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欣｜姚崇“十事疏”一探

姚波

姚崇“十事疏”一探

北京师范大学  宁欣

摘要

唐玄宗开元初始，以到渭川巡狩为由，主动找到外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希望他能出来主持政务，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十事疏”。本文专门探讨了十事疏之一“请绝道佛营造”疏，逐一梳理了姚崇提出的四个典型案例，即武则天时兴造的福先寺、中宗时兴造的圣善寺、玄宗时兴造的金仙观、玉真观兴造缘由、变迁过程，分析了姚崇之所以将这些寺观选为“典型”的原因。指出姚崇的“十事疏”体现了他的“应变而成天下之务”的谋略之道。

关键词：姚崇   唐玄宗   十事疏   

一、关于“十事疏”

唐玄宗开元初始，以到渭川巡狩为由，主动找到外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希望他能出来主持政务，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十事疏”。《新唐书》卷124《姚崇传》有详细记载：

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倖边功，可乎？ 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 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翌日，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迁紫微令。

玄宗甚为赞赏这十条建言，虚心接纳，于是续写了一段君明臣贤的历史佳话。这十事都是针对自武则天以来到中宗、韦后的各种弊端而发，为史家所津津乐道。但《通鉴考异》对姚崇提出的“十事”记述略有不同，除了各事的顺序略与不同，本文关注的姚崇提到的寺观兴造的典型，也多了一个中宗时期兴造的圣善寺。

《资治通鉴》作者并未将“十事疏”记入正文，反倒在考异中，说如果如记事者言，“則元崇进不以正，又当时天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24《姚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83页。

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今不取。”　

“十事疏”前后过程来源于吴竞《开元升平源》一书（与陈鸿所撰《开元升平源》同名），司马光考异认为是好事者假托吴兢之名而杜撰，因此正文中不取，仅在考异中记载了原文。新书本传中采用，旧书未采用。《开元升平源》撰者历来记载有分歧。《新唐书·艺文志》题陈鸿撰，《崇文书目》不著撰人，《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皆题唐吴兢撰。从上述资料分析，作者应该为吴兢。也有人认为可能是书名同而作者异。

胡如雷先生撰《升平源的真伪辨析》一文，驳斥了司马光的说法，从时代背景、情理推断、姚崇开元初从同州刺史骤迁宰相、君臣关系、姚崇与张说的关系、陈鸿其人等，推测是抄书者笔误所致，吴兢变成了陈鸿。这段公案暂且不表，但胡如雷先生分析的内容很有道理，升平源一书中“十事疏”的记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根有据。

本文拟重点探讨“十事疏”之一疏，即第九条“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12，唐纪四，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胡如雷：《<升平源>的真伪辨析》，《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第78-90页。

二、“十事疏”之四寺观

首先了解一下姚崇在“十事疏”中提出的四个“典型”寺观，即武则天时兴造的福先寺、中宗时兴造的圣善寺、玄宗时兴造的金仙观、玉真观的基本情况。

1、武则天时兴造的福先寺

福先寺为武则天所建。

原为武则天母亲杨氏住宅，位于东都洛阳教义坊。教义坊在皇城正南最西列，北临洛水第二坊，隔洛河与上阳宫相望。咸亨元年（670）杨氏去世，武后为纪念母亲遂舍宅为寺，于上元二年（675）建太原寺，史载当她登上上阳宫遥见之，非常感伤，于是将太原寺徙至积德坊，即隋游艺坊，位于城东最东一列，洛水北岸自南起第二坊，“东城之东，第六南北街，从南第一曰积德坊，隋曰游艺坊”。南有漕

唐长安亦有太原寺，可称为西太原寺，位于休祥坊。据李健超《唐两京城坊考增订》卷四载，崇福寺“本侍中、观国公杨恭仁宅，咸亨元年以武皇后外氏故宅立为太原寺。垂拱三年改为魏国寺，载初元年又改为崇福寺。寺额武太后飞白书。”（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20-221页。但东西两太原寺没有什么关系。

上阳宫，唐代大型宫殿建筑群，南临洛水，北连禁苑，地处洛阳皇城西南、禁苑(隋朝的西苑)之东。上阳宫是唐高宗李治在迁都洛阳时修建的，上元年间，唐高宗在此处理朝政。705年，武则天被唐中宗逼迫退位，之后就一直居住在上阳宫。 唐玄宗时，经常在上阳宫处理朝政和举行宴会。安史之乱时，上阳宫被严重破坏。此后上阳宫逐渐荒废，唐德宗时废弃。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增订》卷5，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6页。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增订》卷5，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页。

渠流经，北为上东门大街，垂拱三年（687-临朝称制）改为魏国寺。天授二年（691）改为“福先寺”。后称大福先寺。

如意元年（692），禅师解行曾奉制于东都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長安年又奉制请检校化度寺无尽藏。

化度寺位于长安义宁坊南门之东，原为隋左仆射高熲宅，开皇三年（583），高熲舍宅奏立寺。

《两京新记》载：“化度寺，隋左仆射齐国公高颎宅开皇三年颎舍宅奏立为寺，时有沙门信行自山东来颎立院以处之。……寺内有无尽藏院。即信行所立，京城施舍，后渐崇盛，贞观之后，钱帛金绣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燕、凉、蜀、赵咸来取给，毎日所出亦不胜数。或有举便亦不作文约，但往至期还送而已。贞观中，有裴玄智戒行修谨入寺，灑掃十数年间，寺内徒众以其行无玷缺，使守此藏，后密盗黄金，前后所渐略不知数，寺众莫之知也。……武太后移此藏于东都福先寺，天下物□遂不复集，乃还移旧所。开元元年，勑令毁除，所有钱帛供京城诸寺修缉，毁坏其事，遂废　。”　

（宋）阮阅编：《诗话总龟·増修诗话》卷之十八丙集“纪实门中”记载：“化度寺内有无尽藏院，京城舍施日渐崇盛。武德、贞观后，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藏为等分，一分供天下伽蓝修理之用，一分施天下饥饿，一分充旧供无遮之会。城中士女奔走舍施，争次不得至，暮収亦巨万，有大车载钱帛舍了弃去，不知姓名者多矣。藏内物天下寺院许容来取，供给亦不可胜数，不阻。贞观年中，有裴元智戒行修谨，宛是修行高人，入寺洒扫十年有余，寺中观其行无玷缺，使之守藏不觉盗去黄金极多，将去不可知数，寺众见，潜走去后，不还。众僧惊异，遂于元智寝房内，看壁上有诗四句，曰：‘将肉遣狼守，置骨向狗头。自非阿罗汉，焉能免得偷。’后莫知所之，武后遂移藏东都福光寺，

（唐）韦述、杜宝传，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大业杂记辑校》卷3，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日久钱物渐耗，却移归旧寺。至开元九年，发散钱帛于京师诸寺。《二京灵异小録》　。”

《全唐诗》卷869《裴玄智》：“书化度藏院壁”记载：“西京化度寺内有无尽藏院，施舍日盛。开国而后，其积至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一分供天下伽蓝修理之用，一分施天下饥饿，一分充旧供无遮之会。城中士女有大车载钱帛舍之弃去，不知姓名者。贞观中，有道士裴玄智者，尝入寺洒扫十年有余，寺中观其戒行修谨，宛是修行高人，使之守藏。一日潜走，去不还，寺众惊异，于玄智寝房内，看壁上有诗四句，盗去黄金不可知数，竟莫知所之矣。后武后移藏东都福光寺。日久渐耗，寻移归本院。至开元九年，以所余散京师诸寺，藏遂绝焉。”　　　

《两京城坊考》卷5《洛阳》长夏门东第三街延福坊，“福先寺，有水硙，四轮齐转。”

可知，（1）福先寺规格很高；（2）福先寺由于将长安化度寺所藏募集天下施舍的很可能是巨额财物转移到此，因此很富有。　（3）因临运渠，引伊水而流入洛水，有经营性的水硙。（4）与武则天有关，在洛阳。（5）开元元年已经下令毁除

无尽藏已经消耗殆尽，姚崇挑选其作为典型，是否有考虑？

2. 中宗时兴造的圣善寺

圣善寺在洛阳章善坊，定鼎门街之东第六街自南向北之第四坊。中宗为武太后追福二兴建。

如上述，《通鉴考异》卷12，“十事说”顺序与《新唐书》有少许不同，如第九条兴造寺观，考异是列为第七条，又多了中宗造圣善寺。还加了宫殿二字，考异记述云：“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眞观，皆费巨百万，耗蠧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絶建造可乎？”

史书中关于高宗武则天时兴造的圣善寺记载如下：

（1）高彦休 《唐阙史·东都焚寺》：“东都圣善寺 缔构甲于天下。”

（2）《隋唐嘉话》下：“武后为天堂，以安大像，铸大仪以配之。天堂既焚，钟复鼻绝。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斵像令短，建圣善寺阁以居之。”

（3）《旧唐书》卷190中《许景先传》：“许景先，常州义兴人，后徙家洛阳。少举进士，授夏阳尉。神龙初，东都起圣善寺报慈阁，景先诣阙献大像阁赋，词甚美丽，擢拜左拾遗。”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0中《许景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31页。

（4）《资治通鉴》卷209 ：“（中宗）景龙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广东都圣善寺。居民失业者数十家。”

（5）《唐会要》卷48《寺》：“圣善寺，章善坊，神龙元年二月立。为中兴二年中宗为武太后追福改为圣善寺。寺内报慈阁，中宗为武后所立。景龙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制：东都所造圣善寺更开拓五十余步以广僧房。计破百姓数十家。监察御史宋务光上疏谏曰：‘陛下考思罔极。崇建佛寺，土木之功，庄严斯毕，僧房精舍，宴坐有余，禅宇道场，经行已足，更事开拓，夺人便利。贫者有沟壑之忧，富者无安堵之所。行非急切，何至于斯？况阳和发生，播植伊始，兴役丁匠，废弃农功。一夫不耕必有饥者，三时之务安可夺焉！臣闻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谢；失君长之心，可因左右而谢；失父母之心，可因亲戚而谢；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万邦为念，何用伤一物之心。应须拓寺，请俟农隙。’疏奏上，不纳。”　

（6）《资治通鉴》卷208“中宗景龙元年”载：“银青光禄大夫、上庸公、圣善·中天·西明三寺主慧范于东都作圣善寺，长乐坡作大像，府库为之虚耗。上及韦后皆重之，势倾内外，无敢指目者。戊申，侍御史魏传弓发其奸赃四十余万，请寘极法。上欲宥之，传弓曰：刑赏国之大事，陛下赏已妄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三年春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31页。

（宋）王溥：《唐会要》卷48《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8页

加，岂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范，放于家。”

可知，（1）规模宏伟，甲于天下；（2）与武则天有关，为武后资福；（3）有人当时已经上书，监察御史宋务光上疏谏；（4）对百姓的侵害严重，为广僧房，“计破百姓数十家”，夺农时；（5）寺主慧范有奸赃之事，案发。

《旧唐书》卷183《武承嗣传附太平公主传》：“有胡僧惠范，家富于财宝，善事权贵，公主与之私，奏为圣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货流于江、剑。”（是太平公主的男宠之一）太平公主赐死后，慧范也受株连，所抄没“家产亦数十万贯”。

3、玄宗时兴造的金仙、玉真二观

金仙、玉真二观是为金仙、玉真二公主所建，故名。

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都是睿宗和窦德妃之女，玄宗的同母妹妹，少年遭遇生母窦德妃罹难（疑为武则天所害），即立意出家为道姑，拜史崇玄为师。史崇玄依附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事败，伏诛。因此，姚崇挑选这样有代表性，又加上玄宗和太平公之的势同水火、你死我活的关系，也应该是有考虑的。

金仙公主（689年－732年8月14日），讳无上道，唐朝公主，是中国第五代皇帝唐睿宗李旦的第八女，母窦德妃。

第6616-6617页。

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第232页，有对章善坊圣善寺的记载。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83《武承嗣传附太平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39页。

据《新唐书》卷83《睿宗十一女·金仙公主传》载：“金仙公主，始封西城县主。景云初进封。太极元年，与玉真公主皆为道士，筑观京师，又方士史崇玄为师。崇玄本寒人，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拜鸿胪卿，声势光重。观始兴，诏崇玄护作，日万人。群浮屠疾之，以钱数十万赂狂人段谦冒入承天门，升太极殿，自称天子。有司执之，辞曰：‘崇玄使我来。’诏流岭南，且敕浮屠、方士无两竞。太平败，崇玄伏诛。”

《旧唐书》卷178《李蔚传》 ：“睿宗为金仙、玉眞二公主造二道宫，辛替否谏曰：‘自夏已来淫雨不解，谷荒于垄，麦烂于场，入秋已来，亢旱为灾，苗而不实，霜损虫暴，草菜枯黄，下人咨嗟，未加赈贷。陛下爱两女而造两观，烧瓦运木，载土塡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钱百万。陛下圣人也，远无不知；陛下明君也，细无不见。既知且见，知仓有几年之储，库有几年之帛，知百姓之间可有活乎？三边之士可转输乎？今发一卒以扞边陲，追一兵以卫社稷，多无衣食，皆带饥寒，赏赐之间，迥无所出。军旅骤败，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万贯钱造不急之观，以贾六合之怨，以违万人之心，此切当之言三也。’”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83《睿宗十一女·金仙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56-3657页。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78《李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26页。

玉真公主是金仙公主妹妹，字持盈，始封崇昌县主。与金仙公主一起出家，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据《新唐书·睿宗十一女·玉真公主》云：“天宝三载，上言曰：‘先帝许妾舍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赋，诚愿去公主号，罢邑司，归之王府。’玄宗不许。又言：‘妾，高宗之孙，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于天下不为贱，何必名系主号、资汤沐，然后为贵，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许之。薨宝应时。”宝应（762-763），唐代宗年号。

姚崇提出十事疏是713年，即开元元年。先前遭太平公主排挤，711年(景云二年)，姚崇与宋璟密奏睿宗，建议将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外放为刺史，将岐王李范、薛王李业由羽林将军改为东宫属官，并让太平公主迁居东都。太平公主大怒，指责李隆基。李隆基无奈，只得上奏皇帝，称姚崇离间宗室。姚崇因此被贬为申州刺史，后历任扬州长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虽然是玄宗的同母胞妹，但因了太平公主的关系，敢于提出异议，应该是有所考虑的。民怨较大，又与太平公主牵涉。太平公主曾出家为道士，高宗武后修太平观，太平公主得势后，姚崇是少数不依附她的宰相之一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83《睿宗十一女·玉真公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67页。

三、“十事疏”之我见

姚崇所指斥的“十事“，应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玄宗借狩猎名义，专程召见姚崇，姚崇本人应该已经得到消息，在从同州赶赴渭川时，早就成竹在胸。兴造寺观，劳民伤财，朝野皆怨，但举例却要费番思量，那些宜举，那些不宜举。

武则天到玄宗，兴造之风颇盛，道佛寺观兴造也是重要的表现。日益追求宏大和精美。

据学者统计 ，隋炀帝时，全国佛寺已经达到3985所（道世《法苑珠林》翻译部第二）。唐朝的佛教和兴造都达到鼎盛，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考订长安及近郊共有寺院200余所，但介永强提出质疑，认为有一些重叠和错讹的寺院，辨析订正舛误20余则。但即便有重叠，实际数目仍然可观。

太宗贞观、玄宗开元和玄宗大中时期，曾掀起三次大规模兴建的高潮。玄宗开元末，佛寺数量比隋时有较大的增长，达5358所。“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辛替否，中宗景龙时为左拾遗，切谏：“伏见今之宫观台榭京师之与洛阳不增修饰，犹恐奢丽，陛下尚欲塡池壍，捐苑囿以赈贫人，无产业者。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

《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50页。

介永强：《<唐长安佛教寺院考>若干问题辨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5卷第4辑，2010年，第151-156页

沈文凡、杨美妹《唐五代佛寺的发展及近年以来的研究状况——兼评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中国俗文化研究》第五辑，2008年，第270-275页。

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

据有人统计，洛阳隋代有佛寺6所，唐代有20所，但似乎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便按照这一比例，洛阳寺院大约是长安的三分之一弱，如长安200所，那么洛阳至少也有60所。

洛阳为何专门举出这四座寺观？其实姚崇的十事疏很有针对性，但也体现了他的智慧和策略。

先看福先寺。福先寺曾以富有“无尽藏”而盛极一时，积聚的巨额财富来源于原属于长安的化度寺，武则天去世前已经衰败。况且还出过一个叫“裴元智”的僧人偷盗财物的丑闻。

其次是圣善寺。该寺为高宗武则天所建，华丽雄冠天下，因侵害百姓，耗费国库，引起多位大臣上书反对，再加寺主惠范依附太平公主，又有私通丑闻秽名天下皆知，太平公主赐死后，慧范也受株连，所抄没“家产亦数十万贯”，贬黜归家。

金仙观和玉真观可以归为一类。两位公主虽然是玄宗的同母亲妹妹，睿宗为她们修建道观不惜工本，为此辛替否曾

田玉娥：《浅议隋唐时期东都洛阳城之佛寺》，《丝绸之路》2012年第2期，第13-15页。

因时间关系，没有据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一书详细统计寺院数，拟俟后补。

极言进谏。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她们拜史崇玄为师，而史崇玄依附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事败，伏诛。

姚崇举出这几例反响大、影响恶劣，而又没有触及到当朝权贵和玄宗涉身利益。切中时弊，又没有到处树敌。

宋祁论姚崇云：“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

应变而成天下之务，宋祁评价可谓允当。

其他九事，也大有可斟酌之处，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进行探讨。

                       2016年4月29日

《新唐书》卷124卷《宋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95页。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宁欣2016年5月在三门峡纪念姚崇诞辰136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姚崇“十事疏”一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