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父亲姚运良

姚波

记忆中的父亲姚运良
姚安海

一身战伤
1953 年秋，在闽南山区的公路上，我所乘坐的一辆长途客车在夜间行走，急促地赶往上海，去看望病重的父亲。
父亲是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回厦门路过上海时生病的，最初只是感冒发烧，也没当回事，后来病情一下子发展成败血症，医院报了病危，而且连棺材、墓地都准备好了。三野参谋长张震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开始不相信，以为是开玩笑。当一家人分批赶到上海，看到的是只靠身上三支橡皮管子维持生命奄奄一息的父亲。
陈毅市长给医院打电话，“只要还有一丝希望，便要想办法全力抢救”。医院派了最有经验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把父亲身上的血都换了一遍，才把父亲抢救过来。人虽活了，但落下严重残疾，说话、行动都很困难。
对父亲这次突然生病，有许多传说二有的说是敌特下毒药害的，要不怎么一点小病，打一针就不行了也有的说是在朝鲜前线被美国细菌炸弹感染后复发的。面对这些传说，母亲却一直认为，是战争年代的劳累和伤残严重损害了父亲的身体健康，所以才因小病治疗不及时而引发大病。我们都认为母亲说的有道理，不说别的，就是父亲身上的战伤就有 7 处啊。
最明显的是父亲右臂上的刀伤，那是在红军西路军长征时，一次与马匪的混战中，被敌人骑兵砍了一刀。那一仗，八十八师年青师长熊厚发左臂被打断，伤得很重，他对父亲说，你右臂负伤，我左臂被打断，咱俩正好一左一右是哼哈二将，一起留下打游击好了。父亲说，我胳膊伤了，腿还行，要跟部队行动。熊厚发师长带了一个排留下打游击，后被敌人抓住用炮轰死了。每当谈起这事，父亲都烯嘘不已。
这是父亲第一次负伤，当时军政委李先念给父亲一匹马，但父亲没有要，坚持步行跟队。在河西走廊上，红军走一天，马匪骑兵很快就能追上，又要打一仗，就这样边打边走，非常艰难。因缺医少药，父亲伤口化脓，病情加重，走不动了，李先念政委又派了 4 个战士抬着他跟随部队，自天藏在山里，晚上赶路，等到了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找到部队时只剩下一个战士背着父亲了。
父亲腿上有一处枪伤，那是在淮北抗战中被打伤的。一次，部队正开大会，彭雪枫师长在给部队讲话。突然，日本鬼子来偷袭，眼看就要到跟前了，彭师长不肯走。父亲时任三十二团团长，他命令战士强行把师长架到马上，然后用枪托对马猛击一下，才跑出去。父亲留下指挥抗击，这一仗，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日本鬼子和顽军勾结，两面夹击，部队损失很大，父亲虽冲出来，但腿上中弹负伤。
战后，父亲住进了四师医院，正是在医院认识了母亲。母亲是济南女子师范的学生，日本人来了，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先在抗大一分校学习，后分到四师在医院工作。在医院和母亲的精心治疗下，父亲身体得到较好的恢复。
1980 年，父亲去世火化后，我们在骨灰里发现一颗子弹，我们都很惊讶，因为只有母亲和医生知道，父亲不让说的。当时，南京军区副司令周纯麟也在场，他看到子弹头后激动不已，流着泪说，这是一颗 79 步骑枪弹头，准是在甘肃倪家营子，老姚为掩护我而中弹负伤的。那次，西路军和马匪一场血战，老姚发现一个敌人正持枪瞄准我，急忙推开我，自己却中弹负伤了。当时没条件取出身上的弹头，谁知后来就长在身上了。周纯麟和父亲是同" 乡，一起参加黄麻起义，一起长征，抗战时又一起在骑兵团工作，他和父亲都说过，他们之间，相互救命的事就有好几次，是患难与共的革命兄弟。
父亲命硬，战争年代 7 次负伤都闯过来了，没想到解放后，一次小病因治疗不及时却病倒了，从此成了残疾人。他的后半生转换了战场，一直在与伤病作斗争。
1980 年，我在新疆哈密航校当飞行教员，一天，带学员飞完特技落地，政委告诉我，父亲病危，赶紧回去。坐了丫天只夜的火车赶到家，父亲已快不行了，我们在病床边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我对父亲的记忆就是这样，从奔丧开始到奔丧结束，父亲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个伤病员，身体残疾，说话行动都不便，一直在与伤病作斗争。

一生乐观
见过父亲的人都说，老首长是个乐观的人，尤其是孩子们都说姚伯伯笑哈哈的，平易近人。然而我们对这种乐观有更多的了解。父亲不吃觅菜，尤其是红觉菜，鲜红的颜色总让他想起惨烈的战场和流血牺牲的战友，这样沉重的回忆总使他很长时间回不过神来，所以平时他有意识回避这样的回忆，想些做些轻松愉快的事，他们那样经历的人好像都这样。
西路军长征到星星峡，中央代表陈云派车把他们接到哈密，在那里休整、学习一段时间。当时哈密县长兼警备司令叫尧乐博斯，这家伙挺反动，红军没少跟他打交道，也闹出不少笑话。巧的是西路军长征到新疆的人里也有 2 个姓名与其同音的，一个是饶子健，一个是姚运良，大家也叫他俩尧乐博斯，他俩也常开玩笑，艰苦岁月里找乐子呗。
后来，西路军余部到了乌鲁木齐，组成新疆支队，他们一个是队长，一个是政委。全面抗战开始后，他俩和李先念等军领导一起坐苏联飞机到兰州，转乘汽车到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他俩又一起带 200 多人的干部、学生队南下参加淮北新四军抗战，以后又长时间互为友邻部队领导带兵打仗。解放战争后期一个在三十军，一个在三十一军； 50 年代又先后调到南京。那时我们打电话回家，总机经常把电话转到他们家去，“骚扰”多了，饶子健就给父亲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大声叫嚷，哈哈大笑，你是姚，我是饶，怎么能分不清呢。也许他们自己能分得清，但不论在哪，别人都容易把他俩搞混了。
父亲和周纯麟年龄相仿，谁是老兄，谁是老弟是他们之间争论不休的话题，私下里都要求自己的子女尊称对方伯伯，见了面都要对方子女喊自己伯伯。儿十年了，都没争出个结果，一见面照争，乐此不疲。看到我们孩子在场就要开玩笑，你们说俄语士兵怎么讲，不等我们回答，两位老人异口同声说：“骚搭子”，说完大笑，那高兴劲使人想到，当年在新疆他们也是这么笑的。两家老太要是掺和进来就更热闹男的一口湖北腔，说二（日）本鬼子，女的一口山东调，说一（日）本鬼子，我们听了直乐。
在新四军骑兵团时，部队养了几只猴子，当地的习惯是养猴子避马瘟。这几只猴子平时可以为战马捉虱子，战时能骚扰敌战马，还可以送炸药包炸敌碉堡。当然，调皮好动的小猴子还是骑兵的开心果，能给部队带来欢乐。父亲当时拍了一张小猴子的照片，每当他看着这张照片，讲起马猴子的故事，总是显得很开心。
1949 年，父亲率三十一军先遣队先期人闽，在解放厦门时，先头部队来电话，说他们追击逃敌到了集美，集美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办的学校园区，那里的看守人员不让解放军进，请示怎么力、。父亲说，我们任务是追歼逃敌，哪里有敌人，我们就追到哪里，进。部队才进集美，陈毅司令员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叫父亲把部队立即从集美撤出来。父亲每次回忆起这样的事，总是一脸的苦笑，但看得出，回忆战争中这样的小插曲总是令他愉快的。
离休后，父亲最开心的事就是老战友来家里，在一起总能找到有趣的话题，没完没了讲个不停。父亲由于说话不便，更多时候是听别人讲。
1965 年冬，我们家搬到合肥省军区干休所后，一个大院子里都是战争年代的老人，碰到一起总是非常高兴。其中老红军盛世坤和我们家来往最多，几乎天天来，一聊就是半天，两人在一起有说有笑。母亲开玩笑说，俩老头在谈恋爱，谈来谈去，两家真成了儿女亲家。
父亲是乐观的，战争年代正是靠乐观精神战胜困难和强敌，离休后，又是靠乐观精神与伤病作斗争。当然，我们从老前辈们的乐观中还能感受到一种胜利者的喜悦。

一往情深
我们老家在湖北大悟县（原属黄安县）四姑镇姚家湾，在小山坡上，属大别山区。父亲从小上山砍柴，帮人放牛，念过两年私塾，黄麻起义时，参加了红军二后来几个叔叔跟我们说，那时一家人只有父亲觉悟高，参加了革命，九死一生，终于战斗到全国解放，当了将军，成了家乡的骄傲。
父亲参加红军后，最初是李先念的首任警卫员，后当班长、排长、通讯队队长、政治部主任；长征时是二六七团政委；抗战时是新四军四师三十二团团长、宿东支队支队长、骑兵团政委；十一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任九纵副司令兼参谋长，二纵五师师长，十三纵副司令，三十一军副军长，身经百战，走遍大半个中国，但一直未能回家乡。
福建全省解放后，父亲抽空回了一次家乡。在武汉，时任湖北省长的董必武派了车辆和警卫，打电话作了安排。到家见了久别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乡里乡亲，几天时间里，尽量陪父母、干农活、做家务、串门子。好多年后，父亲回忆起这次回家，激动之情依然溢于言表。由于时间短，好多话来不及说，好多事来不及做，就匆忙返回了，临走讲好以后经常回去。 1952 年，奶奶病危，消息传到厦门时，父亲已人朝作战，任三十八军副军长，负责组织炮兵阻击美军二次仁川登陆，母亲也到了中朝边境通化，都回不去。父亲就叫人带着 10 岁的大姐代表他回家送行，父亲对此深感遗憾，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抗美援朝回来，东山岛战役结束，仗打完了他却一病不起，再也回不去了。
父亲虽然回不去了，但一直十分挂念家乡，经常叫我们帮着写信回老家，了解家乡生产、生活情况。每天听天气预报，听了安徽台的还要听湖北台的，心里惦记着家乡的旱涝收成。和我们讲起家乡，总是满怀深情，“大悟产花生，个小、红色、油多、好吃，丘陵山区适合种这种花生。”“孝感的麻糖、撒子有名。”那时，老家来人带一些家乡特产来，我们尝一点后，母亲就收起来，留给父亲慢慢吃。我们参加工作后，只要路过湖北，总要买些家乡特产带回来，父亲看到都很高兴。
每个月母亲给父亲的零花钱，他都省下来，或给家乡买些东西带回去，或用于接待家乡来人。 70 年代，农用塑料薄膜是项新技术，父亲找厂家买了一些送回家，育秧保墒，提高了产量，家乡人尝到科学种田的甜头。老家要开发茶叶种植，父亲帮助搞来茶树种子，现在这些种子已长成一片茶园。
父亲在得知自己得了重病后，多次给我们交待，叶落归根，要回家乡，回到他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身边。按照遗嘱，我们将父母遗骨送回老家，安葬在县烈士陵园。父亲终于可以在家乡安息了。

一片爱心
父亲虽然说话困难，但他总是时时处处、力所能及地关心教育我们，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你们是革命后代，今后不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都要好好做人，好好工作，要做到你走后，别人在背后不讲你不好。有一阵子群众对一些党员干部不满意，父亲对我们说，“现在的党风被有些人搞坏了，你们以后会不会像这些人呀，千万不能这样。”
记得我们上小学时，学校请 《 把一切献给党 》 的作者吴运铎到校讲传统。我们回家告诉父亲，他听了很高兴，也讲起了吴运铎的故事。父亲和吴运铎是老乡，认识，那时为了补充武器弹药，经常打交道。打孟良固七十四师时，父亲是五师师长，率部阻击敌援兵和支援主攻。山上弹药吃紧时，父亲派人找吴运铎，紧急调来他们研制生产的枪榴弹送上山，派上了用场。父亲说他因研制武器，炸得一身伤，是个英雄。父亲一席话，说的心目中的英雄离我们更近了，吴运铎成了那时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一个人，那阵子班上同学的理想大多数是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长大干军工。
有一天我们几个兄弟在一起议论谁在部队吃的苦多，各不相让，争论不休。父亲在一边听见，冷不丁地说了一句：“你们都吃得苦多，就我享福了”。说的大家一 J 曙，然后都笑了。和父亲相比，我们经历的那点苦算什么，有了自家的标杆，这样的比较总是能给自己鼓劲。
有一次，我跟父亲讲起我在航校当飞行教员的事。我教的头几批学员是从陆军连队战士中挑选出来的，年龄都比我大，其中也有调皮捣蛋不听话的。父亲说他才到淮北新四军时，彭雪枫就让他当主力团团长，部队看来了一个年轻人，许多人不服气，但没多久部队就传开老红军果然厉害，赢得了威信。父子之间谈话随意、自然，没有说教，但我能感到他在点拨我，我还知道父亲的话中省略了一段，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段，那就是要干在前，要做出样子，用自己过硬的军政素质和丰富的带兵和战斗经验来建立威信。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论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新四军时期，他总是平时工作走在前，战时冲在前，即使后来当了军一级领导，也一样带队冲锋陷阵二渡江战役，他带侦察营渡江侦察；解放福建，他带先遣队人闽作战；金门岛一仗，他带一个加强团已经准备上岛增援。父亲这样的言传身教是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就这么做也成了我的信条。当我在经历了更多的艰辛和付出更多的汗水之后，得到的是工作上的自如和人生的自信。
小外孙东东吃饭老是掉饭粒，父亲见了就叫他捡起来吃了，不要浪费粮食。东东说，幼儿园老师说掉在桌上的饭菜脏了，不能吃。饭后，父亲找来两块抹布和东东一起，一遍遍地把饭桌擦得干干净净。再吃饭时，父亲一提醒，东东二话不说，马上捡起掉在桌上的饭粒吃了，从此东东吃饭不再浪费。受这样环境影响，我们都养成习惯，不论于公于私，都见不得浪费。我们吃饭时，把碗里盘里的饭菜都吃完，一点不剩。在单位食堂吃饭；每每碰到惊奇的眼光和议论，这才意识到，这样做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我们习惯了，觉得这样做挺好，应该传承下去。

一贯简朴
父亲总是一身军装，不论新旧，都洗得干干净净，穿戴得整整齐齐，认识他的老人也是这个印象，也都这么说。母亲说，父亲整洁利索精明能干和彭雪枫有些像，深得他的赏识。李先念也赏识父亲，父亲生病离休后，他多次问别人，那个精明能干的年轻人哪里去啦，能不能出来工作啊。
父亲没有买过、做过外衣，买的内衣都要穿很长时间，破了补一下继续穿。有件白衬衣缝补多次，衣领处已经没有原样了，他不让换，叫女儿想办法补，补好后他高兴得直夸手工好。在父亲带动下，家里针线包、工具箱齐备，缝缝补补、修修打打的事习以为常。
父亲生活简朴，不喝酒、不抽烟，饮食上很简单，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从来没有下过馆子。”平时爱好就是和老战友聊天，收拾院子、散步。父亲有很好的卫生习惯，只要条件允许，定时洗澡、理发。在南京时，不用公车，经常坐三轮车或公交车去浴池。有一次坐公交车，车上人多，上去还没站稳车就开了，差点摔下来。在合肥干休所，有次竟悄悄地和老战友一起步行到三孝口洗澡，把家人吓得不轻。
对于父亲，要说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那就是皮肤过敏，天一热就要发作，浑身刺痒难忍，常常把皮肤抓破，我们常看到他浑身涂满中药，艰难地喘息二就这样他不要组织上特殊照顾，拒绝安装降温设备。家人急了，叫来干休所的领导做他的工作，结果是不仅没做通工作，他还把人家教育一番。
我们家从南京搬到合肥时，后勤的同志劝父亲把家具都带上，说这边用得着，父亲坚定地说，坛坛罐罐一件不带。全家 10 多口人的行李，一辆解放车就装下了。最后连组织上给的搬家费都省下来上交了。
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除了公家发的、属于自己的不多，有几件收藏是他的珍爱。早先还有一把左轮手枪，一张鄂豫皖边区的钱币，一个军用指南针等；还有相机、相册。父亲喜欢摄影，战争年代拍了一些照片，我给许多人看过这些老照片，都惊讶照片上的人年纪轻轻就当了我军高级将领，要是他们知道这些将领的经历，知道他们身上的战伤，就会是另一番感慨了。
有一本小人书，是父亲最新收藏品。这是一本文革前出版的新四军骑兵团的故事书。弟弟从同学处借来的，父亲看了后，马上去买了好几本小人书，要弟弟试着和同学换回来。还有两本西路军长征到新疆的回忆录，书里还有他阅读时的红砒。父亲自己不能写和说，所以他格外珍惜这些与他经历有关的书籍，其实父亲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革命与战争小说，只是这部小说可能已经永远也打不开了，非常遗憾。
还有不少奖章和证书，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授衔时颁发的三个金光闪闪的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它承载着受勋人战斗历程和成长经历，这是真正的含金量。父亲留给我们的，正是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没有把它当作包袱背在身上，而是把它放在心里，让它成为我们做人的准则和做事的动力。

一世好评
父亲一生上上下下的事挺多。他的老战友周纯麟回忆说，红军时，他当了班长又当战士；西路军时，他从主力团调到新建团；到新疆从团政委改当营政委；在淮北抗日，从主力团转任新成立的宿东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初期，从华中儿纵副司令兼参谋长到二纵五师当师长，他都毫无怨言，出色完成任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有一次，他抗美援朝回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调军事学院学习，他代军长。组织上想提他当福州军区后勤部长，他没同意，他想留在战斗部队带兵打仗。父亲是战将，这令我们颇为自豪。
文革中，一些老领导、老战友受到冲击，为躲避迫害，他们的孩子跑到合肥，住在我家。父亲热情地接待他们。他们说：姚伯伯是个令人难忘的老人二那时造反派为整老干部的黑材料，来合肥找父亲，非要按他们的口径提供材料，父亲严辞拒绝。
阜阳机械局的段如良在骑兵团时，曾是父亲的警卫员，是父亲看着从红小鬼成长起来的。文革中，造反派污蔑他是假党员，要父亲作证。父亲说，他不是党员谁是党员，一句话使他摆脱了困境。
我在新疆哈密航校当了 16 年飞行教员，我们那个机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苦些、累些不算什么，让人身心疲惫的极度紧张的军训和政治压力也能扛住，最难受的是与世隔绝的寂寞。说心里话，谁也不愿在那个地方。父亲到过新疆，在哈密还住过，知道我那的情况，但他从未提过调动的事。有次在南京，父亲带我到他老战友南空政委家串门，聊了半天，一个调字也没说。或许他认为不询私情是要坚持的原则，或许他认为这是对我们真正的爱，对此，我都理解。
父亲在上海做手术时，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上海警备区司令的周纯麟考虑手术风险大，就把我们子女从各地都叫到上海。父亲见了我们说，你们都有工作，跑这来干啥，明天自己买票都回去。我们知道，他这是怕影响我们的工作。
有不少人议论，老姚真亏，全国仗打完了，军长的任命已下到军里，等他回来就宣布，他却病倒了，没享到福， 1955 年评军衔时，他主动找组织推让掉中将军衔。父亲对此很坦然，他觉得和牺牲的战友比，自己能活着看到胜利，能平静地安享晚年，已经很不错了。
1965 年父亲响应中央和南京军区建设大小三线的号召，主动提出要搬家到合肥的干休所，并立即行动，带头搬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大会上表扬说：“老姚一贯忠于党，服从组织。”许司令这句简短的话，高度概括了父亲的一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2012 年 9 月，是父亲诞辰 100 周年，为纪念父亲，我们想整理一些有关他生平、特别是他在战争年代事迹的资料。由于父亲 1953 年大病之后，说话行动困难，去世又早，我们子女对他的经历了解甚少。我们和老部队联系，人家很重视，专门派人负责走访了解；我们自己和一些热心人也联系了许多健在老人，但半年下来，我们得到答复差不多，或是年代久远，记不清了，或是那时只知道父亲是他们领导，具体情况了解不多。
失望之际，我们只好从自己的记忆中搜寻一些片断，整理出这篇材料，作为我们对父亲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