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家史

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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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一)

——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家史

姚榜义口述承载、姚浦整理

【整理者按〕小地主,是个范畴和意义不很严格的俗称。具有这类身份的家庭或个人,一般都在当地占有并出租少量耕地,既屈有长工,自己平时也参加生产劳动,农忙时则雇佣为数不多的季节性短工。若按规范,当然应属于土地占有者，但所谓“小”,则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数更多者而言的。因此,称其为“小土地占有者"也许较为恰当。

明清以来,太湖周边的江南农村(今江苏省的苏镊常地区及浙江省的杭嘉潮地区),虽一向呈地少人多的态势,却因物产丰饶,文化发达,成为传统中国著名的以农商为主体经济的富庶之区。清代后期,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这一地区的农田地权结构发生巨变,在土地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小土地占有者。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苏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曾按占有和出租耕地数量的多少来评定个人,家庭的阶级成分,如某些地区,占有耕地在20亩以上者即为“地主”。尽管如此,小土地占有者的生产规模和财产规模,显然与占有更多耕地的"大地主"不可同日而语,因之,其日常生活也有较大差别。

江南小地主在当地农村一般兼有从事农耕与文化教育的双重身份。就物质方面来说,相对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靠自家土地的收入可维持温饱以上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比起占有更多土地甚至在城市有大量投资者,还远远不够富裕的资格。就精神方面而言,他们比起世家大族的社会影响来,也逊色不少。然而,因长期受江南文化风气的熏陶,并具备了接受文化的基本条件和能力,所以,又往往比无地或少地的农家多―份受教育的机会,有的更直接参与了本地的乡村文化事业。从社会史、文化史的意义上说,小土地占有者的家族史,颇具江南农村中下层社会向近代化演进的特质,因此,值得将其视为土地占有者中的一种类型,给予必要的学术关注。

本文口述者以其所经历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为依据,叙述了近代以来一个江南小土地占有者家族的日常生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曾活跃于近代上海司法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姚公鹤,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员。有关姚公鹤的事迹,今人知之不多。本文所述姚公鹤的生卒年,字号等,均经查证考订,故而真实可信;其在家乡的轶事,亦为口述者亲见亲历亲闻,所自有据,当可补史料之不足。

本文整理工作中的史实核对,补充,得到了姚月元,姚午元,、姚晓松、姚汶,张文宜、姚文哲等的帮助,谨此致谢。

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是隋朝时因做官从河南到常州,弄不清是何时从城里迁到乡下的。从家谱上看,第一代从明代开始。村庄虽名姚家头,村上姚姓也最多,但据说是姓张的先从苏北来到这里的。到了我小的时候,张姓只剩几家,而且是单传。清代著名学者李兆洛,是武进三河口人,三河口离我家约六七华里,他曾为武进的《辆川姚氏宗谱》写过序。“辆川”也在郑陆桥,但不是我们这一支。过去家里人常常提到的“北夏墅”,虽然与姚家头相距极近,但分属两个乡,前者归郑陆桥镇,后者属三河口镇。我小时候看到道士为人家荐亡灵时,言称亡人的籍贯,均采用古代的行政区名称,姚家头和北夏墅就不是属于同一个乡的,说明这一分别由来已久。到我父亲这一辈上,郑陆桥的辆川姚氏已经衰落,而郑陆桥姚家头的“姚氏三兄弟”,却因读书有成,名声大振。

一祖父往事

我的祖父名和,谱名兴冕,字雨新,小字保和,自号寓莘居士,60岁以后又起了个号,叫做北墅耆民。得到过“增广生”的功名。不过我只知道他大名和小名,也知道他读书很好。小时候,听大人说过不少祖父的往事,家谱里也有记载”。①一些事情与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有关。

太平军到江南之前,祖父的家境还算不错,太平军打到长江下游地区时,江南有很多百姓离家出走,祖父也带着原配夫人外出逃难。他们先是到了镇江附近住下,几个月后,未见大动静,祖父便打算回家探探虚实。到了离家不远的西石桥(今属江苏省江阴市)时,只见南面火光冲天,祖父找到逃难者中的一个熟人询问,那人说，“太平军正在烧你的家呢”,祖父知道回不了家了,只得随逃难者重新北上。

途中,祖父和逃难的人被-一队太平军掳去,太平军叫他们帮着搬运从百姓家里弄来的衣物食粮。祖父对太平军头目说,我只是个读书人,哪里做得了这种事情?那头目一听,倒高兴起来,说，既然你是“先生”②,那么我们就给你个“馆”坐坐吧。于是,他们将祖父关在一间屋子里,日夜严密看守。祖父趁机说,既当我是“先生”,那么,“先生"岂能不读书?赶紧给我拿书来!太平军头目只好叫人拿来一部《三国演义》给祖父,祖父就日日以此为消遗。过了十几天,那头目对祖父说,你读书也读了多日了,能否讲给我们听听?祖父说,好!当日晚饭过后,太平军驻所的大堂上烛光通明,一群士兵围坐一团,听祖父开讲。祖父取曹操留关羽,羽誓死不从之事,娓娓道来,直至夜半方散。次日,头目又叫祖父继续讲,他自己也来,还叫了另外一支队伍中的太平军将土来听。就这样一连几天,每到晚上,大堂上便坐满了人,听祖父讲《三国》。

当时,在清军的数路围攻下,江南太平军的军事实力已有所削弱,这一路太平军也遭受了很大损失,太平军头目看出祖父不像个普通人,就私下向祖父询问军机之事。

祖父问他,你知道清室一定会灭亡吗?头目说,不知道。

祖父又问,你知道天朝肯定会兴盛吗?头目回答,也不知道。

祖父说,这也不知,那也不知,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呢?我看还是那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朝新立,你们戮力同心,好不容易有了今天这个局面,但是清廷根基广大,深仁厚泽,百姓尚未从心里嫌弃它,而你们却与清室以武力分庭抗礼,恐怕很难达到目的啊!

头目问,既然如此,你说该怎么办?

祖父不应,头目再问。

祖父说,我知道清廷在镇江设了招降局,这是个不可丧失的好机会。

过了几天,那个头目便集合人马,向镇江而去,意欲降清。到了招降局附近,那个头目不敢进去,祖父自告奋勇,独身前往。不料当时招降局中恰有一批诈降的太平军,清军忙于弹压,哪里还敢接收新来的,遂一口回绝。祖父从清军大营出来,对头目说,事既如此,你们不如先各自散去,伺机再来吧,或许可以保全性命。头目觉得有理,于是,那些太平军纷纷离队而去。祖父也就此得以脱离队伍,回到镇江避难的地方.与家人会合。

上述这段经过,家谱里曾有记录,情节有点像小说,细节大概会有润色、夸张,不过基本事实肯定不是编造的。看得出来,祖父所遇到的那队太平军,级别不会很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成员的身份可能也非常复杂,所以有沿途拉伏,掠取百姓财物,参战目的不明,以致一旦军事失利就愿被招降等等的行为。这些状况,与我们-一般所了解的太平天国将士完全不同,所以,权且把它作为一种个别现象来认识吧。至于祖父的机智应变、游说劝降,倒很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江南士人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一种态度。

                                                      

①与姚家头姚氏直接有关的谐书,所见有上海图书馆藏《北夏墅姚氏宗谐》民国三年(1914)让德堂木活字本(存1册，有世德录等),常州民间所藏《姚氏宗谐》民国四年(1915)让德堂木活字本6卷。据朱炳国主编的《常州家谱提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的著录,其他还有《毗隆姚氏宗谐》同治十一年(1872)明恕堂木活字本等多种。

②先生,在江南方言中特指书塾教师,至今仍有沿用,故下文又有"坐馆"之说。

离开太平军队伍后,祖父靠摆摊算命、行医,维持一家生计,不久,他只身到了苏北靖江一个叫四墩子的地方,由于为靖江名士钱仲山家-个婢女治疗顽疾,得到赏识,被聘为家塾教师。这样,祖父就将家人从镇江接到四墩子住下了,直到太平军失败后,才返回武进老家。在四墩子,他还留下一个女儿,就是我的大姑妈。姑妈后来在靖江成了家,每年要到武进来好几次,大家对她很尊敬。

在太平军与清廷的武装对峙中,江南城乡遭受严重破坏,人口大减,农田里草木丛生,野猫、野猪增多。不知这些猪、猫本来就是野的,还是曾经家养而后来因没人管变野的,总之是动物野性大大增加。记得家乡曾有人想捉野猪,结果手上的指甲都让野猪弄得翻过来了,所以后来大人常以“大野猫来啰"这句话吓唬爱哭爱闹的小孩子。祖父一家逃难回来,已经很穷了,自家房屋早被太平军烧掉,全家人只能住在祠堂里。姚氏祠堂正中的一块匾,上书“无(毋)忝祖考”四字,出自李兆洛的手笔。其中“祖”字上的一点,写得极为形象。父亲曾告诉我,他小时候住在祠堂里,看到“祖”字的一点,还以为是小鸟停在匾上。

我的祖母(续弦)姓周,是西石桥镇附近的农村人。那里不是圩区,受水灾少,所以家境稍好,大约相当于后来所谓的富裕中农的程度。在家人的记忆中,祖母精明能干,俗话说就是"很厉害”,据说家中的事都是她做主,活了八十多岁。在家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能干的祖母创造了不少条件，让祖父读书。

祖父的科举经历,也有不少趣闻。他参加科举考试是在1865年,即同治四年乙丑。这一年,是太平天国起事后常州府各县首度重开童子试,当地士人为之雀跃。主持考试的是从北京来武进当县令的温风楼。祖父因成绩出色,位列首名。为此,祖父有诗纪之,最后一句是“满城指点是姚和”。次年，与姚家有姻亲关系的北夏墅许氏许汶源,也在童子试中列为首选,于是,诗的最末一句又成了“满城指点许汶源”。

光绪年间,祖父参加省试,试题为“君子有三畏一节”①,祖父交卷后,监考官葛某读了大加赞赏，据说还高兴得手舞足蹈。时任阳湖县令的金士准(号稚莲),听到隔壁房间有热闹的声音,特地跑来一同欣赏,他读了文章后说:“此人竟能在考卷中写下这样有名士风度的话,想必是科场老手了。"但到最后发榜,祖父榜上无名。金士准回到阳湖任上,对朋友说起此事,常常为之惋惜。

常州城里有个姓史的富家子弟,每次考试总要想办法让自己得第一名。在光绪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初试发榜,祖父的名次正好在姓史的前面,以为就此可以获得凛生的功名而吃“皇粮”了,谁知复试榜发,其他人的名次都没变动,惟有祖父的名次与姓史的对调了一下,得知此中内情的人,一时间议论纷纷。有算命的告诉祖父,他的命中缺天厨星,生来不该领取俸禄,秀才吃的公粮是从国库里拿出来的,也算是国家的俸禄了。祖父听了非常不满意。

虽然祖父在科举上并无大成就,但不是个读死书的人,他对传统学术和现实社会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细品唐人的宫怨春怨诗,觉得多半是骚人墨客的借题发挥、潦倒失意之作。如薛逢《宫词》有“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一联,读来竟感到就是在写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在号棚中交卷时的样子,且惟妙惟肖,极为传神。祖父认为,后人将这类诗词当"艳体诗”来解释,实在与其主旨大相径庭。

光绪年间,江苏地方当局为整饬民间陋俗,特摘录《大清律》中的相关条文,编印成小册子发给百姓。其中有“抢亲最为恶俗,凡抢亲而未成着,许女家离异”一条。祖父看了,私下对我伯父说,这种情况,其实应该分别对待。男家行聘后,何尝不想正正经经地举行婚礼?男方之所以要“抢亲”，或者是女家索要财物过多而男方无力办到,或者是女家见男方家道中落而试图解除婚约。抢亲未成而允许离异,这样的规定可以针对男方,但如果仅仅允许女家提出,就等于纵容女方可以怀有二.心,甚至借机讹财,这就反而助长了另一种歪风。当然,祖父也告诫伯父,这种涉及宫府律令的批评,是不能乱说的,得之于心便可。

                                                      

①语见《论语·季氏篇第十六》。

                                                      

祖父对家产田地,抱着随遇而安的心态。尽管他很穷,有时甚至要为全家衣食不给而发愁,但并没有什么非份之想。邻居某富户看中了我祖父家的3亩好田,想方设法要买下来,哪怕开出高价也要。我伯父对祖父说,我们就先以100元一亩的价格便宜点抵给他,将来再赎回,这样就可轻而易举地得到300元。然后拿这些钱去买二里外沙田岸的劣田,田虽差些,但价钱很便宜,300元可买25亩,有这么多田,就不怕穷了①。谁知祖父极不以为然,他且笑且怒地对伯父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3亩好地也就不会再属于我们了。人啊,有时候看起来很会算计,但要动到这样的脑筋,只怕将来非但赎不回那3亩好地,就连沙田岸的25亩劣田也保不住呢!我就听凭上天安排吧,也不过就是这样过日子而已,还勉强什么呢?”对于自己的身后之事,祖父也看得很淡,不希望家人在自己死后向亲友广发讣闻,理由是,一旦人家收到讣闻,必定要出钱应酬,这样就加重了人家的经济负担,富者破财,穷者益穷。

二记忆中的伯父

祖父和我的祖母周氏生了好几个孩子,有的送人,有的夭折,在家里长大的有5个,三男二女。分别是:大伯父姚祖泰②我父亲姚祖颐③、三姑妈、五姑妈,以及叔父姚祖晋④。

姚祖泰,字安甫,卒于1928年,享年63岁。得到过“副榜”的功名,此后虽屡试屡爽,但大家公认他在三兄弟中学问最大。伯父曾在盛宜怀的幕府中做过事,具体做什么,家中早已没人说得清了。他也曾与人合伙经过商,但以亏损而告终。

姚家向来提倡读书,祖上有过这样的遗训,并写进了家谱:“子弟须教读书。上可希圣贤,次之可取功名;即下之,亦令识字,稍知礼义。"祖父逃难回乡后,为了振兴家业,更加强调这一点。所以，在父辈们小的时候,家里念书气氛很浓,连大年初一都要念书,还规定,念多少遍书给一文钱,以此刺激孩子们的读书兴趣。这一传统,也延续到了我们这一代。不仅要求男孩子读书,连女孩子也如此。姚家三兄弟共有15个女儿,个个都读过书,即便是识字少的,也能看看报纸新闻。这种情况，在当时、当地是没有第二家的。

伯父小时候正逢太平天国战乱,江南的农田大都无人耕种,以致到处长满了灌木、杂草。伯父每天午后放学,有时就割几捆柴草带回家,祖父见了,却很不高兴,还斥责道:“你不好好念书,却做这等没出息的事情!伯父就此不再割草,一门心思埋头苦读了。

                                                      

①据彭凯翔《清代以来粮价的历史解释与再解释》第5章“历史粮价的解释与再解释”中所列“江南田价和米价(1500—1930)”的图示统计,19世纪末0世纪初,江南田价约在每亩150元至180元之间。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发展论坛”(htp;// www. fed. org.cn/index. asp)。从下文有“赎回"之说来看,姚家打算以每亩100元卖与某富户的价格,只是田面价。

②姚祖泰(1865—1928),字安甫,号半轩。18岁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乡试中式副榜。之后,先在村里创办学聚堂小学堂,又到郑陆桥辆川里创办钟英小学,首任校长。后在常州城内东下堂开门讲学。教人首重立品,学问深邃,善书法。一生著述颇丰,大都没有刊刻,因多散失。孙殿起《贩书偶记)卷19裁:“《学聚堂初稿》六卷,阳湖姚祖泰、姚祖颐,姚祖晋等撰,光绪戊戌刊木活字本,卷二分上下,经说居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31页)

③姚祖颐(1867—1934),字养斋,光绪二十八年(壬亩,1902)乡试为岁贡生。初以塾师为业,教授蒙童,后主持三河口高山书院二十多年,颇负文名,又长于奥地之学。校订许光世.蔡晋成所纂之《西藏新志》,于宣统三年(1911)由上海自治编辑社出版。

④姚祖晋(1881—1930),即姚公鹤。小名七宝,初字康镊,改字之鹤(一说云鹤),再改公鹤,以字行。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举人。曾协助长兄在乡兴办钟英小学,清季到上海谋生。宣统三年(1911)春,与同仁在上海创设自治编辑社，并推为主笔;冬,备员江苏省提法司署。曾任《欧州事务报》特约记者、《申报》主笔、江苏交涉员公署顾问等职。1926年上海“地方自治”期间,充当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私人代表,为南北议和事宜与江浙军阀孙传芳谈判。1930年春因病去世。撰辑《华洋诉讼例案汇编》、《中国监狱史》、《上海报业小史》等。1915年起在《时事新报》连载评述近代上海社会的文章,后汇编为《上海闲话》一书,于1917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离姚家头三四里路的郑陆桥镇,每年阴历三月十九到廿一,有连续3天的“节场”,四面八方的商贩都来这里摆摊,还有戏班子来唱戏,热闹非常。这个“节场”①由来已久,据说清初就有了,是明朝遗民为了纪念崇祯皇帝而创设的。伯父从小就常跟着大人一起去,在他十多岁时,有一次又随大人同去,小孩子家贪玩,第二天还要去,祖父知道后,笑着对伯父说:“你幸亏是生在乡下,如果到了上海,整夭遇到的不是茶园就是酒馆,你还会有心思读书吗?”伯父听了这话,知道自己不对,只好打消了念头。后来,伯父在18岁上考取了秀才,家里举行祭祖仪式,祖父忽然在祖宗牌位前痛哭不已，对伯父说,你们的祖上从来没得到过功名,今天的成就,全都托了祖宗的庇荫啊!你爷爷活到现在的话,也仅80岁而已,他如果看见今天的情景,真不知会高兴到什么样子呢!遗憾啊,他再也不可能见到了。

伯父读书读到20岁前后,成绩已经很好了,他的文章常得到老师称赞,并作为范文教育其他学生,为此伯父颇有自满之意。祖父告诫他,与自己的同龄人比高下,偶然胜出,不足为道。与前人相比,表面上看或许类似,但实质还远远不及。伯父起初不信,后来自己用心揣摩,果真如此,这才重新端正了读书态度。

因为伯父是长房长子,所以祖父对他的期望也特别高,但好像又并不过分,有时还显得格外信任。伯父18岁那年补博士弟子员,前途灿烂。这年冬天,邻里盛传伯父终日与赌徒为伍的谣言,还说,某日某夜,姚某某与人在某个偏僻角落赌钱,顷刻间就输掉百余两银子。祖父听到后,不屑一顾,对旁人说,我自己就从来不会这样,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动过,难道我的儿子竟会有如此不肖的行为吗?凭着祖父的这一番话,谣言不攻自破。

据我所知,伯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办学。清末施行“新政”,废了科举,他就按新的教育要求办小学。先是在乡下办,后来又带着妻儿移住常州大南门,在那里租房,自己坐馆教书,有一二十个学生。当时,他的馆内也聘请英语和数学老师,大约是因为合乎当时的新派潮流,所以有些人家也很·愿意把子弟送到他那里学习。

伯父曾开过糟坊(做酒)，但没有成功。其经过颇发噱。同治年间,丁日昌充任江苏巡抚,上疏奏请朝廷允许在籍土绅兴办牙行商号,此例既开,士人跃跃欲试者不少。到了光绪年间,伯父会同我父亲、妹婿许某,以及一位同学,合议经商。大家觉得,我们整天读书,还是穷得一塌糊涂,而那些商人,却一个个赚了钱过好日子,我们又不笨,何不也来一试身手?于是,各人分头筹集资金,合伙做起生意来。谁知经商毕竟不同于读书,一年下来,生意大亏,细细一算,每人竟要负担百金之巨!各家的长辈知道后,无不痛斥责骂,独有祖父,笑着对这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说:“你们想要发财，光凭蛮千就办得到了吗?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赶紧把债还了,今后就-一门心思读书吧!”

伯父19岁与宣氏结婚,到30岁还没有儿子。在那个时代,乡下人还是很讲究传宗接代的,长房长子一直没有儿子,总不大好。大伯母曾有意让伯父再娶一位如夫人,指望有个儿子。伯父有一次晚上与祖父--起喝酒,喝到两人微有醉意时,伯父向祖父透露出想纳妾的念头,祖父一听,非常生气,说这样做等于制造家庭矛盾。伯父分辨道,不是自己一定要纳妾,而是因为宣氏觉得自己至今没为姚家生个男丁,很过意不去,所以就出了这个主意。祖父听了,怒气稍敛,说:“我也知道媳妇素来贤惠,大概是怕我抱孙心切,才出此言。但这种事情非同小可,还是慢慢再说吧。"后来,由伯父的丈人作主,在征得祖父同意后,为伯父在外面纳了妾。

伯父有七女二子。一子早夭，一子于抗战胜利后住上海浦东。七个女儿都嫁人了。其中,长女配董墅陆氏,那是当地的一个富裕之家,他们的女儿后来又嫁给了我大姐的次子。次女配北夏墅李氏。李氏在当地以行医闻名,四乡口碑很好。三女配董墅高家头的高氏,已故著名作家高晓声是他们的后代。四女配北夏墅许氏,那是武进有名的书香门第。五、六、七女的丈夫,都曾在伯父门下读过书,他们能娶老师的女儿为妻,想必或多或少与老师对他们的赏识有关吧。

                                                      

①节场,在武进方言中通常指当地农村乡镇每月的定期集市。3月19的*节场"则为1年1次,所以特别隆重。

                                                      

许家在北夏墅不算大姓,家族人口也不多,但家境比姚家好。许家之所以在当地受到尊敬,主要是因为读书好的缘故。北夏墅许家与姚家头姚家几代联姻,大概也是因为两家都注重读书的关系。四堂姐夫许子文(1897--1983,名宝祚) ,民国初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曾在伯父开的学馆任教,大概也就是在这--时期,为伯父所赏识的。他后来在北夏墅小学当过好多年的校长,抗战时期到上海,在新中国医学院当教授。北夏墅许氏对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事业有很大贡献,曾创办北夏墅小学(后又在此基础上与李氏共同创办北夏墅中学)。我们小时候都在这所小学校读书,同学中有不少是平辈或比我小一辈的,虽是同学加亲戚的双重关系,但并不影响大家认真念书,反而形成了一种彼此促进的良好风气。北夏墅许氏子弟也多在这个小学念书,出了不少人才,子文的儿子许学受、①侄子许学彦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三我的父亲

父亲姚祖颐,字养斋,得过“岁贡生”的功名,卒于1934年,享年67岁。父亲的原配夫人姓邹，生有五个女儿,曾有一个儿子,名会初,早夭。长女、二女、三女、五女先后嫁人,各有子女。四女姚荷秀,终身未嫁,读过书,是个极能干的妇女。因为没有儿子,父亲在原配夫人的劝说下纳妾张氏(后扶正),生有二女三男。

在父辈的三兄弟中,父亲在家乡生活的时间最多、最长。他的生活来源也是教书和经商,在乡下办私塾,任家教,也曾在郑陆桥镇上开过一家“谦吉饼行”。这家饼行是独资经营的,除卖豆饼外，也卖粮油。但他在饼行的经营中,似乎并未吸取早年与伯父等人合伙经商失败的教训,只是一味的信任“朝奉"(相当于现在的经理);将店内一应事务统统交给他,自己每天拄一手杖,走五里路去郑陆桥,到了店里也不查账,却每天都去，一般是吃了晚饭再走回来。大概在20年代末,不知是朝奉成心害他,还是自己经营不善,总之是饼行因亏本而歇业了。

父亲生平有几件事一直被人传说,他的自我感觉也颇为得意。例如,他在江阴乡下人家教书时,有一次东家请客,他也作陪。东家上了一盘子碧绿的炒新蚕豆。客人把盘子拉到自己跟前说:“这是我喜欢的。"父亲见状,把盘子再拉到自己跟前,说:“这也是我喜欢的。"东家只好叫家人再炒一盘。当时能够和东家的客人这样“对着干”的,大概不多,谁都怕得罪了东家而被辞退。父亲能这样做,要么就是他本来就不想干了,所以不怕东家因此停他的“生意”。或者就是凭着自己有真才实学,根本不怕得罪东家。

从江阴画姚家头,路上要走大半天,所以要在半路上的饭馆里吃午饭,吃的次数多了,便悟出了一些门道。比如说点了个鲜鱼,假如伙计问你,这鱼是红烧吧?那么你一定说要清蒸。因为江南人口味清淡,鲜鱼一般都清蒸,伙计这样间,很可能就是今天的鱼不新鲜,所以只能红烧,借助酱油味去除鱼腥气。如果是新鲜鱼,伙计就肯定会问是清蒸还是红烧了。父亲在吃的方面有这许多讲究，大概是从前在这方面吃过亏的,但他知道接受教训,看来还不是“迂夫子”③。

乡试之后,父亲会在乡帏中走来走去,将别人丢下的剪刀,纸张—哪怕是小片的纸等拣回来，攒着慢慢用。虽然这有失读书人的体面,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据说我父亲小时候,在墨盒里养了蚊子,过几天他会把手指伸到墨盒里让蚊子叮。他还曾拣到

                                                      

①许学受(1922一),毕业于国立江苏医学院,安徽医学院教授,呼吸系统及结核病专家。曾任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安徽省主任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著有《肺科临床手册》、《肺科临床读片》等。

②许学彦(1924一),北夏墅小学毕业后,在抗战时期的逃难途中考入贵阳国立十四中学,高中毕业后同时考取了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平越交大、兵工学院,旋由十四中保送重庆交大,转人上海交大造船系,1948年毕业。后长期从事舰船设计工,作为总工程师,先后主持过“东风"号,“远望”号、“向阳红10号”,以及中国首次批髫生产的军用55甲炮艇,62型高速护卫艇的设计研究工作。1993 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现为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七院七O八所技术顾问、研究员。

③迕夫子,武进方吉,指虽有学问而泥古不化、因循守旧的读书人。

                                                      

过一只受伤的小鹰,抱回家来喂养。小鹰长大后,早上飞出去,晚上回来站在院子里,还要与孩子抢食物,如果骂它,小鹰似乎听得懂,常以各种动作来表示。小鹰有时也闯祸。一次,在天上见到人家在河边洗猪肠,它一个俯冲下来,呵了肠子飞到我家屋顶上啄食。人家认得此鹰,就来我家理论。还有一次,小鹰把人家有红结子的瓜皮帽抢走,也放在屋顶上。鹰后来是飞走的还是老死的,就无人说起了。

对于做学问,父亲常有独到见解,如对《孟子》中的一段话的解释。《孟子》曰:“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①一般认为,此句中的“之”字作虚词解,无义。父亲则认为,《孟子》无-字无用,篆书中“之”字的字形就像禾苗旺盛生长的样子,说明是久旱以后,天降甘霖,禾苗得以生长。一次在讲课时,他明知道有督学来听课,但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讲,督学不以为然,在评课时提出疑问,父亲便以《孟子》无衍文为由,据理力争,督学无奈。此事传开去,学校中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我进入江苏省常州中学读高中时,国文教师吴山秀(当时公认的常州最好的国文老师)不知怎么讲到了这件事,就表示赞同父亲的观点。也许他觉得光自己赞同还不足以有说服力,所以又补充道;“安甫先生也同意这个说法。”末了再补一句:“姚安甫是谁呀,那是了不得的人呀!”

父亲熟知舆地之学。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受晚清时期国内外在西藏归属问题上的论争的影响，曾花费数年时间,汇集不少中外资料,编纂了一本《西藏新志》,以此证明西藏向来属于中国领土,于宣统三年(1911)在叔父姚公鹤扭当主笔的上海自治编辑社出版。因书中涉及许多历史地理知识,付印前,叔父请父亲到上海来负责校订工作。清末民初时,江南一-带稍有成就的读书人都会到上海去见世面开眼界,如有就职机会,也会长住-段时间。叔父请父亲到上海去,一方面是校订图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他排解幼子早夭的痛苦。所以,父亲虽到过上海,但我并没有听他说起过上海的情况,大约是当时心情不佳,对上海的印象并不深。

其实,父亲对人生和世道是很有心得的。他写过两次自挽联。第一次是在1923年前后,那时他患了大病,以为将从此不起,于是为自己写了第一副挽联。我曾听他念过,但未全部记住,只记得上下联的头一句。上联首句是,“国其不日殆哉”，下面是讲军阀混战,国事难料等等,有几十上百字;下联首句是,“我已只身去也”,下面是阐释他对人生的态度。当时,伯父从城里回乡探望他,读了这副自挽联后,认为我父亲还根本不会死,因为联语文字的底气很足。我听过一遍,当时虽还年少,但也觉得颇有气势,毫无衰颓之态。

父亲的第二副自挽联,是在他去世后由北夏墅许家的一位姻亲书写的,挂在灵前。我记得是:

周天度数本奇零,看来世事法天屈指几多有终了;

大地东南留缺陷,想是人生象地到头强半不完全。

这副自挽联,与第一副相比大不一样,但即便如此,也不是常人能有的意境。

从祖父那一辈开始(也可能更早),北夏墅姚氏的当家男性常在本地为乡邻排解纠纷,不仅有同族的,还有外族的。据家谱记载,离北夏墅不远的蒋桥村,有柳姓兄弟为分家发生了激烈争执。按惯例,分家事宜应由本族的族长或贤明的长辈来主持调解,如两者都不出面,也可以由双方关系密切的亲戚主持,担当这一职责的称之为“公亲”。但是,蒋桥的柳氏兄弟却并不相信本族长者或亲戚近邻,而是独独来找到祖父,请他前去就众人的调解作出判断。还说,只要能够得到祖父的一句话,就无所遗恨了。祖父再三推辞,柳氏兄弟则--再恳请,祖父不得已而随同前往。到了那里,双方的家人还在争吵不休,居中调解者也发表自己的看法。祖父在一旁细细听着,斟酌了很久,才说道;“某人所说的,的确是毫无偏袒,可以信任。"大家一听,纷纷表示同意,柳氏兄弟也说:“先生果然不会骗我。”

到我父亲这一辈上,本村和邻村一些人家还是常来找我家排解纠纷。父亲平时好管“闲事”,乡邻也信任他,纠纷的内容不外乎分家,继承,借贷等。一方来说事情原委,要求我父亲断曲直。父亲

                                                                           

①语见《孟子·梁惠王上》。

                                                                           

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就把双方召集在一起,说出自己的意见,如双方都愿接受,问题就算解决了。排解纠纷的人通常称为“大(武进方言读‘驼')先生”,是乡里德高望重的人,不在于家中财产的多少。当然，“大先生”是民间自然形成的,没人任命和推举,解决一次纠纷要花很多时间,又无报酬，问题圆满解决后,当事人难得也会送一点土产以示谢意,也就完了。为人排解纠纷之事，一般都在街上(即乡村市镇上的商业街)进行,有时人家也会找到家里来说事,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对家人的日常生活不无影响。

这种依靠乡里有文化的人解决纠纷的办法,古已有之,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在今天的某些农村地区还有它的影子。这是传统中国民间的一种社会自治功能。摘好了,协助政府稳定社会,搞不好,“大先生"也可能成为乡里-一霸。

除了排解纠纷外,因为“大先生”有文化,又与乡邻和睦共处,彼此关系融洽,所以那些不识字的农民,也常来请他做些与文化有关的事情,比如写信,给新生儿起名字等等。姚家头前村有个农民，生了个儿子,高兴得不得了,立即跑来请父亲给他儿子起名。我父亲一问他家的情况,知道孩子的母亲只有13岁,便说了句:“嫌早!”意思是这个孩子的母亲自己都还未成年,怎么就当了母亲呢?岂不是太早了吗?谁知那人却以为这两个字就是“大先生"给孩子起的名字,就很高兴地回去了。据说,这个孩子从此就用“嫌早”二字作为名字,直到寿终。

我的伯父有妻有妾,叔父也有妻妾。这在当时都不算什么,至少在我们家,并没发生过因妻妾而引起的大矛盾。倒是家境较好而不纳妾的比较少见,所以父亲曾说自己是可以立贞节牌坊的,因为他没有娶妾。但是,原配夫人未能再生个儿子,无法继承家业,终究是件憾事,所以,后来父亲还是在原配夫人劝说下,娶妾张氏,这就是我的生母。

我的生母出身贫寒,人很贤惠,年龄小于我的异母大姐。她知道自己来到姚家,就是为了生子传代,所以从来不争名分,家里人都称她为姨娘。她生了3个儿子,长子榜元,次子榜亨(六七岁时夭折),我排行第三。下面有两个妹妹,当她生第六个孩子时,不幸难产去世。哥哥榜元,小学毕业后听从父命,去常州城里师从大伯父学习3年国文,结果国文学得不错,却把数学等自然学科荒废了,遂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抗战时期在重庆第十兵工厂任职,胜利后即从重庆到上海,任市政府人事科长。人民政权建立后,继续留用,1950年1月因病去世。有二子三女。

生母于1929年去世,当时她的身份还是妾,所以丧事办得很简单,灵前安放的香烛台制作十分粗糙,我很不高兴,大人们大概也看出来了,所以一两天后就重新换了一套制作精细的,与姐姐们生母的相仿。张氏也因此作为续弦夫人对待,灵柩就停在家里。

父亲去世时,我只有十五六岁。起初,父亲的灵柩也停在家里,到1936年初冬,家里人觉得时局不稳,决定将我父母的灵柩一起下葬。出殡那天,仪式很隆重,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排列顺序为:乐队,司仪,长子(我大哥)手捧牌位,男孝子(儿,孙),灵柩(父亲灵柩在前,我生母的灵柩紧随其后),女孝子(媳妇、女儿),女婿,亲友。男女孝子均头戴麻布孝帽,身穿麻布孝服,手持一尺五寸左右长的哭丧竹棒,在邻居的搀扶下弯腰而行。送葬队伍从大门出去,绕村一周,先到前村,再到后村,然后前往祖坟。送葬途中,有两次“奠茶”，一次在本村某户人家的晒场上，一次在出村后的大路上。这是亲友或邻村人对死者表示尊敬的仪式。“奠茶”时,送葬队伍停下,前来奠祭的人家抬出四仙桌,放在灵柩前,桌上有茶盅和简单的供品,然后由“奠茶人"在灵柩前点燃香烛。这时,乐队奏起丧乐,司仪高喊“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礼毕,撤掉桌子,送葬队伍继续出发。

每年清明要扫墓,我家男人少,只有我和我哥哥,但那时哥哥已离开家乡出去做事,扫墓的事只好由我这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来完成了。在我们那里,女人扫墓是不算数的,多少女人也不顶一个男人,哪怕这个男人是孩子。所以,尽管我有5个姐姐,但她们一个都不能去。

祖坟在武进、江阴两县交界处的东奚墅(今属江阴市利港镇),那儿离姚家头村大概有十多里地,祖父、伯父、我大哥等去世后都葬在那儿。

到了扫墓那天,家里会打发一个人，一早到西石桥街上买些菜,有肉有鱼,当然也会有一些蔬菜。因为路远,我走不动,所以家里总要事先备好独轮车,去的时候,我坐车上,家里雇一个人(或长工)推车。我还在路上的时候,那个先去买菜的人买好菜后,会在西石桥桥头等着,看我们过来后一起走。一路上,推车的和买菜的两个大人闲聊。坐独轮车仅仅只是省力罢了,一路上颠得很,其实并不舒服,我坐累了,就要下来和他们一起走。路边是盛开的油菜花,非常好看。我走得慢,他们怕耽误时间,就催我坐上车。姚家头到西石桥约五六里,从西石桥到墓地有十多里。到了祖坟附近相帮我家照看祖坟的那户人家后,陪我来的两个大人就和主人忙着拣菜、洗鱼、烧肉,我有时会在边上帮忙,更多的时候,我就到这个村的庙里去看鬼的塑像。这个庙里的鬼比姚家头庙里的鬼多,像那种伸着舌头的白无常、判官等,都是我们村没有的,塑得也要好一些。庙的周围,开粉花的是桃树，开白花的是李树,现在想来真的是很美。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就有人来喊我了,大人们有的挑着装供品的担子,有的扛着铁欲,我跟着他们再走二三里路,就到了坟地。然后,大人们将供品在坟前摆好,我就趴下磕头,然后起来,在大人的帮助下,做些整修祖坟的活儿。

坟上的草是不能拔的,那是好东西。通常就是培培土,然后由大人帮着用坟地旁的泥土起两个像小脸盆一般大的土块,叫“坟帽子”,放在坟头中央,中间还要压一张黄裱纸。如果每年清明前后坟头上都有个新做的压着新黄裱纸的“坟帽子”,就表示这户人家已来上过坟了。

等一切都弄得差不多了,大人就帮我收拾起供品,拿回烧菜的那家人家去,再烧得入味些,那家会有一两个人陪着我们,把供品当饭吃了。祭品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定有清蒸刀鱼,雪白的鱼上撒着寸段绿韭,真是色香味俱佳°。还有水芹菜,是长在水田里的,非常嫩,吃起来满口清香。这顿饭要比平时家里的饭丰盛,吃剩下的,就留给那户人家。这户人家是固定的,每年都在这家,从没换过。我上了中学后,清明时回不来,家里有谁去扫墓的,就不知道了。

父亲为女儿择婿,也是看家庭,重人品。我的大姐夫许光世(字剑虹,1888 - 1959) ,是北夏墅许氏后人,也是父亲的学生。他在光绪年间得过“拔贡”的功名,不但学问好,人品也好,在当地颇有名望。他成家后,曾在常州女子师范学校当教员,学生中有后来成为知名人物的“七君子"之一史良。1937年冬,他刚携全家从苏北靖江逃难回来,就有乡邻来报信,说是日本人正到处找他,想利用大姐夫的名望,让他出面维持当地社会。大姐夫得知这一消息后,就离家躲到江阴利港镇,一直不露面，直到事情过去才回到姚家头,收了二十多个学生,教他们四书经传,以维持全家生活。上世纪50年代,大姐夫曾当选过常州市人大代表,还是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

旧式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父系同姓通婚较少,但母系血缘之间通婚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大姐夫的母亲,是我的嫡亲姑妈,他和我大姐的婚姻也就是所谓的姑表亲。所幸他们的3个子女都很正常,读书也不错,分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长期从事科研工作。

四叔父轶闻

祖父的三子祖晋,字公鹤",小名七宝。因为祖母生他时年龄已大,所以据说他吃过我大伯母的奶,祖母去世后,我父亲的原配妻子也曾经带过他。祖父的3个儿子中,只有他是举人,后上京会试,未中。

叔父小时候常由祖父带在身边,白天念书,晚上同眠。他6岁那年的腊月,一天晚上,盗贼来撬我家的门,睡在祖父身边的叔父被惊醒,害怕得不得了,正要哭出声来,祖父掩住他的口,轻声告诉

                                                      

①长江刀鱼,以每年清明前后产于镇江至江阴段者为最佳,今已罕见。姚家头村离长江不远,每年的祭品中必有刀鱼,应与刀鱼属当地名产有关。

②姚祖改字公鹤,当在1915年以后。他撰于1911年春的《西藏新志绪言》中自称“之鹤",文末署名为"姚之鹤”。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所辑《华洋诉讼例案汇编》时,署名亦为“姚之鹤”。在此之前,尚未发现以*公鹤"作为署名。一说,某次报社发稿,排字工将“之"误植为“公”,发现差错时已不及改,遂沿用之。

                                                      

他,我给你讲《大学》时,最后一段中不是有叫“盗臣”的吗?所谓盗,就是现在来的那种人,你如果哭出声来,就难免被他伤害。据说,叔父听了祖父的话,就忍住不哭了①。当时,凡是家里读得起书的人家,六七岁的小孩一般都还是处在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俗称“三百千”)的启蒙阶段,而叔父却已开始听祖父讲《大学》了,而且有所理解,可见他从小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颇有深度的。

叔父自幼聪敏,常能急中生智。听长辈们说，一次,村里遇盗,叔父在村边点燃“苋棵堆”②,邻村以为火警,鸣锣相传,赶来救火。强盗大惊,一无所获,鼠窜逃遁。叔父读书能过目成诵,加上祖父、伯父督学甚严,年纪轻轻就考取了举人。后来,叔父到上海谋生,随身仅带了13块大洋。他在上海写文章,写书,出书等,交结名人,还帮人打官司,自己也有了一点名气③。他每年回来一两次,回来时,常州一些有身份的人都对他很恭敬,派车接送,设宴招待等等,大概是因为他在上海很有地位吧。不过,乡下的一班侄女们,却并没有把他当作“大好佬”④。

叔父在乡下的一些行为,证明他是一个有新思想的人。他考取举人后,一度协助伯父创办新式学堂,即钟英小学。因无校舍,他便率领乡人推倒施庄庙里的菩萨,腾出房子作为校舍。他从上海回到乡下小住时,常骑着一匹白马来来往往。看到人家在祠堂从事宗族活动,就说，“祠堂都是男人出人,这不对,要有女祠堂”,于是提出要创立女祠堂。虽然女祠堂既无房屋也无田产,不过是借用姚氏祠堂而已,但还是有人响应。然而他的侄女却没一个参加的。当时,每个家族的祠堂都有些田产,清明扫墓、冬至祭祖,族中各家各户出一点钱,派一人,中午吃面,晚上有酒菜和饭,乡间称为“吃祠堂”。叔父创办的女祠堂,也请族中的女子来吃饭,不用付钱，一应开销都由他出。

叔父具有新思想,也得到了族中长辈的影响。叔父在他的《上海闲话》一书中写到,族伯姚岳望(字彦嘉),曾于光绪二年(1876)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光绪五年(1879)回国。他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回乡时,常到家塾看望一班读书的孩子,并对孩子们说,读书之余,不可不经常购买“新闻纸”(当时对报纸一种习惯叫法),留意时事,方可得风气之先。这番话,给叔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民国初年,叔父在郑陆桥镇上开了一家“汇伦”茧行,村里有不少人去帮忙,颇成气候。1915年至1916年间,据说是袁世凯亲家的什么人也在郑陆桥开设蚕茧分行,并仗势压价收茧,与叔父的茧行发生冲突,双方为此大打出手。事后叔父怕对方报复,遂东渡日本避难。不久,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忧惧而死。叔父平安返乡,再度抬价收茧,当地百姓大悦。叔父也做过棉纱生意,主要方式是从日本进口,在国内销售。一次,他从日本进口了一批“仙女"牌棉纱,比较便宜,每扎八斤半,叔父请人将其改装为每扎8斤,按扎论价,卖给江阴人,从中赚了一笔。叔父到底有多少财产，谁也不知道。据说,他回乡时经常会当着族人的面,问他的姨太太:“我们有多少金子?"然后自问自答:“四斤多一点,五斤少一点。"或是”五斤不到,四斤有馀”,如此之类。如果叔父所说的不假,那么他的财产也有限得很。

正如伯父和我父亲一样,他们兄弟3人,除原配夫人外,都有侧室,但并未因此影响到与原配夫人的关系。叔父的侧室是他到地处长江边上的魏村镇(今属常州市武进区)娶回来的,家里人都称之为“魏村人”。叔父对原配夫人很有感情。据说,他原配夫人病重不治,家人一面通知远在上海的

                                                      

①据家谱记载,此事发生在清光绪丁亥(1887)十二月初七夜。《大学》中的这段原文是:盂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敏之臣,宁有盗臣。”

②类似茅草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丛生于河边高冈,叶子边缘有锋利的锯齿,武进一带的农家常于冬季伐翦,以充薪柴。陈存仁所著《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写到不少姚公鹤晚年在上海时的情况。陈氏曾由常州名医张伯熙推荐,师从姚公鹤习国文。据陈氏回忆,姚公鹤曾任《申报》主笔、商务印书馆编辑,还主办过法政讲习所。

③交结者皆一时名流,如孟森、蒋维乔,庄俞、董康、胡朴安,陆尔奎、叶楚伧.戴季陶、陈冷血、陈布雷、唐驼等。其中,孟,蒋、庄,董,唐等人都为常州籍。姚公鹤又与章太炎相熟,时有书信往来(对姚公鹤与章太炎是否曾有交往,目前尚有不同意见)。1928年,姚公鹤还参与了上海中医界反对国民政府颁布的"废止中医案"活动。参见《银元时代生活史》第1—3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大好佬,武进方言,意即有能力并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者。

                                                                     

叔父,一面给病人喝人参汤,以延续生命。叔父从上海赶回来后，两人见了一面,原配夫人就去世了。我就是通过这件事才知道人参是可以延长生命的。叔父的原配夫人去世后,他的侧室就成为

正式的继配夫人了。

叔父的继配夫人个子不高,人很漂亮。从上海到乡下来时,一身旗袍,大概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关系,她在乡下也是说一口上海话。叔父共有五子-女。原配夫人生有一子-一女,其余4个儿子都是继配夫人所生,排名都是“初”,名剑初、直初、明初、俊初。这几人中,剑初曾参加革命,后来退党,大概现已去世了。直初的天资不太好,但工作很好,明初读书很好。俊初是新中国电影录音技术的前辈,长期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曾担任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录音师。

关于叔父的去世的原因, - 直不很清楚,乡下有一些传说,恐不可全信。据说，他是因为在上世纪20年代全国掀起的反日浪潮中,表现出倾向于日本的态度，引起了社会的误会,遭到各界的激烈

抨击。为此,叔父感到压力很大,就从上海躲到乡下，住在郑陆桥的亲家公屠培成家，抑郁成疾，于1930年春在上海病逝。

叔父去世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人葬东奚墅的祖坟，而是将灵柩停放在姚家头村北一个叫火烧沟头的地方,准备日后再移葬祖茔。据乡老回忆，当时,先把地面铲平,上放6口摊缸,缸口朝下,缸底朝上,灵松柩即座放在缸上。然后在灵柩外用青砖砌椁,再用石灰封面，此称之为“浮椁”。后来叔父的继配夫人逝世，也采用了同样的形式,与叔父的浮椁相隔不过数尺。1951年清明

前,叔父的长子遂初、次子剑初率部分家人从上海回到乡下,将两口棺木在原地分别深埋,从浮椁上拆下的青砖还铺了--条小路,以方便村人行走。遂初设宴遍请族中长者,逐桌敬酒，态度诚恳,委托大家代为照看。

“文化大革命”时期,木料紧缺,家乡盗掘棺木成风,十坟九空,防不胜防。已经腐朽变成青黑色的棺木经“过磷酸钙”涂抹,做家具盖房子,色泽白亮如新。姚家头当时也盛行此风,有村人将叔父和他继配夫人的棺木取出,骨殖深埋。据当时直接参与的人讲,挖出的棺木约四五寸厚,红漆尚存，材质完好,不是杉木,有异香。挖出来的棺木,原本准备搭猪舍用,因天色已晚,就放在外边,准备第二天派人锯板,不料在夜里就被贼人偷走，一块也没剩下。火烧沟这个地方,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盖满厂房,深理叔父和他继配夫人骨殖的地点,已无法寻找了。①

五农耕及家务

祖父在世时,家境并不好,一家人曾穷得只好住祠堂,后来在能干的祖母的经营下,家中境况日益好转,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子。房子是逐步盖起来的,从东往西盖,我记得先盖的房子是祖母和婶娘等住的,后来就盖伯父家的房子。我家只有3间楼房,后来称为“老楼”,以别于20年代盖的新楼。老楼不高,为的是不遮住后面人家的阳光。20年代时,我们又盖了4间新楼、5间平房。因为盖房,加上父亲开的饼行亏本,所以借了不少债,直到父亲去世时也未还清。

父亲晚年多病,家中大小事情均由四姐姚荷秀作主。四姐一生未嫁,除了勤俭持家之外,在经营方式上也很有一套。当时家里的经济收入主要靠收租,养猪、养蚕、编蒲包挣钱,四姐处理债务时,把每年攒下的钱集中起来还给一个债主,尽量做到彻底还清,而其他债主,则该付利息的还付利息,这样一来,就能逐渐减少债务的本金数量,实际上也就少花了不少钱。

由于债务较多,父亲在世时曾建议当家的四姐,可以卖掉-些"破田”(即因“漏水”而无法种水稻的田)来还债,但四姐认为卖田是不肖子孙所为,执意不肯。为了既能保证家庭开支,又可逐步清还债务,四姐动了很多脑筋。比如,自耕田所产粮食和收来的租米,基本上是自家食用,以及用于支付长、短工的工资和弟妹们读书的学费,膳食费。农村生活中现金开支很有限,靠做蒲包换取的现

                                                      

①姚公鹤去世及下葬的情况,由姚文哲提供。

                                                      

金便已足够应付一般的物质生活。还债主要是靠出售大部分自种的杂粮,如黄豆、赤豆、芝麻等(少部分留作自家食用)的钱,以及卖出的春秋两季蚕茧、两窝小猪、一头肉猪的钱。将一年之中的各项大宗收入集中起来还债,年复一年,才算逐步还清。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受世界丝业的影响,养蚕业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行业,丝价波动较大。蚕在生长过程中容易染病,如遇不测,就会大批死亡,前段的投资和功夫都白费。蚕快“上山"时食量很大,有时自产桑叶不够,就要借高利贷买桑叶。我家自有桑田多,但把大批带叶桑条运回来,需要不少劳力,此时的工价也就很贵了。蚕长成了,让它做茧到采茧还有一系列的劳动。蚕茧很轻，又要保持干净,运输途中得十分小心。如果是卖鲜茧,卖出后就有收入,但收茧的商人常常会趁机压价。将蚕茧烘干后再卖,则可能会积压资金,而且未来的价格也很难预料。

当时江南一带养的蚕都是本地品种,虽然比较适合江南的气候,但出丝量较低,丝的质量不太好。而日本蚕种结的茧大,丝的质量也好,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价格较高。但是,我们那里的农民开始对洋蚕种不信任。南京政府成立后,政府建立培育自己的蚕种,并派技术员每年下乡推广良种，传播新的养蚕技术。当时,一般是每个村子来两个人,在村里住一个月左右,指导农民养洋种蚕。收购蚕茧时,对洋种茧给予较高的价格。这样,到了30年代初,农民就全都改用洋种了。

上世纪20年代前养蚕,一年只有一季,品种改良后,改为一年两季,即春蚕和秋蚕。秋蚕技术上更需要指导,采叶方式与春蚕不同,春季蚕长大时食量很大,桑树枝条也长大了,可以把枝条剪回来在家里采桑叶,妇女小孩都可以做,但剪枝条和运输需要壮劳力。春季剪完后又随即长出新枝条。到养秋蚕时新枝条上又有新叶子,但此时只能一张张采下来,初秋多霉雨,采叶时常挨淋。所以秋蚕一般养得少些,但也很辛苦。

土地是农民的根本,我家有多少地呢?听说我父亲有一个遗嘱(我没见过),遗嘱中说:我哥哥、我、四姐姚荷秀每人8亩地。我的两个妹妹每人5亩地,这5亩地的收入给她们做嫁妆,面不是直接将地作为嫁妆陪送的。这样算起来,我家当时一共34亩地。到土改时,村里的干部告诉我,我家共有80多亩地。那么,这个数字中应该包括良田、淡、冈、沟、滩地,而上述34亩地是良田,只占总数的一半还不到。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就在做着改造土地的工作。对于江南的低洼地来说,祖先们与水争地,研究出一些特有的改造办法。他们先把地围起来,让外面的水不再进入,然后把地分成一块一块的，一块地挖下去使之更低,把挖出来的土堆到另一块地去,低地就叫淡,高地就叫冈,形成W的样子。当时江南很多低洼地只能长蒲草,这些低洼地买起来很便宜,我父辈如何攒钱够买这些土地的,我不知道。只记得父亲雇了人来改造这些地,这是很费时费力的。改造好后,冈上种桑树,澄里种蒲草。土地买卖的详细过程如何进行也不知道,但是记得土地买回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便宜些但没有绝对的支配权,也可以收租子;另外一种是买下所有权。向哪些人买土地呢?一般来说江南的人很不容易卖地，一种情况是破落的地主,比如我们村里有个地主叫姚兴岐,因他面黄,人们都叫他“黄兴歧”。大家说,黄兴歧烧肉,一面烧~-面吃,到烧好,肉也没了。这人后来就把家败了。我家很可能就是从这样的人家买来的土地。另一种情况是家里突然有什么变故,急需要钱用也要卖地。我家买来的地,大多租出去给人家种,我家只收租子。

经营凑,冈需要的劳力少,但靠淡、冈里种东西的收入很不稳定。比如说桑树,头一年蚕茧卖得好,第二年桑叶就卖得好,如果头一年因什么原因蚕茧卖得不好,第二年也就没人买桑叶了。所以还是要靠种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收入。我跟四姐去收过租子,一亩收多少租子我不知道,收时一般收麦子、米,不大收稻。收稻用斤量,收米用斗量,量米时东家在斗上面用手心抹一下,手心的凹凸全凭东家的良心。抹平了以后再用手拍-一下斗,然后往收租人的粮袋里倒,绝不能在交租人一面往斗里倒粮时一面拍斗。

收回来的粮食,卖出的不多,绝大部分都留作自家食用,放在家里一个很大的米y里。这个米囤有一人多高。青黄不接时,左邻右舍也常来借米,我们都借给人家。

编蒲包也是我家的收人来源,销路最好的是编盐包,即装各种盐的包。蒲包要按照规定的式样、尺寸编,但盐包不用封边,毛边的就行。村上有做蒲包生意的人,每天早上各家各户将编好的蒲包送去,当时清点,当时就给钱,一个蒲包几个铜板。编蒲包的收入有限,但已够买灯油,豆腐之类，充作家中的零用钱。

蒲草长在淡里,每年阴历十月左右长工或短工要去把蒲草割回来,放在场上晾。家里人再经常将草分分堆,翻翻身。晾好以后,在院子里堆成两人多高的蒲草垛,作为日后编蒲包的材料。

我小的时候,家里长期雇一个长工,忙时再雇些短工,平时改造田地、采桑叶.割蒲草等,都需要雇人。每天,长工自己知道应该做什么活,不用主人催促,忙起来的话,主人也与长工商量雇人的事,由长工出去找人。当时江南长工的来源有这样两种,一是苏北来的穷人,带着老婆孩子在此地租~间房住下来;一是村里的穷人,也是有老婆孩子的。长工每年有几十个大洋的收入,平时可以吃饱饭,每天还可以吃一块肉。家中男主人是可以吃肉的,女人一般都不吃肉,可见长工的待遇是好的。长工住在我家楼房前5间平房里的1间,与他挨着的是裁缝。裁缝每年来租一间房,住一冬天,给村里人做衣服。平房的中间是门,门再过去的3间租给人家。

郑陆桥下的河与长江相连,在生活中也留下一些与长江有关的记忆。比如说5间平房的前身是木屋,我小时还见过。木屋是长江上游放木排的人搭在木排上,用以栖身的。到下游把木排卖了,木屋没有用了,我们就把它买来当作屋子。常州这边的长江水很浑,木头不易腐烂,较为好卖。无锡那边是太湖水系,水清,木头爱长青苔,不好卖。还有,我们那里的芦蒲港直接通往长江,每天潮来潮往,河里沉淀了很多河泥,所以每隔三五年都要挖河泥。我们家没有劳动力,只能出钱。挖出来的河泥堆在岸边,在上面可以种竹子,还可以种“苋棵”当柴火。江南的燃料很紧张,我家自己不种什么庄稼,也就没有稻草可烧,但在沟或滩里可长茅草,每年都要雇人割茅草回来,堆垛,以供一家大小之用.也有一部分卖掉。我家冬天院子里满满的,有蒲草堆,还有茅草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时局稳定了一段时间,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由于家里盖房子,借了很多债,到我小学毕业时,不知是家中没钱,还是照顾我年纪小,总之是大人让我在家休学一年。当时,我的生母已经去世,父亲也日益衰老。我休学在家,他就每天教我一段《孟子》,先是给我讲一遍,然后让我到屏风后面去读3遍(不要求背),读完了就说:“行了!”那时读的书,直到现在有的还记忆深刻,可以脱口而出。

1931年,休学一年的我没有考上省立常州中学,只好进了私立常州中学,哥哥与这个学校的国文教员很熟,就同意我分期支付学费。初中念完后,我考上了省常中。这时家里的境况虽然好一-些了,但我仍可以感觉到,每当暑假结束,四姐姚荷秀为我筹措学费、食宿费的困难。

[口述者简介〕姚榜义,1919年生于江苏武进,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水利工作,参与过治淮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等。曾任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主任,水利部规划局副局长。2004年获水利部颁发的“南水北调工程规划设计荣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整理者简介】承载,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20;姚浦,编辑,中国质量杂志社10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