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姚慕莲二三事

姚波

关于姚慕莲二三事
(2015-08-08 19:18:21)

姚宝燕

姚慕莲名福同，其祖先曾任河道总督。慕莲本人亦曾于清末年捐资获二品衔，任颐和园电气总监。于五十寿辰（在上海）时，曾将清宫所赐福字匾额等展示于众。今嘉兴电控厂附近有名汪洞里地方的小姚坟，墓前有石人石马，气派甚大，曾为昔时小学生春季郊游之所；又三塔茶禅寺西有大姚坟，均为姚氏之祖莹。
辛亥革命后，姚氏寓居上海。与人以80万元两银元向财政部申请接办旧上海城区公办自来水厂，发行股票，改组为内地自来水公司，拥有大部分股权，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因经营得法，公司颇有盈利，在租界内置有房屋多处。抗战胜利后，经济一落千丈，所有公司股票出卖一空，仅靠公司薪金生活。受上海天主教主教陆伯鸿影响，信仰天主教，时至天主教堂作弥撤，至解放后死于上海寓所。
慕莲有子女各一。女名姚稚莲，曾在南京路上海女子银行任行长，嫁南浔富翁徐冠南之子为妻。抗战发生后，银行停闭，偕夫婿同去香港，不复回沪；子姚仰高不事生产，孙数人中有一人太平洋战争胜利后为美军翻译，同去日本，不知下落。
慕莲能唱京戏，曾彩排演出《梅龙镇》一剧。恋当时女京戏演员瀟湘云，纳为侧室，生有二女。后瀟离去。
    嘉兴姚庄路姚庄系其婶母所居，人称姚家太太。每至冬季，有施衣施米之举。抗战前逝世时，慕莲特从上海赶回，为之举行大出丧。姚庄内有帐房总管孙涵仁。姚氏在禾产业计有：众安桥人和当、塘湾街（今北京路）协管当及南汇镇之代步当三家，抗战前后陆续闭歇，另有房产多所。西丽桥原有嘉兴第一公墓及相连之第二、第三公墓，均为姚慕莲所创办，“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原址建制药厂及烈士公墓。
（写于1983年）

姚波

姚慕莲
姚慕莲(1876-1950?)，名福同，嘉兴人。姚氏家族世为富商，其祖姚文楠清末曾为布政使衔记名道员，其兄姚寿同曾任二品衔户部郎中，慕莲清末亦以捐资获二品衔。


历任颐和园电气总监，署直隶石景山同知，邮传部参议，北京电报局总办，浙江铁路公司理事，嘉兴县民团团长、嘉兴县商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监事，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衡通钱庄董事，上海华商电气公司董事等职。于1915年接办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一生主要活动在上海。1922年1月22日，在报端发表退职养病启事，辞去丰盛实业公司董事，新闻报馆董事，嘉兴会馆董事，上海县商会副会长，南北救火会副会长，汉冶萍公司股东联合会评议员及各处慈善公益机关名誉会董、会员等职。1923年，杭、嘉、沪等地教堂在乍浦出资购买山地沙田，当地居民与各教堂发生冲突，致使10余人被捕。为平息风波，杭州督军卢永祥委派姚慕莲出面去乍浦调查解决。慕莲当时任上海沪南工巡捐局副局长(1922年11月--1923年5月;1923年8月又被委任局长之职)，偕各教堂司铎及陆伯鸿赶赴平湖。在其斡旋下，风波得以平息。其在嘉兴的产业，计有典当3家，抗日战争前后陆续闭歇。房产有姚庄路姚庄等多处。1924年12月，上海地方团体推举姚氏代理上海县知事。创办有嘉兴原第一、二、三公墓。早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与其兄曾把田地1000余亩和市房一所捐为氏族公产，创办义庄，得到当时朝廷建坊旌表。1923年，在嘉兴西门内建造祠堂及义庄公所，开祭时，收得礼金3000余元，捐充嘉兴育婴堂经费。又西门外(今嘉兴青少年宫附近)原有大小姚坟，为姚氏祖茔，墓所临水造园，小有花木，名"又一村"，春时游人颇多，今已无存。嗜京剧，能演唱。抗日战争胜利后，经济一落千丈，依靠薪金生活。其时，慕莲成为天主教徒。病死于上海寓所。

姚波

最早的华商自来水厂
2012年04月05日09:19南方都市报张忠民

[导读]清政府的上海道台衙门以及上海地方士绅，都希望在华界南市地区，能够兴建一家由华商自行开办的自来水厂，由此来实现向南市华界民众的供水。

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的水池。

上海始有自来水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之后，英法等国相继在上海设立了英租界、法租界。为适应租界西籍居民的城市生活，煤气、自来水、电灯等近代城市公用事业开始在租界出现。上海最早的自来水厂是1875年由洋商格罗姆等人在杨树浦开设的供水公司。此后，历经周折，1880年，英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又称上海英商大英自来水公司）正式开办，并且在杨树浦原水厂旧址开始建设新厂。1883年6月29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莅临水厂，亲为启动进水阀门，以示水厂机器开始运行。1883年8月1日，水厂正式开始供水。然而，大英自来水公司自设立之后，供水范围持续向越界筑路地区扩展，但始终未能向地处华界的南市上海县城厢居民及商家供水。1895年，法租界公董局也开始筹建法商自来水厂，开始时也曾经有过向华界南市供水之议，但最后亦不了了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政府的上海道台衙门以及上海地方士绅，都希望在华界南市地区，能够兴建一家由华商自行开办的自来水厂，由此来实现向南市华界民众的供水。

华商自行开办的自来水厂

1897年2月，几经酝酿并经上海道台刘骐祥批准，上海邑绅曹骧推举怡和洋行买办、广东商人唐杰臣和杨文俊等人发起，正式在上海华界南市开办华商自来水公司。公司计划招集股银30万两，其中由发起人认购股银20万两，另外向社会各界招集股银10万两。为了区别于英租界、法租界已有的外商自来水公司，特意取名为“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公司在与江南制造局毗邻的高昌乡近高昌庙的黄浦江畔购买了40亩土地，作为建设自来水厂的厂址，水源直接取自于黄浦江。工厂办公楼设于大码头街外马路口。

经过长达5年之久的筹备、建设，1902年6月，水厂终于正式建成并开始出水。自来水厂共计建有浑水池2座、高池1座、砂滤池6座、清水池1座、锅炉4台，另还安装有进水泵机4台、出水泵机3台；输水管最大口径为16~18吋，日可供水量约为9000立方米。(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然而，由于水厂在建设过程中因为埋设水管损坏民居不得不支付赔偿，以及建成供水后又经营管理不善，公司在开办六个月后，经营亏损即达白银95万余两。公司不得已只能以水厂的机器设备以及厂房等全部产业为抵押，向德商瑞记洋行借款，以维持营业。

官办抑或商办

1903年2月，以德商瑞记洋行为主的外商债权人以索讨债权为由，要求将自来水公司抵债给外商，由外商经办。上海地方人士闻知后，随即要求上海道台予以维持。时任上海道台袁树勋深感华商水厂交由外商经办，既有不甘，亦有不妥。于是就以水厂向洋行抵押借款未曾向官府呈报，以及公司办理不善为由，委上海地方士绅李平书接办经理水厂。

李平书接受此任后，即在上海道台的支持下，“行县督绅筹议，以地方善举存典之项”公款白银10万两移存公司，以此先行清还瑞记洋行借款。接着，又逐一偿还了公司所欠英商耶松船厂以及日商横滨正金银行的借款。紧接着，李平书又改进经营管理，水厂营业渐见起色。到1904年，水厂不仅新建成大码头水塔，还排设了直径达400毫米的出厂水管，水管铺设陆续经大小东门至城外繁盛之处。随着供水范围的不断扩大，水厂营业额也逐渐上升。1907年初，公司月营业收入额一度达到近万银元。

然而好景不长，1907年5月，李平书见公司经营渐见起色，即行辞去公司经理一职，另由广东商人刘学询出任总董，水厂经营由此再度陷入低迷。到1908年10月，公司累计亏损已经高达银元158万元。刘学洵遂以公司积亏甚巨为由，议将公司转售外商经营，但是遭到上海地方官员的阻止。两江总督瑞澂为此特意致函上海道台蔡乃煌，筹议或将自来水厂改归官办。具体办法为：核定自来水公司的建设成本为九八规元银125万两，先由各官、商筹款后借拨给公司，公司按月支付年息7厘，日后再由公司招集股本，偿还借款。在先期所筹借的款项中，有上海道台衙门担保的广西官银号白银3万两，清廷商部生息库银20万两等等。而拟议中试图招集的规银125万两股本，虽经总工程局各董筹议，将此股本分派各业商人认购，但首次认购结果，如城厢内外救火联合会、米业、油豆业、钱业等机构及商人所认购之股，也不过区区数十万两而已。不得已而再次动员上海南北商会各议员、会董，各业商人设法认购，但仍然难以足数。(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与此同时，此前曾经营水厂有方的上海士绅李平书再次被任命为公司总董，从1909年2月16日起，再度接办水厂，全权负责水厂的经营事宜。李平书再次接办后，一方面添置机器，增铺水管；一方面积极改善经营，扩大供水范围。不久后，水厂经营即稍见起色，每月水费可收银1 .4万~1.5万元，但除去开支外，仍不足以支付公司借款利息。(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辛亥革命后，1913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大清银行清理处及清理沪关公款处，以水厂欠款久拖未偿为由，拟对公司提起诉讼。财政部决定于1915年3月1日起，将公司收归官办，后见水厂资产仅值白银40万两，又决定改由招商承办。经上海绅商陆伯鸿与嘉兴商人姚慕莲竞争，最后嘉兴商人姚慕莲以银元80万元总价，以及先行缴纳30万元的竞购条件，在1915年10月向北京政府财政部购得水厂。公司也由此而更名为“商办内地自来水有限公司。”

以此可见，在时事艰难之近代中国，兴办实业之艰辛、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