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拓跋嗣与姚兴联姻考

姚波

拓跋嗣与姚兴联姻考

陈  勇

摘 要：神瑞二年北魏与后秦联姻，双方的表述却截然相反，都是在贬抑对方、抬高自己，强调各自的 法统地位。柴壁战后，魏主拓跋嗣主动迎娶姚兴之女，意在与秦人结盟。其主要背景在于，北魏进占河北 之后，东晋成为其南面的强邻，柔然的压力又有增无减。北魏被迫进行战略调整，寻求与后秦通婚，其政 治、军事上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柔然、东晋、后秦三面夹击的危局。《魏书》将与他国通聘一律写威对方“朝 贡”,有时就掩盖了魏人示弱、求和的实情。
关键词：拓跋嗣；姚兴；联姻；战略调整；《魏书》书法


一、拓跋嗣、姚兴联姻全过程复原
    北魏明元帝永兴三年(后秦姚兴弘始十三年，411)至神瑞二年(弘始十七年，415),《魏书》中关于 北魏与后秦通聘的记载相当密集。该书卷三《明元帝纪》:永兴三年(弘始十三年，411)六月，“姚兴遣 使来聘”。永兴五年(弘始十五年，413)二月庚午，“姚兴遣使来聘”①。同年十一月癸酉，“姚兴遣使朝 贡，来请进女，帝许之”。神瑞元年(弘始十六年，414)八月戊子，“诏马邑侯元陋孙使于姚兴”。同月 辛丑，“姚兴遣使来聘”(同书卷七十五《羌姚兴传》:“神瑞元年，兴遣兼散骑常侍、尚书吏部郎严康朝 贡。”)。神瑞二年(弘始十七年，415)十月壬子，“姚兴使散骑常侍、东武侯姚敞，尚书姚泰，送其西平 公主来，帝以后礼纳之”(《羌姚兴传》文略同)。
    另据《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下》:“时魏遣使聘于兴，且请婚。会平阳太守姚成都来朝，兴谓 之曰：‘卿久处东藩，与魏邻接，应悉彼事形。今来求婚，吾已许之，终能分灾共患，远相接援以不?'成 都曰：‘魏自柴壁克捷已来，戎甲未曾损失，士马桓桓，师旅充盛。今修和亲，兼婚姻之好，岂但分灾共 患而已，实亦永安之福也。’兴大悦，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致方物。”耐人寻味的是，约略始于永兴 五年(413)的北魏与后秦的联姻，《魏书 · 明元帝纪》说是秦人“请进女”,《晋书 ·姚兴载记》却说是魏 人“请婚”,表述截然相反。
    《魏书 · 明元帝纪》疑由魏澹《魏书》追补而非魏收书原文，宋人考证甚详，唐长孺先生亦有说 明“。将这篇《帝纪》与《太平御览》卷一〇二《皇王部二十七》“后魏太宗明元皇帝”条所引《后魏书》对 照，又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情况：永兴三年(411)至神瑞二年(415)北魏、后秦的通聘乃至联姻，在《太平 御览》引文中并无踪影。《太平御览》沿自《修文殿御览》,《修文殿御览》所引《后魏书》应即魏收《魏 书》。魏伯起是否有意抹去这部分史实，尚不能确定。但魏澹重提此事，应该是查阅过北魏的官方


作者简介；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①《资治通鉴》卷一一六义熙九年(弘始十五年，永兴五年，413)三月：“庚午，秦王兴遣使至魏修好。”(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第3658页)与《魏书》此条所记应为一事。按，“三月”,《魏书》讹作“二月"。
② 宋人校语，见殿本《魏书》卷三《明元帝纪》下《考证》。唐长孺《校勘记》,附标点本《魏书》卷三《明元帝纪》后(北京：中华书 局，1974年，第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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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上引《晋书 ·载记》的主要依据，是《十六国春秋》或十六国国别史，其最早的出处，则有可能是 后秦的档案。该《载记》的口径与拓跋史家相抵触，也就不足为怪了。魏人、秦人记叙他们的婚媾，都 是在抬高自己、压抑对方，强调各自的法统地位。
    姚兴、姚成都的对话，涉及大量具体情节，后秦一方(后秦国史、《十六国春秋》及《晋书》)的记载， 也更接近事实。姚兴说：“(拓跋嗣)今来求婚，吾已许之。”表明这次和亲是源自魏人的建议。姚兴在 拓跋嗣“请婚”后“请进女”,其实是对北魏正式的答复。本文推测两国联姻始于永兴五年(413),也是 以此为据的。
    拓跋嗣向姚兴提亲，姚兴选择了西平公主。《魏书》卷十三《皇后传》:“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兴  女也，兴封西平长公主。”姚兴送女远嫁，表现了对这桩婚事的诚意。《魏书 ·皇后传》又说：“太宗以  后礼纳之，后为夫人。后(引者按：原文作“後”,似与前句重复。疑应作“后”,指西平公主)以铸金人 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礼秩如后焉。是后犹欲正位，而后谦让不当。泰常五年薨， 帝追恨之，赠皇后玺绶，而后加谥焉。葬云中金陵。”后秦西平公主在北魏一开始就获得尊崇，更为两  国的通婚营造出隆重的气氛。《宋书》卷四十八《朱超石传》:“索虏托跋嗣，姚兴之婿也。”北魏已经与  后秦联姻，拓跋嗣做了姚兴的女婿，此事也为他们南方的对手——晋人所熟知。
    上引《晋书 ·姚兴载记》称：姚兴接受拓跋嗣“请婚”,即“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启动和亲大典。《魏 书 · 明元帝纪》载，永兴五年(413)十一月癸酉“姚兴遣使朝贡，来请进女”,该秦“使”是否就是严康，不得 而知。但据魏人的记录，严康到达平城，在神瑞元年(414)八月辛丑。永兴五年(413)十一月癸酉的“朝 贡”者，也许另有其人。神瑞元年(414)八月戊子，明元帝“诏马邑侯元陋孙使于姚兴”。元氏的使命，《魏 书 · 明元帝纪》未作交待。从时间顺序看，元陋孙此行在姚兴“请进女”和严康“朝贡”之间④,大概是就 婚礼的细节，与秦人作进一步的沟通。至于马邑侯的身份被特别标出，则显示该使团的规格颇高。
    《资治通鉴》卷一一七“义熙十一年(神瑞二年，弘始十七年，415)十月”:“秦王兴使散骑常侍姚敞 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魏主嗣以后礼纳之；铸金人不成，乃以为夫人，而宠遇甚厚。”司马光等人所 言，或以魏收、魏澹两种《魏书》折衷而成。至此，北魏与后秦、拓跋嗣与姚兴的联姻正式完成。另据 《魏书 ·皇后传》:“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皇后候选者手铸 金人，是拓跋部的传统习俗。至于“夫人”称号，《魏书 ·皇后传》又云：“太祖追尊祖妣，皆从帝谥为皇 后，始立中宫，余妾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有品次。”《晋书》卷二十一 《礼志下》载哀帝即位时江彪 议章皇太妃称太夫人语，谓“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嫔”,魏人疑仿晋制。
    以上大致可以复原魏、秦两国联姻的过程。其中，永兴五年(413)十一月癸酉秦使报聘，本来是 姚兴对拓跋嗣求婚的回应，魏人记事，却写成“姚兴遣使朝贡，来请进女，帝许之”,变为后秦主动联姻 而北魏接受其请求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等人对此事的处理。《资治通鉴》卷一一六“义熙九年 (永兴五年，弘始十五年，413)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请昏于秦，秦王兴许之。”与《晋书 ·姚兴载记》相 同而有别于《魏书 · 明元帝纪》,《资治通鉴》作者对相关史实，显然进行了仔细的甄别、取舍。
    这里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拓跋嗣迎娶姚兴之女，是在秦人所谓“柴壁克捷”后酝酿完成的。弘 始四年(天兴五年，402)八月至十月间，后秦与北魏决战于柴壁。姚兴计划一举灭魏反遭拓跋珪痛 击，秦军主力损失惨重，前线将领大多被俘。此后，魏、秦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秦对北魏不再 构成主要威胁②。到北魏灭后燕、“扫平中土”①之际，鲜卑拓跋部已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军事存在。数

①神瑞元年(414)八月戊子，元陋孙奉诏使秦；辛丑，严康抵达平城，前后相差半月。平城(或马邑)与长安相距近两千里，马车 单程约需一周，故严康大概是在元陋孙觐见姚兴后才从长安出发的。平城、长安之间的交通路线，日本前田正名氏已有考证，并画图 示意，大致是经雁门关，沿汾河一线行进。见氏著《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61-177页。
②《魏书》卷二《太祖纪》:“天赐元年(404)春正月，遣离石护军刘托率骑三千袭蒲子。三月丙寅，擒姚兴宁北将军、泰平太守衡 谭，获三千余口。”(第41页)是柴壁战后魏、秦两军之间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后秦已明显处于守势。
③拓跋珪语，见《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3页。《北史》卷一 《魏本纪 ·道武帝纪》同，见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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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姚成都向姚兴汇报的情况：“魏自柴壁克捷已来，戎甲未曾损失，士马桓桓，师旅充盛。”大体 属实。既然如此，北魏何以要向后秦主动示好，拓跋嗣何以又要向姚兴主动求亲呢?
二、拓跋嗣主动示好、求亲的背景
    我们对拓跋嗣、姚兴联姻一事的分析，不能脱离道武、明元之际北部中国各种政治、族群势力互 动的背景。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泰常元年，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舟师自淮泗入清，欲诉河西上， 假道于国。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关号曰天险。 一人荷戈，万夫不得进。裕舟船步兵， 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若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  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太宗将从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马  休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今兴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劲躁之人， 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  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人，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  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  得关中，悬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斗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  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  官军争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  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太宗遂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战于畔城，为裕将朱超  石所败，师人多伤。太宗闻之，恨不用浩计。”(第809-810页)
    《北史》卷二十一 《崔浩传》文略同。唯“东州”,《北史》作“南州”,《资治通鉴》亦从《北史》。胡三 省云：“南州，谓魏之南境相州濒河诸郡。”此说可酌①。实际上，崔浩此处所言“东州”或“南州”,指“恒 山以南”的“河北”全境，覆盖整个后燕故地。
    《资治通鉴》又有“秦主泓亦遣使请救于魏” 一句，不见于诸史。外朝公卿所谓“且秦，婚姻之国， 不可不救也”云云，也仅见于《资治通鉴》。这些重要资料，反映刘裕伐秦带来的北方各国政治关系的  变化，赖司马光等人转记而得以保存。
    “函谷关”,《资治通鉴》作“潼关”,据刘裕进军路线判断，司马光等人所记更为可信。“兴死子 劣”,《北史》作“兴死子幼”,按姚泓继位时已近而立之年②,“幼”为“劣”字之讹无疑。《资治通鉴》作 “姚兴死，子泓懦劣”,亦其侧证。“假令国家弃恒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守河北也，居 然可知。”《资治通鉴》此条前有“南北异俗”四字，疑另有所本。“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 敌”,《资治通鉴》作“裕西入关，则恐吾断其后，腹背受敌”,也更为合理。
    泰常元年(416)“刘裕伐姚泓”,距北魏明元帝与后秦西平公主完婚(神瑞二年，415)仅仅过了一 年，北魏朝议所及，大致也反映魏、秦两国联姻时北方政治、军事的大势。魏人关于是否出兵的争论， 关涉北魏与柔然、东晋(刘裕)、后秦各国之间的战略博弈。争论的双方， 一方是“外朝公卿”与“内 朝”,代表主流的意见，即崔浩本传所谓“群议”;另一方是崔浩，或许还有其他人，但肯定是少数派，非

①《魏书》卷二十四《张哀传》:“太祖曾问南州人于衮。衮与卢溥州里，数谈荐之。”(第614页)按张衮为上谷人，卢溥为范阳 人，均与“魏之南境相州濒河诸郡”无关，可知胡注此条不确。又幽州诸郡人皆谓之“南州人”,此“南州”是相对于更北的云中、平城一  带即北魏初期的境域而言的。但“东州”也是当时习见的提法，如《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上文：“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 苏垣因华阴公主等言谶书国家当治邮，应大乐五十年，劝太宗迁都。浩与特进周澹言于太宗曰：‘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  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第808页)同《传》下文：“世祖闻麟连定与刘义隆悬分河 北，乃治兵，欲先讨赫连。群臣曰：‘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第821页)可知“东州”未  必就是“南州”之讹。另据《魏书》卷九十四《阐官 ·仇洛齐传》:“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 采漏户，供为纶绵。自后逃户占为细茧罗縠者非一。”(第2013-2014页)“东州既平”指北魏克后燕，“东州”泛称后燕故地。
② 《晋书》卷——九《姚泓载记》称姚泓死时年三十，在位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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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意见。“太宗遂从群议”,正是迫于主流意见的压力。
    “群议”主张出兵救秦，理由是“婚姻之国，不可不救也”,依崔浩的表述，就是“顾婚姻，酬一女子 之惠”。“群议”对刘裕西征的看法，出于一个基本判断：“扬言伐姚，意或难测。”说透了就是“扬声西 行，意在北进”①,晋军以灭秦为名而攻魏，魏人对此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崔浩则认为，刘裕对后秦用兵，是因为司马休之等人在姚兴父子支持下，长期骚扰荆州一带。刘 裕试图利用姚兴新死、诸子争权的机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②。按照崔浩的看法，“西行”、“伐姚”确是 刘裕的本意，“北进”之说不能成立③。
    崔浩针对“群议”,提出北魏“不可发军”的两点理由， 一是“蠕蠕内寇”,二是“民食又乏”,触及鲜 卑拓跋部立国之本，值得深入探究。其中，“民食又乏”主要指平城一带的粮食紧缺(即孝文帝所谓 “京邑民贫”),是北魏建国后直到迁都洛阳前长期面临的困境④。不过对北魏而言，“蠕蠕内寇”即柔 然南下侵扰，是更为棘手的问题。明元帝继位后，柔然的军事压力有增无减。柔然兵锋所及，不断威 胁北魏政治重心所在的云、代一线。魏帝一再北巡，魏军多次北伐，主要都是针对这个北方的敌手。
    崔浩的意见后来得到验证，所以明元帝“恨不用浩计”。问题在于：魏人为什么普遍持与崔氏相 反的立场?他们在刘裕主动求和时⑤,为什么普遍拒绝接受，而主张出兵阻止晋军西进，并最终导致 拓跋嗣作出错误的决定?
    鲜卑拓跋部取代慕容部进占河北之后，北魏周边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东晋成为其南面的强邻。十六国前期，鲜卑拓跋部与东晋结盟，是晋人在北方制衡胡、羯的重 要力量。但十六国末年拓跋珪复国后，代(北魏)与东晋的盟友关系已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后秦因柴壁 一战惨败，丧失了在军事上与北魏抗衡的实力，反而成为姚兴与拓跋嗣议和的转机。姚成都所言：“今修 和亲，兼婚姻之好，岂但分灾共患而已，实亦永安之福也。”可以说正是后秦执政者心态的写照。
    北魏拓跋嗣与后秦姚兴议和乃至“请昏于秦”,其政治、军事目标是与秦人结盟。这样的全局性 战略调整，使魏人在入主河北之初有可能摆脱树敌过多，被柔然、东晋、后秦从北、南、西三个方面夹  击的危险。上引崔浩所谓“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实际上是出于同样的思路。 所以明元帝寻求与后秦和解，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有趣的是，据《魏书 ·崔浩传》,崔氏对姚兴求婚，似乎早有预见：“太宗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 洪范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浩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

① 此句《资治通鉴》作“其势必声西而实北也”,意与《魏书》、《北史》同。
② 这其实就是刘裕向魏人陈述的伐秦的缘由，刘裕及部将王仲德等人所言详见下引《魏书》卷二十九《叔孙建传》。
③ 《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第2133页)是对刘裕出兵动机更 准确的判断，但晋人伐秦之际，北魏朝野还没有这样的意识，至少还没有形成共识。
④ 近年有学者提出，北魏后期“平城以北至阴山地区的农业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断言“经济问题不可能是(孝文帝)迁都的  主要原因”。但《魏书》卷七十九《成淹传》载孝文帝敕曰：“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第1754页)是   重要的反证。由孝文帝本人的说法，可知“恒、代无漕运之路”,是造成“京邑民贫”的主要原因。而孝文帝决意迁都，既与“京邑民贫” 一类“经济问题”有关，也与“通运四方”一类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有关。上引《魏书 ·崔浩传》载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苏垣   劝明元帝迁都于邺，崔浩与特进周蒲谓迁都“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云云，亦可证南迁以纾缓都城的粮荒，是北魏朝臣中酝酿已久   的意见。
⑤《魏书》卷二十九《叔孙建传》:“司马德宗将刘裕伐姚泓，令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将逼滑台。兖州朝史尉建率所部弃城济 河，仲德遂人滑台。乃宣言曰：‘晋本意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太宗闻之，诏建自河内向枋头以观其势。 仲德人滑台月余，又诏建渡河曜威，斩尉建，投其尸于河。呼仲德军人与语，诘其侵境之意。仲德遣司马竺和之，建命公孙表与言。 和之曰：‘王征虏为刘太尉所遣，入河西行，将取洛城，扫山陵之寇，非敢侵犯魏境。太尉自遣使请魏帝，陈将假道。而魏兖州刺史不  相体解，望风捐去，因空城而入，非战攻相逼也。魏晋和好之义不废于前。’表曰：‘尉建失守之罪，自有常刑，将更遣良牧。彼军宜西， 不然将以小致大乖和好之体。’和之曰：‘王征虏权住于此，以待众军之集，比当西过，滑台还为魏有，何必建旗鼓以耀威武乎?'仲德卑  辞，常自言不敢与大魏抗衡，建不能制之。太宗令建与刘裕相闻，以观其意。裕答言：‘洛是晋之旧京，而羌姚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之 计久矣，而内难屡兴，不暇经营。司马休之、鲁宗之父子、司马国璠兄弟、诸桓宗属，皆晋之蠹也，而姚氏收集此等，欲以图晋，是以伐  之。道由于魏，军之初举，将以重币假途。会彼边镇弃守而去，故晋前军得以西进，非敢凭酸魏境。’”(第703-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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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是时，有兔在后宫，验问门官，无从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征。 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嫱者，善应也。明年，姚兴果献女。”《北史》卷二十一 《崔浩传》文略同，唯“验问  门官，无从得入”,《北史》作“检无从得入”;“命浩推其咎征”,《北史》又作“帝令浩推之”;“善应也”,则  不见于《北史》。
    上文已经说明：北魏与后秦的联姻，是由北魏方面首先动议，魏澹《魏书》说姚兴遣使“请进女”, 估计是对拓跋嗣的正式回应，拓跋史官将此事写作后秦主动和亲，则是为了维护北魏的法统地位。 我们相信，魏收书崔浩本传姚兴“献女”之说，是魏人的曲笔；至于崔浩对后宫咎征的推验，同样也是  史家的杜撰。但这个故事却透露出一些重要信息：
    拓跋嗣与姚兴和亲的计划，最初应该是在小圈子中的密谋，“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的崔浩， 想必是参与者之一。“有兔在后宫”,只是偶然的异象，崔浩预测“当有邻国贡嫔嫱”,似乎是劝说拓跋  嗣与姚兴联姻的借口。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此类“善应”可能又是拓跋嗣、崔浩设置的迷局，意在减  少朝野对联姻后秦——对后秦战略调整—— 的阻力。
三、《魏书》北魏与他国通聘书法
    《资治通鉴》中类似上引拓跋嗣“请昏”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魏书》卷一 《序纪》什翼犍建国六 年(即晋康帝建元元年，前燕慕容就十年，343)八月：“慕容元真遣使请荐女。”《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建元元年(建国六年，慕容就十年，343)七月”条记作：“代王什翼犍复求婚于燕，燕王就使纳马千匹 为礼；什翼犍不与，又倨慢无子婿礼。”“八月条”又云：“就遣世子偶帅前军师评等击代。什翼犍帅众  避去，燕人无所见而还。”
    此时前燕的军力远胜于代国，慕容偶、慕容评等击代，“什翼犍帅众避去”,就是明显的证据。《资 治通鉴》什翼犍“求婚于燕”说，也更为合理。建国七年(344)二月，什翼犍遣长孙秩入燕迎娶慕容就 女为后，故司马光等人有“子婿礼”之言。伯起称慕容就“遣使请荐女”,疑系魏人夸张之辞。“代王什 翼犍复求婚于燕”之说，仅见于《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应有所本。同样是北魏与他国的联姻，同样 是拓跋史官的避讳，司马光等人同样也作出改动，结果就由《魏书》的慕容元真(就)“遣使请荐女”,变 为《资治通鉴》的什翼犍“求婚于燕”了。
    《魏书》记述十六国之间的交往，有其特定的书法。对于北魏同各国通聘，多写成对方“朝贡”,偶 作“来聘”、“朝聘”、“来贡”、“朝献”,其例屡见于《序纪》:昭帝禄官十三年(306),“昭帝崩。徒何大单 于慕容麂遣使朝贡”。穆帝猗卢三年(310),“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 之”。猗卢九年(316),“李雄遣使朝贡”。平文帝郁律二年(318),“刘曜遣使请和，帝不纳”。三年 (319),“石勒自称赵王，遣使乞和，请为兄弟。帝斩其使以绝之”。四年(320),“私署凉州刺史张茂遣 使朝贡”。惠帝贺停元年(321),“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四年(324),“帝惠 始临朝。张茂死，兄蹇子骏立，遣使朝贡”。昭成帝什翼健建国四年(341)十月，“刘虎死，子务桓立， 始来归顺，帝以女妻之”。十二月，“慕容元真遣使朝贡，并荐其宗女”。六年(343)八月，“慕容元真遣 使请荐女”。是年，“李寿死，子势僭立，遣使朝贡”。七年(344)七月，“慕容元真遣使奉聘，求交婚，帝 许之，九月，以烈帝女妻之”。八年(345),“慕容元真遣使朝贡”。九年(346),“石虎遣使朝贡”。十年 (347),“张重华遣使朝贡”。十六年(353),“慕容倘遣使朝贡”。十七年(354),“张祚复称凉王，置百 官，遣使朝贡”。二十二年(359)三月，“慕容偶遣使朝贡”。八月，“卫辰遣子朝贡”。二十四年(361) 春，“卫辰遣使朝聘”。二十八年(365)十二月，“苻坚遣使朝贡”。
    “朝贡”一说，此后亦不绝于书，如《道武帝纪》:登国元年(386),“帝虑内难，乃北蹦阴山，幸贺兰  部，阻山为固。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骄帅步骑以随同  等”。十二月，“慕容垂遣使朝贡，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帝不纳”。三年(388)十月，“慕容垂遣  使朝贡”。四年(389)十月，“垂遣使朝贡”(按前一年五月，陈留公元虔使于慕容垂，此系燕人报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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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氐吕光自称三河王，遣使朝贡”。七年(392),十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贡”。皇始元年(396), “司马昌明死，子德宗僭立，遣使朝贡”。“吕光僭称天王，号大凉，遣使朝贡”。天兴二年(399),“秃发 乌孤死，弟鹿孤代立，遣使朝贡”。三年(400)四月，“姚兴遣使朝贡”。四年(401),“卢水胡沮渠蒙逊 私署凉州牧、张掖公。蒙逊及李嵩并遣使朝贡”。五年(402),“秃发鹿孤病死，弟侮檀统任，遣使朝 贡”。六年(403)十月，“司马德宗遣使朝贡”。天赐五年(408)三月，“姚兴遣使朝贡”(按：已见上引)。
    《明元帝纪》的写法则有所不同：永兴三年(411)六月，“姚兴遣使来聘”(按：已见上引)。五年 (413)二月庚午，“姚兴遣使来聘”。十一月癸酉，“姚兴遣使朝贡，来请进女，帝许之”。神瑞元年 (414)八月，“姚兴遣使来聘”。二年(415)四月，“司马德宗遣使朝贡”。是年，“李嵩卒，子歆立，遣使 朝贡”。三年(416)三月，“司马德宗遣使来贡”。六年(419)九月壬申，“刘裕遣使朝贡”。
    《太武帝纪》又恢复了《道武帝纪》的写法， 一律称“朝贡”:始光元年(424)正月，“乞伏炽盘遣使朝  贡，请讨赫连昌”。八月，“刘义隆遣使朝贡”。神麝元年(428)四月，“赫连定遣使朝贡，帝诏谕之”。 是月，“南秦王杨玄遣使朝贡”。是岁，“沮渠蒙逊遣使朝贡”。二年(429)四月，“刘义隆遣使朝贡”。 三年(430)十一月辛丑，“沮渠蒙逊遣使朝贡”。四年(431)闰月乙未，“蠕蠕国遣使朝献”。延和元年  (432)五月，“刘义隆遣使朝贡”。十月，“吐谷浑慕瓒遣使朝贡”。二年(433)九月，“刘义隆遣使朝贡， 奉驯象一 ”。三年(434)十月癸巳，“蠕蠕国遣使朝贡”。太延元年(435)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车师  诸国各遣使朝献”。六月丙午，“高丽、部善国并遣使朝献”。八月，“粟特国遣使朝献”。二年(436)二  月戊子，“冯文通遣使朝贡，求送侍子，帝不许”。三月丙辰，“刘义隆遣使朝贡”。八月甲辰，“高车国  遣使朝献”。十一月，“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贡”。
    按“来聘”的说法，《魏书》诸《帝纪》中仅见于《明元帝纪》。《明元帝纪》所记神瑞元年(414)八月 “姚兴遣使来聘”,与《晋书 ·姚兴载记下》“(兴)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致方物”,应为一事，在《魏书 ·羌姚兴传》中，又写作“兴遣兼散骑常侍、尚书吏部郎严康朝贡”。《魏书 ·羌姚兴传》可以确定是魏 收的文本，恰恰用的是“朝贡”而不是“来聘”。《魏书 · 明元帝纪》与《羌姚兴传》出处不同，宋人考证 《魏书 · 明元帝纪》为魏澹《魏书》,这也可以作为一项证据。
    《魏书 · 明元帝纪》永兴三年(411)十一月癸酉“姚兴遣使朝贡，来请进女”一段文字，值得进一步 琢磨。其中，“来请进女”四字最为费解。“来请”的提法，《魏书》全书中仅见于此处。我怀疑“来”下 本有“聘”字，魏澹书原文是“姚兴遣使来聘，请进女”,与《晋书 ·姚兴载记下》“魏遣使聘于兴，且请 婚”的句式近似。后人依魏收之例将《魏书 · 明元帝纪》的“来聘”改作“朝贡”,但此句“来”字未及删 除，又并入下句，故有今本《魏书 · 明元帝纪》中“遣使朝贡，来请进女”的奇怪表述。若此说不误，则 《魏书 · 明元帝纪》中“来聘”与“朝贡”的混用，可能也都是后人改写的结果。
    然而，笔者更关心的问题是，如果北朝史家这类书写是以北魏档案为据，则大致可以肯定：魏人 将与他国通聘一律写成对方朝贡，是作为拓跋部征服的成果，用来衬托北魏的正统地位。至于魏澹 与魏收的做法有所不同，可能又反映了隋朝统一中国后人们观念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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