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辈份字”日渐淡化而引发的思考 潜江 卢先彦
中国人的姓名是很有特色的,这不仅只反映在“姓”上,而且也反映在“名”上。人的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中国人的命名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也就不容置疑了。 儒家思想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一直占有核心地位。其思想理念是构建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它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纲常为施政根基。儒家文化发展到宋代,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三纲五常”就是用以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和谐,巩固封建制度的有效工具。 作为人名,既是个体生命的符号,又是个体的具体特征和社会特征象征,它必然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当地的民族文化难以驳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道德,操作是对人们的基本要求,因而人名也必然会打上其深深的烙印。“辈份字”、“字辈谱”的产生和社会意义,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 可是,近百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质疑、批判、摒弃。“辈份字”的使用也随之淡化,甚至有人著书立说,认为“辈份字”、“字辈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值得广大谱牒文化工作者认真探讨。本人虽说没有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仅就个人的实际生活,谈谈自己的想法,以期引起重视。 一、从“辈份字”的社会功能,认识其保留的重要性 “辈份字”又称“行辈字派”,也叫“字辈谱”,它是一个家族为了体现该家族的血缘关系且表示先后序列的一种文字符号或者说它的目的是给使用者在其家族辈份链中定位。这种定位,除了说明出生的先后外,还代表该使用者在家族中的辈份前晚和地位的尊卑。因为辈份在前的家族成员无论是在族人的称呼上,还是在族事活动的礼节上,都有某种特殊的待遇,赋予特有的权利,这种传统的宗法制度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为协调宗族内部矛盾,崇尚儒宗道德,保护族人利益和维护封建秩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之后,宗法制度在我国逐渐消退,现在的老、中、青三代人都对它十分陌生,我们就看一个浅显的例子吧! 电视连续剧《马向阳下乡记》写的是山东某地农村耕地流转的矛盾冲突,其中有一段我们是似觉熟悉而又陌生的情节,它说明过去的宗法制度仍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并为我们服务。该地刘姓是大姓,长辈中除老妪(喜人的妈)外,男性中的字辈有两个特色,一是“二叔”辈份排名为二,另一个是“喜人”与“二叔”同辈但排名为八。“二叔”与“喜人”为“堂兄弟”。这两个角色在对待马向阳(书记)开始的态度截然相反,当喜人因采取装神弄鬼的方式报复持反对意见者时,处理的办法却是过去宗族制度的那一套。按照家法“喜人”应该受到杖刑。当“二叔”以族长身份用棍棒给喜人施以处罚时,这个一向不买“二叔”账的堂弟也伏伏贴贴接受了皮肉之苦。为什么在今天法制已经健全的中国农村还用这种方式进行教育,为什么喜人能够接受家法的约束?为什么惩戒喜人的执行人是“二叔”而不是他人?这一切都在向人们昭示一个道理:封建制度有些合理的东西是需要保留的,家族内部的有些伦理道德是需要传承的。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都认同这一传统文化,哪怕是在今天,多少海外侨胞不远千里,每年都要回到他的发源地寻根问祖,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曾经是显耀一时的英杰们,他们仅管在异国他乡拥有千万资产,但他们走到人生尽头时,也总想把自己遗骨安葬在自己的出生地……所有这一切,显示了宗族血统关系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 当下,不少人在给孩子、自己取名时,抛弃了辈份而使用单名。我认为这是宗族观念日渐淡化的表现,是对辈份字社会功能认识上的缺失,折射出传统文化衰落!如果长此下去,我们将无法想象:人们在家族中的地位还有没有尊卑?伦理道德还要不要传承?孝道如何体现?我们在家族中凭什么来判定对象而选择称呼?“天伦之乐”还会不会是原汁原味? 不仅如此,如今人口管理也因辈份字的省略也出现诸多不便。由于人口数量的攀升,双字名的重复现象严重,一个大城市的同名数曾达千人以上,这不仅弱化了姓名符号代表个性特征的唯一性,也给社会管理带来很大麻烦,如果使用带辈份字的三字名,重复的几率将大大缩小。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辈份字不仅在继承传统文化,弘扬伦理道德上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社会管理学上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从辈份字在使用中的乱象看解读“字辈谱”的必要性 “字辈谱”又称“派行谱”、“派语”。它是辈份字借文学艺术手法排列起来用以明晰世系次第的辈份字集合,是家族内部区分辈份前晚,理顺世系脉络的记忆链,是此支系与彼支系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字辈谱”多以联语,四、五、七言格律诗的形式出现。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曰:“赐子千金不如教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可见,古人是很重视取名的。每一支系,一般商定,必须严格按字辈取名,代代相传,遵照执行。因此,从总体情况看,我国的家族的字辈谱均有这样四种特征:即选字上的严肃性,内容上的思想性。表达上的艺术性,传承上的私密性。就其严肃性看,孔氏家族做得最为成功。如孔府对字辈谱的要求就明文规定:“自己编撰字辈谱,需报官批准。全族人必须按照字辈取名。凡不循世序,随意取名者,概不准入谱”(《家谱编修指南》P27)因而世有“曾孔不乱派”的美名。 时下,字辈谱面临多种“灾难”。除了以所说的放弃外,还有一种是随便改用同音字,这一现象不仅违背了字辈谱的严肃性,也极大地损害了字辈谱的思想性。 例如:有一家族的字辈谱为一联句:“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可是,在我们走访中发现,由于家谱失传,族人中文化水准都欠高,只有一名老者用手抄记载下来,却写成了“国正天心顺,官清明治安”。又如某支系派语中应为“盛德宏才作大方”然在取名时,普遍将“盛”改为“圣”,把“宏”错用为“红”。 很显然,以上现象之所以产生,关键是支系成员没有理解字辈谱中每个字的含义。如果每个支系都能在该家族中解读字辈谱,它将会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也可以防止滥用同音字的发生。 我们讲家教、家训,其实,理解字辈谱的思想内涵,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教育。 “派行诗”与“家训”具有相似的传统教育功能。不同的是“家训”是一般的行为教育,它浅显具体,好记易懂,使于操作,主要起规范族人行为的作用。“派行诗”是一类集思想性和艺术较高的文学作品。它往往是从理性的高度,阐明本支系的政治取向,体现作者的价值观。如“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表达了作者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诉求。因此我认为,让本支系的成年人都能理解派行诗(或字辈谱)的含义,不仅可以把其中的思想和观念传给后人,同时,在取名误用“别字”现象或许可以杜绝。 三、既要尊重自己或父母命名的自主性,也要提倡使用辈份字的自觉性 从上世纪中叶到现在,命名的方式在不断变化,名和姓都在逐渐演变,从下面的例子可见一斑。 一是上世纪中叶,父母们在给孩子们取名时,多用当时的政治用语,如“跃进”、“新华”、“建国”等,先是乳名后加上姓,就成了学名,成人后,又成了大名;二是文革时期,什么“卫兵”、“继红”、“敬军”等屡见不鲜,又后来……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双字姓如雨后春笋……最多的名字是单名如:“李伟”、“王平”、“张军”等等。 以上名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再含有辈份字。 中国已进入法制社会,人权受到广泛的尊重和保护,取名不再是族长们的专利,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宗族观念的淡化,人的姓名也悄悄地演变。面对日益增多的外来文化元素和新生代的现代文明意识,我觉得很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梳理,剔除糟粕,取其精华,是当务之急。 我个人认为,在命名上,尊重个人意愿是大势所趋,提倡自觉使用辈份字确是应予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