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全』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

姚波

姚振宗与《隋书·经籍志考证》

刘洪全

原载：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年

古典目录之书，“汉有略、晋有部、唐有录、宋有目、元有考，志则诸史共之。”这是明代胡应麟在《少宝山房笔丛》中对我国目录著作做的概括说明。目录著作在书目中独立成类，是到《隋书·经籍志》史部开始立“簿录”一门，自此目录学成为专门之学。唐宋以后，历代都有成书。目录学者对目录学的研究，大多对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宋代郑樵、清代章学诚以及《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校雠略》、《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名目录学家和目录学著作的研究较多，而对第二流目录学家如清末目录学者姚振宗及其在史志目录领域中所作的补注、考证和撰述的重要成就则研究的较少。以往的目录学著作也有提到的，但常常是语焉不详。本文试就姚振宗及其《隋书·经籍志考证》作一简要介绍和分析，以期引起图书馆界对其人、其书的重视。·


姚振宗，字海搓。浙江山阴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生于一个书香之家。在他出生时家境衰落，其父希望他能振兴家业，故取名振宗。其父仰云，字楚青，号秋墅，在扬州做官时，得奇石如狮形，因筑狮石山房。其人雅好典籍，喜聚古册，购得旧版书籍多种，并让振宗按照四部体例，编辑书目，成《师石山房书录》，由此喜为目录之学。其父死后，振宗从扬州迁回绍兴，乡试（考举人）三次未中，自念不为世用。购得陆放翁在鉴湖的快阁读书处旧址，隐居快阁，勤奋读书，博览群籍，专治目录考证学。先后编成《汲古阁刊书目》二卷，《百宋一厘书录》一卷，重编《师石山房书录》三十一卷，代撰《湖北通志·艺文志》十四卷，旧志一卷。于是“知目录亦如经学之有古今。”“凡汉魏六朝簿录家之源流，汉、隋、唐、宋诸史之经籍艺文，靡不寻究指归，得其门径”。加深了基本功力,提高了学识，为他补注、考证古典目录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光绪十五年到二十五年，用十年时间，考证、补注史志目录，先后撰成《汉书·艺文志拾补》六卷，《汉书·艺文志条理》八卷，《后汉艺文志》四卷，《三国艺文志》四卷，《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辑佚《别录》、《七略》佚文各一卷。隔了两年，他亲自将以上七种，七十四卷，三百余万言专著，汇编为有名的目录学丛书《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亦名(珍本丛书》)。他说:“皆目录学之最古者，


自三代秦汉以迄隋，学术流别，大抵略具”。晚年又编成《绍兴姚氏谱》十八卷附存谱三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六日卒於快阁，终年六十五岁。.他一生不墓虚名，隐居读书，.努力著述。不知昏晓者，将四十年。姚氏小传的作者曾评论说:“清乾、嘉间，越中治斯学者，惟二章氏（即章学诫、章宗源)，越百余年而有先生，其成就且远过之，虽不知名于当时，信足矜式于百世矣!”“一个不甚知名，又缺乏政治依靠的学者，能够独立完成如此繁富的著述，足证其学识之博，功力之深。”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敬重的地方。


姚振宗是“清末能熔铸各种相关学科于一炉而终身致力于编撰目录学著作的学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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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目录考证学著称。考证之学，创始于宋人，盛行于清代。考证是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其方法是训话、校勘和资料的佚辑整理。从内容上考证目录，并撰成专著的以宋代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为最早。宋以后，元代有马端临的《经籍考》，清代有朱彝尊的《经义考》、查学诚的《史籍考》、谢启昆的《小学考》以及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等。还有康熙以后各家补史经籍艺文志和正史艺文志考证等。编纂愈来愈细，考证愈来愈详。“学者自创新解，自标新得，必凭考证资人共信，考证诚所当重。”姚振宗总结继承了乾嘉学派在经史考证上的成果，提出:“目录之学，固贵乎有所考证”的主张。他认为各种目录，如列书名、次时代的私家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家目录；鉴别版刻，校仇异同的藏家目录，提要鉤玄，治学涉径的读书家目录等，都寓有校勘之学，校勘是考证的一种方法。而“考证之学，至无穷尽，识大识小，或得或失，各就其心目所致。”因此，他说:“予始为《后汉、三国》艺文志，矫钱氏（大昭〉、侯氏（侯康）所未备，继为《汉志拾补》、《汉志条理》演王深宁氏（应麟）之所未尽。个又为是志（指《隋书经籍志》)，所以补章逢之(宗源）之残缺不完也。”矫其未备，演其未尽，补其残缺，就是为了提高目录的参考使用价值。所以书目贵在考证。而考证应得“体要”。所谓“体要”，就是对每一书的本末源流，著者始末，目录体例等加以疏补考证，以便恢复原有面貌。资人索用。


姚振宗以考证史志目录为主。《隋书·经籍志考证》是他补注、考证诸史志中最卓著的一-部。


《隋书·经籍志》亦称《五代史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的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它收录了自梁以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的见存典籍，还附载了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其分类及编排方法，自宋代晁、陈以下，到清代的《四库总目》几乎相沿不变，形成所谓正统派。其总序小序和注释，至今仍不失为考见唐代以前古籍概况的重要资料。而且就这些序的内容来看，也是今天研究古代目录学和目录学史的重要文献。《隋志》产生在初唐，它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是一部“远绍班、荀，近开晁、马”的承前启后的名著，成为簿录家之圭臬。因此，唐朝统治者把它立为法程，著入《唐六典》。唐以后，历代官修书目和经籍艺文志，几乎悉遵是志，无所违越。《隋志》是以四部分类，而四部分类不以《隋志》为最早,而保存四部体例并见于今者，唯《隋志》为最古。四部分类所以能够长期流传，居于“正统”地位。一方面它反映了当时所存典籍和学术的客观实际，另一方面就是统冶者对它的重视，这后一种条件往往起很重要的作用。至于它本身存在的略而不详的传人，亡而不见的书名，茫无可考的体例，乱无可理的头绪，还有门类节次的不同，以及古今存佚之数，写刻刊误之处，避讳改芟之故等问题，在姚振宗以前，都没有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整理和考订。清乾隆时期虽有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但章考也因辑佚而成史部史部十三卷，经、子、集三部都没有成书。对于《隋志》这样一部重要的目录著作，姚氏认为文繁义博，如不加以疏注考证，是不能明其指归，得其体要的。所以他说:“一旦疏通证明，使之原原本本，粲然瞩自，岂非一大快事哉！前哲既未有成书，予故乐为之而不疲也。”


《隋书·经籍志考证》五十二卷，首卷叙录，仿马端临《经籍考》的编纂方法，将辑录的有关资料分编为：第一、叙述四部源流；第二、考证《隋志》著者；第三、叙述《隋志》体制；第四、叙述历代名家对《隋志》的评论；第五、评论章（宗源〉考《隋志》，另附新撰略例。《隋书》原有总序，历述汉代刘向以来各代整理典籍的经过，相比之下，姚氏叙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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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总序更有条理、有层次，内容更全面、更深刻、更有指导意义，可称之为全志的纲领。这一点他远远超过了“著录之书不求甚备，撰人始末不必甚悉”，而对“篇序之文，反有所考”的章宗源。姚氏学古不泥古，他研究古人的文化遗产,既不被束缚，也不随意割裂，而是积极大胆地去发掘，使之更完善、更准确地去反映本来面貌。


姚氏对《隋志》的考证，采用辑录体编篡法，他称之为“辑书之法”。所谓辑录体，是用摘引成文的方法，广泛辑录相关资料来揭示图书的内容得失。他运用前人经史考订上的方法，博稽群籍，辑录了大量的列传、序跋与使用价值较高的书目资料，如，《唐书经籍、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晁志》、《陈录》、《玉海》、《经籍考》、《经义考》、《四库总目》、《马氏辑本》、:《严氏文编》等，对浩繁的资料，加以分条辨惑，断以心裁，“力摒繁冗不切之言，务存简要核实之语。”然后分条排比，或以时代先后为次，或以事类联贯为次，先以撰人始末,次及本书源流。


著者始末。姚氏徵引诸史纪传，名家文集及各书序跋，一一叙述。如对《七略》的作者刘歆。他摘引《汉书·刘向附传》、《汉书·艺文志》、《凤俗通义》、《七录序》、《北史》等等相关资料，说明刘歆校书、讲学以及“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的简要情况。使读者可以了解当时的环境和学术源流，可“不见古人之面，略知古人之心”。对一著者有两种以上著作的，在前一类著作中做著者介绍，而在其它类著作中只作参见，如经部小学类《文字集略》条下注引《梁书·处士传》，介绍阮孝绪的生平及其所著《七录》等书，而在史部簿录类《七录》条下注阮孝绪有《文字集略》见经部小学类，不再宋著者介绍。这是《隋志》所无，姚氏在考证时所创。


书籍源流。他考证《隋志》注意了收辑隋代已亡、'唐时复出的佚书。我国少志目录的传统作法是根据当时的政府藏书目录简化成经籍艺文志，以表一代藏书之盛。《隋志》固然要反映有隋一代的藏书之盛，但隋代和齐梁时代是我国六朝时期图书发展的两个高峰。《隋志》的编修者改变了记一代藏书的传统。著录图书大体采用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以及陈、隋等旧录，记其佚存的书籍和已经亡佚的亦分别注出，再加初唐所传中古书籍等，编成目录专编，然后删除重复，写成定本，著录图书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即今《隋志》所有。隋唐相去不远，隋代亡书，唐时复出者，都录入《唐书经籍、艺文志》，他举《隋志》与唐书二志等目录著作相互验证，辑出佚书五百六十多部。姚考《隋志》实在著录图书四千七百五十七部。他对每种书都加以详细考证，“凡撰人爵里，著书指归，但有可以考见之处，靡不条举而疏通证明之，务使一书源委，大概可见。”他采用各家之说，特别是后人对原书的批评，都详细录存。对于个别无资料可徵引的书，略伸自己的见解；有所心得或有疑问的，则写成按语，附在一篇之后。这些按语都很精确，为诸史志所不及；原书由于内容疑惑不解，造成误著的，往往是“取裁安处之间，几经审慎而始定；订证疑异之处，数易稿草而后成。”他举了史部谱系类对《世本》一书，就是经过反复考证，四易其稿而后成。《隋志》中有一书两名，重复著录者，他分析了史志目录出现重复著录的原因。指出：“校书有本书可见，修志唯书目是从，各为一事，亦各异其职。故史志与书目似同而实异，未可一例论。”校书与书目，应是眼见其书，以书为主，史志是见目不见书，以目为主。所以史志多有见於前而复出於后，著于此复出于彼的重复现象，他采用互见的方法，一一详注。《隋志》经他考证后，书的名称卷数、真伪存亡、本末源流等，清清楚楚，原原本本，粲然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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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志》体制，是用四部分类法。四部分类始于郑默的《中经簿》，成于东晋的李充，至唐初修《隋志》，四部始入经籍志，并确定了经、史、子、集的名称和次序。所以史志甘录以四部分类的，首推《隋志》。《隋志·总叙》指出:“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实有四十篇一一引者)，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这里主要是指学术源流以及目录分类而言。姚氏认为《隋志》“取资于《七录》。师资于《七略》”。四部之中，经部根据《七录》，大钝小疵。史部的前九类有条不紊。只有杂传、地理两类，编次无法，不合体例。如：地理类有陆澄的《地埋书》和任昉的《地记》，二书都是众家合集（有人认为是丛书之祖)，应属丛书，编入一般地理类内是不妥当。杂传类是从梁、陈、隋各家书目中辑入的书籍，没有经过很好的编次，显得杂乱。子部的五行类及医家的后半篇，收录图书最多，头绪纷繁，特别是五行类，在类例上分隶不清，最难措手。原因主要是缺乏“诠汇之工”。他把《隋志》同《汉志》类例加以比较研究，在全志四十类中大部分进行了类中分类。他在《汉书·艺文志条理》叙中曾说:“是志也，一篇之中各有章段。不善读者，莫不以为杂乱。其实部次井然，皆有条理，班氏立法之善之善者也。其后《隋书·经籍志》类中分类，未尝不师资于此”。从而可以看出，《隋书》的类中分类是远有师承的。但不熟悉，不善读的人，也是不容易一下就能搞清其头绪。因此，区分类别。疏通证明，就显得特别重要。其分类情况如下:


经部十类，易类实际著七十部，附注亡书三十五部，总计一百五部。类中分类，又分七个属目，第一、传注之属，第二、系辞注之属，第三、音义之属，第四、论难之属；第五、杂义之属；第六、义疏讲疏之属；第七、图谱之属。其它如书类分五属；诗类分六属，礼类分十八属；乐类分六属；春秋类分十二属；孝经类分二属；论语类分七属；异说不分，小学类分七属。总计经部十类分七十属。
史部十三类，分三十二属。
子部十四类，分六十属。其分类方法都和经部易类相局。
集部三类。楚辞类不分。别集类按时代顺序排列:楚汉、后汉、三国、西晋、东晋、宋、齐、梁、后魏、北齐、后周、陈、隋，凡分十三子卷。总集类按文体排列。分文章及评论、赋及注解、音训、图谱、封禅文、雅颂，诗及注解、评论、图谱、乐府歌曲、箴铭、诫训、赞文、七篇、吊文、碑文、祭文、行状、论附客难、连珠附典引杂文、诏令、册命、表奏附檄文、露布、启事、书札、策对、策问、诽谐，共分十九属。综观姚考《隋志》分为四部四十类，一百八十一属。类例整齐，条理备具，层次井然。大大方便了阅读和使用，更加提高了《隋志》的参考使用价值。


《隋志》接《汉志》后，书前有总叙，部有总论，类有小序。史志目录中唯此二志有这样的序。这些序论是研究各类学术的由来得失和考证流派变迁的重要文献，颇具学术史的性质。文美义赅，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姚氏仿班固编撰《汉志》所采“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的办法，把《隋志》的四十八篇序论，择其切要者，皆析入各篇中，“自馀无关宏旨而其文实繁，具在本书不复写录。”他运用原著序论作为疏通考证的资料，而另摘《唐六典》中解释《隋志》各类的释文编入总叙中，是他的一个创举。这样做，可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全书各类的内容，确有“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的良好效果。为了对《隋志考证》有更深入的了解，现将《唐六典》中释文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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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十类：《易》以纪阴阳变化；《书》以纪帝王遗范；《诗》以纪兴衰诵叹；《礼》以纪文物体制;《乐》以纪声容律度；《春秋》以纪行事褒贬；《孝经》以纪天经地义；《论语》以纪先圣微言;“图纬”以纪六经（訁千）候;“小学”以纪字体声韵。


史部十三类：正史以纪纪传表志；古史以纪编年系事；杂史以纪异体杂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起居注以纪人君动止；旧事以纪朝廷政令；职官以纪班序品秩，仪注以纪吉凶行事﹔刑法以纪律令格式；杂传以纪先贤人物；地理以纪山川郡国；谱系以纪氏族继序；略录以纪史策条目。·


子部十四类：儒家以纪仁义教化；道家以纪清净无为；法家以纪刑法典制；名家以纪循名责实；墨家以纪强本节用；纵横家以纪辩说谲诈；杂家以纪兼叙众说；农家以纪播植种艺；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兵法以纪权谋制变；天文以纪星辰象纬；历数以纪推步气朔；五行以纪卜筮占候；医方以纪药饵针灸。


集部三类：楚辞以纪骚人怨刺；别集以纪辞赋杂论；总集以纪类分文章。
《唐六典》所载四部门类，与《隋志》类目相同，惟经部“图纬”，《隋志》作“异说"；史部“略录”，《隋志》作“簿录”。以《唐六典》释文代替《隋志》序论，虽不是姚氏的心得之言，但确是独具慧眼的大胆创举。


姚振宗治学，谦谨不自矜。惟独《隋书·经籍志考证》加写了后叙，颇自负地说:“吾于此书多心得之言，为前人所未发，亦有驳前人旧说之未安者。”《隋志》是一部很有学木参考价值的著作，特别是在我国古典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唐以后历代学者所重视。但也有不赞同者，如有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书志篇》中说:“伏羲以降，文籍已备，逮于战国，其书五车，传之无穷，是曰不朽。”所以他认为自班固《汉书·艺文志》以后，都是循覆车重轨。“前志已录，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频互出”。批评《隋志》是“广包众作”、“骋其繁富”。刘知几提出:“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对于刘氏的批评和主张，姚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刘氏於艺文一志，未尝详究其体用。”“艺文、经籍之可贵，贵其纪实”，它可考见书籍存佚、新旧和篇卷的异同，不能嫌其繁富和频频互出。刘知几也没有预料到他死后不久，即遭“天宝之乱”，古籍目录因是失传者不知其数。又经“广明之乱”，更扫地无余。这一点，从宋代的《崇文总目》所载目录可以看出来。初唐以前的目录著作，几近绝迹。宋代以后的学者，要了解古书名目，唯赖《汉志》和《隋志》。姚名达先生曾指出:“知几当年嫌其繁富，后人转恨其简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即知几旧说之未安者。


至于明代焦竑所著《隋书·经籍志纠缪》，姚氏指出，焦氏是以今有类目去纠《隋志》所无，如时令、经解、通史、制诏、食货、艺术、类家和释八类，都是《隋志》没有的类目。所以姚氏批评说:“以今有之目去纠《隋志》之缪，不自知其缪也。”章学诚也曾指出:“焦某不知古人类例。”是确中其病的。郑樵说:“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不明，则书目不清，读书便泛滥无归，终身无得。


对于《隋书·经籍志》的研究，在姚振宗之前，有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氏考证与章氏考证名同而实异。章考只成史部十三篇。经、子、集都无成书。姚氏指出章考《隋志》的类目不同于《隋志》。见下表下页)


从表中看出，自起居注后，先后次序移动，不同于《隋志》此其一。其二，考证不得“体要”。章氏仿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例，对于著录的书籍，不求详备，著者始末，不加详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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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志》类目	章考类目
正史	正史
古史	古史
杂史	杂史
霸史	霸史
起居注	起居注
旧事	地理
职官	谱系
仪注	簿录
刑法	旧事
杂传	职官
地理	仪注
谱系	刑法
簿录	杂传

而对篇序之文反有所考，徵引传注、类书佚文，独致其详。其三，以辑佚代替目录考证学。古书多亡于北宋，故辑书始于王应麟。章宗源仿王氏之例，采获经史传注，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而成史部。姚氏指出，以辑佚之法代替目录考证学，是不妥当的。他说：近时为目录考证者，往往以搜辑佚文为事，不知佚文特考证中之一端，不於一书之本末源流，推寻端绪，徒沾沾于佚文之有无以究心焉，则直以辑书之法，为目录之学，殊不然也。”他说：辑佚之业，可存古人真面”。但辑书自有辑本，若把佚文杂入日求之中，累读连篇，使目录也变成了辑本，这就失去了考证目录的意义。其四，关于《隋书·经籍志考证》的书。章考本意是因为辑书而成。姚氏指出，名为经籍志考证，实与经藉志在离合之间。其族人章小雅曾说此书本名叫《史籍考》。所以姚氏认为，所题经籍志考证是好事者所为。姚氏对章考的比较和研究，为他考证《隋志》加深了功力。他的《隋志考证》，其成就是远过前人的卓著。岑仲勉先生曾在《隋志求是》序中说:“姚振宗复著《隋书·经籍志考证》，网罗全志，溯厥源流，珠玉在前，宜若后起者无著手之余地矣。”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今天看来，确是一部有学术参考价值的好书。他的考证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丰富的参考资料。因此，学者专家，特别是图书馆工作者，凡有条件的大有一读再读的必要。开卷一阅，琳琅满目，左采右摘，乐以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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