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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氏中医世家
姚氏太和医室传略
兴起于清咸丰年间河北武安的“太和医室”中医老字号，历经一百五十年六代沿袭、传承至今。武安县志载：
“太和医室”为县城三街姚氏于清咸丰末年所创。创始人姚福年（1838—1923），晚年号嘉我公。幼家贫，18岁赴五台山习武学医，受傅青主（傅山）派影响颇深。1861年回武创太和医室，太和发药店，坐堂行医。二代传人姚占铭，擅针灸，著有《针灸医案》。……三代传人姚兴华（1899-1967），占铭子，幼时聪慧，随祖父嘉我公习医12年，尽得其传。虽为中医世家，但学贯中西，以能治病为宗旨，或中药或西药，因病而宜，无门户之见，挽病人于垂危，名噪乡里。……四代传人为兴华之子树森、树棠、树锦、树铮、树绵、树锋。……五代有露萍、丽萍、艳萍、安萍、永平历代。……六代有姚蕤、姚舜等传人秉承家学，宏扬发展，有名噪乡里者，有称誉海外者，成就斐然。
一、太和医室的创立 武安地处山区，历史上曾盛产药材，武安人素有经营药材的传统。武安商人兴起于明中叶，活跃于乾隆、嘉庆年间，与晋商的形成大致相同。如今的武安广场共有九根浮雕的“文化柱”，其中第七根讲的是武安人的商业史，取名“南绸北药”，其寓意是：历史上武安商人众多，到南方去主要是经营绸缎，到北方去主要是经营药材。
十九世纪中叶，国门被洋人的坚船利炮和鸦片轰开，清王朝一蹶不振，积贫积弱，遍地疮痍，成为列强觊觎、欺压、掠夺的半殖民地。出生于武安县城的姚福年，自幼家贫。十八岁时，怀一腔热血，以医术救民、以武术强国之夙愿，奔赴五台山，拜明朝傅山学派高僧为徒，研习医术，精练武道。
公元1861年（清咸丰末年），学成归来的姚福年在县城创办了“太和医室” 福年先生诊病施治心正意诚，待病人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每遇穷苦病人，常不收诊费，或解囊相助，投医者甚众，虽至重之疾，每能手到病除，妇孺皆知其名，日渐门庭若市，常应邀赴外地诊病，游走于河北与山西之间。
福年先生医理精湛、药性洞明，常谓后人曰：百病繁杂，须配合地道药材，方可见神效。太和医室开诊不久，福年先生借武安位居祁州、怀庆、安阳、禹州等药市之中央的天时地利，在南关街开设“太和发” 号药店。因福年先生仁义行医，声名远播，前来就医购药者络绎不绝，药店规模不断扩大，至同治年间已成为武安颇具影响的药行。“太和发”广收上乘道地药材，诸如四川川芎、川贝、附子、牛膝、石菖、巴豆；两广防己、槟榔、砂仁、藿香、何首乌；云南三七、木香、茯苓、儿茶；贵州天麻、杜仲、门冬、五味子；怀庆怀地黄、怀菊花、怀牛膝、怀山药；浙江浙贝母、杭麦冬、杭菊花、浙元参、延胡索、乌梅、栀子；东北人参、细辛、防风、薤白、五味子、牛蒡子；西北黄芪、党参、当归、远志、柴胡、紫草、板蓝根、连翘、苦杏仁、大黄、甘草、秦艽、枸杞子等，都汇集到武安太和发药行，遵古炮制,工料无减，零售批发，童叟无欺。渐渐地，“太和发”从一个小药店发展至药行、进而成为武安的药材集散中心。
福年先生行医法古而不拘泥于古，每有奇变百出之疑症，他医束手者，先生则临之自若，用方治之，常获神效。在冀晋行医期间，适逢清廷要员董福祥奉旨亲征山西，欲平捻军，在太原时突发急症，卧床不起，邀请当地医家前来救治，由于其为皇家钦差大员，医家们顾虑重重，无人敢下药。此时，军中有人举荐福年先生前往救治，先生前往董将军处询情诊脉后，成方在胸，落笔开方一帖。众家同行劝阻：“先生，此乃国之重臣，军中要员，非等闲之辈，决不可草率从事，还望斟酌” 。先生断然曰：“痞满燥实坚具备，仲景之大承气汤症，需急下存阴，在此顷刻之际若不果断下药，将毙命矣！”且慨然诺之：“以我身家性命担保！”。遂以“承气汤”加减数味中药，药后，董将军腑气得通，症情缓解，升降通畅，身体复元，得以继续奉驾亲征，一战而大胜捻军。回朝途中，专程返回太原，以满汉全席108件酬谢福年先生。席间，董将军承诺：上奏皇上，为先生请赏。不日后，李连英手下奉旨至武安，赏封福年先生“清廷四品衔，赏在蓝翎姚”，并在姚府门前加设拴马桩，府门前设灯。此后，各路州官县衙上任后常常纷纷拜谒姚氏名门，至此， 福年先生名声鹊起、声威俱增。
二、太和鼎盛时期 据太和三代传人姚兴华生前回忆，从小就随先祖福年先生习文学医。青年时代经常出外采购，常去东三省采选关东药材，“太和发”的规定：凡“太和发”药行经营之药材外出采购，则有一姚氏族人亲随采购人员，必在原产地采购道地药材，以得真材实料，故而“太和发”药行药材正宗、品相上乘、货源充足、价格公道，从而引得武安本县及周边药商、药店纷纷前来进购药材。
“太和发”药行占南关街五大间门面，纵深7进院落，库房阔大，货物颇丰，堆积如山。遇山匪骚掠，置数十人持械护卫。日寇侵华时，为避免炸弹毁坏贵重药材，在药垛上撑起支架，架顶再置以灯草、通草、竹茹之类的药材。足见“太和发”积货之多。“太和发”仅采购山楂一项，以一火车皮为单位，约五十吨之多，亦可想当年“太和发”药行经营数量之大和药材贸易之兴盛。
至清末民国初年，为“太和发”极鼎盛之时，积累了大量资金的“太和发”也成为了当地商人的借贷场所，即使武安当地最大的商铺也在“太和发”贷用资金周转生意。民国年间，因“太和发”在当地的实力和影响颇大，三代传人兴华先生，曾被推举为武安商会会长。
三、民国、抗战时期的沧桑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加之日寇入侵，华夏大好河山遍遭蹂躏，民不聊生，百业颓废，各地药商也备受冲击，日渐衰微。
太和三代传人姚兴华，自嘉我公福年去世以后独撑危局、欲挽狂澜，行医于武安、邯郸、安阳一带。于三十年代在武安南关街又开一字号为“源和兴”的药行；四十年代初和同仁合作在邯郸开办了“天顺玉”药行；1945年，在邯郸开办了“太和春”药店，由兴华先生次子姚树棠负责经营；时年秋，又收购河北磁县码头镇一药店，更名“同春堂”，仍由次子姚树棠经营；年底，
参股安阳的“德聚西”中药大货站； 1947年春，在安
太和三代传人姚兴华 阳西大街开设“太和堂”药房；后，兴华先生派四弟姚尉生在商丘开设药号，派次子姚树棠到安徽亳州开设药号。
四、太和医室在三秦大地 1947年5月，姚兴华率全家迁居西安。建国后，国家开始安定，人民不再忍受奔波之疾苦，中华大地百废待兴，在党的政府的医药政策关怀下，姚氏太和中医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挥与发展。1958年，姚兴华被邀请至西安第二医院担任中医科主任，六十年代学术活动活跃时，外事活动屡被《西安日报》、《陕西日报》、《健康报》、西安电台、陕西电台报道刊登。
五、太和医室四代传承 四代传人有姚树森、姚树棠、姚树锦、姚树铮、姚树绵、姚树锋，四代著名弟子陆秀芳、王凤楼、宋培林，均师从姚兴华先生研习太和医理，毕生从事中医临床诊疗工作。其中，以姚树锦为太和医室四代传人中最负盛名之代表。
姚树锦 主任医师、教授，国家级名老中医，国家选定全国二、三、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导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名誉理事、西安市中医学会名誉理事，陕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官员，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安树锦国医馆创始人。 早年立志学医，聪慧好学，幼时即习诵中医启蒙经典，学生时代便广泛涉猎医学典籍、名家著述，由浅人深，循序渐进。每逢假期随父待医在侧，受父亲教诲，进步很快，时常习作医论、医案让父亲指导。其父兴华先生认为“儒可通术，术非儒不精”，故而先送其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于1965年又深造于陕西医学院师资班，儒医兼修，积淀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1958年随父兴华先生被聘进在西安市第二医院中医科参加医疗工作。1959年西安全市暴发流行重型流感，姚树锦以祖传验方“清瘟汤”用于大量门诊治疗疗效立显，此方简、廉、验推广于各医疗机构，后被西安市医院《中医治疗常见病的研究》一书收录，又被第四军医大学制成“清瘟片”广泛应用于临床。1962年撰写了《太和医室内妇儿科科录》，当时在西安医疗界影响很大、具有很高的中医学术价值。后调入西安市中医医院，当年市中医院，是中医名家汇聚之地，姚树锦虚怀若谷向长者来教问询，勤阅病历，选精摘录中医临床经验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70年代初，姚树锦出任“西学中医班”教师，将他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时光，奉献给医学教育事业。先后讲授过《中国医学史》、《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医各家学说》、《内科学》、《伤寒论》、《儿科学》等，是授课科目最多的教师，也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授课时儒医兼通、善引经典、博采众长、发挥家学，毫不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经验体会，甚至将家传之秘方也公布于众，启迪学员思路。姚树锦先生带教的西学中医班学员，日后大多成为各级医疗单位中西医结合科研的骨干力量。办班也由开始办西学中普及班、专科人员学习班、经典著作专修班，发展为二年制西学中提高班，三年制西学中研究班，至最后开办的在职高年资中医师提高班。为全省培养了数千名西学中人员和高级中医师。在长达20多年的西学中教学工作中，还同全国各地之中医院校、中医研究院、各地区的医院、中医院、医疗卫生机构连接成网，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先后5次到全国各地考察学习，将全国各地的名家、学者、教授请到西安讲座，提高教学质量。当年有陈可冀、董建华、黄文东、方药中、黄星澍、时振声、邓铁涛、赵绍琴、危北海、焦树得、盂垣江、沈自尹、贾德道等交流与合作。
姚树锦先生行医50余年，对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有显著的贡献。在教学前期为继承阶段，在治疗专科病的同时，疑难病证逐渐增多，其扶正固本思想也逐渐形成，并发表独立学术文章，强调判断正气是否受损及受损程度，斟酌正邪斗争情况，衡量标本虚实的性质，确定辩证论治的依据，以祛邪勿伤正，扶正勿留邪，治病务犯胃气为治疗总则。而后学术思想形成成果化，在临床上以治疗疑难杂病为主，如肾病之肾衰、尿毒症，各期癌肿，各型之红斑狼疮。被省市各大医院、兄弟医院、驻地医院等请往会诊。还给港澳台胞，归国和探亲侨胞，东南亚、日本友人及欧美朋友诊病。逐渐形成其独特的辩证论治学术思想，并且研制出了成方剂，其中“固本咳喘丸”、“胆胃通降片”系准字号药品，于80年代中期投放市场；随后“健身先天宝胶囊”及酒剂应市；
1988年“固木咳喘丸”荣获陕西省医药管理局医药新产品三等奖；“颈病宁”被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制成片剂广泛运用于临床；“太和感冒巾”、“太和合欢巾”等获第二届传统医学“超人杯”优秀成果大奖及国际优秀大奖。目前尚有西安市科委立项课题——“血尿宁胶囊治疗紫癜性肾炎血尿临床及实验研究”，正在研究之中。
1992年姚树锦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关于中医药与进一步走进世界的设想及措施”的讲稿受到大会的重视。同年应邀赴马来西亚为当地中医界做了多场学术报告及讲座。1993年参加“海峡两岸（台湾——西安）中医学术研讨会”同与会的台湾中医名家交流学术，又为台湾中医同道举办了三期中医讲学班。1996年与前来西安领略中医学术的韩国同道郑淳九、具本鹤中医师，对治疗风湿、类风湿病等交流并无私传授。
姚树锦先生晚年任西安市第八、九届政协委员、西安市文史馆馆员、河北省武安市政府医药顾问、马来西亚海鸥集团总公司医药顾问、九三学社会员、西安光明中医药培训学院顾问、香港中华医学研究会研究员、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陕西分校副校长、西安市中医学会副会长、名誉理事长、陕西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中医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卫生厅药品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卫生厅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光明中医杂志》及《陕西验方新编》编委。
1997年起，姚树锦先生被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为第二、三、四批全国名老中医继承人导师。
姚氏中医医理学术精要
姚氏“太和医室”传承已有五代，家学渊源，代有发扬，积淀颇多，至四代姚树锦更是发扬光大，现将其主要学术经验，略述于下：
阐微“扶正固本”学说
扶正固本是针对虚损而设的中医治法，即对于正气亏虚之疾采取培补正气以治愈疾病的方法。《内经》认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三部九侯论》提出“虚则补之”大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详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素问·至真要大论》进一步提出“老者温之……燥者濡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的治法；《素问·调经纶》提出“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提示虚证有阴阳之别；《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提出“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是治疗的目的，为扶正固本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诸家，自《难经》以至《金匮》，从《脾胃论》以至《丹溪心法》《医贯》《景岳全书》等诸多名著均从理法方药等不同方面论述及应用扶正固本之法。
姚氏“太和”诸位先贤，上溯《内》《难》《伤寒》，后览东垣、丹溪、献可、景岳之书，渐成家传之学，且形成侧重培补脾肾二脏，主张补虚益损的用药特点，并以“男子注重益气补肾，女子注重养血疏肝，小儿重在消导健脾，老人侧重平补阴阳”为临床家训。通过观察时代发展和人类疾病谱的变化，总结临床经验，认为前人单纯强调补虚培本的经验，对于虚实相兼病证的认识和临床有所不足，姚氏认为：
1、正虚不能御邪且可生卸
正气是抗御病邪，免致疾病的主导因素，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便是常人免于致病的机理写照。正气虚损患者，正虚未复之前，常易感受外邪，并易因虚而内生邪。前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多因禀赋不足，肝肾亏虚为本，遂外感风、寒、温热之邪，内外相合，正邪交争而发病；后者如脏腑虚损，血气不足，阳失宣化，气化难行，渐经脉不畅，血脉瘀阻，津液运化转输失常，停而为气滞血瘀痰停湿阻等邪实之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后期，诸脏皆损，阳气不足，气化不行，脏腑失和，寒、湿、瘀、热内生，虚实夹杂，证情复杂。
2、邪实也能致虚复生邪
外邪侵犯人体，不论感邪之新旧，病位之深浅，邪实之轻重，必然导致正邪相争，耗伤正气，一时之虚损，且虚损不甚，常邪去则正复；若邪气留恋，病久不愈，必然导致正气久损而成虚损之疾。再而因虚致实，虚实相兼，因果往复，病程缠绵。如系统性红斑狼疮之初，外感邪气，从热而化，热毒炽盛，留恋难除，势必耗气伤阴；气虚日久湿浊生，阴虚而内热升，气虚、阴虚、湿热互结，病难向愈。
总之，“正虚”不管是因为“先天不足”或是“后天”疾病所伤，总为“本虚”。“邪实”不论“实”到何处程度，皆为“标实”。而由功能性“代谢障碍”所造成的“标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脏腑功能不足之“正虚”形成的，同样“标实”日久则导致“正虚”。通常的情况是“正愈虚”，所表现得时“表愈实”，显示了“标本虚实“的二重性。故对此复杂病例，则扶正即助祛邪之力，祛邪即给扶正之机。
以现代免疫学观点论“扶正固本”
姚氏家学之所以能发扬光大，在于学无止境，善于融会贯通新知识，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姚氏以现代免疫学观点阐释“扶正固本”认为：
1、正气具有现代医学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正气是机体抗御病邪，适应环境，调整和修复疾病伤损机体的能力。现代免疫学认为免疫系统有防御、自稳、监视三大功能。防御功能，就是抵抗各种微生物感染，即正气防御外邪的作用。自身稳定，就是清除自体抗原，排除外源性因素干扰，稳定内环境，维持免疫平衡，即正气调节阴阳，消除病邪，维持机体阴阳平衡的作用。免疫监视是机体细胞突变为“异己细胞”，一旦突变，就通过免疫排斥反应，排斥突变细胞，即正气协调脏腑经络气血，互相依存，相互制约的功能，由此可见，正气具有现代医学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
2、免疫反应就是正邪交争的反应
中医正气学说认为，正邪之争贯穿在疾病发生、发展的始终，决定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归。正气是正邪斗争的主导方面，正气盛衰是决定矛盾转化的关键，正气充实就能抵御邪气，免于发病，即使发病，正气也可祛除病邪，使机体康复。正气虚衰，或邪气太强，则正不胜邪，疾病就发生发展。从免疫学角度看，一切外来的病源微生物和因各种因素改变了性质的机体自身组织细胞，均是能刺激机体产生免疫排斥反应的“非己”物质，均为“邪气”。据此认为，免疫反应就是正邪交争的反应，正气战胜邪气，则疾病向愈，否则就会发病。
3、扶正祛邪复方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
扶正与驱邪是中医治病的二大法则。姚氏认为，扶正就是调动机体的抗病力，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其稳定性。祛邪就是排除破坏免疫平衡的一切因素。现代实验研究证明，补气、补血、补阴、补阳等扶助正气药物及方剂均能提高免疫功能，不论对细胞免疫还是体液免疫，不论特异性免疫还是非特异性免疫均有一定作用，尤其对细胞免疫功能促进更为明显。祛风湿、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攻坚破积药物均有免疫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黄芪、党参、甘草、刺五加、玉屏风散及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方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所谓双向作用，是同一药物（方剂）具有促进细胞免疫，抑制体液免疫的作用。而临床不少免疫性疾病（包括SLS），就表现为细胞免疫功能低下而体液免疫亢进得错综复杂现象。扶正祛邪并用的复方，前者可以激发偏低的细胞免疫，后者抑制过高的体液免疫，使调节免疫反应的作用更强，是笔者临床治疗此类疾病效验的现代理论依据及基础。
由此可见，以现代免疫学观点看待中医理论，正气的作用具有免疫系统防御、自稳、监视三大功能，正邪相争类似免疫反应，正胜于邪则不发病，正不胜邪和正邪剧争均可发生过高或过低的免疫反应而发病。免疫药物研究表明：扶正药物具有增强细胞免疫功能，祛邪药物抑制体液免疫，扶正药物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扶正祛邪并用，则能更好的发挥双向调节作用。由于中药成分复杂，其免疫调节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完成，具有整体调节作用，并通过整体而作用于局部，不导致整体的机能紊乱，避免了现代医学药物治疗的弊端，或许这正是中医整体观念的支持论点之一。
善用“扶正固本“
姚氏认为，中医药的免疫调节作用是长于整体，短于局部；强于扶正，短于祛邪。对于正气虚而邪气不盛者，起效快、症状体征改善明显，检验指标改善也快，疗效显著；对正虚不显，邪气亢盛者，则起效慢，难以缓解，常需加用西药强的松、环磷酰胺（CTX）等抑制体液免疫而加强“祛邪”方能取效。化疗极易伤阳，由此推论，将CTX看做“苦寒解毒”药，强的松为“辛热解毒”药，纳入中医体系而行辨证论治之用，这样则克服了中药“短于局部，疏于祛邪”的缺点，更好的发挥“长于整体、强于扶正”的优势。临床观察发现联合用药后起效更快，病程更短，激素、CTX的用量减少，感染次数降低，病情易于稳定，生存质量更高，比单用中、西治疗效果更好，太和医室经百余年理论与临床实践，系统总结出一套“扶正固本”的治法及方剂，不脱于“辨证论治”范畴，但颇有自己的特色及显著疗效。
1、调补法 即调理补虚法，以脾胃为重点，实用于以下情况：虚损早期，正虚不显著，可以香砂六君子、四君子汤、益胃汤等扶脾养胃，使化源充足则其虚自复。脾胃久虚或脾阳不足者，多水湿偏盛，补中则易气壅湿重，扶阳则助湿化热，故可先以芪苡四君子汤益气健脾，化浊利湿，而后再培补其虚损。虚损晚期，气血阴阳俱虚，脾胃衰败，应先给予甘淡平和之品，如香砂养胃汤、八宝粥等调补脾胃，脾胃气复，饮食渐增，则药力方能发挥，以利后续辩证施治。正气虚损，各脏腑气机不和，如肝胃不和、肝郁脾滞、心脾不调等，可以四逆散，逍遥辈行梳理气机、调和肝脾。
2、平补法 平和补虚法，以药性平和之品，组成刚柔相济之方，治疗缓慢进展的虚损病症。禀赋不足，老年生理虚损者，如六味地黄丸、龟鹿二仙膏等平补肝肾；归脾丸调补心脾虚损；玉屏风治卫表不固；杞菊地黄丸疗肝肾阴虚均属此类。
3、清补法 寓清于补，正气已虚，余热未尽，或因虚生热之证。温热病后，阴津已虚，余热未尽者，竹叶石膏汤、青蒿鳌甲汤、清燥救肺汤等可用；阴虚发热者，阴精不足于内，阳热亢盛于外，热复伤阴，因果往复，可予知柏地黄丸、大补阴丸滋肾阴清虚火；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养心肾阴血，泻心火宁心神。气虚发热者，扶中气，生清阳，甘温除大热，补中益气汤主治（此方之中，参芪升柴不宜增大）。血虚发热，营血不足，气失卫护，虚阳外浮，当归六黄汤养血固表，补而兼清。阳虚发热系阳气不足，水温留滞，湿、食积而化热，应予扶阳散寒消积除湿为法，如黄连理中汤。
4、温补法 即温热补益法，用温热性的补益药，或补益药配合辛温散寒药物，以达到回阳救逆、扶阳散寒的目的。卫阳不足者，玉屏风酌加温阳之品。阳虚兼寒者，附子理中汤、真武汤。阳虚兼表寒者，麻黄附子细辛汤。阳虚阴盛至极者，参附汤、四逆汤等。
5、峻补法 用大剂疗效可靠、效专力宏的补益药治疗虚损重症危证，以求速效。如阳气厥脱，独参汤、参附汤、四逆汤、参附注射液、参芪注射液等，益气固脱、回阳救逆。气阴双虚重证，生脉散、复脉汤、生脉注射液，急固气阴，挽救危亡。营血亏损重证，未兼邪实，脾胃尚健者，人参养荣汤加龟胶、鹿胶、阿胶、鱼鳔胶，直补营血。
6、食补法 适用于多种慢性虚损，选择相宜食物且易于受纳运化者食养
《内经》指出“五谷为养”；《伤寒论》则曰“糜粥自养”。慢性虚损患者确实有“药疗不如食疗”的一面，且“药食同源”，故根据粥有充养胃气，易于吸收，口感较好，老少皆宜，制作方便，缓能固之的特点，以辩证论治为基础，制定食疗粥方。常用：粳米、生薏仁、山药、莲子；肺胃阴虚，加百合、银耳；血虚者，加桂圆肉、红枣；偏脾虚者加陈皮、扁豆、山楂；偏肝肾不足者，加枸杞子、核桃仁。
“扶正固本”的应用原则
无论因虚致实，还是因实致虚，均以虚伪本，以实为标。临证时，先判正气受损程度，斟酌与邪斗争的情况，衡量标本虚实的性质，确定辩证论治的依据，从而定攻补之先后、时机、分寸。特别应遵循以下原则，方能药病合拍，提高疗效：
1、祛邪不可伤正 初病者不可贪功冒进，过功伤正，害人寿命于无形；久病者，祛邪之中，酌予扶正之品。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热毒炽盛期，病程日久，必气阴耗伤，清热解毒、凉血化瘀中，多宜佐西洋参、麦冬等益气养阴扶正。
2、治病勿伤胃气 《内经》言“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伤寒》多处强调“勿犯胃气”；《脾胃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勿犯胃气”首先是在辩证论治的基础上，取舍过偏、伤脾碍胃之品；次而视脾胃所伤而治之。常用砂仁、内金、山楂醒脾和胃化滞，防治并行；脾虚气滞已成者，以《伤寒》厚朴生姜夏甘草人参汤为基础，加沉香、大腹皮、菜菔子成自拟消胀理气汤，达健脾行气之效方（详见后）；脾气虚弱致湿者，用四君子加生黄芪、生薏米而成芪薏四君子以益气健脾利湿；中阳不足，甚至脾虚下陷者，附子理中汤、补中益气汤可温中健脾、升阳举险。复杂病例，证型错杂，辨证难明，应“上下交损，当治其中”，“执中央，运四旁”，方能执简驭繁，事半功倍。德国《药物植物》曾指出“中药有效成分多为低分子抗氧化剂，是由高分子多聚物经胃液热处理后释放出的较高生物利用度的分子片段”。胃液中胃酸和胃蛋白酶含量较高者疗效较好。与“留得一分胃气，便有一分生机”、“得谷者昌，绝谷者亡”不谋而合、
3、扶正勿忘祛邪 久病虚损病例，正虚为主，表现为物质基础的不足和功能活动的低下而代谢障碍，病理产物积聚。祛邪与扶正并举，方能阻断病情进展。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病程中，气虚多并见气滞、湿停、成瘀，故行气、化湿、活血多需并行；阴虚则生内热而津伤枯络阻，故养阴生津、清热、化瘀常兼用。
4、顺应脏腑气机升降之性 气机的升降出入是机体生存的根本，百病必致气机失常而发病。故临证时，必察气机失常所在，顺应脏腑气机之性而条达之。据“六腑以通为顺”之理，创“胆胃通降片”及“消胀理气汤”诸方。
姚氏太和医室扶正特色方药举隅
姚氏治疗虚损病症，扶正之中侧重脾肾，师古而不泥古，方药运用灵活多变，能与病机丝丝入扣，常以经方、时方、验方合而施之，篇幅所限，仅举最常用之益气、健脾、益肾组方略示微妙：
1、健脾方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位居中州，是气机升降的枢纽。调补脾胃为调补之重要之法。姚氏健脾常用古方加减而成之芪薏四君子汤和消胀理气汤。
芪薏四君子汤，即四君子汤加黄芪、生薏仁组成。临床所见，脾虚则湿停者居多，脾喜燥恶湿，湿滞气更虚，脾虚湿更盛。四君子汤补气略嫌不足，加补气且有利水之效的生黄芪、渗湿利水的生薏仁，则益气利湿兼备，全方益气健脾，补而不滞，虚实兼顾，且防因虚致实，效力更宏。
消胀理气汤，由仲景名方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加沉香、大腹皮、菜菔子构成。此方适于脾气虚弱所致虚滞之证。脾胃气机为全身升降枢纽，脾升胃降则全身气机通利，升降和调；六腑以通为用，胃气不降则百病丛生。本方以通降胃气为主，然通降之中则兼寓补脾升清之意，姚师称其为通补之法。此方以降促升，与补中益气汤之甘温补中升清降火，以升促降法遥相呼应，二者立法虽升降迥异，然构思成方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2、补肾祖方 肾为先天之本，元阴、元阳之所系，补肾法是扶正固本治疗中最具特点的治法。姚氏临证，多有家学，特立组方，相互协同，补偏救弊，突出重点，增强疗效。如仙茅、仙灵脾、巴戟天温肾助阳以疗精冷；红参、肉桂、鹿茸，温贤壮阳助命火；杜仲、川断、骨碎补，益肾强腰膝；益智仁、山萸肉、五味子、桑螵蛸，益肾缩尿涩精；莲须、芡实、金樱子、锁阳，益肾收敛固精；龟板胶、鹿角胶、阿胶、鱼鳔胶一组，则填精养血，阴阳双补，尚能止血摄精；结合现代药理，选杜仲、白芍、寄生、川牛膝养肝肾，抑肝阳，重在降压；首乌、草决明、黄精、生山楂补脾肾，清肝热，化瘀浊，重在降脂。
3、补气药物 虚损之证，气虚为先，故益气药最为常用，以人参类最具代表。
人参类常用者包括人参（东北参）、西洋参、党参、太子参。东北参根据炮制不同分为野山参、生晒参、红参、糖人参、归心、肺、脾、胃经，具有补肺强心，健脾益胃，固表敛汗，养阴生津的作用，善于补一切气虚，偏于上、中二焦。红参性偏温，能大补元气，补气之力最强，效力精专，适于气虚重证，气脱危证，姚氏临证多在阳虚中施以本品以益气助阳，增强脏腑机能；如在癌症患者手术化疗之后，元气大伤，阳气不足之时最为适宜；SLE患者CTX冲击治疗后，元阳受损，多易感风寒，检测多白细胞计数降低，也有显效。西洋参补气类东北参，但药性偏凉，生津效佳，多用于气阴双虚之危重证最宜。党参普遍用于各种气虚，以防其滞邪气壅之弊。太子参性平而微苦，补气之力最弱，兼能清热生津，无滞邪之弊，对气津两伤、虚证不甚者最为适合。
扶正固本，绝不是单一的应用补益方药，而应根据正邪消长（斗争）情况，辨别标本缓解，或攻补兼施，或先攻后补，功中寓补，或先补后攻，补中寓攻，遵“祛邪无伤正气，治病勿犯胃气，扶正不忘祛邪，顺应脏腑升降之性”的原则，同时“补气须行气，补血要疏络，补阴应助阳，勿忘清热，补阳要和阴，不忘利湿“，不要偏执于补益一途，圆机活法，知常达变，方能“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西安树锦国医馆”与百年传承的“太和医室”
太和医室以四代传人中最负盛名的姚树锦为代表，为了让具有150年历史的姚氏太和中医老号，继续传承、发扬、服务于社会，率四代同门弟子王凤楼、四代传人姚树铮（其六弟）等志同道合的中医同仁们，牵头成立独树一帜的“树锦国医馆”，以医（疑难大病病诊治）、教（国家名老中医继承人陪养）、研（已有六项科研成果问世）为主旨与己任，服务于三秦大地。“树锦国医馆”，位于西安市尚爱路55号，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太和医室”一脉相承。是西安乃至西北地区独具特色的的中医医疗机构。
姚氏太和一门，历来重于临床济世，但各代均有著述，惜于国难离乱，仅存数部传世。宗师福年《太和医室秘录》为门内经典；二代占铭以《针灸医案》留名；三代兴华《姚兴华医案》本已成书成版，后因十年风波，书稿散佚，终未刊行，后其经验多刊于《陕西省名老中医经验荟萃》首集；四代树锦，发扬家学，德高望重，勤于临床及教学，论文、讲稿难以计数。著述以《太和医室内妇儿科秘录》闻名；五代弟子以王维英为首，颇领姚氏太和医室医理之精要，总结整理《姚树锦中医世家经验辑要》出版于2002年。
以姚树锦为代表的太和四代传人，在中医学术传承领域影响深远，拜师的五代弟子数量众多，遍及全国17省市，尤以姚氏后裔及“全国名老中医继承人”项目所培养弟子5人最为出色。
大弟子王维英主任医师，国家级名老中医继承人，现任西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主任，陕西中医学院临床研究生导师，陕西省中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变态反应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医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原发性肾病，继发性肾病（狼疮肾、糖尿病肾病、紫癜性肾病等）及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医教研工作，发表论文数十遍，主持《血尿宁胶囊治疗紫癜性肾炎血尿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姚树锦辩治免疫性病学术思想研究》等省市课题四项。
国家名老中医继承人第二批弟子黄伟、邵艳，均为西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主持肾病科日常工作，都有十余篇论文发表。
现在读第三批继承人弟子杨晓媛、李晓阳，分别为肾病科主治及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均为中医临床工作骨干力量。
五代弟子尚有封树志、王崇和、李亚莉，及姚氏太和五代传人姚永平、姚安萍、姚露萍、姚丽萍、姚艳萍，六代弟子姚蕤，现均师从姚树锦教授学习、传承姚氏太和医理。
以姚树锦为代表的太和四、五、六代传人及弟子组成的中医传承队伍，实力非凡、影响广泛，依托“树锦国医馆”中医诊疗实体，一方面致力于中医服务民众，同时又专注于祖国传统医学与百年“太和医室”中医老号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贡献着一个中医世家的力量。这也是三秦大地的福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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