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西南联大 抹不去的记忆

姚波

[纪念抗战]西南联大 抹不去的记忆

2015-08-13 14:56:00   来源：云南日报

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纪念馆一组反映西南联大的雕塑 记者 禹江宁 摄

描绘抗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

战时昆明，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子，群贤毕至。西南联大——如灿烂群星，辉映边城。他们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传道、授业、思索、研究、写作、创造，养成了一大批学界精英，文化血脉得以传承延续，成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辉煌。

作为学者和作家，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余斌，2003年出版了《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一套三卷书，以他在昆明历时多年的寻访为线，以抗战时期居于昆明的文化人散落四方的住处为点，重现了诸多文化人的寓所行止，日常起居，揭示当年昆明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风景，一如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化地图，用当代文化研究者的眼光，笔触温润怀旧，满眼战时风雨，读来兴味盎然。

近日，记者见到了余斌教授，他欣慰地告诉记者：“这套书今年新出增补修订版，云南人民出版社将于近期推出。”谈到当年的创作初衷，余斌教授感慨良多。

从1993年起，余斌教授以课余时间，不辞辛苦，走街串巷，远赴郊野，费心费力地四处寻访抗战时期许多文化人，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和作家在昆明留下的遗迹、旧居。仅昆明北郊龙头村及附近的棕皮营、麦地村、司家营、落索坡一带，当时就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北平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工作站，租用当地的一些寺庙、祠堂、民舍，作为工作处所和居所（少数学者在该地自建房舍）。在那里住过、工作过的著名人物，就有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政治学家钱端升，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吴晗，语言学家李方桂、罗常培、王力，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赵萝蕤、光未然，音乐家查阜西、赵沨等等。在昆明的大西门、文林街、青云街一带，如今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一幢民宅，当年也藏龙卧虎，常有风云际会，高人出入。“世事沧桑，人去楼空。如今，那些房屋，或历经风雨，朽烂拆除，或遇改建，面目全非。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对那些文化人的文化建树，已多有描述与探索，但那些留下过文气墨香的老屋，那批文化人当年的俭朴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怎样过日子、做学问，等等……却仍少有人去涉及。我所做的事，就是把当年的事件、情景、文化生态作尽可能的还原，留给后人永久的记忆。”

这套书分为“学人与学府”、“文人与文坛”、“文化与生活”三卷（新版合为一册），既写了《朱自清昆明遗踪》《文化巷十一号》《龙头村：冯友兰和他的犹太人邻居》，又写了《钱钟书何以离开联大》《说说吴晗的另一面》《从金岳霖跑警报说起》《西南联大的红楼热》《冰心、林徽因在昆三年似无往来》《傅斯年与闻一多》《中国通费正清》《冯至在昆明》，还写了《沈从文为什么有自卑感》《光未然在昆明》《林徽因在巡津街》《曹禺、闻一多联手推出〈原野〉》《楚图南的〈路南杂记〉》等等。

余斌教授说自己写的是文史随笔，“这些随笔虽说该文就文，但绝对排斥虚构，虽达不到文史资料的亲历、亲见、亲闻要求，却也不是绝对的局外人。我的童年、少年恰与抗战时期的昆明重合。经过这二十多年对相关文字资料的梳理和研读，对当年旅居昆明的文化名人行踪的实地考察、考证，我的少年记忆激活了，许多的文字碎片和记忆碎片拼合起来，力求使七八十年前的一段史事呈现出一定的清晰度和现场感。书中，有我的乡土情怀，有我对那一段少年时光的一往情深。”

余斌教授谈起了当年这些文化人在云南所作出的贡献。

早年留学德国，获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的冯至，后来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冯至在昆明金殿背后杨家山写的《十四行集》一改他20年代的诗风……在冯至、卞之琳及外文系别的几位中外教授的影响下，中国新诗的第二个现代主义浪潮在西南联大兴起……

沈从文在昆明完成了此前已开始动笔的《湘西》的写作，创作了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同时继续写作和发表别具风采的文学评论。

梁思成到昆明后，第一件事是恢复“中国营造学社”（建筑学会）。在建筑设计方面，林徽因首先是与梁思成一起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林徽因另为云南大学设计女生宿舍映秋院。更重要的是，林徽因为梁思成未来的巨著、世界第一部《中国建筑史》进行必要的准备。

抗战时期昆明话剧舞台活跃，曹禺与闻一多联手将《原野》推上昆明舞台，在昆明话剧运动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

此时，窗外的细雨下个不停，余斌教授说起了《林徽因对昆明的最后记忆》：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

姚波

钱穆教授著书处

一块碑与一部书

宜良县的一帮文化人商量许久，作出了一个决定：在城侧的岩泉寺立一块碑，碑文详尽记述70年前一个学者在这里著书的经过，让后人既不忘记那场战争，也永志这位学者在艰苦岁月中对中华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在宜良县，这就是一本书和一个人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个人就是钱穆，这本书名《国史大纲》。

宜良文化人郑祖荣等曾为这块碑的镌刻四处奔走，如今，由郑氏撰写手书的《钱穆教授著书处》石碑已巍然屹立在岩泉寺大雄宝殿前，每天观者络绎不绝，亦然成为寺里的景点。碑高1.4米，宽0.7米，放置在两级底座上，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钱穆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华西、江南各大学教授，曾参与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一生著作等身，行世著书有《国学概论》、《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等60余种，是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穆随学校迁入云南，在组建的西南联大任教。当时，联大文学院设在蒙自，钱先生在文学院任教授，对学校教材紧缺一事殚精竭虑，拿起手中的笔，凭借深厚的学养，续写数年前旧著《中国通史纲要》，以充学生教材。这部书的撰写非常不顺利，因为他和其他师生一样，几乎每天都要躲避日军飞机轰炸，断断续续，几不成篇。1938年秋，文学院搬回昆明，钱先生为了尽早成书，仍留在蒙自著述，但那时的蒙自日日警报长鸣，著书成为见缝插针的事，苦不堪言。9月，宜良县县长王丕仰慕钱先生学问，邀请其前往宜良静心写作，并为钱先生在岩泉寺找到一座僻静的居所，钱穆欣然前往，并在此居住了近一年，完成了著名的《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著述，他与县长间的友谊，一时传为佳话。

说是住在岩泉寺写书，其实也不是天天能来，因为钱穆先生每周都要在昆明给学生上课，只在不上课时来岩泉寺小住，每周不超过3天。但在钱先生看来，这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了，因为日本人轰炸昆明的次数远远超过宜良，使其静处山中，专心学问，对王县长非常感激。著书余暇，钱先生曾到西浦温泉沐浴，进宝红山中买茶，到县立中学为师生演讲，流连宜良街头品尝烤鸭；学人汤用彤、贺麟、陈寅恪、姚从吾、李珽等偶来探望，高朋满座。钱先生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抗战胜利后，钱先生曾回到宜良重游岩泉寺，晚年多次托付其侄钱伟长来宜良看望旧友，宜良的岩泉寺，给先生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

1939年6月，53万字的《国史大纲》一书著成，送至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再版无数次，成为研究国史的扛鼎之作，拜读者不计其数。

姚波

梁思成、林徽因旧居及金氏耳房

林徽因的昆明时光

半个多世纪前，在昆明北郊的龙泉镇附近相邻的几个村庄，散落着朱自清、闻一多、梁思成、林徽因、冯友兰等文化名人抗战时期居住过的旧居。当时为躲避日机对昆明的轰炸，西南联大的教授和文化界的学者们，纷纷从城内搬到城郊外的乡下租房居住。斗转星移，70年过去，这些留下过大师们足迹、散发着文化气息的旧居是否还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与梁思成共同设计建造的“爱情样板房”现状如何？带着内心深处的种种疑问，我走进了龙泉镇棕皮营，追寻她当年留下的印记。

一边回味着林徽因优美的文字，一边在棕皮营村仔细寻找两位建筑学家的居家小院。在村子尽头的拐角边，一群小楼的缝隙中，见到高高围墙上那锈迹斑斑的两扇大门。门外一片芜杂，长满荒草，显得凌乱不堪。紧闭的大门再次挡住我前行的脚步。迫不及待地走上前去敲了敲门，朝着门内叫了几声，但四周一片寂静。隔着门缝向里面张望，只见正对大门方向是一幢尚未完工早已荒弃的4、5层楼高的建筑，右侧不远的地方有两间白色小屋，显然就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旧居，而近处的小路已经被杂草湮没，或许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

1938年梁思成、林徽因滞留此地，由于不知道战争何年何月结束，归期遥遥，于是决定为自己设计和建造一所住房。然而这对流落他乡、囊中羞涩的梁、林二人来说，无疑是非常艰难的。虽然他们以建筑学家的眼光，将自建住房选址择在村边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这里茂林修竹、田畴水塘，景色就像一幅优美的画。为了搭建这所住房，他们耗尽了所有的积蓄而处于窘境之中，“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次年春天，房子终于建成。新屋与周围的农舍相仿，全是平房，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中间隔一通道。纵然是几间简陋的平房，也处处显示出两位建筑大师的精妙设计。房屋的窗子比当地其他民房大若干倍，具有良好的采光。卧室和起居室铺上了木地板，客厅砌起一个小小的壁炉，简陋之中不失奢华。看着自己亲手营建的自家小屋，林徽因异常兴奋，在给美国友人信中的字语间流露着喜悦：“我们正在一个新建的农舍中安下家来。它位于昆明市东北八公里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

就是在这里，70年前，林徽因度过了一段恬静而惬意的时光。她在屋前的院子里辟出一块菜地，种上各种蔬菜。每天起床后便清扫庭院，做饭洗衣，浇菜锄地。有孩子、丈夫和好友陪伴，日子过得既平淡又充实。她也常常用诗人的轻灵来书写这平淡的生活。据说林徽因写诗常在晚上，点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色睡袍，在莲灯微光中寻找灵感。只是不知在棕皮营居住的两年间是否延续着这样的雅趣。而友人金岳霖不远千里追随自己爱慕的女人而来，在梁家住宅旁加个“耳房”与梁、林比邻而居，三人和睦相处，演绎着一段匪夷所思的情感故事，并把爱情友情保持得如此泾渭分明，至今让人唏嘘不已。在她的《除夕看花》、《茶铺》、《小楼》等作品里，浮现出她当时在昆明生活的影子和对生活的热爱

另一方面，战争的阴影却仍然随时笼罩着一切。这段时期，林徽因生活得很苦很累，自己有病，梁思成又经常外出，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照顾子女的重担都落在她羸弱的肩上。林徽因虽然是名门闺秀，留洋才女，但她并不娇嫩，她仍然忍受着病痛，将身体比作一辆在滇缅公路上磨到焦头烂额的车子，“一星期来往爬四次山坡走老远的路”到云大教授英文。一个月的酬劳有四十几元法币，而买工作不可缺少的皮尺就用掉了23元。但生活似乎没能消磨掉她的意志，陇海线的激战，让林徽因兴奋无比。她写信给沈从文：“我真想在山西随军，做什么自己可不大知道！”

沿着房子周围的村子转了一圈，在村西口见到有条干枯的河渠，岸边有一个需要两人合抱的大树，这棵大树应该是当年那段抗战历史的见证物。村口几个小桌子边上围着几个老人在打牌，一打听，有一位段姓老人是1937年出生的，是村上的人，我问他是否知道梁思成、朱自清、闻一多，他倒是非常清楚的，并指点我这些人的故居处。我说当年你是否看见过这些知识分子在村里面进进出出。他说：“当时年纪太小，记不得了！”

当年日军的飞机经常轰炸昆明城，相对在郊区的棕皮营，也许还是能够获得一份安宁的。

姚波

[纪念抗战]西南联大 抹不去的记忆
2015-08-13 14:56:00   来源：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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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龙头村的史语所驻地

寻访史语所遗踪

史语所的全称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创办于1927年，下设历史、语言及考古三组，陈寅恪、赵元任及李济分别担任主任。

史语所的学术代表的是中华国学学术研究最精深的领域之一，历史组、语言组且不说，单说考古组，这里面的学术辉煌，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考古学是建立于近代的一门新学科，特别是甲骨文发现以后，有关殷商时期的学术研究成为了显学。从1928年开始，当时的中央政府组织了15次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前后历经十年，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爆发而被迫终止。抗战开始后，保存有数万片甲骨的史语所和正在规划中的中央博物院向西南迁移，经由长沙、桂林、越南海防等，一路舟车劳顿，于翌年初到达昆明。

云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西南联大史研究专家陈立言告诉记者：史语所在昆明几年，曾先后或分头在拓东路663号迤西会馆、青云街靛花巷3号、竹安巷、龙头村棕皮营响应寺和弥陀寺（含东岳宫、观圣宫）、龙头书坞以及瓦窑村普慧庵办公。

史语所保管的1132箱考古文物和文献价值连城，但庞杂而沉重，特别是那些“国宝”甲骨，怎样才能确保安全，这是史语所同仁所面临的头痛问题。来昆明的路上，文物文献在李济、董作宾、李方桂等的“押运”下，一路颠簸，专家们担惊受怕，生怕“国宝”有什么散失。来到昆明，史语所的大师们一方面在日机的轰炸声中，蜗居于简陋的办公场所坚持学术考证和研究，但如何安全地保存那些贵重沉重的殷墟文物，也颇让学术大师们费尽思量。

在龙头村，记者听到当地村民回忆老一辈口传下来的一段当事人有趣的回忆：当年史语所为防止殷墟考古发掘的古物在南迁的过程中被人盯上，便将它们装在了几口大楠木棺椁中。就这样几口巨大的棺椁在几队士兵和一群教授、研究院的“护送”下被带到了昆明龙头村，一些村民或路人远远的望去只见几口巨大的棺椁，误以为是送葬的队伍，怕惹上晦气，远远绕行，反倒是为史语所省却了许多的麻烦。到了龙头村后，史语所没有充足的人力轮番看守这几个巨大的棺椁，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傅斯年听后大加称妙。在一个大雾天气里，史语所的几个人将棺椁按照送葬的方式下葬到龙头村稍微荒凉之处，并修好坟茔。村民皆以为是有人辞世而出殡。后来史语所迁离龙头村搬往四川李庄时，几只巨大的棺椁亦随史语所迁离……

如今，记者去寻访当年史语所的旧址，由于城市改造，迤西会馆、靛花巷、竹安巷、龙头书坞以及普慧庵都已经消失在城市的一片喧嚣之中，唯有位于盘龙区龙泉办事处宝云社区龙头村宝台山宝云小学旁的史语所旧址（弥陀寺，含冯友兰旧居）依然基本完好地保存着，几年前，被公布为昆明市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正在进行维修。

在抗战烽烟中，以史语所为代表的中华国学研究机构以及它们背后站立着的国学大师们，在国难当中，为了保护国粹文化，毅然承载起了为延续中华传统文脉而努力的重任，不离不弃，坚强坚守，保护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根脉，这是昆明的光荣，也是云南三迤大地的光荣，直至今天，当我们面对史语所的旧址，心中的敬仰之情，依旧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