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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洛阳，河南，471022）
摘要：姚崇，河南陕县人，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历经武则天、唐中宗、睿宗和玄宗四朝，功勋卓著，两度为相，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创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学界对姚崇的研究很多，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出现了深入拓展的趋势。研究范围涉及到姚崇的生平、宗族世系、仕宦生涯、为人品德、救灾思想及文学诗歌等诸多方面。尽管如此，姚崇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如他的文学与诗歌研究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姚崇；宗族世系；仕宦
姚崇（651－721年）， 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陕县）人。姚崇文韬武略，历仕武则天、唐中宗、睿宗、唐玄宗四朝，两次拜为宰相，为开元盛世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因为如此，姚崇及其政治思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据统计，近二十年来仅大陆有关姚崇研究的论著达到100 余部（篇）。为了将姚崇研究继续推向深入，笔者拟就这些年来的有关姚崇的研究情况做一简要回顾。
目前学界 对姚崇 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姚崇的籍贯、生平、仕宦、宗族世系等几个 方面。具有代表性的 是姚学谋先生的《大唐贤相姚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版）一书，该书是作者积数年之功对姚崇研究的一部较为丰厚的成果。全书分三个部分，即《姚崇传略》、《姚崇生平年表》和《文献集注》，较为客观地描述了大唐贤相姚崇一生的丰功伟绩。《大唐贤相姚崇》一书应该说是目前研究姚崇的较为全面系统的一部论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姜正成《盛世基石——姚崇》（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也是专门以姚崇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全书共三章，对姚崇的生平仕宦做了深入探讨，“以全新的视角对姚崇波澜壮阔的一生进行了论述，并结合历史背景，详细介绍了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的历史事件，使读者在品味姚崇经历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历史及当时的社会、人文、经济、军事等内容也有深入的了解”。总之，近二十年来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姚崇进行了探讨，下面笔者分六个方面予以概述。
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其生活的地域环境和时代背景，交往的亲朋故旧都是不可忽视的，对全面准确地解读历史人物具有重要作用，姚崇研究也是如此。目前关于陕郡姚氏世系的研究多集中于姚崇后人的籍贯的考证方面。据《旧唐书•姚崇传》记载：“ 姚崇，本名元崇，陕州硖石人也。父善意，贞观中，任巂州都督。元崇为孝敬挽郎，应下笔成章举，授濮州司仓，五迁夏官郎中。时契丹寇陷河北数州，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新唐书•姚崇传》云：“ 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人。父懿，字善懿，贞观中，为巂州都督，赠幽州大都督，谥文献”。显然，姚崇的籍贯为陕州 硖石，史书有明确记载，学术界也没有争议。但姚崇兄弟及其后人世系次序等问题，学界是存在着争议的。刘艳萍《< 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 陕郡姚氏订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7期）一文指出两《唐书》记载姚崇兄元景、弟元素，姚崇排行第二。而姚崇为其父亲所撰《姚懿墓志》以及胡皓所撰《姚懿碑》均记载姚崇为长子，次元景、三子为元素。姚崇后人姚合籍贯和世系也是学界争议的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吴企明先生在其《<全唐诗>姚合传订补》一文中指出，姚合为姚崇的曾孙，籍贯为浙江吴兴人。信应举先生的《关于姚合的籍贯问题——兼与吴企明先生商榷》（《郑州大学学报》 1988年第3期）则认为姚合为姚元景的曾孙，陕州硖石人。姚学谋、刘凤婷先生在《两<唐书>传、表中有关姚崇史料考证》一文中与信应举持同样的观点。不仅如此，姚学谋、刘凤婷的文章利用详实的史料并结合新出土的墓志碑刻材料对姚崇的世系、故居、地方任职、生卒年份、谥号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将姚崇研究推向深入。此外，毛阳光先生在《洛阳新出土贺知章撰< 姚彝墓志>考释》一文中对姚崇长子姚彝的生平、仕宦和政绩进行了考证，弥补了姚彝神道碑大部分残缺的内容，为姚崇家族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张应桥先生的《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对姚崇五世孙姚勖家族世系、仕宦经历、婚姻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姚勖墓志的出土为姚氏宗族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总之，近二十年来学界对陕郡姚氏宗族世系的研究，对全面了解姚崇及其家族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资料，为后人研究姚崇提供了诸多便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姚崇是唐代名相，著名的政治家，为开元盛世局面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姚崇的仕宦生涯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将这一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 王秉伦先生的《盛唐“开元之治”的政治家——姚崇》文章对姚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姚崇的生平和政治业绩进行了探讨。姚学谋《大唐贤相姚崇》对姚崇仕宦生涯的研究最为深入，全面客观地描述了大唐贤相姚崇的一生，热情讴歌了大政治家姚崇“为政以公‘耸廉勤之节’的吏治思想，以天下为己任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善应变成务而‘断割不滞’实干家形象，以人为本而实事求是的可贵风范”。胡如雷先生的《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对开元时期姚崇、宋暻等名相出现的条件、唐玄宗任用贤良的路线特色以及“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刘后滨《唐玄宗与姚崇：一对君臣的相互成就》一文探讨了“唐玄宗重用姚崇的原因、姚崇在武则天时期的历练与成长、姚崇成为睿宗的故交与重臣、开元天子与救时宰相”等问题，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姚崇的仕宦生涯和开元之治局面出现的原因。田廷柱《姚崇理政与“开元之治”》把姚崇的理政措施归纳为三个方面：“消除隐患、稳定政局、整饬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兴利除弊、发展生产。”高文文《关于姚崇夫人刘氏墓志的几个问题》利用姚崇夫人刘氏墓志中的一些碑刻史料，在结合传世文献《唐书》等，对姚崇任职地方官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考辨，结论正确，令人信服。李婕《唐玄宗朝宰相群体研究》对唐玄宗一朝任用的宰相进行了梳理，指出玄宗一朝是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宰相在此期间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也为以后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此外，郝宏桂、佟志华、眭达明、陈晓光、王双怀等人对姚崇的仕宦经历也进行了探讨。
唐玄宗时期，河南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面对蝗灾的肆虐，很多大臣束手无策，甚至认为是上天的警示。姚崇却不以为然，敢于破除迷信，全力灭蝗。姚崇灭蝗精神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田一颖《“重人事 轻天命”——姚崇灭蝗思想与实践探析》指出姚崇突破“天灾谴告”说的限制，坚持“重人事，轻天命”的民生灾异观，采用多种方法捕蝗，使唐朝避免了大灾之后出现大荒的灾难，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远山《不信邪的宰相姚崇》指出姚崇敢于破除迷信，大力灭蝗，比同一时期的大臣更加清醒。卢丽萍《姚崇灭蝗敢创新》对姚崇灭蝗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姚崇“不拘古制，敢于创新，并顶住各种流言蜚语，最终扑灭了蝗虫，使人们避免了挨饿，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此外李军的《姚崇灾害管理思想与实践》以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长恨歌•姚崇请求灭蝗遭文武反对》节目对姚崇灭蝗思想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姚崇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因一生忙于政事，无暇顾及诗文创作，因此，他虽然才华横溢，但留下的诗文并不多。据姚学谋先生在《大唐贤相姚崇》一书中统计，姚崇留下的诗文仅30余篇（首）。学界一向重视对姚崇仕宦经历及政治思想的研究，对其文学思想和诗歌艺术价值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就笔者目力所及，仅有四篇文章涉及到姚崇的文学和诗歌艺术。如《姚崇<辞金诫>》与《由姚崇<辞金诫>谈慎终如始扬清廉》两篇文章对姚崇的《辞金诫》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姚崇人格的真实写照；丁放、袁行霈《姚崇、宋璟与盛唐诗坛》一文指出尽管姚崇、宋璟诗文水平“不甚高”，但他们开创的良好的政治局面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们刚直的人格魅力对盛唐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同策《与其浊富，宁比清贫——姚崇<冰壶诫>赏析》一文对姚崇《冰壶诫》赞誉有加，认为此文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都有深远的影响。姚崇是一个政治家，他创作的诗文也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作为救时宰相，姚崇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坚韧不拔，政绩卓著，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对其政治才能都非常推崇。但在涉及到他的为人品德方面，史书记载与学界看法有所不同。《新唐书•姚崇传》批评他“权谲”，就是好弄权术，耍小动作。张剑光先生在《唐开元名相姚崇嫉忌大臣探析》文章中否定了史书中对姚崇“权谲”的评价，认为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姚崇“排斥异己”是玄宗初年稳固政治局面的需要，是为了清除睿宗在政治上的影响，姚崇采用非常手段保证了玄宗初年政治的稳定发展。无独有偶，郭绍林先生在《从姚崇的官员关系看他的政治品格和政治追求》一文中指出“姚崇同一批官员关系不好,这批官员分作两类:一类是有政治投机行为的侥幸之徒及其依附人员；另一类是品质龌龊、政见歧异的人。姚崇参加过神龙元年(705)的军事政变,但不是积极分子。从这次政变开始,八年间共出现四次军事政变。唐玄宗亲政之初,姚崇再次回到中央当宰相。他具有是非分明、爱憎分明、正直耿介、坦坦荡荡的政治品格。”显然，郭绍林先生认为姚崇的“权谲”是针对那些政治投机分子和品质龌蹉的势利小人。有些学者则认为姚崇比较务实，善于变通，性格豁达，不拘泥于小节。如陈晓光认为姚崇做事“善变成通”徐美君则说姚崇是小权谋、大智慧。总之，笔者以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姚崇为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对政敌采取一些排斥和打击的手段，尽管不是十分光明磊落，但却为玄宗朝政局的稳定和开元盛世局面的开创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就是这个道理。
《文史天地》2006年第6期。 《政府法制》2004年第11期。 姚学谋编：《姚崇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道德与文明》1992年第1期。 《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 《东北史地》2002年第5期。 《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
学界对姚崇反佛排佛也进行了研究。如介永强《略论姚崇反佛》、贾发义《姚崇与佛教关系探微略》、杨效俊《造像与反佛》、姚学谋，贾中宝《略论唐名相姚崇的唯物论思想》以及姚学谋《大唐贤相姚崇》对姚崇排佛、反佛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如姚学谋先生在《大唐贤相姚崇》一书中将姚崇反佛措施归纳为五个方面：“检责天下僧尼，禁止创建寺观，禁止民间铸佛写经，禁止士女施钱佛寺，令道士、女冠、僧尼拜父母。”
姚崇是唐代伟大的政治家、唯物论思想家。姚崇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影响深远，泽被后世。正缘于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姚崇研究逐渐为学界关注和重视，出现了不断深化、拓展、创新的趋势。研究内容涉及到姚崇的政治思想、仕宦生涯、以及宗族世系等方面。尽管如此，姚崇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者大多关注姚崇在玄宗时期的政绩，对姚崇在武则天和唐中宗时期的政绩缺乏深入探讨；姚崇诗文的艺术价值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必要，姚崇诗文的创作风格、语言特点仍有拓展的空间，海外学者研究姚崇的情况需要梳理和总结。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陈晓光：《姚崇的变通智慧》，《领导文萃》2013年第3期（下）。 《决策》2012年第6期。 姚学谋编：《姚崇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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