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从实、从众 ——试谈姚崇处理宗教问题的政治智慧

姚波

从上、从实、从众

——试谈姚崇处理宗教问题的政治智慧

渑池二高   任文武

姚崇是开元贤相，是盛唐历史天空的一颗巨星。贤相开创盛世，盛世造就贤相。姚崇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有思想，能实干，出成效。创造了盛世伟业。他的所思所言，他的所作所为，截入史册，凝成文化，今天还具有重要价值。本文结合姚崇平生事迹，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试探姚崇在面对宗教问题时的政治抉择。题曰从上、从实、从众，从上即服从主上、从实即务实有效、从众即顺应潮流。这是一个封建时代政治家的高明抉择，体现出姚崇的超人的远见卓识与政治智慧。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多个层面。宗教文化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属于精神层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宗教因素可以分析为祖宗崇拜与君王崇拜。孔子以为：“仁者无忧，勇者无惧，智者无惑。”，用仁知勇等人格修养境界解决人生之忧、惧、惑。实际上起到代宗教的作用。现实中众生难免仁心未充、智慧未达、勇敢欠缺，所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由父母而祖宗，社会上宗法制度为基础，上就是祖宗崇拜作支撑。从道德修养角度就是孝道。出门靠朋友，对朋友尽心尽力，就是忠。引申至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要依靠强者、依靠王者，受庇护而不受残害，从而使宗法制度得以长存，家庭个人得以安全、持续，由此上升到天下君臣，制度上就是国家，首先角度就是忠。忠孝统一，是中国文化特色。而忠与孝既有现实性也有超越性，实现了代宗教的作用。姚崇是进士出身，他所接近的教育也以儒家思想为主。传统儒学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

初唐儒学并不繁盛，宗教倒是越来越盛行。道教产生于东汉，但依托先秦道家理论。唐高祖李渊把自己扮作李耳的后代，归于陇西李氏。俨然是道教教主。唐高宗又封道教尊崇的老子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又封老子为大圣祖。所以整个唐前期，道教借助巨大的政治能量，拥有很多教徒，获得长足发展。姚崇历仕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深明道教即李家统治的精神基础这个道理，无论道教繁盛的时期、佛道争雄的时期，他对道教都没有正面批评。

初唐时唐高祖武德九年对天下寺院加以整顿，各州仅留一所寺庙，佛教发展受到一定抑制。贞观中唐玄奘取经，朝廷进行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佛教各宗派相继形成。武则天出于政治需要，假造经典，大兴佛教，为女皇登基造势。武则天当政时期，佛教达到极盛。因为佛道争雄有着极强的政治原因，所以相对地讲，儒门淡泊，科举尽管以儒为主，但取士往往为权力控制，儒者反不如僧道更受青睐，成为红人。姚崇处唐玄宗拨乱反正之时，他对佛教的反对，主要是从政治上对女皇统治的清算，使宗教发展限制在政府可控制和范围之内。

姚崇面临的宗教问题，实际包括儒道释三教之争。尽管道家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不断渗透、融合，赵宋以后出现三教合一的历史大趋势，但在唐初，唐太宗重视富国强兵才出现贞观之治。政治上中央集权比较完整，盛世文化呈现的是百花齐放。比如盛唐诗人，杜甫偏于儒，李白偏于道，王维偏于佛。三者可以和平共处，相互欣赏。姚崇也算个饱学之士，对儒、道、释三教都有所理解。他有自己的思想，但并不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生平思想，是以儒为本，各有所取，各有分寸的，突出政治与实用。

忠是君臣关系的标准。姚崇是忠臣，要尽忠，第一体现在服从皇帝上。第二体现在劝诫皇帝上。皇帝是天子，君临天下，代表至尊。帝王崇拜中的皇帝，完全不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理性的君权代表。中央集权的时代，任何违逆都会造成巨大危险。拜服、顺从是忠于皇帝的基础。姚崇入仕，恰逢开则天崇佛。所以他也曾热衷造像。宋敏求《长安志》载武则天在光宅寺建七宝台，是一座四方四佛的造像，造像题记中就有姚元之的名字当时他的官职是“银青光禄大夫行凤阁侍郎兼检校相王府长史”。长安三年，他与他的弟弟姚元景还共同造了三尊弥勒佛像，上刻有铭文，以弥勒比拟武则天，今天看来是荒谬的，但当时却是政治需要。对武则天的赞颂是一代官僚官场通达的前提。从姚崇造佛像本身看，并非他真的有佛教信仰，他有的只是对皇帝的忠诚。这种忠诚还限于较低的顺从层面，是仕宦进身的途径而已。

孝是家庭关系的标准。姚崇在官场步步高升，当然也有树立一个孝子的形象。儒家伦理碰到了时代风尚，中国的富贵之家，历来有丧葬攀比传统，儒家也提倡厚葬。丧葬杂用佛道，所谓法事、道场，规模越大，名声越响。姚崇在自己的母亲去世之后，在龙门伊阙造像追念。《全唐文》中也录有其造像记。以造像求功德，追荐父母，最多只算风俗，并非信仰。造像记原文也是当时通用格式与通用语言，既无对佛教的精准而深刻的理解，并无个人的特殊感情表述，可以看成是一场活动，尽孝而已。

忠孝为本，是儒家的基本命题，是中国人的本色。造像基于忠孝，以佛教的形式，实现忠孝的目的。所谓造像，在姚崇那里，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工具性表达。

以上说姚崇的造像事实，还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从参与的角度看，他可能受到同僚、上司、兄弟、长辈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很有可能是被动的，是一种从实的选择，更是一种从众的选择。

而真正代表姚崇对待宗教的态度，完全是自主意识表达的则是他明确反佛行为，主要体现在他两次向皇帝上书，请求抑制佛教道教疯狂蔓延的。一次是唐中宗时期，一次是唐玄宗时期。

唐中宗时，公主外戚奏度人为僧尼，营造佛寺。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躲避徭役，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而权势者借以聚敛财富。姚崇给中宗建议，禁止妄度奸人。中宗接受了他的建议，让有关部门淘汰伪滥僧徒一万二千人。此事新旧唐书皆有记载，姚崇的理由是：“佛不在外，求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他肯定了佛教的道理，对佛理的理解近于禅宗的理解。他承认佛教的社会作用，所谓“行事利益”，即佛学的实用价值。因为中宗本人也是奉佛信佛的，他以“从上”为基础，从利益角度给皇帝上奏。

唐玄宗先天年间，姚崇执政。执政之先，向皇帝提出了十条建议，史称姚崇十事。其中一条就是禁绝道佛营造。如果说与中宗时期的建议有所不同的话，表面上看是从节省朝廷开支角度说事，把道教与佛教结合在一起。这是从上的层面，容易让皇帝接受。可实际上此事也是十事之纲领，与许多事相联系。是对武则天到唐中宗时期等执政掌权的整体拨乱反正。姚崇十事是鲜明的政治改革方案。而既经皇帝认可，姚崇又得以执政，很快全面贯彻执行而不仅仅限于禁绝营造。从多次敕令看贯彻情况，表现在几个方面：

1、令僧道男女皆拜父母敕。实际上就是把宗教人士的身份纳入儒家体系之中。

2、禁止民间私自写经、造像、建寺，侧重于经济层面把佛教道教的活动纳入国家管理范畴。

3、毁前朝卓有的象征性佛教建筑。前朝武则天、韦后所建寺纲，公开毁除，在社会上造出抑佛的声势。

4、禁止利用宗教搞异端邪说、妖言惑众。

唐玄宗要励精图治，姚崇乃敢大刀阔斧。让人想起魏征。魏征早年从太子建成，并无建树，后来从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要励精图治，魏征乃敢犯言直谏。明主遇上贤相，于是前称房杜，后称姚宋，开元盛世无愧于贞观之治。古人说君臣际遇，是明君成就了贤臣，也是贤世成就有明君。这才是“从上”的最高境界。

姚崇一生几起几落，为相的时间总体也不算长，但刚正廉洁的人格受到群臣的拥戴，也受到唐玄宗有信任支持。这与他的政治识见与政治智慧密切相关。

姚崇不是一个思想家，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没有系统彻底地反对佛教道教。除了从上的原因，更多地尊重实际即从实的表现。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其产生与发展有其必然性。封建社会长期实行愚民政策，宗教成为事实上精神避难所。不能单凭政策就让人们从内心彻底铲除。同时，姚崇对佛道也有所研究，对其精神本源与实际有一定认识，佛教与道教相互争长，自身都有相对完整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是对一切完整的体系性的理论持包容态度，大唐盛世，尤其有其包容性。儒家在社会生活中虽然处于主流，因为长期缺少新鲜补充，战乱频仍使所谓的仁义忠孝露出虚伪的本质，儒门淡泊到失去信任，看不住自己的门户，吸引不了大众的眼球与心灵。况且唐取代隋也只能解释的所谓禅让也只是形式，最多也不过解释成逆取顺守。富国强兵也是霸道主义，玄宗之前的各位君主连年不断的争战，甚至带有侵略成分，算不得仁义之道。过分倡导儒有学说反而等于自打嘴巴。科举中讲仁义，吏治上讲法律，多了一分兼容并包的包容心态，意识形态是不统一的。前面说过姚崇是以儒为本，准确地说，他兼取儒释道，却支队也其中的宗教因素，他的信仰不是归附于某一理论，而是从实。

从实也是中国传统一种求真的方式。这种方式与西方的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求真不同，是理性与实践相结合的思维态度。先生论中国的脊梁，埋头苦干呵，拼命硬干呵，为民请命呵、舍身求法呵，求法近于求真，却实在就是佛法：玄奘一类人既是。近于入道的道，但天道远人道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本来就讲究可行性。因而纯粹理性思维、形式逻辑、科学发展滞后，而吏治发达。埋头苦干近于实，但往往视野有所拘限，可能会做更多无用功。从实最接近于真真。所谓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所谓实干，不限于大干、苦干、甚至巧干，今天还在讲求实干，正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叫兴利除弊。兴利除弊的实干，从实际出发，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之后的改革改良，可不是等待苦难之后的救助与疯狂之后的毁灭。说来容易做来难，知者谓之机变，即关于应对不同形势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不知者谓之权谲。说姚崇没有政治操守，关于玩弄权术。其实从实是他唯一的选择，岂有他哉！

儒释道从不同角度解释世界与社会人生，完全可以各有所取，不断融合、互补，但谁是谁非，玄之又玄的道理，在中国无非是世道轮回式的循环罢了。换一个说法，人一利必有一弊。一种利，求得之后，会无限蔓延，形成弊。所以历史的发展应该是不断兴利除弊的过程。开元盛世成功了，说明姚崇的思路与做法是正确的。开元盛世没能持久或者说更持久，因为利中也有弊。姚崇重视从实，今天看来就是国计民生。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盛世出现了。但富裕后就会贪享乐，所以腐败出现，唐玄宗沉迷于声色犬马，最终导致几乎亡国。姚宋对于边兵与军事的忽略，导致内乱。后来多立藩镇守护，又导致割据。一个创造盛世的人不能也不可能为盛世的危机负责，时代在变化，姚崇的具体做法或许已经不可取，但从实的策略并没有错。

姚崇从实的典型事例，当然不限于宗教问题。因为宗教有相当玄虚的成分，虚处求实才能彻底求实，吏治、经济、管理其他各方面当然更能说明证明这个成功的政治家的经典言行。只从宗教角度说，他为相执政，从吏治方面，把宗教纳入可以管理的范畴，国家有统一的僧统，僧尼有文化与制度上的限制，把宗教发展控制在朝廷可管控的范围之内。国家大于任何宗教，实用与实效高于任何道理。

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文学出身，我更想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姚崇，从历史中获得深思的道理，或者说对于今天也可能更有用的道理。

渑池二高中教高级教师任文武论文《从上、从众、从实：谈姚崇处理宗教问题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