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苌古寨”研究初探

姚波

“姚苌古寨”研究初探

    在博物馆工作时，我就知道旧县镇有个“姚苌古寨”而且这个寨子和洛川的来历有关，但由于没有去古寨考察和对姚苌进行深入研究，对此知之甚少。今年随县文联组织的文艺采风团赴姚苌古寨采风遂萌生了了解这段历史的想法，后来李小龙局长又给我布置了写论文和承办姚苌古寨文化研讨会的任务，更让我不得不高度重视。我利用闲暇之余，恶补了十六国时期的历史知识，对姚苌及姚苌古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姚苌古寨的研究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大量资料能证明“姚苌古寨”的存在
    一是洛川是羌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传说羌族形成与5000年前的黄帝和炎帝战争有关。战败后的炎帝摔大部与黄帝部落融合形成华夏族（汉族），少部分西迁、南迁与青海、四川、重庆等地的原住民融合，形成藏族、彝族及羌族。汉代以来，因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匈奴、氐等少数民族相继迁入关中地区，羌族也于西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加入了入关的大潮，最初西羌仅在扶风、冯翊、远及河东空地与汉民杂居，后来安定、北地，上郡无不有羌族活动的身影。洛川县在东周、秦、东汉属上郡，西汉属左冯翊，与北地有相距不远，这是洛川为羌族融合重要地区的最有力证据。《符生载记》云，姚襄到关中不久，便“招动鄜城、定阳、北地、芹川诸羌胡，皆应之，有众二万七千，进据黄洛”也验证了这一说法。其次，《后汉书.西羌传》曾记载了滇零在北地郡召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起义，并由此东渡黄河至魏、赵二郡，最后到达河内郡。其中一部分种人留在上党郡的铜鞮山居住，西羌有以铜鞮为姓者，《汉书.地理志》记载上党郡有铜鞮县（山西省沁县），可能都与其囤聚在铜鞮山有关，而洛川县旧县镇有上、下铜堤两村，也说明西羌曾在此居住，此铜堤可能是彼铜鞮的音误。第三，姚薇元教授在《北朝胡姓考》中考证，钳耳氏为西羌虔人种的后裔，洛川县菩提乡董子河的唐代摩崖石刻上有以钳耳为姓者，与洛川相邻的富县有钳耳镇都为我们寻找羌族在此活动提供了蛛丝马迹。
    二是洛川是姚 苌等交战的重要场所。 翻阅晋书，我们不难发现姚苌的父亲、姚苌的哥哥以及姚苌本人战斗的足迹都曾踏上洛川这片土地 。姚弋仲在公元348年参与了后赵皇帝讨伐东宫谪卒高力等人的起义，起义军以民间大斧为武器，攻郡县，杀长吏，秦雍戍卒纷纷响应，到达长安已发展到十余万人，起义军在击败后赵乐平王石苞后“犊遂东出潼关，进如洛川”（《石季龙载记》），这大约是晋书第一次记载十六国时期在洛川发生的战争，姚弋仲和符洪参与了镇压起义军，战争的足迹不可能不涉及洛川，而此时的姚苌大约18岁，正值壮年，也很有可能参与了此次战争并埋下了在洛川建城的想法。姚弋仲去世后，姚襄在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寻徙北屈、将图关中，进屯杏城（陕西黄陵），遣其从兄辅国姚兰略地鄜城（洛川土基）”，“符生遣其将符费拒战，兰败，为飞所执。”姚襄也在三原被苻坚打败并杀害。姚苌当时非常生气，对鄜城的心情很复杂，但迫于形势只能投向前秦。公元384年，姚苌背叛前秦苻坚，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年号白雀，称制行事。“时慕容冲与苻坚相攻，众甚盛。苌将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为质于冲，进屯北地，厉兵积粟，以观时变。苻坚先徙晋人李祥等数千户于敷陆（洛川土基），至是，降于苌，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余万户。坚率诸将攻之，不能克”。
    三是洛川是姚苌的占据地。姚苌建立后秦政权后，“关中天府之国，十分已有其八”，而按当时的疆域划分，洛川当属“其八”的一份，这是洛川为姚苌占据地最直接的证据。洛川地处关中和陕北的交接地带，秦直道穿境而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姚苌古寨又在沟塬的过度地带，寨子四面为沟砭，东西为窄桥，易守难攻，在此驻军不仅可以防御外来的侵略，而且可以有效实施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这是建立姚苌古寨的重要依据。而民国《洛川县志》在古迹志、人物志和宗祠志也多次记载了后秦立节将军杨班在黄良谷、赤雁营训练军队，群众为纪念杨班在黄良谷建立祠堂，并将其所居住的村命名为杨侯村,正史虽无立节将军杨侯的记载，但姚苌以白雀为年号，杨班在赤雁营排阵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
    二、“姚苌古寨”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尽管有大量事实能证明姚苌古寨的存在，《洛川县志》也言之凿凿地在建制沿革中说“后秦建初八年（公元393年）姚苌始设洛川县，因洛川流经其地而命名。”但“姚苌古寨”研究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首先，洛川建县时间无法确定。梁犊起义发生于公元348年，《邓太尉祠碑》刻成于公元367年，《晋书.石季龙载记》中在记载梁犊起义和《邓太尉祠碑》都提到洛川，都说明洛川之名出现于公元393年有误。马长寿教授认为，西晋建制中无洛川，只给洛川一名划定了一个大概年限，具体建制年代以及县城所在地尚有待研究，至于洛川是否因洛水流经其地而命名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也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去探究。
    其次，“姚苌古寨”的布局及修缮需无法考证。虽然我们在搞“姚苌古寨”规划时，根据当地一些人的记忆，恢复了“姚苌古寨”的原貌，但由于时代的久远及地方志资料的缺失，这些原貌究竟是当年的原貌还是后来修缮的已经无法考证，而寺庙建于何代、学校建于何代，出资者是谁，修缮者是谁更是无从得知。
    第三，“姚苌古寨”与姚苌故城的关系尚不明确。据民国《洛川县志》记载，洛川既有姚苌古寨，又有姚苌故城，姚苌古寨在旧县镇而姚苌故城距旧县镇北30里，洛川于后秦建初八年（公元393年）在旧县建县，太平真君年间（440～451年）县治迁至高槐，开皇二年（582）洛川县治自高槐迁于旧县，乾隆三十三年（1763）由旧县迁于今凤栖镇。这说明在旧县作为洛川县城的1600多年间，旧县有姚苌古寨和姚苌故城两个地方，但两个地方何为主，何为辅，以及什么时候治所在姚苌古寨，什么时候在姚苌故城尚不明确，姚苌古寨和姚苌故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考证。
    三、对“姚苌古寨”研究及开发的建议
    一是姚苌古寨研究首先要解决建县时间及治所变动问题。从历史记载和出土的文物资料中可以发现，《洛川县志》中记载的建县时间有误，马长寿教授给我们划定了一个大概的时段，也为我们研究指明了方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严耕望教授编著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就是一部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专著，我们从中也许可以发现洛川建县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些专门从事地方制度史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专家，开展学术研讨，从他们的真知灼见中发现一些线索，在解决建县时间及治所变动问题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建县时间及治所问题解决了其他谜团也就开云见日了。
    二是姚苌古寨开发首先要解决总体规划和分步实施的关系。姚苌古寨建设包括在原址上恢复重建或维修加固姚苌故寨遗址、远古土窑洞群、明清窑洞群、马王庙观景台、烽火台、张超故居、陈伦故居、北村涝池等，可谓建设内容庞杂，文化内涵丰富，实施这项工程不仅面临如何高起点开局将其打造成精品工程的问题，而且面临建设周期长，需要资金量大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规划和分步实施的关系，明确开发建设的时间表，任务图以及谁实施和怎样推动等问题。
    三是姚苌古寨开发要解决与周边景区互动的问题。实现景区的互动有利于实现资源开发效益最大化，更有利于观众实现在短时间内得到最大收益，是一件双赢的事情，谁在景区互动问题上占了先机谁就掌握了旅游开发的主动权，姚苌古寨景区的互动从大的方面来讲要解决与省市景点的互动问题，从小的方面来讲要解决与黄土国家地质公园、洛川民俗博物馆、洛川会议旧址、相思川旅游景区的互动问题，当然也包括旧县镇内部景区的互动问题。旧县镇上铜堤村是姚苌古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清解元刘琦、刘宏的故里，“旧县本是凤凰山，平地出来个刘解元，刘解元是好汉，裁量十万余八千。”歌谣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该村不仅现存刘琦祠堂，刘琦墓、圣旨碑等文物景点，而且陈列布展了农具及与刘琦有关的文物，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观赏性，我们需要解决好景点与景点之间的通路、通车问题,实现环线旅游。
    目前，姚苌古寨开发已经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相关规划已顺利通过评审并即将实施，但“姚苌古寨”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这种开发的超前与研究的滞后极不平衡，我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想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更多各界人士的关注，并从理论上去探讨，在实践中去引用和推广，从而推动姚苌古寨开发和洛川文化旅游更好更快地发展。

陕西省洛川县文化馆

姚波

在黄土高原的冬季中伴随着凄凉荒芜的景色中，姚苌古寨那残缺的遗址，已被遗弃在沟壑包围塬面中，孤独和沧桑的城墙却依然耸立在坍塌的沟坢边缘，在寒风凛冽中摇晃的黄蒿荆棘遍布在一眼收际的城内，古寨众多的遗迹中依旧能够传入人们的视线，叫人凛然起敬。

姚苌古寨位于洛川县城东北约十八公里的旧县镇，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核心部分之一，典型的高原地貌，原面平坦如砥，村落阡陌，鸡犬之声相闻，沟壑支离破碎。而姚苌古寨，以塬就势，蜿蜒起伏，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内外两城均呈不规则圆形，是地势险要，特色鲜明，并具有文化内涵丰富的古代军事城堡，内城外城均有屯兵军营、演武场等。 古寨曾有后秦昭武帝姚苌， 384年在洛川县旧县寨子城建县，他曾在此行“德惠”之政，崇儒兴学，恭惠孝友，设立律学、布德行仁、选贤任能、重用汉人；另外，在古寨屯兵操练、立建武场、厉兵秼马、招掠流人、众至成万、劝课桑农、以图后举。 如今，姚苌古寨像一位孤独的老者守在苍茫的原野中，任凭远古岁月的风尘浸蚀着年迈的躯体，却依然挺立着身骨见证着这块土地上的风云变换、辉煌与衰落。 姚苌古寨还有一些美丽的故事传说，首先是“凤凰城”的传说，听说过去古寨外城一带，原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梧桐林，在林中住着一对凤凰，统率着这些林中百鸟，善待百禽，以礼相待，迎得百鸟朝凤，就此后来广泛流传“家有梧桐落凤凰”和“凤凰不落无宝地”的名言吉语。姚苌到此以凤凰的图形来建寨，城酷似一只腾飞的凤凰，东关是凤凰头，南关、北关是凤凰翅膀，西关最长是尾巴，后来就建成了一座雄伟壮观，蓄意深奥，含有风水宝地，内装八卦神秘的凤凰城，城内并有凤凰眼、凤凰穴、凤凰影等建筑物，以后人们故称古寨为“凤凰城”。 另据老人讲：姚苌修筑古寨城垣时，一股黑旋风突袭而来，寨子西南方向裂陷出一个深坑，从坑内爬出一只水怪，这水怪头似蛟蟒，身如麒麟，鳞甲遍体，双目如铃。水怪张开血盆大嘴向天喷气，腥秽难闻。只见一只比飞鹰还大的白鸟，俯冲疾下，照定怪物头上猛啄一口，怪物立时血喷数丈。在黄土飞扬下，那白鸟狠啄猛叨，只啄得怪物狂嗷怪叫，欲要负痛腾飞逃脱，被白鸟又连连在头上乱啄一阵，怪物顿时四脚朝天，挣扎了几下死了。 等到古寨筑城完毕时，又飞来难以数清的白雀，翱翔空际，啁啾翩舞。此时，姚苌和民众才领悟到，前时来啄杀怪兽的神奇白鸟，原来均是吉祥的白雀。当地百姓为了感谢白雀除妖救民的功德，特在古寨城内修了座“白雀庭”，塑有白雀女神像，香火旺盛，每年的八月初六，都要办庙会，唱戏敬神，商贩云集，极为热闹。 至今，姚苌古寨白雀庭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

近两年来，当地政府还对这些传说故事进行了整编，并以故事寓意引出了姚苌古寨文化旅游区的大胆设想，计划将在古寨内城的遗址恢复寺庙，建立姚苌故事传习所，并结合古文化艺术节活动，以此来带动旧县及周边村落的经济发展。 古寨里的古桥、古树、古哨所、古窑洞……,这一切充满了古朴的神韵，一直在为我们诉说着众多古老的故事，让我们品味岁月撒下的古寨沧桑，这就是世世代代的古寨人们在繁衍生息中流传下来的一种独特的故事表现形式。     古寨多样化的风情、古老的习俗、传奇的人文故事、古老的文化在岁月中积淀与传承，异彩纷呈，绵延今昔。    美丽的古寨，将人们的朴实与勤劳，展现在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继往开来，续写辉煌！

姚波

“姚苌古寨”研究初探

2015-08-05 白利民 洛川资讯

    在博物馆工作时，我就知道旧县镇有个“姚苌古寨”，而且这个寨子和洛川的来历有关，但由于没有去古寨考察和对姚苌进行深入研究，对此还知之甚少。今年随县文联组织的文艺采风团赴姚苌古寨采风遂萌生了了解这段历史的想法，后来李小龙局长又给我布置了写论文和承办姚苌古寨文化研讨会的任务，更让我不得不高度重视。我利用闲暇之余，恶补了十六国时期的历史知识，对姚苌及姚苌古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姚苌古寨的研究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大量资料能证明“姚苌古寨”的存在
一是洛川是羌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传说羌族形成与5000年前的黄帝和炎帝战争有关。战败后的炎帝摔大部与黄帝部落融合形成华夏族（汉族），少部分西迁、南迁与青海、四川、重庆等地的原住民融合，形成藏族、彝族及羌族。汉代以来，因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匈奴、氐等少数民族相继迁入关中地区，羌族也于西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加入了入关的大潮，最初西羌仅在扶风、冯翊、远及河东空地与汉民杂居，后来安定、北地，上郡无不有羌族活动的身影。洛川县在东周、秦、东汉属上郡，西汉属左冯翊，与北地有相距不远，这是洛川为羌族融合重要地区的最有力证据。《符生载记》云，姚襄到关中不久，便“招动鄜城、定阳、北地、芹川诸羌胡，皆应之，有众二万七千，进据黄洛”也验证了这一说法。其次，《后汉书.西羌传》曾记载了滇零在北地郡召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起义，并由此东渡黄河至魏、赵二郡，最后到达河内郡。其中一部分种人留在上党郡的铜鞮山居住，西羌有以铜鞮为姓者，《汉书.地理志》记载上党郡有铜鞮县（山西省沁县），可能都与其囤聚在铜鞮山有关，而洛川县旧县镇有上、下铜堤两村，也说明西羌曾在此居住，此铜堤可能是彼铜鞮的音误。第三，姚薇元教授在《北朝胡姓考》中考证，钳耳氏为西羌虔人种的后裔，洛川县菩提乡董子河的唐代摩崖石刻上有以钳耳为姓者，与洛川相邻的富县有钳耳镇都为我们寻找羌族在此活动提供了蛛丝马迹。
二是洛川是姚苌等交战的重要场所。 翻阅晋书，我们不难发现姚苌的父亲、姚苌的哥哥以及姚苌本人战斗的足迹都曾踏上洛川这片土地 。姚弋仲在公元348年参与了后赵皇帝讨伐东宫谪卒高力等人的起义，起义军以民间大斧为武器，攻郡县，杀长吏，秦雍戍卒纷纷响应，到达长安已发展到十余万人，起义军在击败后赵乐平王石苞后“犊遂东出潼关，进如洛川”（《石季龙载记》），这大约是晋书第一次记载十六国时期在洛川发生的战争，姚弋仲和符洪参与了镇压起义军，战争的足迹不可能不涉及洛川，而此时的姚苌大约18岁，正值壮年，也很有可能参与了此次战争并埋下了在洛川建城的想法。姚弋仲去世后，姚襄在升平元年（公元357年）“寻徙北屈、将图关中，进屯杏城（陕西黄陵），遣其从兄辅国姚兰略地鄜城（洛川土基）”，“符生遣其将符费拒战，兰败，为飞所执。”姚襄也在三原被苻坚打败并杀害。姚苌当时非常生气，对鄜城的心情很复杂，但迫于形势只能投向前秦。公元384年，姚苌背叛前秦苻坚，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年号白雀，称制行事。“时慕容冲与苻坚相攻，众甚盛。苌将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为质于冲，进屯北地，厉兵积粟，以观时变。苻坚先徙晋人李祥等数千户于敷陆（洛川土基），至是，降于苌，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余万户。坚率诸将攻之，不能克”。
三是洛川是姚苌的占据地。姚苌建立后秦政权后，“关中天府之国，十分已有其八”，而按当时的疆域划分，洛川当属“其八”的一份，这是洛川为姚苌占据地最直接的证据。洛川地处关中和陕北的交接地带，秦直道穿境而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姚苌古寨又在沟塬的过度地带，寨子四面为沟砭，东西为窄桥，易守难攻，在此驻军不仅可以防御外来的侵略，而且可以有效实施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这是建立姚苌古寨的重要依据。而民国《洛川县志》在古迹志、人物志和宗祠志也多次记载了后秦立节将军杨班在黄良谷、赤雁营训练军队，群众为纪念杨班在黄良谷建立祠堂，并将其所居住的村命名为杨侯村,正史虽无立节将军杨侯的记载，但姚苌以白雀为年号，杨班在赤雁营排阵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

   二、“姚苌古寨”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尽管有大量事实能证明姚苌古寨的存在，《洛川县志》也言之凿凿地在建制沿革中说“后秦建初八年（公元393年）姚苌始设洛川县，因洛川流经其地而命名。”但“姚苌古寨”研究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首先，洛川建县时间无法确定。梁犊起义发生于公元348年，《邓太尉祠碑》刻成于公元367年，《晋书.石季龙载记》中在记载梁犊起义和《邓太尉祠碑》都提到洛川，都说明洛川之名出现于公元393年有误。马长寿教授认为，西晋建制中无洛川，只给洛川一名划定了一个大概年限，具体建制年代以及县城所在地尚有待研究，至于洛川是否因洛水流经其地而命名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也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去探究。
其次，“姚苌古寨”的布局及修缮需无法考证。虽然我们在搞“姚苌古寨”规划时，根据当地一些人的记忆，恢复了“姚苌古寨”的原貌，但由于时代的久远及地方志资料的缺失，这些原貌究竟是当年的原貌还是后来修缮的已经无法考证，而寺庙建于何代、学校建于何代，出资者是谁，修缮者是谁更是无从得知。
第三，“姚苌古寨”与姚苌故城的关系尚不明确。据民国《洛川县志》记载，洛川既有姚苌古寨，又有姚苌故城，姚苌古寨在旧县镇而姚苌故城距旧县镇北30里，洛川于后秦建初八年（公元393年）在旧县建县，太平真君年间（440～451年）县治迁至高槐，开皇二年（582）洛川县治自高槐迁于旧县，乾隆三十三年（1763）由旧县迁于今凤栖镇。这说明在旧县作为洛川县城的1600多年间，旧县有姚苌古寨和姚苌故城两个地方，但两个地方何为主，何为辅，以及什么时候治所在姚苌古寨，什么时候在姚苌故城尚不明确，姚苌古寨和姚苌故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考证。

   三、对“姚苌古寨”研究及开发的建议
一是姚苌古寨研究首先要解决建县时间及治所变动问题。从历史记载和出土的文物资料中可以发现，《洛川县志》中记载的建县时间有误，马长寿教授给我们划定了一个大概的时段，也为我们研究指明了方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严耕望教授编著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就是一部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专著，我们从中也许可以发现洛川建县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也可以邀请一些专门从事地方制度史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专家，开展学术研讨，从他们的真知灼见中发现一些线索，在解决建县时间及治所变动问题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建县时间及治所问题解决了其他谜团也就开云见日了。
二是姚苌古寨开发首先要解决总体规划和分步实施的关系。姚苌古寨建设包括在原址上恢复重建或维修加固姚苌故寨遗址、远古土窑洞群、明清窑洞群、马王庙观景台、烽火台、张超故居、陈伦故居、北村涝池等，可谓建设内容庞杂，文化内涵丰富，实施这项工程不仅面临如何高起点开局将其打造成精品工程的问题，而且面临建设周期长，需要资金量大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规划和分步实施的关系，明确开发建设的时间表，任务图以及谁实施和怎样推动等问题。
三是姚苌古寨开发要解决与周边景区互动的问题。实现景区的互动有利于实现资源开发效益最大化，更有利于观众实现在短时间内得到最大收益，是一件双赢的事情，谁在景区互动问题上占了先机谁就掌握了旅游开发的主动权，姚苌古寨景区的互动从大的方面来讲要解决与省市景点的互动问题，从小的方面来讲要解决与黄土国家地质公园、洛川民俗博物馆、洛川会议旧址、相思川旅游景区的互动问题，当然也包括旧县镇内部景区的互动问题。旧县镇上铜堤村是姚苌古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清解元刘琦、刘宏的故里，“旧县本是凤凰山，平地出来个刘解元，刘解元是好汉，裁量十万余八千。”歌谣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该村不仅现存刘琦祠堂，刘琦墓、圣旨碑等文物景点，而且陈列布展了农具及与刘琦有关的文物，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观赏性，我们需要解决好景点与景点之间的通路、通车问题,实现环线旅游。
目前，姚苌古寨开发已经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相关规划已顺利通过评审并即将实施，但“姚苌古寨”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这种开发的超前与研究的滞后极不平衡，我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想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更多各界人士的关注，并从理论上去探讨，在实践中去引用和推广，从而推动姚苌古寨开发和洛川文化旅游更好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