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宗宪｜唐代名相姚崇的生平探析

姚波

唐代名相姚崇的生平探析

蔡宗宪*

姚崇（650-721）为唐代名相，他是开创开元之治的重要功臣，自唐以来，历代对其政治事功常加称扬。笔者习史多年，早闻姚崇大名，但却知而不识。今初涉唐史，想藉重要人物一窥唐朝政治大势，历涉武后、中宗、睿宗和玄宗诸朝，且曾三度拜相的姚崇，可说是相当适合的人选。在检阅姚崇的相关史料，并搜读若干研究论文后，我发现学者们对于姚崇的政治事功已有相当程度的论述，但就一位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而言，其形象的钩勒却还不太清楚。本篇论文可以说是对姚崇的“再认识”，文中拟从他早岁弃猎学文的历程谈起，了解他善于通变的学问根源。其次，对于众人较为习知的仕宦政绩，本文则侧重于当时人事变动与姚崇的施政理念来探析，除了正面的评价外，也并陈一些反面的批评。最后再针对较少被注意的佛教信仰与处世思想，略窥姚崇的内心世界。

一、弃猎学文的转变

姚崇初为孝敬挽郎，孝敬皇帝即高宗太子李弘（652-675），上元二年（675）被武后鸩杀，享年廿四岁。[1]以姚崇的生年（650）推算，当时他是廿六岁。姚崇应“下笔成章”举是在担任孝敬挽郎之后，因此，他正式出仕的年龄当略晚于廿六岁。唐代的取士之科，除了进士、明经、明法等岁举之常选外，天子自诏的称为制举，姚崇所应举的“下笔成章”即其科目之一。[2]此种科目是为了在岁举的常选途径外，拔取奇材异士。根据《太平广记》所引《定命录》载，姚崇在廿二岁以前喜好打猎，“都未知书”，因为特殊的因缘，他开始耽玩坟史、折节学仕，终以文华著名。[3]在短短四年左右的时间（约22-26岁），[4]从原本以呼鹰逐兽为乐，竟能折节读书，“下笔成章”举为榜首，[5]除显示姚崇的天赋异秉，亦足见他强烈自我约束的意志力。

姚崇在二十岁以前不好读书，以呼鹰逐兽为乐的事迹，《旧唐书》中未载，却数见于唐人的笔记，后为《新唐书》采录。关于姚崇“割放鹰鹞，折节学仕”的转换历程，各家笔记互有异同。在诸家的记述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有相士看出姚崇有出任宰辅的贵命，要他无为自弃，这才折节读书。[6]二是姚崇在亲戚家中看到《修文殿御览》，阅后心喜，从此耽玩坟史。[7]此二说法虽然均在解释姚崇志趣转变的历程，但其中却有被动与主动的差异。相士预见姚崇未来必为宰相的传说可聊备一说，不过，要从原本“都未知书”转变为“下笔成章”，诱发姚崇学习的动机是什么，倒颇引人好奇。

《修文殿御览》是一部类书，乃北齐后主（565-576在位）时，祖珽等人在宋士素《御览》（录古来帝王言行要事）和徐勉《华林遍略》的基础上，又加收《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等书重编而成。该书今已失传，但从敦煌本的残卷中，仍可略窥它的面貌。[8]其编辑方式大致为“割裂古书，分隶门目”，[9]也就是将古书的内容，依据门目，分类抄聚。这种体例除了便于泛览异书中的同类知识，撰写文章时，也能轻易地摘寻相关典故。《修文殿御览》是姚崇学问的起点，其内容博杂，有异于儒者钻研于《五经》。姚崇在处理政事上善于通权达变，不拘泥于儒典经文，或许与他这个特殊的弃猎学文的背景有关。

从折节学仕的角度看，姚崇年轻时呼鹰逐兽的经历似乎颇受鄙斥，不过，可能正是因为这段经历，造就了姚崇的文武全材。唐玄宗校猎于渭滨，姚崇曾自言：“今虽官位过忝，至于驰射，老而犹能。”[10]而据《隋唐嘉话》载：

姚开府凡三为相，而必兼兵部，至于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皆暗能计之矣。[11]

姚崇对于军镇道里与骑卒之数的掌握能力，深获朝廷肯定，因此，三度出任宰相，必兼掌兵部。姚崇因为“长大行急”（个头高大，走路快速），曾被魏光乘嘲笑为“赶蛇鹳鹊”。[12]由此外显的特征亦可知道，姚崇天生强健的体格，实是他行猎、掌兵的资本。

二、救时之相：仕宦政绩及其评价

关于姚崇的仕宦与政绩，前人已有若干研究成果可供参考，大抵肯定姚崇敢于直言极谏，反对滥施刑威，以国事为重，不谋私利。主张整顿吏治，量材授官，裁减冗官。戚属不任台省，权贵违法仍予重惩。破除世俗迷信，灭蝗抗灾。以及压抑佛教，节约民财。[13]的确，这些都是姚崇的仕宦原则与重要政绩，且均为正面性的，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深一层探析姚崇的施政，以及其它评价。

（一）救时之相

姚崇曾经三度为相，武则天时，他直言揭穿酷吏罗织罪名，造成淫刑冤滥的弊端。后被张易之谗谮，出任灵武道大总管。睿宗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岐王、薛王等皆掌禁兵，姚崇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诸王为刺史以息人心，因此获罪而被贬官外放。[14]姚崇在前两次担任宰相时，虽然均勇于任事，忠言直谏，但因外在环境的牵制，并未能充份地开展其政务。后世誉姚崇为唐世贤相，与太宗朝的房玄龄、杜如晦并提，[15]针对的主要是他在开元初主政的四年（713-716），及他举宋璟自代后的那几年（大约至开元8年，720）。据《大唐新语》载：

初，姚崇引〔宋〕璟为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叶心翼赞，以致刑措焉。[16]

虽然说姚崇善应变，宋璟善守文，叶心翼赞，不过，严格地说，真正反映姚崇治政理念的，还是在开元初的那四年。

姚崇对于处理政务的能力颇为自信，除了拜相之初，意气洋洋地请玄宗“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羣臣亵狎”外，[17]开元三年时，他与紫微舍人齐澣的对话，更能让我们窥探出他内心的自我期许：

姚梁公与崔监司在中书。梁公有子丧，在假旬日，政事委积，处置皆不得。言于玄宗，玄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镇雅俗。”及梁公出，顷刻间决遣尽毕。时齐平阳为舍人，在旁见之。梁公自以为能，颇有得色，乃问平阳曰：“余之为相，比何等人？”齐未及对。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虽不及后，犹及其身。相公前入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则竟如何？”曰：“相公可谓救时之相也。”梁公投笔曰：“救时之相，岂易得乎？”[18]

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其它官员在被咨询时，多谦惮、唯诺而已，只有姚崇应答如响，因此获得玄宗的赏识而专委任之。[19]姚崇请假期间，众臣不敢决断，以致政事委积。在他销假上班后，顷刻间就将堆积的政事处置完毕。姚崇对于自己处理政务的能力颇为得意，因此问僚属齐澣，同为宰相，自己可否比况于管仲、晏子。高澣认为不行，因为管仲和晏子担任宰相期间，政令均能贯彻始终，但姚崇先前出任宰相时所立的法令，后来全都变更了。高澣所说的事，或可以停废武周、中宗时因卖官鬻爵而产生的斜封官为例。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姚崇曾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获得实行，但至景云二年，因殿中侍御史崔莅和太平公主等人的奏请，原先停任的斜封官，又被量材叙用。[20]尽管未能上比管、晏，高澣还是给予姚崇相当的评价，称他为“救时之相”，姚崇自己也感叹，“救时之相”岂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境地？

尽管《开元升平源》中，姚崇在渭川向玄宗上奏十事的情节难以尽信，但比对姚崇出任宰相后的施政，若合符节之处其实不少。十事中，除了首条“圣政先仁义”作为施政的总纲领，以及两条规范君臣相处之道（君无亵狎臣，臣得触龙鳞、犯忌讳）外，有五条是为了防止因人事问题而败坏朝政：宦官不参预公事、禁止外戚干政、国亲不任台省官且不得滥用私人、佞幸宠臣犯法仍予究办、杜绝豪家戚里的贡献求媚。另外两条：不求边功、停建佛寺，不论对外或对内，均有助于节约民力，休养生息。[21]十事之中，防弊的禁制性原则较多，至于具体的施政，略述于下。

（二）姚崇执政与开元初的人事异动

姚崇出任宰相后，张九龄曾进言劝他“远谄躁，进纯厚”。[22]细观开元初中央的几件人事变动，如尚书左丞相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吏部尚书锺绍京贬为果州刺史、紫微令张说贬为相州刺史、黄门监魏知古罢为工部尚书，其实均与姚崇有关。刘幽求、锺绍京与张说都是协助唐玄宗扫除太平公主势力的功臣，然刘幽求为姚崇所“素忌”，锺绍京“不为姚崇所喜”，[23]而张说“素与姚元崇不平”。[24]根据唐末杨夔的追述：

元宗平内难，有功者多横行自负。姚梁公当国，引光武故事，请不任功臣以政，优其禄秩，寘于散地，使不干禁忌……。[25]

张说的贬官，据称是被姚崇以“腹心之疾”所诬构。[26]姚崇与张说之间的算计，甚至至死不休。[27]开元九年（721），姚崇去世后，张说始从地方官回守兵部尚书。[28]可见姚崇是有意地将这些“横行自负”的功臣，自权力的中心清除出去。[29]

至于魏知古，他原本出身小吏，因姚崇引荐以至同朝为相，但姚崇却对他有轻视之意。魏知古心中衔恨，藉姚崇二子招权请托之事来中伤他。所幸姚崇应对得宜，唐玄宗认为魏知古负恩于姚崇，因此将他贬黜。[30]当刘、锺、张等人去职后，黄门监卢怀慎自以政事不如姚崇，每事推让之，被称为“伴食宰相”。[31]卢怀慎去官后，源干曜任黄门侍郎，仍诸事谋议于姚崇，直至姚崇举宋璟自代。[32]姚崇举用人才，李撝之例颇值一提。新兴王因为附会太平公主而被杀，死时僚佐皆奔散，只有司功李撝“不失在官之礼，仍哭其尸”。姚崇誉之为“栾布之俦”，后擢用他为尚书郎。[33]在李撝的身上，或许也可看到姚崇自己的投影。武则天末年，姚崇参与张柬之等谋诛二张的行动，当武则天迁居上阳宫时，王公更相庆贺，唯独姚崇感伤流涕，他说：

比与讨逆，不足以语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34]

姚崇因离别旧主而哭泣，不惜获罪，也要尽人臣的终节。此与李撝哭吊旧主，以尽其在官之礼，精神上实有相通之处。

（三）整饬吏治与建立制度

姚崇使张说、刘幽求等人贬官外放，清除了施政上的阻碍，在卢怀慎和源干曜先后密切的配合下，颇致力于整饬吏治与建立制度的工作。整饬吏治是针对现状，建立制度则是期于久远。

在整饬吏治方面，开元二年（714）二月即有敕曰：

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皆天后时酷吏，比周兴等情状差轻，宜放归草泽，终身勿齿。[35]

这十三人分别是周利贞、裴谈、张栖正、张思敬、王承本、刘晖、杨允、康暐、封珣行、张知默、卫遂忠、公孙琰和锺思廉。他们都是武后时的酷吏，但比起周兴和来俊臣的苛酷，情况较轻，因此尚能任官至玄宗朝。开元二年初，这些人被罢黜，放归草泽，永不录用，很显然是姚崇的主张。

除了罢黜昔日酷吏，姚崇也复置了十道按察使。按察使源起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天授二年（691）又遣十道存抚使，至睿宗时改称为十道按察使，巡察天下，以防禁奸宄。复置十道按察使的目的，自然是要藉由按察使的力量来防止州县地方官的贪赃枉法。不过，若按察使的选派不得其人，非但不能防禁奸宄，反而徒扰公私，因此，开元三年（715）时已有人主张应该废除：

或上言：“按察使徒烦扰公私，请精简刺史、县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书省官议之。姚崇以为：“今止择十使，犹患未尽得人，况天下三百余州，县多数倍，安得刺史县令皆称其职乎！”乃止。[36]

姚崇认为，光是选派十人，犹恐无法尽得适任的人选，更何况是数以百千计的刺史和县令。此次，姚崇虽然顺利维持十道按察使的设置，但在他罢相的开元四年，十道按察使即遭罢除，设置时间才仅两年左右。可见该政策的施行，在当时应有不小的阻力。[37]

在建立制度方面，主要是着重于官职选授派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期望能使京官与地方官出入常均、罢除冗滥官职，以及断绝贵戚仗势请托任用私人。开元二年正月，玄宗有制曰：

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38]

此项政策的目的，是藉拔选具有才识的中央官员外任地方官，并将表现良好的地方官任予中央官职，一则使中央与地方官职的轮派遣调有恒常的制度，一则可改善地方官员的素质。然而，施行一年多，“士大夫犹轻外任”。开元四年，扬州采访使班景倩返京出任大理少卿，路经大梁（今河南开封），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为他饯行，不禁羡慕地说道：“班生此行，何异登仙！”[39]

姚崇在睿宗时上书请求停废的斜封官，是武后、中宗贩官鬻爵所产生，属于不由正道获得的官职。但在正常的管道下，有些官职未有实司的事务，或员额过多，成为冗滥之官，这也是姚崇改革的对象。开元二年，因发生饥荒，朝廷顺势颁下命令：“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40]减少了冗官产生的来源。至开元三年，由于郎官多不称职，尚书左丞韦玢奏请沙汰，改授他官。不久，韦玢却被贬官外放。宰相奏拟改授冀州刺史，玄宗却下敕改为小州。对此，姚崇上书奏言：

台郎宽怠及不称职，（韦）玢请沙汰，乃是奉公。台郎甫尔改官，玢即贬黜于外，议者皆谓郎官谤伤；臣恐后来左右丞指以为戒，则省事何从而举矣！伏望圣慈详察，使当官者无所疑惧。[41]

姚崇很清楚韦玢的贬黜是因为郎官们向玄宗毁谤所致，若将他外放至小州，使韦玢因奉公而受罚，一则趁了郎官们的心意，二则恐怕引起寒蝉效应，日后宰臣们将畏缩不敢举事。因此，他劝玄宗改授韦玢为冀州刺史，以降低贬黜尚书左丞所产生的冲击。由此亦可看出姚崇处理政事的圆融之处。

贵戚常是破坏制度的主要元凶，姚崇既要建立合理的官制运行体系，自然不容许贵戚透过请托，私自安插人事。据《资治通鉴》载：

申王（李）成义请以其府录事阎楚珪为其府参军，上许之。姚崇、卢怀慎上言：“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司；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纲。”事遂寝。由是请谒不行。[42]

姚崇表明量材授官应该由吏部处理，不可因攀亲带故而私相授受，否则将会紊乱纲纪，破坏制度。对于违法犯纪的贵戚，姚崇也主张应该依法究办，如薛王李业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遭御史弹奏。尽管李业代为求情，姚崇仍认为王仙童的罪状明白，不可纵舍。[43]这种遵循制度、严守法令的主张获得玄宗的支持，贵戚们请谒与侵暴百姓的行径才得以收敛。

（四）灭蝗救灾

根据《资治通鉴》，姚崇主政期间曾有两次蝗灾，一在开元三年，一在开元四年。姚崇以焚瘗之法捕蝗，减缓受灾程度，今人对此多持肯定的态度。[44]不过，在唐代，多数人囿于对自然知识的了解，认为蝗虫是天灾，是上天对人的惩戒。百姓畏惧蝗虫有如鬼神，既祭且拜，坐视禾苗被噬食殆尽，不敢捕捉。官员们的看法则是天灾不可以用人力压制，“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如果逞杀消祸，必戾和气。因此，姚崇主张杀蝗去灾，反被指责为有失“失燮理之道”。[45]反对者不只是玄宗时的卢怀慎、倪若水、韩思复、张鷟等，甚至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白居易（772-846），都还写了《捕蝗》诗来批评时政。[46]必须指出的是，反对捕蝗者不全都是出于修德禳灾的观念，也有人点出了现实上的人事弊端，司空图在《纪恩门王公凝遗事》一文中指出：

吏之捕蝗者，既不克胜，而且俯食于民，是率暴以济灾也。[47]

在蝗虫肆虐的地区，捕蝗的成效不彰，生活困苦的居民还得应付捕蝗的官吏，犹如雪上加霜。这点是我们在盛赞姚崇具有先进思想，不畏天灾，勇于承担之余，所应该留意的。

纵观唐代的治蝗政策，由于人们仍持有蝗虫是天灾，不可以人力抗拒，应修德以禳灾的思想，因此，施政的重点多摆在皇帝大赦、避正殿、减膳食、理冤狱、开仓赈恤、埋瘗死者，以及减免租税、徭役等，像姚崇那般大肆捕蝗的做法，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48]人们所推崇的仍是仁君如唐太宗，仰天吞蝗；或者如汉代良吏卓茂，教化大行，蝗不入境。但理想归理想，兴元元年（784）秋，当蝗灾造成饥荒，关中地区的人们为求生存，也曾“捕蝗为食”。[49]

（五）对于姚崇的批评

对于姚崇的仕宦表现，后世多给予正面肯定的评价。如宋代司马光说：“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50]这是就唐朝全部宰相所做的一番评比，姚崇可谓名列前矛。有些评价是针对个人的特点或施政风格而发，如《大唐新语》说：“姚崇善应变，宋璟善守成。”[51]又《资治通鉴》说：

上（玄宗）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52]

尚通意即善于通权达变。这两段评价也提醒了我们，开元之治的出现，是经由前后几任各具特色的宰相共同努力才开创出来的。唐宪宗问及为什么“开元致理，天宝兆乱，事出一朝，治乱相反”时，崔群和李绛除了肯定玄宗初即位时“励精听纳”，也都提及当时在位的名贤，如“姚崇、宋璟、苏颋、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53]对于姚崇的治绩，唐朝人本身也是津津乐道的，杜牧、刘轲、杨夔等人在劝谏他人的文章中，均曾举姚崇为例，杜牧在《上白相公启》中即说：

姚梁公先有司，修旧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尽其才。[54]

简短数语，精扼地肯定了姚崇的政治表现。

然而，姚崇的为政处事，也并非没有可被公议之处。首先，以《开元升平源》所载的因猎上奏十事来说，姚崇之所以得见玄宗，乃是厚赂教坊长，使他冒法进状给玄宗。司马光指出：“果如所言，则（姚）元崇进不以正。”不过，司马光最后认为，《开元升平源》似乎是好事者编撰，难以尽信。[55]其次，姚崇两次上表祝贺也遭到司马光的非议。一次是开元二年二月，太史奏太阳应亏却不亏。一次是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制的《豫州鼎铭》，文中有“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两句，被认为是玄宗（李隆基）受命的符瑞。这两件事，姚崇都上表祝贺，并宣示史官，颁告中外。对此，司马光评议说：

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56]

预测日蚀不灵验，鼎铭中出现玄宗名字的巧合，这两事的事理甚明，以玄宗的明理，姚崇的贤能，却没有揭穿其中的过失，令司马光感到相当地惋惜。

最后，姚崇罢相后，曾被褚无量讥为“谀臣”。开元五年（717）正月，太庙崩坏，打乱了玄宗将幸东都的行程。当时宰相宋璟、苏颋都认为应以灾异为戒，暂停车驾。姚崇则说：

太庙屋材，皆苻坚时物，岁久朽腐而坏，适与行期相会，何足异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百司供拟已备，不可失信；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更修太庙，如期自行耳。[57]

太庙因岁久毁坏，时间恰与行幸东都相会，两者间确无因果关系。姚崇长于通变，于此亦可见一斑。不过，他说太庙的屋材是取自前秦苻坚时的旧物，这点就引人非议了。右散骑褚无量即上言：

隋文帝富有天下，迁都之日，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此特谀臣之言耳。愿陛下克谨天戒，讷忠谏，远谄谀。[58]

褚无量认为，以隋文帝的富有天下，怎可能取用前秦的旧建材来兴立太庙，这分明是谄谀之臣为奉承皇帝所捏造出来的谎言。胡三省注说：“褚无量之言，谠言也。”看来，他也对姚崇的话不以为然。

三、姚崇对佛教与人生的体认

姚崇为唐代名相，其政治事功普受世人赞誉，至于信仰与思想层面，似乎较少有人注意。底下试着针对姚崇在佛教、处世原则与生死等方面的想法，做些初步的探讨。

（一）姚崇的佛教思想及其政策

姚崇享年七十二岁，在他的一生中，曾有两次兴造佛像的记录，一次在武后长安三年（703），[59]一次大约在中宗神龙元年（705）。[60]开元四年（716）左右，因宅第赊僻，他甚至就近寓居于太宁坊的罔极寺中。[61]发愿造像乃个人宗教信仰的一种体现，若光从这点，很容易认为姚崇信仰佛教。不过，在姚崇向皇帝的奏言和对子孙的遗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姚崇对于世俗的佛教实抱持否定的态度。[62]姚崇的两次造像都是在他五十余岁时，遗令的写作则是在荐宋璟自代以后，年纪至少已六十七岁，[63]前后相差十余年。姚崇既曾两度兴造佛像，在公私的言论中却又抑制佛事、否定修福之报，那么，他对佛教和生死的体认究竟为何？

玄宗先天二年（713），姚崇首次提及停罢佛寺营造之事，他说：

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64]

当时，姚崇是以同州刺史的身分向玄宗奏陈十事，随后官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迁紫微令。停罢佛寺营造只是消极地减抑国家经费的支出，姚崇位居宰辅之职后，又积极地隐括伪滥的僧人，减少逃避赋役的人口，总数高达一万二千人。此时，姚崇较为具体地说出他对佛教的观念：

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全赵；罗什多艺，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65]

光从字面上看，姚崇的想法与北周卫元嵩的言论颇为类似，他在天和二年（567）的上书中说：

唐、虞之化，无浮图以治国而国得安；齐、梁之时，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以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元，虔敬泥木，损伤有识，荫益无情。[66]

姚崇与卫元嵩都认为，信奉佛教并不能保国安民，所谓的佛心或佛身，在于以慈悲心为本，行利民益国之事，使苍生安乐。卫元嵩的主张，后来为北周武帝采纳，造成佛教的一场浩劫。[67]姚崇虽然执持相似的看法，但其佛教政策只是沙汰伪滥之僧，严格管控佛寺的兴建与修葺、禁止民间铸佛和写经等活动，并未走极端，朝向毁佛。[68]实际上，姚崇较为认同的是南朝宋僧人慧琳的《白黑论》，[69]然在思想与行为之间，姚崇自有他通情达理的治国、处世之道。

姚崇在遗令中，以超过一半的篇幅向子孙们讲述他对佛教的看法，除切近地举了当代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安乐公主）、张夫人（太平公主乳母）等度人造寺，却仍不免受戮破家，印证修福精进无法得到富贵长命外，对于“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也有更深入的阐论。他认为：

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70]

姚崇强调佛教的真谛在于内心（正法在心），功德必须自发于心，靠各种方便之教的旁助是无法获得福报的。在此，他也质疑了为亡者造像追福的成效，其中或许不无他对自己两次兴造佛像的反省与批判。尽管姚崇否定了佛教藉由抄经、写像、造像、施身等来追求福报的行为，但他对时俗通行的这些“弊法”，并不采取严格禁绝的态度。不光是在治国施政上如此，对于自己的身后事，他也给子孙们保留了一些弹性。遗令中说道：

吾亡后必不得行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71]

姚崇深知自己对佛教的见解与俗情相违，子孙在办理后事时，可能于心不安，或遭致非议，因此，虽然明知是枉事、虚谈，他仍举了个七僧斋，让子孙们得以有个随顺俗情的回旋空间。

最后，顺带一提姚崇对于道教的想法。他认为道士本来是崇尚天地万物本源的玄牝，并无宗教的组织，是某些无识者羡慕佛教传教的利益才成立道教。因此他训诫子孙，不应拘于鄙俗，事奉道教。[72]

（二）姚崇的处世与对生死的体认

姚崇年逾二十始弃猎学文，数年即能应“下笔成章举”而出仕，从武后到玄宗，以尚通、善应变，曾三度为相，政绩斐然。姚崇能成为世人赞颂的名相，其资质自有特殊过人之处，以下拟从他的为人处世与对生死的体认，探察他的内心世界。

要探察姚崇的内心世界，可先从他的文章看起。姚崇传世的文章并不多，据《全唐文新编》所收，共计廿七篇，其中关于修身与德行的有《口箴》、《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以及《扑满赋》。《口箴》说：“君子欲讷，吉人寡辞”， “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要人们说话必须谨慎。《执秤诫》希望当官的人能够效法秤的精神，公平正直。文中说：“圣人为衡，四方取则，志守公平，体兼正直”， “心能执一，政乃无失”。《弹琴诫》则是将治国比喻为弹琴，追求“乐之和”的境界，“琴音能调，天下以治”。《执镜诫》乃取则镜子的清明可以鉴物，“刑不可滥，政不可贼”两句，提醒为政者必须明察秋毫。《辞金诫》和《冰壶诫》这两篇分别强调廉慎和清洁，也就是当官者应该清廉谨慎，因为“慎则祸之不及，贪则灾之所起”，并效法冰壶清洁的特质，以“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至于《扑满赋》，则从扑满“满而则剖”， “盈莫能久”的现象，提炼出人们应该“谦以自守，虚而能受”， “诫攲虚己”， “端口窒欲”的智慧。[73]综合诸篇的意旨，可知姚崇认为做人处世应该谦虚知足、谨言慎行，为官当政者还须公正、明察与清廉。姚崇的这几篇文章流传后世，曾获得一些人的认同与共鸣，如唐末的贯休（832-912）因“窃爱其文”，写了《续姚梁公坐右铭》。[74]五代后蜀后主孟昶之子孟玄喆（937-991）还亲自书写姚崇的《口箴》，刻于石头上。[75]

箴与诫的内容常揭示理想的行为准则，但因知易行难，须置于显眼可见之处，以便时时提醒自己。姚崇是否身体力行自己所写的箴诫内容呢？兹据史事略加探察。据《大唐新语．举贤》载：

姚崇……历牧常、扬，吏并建碑纪德。再秉衡轴，天下钦其公直。外甥任奕、任异，少孤，养在崇家，乃与之立家产，谓之曰：“汝，吾无间然矣，惜殊宗而代疏矣。”命与其子同名，冀无别也。时人多之。[76]

这段史料谈及姚崇为官和持家的两个面向，在为官方面，不论出任地方州牧或位居宰相，姚崇均获得人们的肯定，钦敬他的公平正直。在持家方面，他收养了妹妹所生的小孩，视如己出，并为他们立家产。姚崇公平无我地抚恤遗孤，也得到当时人的赞誉。

其次，姚崇的谨慎也可从一件小事看出来：

姚崇无居第，寓居罔极寺，以病痁谒告，上遣使问饮食起居状，日数十辈。……每有大事，上常令干曜就寺问崇。癸卯，干曜请迁崇于四方馆，仍听家人入侍疾；上许之。崇以四方馆有簿书，非病者所宜处，固辞。上曰：“设四方馆，为官吏也；使卿居之，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辞！”[77]

唐代四方馆是隶属于中书省的一个官署，位于东、西两京皇城最北侧，主要职掌通奏和引纳。[78]姚崇寓居罔极寺，因病无法上朝，黄门侍郎源干曜因常须向他商议大事，建议玄宗将姚崇迁居至宫城较近的四方馆。但姚崇认为四方馆内有重要的簿书，不是生病者所应居住的地方。《新唐书》本传则是说：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79]考虑到簿书，不敢居于华大，均可见姚崇的谨慎与谦虚戒盈的心思。

犹如镜子能鉴物，姚崇也深具知人之明。据《大唐新语．谀佞》载：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或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头，乃一一持出，请崇执手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而从之。敬奇既出，忿其谀媚，谓子弟曰：“此泪亦何从而来？”自兹不复接遇。[80]

姚崇生病，成敬奇前往探视，还带了几只雀鸟，让姚崇亲手放生来祈福。举动虽然体贴，声泪俱下，但在姚崇眼中，实在过于阿谀谄媚，因此，尽管成敬奇有俊才，和自己又有姻亲关系，姚崇自此之后也不再与他交往。姚崇知人识人的能力，在他临终前对一生劲敌张说的算计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掌握张说“少怀奢侈，尤好服玩”的弱点，要子孙以珍宝重器，诱请张说撰写神道碑。张说在碑文中盛赞姚崇，事后方才醒悟，不禁悔恨拊膺地说：“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远矣。”[81]此事或许出自杜撰，但在撰者的心目中，姚崇无疑具有聪明识人的形象。

尽管姚崇谨言慎行，但百密一疏的情形还是在所难免。首先是他平素亲倚的部属紫微史赵诲受胡人贿赂，玄宗鞫问后，下狱准备处死。姚崇欲加营救，使玄宗感到不悦。姚崇为此感到惶惧，他之所以辞退宰相即肇因于此。[82]其次，姚崇非常注重对儿子的教育，如其子姚弈，少修谨，姚崇想让他“不越官次而习知吏道，故自右千牛进至太子舍人，皆平迁”，[83]不享荫官的特权。然而另二子姚彝和姚异却不免“广通宾客，颇受馈遗，为时所讥”，甚至差点被魏知古藉此谗害姚崇。姚崇深知二子“多欲而寡慎”，乃借鉴于前人，先析分赀产，使诸子各有定分，以免在他死后，诸子为了遗产而纷争，可以说是用心良苦。[84]虽然如此，姚家后来仍因姚弈之子姚闳而罹受一场大祸，但这是身后事，恐非姚崇所能逆料。[85]

最后，根据姚崇训诫子孙的遗令，谈谈他对生死的体认。姚崇认同古人所说，富贵者容易招来忌害，人应该知止足之分。对此，姚崇身体力行，自认“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因此，在人生的顶峰时，他选择急流勇退，晚年得以“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他相当满意地说：“人生一代，斯亦足矣！”对于死亡，他也相当地达观。他认为：“死者是常，古来不免”， “真魂去身，贵于速朽”，而“死者无知，自同粪土”。因此，他要求子孙帮他殓以常服，薄葬即可。[86]

结论

宋代史学名家司马光认为，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其它人无法与他们相比提。姚崇（650-721）为唐代著名的宰相，以往学者也多将他视为政治家，着重于探讨他的仕宦表现与政绩。本文则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藉由姚崇早年志趣的转变、执政时的人事争斗与处置态度、对佛教的思想与政策，以及对生死的体悟等面向，重新审视一千两百九十年前姚崇此人的存在。

姚崇早年纵情于呼鹰逐兽的狩猎活动，二十初头才折节读书，或说是因有善相者劝说，或说是因在亲戚家看到《修文殿御览》。不论如何，早年的这段经历，洋溢青春活力的气息，充分显露了姚崇并非一般拘执儒经的书生。开元元年，姚崇执政后，张说、魏知古、刘幽求、锺绍京等他所疾恶之人，陆续贬官外放，而卢怀慎、源干曜等人则能与他密切地配合，协助推动政务。姚崇认为正法在心，否定世俗造像、写经以祈福的活动，但在佛教政策上，他只是禁止新建佛寺、沙汰伪滥的僧人、不许官员与僧徒往来，并未极端地进行毁佛。姚崇对于生死之事，了然于心，认为生前应戒盈满，而死后无知，要求子孙薄葬。纵观他的思想与行为，实可谓通情达变之人。

不过，姚崇一生的行迹也不是完全没被批评的。如捕蝗救灾，虽然免除了开元初的饥馑，后世续行者却少见，白居易甚至作《捕蝗》诗加以批评。而他上表祝贺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武后撰《豫州鼎铭》中有玄宗受命之符这两件事，也被司马光轻微地责难。凡此，虽似有白璧之瑕，却益加增添了姚崇的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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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1] 《旧唐书》卷81《三宗诸子传‧孝敬皇帝弘》，页3589-3590。

[2] 〔清〕顾炎武，《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卷19《科目》，页468。

[3] 〔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5）卷221《相一．袁天刚》引《定命录》，页1697；又见〔唐〕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6《举贤》，页91。

[4] 关于姚崇折节读书的年纪，文献中有多个版本。前引《定命录》为二十二岁，《大唐新语》卷6《举贤》称“年逾弱冠”，但同书卷1《匡赞》却又说是“年三十”。《新唐书》本传引姚崇自言“臣年二十，居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开元升平源》甚至说是“四十年”。根据本文的考订，当以年逾弱冠的二十二岁较为妥当。

[5]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752《杜牧五．上宣州高大夫书》，页7794-2。

[6] 《太平广记》卷221《相一．袁天刚》引《定命录》，页1697。《开元升平源》、《大唐新语》卷1《匡赞》，页9-10。其中《定命录》明言是姚崇之母“劝令读书”，《开元升平源》和《大唐新语》二书则指出相士是张憬藏，或作张璟藏。

[7] 《大唐新语》卷6《举贤》，页91。

[8] 此说出自〔唐〕丘悦的《三国典略》。参黄维忠、郑炳林，《敦煌本《修文殿御览残卷》考释》，《敦煌学辑刊》，1995:1，页37。

[9] 语出〔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卷123《子部．杂家类七》，页3178。

[10] 〔唐〕吴兢，《开元升平源》，收录于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页111。

[11] 〔唐〕刘餗，《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48。

[12] 《朝野佥载》卷4，页90。

[13] 王秉伦，《盛唐“开元之治”的政治家──姚崇》，《河南大学学报》，1981:2，页76-79；闰新华，《论唐代杰出的政治家姚崇》，《运城高专学报》，1993:2，页42-44。

[14]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1-3023。

[15]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5。

[16] 《大唐新语》卷1《匡赞》，页9。

[17] 《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玄宗开元元年》，页6688-6690。《考异》认为《开元升平源》中姚崇因渭川行猎而进奏十事的情节，应是好事者为之，难以尽信。

[18] 〔宋〕王谠，《唐语林》（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3《品藻》，页292。崔监司或作卢怀慎，参《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三年》，页6708。

[19]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5；《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玄宗开元元年》，页6690。

[20] 《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睿宗景云元年、二年》，页6655、6663。

[21] 《开元升平源》，收录于《开元天宝遗事十种》，页112。

[22] 《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玄宗开元元年》，页6690-6691。

[23] 《新唐书》卷121《刘幽求．锺绍京传》，页4327-4329。

[24] 《新唐书》卷125《张说传》，页4407。

[25] 《全唐文》卷866《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页9075-1。

[26] 《旧唐书》卷97《张说传》，页3052；《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玄宗开元元年》，页6692。

[27]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上《姚崇算张说》，页15-16。

[28] 《资治通鉴》卷212《唐纪．玄宗开元九年》，页6747。

[29] “纪念大唐贤相姚崇诞辰13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1，河南伊川）中，与会学者张剑光发表《唐玄宗初年姚崇嫉忌大臣辨析》一文，认为姚崇与这些功臣不协，并非和他们有素憾，或因姚崇权谲的人品，而是为了稳固玄宗初年的政治局面，排除睿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30] 〔唐〕李德裕，《次柳氏旧闻》，收录于《开元天宝遗事十种》，页3。

[31] 《旧唐书》卷98《卢怀慎传》，页3068。

[32]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3-6724。

[33] 吴玉贵，《唐书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2，页666。

[34]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2。

[35]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8。

[36]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三年》，页6714。

[37] 关于唐代按察使，请参曾贤熙，《唐玄宗朝御史职权的变动与吏治──附朝集使》，《研究与动态》，14，2006.7，页52-56。

[38]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4。

[39]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16。

[40]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9。

[41]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三年》，页6714。

[42]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7。事又见《大唐新语》卷4《持法》，页63。

[43]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6。

[44] 阎守诚，《唐代的蝗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2，页15-16。另参魏严坚，《唐玄宗时期的天灾及救灾》，《国立台中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报》，2，2008.12，页102-103。

[45] 《太平广记》卷47《昆虫二．蝗》引《朝野佥载》，页3906-3907。

[46] 《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3，页65-66。

[47] 《全唐文》卷807《司空图．纪恩门王公凝遗事》，页8490-2。

[48] 幺振华，《唐代灭蝗思想与对策》，《东南文化》，2005:6，页43-46。

[49] 《旧唐书》卷37《五行志》，页1365。

[50]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5。

[51] 《大唐新语》卷1《匡赞》，页9。

[52] 《资治通鉴》卷214《唐纪．玄宗开元二十四年》，页6825。

[53] 《唐书辑校》卷1，页167；《旧唐书》卷164《李绛传》，页4288。

[54] 《全唐文》卷752《杜牧五．上白相公启》，页7799-2。

[55] 《资治通鉴》卷210《唐纪．玄宗开元元年》，页6688-6690。

[56]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704。

[57]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五年》，页6725-6726。

[58]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五年》，页6726。

[59] 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卷206《姚崇．造像记》，页2362。

[60] 龙门石窟极南洞《姚崇为亡母刘氏造像记》中提及“二尚书同□台凤阁三品 上柱国梁县”之语。今考姚崇于长安四年（704）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至神龙元年（705），因参与谋诛张易之兄弟事，以功封梁县侯。依此造像记中的官衔，可推测其时间约在705年左右。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页610。

[61]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716）》，页6723。罔极寺，位于太宁坊，神龙元年（705）太平公主为武后所立，其后改名兴唐寺。〔宋〕王溥，《唐会要》卷48《寺．兴唐寺》，页991。《新唐书》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不言寓居罔极寺，见该书卷124《姚崇传》，页4385。

[62] “纪念大唐贤相姚崇诞辰13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杨效俊发表《造像与反佛──浅谈姚崇儒家伦理道德和政治体系内的佛教立场》一文，认为姚崇的两次造像行动不是出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而是在履行其儒教伦理道德，维护统治秩序。第一次造像是为武则天，可谓尽忠；第二次造像是为亡母，可谓尽孝。

[63] 姚崇举宋璟自代系年于玄宗开元四年（716）。《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3。

[64]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3。

[65] 此据《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3。《新唐书》所述的内容较简略，见该书卷124《姚崇传》，页4384。

[66]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7《辩惑篇．叙列代王臣滞惑解下．周卫元嵩》，收录于《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第52卷，史传部四，页132。

[67] 關於衛元嵩上書與北周武帝廢佛，請參〔日〕野村耀昌，《周武法難の研究》（東京：東出版株式會社，1976），頁125-414。

[68]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二月有敕曰：“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牒检视，然后听之。”七月又下令“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 “禁人间铸佛、写经”。《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二年》，页6696、6703。

[69]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8。慧琳的《白黑论》（又称《均善论》）见《宋书》卷97《夷蛮传》，页2388-2391。

[70]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8。

[71]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8-3029。

[72]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9。

[73] 诸篇文章见于《全唐文新编》卷206《姚崇》，页2359、2364-2365。

[74] 《全唐文》卷921《贯休．续姚梁公坐右铭并序》，页9597-2。

[75] 《宋史》卷479《世家二．西蜀孟氏．孟昶子玄喆》，页13881。

[76] 《大唐新语》卷6《举贤》，页91。

[77] 《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3。

[78] 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唐研究》，7，2001，页315-321。

[79]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5。

[80] 《大唐新语》卷9《谀佞》，页143-144。

[81] 〔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上，页15-16。

[82]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5；另参《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3。

[83]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8。

[84] 《新唐书》卷124《姚崇传》，页4386-4388；另参《资治通鉴》卷211《唐纪．玄宗开元四年》，页6723。

[85]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9。

[86] 《旧唐书》卷96《姚崇传》，页3026-3028。

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宗宪在2011年5月伊川纪念姚崇诞辰1360周年研讨会上交流论文《唐代名相姚崇的生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