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俊｜敦煌文书所见姚崇二职任及其官履沉浮发微

姚波

敦煌文书所见姚崇二职任及其官履沉浮发微

李宗俊

内容提要：敦煌文书存有两件签署姚崇官衔职任与姓名的武官告身文书，印证了姚崇一生官履生涯的两个重要片段，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姚崇整个官履生涯的起落沉浮很有价值。结合已有文献，姚崇一生官履沉浮的整个历程及其背景大都可以一一考证。其数次升迁与遭贬的原因，皆与当时的上层政治斗争有关，与其曾经的职任有关。

关键词：唐代  姚崇  官履

唐代名相姚崇，两唐书都有其传。据《旧唐书·姚崇传》记载，他本名元崇，因突厥贵族叱利元崇反叛以后，武则天不欲元崇与之同名，乃改为元之。后来至玄宗开元年间，又为避玄宗“开元”尊号，再改名单字“崇”。而张说撰《姚文贞公神道碑》称：“公讳崇，字元之”。应该是他本名元崇，字元之，武则天时期一度曾以字行，玄宗开元初年再改名崇。

敦煌文书存有几件唐代的官员告身文书，其中两件为签署姚崇官衔职任与姓名的武官告身文书。所谓的“告身”，乃唐代朝廷委任官员官衔的一种下行公文，文官由吏部颁发，武官由兵部颁发，主要内容包括委任者的乡贯、出身、年甲和任命词，另从抄写人员直至逐级审验的各部门长官，都要署名盖章。因这两件文书印证了姚崇一生官履生涯的两个重要片段，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姚崇整个官履生涯的起落沉浮很有价值，此将文书相关内容介绍考证如下：

第一件，为伯三七四九号，录文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①]，唐耕耦、陆宏基为文书定名为：《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范承俨告身》。文书共17行，第9行行头约6字缺失，下余字为：“夏官侍郎上柱国臣元□”。17行为文书时间落款：“圣历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录文后加按语曰：“本件另一面为道教文书，由于反面的字迹透了过来，不少字在照片上看不清。”

该文书“夏官侍郎上柱国臣元□”句中的“夏官侍郎”一职与时间落款：“圣历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下”，正与圣历元年（698）十月以后姚元崇任职同，因《新唐书·宰相表》圣历元年有记曰：“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监修国史知凤阁侍郎李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直至长安元年（701），《新唐书·宰相表》又记：“三月己卯，元崇为凤阁侍郎”。说明圣历二年十二月，签署该文书的夏官侍郎正是姚元崇，则上引文书“元”字后所缺一字为“崇”。至于夏官侍郎，即光宅元年所改的兵部侍郎，职位仅次于兵部尚书，品级为正四品下；而上柱国为唐代授予文武大臣的最高勋爵。由此，该文书为姚崇出任夏官侍郎期间签署，不仅印证了该时期他尚在夏官侍郎任上，而且反映出此时他已有上柱国的勋爵，补充了史书记载之不足。

第二件文书，录文见《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②]，唐耕耦、陆宏基为文书定名为：《唐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西州高昌县李慈艺告身》。文书共18行，第15行8字为“开元四年正月六日”，16行为：“兵部尚书兼紫薇令上柱国梁国公臣姚崇宣”。录文后加按语曰：“本件出自吐鲁番，原件在日本。8行与9行之间可能有缺。开元四年正月六日上面钤有尚书司勋告身之印五颗”。

这件文书所记“兵部尚书兼紫薇令上柱国梁国公臣姚崇宣”，官职、人名很清楚为姚崇，且时间为“开元四年正月六日”，也正与正史记载的姚崇任该职时间同。因《新唐书·宰相表》记开元元年十月“甲辰，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又记：“十二月壬寅，元之兼紫薇令”。直至开元四年又记：“闰十二月己亥，元之、幽求罢为开府仪同三司……”紫薇令，即中书令，《唐六典》记：“隋氏改中书省为内史省……武德初，为内史省；三年，改为中书省……光宅二年，改中书为凤阁，令为内史……开元元年改为紫薇令，五年复旧。”此时姚崇以兵部长官尚书的身份兼紫薇（中书）令，可谓位极人臣。而由这件文书的记载，可知该时期其职任官衔的全称应该为文书此记，也是印证和补充了史书之记载。恰巧该件文书所记又为姚崇官履生涯达到最后一个高峰时签署，可谓其官履生涯达到辉煌顶峰的一实物证明。

以上两件敦煌文书所记姚崇在武则天圣历二年至唐玄宗开元四年间的两个重要任职，补充和印证了姚崇一生官履沉浮的两个重要片段，由此进一步深究，就可以较完整地探寻出一代名相姚崇一生官履沉浮的整个历程及其背景。

姚崇初仕，张说撰《姚文贞公神道碑》[③] 称：“弱冠补孝敬挽郎”。《旧唐书·姚崇传》也称：“为孝敬挽郎”。挽郎，为古代出殡时牵引灵柩边行边唱挽歌的人，通常要求男性青少年充任，所以叫挽郎，由唐代墓志所见，能被选为皇帝或皇后作挽郎者一般都是因门荫入仕的官员或高门子弟，而且选放都很严格，据黄正建先生研究，挽郎的充任者“最小的有十三岁，大的也有二十余岁”，而且往往是“事毕即授官”[④] 而此处“孝敬”指的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长子李宏，显庆元年（656）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暴卒，高宗追赠为“孝敬皇帝”。姚崇凭藉父亲姚懿曾官至巂州都督的家世，以门荫出仕“为孝敬挽郎”，在当时为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走向仕途的资历和方式。是年他25岁。

姚崇因门荫出仕，但继之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又制举高第”，仪凤二年（677），“应下笔成章举，授濮州司仓”[⑤]。此后，正史无记其继续任职何地地方官，但从《姚文贞公神道碑》称：“历佐濮郑……”濮为濮州，为其曾任濮州司仓参军一事；郑应为郑州，唐前期即为人口众多的雄州。姚崇继之“佐”幕郑州，应该仍是司仓参军一类的从七品官。而且有迹象显示，姚崇在濮、郑二州任地方官吏的时间曾长达十年左右，因据其第一位夫人刘氏墓志，“以垂拱元年（685）八月四日终于郑州官舍，春秋三十四。”[⑥] 说明直至垂拱元年八月，姚崇还在郑州任上。

但不久，至迟天授元年（690）前后，姚崇就因在任地方官期间政绩卓著，而被上调朝廷，所谓：“历佐濮郑，并有声华，入为司刑丞”。司刑丞，即大理寺丞（光宅元年改为司刑寺丞），为唐代大理寺大理正之下所设六位审理刑事案件的执法官，当时为从六品上的执事官。但在武周革命之际，宗室旧臣被肆自罗织构陷，冤狱错案迭兴的特殊时期，作为司秉人命的司刑丞可谓炙手可热。但姚崇不是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时期贪残枉法，而是公正执法，包庇无辜，不与酷吏为伍。正如张燕公所称颂：“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持法无颇，全活者众”。也许正是因为当年他这种公正与无私无畏的品质，受到了朝臣的拥戴和稳固政权以后的武则天的信赖，因之而得到晋升而调任兵部。

姚崇由司刑丞调任兵部的具体时间不详，张燕公继天授之际的职任后记：“进夏官员外郎、郎中、侍郎”；《旧唐书·姚崇传》从姚崇任职濮州司仓以后，不记其后变迁，又径记“五迁夏官郎中”事，且记：“时契丹寇陷河北数州，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则天甚奇之，超迁夏官侍郎，又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⑦]。《通鉴》亦有一段大致与之相同的记载，将之归于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考察万岁通天元年，恰为武周政权边患四起的多事之秋，该年三月，王孝杰、娄师德率领的唐军与吐蕃战于洮州，唐军大败。同年五月，曾为唐朝藩属的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唐，攻陷营州，唐廷被迫派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等二十八将率军征讨。结果该年八月，唐军大败，继之契丹连连设伏，唐军相继轻骑冒进，全军皆没。由此说明，所谓“兵机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条贯”事，恰与则天万岁通天元年的形势相符，而且由“超迁”二字，说明其进入兵部后先任员外郎，但很快相继升迁为兵部郎中和侍郎。另据《新唐书·宰相表》圣历元年（698）有记曰：“十月癸卯，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夏官侍郎姚元崇、麟台少监监修国史知凤阁侍郎李峤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以及上引第一件敦煌文书所记，圣历二年（699）十二月的“夏官侍郎”也正是姚崇，说明至迟自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始，中经圣历元年、二年，姚崇皆任职兵部，而且早自万岁通天元年五月以后，就一直任兵部侍郎的要职，自圣历元年十月又升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中书门下平章事”，此职尤其重要，唐代前期，与皇帝参议朝政的官员为三省长官，自高宗朝开始，凡是与宰相参议朝政的“两省长官及他官执政未至侍中、中书令者，皆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⑧]。自此，姚崇以“兵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身份主政兵部，且与诸宰相一道参议朝政，进入了实际的宰相之列。

长安元年（701）三月，《新唐书·宰相表》记：“三月己卯，元崇为凤阁侍郎。”凤阁为中书省，光宅二年，改中书为凤阁，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唐武则天时期常为宰相之一。此条说明至迟自万岁通天元年五月以后，就一直任兵部侍郎要职的姚崇，自圣历元年十月又升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至长安元年三月再次受到武则天的重要提拔，荣升凤阁侍郎（中书侍郎），继续以宰相的身份参议朝政，品级已为正四品。但应该是此时一度解除了兵部侍郎。

长安元年（701）四月，《新唐书·宰相表》记：“四月癸丑，元崇往并州以北检校诸郡州兵马。”此行其职任应为凤阁侍郎兼并州以北检校诸郡州兵马大使。

长安元年（701）六月，《新唐书·宰相表》记：“六月庚申，元崇兼知夏官尚书事……”此为姚崇二度任兵部高官，而且以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以宰相兼兵部长官尚书，可谓位高权重。

长安元年（701）十一月，《新唐书·宰相表》记：“甲午，元崇加相王府长史……”此为姚崇以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的身份兼相王府长史。

长安二年（702）十月，《新唐书·宰相表》记：“元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并同凤阁鸾台三品。”至此，姚崇以凤阁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的身份兼相王府长史，品级加为正三品，已经与中书令同级，已为名副其实的宰相，而且明确其有资格参加政事堂会议，且兼掌夏官尚书事，品级、实际的权利都达到了个人权利的一个高峰。

但自长安四年（704）六月起，姚崇职任经历了一系列的升降变化。而且似乎史书反映其名改以“元之”字行也就在此时[⑨]。《新唐书·宰相表》记：“六月辛酉，元崇罢为相王府长史，一事以上并同三品。”这是姚崇二次解除兵部职务，同时罢去了宰相身份的凤阁侍郎，仅保留了三品的待遇，而专任相王府长史。考察这次降职罢权的原因，长安四年前后，又正是唐廷再次经历宫廷巨变的前夜。此时武则天已经年逾八旬，重新置立的太子李显迟迟不能登基，而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潜图逆乱，各种势力蠢蠢欲动，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在这种背景之下，曾备受武则天信赖，尤其又身为相王府长史的姚崇内心肯定异常复杂，因一旦太子李显登基，他的政治前途乃至命运是很难预料的。作为官场洗练多年，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姚崇心知肚明，但唯一的保全之策，可能就是尽快脱离这个权利斗争的是非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年，姚崇再三请求解职，《旧唐书·姚崇传》详细记载曰：“长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请解职侍养，言甚哀切，则天难违其意，拜相王府长史，罢知政事……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则天然其言，改为春官尚书……”这里，姚崇请求罢官的言辞十分恳切，再三寻找的理由似乎都十分的冠冕堂皇。但不解姚崇真意的武则天，要么是不遂其请，要么与其期望恰巧相反。但据《旧唐书》其传，很快因姚崇得罪张易之，遭其所谮而遭降职外遣，“改为司仆卿，知政事如故，使充灵武道大总管。”[⑩] 而《资治通鉴》记载曰：长安四年，“九月，壬子，以姚元之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辛酉，以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11]。《新唐书·宰相表》又记载曰：长安四年“九月壬子，元之知群牧师兼摄右肃政台御史大夫、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十月辛酉，元之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 而张说撰其《神道碑》记该时期姚崇任职为：“肃政大夫总灵武军兵马又司仆卿知陇右监牧使”。 以上各文献所记，肃政大夫即肃政台御史大夫，本御史大夫，光宅元年改为左肃政台，专知在京百官；更置右肃政台，专知按查诸州，加右台大夫一人；司仆卿即太仆卿，光宅元年改，为从三品。则应该是任司仆卿时尚兼知陇右监牧使。即该年九月初其任职全称应该为：“司仆卿知陇右群牧使摄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十月改任职全称为：“灵武道安抚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至于所谓的“摄右肃政台御史大夫”与“检校左台大夫”都是兼的虚职，实际都是令其出镇灵武。

也许姚崇请命罢官不遂，只好另觅脱身之计，寻机刺激众怒所指的张易之，有意令其进谗言排遣自己，以出镇灵武，实现自己远走高飞的计划。总之，这一年姚崇职任的变化，结合《新唐书·宰相表》与两唐书其传可图示为：凤阁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相王府长史——相王府长史——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相王府长史兼知春官尚书（礼部尚书）——司仆卿知陇右群牧使摄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灵武道安抚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这其中春官尚书即礼部尚书，光宅元年改，为正三品。

长安四年，姚崇的判断是正确的，其随后的脱身也是成功的，正如其所料，政变很快发生。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拥戴中宗复位。但这次政变中，姚崇侥幸参加了政变，史载：“适会元之自军还都，遂预谋，以功封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12]。虽因参与政变而受封，但与张柬之等人相比，以及与武则天时期其地位相比，姚崇的封赏是非常微薄的。而且，很快当时执政就借故将其贬黜出朝廷，“出为亳州刺史”，“历宋、常、越、许四州”[13]。所找的借口实际非常简单滑稽。其实，结合前面对于姚崇一再请求免官远走原因的分析，以及中宗复位后当即便遭贬黜，其原委与姚崇当年备受则天信赖有关，尤其与其曾为相王府长史的身份有关，与其曾经对武则天与相王的尽忠竭力曾经妨碍了中宗登基有关。

正是由于中宗朝因姚崇过去的经历招致了贬谪，整个中宗朝的五年多时间中，姚崇始终没有得到朝廷重用，只是“历宋、常、越、许四州”，默默无闻的转站做了几个普通州的刺史。但到了景云元年（710）六月甲辰，睿宗即位，便很快重新起用姚崇，史载：六月“戊申，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是姚崇第四次入主兵部，且再度位居同中书门下三品于政事堂参议朝政。尤其本月丁巳，“元之兼太子左庶子”，“十一月戊申，元崇为中书令兼兵部尚书”[14]。短短几月连连升迁，终至中书令兼兵部尚书，再次以名副其实的宰相兼掌兵权，再度位极人臣。前后变化如此鲜明，若非昔日与相王府互通声气，尽忠竭力为其筹划密谋，哪能如此轻而易举得到重用！由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姚崇正是当年中宗复位后相王得以保全，中宗驾崩后帮助李隆基策划铲除韦后，睿宗得以顺利登基的幕后策划者和智囊中心。

景云元年姚崇为中书令兼兵部尚书，随后再度搅入唐朝廷最高权利圈的激烈矛盾冲突之中，且再度遭受贬谪。睿宗登基后，太平公主干政，日渐威胁到太子李隆基的地位。身为中书令、太子左庶子的姚崇同侍中宋璟，“密奏请令公主往就东都，出成器等诸王为刺史”。不料睿宗竟将此计划轻易转告公主，计划提前泄露，公主大怒，叛乱随时可能发生。危急之际，为了麻痹和稳住太平公主集团，羽翼尚未丰满的太子李隆基，只好以牺牲幕僚来保全自己。于是，太子“乃上疏以元之、璟等离间兄弟，请加罪，乃贬元之为申州刺史。再转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俄除同州刺史”[15]。在这期间，结合《神道碑》所记，应该是在申州刺史之后还曾任徐、潞二州刺史，连同中宗朝所任的五州刺史，前后合计任十州刺史，正合张燕公所谓“十郡”之数；但尚有淮南按察使一任，张燕公无记。

景云元年姚崇遭贬以后，太子与太平公主党羽的矛盾很快激化，开元元年七月，已经登基的李隆基曾二次谋诛太平公主党羽，前次欲发羽林军因消息泄漏而未遂，后次依然先发制人，取闲厩马及家人三百余人及亲信十数人发动突然袭击，一举铲除太平公主党羽而专政。这次戮平内乱，姚崇虽未亲身参加，但从事前已经转调至京城三辅的同州任刺史，应该是早已参与到玄宗密谋。与之相较，前兵部尚书郭元振的仕途恰好相反。虽然，郭元振也曾只身相随参与了这次政变，但事后很快就遭到贬黜，还险些丢了性命。考察玄宗剪除太平公主前后，事前已任兵部尚书的郭元振不仅不能保证皇帝安危，在玄宗为了铲除异己需要军队相助的关键时刻，他又无所作为，说明其不是因为软弱无能，就是心存观望，以至迫使玄宗不得不仅仅依靠家人三百余人及亲信十数人冒险发动突然袭击，结果侥幸成功。总之，政变成功以后，姚崇很快重新被起用，取代郭元振任兵部尚书。史载，是年十一月，甲辰，玄宗“畋猎于渭川。同州刺史、梁国公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16]。而且，史书还记载了玄宗这次拜姚崇为兵部尚书时，张说等人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曾反复阻挠，但均遭到玄宗的一一否决甚至严厉斥责，最终依然决然的“引见，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17]。而且接二连三为其加官进爵，《新唐书·宰相表》记开元元年十月：“甲辰，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二月又记：“十二月壬寅，元之兼紫薇令”。曾为相王府旧僚和太子左庶子的姚崇，再度出任兵部尚书，这是他第五次出任兵部长官。而且此时姚崇以兵部尚书兼紫薇（中书）令，再次达到了其官履生涯的顶峰。而据上引第二件敦煌文书所记，此时姚崇职任全称应该为“兵部尚书兼紫薇令上柱国梁国公”。

直至开元四年（716），已经稳固政权的玄宗，对年事已高的姚崇的依赖逐渐松弛，而且为了专权，亟待平衡和削弱宰相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唐书·宰相表》记：“闰十二月己亥，元之、幽求罢为开府仪同三司……”两唐书其传也详细记载了晚年姚崇为其子与僚属所累，不得不在开元四年底数请避相位，荐宋璟自代，从此退出了唐朝廷最高权力机关，直至开元九年薨逝，享年七十二。玄宗追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18]。从而走完了其光耀不凡的一生，成为了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历侍五朝，三朝为相，先后历任要职（包括：五处兵部，三任兵部尚书，一任礼部尚书等），虽亦经历起落沉浮的宦海风波，但最终能善始善终的一代名相。

姚崇历任官履表：

时间	任职	备注
上元二年（675）	孝敬挽郎
仪凤二年（677）至 约垂拱年间（685——688）	濮州司仓参军	据《登科记考》
	郑州（司仓参军）	具体职任、时间不明
约天授年间（690——691）	司刑丞（大理寺丞）	张说撰《神道碑》补
万岁通天元年（696）	兵部（从夏官郎中升至侍郎）
圣历元年至二年（698——699）	夏官侍郎	敦煌文书《武则天圣历二年（公元六九九年）范承俨告身》印证
长安元年（701）三月	凤阁侍郎（中书侍郎）
长安元年（701）四月	凤阁侍郎兼并州以北检校诸郡州兵马大使
长安元年（701）六月，	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
长安元年（701）十一月	兼相王府长史
长安二年（702）十月	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凤阁鸾台三品
长安四年（704）	凤阁侍郎兼知夏官尚书事同凤阁鸾台三品兼相王府长史
	相王府长史
	相王府长史兼知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相王府长史兼知春官尚书（礼部尚书）
	司仆卿知陇右群牧使摄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
	灵武道安抚大使权检校左台大夫
神龙元年（705）正月	梁县侯，赐实封二百户
神龙元年（705）——景云元年（710）	亳、宋、常、越、许五州刺史
景云元年（710）六月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兼太子左庶子
	中书令兼兵部尚书
景云二年（711）	申、徐、潞州刺史、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
开元元年（713）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兵部尚书兼紫薇令上柱国梁国公	据敦煌文书《唐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西州高昌县李慈艺告身》补
开元四年（716）	罢为开府仪同三司
开元九年（721）	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宗俊教授在伊川2011年5月纪念姚崇诞辰1360周年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姚崇二职任及其官履沉浮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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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唐书其传也详细记载了晚年姚崇为其子与僚属所累，不得不在开元四年底数请避相位，荐宋璟自代，从此退出了唐朝廷最高权力机关，直至开元九年薨逝，享年七十二。      玄宗追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贞[18]。从而走完了其光耀不凡的一生，成为了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历侍五朝，三朝为相，先后历任要职（包括：五处兵部，三任兵部尚书，一任礼部尚书等），虽亦经历起落沉浮的宦海风波，但最终能善始善终的一代名相。


——来源：李宗俊，敦煌文书所见姚崇二职任及其官履沉浮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