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大家——廊下姚椿

姚波

桐城派大家——廊下姚椿
记者 乔进礼

    明代中叶以来，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方以智、钱澄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称为桐城“四祖”，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曾言：“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曾国藩更是赞叹姚鼐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本文所讲的姚椿，就是姚鼐的入室弟子，桐城派的嫡系传人。
    姚椿受学于桐城派祖师姚鼐，研读宋儒经典之书，专攻程、朱理学，但文论又有所变化，主张文章以讽喻为主，以音节为辅，以独造为境，以自然为宗，对后世影响较大。一生著作甚富，主要作品合辑为《樗寮先生全集》四十二卷，编有《国朝文录》八十二卷。林昌彝《射鹰楼诗话》称“其诗源于唐宋诸家，其情正，其质厚，故怨而弥婉，质而弥华”。王柏心评其文曰：“其言宣之口也，闳达而疏畅；其笔之于书也，茂密而和懿。无瑰谲之貌、亢厉之气，而工于辞者，以为无以加焉！”
博闻强识成两脚书橱
    姚椿字春木、一字子寿，号樗寮生、蹇道人、廊下人，并自称樗寮病叟、东畲老民。乾隆四十二年（1777）九月，姚椿生于豪门贵族之家，其祖上几次被封为通奉大夫，其父姚令仪官至四川布政使，叔父姚令俞官至宁波知府，可以说是合门高官。姚令仪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雅士，家中富有藏书，编有《姚氏家藏书目》，并筑藏书楼“通艺阁”。姚椿幼承家学，少年时好学勤读，十岁已通声律，并能熟读《全唐诗》。由于其博闻强识，小小年纪就能诗善文，被时人誉为“两脚书橱”，因为天资聪颖，渐渐产生了狂放之气。每日与洪天吉、杨芳灿、张问陶等文士，呼朋唤友、诗酒高会，一时才名大起。十八岁时，以国子监生，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但却名落孙山。嘉庆三年（1798），姚椿随父寓居蜀地，游历他乡、遍察民生，深知百姓疾苦，曾作《过壩》、《哀山中采煤者》、《水灾新乐府》等诗，渐生匡时济世之志。
    然而，束缚人心的八股文章，并不是才子的强项，姚椿虽然早有才名，但是直至嘉庆十年（1805），其中数次科举考试接连不中。据沈曰富《姚先生行状》记载，这是因为姚椿自恃才高，不屑于向当时负责遴选试卷的彭元瑞、纪晓岚送礼所致，没有确切的证据，今人也难以定论。但屡试不中的结果，使姚椿陷入求仕无门、求用无途的境地，在其父姚令仪的推荐下，姚椿拜桐城派文章大家姚鼐为师，潜心研究文章、学问。
    由于姚椿早年随父亲游历川蜀，“凡河渠农桑、漕务边防，以及闾阎疾苦，无不反复熟筹。稽之史传，证以游历，思将大有用于世”。因此，其思想并没有完全被八股文章所束缚，对自己科举不第的情况也不以为意。跟随姚鼐学习几年之后，竟从内心绝意仕途，潜心研读程朱理学，并兼修农业、水利、兵防等经世致用的学问，这恐怕是其父姚令仪所始料不及的。自此， “摒弃夙习，一志求道”。姚鼐
    作为姚鼐的第一代弟子，后人评价姚椿曰：“论文必称桐城”，可见桐城派对其影响。但是，姚椿在学习的过程中，虽然深受桐城派影响，但对于文章又有创见，因为他兼收了他人的观点。据史料记载，有一次，他读到宝应朱泽沄遗著，佩服之余，连声叹息，说：“此真为程、朱之学者！”并执弟子礼到其墓前拜谒，可见其兼学百家的态度。立志求学的姚椿，在南埭建有藏书楼，上悬匾额“古照堂”，是其恩师姚鼐墨宝。   姚椿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樗寮、养气居、晚学斋等，自此“杜门力学”，直到嘉庆十五年（1815）九月，八十五岁的姚鼐病逝。由于，深感老师的教导之恩，姚鼐病重时，他亲去照顾，亲视医药长达数月。在姚鼐去世后不久，姚椿就开始着手整理姚鼐的遗著，并将其付梓出版，在当时成为尊师重教的佳话。其后，姚椿又用十年潜心研究学问，终于使自己成为满腹经纶的大儒，开始了自己数十年传道、授业的生涯。
酷爱学问游四方讲学
    姚鼐去世之后，深得桐城嫡传的姚椿，扛起了桐城文脉的大旗，诗词文章名传天下。道光元年（1821），姚椿被松江知府举荐为孝廉方正，本可以此身份参加保和殿试，授以知县等官，从而步入仕途、徐图升迁。谁知，姚椿绝意仕途、不改初衷，多年钻研诗词学问，更又生出一股豪放之气，不但对知府的美意辞谢不就，还跑到镇海，登招宝山、遥望海岛，作《吊同归域文》，遥祭舟山阵亡的明末抗清志士。
    当时，大清王朝走过了康乾盛世，内忧外患日益加重，因此文网渐疏，对姚椿如此行为也没加追究。姚椿在《吊同归域文》中，表达了对时局的关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引起了当时士子的尊重。道光四年（1824）起，姚椿掌教河南开封夷山书院，并主讲湖北荆南书院和松江景贤书院，以实学勉励诸生，后来其桃李满天下，造就人才颇多。
    姚椿教学很有特色，以爱才、惜才著称，遇到贫寒却有才华的学生，总是给予奖励，还经常自己出钱资助学生。如果到另一个地方讲学，临行前则向书院推荐有才华的人。在河南讲学期间，因为老母还在松江府娄县老家，因此他每年都要回家探望。在交通不便的清朝，这样往返一次，舟车劳顿、十分辛苦。直到道光十六年（1836），姚椿母亲病逝，其弟姚楗辞官归乡，姚椿才得以长期出外游学。讲学之余，姚椿喜欢博览群书，在掌教各地书院的同时，极重搜求藏书，凡遇从未见过的书必一一抄录珍藏，他所藏之书中的精本也都经自己亲手校勘。光绪《松江府续志》称：“郡中藏书，嘉庆时以姚椿为最富。姚氏积书数百万卷，椿尤多手校本，近经兵燹，亦多散去。”当时，松江秀野桥南的南埭，出了三位著名的藏书家，一位即是姚椿的弟子“读有用书斋”的主人韩应陛，还有一位是官至杭州知府的张允垂，其中姚椿藏书为当时松郡最富。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可养浩然之气。姚椿多年的读书、讲学、游历，使得他的心胸开阔，诗文造诣取得长足的进步。他自言其诗：“以讽喻为主，以音节为辅，以独造为境，以自然为宗”；又言：“文之所用不外四目：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辞之深美”。他的诗文多有关切民间疾苦之作，如《哀山中采煤者》诗、《水灾新乐府》十六章，也对民族兴亡深表关切。
    对他的诗文，历来文论家都有很高的评价，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中，称其律诗取法于杜甫，近体胜于古体，与唐宋诸大家相出入。他的散文笔法清秀，简洁明净。与姚椿同为湖北荊南书院同事、道德文章独步江汉的王柏心，在《晚学斋文集序》中称姚椿“覃恩六经，服膺儒光，义必求其尽，理必求其是”，故“其文揆度形势，以正人心、厚风俗”，并赞其为桐城的诗文殿军，大有媲美陈子龙“明诗殿军”的意味。


痛恨鸦片赞林公禁烟
道光十八年（1838），姚椿应湖广总督林则徐之聘，到湖北荆南书院掌教，前后七年有余，和林则徐结为好友，时常一起探讨国计民生。姚椿虽是一介布衣，但是多年游历民间，深知百姓疾苦，应林则徐之请，《运米行》和《续运川米议》等文章，曾作提议从四川贩米解救两江、两湖灾民，以及其它民生问题。林则徐读了这两篇文章后，写信表示赞同，称赞为恤民一长策也！
    自嘉庆以后，西方鸦片输入中国，大量白银外流，民生日渐艰难，早在道光三年（1823），姚椿就作《罂粟花》诗，痛斥鸦片危害。林则徐也早注意到鸦片的流毒，曾宣称：“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道光皇帝面对历年禁烟不见成效，鸦片流毒已是肘腋之患，威胁到大清的财政来源和统治根基，终于下定决心严禁鸦片。林则徐又上奏折，从各方面论述全面禁烟的重要性，得到许可后在湖广着手禁烟。
    当时，姚椿对禁烟行动十分支持，道光十八年（1838），黄爵滋疏请禁烟时，姚椿就作《禁烟行》。同年，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姚椿极为兴奋，作诗送林则徐入粤， “上公声望慑蛮夷，诗曰：一檄贤于十万师。会见溟洋恬飓鱷，真成谈笑却熊羆。能兼群策斯为大，欲示天威更以慈。幕府陋儒何术效，只将歌咏答明时。”《通艺阁诗三录》卷六记载：林公奉命粤东经理海口事务，“先以檄谕外夷，令其自止烟造，感叹斯意，因赋是诗。”
    林则徐禁烟十分果决，采取雷霆手段，沉重打击鸦片商贩，并命令鸦片商人作出保证：“断不敢将鸦片一项，稍行贩买，永不敢以鸦片带来中国”。至道光十九年（1839）时，烟贩缴烟完毕，共收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十九袋。兰士禄·颠地等英国商贩被驱逐出境，十三行的英国人也撤到澳门。同年，四月二十二，虎门销烟正式开始，至五月初十，共销毁两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斤鸦片。虎门销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在民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道光二十年（1840），姚椿听闻虎门销烟，作《喜闻粤东大捷》诗以贺。后来，英国商务总监督义律，挑起中英鸦片战争，中国禁烟运动受挫，作《捷音不果志闷》，抒发心中的感叹。鸦片战争爆发后，姚椿作《海上杂诗》，记述闽浙抗英战事，爱国主义思想跃然纸上。
    然而，大清朝积贫积弱，早已是外强中干，除林则徐稍作战备外，其余各地防备松弛。鸦片战争爆发不到一年，英军就封锁了广州、厦门等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抵达天津大沽口外。道光皇帝慑于兵威，罢免林则徐官职，令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后来，林则徐病逝，姚椿作《哭侯官林尚书二十二韵》，始终表达了对朝纲不振、主庸臣昏的愤怒，也有对英魂已逝、大厦将倾的痛惜。
潜心著述终自成一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外游历二十余年的姚椿，终于又回到了松江府老家，开始他颐养天年的生活。尽管，已经年近古稀，但仍受人之邀，在景贤书院讲学。离开书院后，便在家中闭门读书、著述，不接外事、不惹官绅。一生中创作甚富，在诗、文、词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王昶称其文“义法高洁，和平醇雅”，洪亮吉称其诗“如洛阳少年，颇通治术”，其中，《国朝文录》、《洒雪词》、《通艺阁诗录》分别代表了他各个体裁的主要成果：
    作为桐城派后期的重要作家，姚椿不仅长于创作，还操持选政、综辑清文，积半生之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共八十二卷，以文体为次，延续《湖海文传》的体力编成《国朝文录》。《国朝文录》共八十二卷，以文体为次，延续《湖海文传》的体例，以“明道”为先、“考古有得”为附；强调“纪事”，要求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讲究“辞章之美”。对保存一代文献，传播桐城文法，具有重要价值。姚椿在自序中言：“其意以正大为宗，其辞以雅洁为主。”大致说出了此《文录》的主要特点。
    在诗歌的创作中，姚椿强调以“讽喻为主”，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因而有不少诗篇关切时事，具有可贵的文献价值。如《西藏书事》、《舟过长寿感赋》、《泸州闻滇黔官兵国境》等，意境深广、气象豪迈、学问渊博、笔力闳健。但其过于强调诗作的温柔敦厚，故其诗主体意识过于内敛，不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情冲击。就是其诗集中难得一见的《伤悼诗》，也是写得微见涟漪而不兴波涛，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也是姚椿诗作流传不广的原因之一。
    在诗词的创作中，姚椿继承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点，将诗体与词体做了严格的分工，因而大凡涉及人事酬应、曲折情事，多以填词为主。因此，其诗绝少率意绮靡之作，其词则正好相反。当时的大儒，对填词都很轻视，姚鼐更是劝他不要填词，故而姚椿一生填词的作品，在其创作的文章中所占比例甚少。仅《洒雪词》一集，是由其学生沈曰富收集。《洒雪词》分上中下三卷，创作时间跨度很长，现抄录《琐窗寒》一首，以管窥一斑：
    侧月量愁，铺云织恨，半生波陷。谪仙人去，又夜静星芒敛。悄城南、一角斜阳，向风葵麦飐。更数株残树，惯经憔悴，奈他愁黯。
    谁念才人事，珊管旧妍华，许多香艳。故乡埋骨，了了诵经余梵。算平生、冷洁孤芳，只除绮语他生忏。梦里归来，春草池塘，添阿连凄感。姚椿除诗文之外，还能词善画，所画墨竹笔致潇洒，还曾纂修《道光禹州志》二十六卷、《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十二卷，并对方志理论有所阐发。此外，姚椿还辑录《五茸志逸录存》一卷，为姚椿手录明吴履震撰《五茸志逸随录》之重要材料。上海图书馆现藏有姚椿通艺阁抄本，颇为珍贵。咸丰三年（1853），姚椿病逝于老家，享年七十六岁。到其孙一代，因染上鸦片烟瘾，将姚椿所有藏书及家业败尽，不禁令人感叹鸦片流毒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