越铁路医务处培训军医。当时前线急需军医，培训对象以团、连的医护人员为主。讲授内容既针对战场上常见的传染病、多发病，也包括战地的急救措施（如止血、包扎、固定和转移等）。军医们学完这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后便立即奔赴火线。这短训班安排为三个月一期，一共举办了四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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