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好，桥跨大河滨。捐俸经营赖良弼，筑堤防御有恭人。七省是通津。”这首脍炙人口的小令，作者乃是清代文学家姚鼐的堂伯父姚兴泉。小令中提及的一座古老的石桥，名曰“紫来桥”，自东向西横跨于龙眠河两岸。在历史文化名城桐城，这座全长不过五十米的古桥，一头连着“文脉凤仪坊”，一头通向“诗礼六尺巷”。代代相传的小城故事，就在这条河里流淌，就在这座古桥深深车辙和斑驳的砖石间弹唱。南来北往的人们慕桐城之名而来，总要到紫来桥上走一走，也就走进了这座春秋为桐国、秦汉为桐乡的古老桐城，走进了这个诗礼之乡、文化之邦的灵魂深处。
古桥连着“文脉凤仪坊”
宋末元初，硝烟渐渐散尽，龙眠山下的小城又恢复了往日的熙熙攘攘。山上千溪万壑汇奔而来，流经城东凤仪坊，陡然变得雄浑激荡。倘若正逢雨季，往往山洪暴发，激石漂木，冲毁了无数民房。而这里仅有一座简易的木桥，平时通行就十分不便，洪水季节往往被冲垮。
就在这时，有位定居在学宫附近的读书人，慷慨捐资捐物，组织人们将旧有的木桥改建为石甃桥。这就是龙眠河上这座古桥的前身，人们亲切地称为“桐溪桥”。这位读书人名叫方德益，率全家由江南辗转迁徙而来不久。他选择与学宫为邻，目的就是让后世子孙沐浴儒学书香，可见其目光远大，深谙诗礼传家、文德兴邦之旨。现存桐城最早的明代《弘治县志》显示，桐溪桥头还有一座“桐溪桥坊”，是否纪念这次修桥壮举？我想一定是的。遥想那时，流连“长虹卧波”和巍巍桥坊的人们，也一定诗情荡漾。明代弘治朝桐城县学训导许浩，在《桐溪桥记》中就有此感叹：“步行者、骑行者、车行者、负担行者，如履平地，殆不知其溪也。”
光阴随着清澈的桐溪水潺潺奔流。到了明代万历后期，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桐溪桥东边桥头那儿，有几个人正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原来，大明御史方大镇，利用告假在家的机会，与邑绅吴叔度（曾任黄州知府）一起，找到县令王廷式商量：桐城东门大河桐溪桥附近的一段堤岸，向未筑堤，常受水患侵扰，每次发洪水总要决去数百丈，最惨烈时甚至漂去几百户人家。今年有必要在新一轮洪水来临之前，启动东门大河段堤岸修筑工程。
县令王廷式犹豫不决：目前县库收入有限，而且多被征作兵饷，筑堤资金短缺。方大镇当即表示，愿捐出个人俸禄六十金。王廷式深受感动，也捐资六十金。当时正在安庆检查工作的两淮巡盐御史龙遇奇听说后，又拨帑币二百金。县中士绅闻讯纷纷解囊，于是这个城防工程得以顺利进行，并在梅雨季节洪水到来之前竣工，可谓“鸠工累石，屹屹岩岩”，洪水之势明显趋缓，城防安全得到保障。因当时方大镇和龙遇奇都是御史，故邑人感其德，将这段河堤名之为“绣衣堤”，以不忘其恩。
方大镇就是方德益的十二世孙，他在《新堤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诚如明代“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宗道对桐城方氏的赞誉：“凡昌炽之门，其始必有笃行君子，泯泯默默，不显其声名，以深其根，故其发必大。”自明代以来，从影响深远的“桐城方氏学派”，到引领清代文坛二百余年的“桐城文派”，皆为方德益的后裔开创或领袖其中。其家族进士数量居科举大县桐城第一，举人和府县秀才无数，可谓人文蔚起、簪缨不绝，门祚绵延数百年而不衰。方以智、方苞、方观承、方东美，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上。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有“话到桐城必数方”（美术家黄苗子言）之说，你也就因此理解了：为什么“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以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北大教授钱理群言）。自方德益以来，方氏家族就盘桓在这座古桥的西头、城东凤仪坊。而与方家世代姻亲的姚鼐家族，也同样世代盘桓于此，所以历来又有“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佳话流传。他们与这里的诸多文化世家一起，通过这座古老的石桥，走向了京城，走向了更远的地方。难怪人们称这里为“文脉凤仪坊”呢！
古桥通向“诗礼六尺巷”
康熙二十一年（1682），又是阴雨绵绵的梅季。一个十岁的少年从遥远的京城来到桐城，第一次站在东作门前的龙眠河边。看着被汹涌的洪水冲得摇摇欲坠的木桥，以及涉险过河的行人，听着父亲张英讲述已被战乱摧毁的桐溪石桥故事。这位出生于京城的少年，心中暗暗想着：什么时候能将故乡的石桥恢复，让过桥的人们不再有危险？
少年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大清首辅张廷玉。五十年后的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皇帝感念大学士张英“旧学积勋”，不仅“命祀于京师之贤良祠，又赐祭于本籍”，而且“命廷玉归里躬襄祀典，复赐万金为祠祀费。”张廷玉深感“恩隆礼重，无与为比”。在完成了祠事之后，“尚余赐金之半”，他决定去实现少年时代的梦想：“彗行旅而慰夙愿者，莫若东门之桥矣”。于是，“嘱弟侄外甥辈，经理其事；并择方外之人精修苦行及仆之服勤向义者，赞襄之”。
东门石桥工程历时三年：起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正月，完工于乾隆二年（1737）六月。张英从前给张廷玉描述的桐溪石桥，终于重新横跨于龙眠河两岸。“桥身长十五丈，广一丈五尺，左右周以石栏”，而且在大河两边“垒巨石为岸，高一丈，西长十有六丈，东长八丈”，以抵御洪水的冲击，兼以拱卫石桥。更重要的是，还在东西两头分别建有桥亭，亭里有煮茶卖酒的，方便来往行人休息和躲避风雨。桥的实用性、安全性、景观性大大增强，过往行人到此怎不流连？市民平素没事时，也总喜欢来桥上看山看水、聊个热闹。新修石桥时，也汲取了以往的教训：“从前之桥所以易毁者，由溪身悉淤沙积砾，橛下不得深，每雨猛蛟起，辄随波以逝。”新石桥之所以比以前更加稳固，就是因为：“今则掘沙见土，深入地中丈许，悉以橛衔巨石奠其底，上建石矶六，矶垒石为层，铸铁轴以键。上下石交处，又为铁铤以合之，并融树汁、米汤杂黄壤白垩以实其罅。”这正是此桥至今依旧岿然稳立的原因。
里人为新修复的石桥取名“良弼桥”。张廷玉在《良弼桥记》一文中写道：“（工程）为费六千三百。里人乐之，名桥曰良弼，盖取世宗皇帝赐书‘调梅良弼’之额以为予功。”所谓“调梅良弼”，乃是雍正皇帝曾赐予张廷玉的御书匾额，称赞张廷玉能够使国家机构运转协调，是善调鼎中之味的贤良宰相、辅弼大臣。
2012年冬季，紫来桥防洪工程建设现场，意外发掘出石碑一块，题为《良弼桥碑记》。这块已经隐身270余年的石碑，立于乾隆二年（1737年），长2.42米、宽0.95米、厚0.17米，乃是合邑绅士耆庶公立。从千余字的碑文中，我们现在仍能想像当初古桥修复竣工时，全城民众齐聚欢庆的盛况。碑文赞曰：
“从此清波碧浪间，穹然翼然。望之如垂虹偃龙。人影山光，掩暎圖畫；往来负贩，前歌后应，鼓掌雷忭，若踏云路、登仙台。南北之行过是桥者。未尝不揽辔瞻眺，感叹公之仁德。是诚一邑之壮观、千秋之普利也！”
碑文“感叹公之仁德”，公即张廷玉。贵为大清首辅的他，为何念念不忘故乡桐城的一座石桥？因为他是从父亲张英的“六尺巷”里走出来的，传承了张氏家族“终身让路，不失尺寸”的那种“礼让精神”。而“公之仁德”，不也正是同里先辈如方氏家族那种“崇德尚义”的笃行君子之风吗？
当然，“六尺巷”故事已经家喻户晓，本文不必再赘述。而究其精神要义，并不仅仅在于，贵为宰相的张家主动退让三尺地基；也不仅仅在于，作为市民的吴家不畏权贵却也退让三尺。诚如“桐城派”开山者之一的戴名世指出的那样，桐城是一个“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的礼义之邦。历代《桐城县志》等乡邦文献里，反复书写的就是倡行圣贤之道、君子风度，奉行德义和礼让精神。
古桥叙说着“桐城文化传奇”
值得一提的是，张廷玉在《良弼桥记》中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吾姊姚太恭人及吾侄妇姚恭人共捐千金，沿溪筑堤，以卫民居，是又好行其德，而为兹桥计久远之美意也。”经查张姚两家族谱，乃知姚太恭人是张英之长女，也是姚士黉之妻；而姚恭人则是姚士黉之长女，张若霈之妻，张若霈又是张廷玉之侄。两个恭人是母女关系。她们捐千金所筑河堤，至今仍被里人亲切地称为“恭人堤”。
这对母女“恭人”，正是本文开头那首小令中所提及的“筑堤防御有恭人。”清代的“恭人堤”，与明代方大镇主导的“绣衣堤”一起，久久地、牢牢地矗立在龙眠河岸，与紫来桥共同构成了坚固的城防工程，确保了桐城这座小城的一方安澜。
实际上，张英之妻姚含章也是姚士黉的姑母，而张廷玉之妻乃是姚文然（姚鼐高祖）之女、姚士黉的堂姑母，张廷玉又有女嫁姚士黉之子。由此可窥见，张姚两家的世代姻亲关系。如果再将方氏也梳理一下，会进一步发现，张英的外祖母就是方德益的十二世孙女；张英大伯父为方德益的十三世孙女婿。而张英女婿姚士黉的祖母与母亲分别是方德益的十三世、十四世孙女。张氏、方氏、姚氏这三个桐城最著名的文化世家，他们之间这种血脉相连的世代姻亲关系，自明代一直保持到清末，就如同这龙眠河上的紫来古桥一样，久久地、牢牢地联系着两岸，洪水再也冲不断。
在紫来桥周边，除了张氏、方氏、姚氏最为著名外，还有诸多闻名海内外的名门望族，如桐城左氏（名臣左光斗家族）、桐城马氏（桐城派作家马其昶家族）以及桐城吴氏（名臣吴自峒、吴叔度等吴氏家族）、桐陂赵氏（贵州巡抚赵釴家族），他们不仅在这里比邻而居，结成了稳固的世代姻戚关系网，也形成了联袂共生的学术和文学纽带，绵延数百年传承不断，书写了桐城“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奇迹，可谓研究中国文化世家集群的一个极佳范本。笔者曾在《桐城凤仪坊的那些名门望族》（发表于《书屋》2020年第7期）一文里感慨：这种特有的区域人文气象，仿佛“宋画第一”龙眠居士李公麟笔下的云蒸霞蔚，不仅可管窥桐城“人习诗书、家崇礼让”的人文盛概，也可寻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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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10 11:1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