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潜伏着十大隐忧与危机（中国管理科学院农经技...

安徽宿松姚氏

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系列报道第158期

中国农村潜伏着十大隐忧与危机

中国管理科学院农经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姚监复

【人物介绍】姚监复，男，1932年10月生于江苏南京，籍贯安徽宿松县。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农机研究院工程师，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现任中国管理科学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核心提示：在纪念中共九十周年、建国60周年、改革30周年时，大陆官方媒体着重宣传也只能宣传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因为其他的改革都是没有什么明显成就或者是失败的，如医疗、住房、户籍、金融、国企、教育、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制度改革都不是成功的。在宣传法制的成就时，也着重宣传农业、粮食生产的发展。但是不讲农业发展的代价，更不讲存在的隐忧与危机。除了另文讲改革的伟大中有渺小面以外，本文着重分析农村潜伏着的十大危机，看到光辉成就后面的阴暗。危险面。对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0年代的五个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和21世纪前十年的一系列新的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不同于文革前的惊人的变化，取得了农业生产的显著成就，有一系列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作证明。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可能遇到什么难题？存在哪些隐忧和危机？对过去取得的成就需要实事求是地冷静地估计，不要盲目乐观和操之过急，幻想一切好事今天全办完，只能留下一堆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的泡沫政绩，而农民未能获得实惠。

对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80年代的五个党中央的一号文件和21世纪前十年的一系列新的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不同于文革前的惊人的变化，取得了农业生产的显著成就，有一系列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作证明。但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可能遇到什么难题？存在哪些隐忧和危机？对过去取得的成就需要实事求是地冷静地估计，不要盲目乐观和操之过急，幻想一切好事今天全办完，只能留下一堆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的泡沫政绩，而农民未能获得实惠。

　　1、农民仍为“二等公民”的国家农奴，并未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

最根本的是农民真正地彻底地摆脱“国家农奴”的处境而艰苦斗争。万里曾经说过，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是“国家农奴”。我在2011年5月同一位农民谈到农村改革的重要成就与变化时，这位农民冷冷地回了一句：“除了‘包产到户’以外，现在和人民公社有什么区别？”他指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应有的平等的国民待遇、人格尊严、自由民主、公平等状况，农民并未完全摆脱“国家农奴”的处境。

——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罢免权、知情权、监督权并未落实。河南农民李广华反映，台前县清水河乡孙庄村的所有干部职务，由清水河乡孙庄村的所有干部职务，男干部全部包揽，包括妇女主任，而且35年不变。这位村干部从不公布账目，向上申请的项目经费也有他管，但有的扶贫、治黄项目补贴未分给群众；有的项目是空壳，上级检查养老院时，临时做假，每天每人五元；检查养羊场时，借羊充数，每只每天五元。联名上诉，结果把妇联主任交给儿媳干。领导答复，我们已经批评他了。国办、中办发文件，口头上要、遵纪守法，但是全国孙庄只是一个孙庄吗？从一桶水可以看太阳。全国还有多少个孙庄式的乡村和小皇帝？

——结社自由的权利，农民没有。198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农民也应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答道：“共产党就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补充解释道：“对，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但是，党还代表政府利益。政府利益和农民利益有时会有矛盾，所以，还应建立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答应看三年后再说。可是，过去20多年了，九亿农民仍旧没有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农会。

——“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农民对耕地、宅基地、小产权房的所有权并未落实。1980年代深圳市以城乡一体化为名，农民转为居民，全部农民集体土地全部转为国有，补偿按低标准，发给农民赴香港耕作许可证缓和不满。宁波征地，一亩耕地给农民补一万元，卖给开发商50万一亩。增值部分政府一般得60%，开发商得40%。地方财政主要依靠你们土地转为征收的土地，产权由集体所有改为国家所有，即当地政府实际所有，农民所得甚少。修京九线时，北京石景山区衙门口村住宅、耕地被征收，但迁入鲁谷村新居时给农民的证件为租赁证。现在农民要住房产权时，政府又要农民按几千元每平方米高价购置。此类做法诱发和逼着农民维权的集体上访或出现群体事件，长期申诉无效后，无处申冤说理的农民可能采取报复社会、政府和有关工作人员的极端行动，实质自我毁灭或同归于灭。对于上访事件中，土地问题占60%以上的高发趋势和斗争形式激烈化的变化，证明不宜暴力维稳，须从“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利益、以人为本最基本的原则出发，治本重于治标。

2、农民工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可能变成反社会的革命力量和阶级基础

农民工的国民待遇问题突出，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2亿农民进城，今后还可能再有2亿农民进城，如没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待遇，低工资、低社保、低人权、高污染的环境，将使人们感到1980年代的改革是“富民改革”，后20年的改革是“富官改革”，平民百姓未得实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不同福利待遇，是使农民体会到自己是二等公民、非国民待遇，收入差距扩大化，相对贫困化。因此，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由于没有民工家庭居住的条件，又有不能出现“贫民窟”，消除“城中村”的政策，只有20%农民工带配偶进城，留下了80%青壮年农民工及家属两地分居的难题，潜伏着性压抑与性犯罪、性工作者与性病、艾滋病高发的严重社会问题。对于随父母进城，从小生活学习、工作的移民第二代，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公平遭遇，可能从小产生对社会不满，甚至憎恨社会的非良性心态，成为烦扰各国也必将烦扰我国的移民第二代反抗社会的社会政治难题。将来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参与黑社会活动以及社会政治动乱的重要力量，有的专家担心，极左派可能认为这些农民工将是中国的新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中国农民工状况比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为悲惨，也更具有变革现实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更容易从切身体会中理解与接收马恩《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对走资派的理论，有可能成为支持极左派以经济口号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现实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现象，将使反社会力量占领和获得理论上正确、道义上高尚的政治制高点，成为真正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又一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因此，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缓解农民工的严重问题。公安部有人认为，农民工户籍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对公安部门不是问题，而是农民转为市民，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取得同等的公平待遇，包括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各种形式的财政补贴需要相应的财力投入，问题是政府财政能不能负担得起这笔必要的投入。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镇化，同经济发展的速度、国民收入、财政投入的增长，以及农村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交通运输的发展要相应地协调发展。过分热衷于GDP增长速度、土地城镇化水平等指标的政绩观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需要全面地考虑“三农政策”的正效应与负效应、需求与承受能力。但是，也不能一味强调人多财力弱，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位瑞典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部长、教授、工人、农民的实际收入、生活条件相近，并不是国家及经济发展成强有力的富国才搞高福利的，而是国力不强时瑞典就注意公平，采取了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税收政策。中国应学习早期的瑞典政策，不能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变成大部分官员和权贵的官二代和几代富起来的政策，而大部分公民特别是农民处于一代又一代相对贫困化的社会分裂状态。

3、粮食总产量5亿吨，而人均仍未超过400公斤的低水平。进口5000万吨大豆，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反映出农业成就的虚弱与潜在危机。

农业生产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存在的问题，如人均占有粮食仅400公斤。粮食总产迈过了4亿吨和5亿吨两个大台阶是重大胜利。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总人口数还在上升阶段，因此，人均年占有粮食量今年没有达到曾经达到过的400公斤，而美国两百年来都是人均年占有粮食1000公斤以上。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进口农产品，特别是大豆数量很大，2008年进口大豆3744万吨，2009年进口4255万吨，2010年超过5000万吨，占世纪大豆贸易额的60%，还有大量的豆油、棕榈油成品油进口。因此，中国农产品进口总值出现了逆差，约150亿美元。世界上头号农业大国，成为农产品进口大国。中央农业与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估计，进口农产品相当于6亿亩播种面积的产量，远超过李鹏对FAD的承诺：保证95%的自给率、进口农产品不超过需求量的5%。聊以自慰的是，进口5000万吨大豆，可以用种大豆的面积增产粮食，进口农产品等于进口我们稀缺的土地、水资源和化肥，不过，谷物是土地密集型产品，以进口大豆换来粮食增产，由于粮价低，成本高，农民获益不多，并没有取得农民增收的明显效果。

4、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未提高，农业劳动绝对数仍为3亿人，以世界40%农业农业劳动力养活世界约7%的城市人口。

——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否显著提高，对农业的投入产出比、经济效益如何科学评价。我们经常以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而自夸和自豪。但是，也有人说，中国以世界40%的农业劳动力养活了世界7%城市人口，而且其生活标准是相当低的。

乡村第一就业人员在改革开放以后，绝对量并未减少，从1978年的28318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30654万人，只宣传农村劳动结构，非农就业人员超过50%的相对数，掩盖了绝对量务农人员并未减少的严重问题。

从1978年到2008年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总量30年来并未减少，从不到3亿人还增加到30654万人.因此，按照劳动力总量计，农林牧渔业劳动生产率并未大幅度提高，总量未减。而且质量下降，人口机械性增长后，青壮劳力多进城务工。为了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和减轻劳动强度，同期的农业机械投入增加较多，农机总动力由1985年28433万千瓦增加至2005年的68398万千瓦，增加4亿千瓦（约5亿马力）功率的机械动力。按一人相当于0.1马力功率计，相当于增加了50亿劳动力的功率，而农村牧渔业总劳力绝对量并未减少。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去除投入增加量后计算值）并未显著提高，有的学者采用农林牧渔业劳力占总从业数的比例低于50%，说明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的成就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因为农林牧渔业总劳力的绝对量并未减少。距离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5%以下的水平更为遥远，也说明农业现代化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是极为艰巨、复杂的长时期的历史任务，不宜用单项指标概括农业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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