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天鹰｜试论姚崇为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姚波

试论姚崇为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沈天鹰 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

摘要：本文以史料所载姚崇为政的言行作为据，进行归纳，分别从思想、精神、智慧和态度等方面，评述姚崇为政对当前执政者的启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姚崇 为政 现实意义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其言行作为是后人辨是非、明得失的重要借鉴和参考。姚崇，唐代“开元之治”的重要政治人物，在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和唐玄宗时屡次出任辅弼重臣。《旧唐书》和《新唐书》都留下了诸多关于姚崇为政的记载。作为一千多年前的大政治家，姚崇为官当政留下的言行作为，究竟体现了他怎样的政治思想、精神、智慧和态度，对今天的执政者有什么重要的现实意义呢？

首先，作为四朝重臣的姚崇，在他为政的一言一行之中，充分体现了“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

武氏当政时期，姚崇在担任紫微令时写了《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五篇著名短文，时称“五诫”，他以此自律并告诫下属官员。“五诫”集中体现了姚崇的为政思想及其倡廉主张，表露了他所追求的道德品格和思想境界。

比如，姚崇在“五诫”之一的《冰壶诫》中指出，“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要求那些当官称臣者要有“洞澈无瑕、澄空见底”的心胸，坚守忠贞廉洁的道德操守，绝不能“以害剥为务”，“以财贿为亲”。接着，他又用“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饵，必曝其鳞”的事物自身规律，深刻揭示了贪腐害剥的危害，提出宁要清贫、不要浊富的人生观，告诫那些禄厚官尊的在位者，要“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而且要把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传给子子孙孙。

睿宗时，时任中书令的姚崇和侍中宋璟，着力革除中宗吏治弊病：一是顶着压力，罢免了几千名中宗皇帝亲自批准的、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二是“不畏强御，请托不行”，整顿了上万名超编的吏部侯补官员，通过考试，选拔了不足二千人录用，“人服其公”。虽然后来姚崇遭贬，吏制改革行事未尽，但他们秉公为政之心，却给朝野，尤其是社会百姓所广泛认可和称道。当时流传过这样的民谣：“姚、宋为相，邪不如政；太平用事，正不如邪。”

长期以来，我党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提出要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中的廉政文化精华。为政德为先，这需要执政者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德者，得也。得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得自于心。这颗心，是公心，是没有被私欲所困扰的，兼济天下之心。在今天，姚崇的“五诫”以及“邪不如政”为政局面，对于我们的反腐倡廉和干部队伍建设依然有着深刻的警示借鉴意义。

其次，姚崇为政过程中，还充分展示出“坚持真理，敢于担当”的精神。

武则天时，为使女皇彻底废除酷吏制度，姚崇以夏官侍郎之职，不顾官微言轻，冒着罢官、下狱甚至杀头的危险，动情地向女皇进言，申述酷吏制造冤狱的真情，并大义凛然以自己官职、性命及一门百口，担保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谋反。女皇深受感动，从而下决心废除严刑峻法，稳定了武周政局。

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姚崇主张杀灭蝗虫并焚烧虫尸。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祭天祈福消灾，甚至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而姚崇却以史为证，列举北魏时发生蝗灾不敢灭而导致草木皆尽、饥荒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现象的事例劝诫玄宗，指出修德免灾并非对灾祸听之任之，而是要主动救灾，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玄宗，玄宗遂下令灭蝗。最终百姓免于灾难，天下太平。

坚持真理、敢于担当是当政者重要的政治品格。其中包括必备的履职能力、过硬的工作作风以及良好的精神状态。在开启全面深化改革历史任务当下，作为执政者必须具备姚崇那样坚持真理、敢于担当的当政精神。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和时代责任。

再次，姚崇执政过程中，表现出“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的高超政治智慧。

唐玄宗即位之初，接手的是中宗、睿宗二朝八年以来动荡不安的政局，准备任用姚崇为宰相。姚崇针对时弊，提出“十事要说”，问玄宗是否同意，同意即可上任，否则只有违抗君命了。这十条意见：一是“垂拱以来，以竣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二是“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心；臣愿不倖边功。”三是“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四是“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五是“戚里贡献以自媚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六是“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七是“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自以礼。”八是“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九是“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贞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佛道营造。”十是“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诫。”能否把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大道理具体化为对当权者行事决策的约束和规范，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智慧见识的重要标尺。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十条意见，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易于实施，更易于监督和评判。姚崇的十条意见，行文不过二百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中宗和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唐玄宗以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委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

我国的改革已走过三十多年历程，当前正在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与以往相比，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作为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方方面面，要求高、难度大、任务艰巨，既要增强政治定力，坚定政治方向，又要讲究方法策略，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需要执政者具有更大的政治智慧和主动学习的能力。

最后，姚崇的为政言行，表现出“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

一次，玄宗将要巡幸东都洛阳，而此时太庙自行倒塌。玄宗发问于重臣，被答道：“陛下三年服丧期未满，不可以离宫巡幸。太庙崩塌这种突发事件，是上天用来表示警告的，陛下应当停止东巡洛阳，以修德的行动回答上天的谴责。”玄宗又以此问姚崇。姚崇答道：“我听说隋将北周苻坚的宫殿改建为太庙，而大唐又袭用作为太庙，就是山含有腐壤也要崩塌，何况木料经多年而自然会被蛀坏呢？这次太庙崩塌凑巧与陛下东幸行期碰到一起了，不是因为你要东幸才崩塌的。况且陛下以关中无收，粮运劳民，因而东幸洛阳，这是为了有利百姓而不是为己；而且东都各部门都已做好准备，供给物资已备齐了，请启驾如原定行期。现旧太庙难以恢复完整，何不奉神主到太极殿？再重修一座新太庙以表真诚的供奉，这才是至孝的品德啊！”玄宗说：“你说的正合我意。”并赐绢二百匹，还诏令有关部门按姚崇所说的办，玄宗就东巡洛阳了。

唐朝，佛教盛行，尤其是中宗以后，贵戚争先营造佛寺，从中谋取利益，滥渡人为僧尼，逃避国家赋役，人们“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佞佛已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灾难。姚崇反对当时朝野上下过于沉迷佛教，乃至大肆修建佛寺，劳民伤财，影响国计民生。他曾劝诫玄宗，阐述了“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的理念。姚崇利用佛教理论和信仰规谏当政者造福民众、抚慰苍生，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佛理”。在姚崇的建议下，开元年间，朝廷沙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社会和百姓都由此趋于安定。

姚崇曾告诉子女他死后要薄葬，不做佛事。子女不理解，姚崇说，“人死了就如同粪土一样，没有任何知觉了，厚葬有什么用呢”。他举例说，翻译佛经的姚光、出家的梁武帝、赎过生的孝和皇帝、大兴土木修建寺庙的武三思等人，或不得善终，或家破人亡，或惨遭杀戮；而没有佛教的三皇五帝时期，“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至仁寿”，传说中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正是生活在这一时代。他总结道：“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

面对“天人感应”到“因果报应”，再到“侍死厚葬”的社会风气，姚崇的立言行事，不盲从，不妄信，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求真务实”作风，这在当时的思想政治环境中应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姚崇一生五朝为官，三居相位，为稳定国家局势，改革朝廷弊政，抑制宗教迷信，发展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不世之功的大政治家，其为政以德，同时表现出高超的政治见识、相机行事的政治智慧、决断力以及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对当今的为政者有着启示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洛阳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博物馆书记、副研究员沈天鹰在三门峡市纪念大唐贤相姚崇诞辰136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论文《试论姚崇为政以公思想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