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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唐贤相姚崇的廉勤思想
姚学谋
姚崇 ( 公元 651 一 721 年 ),字元之。陕州硖石(故里在今陕县张茅中学附近)人。姚崇自幼怀“王佐”之志,少习武功,长乃折节读书,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武则天当政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时为夏官(兵部)郎中的姚崇“剖析决断,答对入流”。深受女皇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相当于今国防部副部长)。不久,又迁风阁鸾台平章事,第一次担任了宰相。以后,宦海浮沉。睿宗朝,又担任中书令;玄宗朝再担任首席宰相(相当于今国务院总理),进封梁国公。位终开府仪同三司。
姚崇一生五朝为官,三居相位,为稳定国家局势,改革朝廷弊政,抑制宗教迷信,发展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开元之初,他独当重任,励精图治,刚正不阿,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显赫的功绩。
历史上对姚崇评价很高。和姚崇同时代的文章大家张説为他写神道碑文,盛赞他“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为他书写碑文。唐代大诗人杜牧说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盛赞其为有唐一代四大贤相之一。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把姚崇列为汉唐八相之一。伟人毛泽东在点评《新唐书·姚崇传》赞扬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姚崇不但以光耀千古的丰功伟绩而彪炳史册,而且还遗留下许多内涵丰富的精神财富,像他的政治智慧、唯物论思想、家风家训等,今天我们谨就他的廉勤思想给与探讨交流,请大家给与批评指正。
第一,姚崇廉勤思想的提出。
武则天之后的十多年里,政局不稳,吏治腐败,尤其是唐中宗时期是唐朝最腐败的朝代,“朝廷罕有正人,附丽无非险辈。”有些官吏为升官而不惜出卖自己灵魂,委身投靠权贵而偷机钻营;有些官吏权钱交易,大收贿赂;还有一些官吏无所作为,整日无所事事,“偷安爵禄,但养资望”,以侍升迁。玄宗执政以来,这些人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惩戒和罢黜;但他们的腐臭言行仍然对大唐官吏队伍影响很深。
开元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说为施政纲领,作了首辅宰相,除了整顿官员队伍,选贤任能之外,为正官风,肃清唐中宗以来有些官吏为升官而投机钻营,投靠权贵,权钱交易,卖官买官,大受贿赂,偷安爵禄等不正之风,撰写了《执称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等文章,时称《五诫》。《执称诫》,希望当官者能够效法称的精神,公平正直;《弹琴诫》,将治国比喻为弹琴,追求乐之和的境界;《执镜诫》,乃取则镜子的清明,为政者必须明察秋毫;《辞金诫》和《冰壶诫》,分别强调廉慎和清洁,当官者应该做到廉和勤两个字,出了他为政的廉勤思想。
五诫的核心是廉勤思想。
在五诫中,姚崇提出“嗟尔在位,禄厚官尊,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见《冰壶诫》)意思是说,你们在官位上的人,享受着国家给与的高官厚禄,应该树立廉洁、勤于政事的节操,彻底杜塞贪求竟进的门路。明确提出做为朝廷官员要干干净净做官,勤勤恳恳做事。
为了保证廉勤思想的全面贯彻,他还提出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坚持始终,做到廉勤从政。他说“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见《辞金诫》)他又说“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心能执一,政乃无失。”(见《执称诫》)意思是说,法律、法度,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准则;而官吏,应该是平民百姓遵法的楷模。
如果官员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老百姓也会自觉遵从。下层人之所以不生怨恨,只是因为上层官员做得公平。所以说,君王所仰望的目标,就是民心所趋的方向。我们官员能够言传身教,平民百姓都会纷纷效仿。如果从上到下人心都是最公平的,那么人类社会就会进入理想的大同世界。
后人对廉勤有很高的评价。南宋宰相赵鼎在《家训笔录》中说:“凡在士宦 , 以廉勤为本。人之才性 ,各有短长 , 固难勉强。惟廉勤二字 , 人人可至。”翻译为白话文意思是凡是做官的 , 一定要以廉洁和勤政为本。人的才能和禀性 , 各有短长 , 很难勉强保持一致。但廉和勤这两个字 , 却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一个官员的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但是廉洁和勤奋努力工作是可以做到的。在当代,也是党和人民对于每一个公务员的一贯要求。因此,许多地方对于干部的廉勤表现都很重视,许多地方甚至成立了廉勤监督机构,定期对干部进行考核。
第二,姚崇的勤政思想及践行
姚崇在五诫的《辞金诫》中对勤政进一步进行了说明并提出了要求。他说:“古之君子,策名委质,翼翼小心,乾乾终日。慎乎在位,钦乃攸司。”意思是说,古代的君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官员的名册后,就表明把自己交给朝廷,作一切工作都要小心翼翼,每天都要自强不息,勤奋努力工作。谨慎珍惜自己的位置和岗位,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
同时,他还批评了当时无所作为的庸官和懒官。他指出“凡今之人,鲜务为德,纷纶谄媚,汨没忠直。”(见《执镜诫》)意思是说,今天有些官员,以不做事情为时尚,纷纷献媚取宠取悦上司为上升的渠道,埋没了那些忠诚正直的官员。要求官员“嗟尔在职,为代作则,刑不可滥,政不可贼。”(见《执镜诫》)意为你们在职官员,刑法不可滥用,政务不可缺失。
姚崇的一生都是勤政的模范。开元之初,他以年过六旬之躯,担当起处理纷繁国事的重任。每隔日清晨率领文武百官,进行朝见皇帝的“常参”仪式,向皇帝汇报和讨论重要军国政事。“常参”结束后,再到中书省履行宰相职责,审阅奏章、公文,处理纷繁复杂的政务。唐制,“凡内外百僚,日出而视,即午而退。有事则直官省之。”(见《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一般官员上班时间以太阳升起为准,
正午下班。但姚崇下午则还要赶到兵部处理部门的事务,下班的时间则在午后六刻,即下午二时半。有时还会迟得多。
唐张鷟(zhuo)在《朝野佥载》中记载道:“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元乘目为‘赶蛇鹳鹊’。”意思是说姚崇身材高大魁梧,走路总是急匆匆的。好给人起绰号的朝官魏光乘则戏称他为“赶蛇鹳鹊”。这也从一个侧面上反映整日姚崇忙于政事,连走路的时间也抓得很紧。说的这里,我们不禁联想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走路也是急匆匆。姚崇一生三次被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据《越州志》记载:唐中宗时,他被贬到越州,也就是今天浙江省绍兴市,因为廉勤为政,政绩显著,临走时,全城百姓钱塘江边送行,直到看不见姚崇乘坐的船帆,才哭着回去。
两《唐书》记载,唐睿宗时,姚崇因反对权贵太平公主干政,被贬职到扬州大都督府任长史。扬州是唐朝最富庶的经济都市之一,但他在主政期间,兢兢业业,政简条肃,提高行政效率,轻谣薄赋。老百姓为他立了德政碑。姚崇离职时,全城的官吏和百姓都来送行,痛苦流涕地簇拥着他的马头,依依不舍地挡住道路不想让他离去。他所用的马鞭和马蹬都被老百姓截留下来,留做永久的纪念。后来,“截鞭留蹬”成了用来对离职清官表示挽留的成语。姚崇不但勤政,而且效率极高。有一次,姚崇长子姚彝病逝,他请假 10 余天,从京都长安回到东都洛阳料理丧事。结果,和他搁伙计的宰相卢怀慎处理不了政事,案牍文件堆积如山,卢怀慎很害怕,就到唐玄宗哪里请罪。但等姚崇回来后,很短时间就把公务处理一干二净。结果得了个“救时宰相”的美名。
第三,姚崇的廉政思想及践行
姚崇在《辞金诫》中说,“辞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辞玉,以不贪为宝;杨震辞金,以四知为慎。列前古之清洁,为将来之龟镜。”意思是说,辞金诫这篇文章,主要学习廉吏廉洁谨慎的美德。春秋时宋国贤臣乐喜字子罕,拒绝别人送给他的美玉,以不贪婪而获取了宝贵的名誉;东汉的杨震拒绝接受别人送来的金子,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为四知而谨慎。列举古人的廉洁的故事,作为我们今天对照学习的榜样和一面镜子。
姚崇又说:“请谒者咸息,苞苴者必辞。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慎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若尔有赠,吾今取之,尔则丧宝,吾则怀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无为;欲无悔吝,不若守慎。慎之伊何?主诫在乎瓜李;悔之伊何?讟谤由乎薏苡。慎则祸之不及,贪则灾之所起。苟自谨身,必无谤耻。”
这段话意思是说,送礼的人停止你的脚步吧,送来的红包一定不能接受。你以金玉为宝贝,我以廉洁谨慎为追求;你以为夜晚黑暗可以接受,我认为即或是在黑暗的房屋中也躲不过别人的监督。如果你今天赠送了礼物,我今天接受了,你就丧失了金银财宝,我则召惹了是非。所以说,要想人不知道,除非不要做这个事情。要想事后不后悔,不如谨慎、做到守身如玉。谨慎到何等程度,告诫人们注意瓜田纳履,李下不整冠注意避免嫌疑的故事;后悔到什么程度,要知道汉朝马援从交趾回来大车载的薏苡草,被认为藏了明珠文犀而受到质疑。谨慎一定会使灾祸远离自己,贪婪一定会大祸临头。假若能够自身谨慎,一定不会蒙受被毁谤的耻辱。
姚崇还批判了“凡今之人,就列称臣,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岂异夫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饵,必曝其鳞?”的坏表现。意思是说,当今在朝做官之人,在朝中班列之中,当官以掠夺剥削下级财物为目的,高高在上,以接受财物贿赂为自己的追求。这难道不是因为大象有珍贵的象牙,而被烧毁杀死了生命,鱼儿因为贪吃鱼饵,必定被钓到而被曝鳞死掉吗?他又说,“与其浊富,宁比清贫?”“以此清白,遗其子孙。”
姚崇一生以廉慎为师,以不贪为宝,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赢得了生前身后名。
开元年间,姚崇贵为堂堂首相宰相,竟没钱在长安城买一所府邸,在京城里没有私人居所。因其家居住在遥远的洛阳慈惠坊里,朝廷要长安在赐给他府第,都被他婉言谢绝,平日寄居在长安城大宁坊里一个叫“罔极寺”的寺院里。
开元四年(716)九月,66 岁的姚崇患疟疾卧床不起。另一宰相尚书左丞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协助姚崇处理国事。源乾曜每奏事符合玄宗心意的,玄宗就说:“这是姚崇谋划的吧?”如果不称玄宗心意的,玄宗常说:“你为什么不和姚相商议呢?”这样,国家每有政事不决,玄宗就常常使源乾曜到罔极寺找姚崇商议。后来,源乾曜因为来往不便,就上奏玄宗说:“姚崇气力虚弱,不能行步,伏以军马事切,欲得与臣商量。望令移居四方馆,特许家人视疾。”玄宗同意了,但姚崇知道后却不同意入住。他认为,四方馆华丽高大,且藏
有簿籍文书,是朝廷官员办公的场所,不是病人及其家人居住的地方,就一再推辞。玄宗感动地说:“朝廷设立四方馆,为的是方便官员办公。使姚爱卿居住,也是为国家社稷。朕恨不能让姚爱卿住到皇宫中来,他为什么却非要推辞呢?!”
姚崇不但自己勤政廉政,还严格要求子女,发现问题从不护短。
开元初年,姚崇主政期间,他的长子姚彝,在光禄少卿位置上,连续四年没有升迁。其三子姚奕,比较优秀,父亲姚崇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就严格培养、严格要求他,姚崇在位期间,虽然让他在多个岗位上任职锻炼,但从都是平调,从不给他提职,最后靠姚奕自己的努力,成为国家大员,担任礼部侍郎、尚书左丞。开元二年(714),吏部尚书魏知古到东都洛阳选拨官员。姚崇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依恃父亲早年有德于魏知古,就招权相托。魏知古回朝后,报告了玄宗。一天,玄宗装着不在意的样子问姚崇:“爱卿的儿子才德如何呀?现在做什么官呀?”姚崇坦率地答道:“臣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任职。他们为人多欲望而少谨慎。这次朝廷在东都选官,他们必定会找魏知古走后门。但臣现在还没有听到这方面的情况。”玄宗本来想姚崇会掩饰、包庇自己的儿子的错误。当听到姚崇的回答后,就很高兴地继续问:“你是怎么知道了这件事呢?”姚崇答道:“魏知古做小吏时,是臣举荐提拔了他,以至于后来做了朝廷大臣。臣子很愚蠢,以为魏知古出于报答臣举荐之恩德,必定会满足他们走后门的欲望。”玄宗听后,倒觉得魏知古有点忘恩负义,对不起姚崇。就想罢免魏知古的官职。姚崇坚持请求道:“臣的儿子不成体统,扰乱了陛下之法,陛下不追究,已是大幸了。如果由于臣的原因而排斥魏知古,天下人必定认为陛下偏爱于臣,而连累了陛下的圣政啊!”玄宗觉得姚崇言之有理,于是就取消了自己的打算。
姚崇一辈子保持清正廉洁,还提倡节俭,直至生命的尽头。去世前,他“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以免子孙为财产闹纠纷。他还郑重立下遗令,不准子孙为自己厚葬。他列举历代圣人薄葬的事迹教育子孙,批评厚葬之家使“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实在令人痛心。
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还告诫子孙不要崇佛敬道,不要抄经写像,死后入棺只许穿平常的衣服:“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千百年来,姚崇节俭安排后事,教育后代的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
第四,姚崇廉勤思想对开元之治的影响
开元之初,由于姚崇大力倡导廉勤从政,并要求官员们率先垂范,官吏作风得到一定的扭转,也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这对于开创开元盛世来说, 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经过继任者不懈努力,大唐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大好局面。
先从皇帝说起。姚崇任相以后,以廉勤思想为本,“屡以奢靡为诫”,这时的唐玄宗李隆基,一心想学习祖父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励精图治,接受了姚崇的劝告,决心革除奢侈习俗,倡导淳朴新风。
开元二年(714)七月十日,玄宗下令,把内宫一些珠玉锦绣堆在殿廷前,放火焚烧。规定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而且又下令,天下作坊不准再制作生产这些奢侈品“违者决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办罪;”“两京(指西京和东都)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宜停。”这件事在抑制腐败,提倡节俭上对全国官吏、士民影响不小。“自是采捕渐息,风教日淳。”(见《旧唐书·五行志》)唐玄宗是前请后昏的君主,前期勤于政事,重用贤相姚崇、宋璟等,雄心勃勃开创了开元之治,后期安于享乐,重用李林甫、杨国忠,沉湎于歌舞升平,终于导致安史之乱。
姚崇还主张提倡薄葬。( 见《 全 唐 文》 卷二一一)唐玄宗接受了薄葬的建议。开元二年(714)九月专门颁发了制书。姚崇不仅积极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开元三年(715)十月,唐玄宗恩宠贤相姚崇,追赠其父原嶲州都督姚懿为吏部尚书,谥曰“文献”。
父姚懿逝世时,因姚崇年幼,未予礼葬。这次皇帝下制重新礼葬,并给予优厚赏赐,所以给父亲厚葬本也无可厚非。但姚崇并没有借此机会为其父厚葬,而是在陕州硖石故乡为父亲修建了一个衣冠冢(在今河南陕县张茅村西南)进行薄葬。1983 年,国家在陇海铁路电气化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和迁葬。发现墓内除墓主人生前一条玉带和几件已朽坏的衣物外,陪葬品只有少量的白瓷和灰陶罐瓶,没有任何金银珠宝玉器。
当时的官场风气比较正。姚崇的宰相搭档黄门监卢怀慎,虽为三品大员,俸禄不薄,但自己从不存钱购买房产,大都用于周济穷亲故友,以致于妻子、儿女有时还不免饥寒。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卢怀慎染病卧床不起,同僚大臣来探病,发现他睡在破旧的草席上,大冷的天气,门上连门帘也没挂。招待来客吃饭,仅是普普通通二碗蒸豆和二盘蔬菜而已。(见《新唐书·卢怀慎传》)
开元之初,在姚崇的倡导下,君臣不仅大力倡导克勤节俭,而且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整个社会奢靡风俗得到了控制,“返朴还淳”的新气象逐渐形成。
开元之初,大力整顿吏治,罢冗职,精简机构;选贤才,量才授官;改弊端,建立制度;倡廉勤,风清气正。开元二年二月,唐玄宗的二哥申王李成义,请求提拔他的王府录事闫楚圭为王府参军,从从九品上升到正七品,玄宗答应了。但到姚崇跟前却过不了关,姚崇说 :量才授官是吏部的职责,不能因为亲情,就随便赏赐官职。于是,玄宗收回成命。
自此以后,请托不行,彻底刹住了请托之风。史称:“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惟贞。”政风的改变推动了经济发展。农耕社会,人口和土地是主要生产力。户口由唐朝建国之初的 38万户,达到天宝十四年 891 万,增加了 20 多倍;劳动力的增加,开垦了大量的耕地,达到 6 亿多亩。当时,粮食产量也达到非常富足的地步。正如杜甫诗中所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单说诗歌,开元天宝时期,是唐朝乃至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涌现出李白、杜甫、孟浩然、岑参、高适、王昌龄、张九龄等诗歌大家,造就了中国诗歌的巅峰。
姚崇一生为政,倡导廉勤,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深得玄宗和大臣们的推许,也影响了后代。元和十四年(819 年),唐宪宗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则理,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对姚崇和宋璟的为政还念念不忘。
姚崇的廉勤思想直至今日,还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当然,时代不同,其内涵意义也会不同,当注入新的内容。我们是共产党人,在倡导廉勤上理应在在思想上、行动上一定比古代士大夫做的更好!
2021 年 5 月 14 日(此文为中国唐史学会会员、河南省姚姓暨姚崇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姚学谋在伊川县优秀传统文化提质研讨会姚崇专场上的发言)
摘编于《河南姚姓与姚崇文化》会刊 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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