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精神感召下的匹夫之责——评唐曾孝长篇报告文学《...

姚波

舜帝精神感召下的匹夫之责——评唐曾孝长篇报告文学《北游记》

《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　　加入时间：2017/1/15 11:35:00　


舜帝精神感召下的匹夫之责


——评唐曾孝长篇报告文学《北游记》




一、舜帝精神感召下的九疑山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的诗句，诗中的九嶷山，其自然风光是那样地神奇美妙，其人文景观则更是凄美动人。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诗句，是因为收到了三位“友人”所送的纪念品：“乐天宇送了一支家乡的墨竹，还送一条幅，上有蔡邕《九嶷山铭》的复制品，条幅的上额写有他自己作的《九嶷山颂》，署名九嶷山人。李达送了一支斑竹毛笔，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作。周世钊送了一副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1]。正是三位友人所送的纪念品，才使毛泽东感物生情，于是写下了这首友谊之歌，怀乡之曲。


毛泽东的诗为什么要从九嶷山起笔？其原因有三：一是三位友人所送的纪念品或直接来自九嶷山，或与九嶷山相关，这是最直接的动因；二是三位友人中有二位来自九嶷山，这就是李达和乐天宇，特别是乐天宇，老家就在九嶷山中，在延安时，毛泽东就称他为“九嶷山人”；三是舜帝与娥皇、女英的爱情故事触发了毛泽东的联想，让他想到了与杨开慧的爱情，毛泽东晚年自己说：“《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2]如此看来，这首诗是友谊之诗、怀乡之诗，更是爱情之诗，舜帝与娥皇、女英的故事则是催生此诗的最强有力动因。


无疑，九嶷山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她的神奇，更重要的不在自然风光的美妙，而在人文底蕴的深厚，因为这里是中华文明始祖舜帝的归葬地，又有着娥皇、女英为追寻舜帝而来、泪洒斑竹、最后投江殉情的千古绝唱。因此，这一片土地，不仅是历代帝王将相的朝圣之地，也是文人骚客的朝圣之地。同时，在舜帝精神的感召之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更是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书写了一页页辉煌历史，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譬如毛泽东的友人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砥柱中坚的作用，其理论贡献光耀千秋；再如毛泽东的友人乐天宇，他为新中国的农业科学所作的贡献且不去说它了，晚年离休回到家乡，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地上第一所民办高校——九嶷山学院，为培养农村基层急需的人才呕心沥血，积劳成疾，最后以身殉职，他的贡献和人格魅力光照后人。


当然，李达和乐天宇都不是寻常之人，他们生活在不寻常的时代，凭着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不寻常的业绩，这是令后人倾慕不已的。似我辈平常之人，常常埋怨自己生不逢时，想创造业绩而无机遇，想创造奇迹而无机会。然而，今读唐曾孝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北游记》，犹如当头棒喝，作品中的主人公刘湘辉和他98岁的老奶奶肖新翠，无疑是一个平常之人，但他们仅凭着一辆三轮脚踏车，却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奇迹，令我辈读来汗颜。





二、九疑山下的凡人创造了人间奇迹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奇迹”就是“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北游记》向读者所报告的正是一件让人想象不到的不平凡的事情，准确点说，这是一个匪夷所思、有悖常理的故事。


第一个让人想象不到的就是刘湘辉竟然选择踩三轮脚踏车去北京。在交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天上飞的有飞机，时速可达上千公里，而且已经成为寻常百姓的交通工具；地上跑的有火车，时速也已达到三百多公里；再慢一点，买一辆小车载着奶奶上北京，时速也可达上百公里，方便而快捷，而且从刘湘辉的家境来看，买一辆小车也不难。而他却要舍弃这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偏偏选择最原始的、时速不到十公里的三轮脚踏车，这是一悖常理。


第二个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刘湘辉竟然敢带着98岁高龄的老奶奶去北京。民间俗话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七老八十的人已是风烛残年油干灯尽，其生命之火随时可能熄灭，如果死在留宿、留餐者家里，这无疑是很不吉利的；而老奶奶已经98岁高龄，其生命体征更是极度脆弱高度危险，生命时间只能以分秒计。所以，当刘湘辉的三轮车到达北方的一个镇上请求住宿时，屋主便坚决拒绝，只允许他“停一分钟就拉走”，而屋主的儿子更是凶神恶煞地说：“快拉走，一分钟也不能停”[3]。这一习俗其实不仅在北方有，南方也有，九嶷山地区也有同样说法，但不像北方忌讳到那种程度。而且，北方的忌讳还不仅仅是农村，北京天桥医院给老奶奶一检查身体便下达病危通知单，“说她重病垂危很难度过当天晚上”（P53），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她的年龄太高”（P54）。别人都如此忌讳，刘湘辉自己居然不忌讳，带着老奶奶从3月初出去到8月中回来，在外飘荡长达半年，这是二悖常理。


第三个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老奶奶自己，有着98岁高龄而且还下肢瘫痪，竟然敢去北京看奥运。这一个“想象不到”更是包含有三层意思：其一，中国人看重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想方设法也要回归故土，为的就是死后能够归葬祖坟，其灵魂可以进祖宗祠堂，如果死在他乡就会成为孤魂野鬼，这是人生的一大忌讳。因此，七老八十的人不仅别人不能留，自己也不能轻易外出，怕的就是死在外面。老奶奶似乎从不考虑这些，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地出游，对她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确实有点非同寻常。其二，中国人固守着家中的稳定生活而忌讳出游，“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总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里的狗窝”，诚如是，中国文人才有那样多的离愁别绪故乡之思，豪放飘逸如李白者，尽管畅意于仗剑出游，但也免不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毕竟，出门在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仅带来情感上的疏离，也会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更何况老奶奶还拖着瘫痪的双腿，诸多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但她却毫不在意地毅然出游，这也是非同寻常的；其三，对老一辈中国妇女特别是没文化的妇女来说，一般是不会关心国家大事的，像奥运会这种事情，离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距离很远，更不会关心，但她不仅关心而且热心，非要拖着残疾之躯到北京去亲眼看一看奥运会，这种眼界与执着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是三悖常理。


在这三悖常理的故事中，哪怕只有其中之一，譬如，两个年轻人脚踩三轮车去北京看奥运，就已经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学题材了，满可以写出一部很有特色的文学作品了，更何况是一个三悖常理的故事。故事本身不做任何加工就已经非常感人了，如果再加工为文学作品，肯定会感人至深。可奇怪的是，刘湘辉的三轮“孝车”一路前行，历时近半年，行程2000多公里，沿途采访的记者成百上千，但都是把这一故事当作新闻报道，无人想到要用此题材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待到事情过去了几个月，唐曾孝先生听说此事后，立即进行深入细致的素材收集，住到刘湘辉家零距离地观察体验主人公的生活，然后快速高效地写出这部《北游记》，拿到《报告文学》杂志发表时，则只能作为北京奥运“周年纪念”之作了。


我们确实应该感谢作者，凭着当记者的敏锐他看到了这一故事的现实价值，凭着当作家的深邃他看到了这一故事的永久价值，然后用新闻与文学相结合的形式将这一故事创作出来，让我们有了永久性的读本。不然，尽管对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很多，但“新闻新闻，过眼烟云”，谁也不会把新闻报道拿来反复阅读，那么，这一个本该流传久远的故事就很可能如昙花一现便销声匿迹。





三、孝心感召的精神力量


奇迹的创造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其背后肯定有着精神力量的支撑。那么，支撑刘湘辉和老奶奶的精神力量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作者的描写：


这辆三轮车上面安装了一个“蒙古包”式的雨布棚，棚顶插着一面迎风飘扬的国旗，棚子前面的挡风门上写着一个显赫的大红“孝”字，左右两面用红漆刷着“九嶷山下一孝孙，骑着单车万里行，带着百岁老奶奶，同上北京看奥运”的标语。……这位年轻人凭着一双钢铁般的脚板，凭着一颗炽热的心，凭着一份至孝的情，踩着脚踏三轮“孝车”36天，行程两千多公里，拉着老奶奶来北京看奥运。（P28）
在这里，支撑刘湘辉的精神力量，作者唐曾孝交代得很明白：是“凭着一份至孝的情”；主人公刘湘辉自己也交代得很明白：是那一个“显赫的大红‘孝’字”。可以说，传达一种至孝的精神是这部报告文学的主旨，践行一种至孝的精神是主人公的意愿，这是文学源于生活的典型例证，是作者的思想与主人公思想高度统一的体现。作为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严格遵循反映生活真实的创作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孝车”北游的全过程以及主人公的精神风貌。当然，作者也不是机械地记录事件的过程，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和提炼，这种提炼主要是突出了主人公的精神风貌。


从精神风貌说，主人公不仅仅是一个至孝精神的践行者，也是一个宣传者，他在车上书写一个显赫的大红“孝”字，这本身就是宣传，而且是一种言传身教式的宣传，“孝”字的涵义与“孝车”行动的结合，比任何教科书或红头文件都更有效，主人公的这一设计可以说是一个天才的创造，显示出主人公在“用心行孝”上的卓尔不凡。


而且，主人公刘湘辉还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者。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有400多个国内外记者和官员的签名留言，这是对他此次行动的褒奖，但他没有把它当做自己的骄傲资本，而是当做可资教育后代的精神财富：“这笔记本上的外国文字，我虽然一个都不认识，但是我会带回去好好地珍藏起来，作为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让子子孙孙都要做一个以孝为天的好后代”（P53）。“以孝为天”，这是多么好的理论概括，没有长时间的思考，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可见，他的“行孝”，既不是一时的想法，更不是即兴的作秀，而是一种有思想有预见、要为后代树立榜样的行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湘辉的“榜样行动”当然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小家，他还有着更大的“野心”。当永州市孝文化促进会会长蒋经仟专程去他家拜访时，“刘湘辉把外国记者和官员馈赠的‘宝贝’端了出来向蒋会长展示，好像自己用激情拥抱了世界，眼帘顿时闪放出光芒来。他扬起这些‘宝贝’，指着那三轮‘孝车’说：‘我打算装修一个房间办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孝文化展览室，把这些东西摆进去，免费开放，让广大青少年和群众接受孝道教育”（P57）。很显然，刘湘辉希望三轮“孝车”和那些馈赠的“宝贝”能够成为免费教育的教材，因为这里面不仅包含了自己个人的“榜样力量”，也蕴涵了国内外对孝文化的希冀和呼唤，是一种集体力量、社会力量的凝聚，它理应对社会发挥作用。但愿这个美好的精神家园能够建立起来并产生影响，能够为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泛起一片绿洲。


刘湘辉无疑是一个极普通极平凡之人，平凡得在茫茫人海中无法分辨，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毅力和识见，能够创造出如此卓尔不群、独标一帜的奇迹来？这与他生活在九嶷山这片神奇的土地恐怕不无关系。


刘湘辉在“孝车”上特意标出“九嶷山下一孝孙”的字样，这足可见出九嶷山在他心中的分量，也可见出舜帝精神对他的影响。舜帝南巡，崩于苍梧，葬于九疑。从此，九嶷山舜帝陵就成为历朝历代祭祀朝拜的圣地，作为中华文明的先祖特别是作为中华道德文明的创始人，舜帝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本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加上历朝历代对舜帝陵的祭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使得舜帝精神在九嶷山地区尤为深入人心。在中华道德文明的内涵中，“百善孝为先”，舜帝的“至孝”精神对民间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刘湘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是就有了震动世界的“孝车行动”，这正是舜帝精神感召下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典型事例。


不仅是刘湘辉的行动受了舜帝精神的感召，老奶奶的思想行为也是受了舜帝精神的影响。舜帝南巡也已到了耄耋之年，他因“勤于政事而野死”他乡，不仅将他的尸骨留在了九嶷山，也将这种精神留在了九嶷山，所以九嶷山地区的人并不像北方人那样害怕客死他乡，也不像北方人那样害怕别人客死在自己家中。所以，老奶奶98岁拖着残腿还可以心无挂念地外出数月，别人也可以高高兴兴地把她当作有福的寿星来接待，“在南边不管是旅店老板还是农民兄弟，大都欢迎三轮‘孝车’的到来，见是百岁老人来住宿，像贵人驾到一般接待，有的收半价，有的全免”（P37），特别是桂阳的一位汉子，硬是把自己的床让给老奶奶，还说是自己的“福气”，这与北方那个镇子上父子俩对待老奶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在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前，我宁可认为是因为舜帝南巡所带来的精神影响力。





四、伟人与凡人共有的匹夫之责


从本质上说，舜帝“南巡”与刘湘辉以及老奶奶的“北游”是有相通之处的。舜帝南巡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他在尽一个帝王应尽的职责；刘湘辉和老奶奶的北游是为了观看奥运会并为中国加油，他们是在尽一个平常百姓应尽的职责。职责不同，尽职的形式不一样，但本质相同，精神一致。由是而论，刘湘辉的“孝车”行动，不仅是舜帝精神的感召，也是舜帝精神的延续和发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今天我们提倡继承和发扬舜帝的“至孝”精神，应不应该有新的内涵？怎样来规范今天的孝道文化？这是《北游记》提供给我们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启迪。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各尽其责的问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在国家民族的危亡之时每每被人提起，而在和平年代则很少有人想到。其实，国家危亡之时需要匹夫尽责来挽救，而国家兴旺之时更需要匹夫尽责来推进。刘湘辉他们去北京看奥运，表面看起来只是个人的随机行为，实际上他们是在助奥运的一臂之力，没有他们等众多匹夫的积极参与，奥运会不可能取得完满的成功。因此，带着老奶奶到北京看奥运，是刘湘辉在尽职尽责——不管是从参与奥运还是从“行孝”的角度讲，都是在尽匹夫之责。


刘湘辉是在尽匹夫之责，同样，老奶奶也是在尽匹夫之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匹夫”是“泛指平常的人”，并无男女之别，所以老奶奶也在匹夫之列，看奥运也是参与奥运的一种形式，也可算是尽责。当然，她的尽责更重要的不是看奥运，而是尽“本职”之责，也就是对两个孙子的抚养和培养：“刘湘辉兄弟两个，都是奶奶一泡屎一泡尿拉扯大的。……肖奶奶带着孙子相依为命，过着不是人过的凄惨日子。住的两间旧屋因年久失修，下起雨来到处滴答滴答地漏水，奶奶拿来所有的盛具接漏，还有漏雨声在响，她便把两个孙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任雨水滴打在自己身上”（P31）。正因为早年尽了责吃了苦，有了辛勤的付出，到了晚年才有幸福快乐的收获，刘湘辉兄弟才会那样细致入微地照顾她，历尽辛劳也要满足她的愿望。因此，刘湘辉的“孝车行动”，最直接的动因是感恩，是对奶奶养育之恩的回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作者这样写，是为了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但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说，则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


其次，与各尽其责相联系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在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中，是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的，但这种关系又不完全是一种对等的交换关系，父母不能说将来不需要赡养而拒绝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也不能说父母未尽抚养之责而拒绝承担赡养的义务。这种“不对等性”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不能抹杀的；但也不能过分强调某一方的权利而让另一方只承担义务。舜帝的父母多次要谋杀他而他对父母仍然是孝顺有加，这是舜帝“至孝”精神的体现。在传统社会，大肆渲染舜帝的这种“至孝”行为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看，父母遗弃子女的少而子女不孝顺父母的多，所以为了“矫枉”不得不“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但在物欲横流、个人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情形就大不一样了，遗弃孩子、不要孩子的大有人在，甚至为逃避家庭责任而不愿结婚，只找性伙伴同居。这种不愿承担父母之责的现象虽然不能说已经超过子女不孝的现象，但也可以作等量齐观。因此，我们今天在提倡晚辈之“孝”的同时，也应强调长辈之“慈”，在这一对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中，不能说完全对等，但也应该保持基本的平衡，过于倾斜某一方，就会造成不和谐。老奶奶当年的付出与刘湘辉今天的付出，正因为体现了这种平衡，所以老奶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刘湘辉也可以心甘情愿地服侍，他们的北游才那样和谐而美妙。诚如是，《北游记》的故事才更值得回味和咀嚼。





（载《理论与创作》2010年第2期）




[1] 庆振轩、阎军.毛泽东诗词全集辑注[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171.


[2] 杨建业采访录.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大讲师芦荻[J].北京：光明日报，1978.12.29.


[3] 唐曾孝.北游记[A].报告文学,2009(7),P38.下引仅注明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