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蒋介石睿言上书的宜昌籍外交官——姚亚英

上海姚良官

1929年7月10日，中苏两国因中东铁路路权争端爆发中东路事件。正当中苏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时，7月21日，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佥事，驻俄双城子领事，时任中央陆军大学俄文教官的姚亚英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上书，提出“不夺取该路，只就苏俄违反1924年中俄协定之点，据以力争”这一事后被证明完全正确、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言。1945年夏，这位宜昌籍外交官在家乡病逝。千余名乡民洒泪含悲，人人身系白布孝巾、手擎白布孝幡，以乡俗中最隆重的祭悼仪式“满山白”为其送葬。

姚亚英为何对处置中苏争端具有如此远见？逝后为何得到众多乡民如此隆重的悼念？这还得从姚亚英的身世和求学经历说起。

一纸香烟盒上的“祭文”，催生了一位俄文拔贡

姚亚英，谱名万宰，号名卿，1878年12月26日生于宜都县横碛下铺袁家垱（今属宜都市松木坪镇泉水垱村五组）一个只有三间茅屋、几亩薄田的贫农家庭。家庭虽然贫困，父亲姚传俊却生性好酒，时常喝得酩酊大醉，常因醉酒误事。一天晚上，他酒后刚刚入睡，忽闻岳家来人报丧，称岳父去世。醉意未醒的姚传俊连忙去请本族最有名望的读书人、秀才姚学涞书写祭文，迷糊忙乱中竟连逝者身份也未说明。

姚秀才平时就对这个贪杯好酒的族侄看不入眼，加上半夜造访惊了他的好梦，心中十分厌烦，随手从荷包里掏出一个双斧牌香烟盒，草草地在烟盒纸上写了几行字，交卷了事。

姚传俊是个文盲，目不识丁，不知秀才在香烟盒上画了几个什么字，谢过秀才，赶紧带着祭品来到岳家吊丧。然而，当他向灵堂主祭的主事先生呈上祭文，跪在岳父灵前致祭时，主事先生却手捧烟盒，哂笑不语。姚传俊不知其因，再三催促主事念读祭文。无奈主事先生始终忍俊不言，待姚传俊叩祭完毕，才私下告知祭文内容。原来，姚秀才在烟盒上写的并非祭文，而是一段奚落族侄的顺口溜：“我乡有个姚传俊，常在酒中困。半夜来敲我的门，说是周家死了人，请我写祭文。我不知是公人还是母人。”姚传俊听罢，又气又愧，恨恨地说：“好！你们读书人狠，我也要把儿子送去读书！”从此，他发恨戒除酒瘾，节衣缩食，供长子姚亚英上学，以求金榜题名，洗雪“祭文”之辱。

姚亚英始入母亲娘家枝江县七口堰周氏族学发蒙，继在宜都千佛寺等私塾就读。在父亲的鞭策激励下，他发愤读书。姚亚英的侄孙周启瑞听先辈讲述，姚亚英在周氏族学走读时，需从家中携带中餐。因家庭贫困，他只能携带菜饭，而同学均是带的米饭。他担心同学嘲笑，每天上学走到距学堂200多米远的一座小石桥时，

就偷偷将菜饭倒入桥下水沟，中午“绝食”，忍饥上课。由此可见“祭文”之辱对姚亚英幼小心灵的创伤。同时，这也成为他刻苦攻读的最大动力。

经过十余年寒窗苦读，姚亚英终于考取宜都县学生员（秀才）。当报子来到姚家鸣锣报喜时，一贫如洗的姚家现借三斗稻谷设宴招待报子，并借了两块银元作为酬谢报子的喜钱。报子没想到秀才之家竟如此寒酸，破天荒地未受喜钱就辞谢而去。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后，姚亚英考入武昌方言学堂攻习俄文。姚亚英孙女姚永铮听先辈讲述，因无钱乘船，祖父是携带一种名为“枯壳子”的麦面干粮，穿着草鞋步行到武昌投考学校的。在校期间，他节假日几乎全部泡在图书馆，查阅史料，研读中俄外交、边界演变历史，中午仅以一个烧饼充饥。三年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考选为俄文拔贡，在清政府外务部门任俄文翻译，并在报刊上发表数篇关于中俄外交边界争端的论文。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佥事，驻俄国双城子领事。其名位官品被刻上金匾，陈列于宜都姚家湾姚氏宗祠；其励志苦读的故事被乡人广为传颂，一雪其父受人愚弄之耻。

睿见卓识，中东路事件上书元首献良策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姚亚英卸任外交官职，进入设在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校长的中央陆军大学任俄文教官。他虽转任教职，但关注和研究的主要方向仍在外交。1929年7月，中国与苏联为中东铁路路权归属问题而爆发的冲突引起了姚亚英的高度关注。

中东铁路是19世纪末，俄国为侵略中国东北，出资在中国东北修筑的铁路。苏联成立后，于1924年5月与中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两国共管铁路。此后，因苏俄未完全履行协定，铁路局仍由苏俄单方面控制，引起东北地方当局的不满。1929年5月27日，东北边防司令官张学良奉蒋介石密令，派军警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搜出“宣传赤化”的秘密资料，将苏联驻哈总领事和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各站负责人逮捕，成为中东路事变的开端。而苏方此前允许华人担任铁路局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以及愿意缩小铁路局苏方局长权限的表态，却被东北地方当局视为苏方软弱的表现。7月10日，东北地方当局将苏方路局局长、副局长等高级官员全部免职，没收中东路电报、电话局，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逮捕苏方人员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7月17日，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并在东北中苏边界集结重兵。战争一触即发。

长期身处中俄外交第一线、对中俄外交争端有着深入研究的姚亚英，认为南京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对中东路交涉处置失当。7月21日，他以陆军大学俄文教官的身份向蒋介石呈递《为东路交涉寄蒋介石校长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详陈甲、乙两种解决方案的利害，首先剖析了甲案“不顾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之中俄协定，迳自夺取该路”的不当， 指出：如实行该案，“则该路即回复一九二四年以前之状态，路筑在我地，资本则出自俄人也，我用强力夺取，理由是否充足，苏俄能否忍受，列强能否同情，素具满蒙野心者（指日本）能否让我成功，国内反对派能否不从中作梗，凡此皆无把握。”建议实行乙案：“不夺取该路，只就苏俄违反一九二四年中俄协定之点，据以力争是也。”即以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搜出的“宣传赤化”的秘密资料为证，根据《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六条两国政府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的举动和宣传的规定，与苏方交涉折冲。如此，方能“名正而言顺，理直斯气壮。自能唤起中外同情，而交涉庶几有利。”遗憾的是，自以为是的“蒋校长”却未纳良策，坚持收回中东路，致使两国兵戎相见。

1929年10月至11月，苏军先后攻占满州里、海拉尔、扎贲诺尔、同江等城。东北军战败。东北地方当局被迫签定《停战议定书》。12月22日，双方代表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草约》，重申遵守1924年签定的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退出中国国境，彼此释放所俘军民。由此，中东路事件结束。

中东路事件，不仅给中国军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失去苏联已让出的路权，也让虎视眈眈的日军更加轻视中国军队，随即制定《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加速实现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而事件期间苏联占据的中国领土黑瞎子岛，亦成日后中苏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事件的结局与后果，证明了姚亚英建言的正确和远见卓识。

执政当局的错误决策，使姚亚英深为痛心。为此，他编写了《中俄交涉观》一书（1930年3月北京华北印书局出版），全面论述了中俄外交边界争端的历史与现状，手绘三幅中俄边疆分段地图，将沙俄历史上侵占中国的领土一一标注，并附录1919年以来的中俄外交文档供执政当局参考，以免重蹈中东路事件复辙。

重教兴学，一人集资办三校

1936年，姚亚英因母病从中央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辞职还乡，定居父母的迁徙地宜都、枝江交界的鸾凤岭东侧姚家屋场。此地隶属枝江县洋溪乡第十保（1952年划属松滋县），是一块被宜都、松滋环围的枝江飞地。然而，辞职回乡的姚亚英并未赋闲。

这位对文化缺失有切肤之痛的前清拔贡极其重视教育。姚亚英的侄孙周启发回忆：姚亚英喜食菌菇。我小时常拎着篮子到山上捡些菌菇给他送去。他每次都要给我几毛银角子，但不是叫我买糖果吃，而是叫我“拿去买笔墨纸，准备读书呀！”我常听姚亚英与人闲谈时说：“儿们要多读书，不读书，国家搞不好！”

怀抱着“兴学强国”理想的姚亚英，回乡后首先创办了鸾凤岭石灰窑工人夜校。

鸾凤岭盛产石灰石，建有20余座个体经营的石灰窑，有窑工近百人，大部是失学的青少年。姚亚英向窑商协会和附近地主“化缘”，动员他们捐款捐物修建校舍，并带头捐出自家部分田产和树木。窑商、地主都十分敬重姚亚英，无不认捐。三个月后，一栋由富人出钱、穷人出力修建的校舍拔地而起。

姚亚英的侄孙周启瑞回忆：校舍主体建筑是一栋相当于两个普通教室面积的大教室，墙体由石头垒砌，木梁青瓦，一楼一底。楼上住宿，楼下上课。另附两间偏屋：一为教师宿舍，一为厨房。

夜校第一课由姚亚英亲自主讲。每个学生发一册《识字课本》。时年11岁的周启瑞也随在窑场做工的三哥旁听了第一课。至今，88岁的周启瑞还清晰地记得，姚亚英教学生认识的第一个字是“鸡”。

夜校主要由一位聘请的私塾先生任教。周启瑞说，工人开始上夜校时很热情，上课的人多。后因白天做工，晚上上课，时间长了身体吃不消，渐渐的学生越来越少，两个月后只好停课。姚亚英随即利用校舍创办鸾凤岭小学，免费招收100多名学生入学，聘请3名教师，商请鸾凤岭窑商每年捐出一笔资金作为办学经费，并增建了一间教室。

虽然窑商认捐办学经费，但经费到位却颇费周折。因为石灰的销售主要集中在春季，农民春季赊购石灰，要等到夏粮、秋粮上市才能付款。窑商缺乏流动资金，只得将农民的欠条抵交学款。因此，有时教师的薪资近半是窑商交来的“白条”，需上门找农户兑付。若窑商、教师、农户之间发生学款欠交纠纷，姚亚英总是义不容辞地出面协调解决。同时，为使窑商有余力捐资助学，他又呈请宜都、枝江两县政府，免去了窑商除营业税以外的所有摊派和苛捐杂税。

姚亚英回乡后，被姚氏族人推选为姚氏宗族第二任族长。随即，他又号召族人捐资出力，在宜都观音桥乡姚家湾姚氏宗祠东侧修建校舍，以祠堂公田租课收入为办学经费，创办了可容100多名学生就读的姚氏族学。族学虽然姓姚，但招收学生却不分姓氏，附近百姓子女均可免费入学。对特别贫困的姚姓学生，姚亚英每年

还从祠堂公产中拨付一石大米作为生活补助。

今年89岁，老家住在姚氏宗祠对门的姚世哲，自称“小时穷的裤子都没得穿的”，十余岁就帮族学食堂烧火。姚亚英知情后，让他免费入学，还供吃供喝。

姚世哲说，每年清明节，姚氏族人都要到宗祠聚会祭祖。姚亚英派人在门口摆放了一张签字桌。每个前来祭祖的人都要在登记簿上签到。对不会写名的族人“就要问道理”。每次学校集会或祠堂祭祖，姚亚英都要讲“日本杀了中国多少人”、“当壮丁你们都要去呀”、“ 要抗日啦”等话语。

姚世哲又称“当时松枝宜三县处于抗日前线，国军七十九军、六十六军、三十军都在这里驻过。军长是姚亚英任陆军大学教官时的学生，都到姚氏宗祠来拜访过姚亚英。军部唱戏，非把姚接去不可，姚亚英就带我们师生一起去看戏。”

而国军高级将领对姚亚英的尊崇，也大大提高了姚的社会声望。

两所学校在姚亚英及其子国民政府军令部中将高参姚世瞻两代人的苦心支撑下，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因时局变化而停办。

振臂一呼抗“猪捐”，怒发冲冠宰“肥羊”

1938年的一天，姚亚英坐着两人抬的兜子到宜都一个大户人家作客。午餐时，主人请姚进厅房入席。姚亚英说：“我还有两个抬兜子的力人哩。”主人说：“我都安排好了，叫他们到厢房吃饭。”姚亚英一听，调头就走：“那我和他们一起吃。”主人一脸惊愕，忙叫两个力人同到厅房入席，方才化解尴尬之局。事后，姚对主人说：“你们把我不当人可以，但要把我的力人当人。我的脚就在他们肩膀上。”

这两个固定为姚亚英出行抬兜子的力人，一个叫姚永盛，一个叫艾立发，均是姚家佃户。

姚亚英对劳苦人的眷顾并不只限于两个力人。他的族侄姚世哲说：“姚亚英做的好事不少。我知道的，丙子年（1936年）下雪砖（冰雹），把庄稼搞的没得哒，他把自家田卖了几十亩救济穷人。”而在乡人的印象中，姚亚英做的最有影响、惠济众多乡民的好事就是抗“猪捐”。

1939年冬，松滋、枝江、宜都三县开征“年猪捐”。对此，姚亚英甚觉不公。他说：“抗战时期，百姓赋税本来就重，一年上头辛辛苦苦，自己杀个年猪自己吃，还要纳捐，岂有此理！”于是他决定号召百姓抗捐，派人在松枝宜三县边界地区到处张贴抗捐标语，在枝江七口堰周氏宗祠聚众议事，商定以三县边界地区姚

、周两姓族人为主，在周氏宗祠集合，到松滋皇经堂、宜都观音桥、枝江明月寺三地联保办事处进行抗捐请愿游行。姚亚英在乡人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振臂一呼，应者如云。

姚亚英的侄孙周启瑞回忆：预定集合游行的那天早上，我也随大人到周氏宗祠去了。参加游行的人都带着大刀、梭镖，我去时已经来了近百人。正在集合时，姚亚英忽派内侄周佑乾前来通知“游行改期”，大家又才纷纷离去。事后，周启瑞听说“改期”的原因是松滋县长鄢说准备派兵前来镇压，姚亚英为避免群众受害

，临时取消了游行。

请愿游行虽然取消，抗捐斗争却未停止。姚亚英向湖北省主席陈诚公开发出《呼吁书》，要求免除年猪捐，并寄发新闻媒体和社会名流，开展舆论攻势。松、枝、宜三县政府慑于社会压力，只好放弃征收年猪捐。

姚世哲说，姚亚英好打抱不平，为人解难。谁家的独子若被抓丁，家人只要投告姚亚英。他写张条子，乡保长就把人放了。

2009年4月26日，81岁的袁家垱村民姚永宜则向笔者讲述了一件姚亚英替佃户出头“宰肥羊”的故事。

“肥羊”者，宜都松木坪大地主刘西伯是也。刘年收租课3000余石，拥有几千亩山林和江家湾、庙河、郑家垴3座煤矿，富甲一方。刘有个佃户叫李世文，租佃刘的房屋和24亩水田，因遭水灾欠租。刘派管家屡次催租未果，于农历腊月二十四日下达“最后通牒”：年底前再不交课，退佃搬家。时近年关，眼看全家将无处安身，无奈之下，佃户请姚亚英为其说情。姚亚英写了一张条子交给佃户，宽慰他说：“不要紧，你把这张条子交给你老板，他就不会赶你搬家了。”姚亚英自信刘西伯会给他一个面子。谁知，第二天佃户又到姚家来了。一见面姚亚英就问：“你这个事搞好了没有？”佃户答：“那没有搞好哩，他看都没有看就把条子

甩了。”姚亚英一听，顿时气得火冒三丈，暗暗打定了一个主意。

腊月二十八，姚亚英一乘兜子赶到宜都县政府。县长一脸惊诧：“老太爷，快过年了怎么还来了？”姚亚英答：“我来给你们辞年的，没带别的礼物，给你们牵了一只“肥羊”，看你们怎么杀。”随即向县长控告了刘西伯欺压佃户的劣迹。“老太爷”发话，县长岂有不遵之理。腊月二十九，县长派军警将刘西伯传到县府“过年”，以“为富不仁”的罪名，罚其24亩佃田充公。刘西伯年未过成，倒蚀了24亩地，气闷之中，还不知何事开罪了姚老太爷。原来，刘西伯并未见到条子，佃户将条子交给了刘的管家。有眼不识泰山的管家竟将条子弃之于地，连累东家过了 一年“好年”。

1943年9月，姚亚英被遴选为宜都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遴选委员会为其写下十六字评语：“德高望重，品德兼备，学术精良，福利社会。”

1945年夏，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饬令秭归、长阳驻军修筑巴东野三关至长阳的军事公路。而三斗坪驻军竟转嫁负担，向松枝宜三县派征民夫三千，自备口粮到野三关筑路。抗战时期，征派频繁，农民不堪重负。姚亚英探悉军部主官是他在陆军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便毅然冒暑到三斗坪军部为民请命。经他反复陈情，军部

终于收回征夫之令。这次长途跋涉，由于山路崎岖，天气炎热，姚亚英血压剧升，回家的当天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67岁。

家人将其葬于老家宜都袁家垱。出殡之日，松枝宜三县政界人士、社会名流和边界地区的百姓1000余人洒泪含悲，为其送葬，仅挽联就达800余幅。两人一排、手举白布孝幡的送葬队伍，队首已达6里外的袁家垱，队尾还未出姚家屋场。灵柩所经之地，家家户户燃放鞭炮，焚烧纸钱路祭。人人身系白布孝巾，以“满山白”

这种乡俗中的最隆重的祭悼仪式，向这位爱国爱乡爱民的乡贤致以衷心的敬意。

（作者单位：宜都市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