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文明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与特点

上海姚良官

导言
两河之间的那片土地，原名苏美尔，伴随帝国的幻灭，后称巴比伦。古希腊人说，美索不达米亚是人人向往的天堂，《圣经》中的伊甸园就在这里。
大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来到这里。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根。
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繁盛约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成为最初的中国文明的中心。
这两种古老文明的交集更多表现在对人种起源和文化传播的争论上，本文则单纯就其文明的起源与特点进行简单论述。
一、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是整个两河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其开端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约结束于公元前2000年，被闪族人建立的巴比伦所代替。
灌溉农业体系成为两河流域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命脉。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湍急的河水。灌溉网络的建立客观上要求社会组织的出现，某些聚落发展为有新的宗教显贵即后来的军事首领和政治首脑统治的城市。城市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包容着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在一种强大政治势力的作用下，城市国家形成了。
城市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原始民主制”，从群众中选派出的战争领导人其权力具有临时性和限制性，当军事危机度过之后，他就要放弃权力回归普通民众。然而当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之时，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其角色特征就发生了本质变化，失去了原先的暂时性而成为世袭君主。
祭司的地位因此受到冲击，其社会管理职能将被让渡给国王，而传统的议则渐渐被世袭的王权所排挤、取代。
两河流域内“支离破碎”的地貌特征导致了各城市国家只能控制自己周围的小片地区，而不可能马上形成带有集权色彩的大一统，同时来自原始民主之的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亦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形成与发展。这种“碎裂化”可认为是苏美尔文明在政治格局方面的特点。
大约公元前3000年，是建立君主时代的历史，同时也是苏美尔城市国家“诸国争霸”的时代。
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具有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的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早期国家出现的根本动因——买卖土地——使这类国家颇具封建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根，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的战争，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一个世纪以后，苏美尔人建立的大帝国被扎格罗斯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所取代。
文字始终是苏美尔文明的一个特征。人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作为衡量文明是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观之，美索不达米亚确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以苏美尔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犹如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因此也有人把楔形文字称为“古代东方的拉丁语”——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从城邦到早王朝，从苏美尔文明的大帝国到乌尔第三王朝的过渡，都不是同一族群、文化、社会、甚至文明进程的自然演化，而是中断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后续。
二、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回答——也有看法是反向的影响，因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此处仍认为起源于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的文明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繁盛约2000年之后，中国文明起源以黄河流域为单独发展基础，由于其与两河地区完全不同地理位置因素——东临太平洋，西北依托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更多选择性，也因此导致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南北方气候大相径庭，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也就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中国文明起源中心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区，也就不存在两河流域“碎裂化”特征，政体表现出文化区内的集权化——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度，而非原始民主制的城市国家。
在文明起源阶段，宗教和巫术的区别不过在于前者是信仰，是描述性的概念，而后者则具有相当比例的功利性，但二者都是针对一种超自然力量。超自然力量来自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和神化，则多由于自然灾害的频繁。
苏美尔人和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而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干扰与破坏所带来的影响则要小得多——如龟甲兽骨多是占卜吉凶祸福。另一方面，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巫术的意义与政治权威高度相关，无集权社会巫术的重要程度远大于社会——由于缺乏控制行为的集权的政治方法，巫术便代而成为控制方法。
由此可以解释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祭司在政治生活中并不占有领导地位。而与苏美尔人的自然崇拜和神化相对的是中国人的人间崇拜和神化，即对统治者的神化。
古希腊人相信，对统治者的神化代表了人民的屈服。
综上所述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相对于苏美尔文明的“王权晚出”，中国文明从其起源到形成，一直带有集权色彩，而完全不同于市民做主的“原始民主制”城市国家政体制度。
殷墟中发现的表意文字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文字系统的连续性保证了文明的连续性。此外，与苏美尔象形文字不同的是，中国文明的表意文字是同祖先崇拜和占卜术联系在一起的。
结论
不单是文字书写系统，法律、行政、宗教领域，乃至语言、文学、教育等领域，我们都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波斯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希腊人、罗马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苏美尔人的继承者。
与其他古代民族根本不同的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创造出一种由中庸和平衡来调节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理性和想象、自由和专制、知识和神秘之间达到一种可实践的中庸之道。
中国文明相对于其他古文明的珍贵之处在于从诞生之日起至今从未被打断的不衰与不灭，这是埃及、两河以及印度文明所缺少的。这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来自自然环境多样化成就的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篇题为“澄清史事，还原中华，改写人类文明史！”的“爱国好文章”（网友回复），想到了那个被无数“航海迷”所不齿和反驳的《1421》。
当历史与“爱国”挂钩，当我们的目的旨在将自己的“文明史”努力向前推进以确立“老子天下第一”的所谓“不争事实”，我不知道我们的国民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教育理念或模式，是国民性，抑或别的什么。
对历史的探究本应是价值中立和道德屋舍的，而非动辄附加以“卖国贼”或“汉奸”等等。想想文艺复兴的人文与启蒙运动的理性，我们要走的路怕也并不就只在于这几百年的征途。

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