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晓刚』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主要来源和历史影响

姚波

后秦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及其主要来源和历史影响

戴晓刚

（陇东学院历史系甘肃庆阳745000）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提要：姚兴乃十六国后秦的第二代君主，姚兴时后秦的大发展,除却其他因素，其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实属关键。研究发现: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具体涵盖文教、为政、伦理诸方面，其来源既有主观方面（自身）的因素，亦有多方面的客观（外在）因素。姚兴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一方面直接推动了后秦综合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当时北部中国的教育普及,加速了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

关键词：姚兴；汉文化修养；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Ｋ23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3637（2008）02－0108－03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纷纷仿效汉、魏、晋诸汉族王朝先例，大力推行汉化之举，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厉行汉化，主观因素在于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就后秦姚兴言，其汉文化修养颇具特征。学界对十六国时期各胡族统治者的汉文化修养问题已有概论，然就姚兴而论，仍缺乏专文探究。有鉴于此，特作此文，祈教于方家。

—、姚兴汉文化修养的基本表现

1、“崇儒兴学”——姚兴汉文化修养的文教表现

汉武帝以降，尊崇儒士、兴学（尤指兴办中央官学）重教即为汉族封建王朝主要的文教政策。受汉武帝影响，十六国时期虽当兵戎交接之时，但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亦重视崇儒兴学，从而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局部的、暂时的恢复和发展［1］。诚如宋大川、王建军亦言：“从十六国情况看，绝大部分政权在文教政策的选择上，明确地确立了崇儒兴学这一方向，为使这一政策行之有效，十六国各政权统治者身体力行，亲自过问崇儒兴学事宜，影响了一时风气。”［2］（47）考诸史籍发现：于十六国之中，姚氏建立的后秦在“崇儒兴学”方面较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其办学规模和成效都比较大［3］，而后秦姚氏之“崇儒兴学”，当以姚兴为最，其“崇儒兴学”的具体表现有二。

（1）尊崇儒士

十六国所处正值群雄割据、胡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十六国乱世。为了寻求于乱世中的生存和发展，亟须各少数民族统治者行汉化之举，以换取汉族士人及广大汉族百姓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减轻胡汉矛盾，巩固统治。而要行汉化之举，则须继承、发扬自汉武帝以来汉族王朝尊崇儒士的优良传统。后秦姚兴正是在当时这一历史趋势的驱动下，仿汉族王朝先例，加之其本人对汉文化的仰慕和倾心向学（详见本文第二大部分之4），遂施行了一系列“尊崇儒士”的措施，对此，《晋书》本载记有“虚襟访道、侧席求贤”八字予以概评。依《晋书•卷117姚兴载记》《晋书•姚兴载记附尹纬传》，严可均辑、何宛屏等审定《全晋文〉）等相关史料，姚兴“尊崇儒士”的典型例证有六。

例证一：早在以太子身份镇守长安时，‚姚兴即“与其中书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

例证二:称帝后，姚兴以“天水姜龛、东平淳于歧、冯翊郭高等皆耆学硕德，经明行修，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

例证三：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姜）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

例证四：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声，往来出入，勿拘常限”。

例证五:古成“诜风韵秀举，确然不群，每以天下事非为己任”，姚兴遂“以（其）文章雅正，参管机密”。

例证六:尹纬“性刚简清亮”；“少有大志，不营产业”,具有较为丰富的传统历史文化修养，曾与姚苌一起讨论汉高祖、萧何君臣之道；苻坚末曾以“宰相之才也，王景略（王猛，字景略）之俦”谓之，且以未能给以重用而自叹，后为姚兴所重用，历任尚书左、右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集行政、军事、司法大权于一身。

由上举六例可知：第一，姚兴行“尊崇儒士”之策，早在其为太子时即已开始；第二，姚兴尊崇的主要是关陇（即后秦的统治中心区）一带的儒士；第三，儒士受姚兴尊崇的类型，可大体分为“教授长安”（为学从教）、“讲论经籍”和“讲论道艺”（参政议政）、“参管机密”（参与决策）三种。

（2）提倡儒学

众所周知，汉代以后，诸汉族王朝统治者大多实行“提倡儒学”的政策。至十六国时，此一优良传统便为后秦姚兴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承袭，并有所创新。关于姚兴“提倡儒学”王俊杰先生概括指出：“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像姚兴那样提倡儒学、奖励文教可以说是仅见的。”［4］具体而言，姚兴时的后秦较为重视中央官学的置办，其办学规模和成效都比较大；朱大渭亦称姚兴“大办学校，广招儒生”［5］。据不完全统计，姚兴时习儒的官学生竟达一万多人，习儒的学校主要是太学和国子学。当然，亦须指明：姚兴所兴办的儒学,如同整个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儒学一样‚，已非魏晋之际儒学的原型，‚而是融入了草原文化之后的文化形态，换言之，姚兴兴办后的儒学，已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创新。

2、布德行孝——姚兴汉文化修养的为政表现

自西周以后，重视以德治国、恭行孝道乃汉族王朝的基本统治思想。姚兴虽为羌族，却能远承汉族诸王朝先例，近承前秦苻坚的德政观，行“布德行孝”之政，至为难得。

（1）布德惠

开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先河的西周著名思想家周公最早提出“明德”、“慎罚”、“保民”的治国思想；秦汉魏晋时期，我国古代的“德治”思想有了一定的发展。就后秦姚兴来看，本载记载其“及镇长安，甚有威惠”；尹纬也曾言于姚苌（姚兴之父）曰:“太子纯厚之称，著于遐迩。”［6］（2972）可见，为太子时姚兴即已颇具“德惠”修养，继位之后更加倡行“德惠”之政，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在礼制方面，实行较为“德惠”的将士服丧及相关制度。史载，姚兴曾颁诏《下书定遭丧制》，其文曰：“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场险要之所，皆听奔丧，及期，乃从王役。临戎遭丧，听假百日。”又曾颁诏《下书恤战亡士卒》，规定：“士卒战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亲，为之立后。”还曾颁诏《下书赠战没军士》，明令：“军士战没者，皆厚加褒赐。”［7］遍查我历代王朝，像姚兴这样连下几道“体恤”将士诏书的君主当属少见，其较为“德惠”的为政作风可见一斑！

第二，于法制方面，姚兴借鉴汉、魏、晋诸汉族王朝先例，行整顿刑狱、刑宽禁简之政。依《晋书•姚兴载记上》：“兴常临谘议堂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而对“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又，“（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因姚兴注意整顿刑狱，废除苛法，遂使后秦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第三,在选官制度上，姚兴间或重视以“德”取士。譬如，仿汉武帝等汉族王朝贤君主之先例，姚兴曾令百僚举荐殊才异行之士；又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以为所用。有时姚兴也能对社会最下层者行“德惠”之事，如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曾颁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以上事例均载自《晋书•姚兴载记》。我们以为，这些举措尽管事出有因，但毕竟对扩大后秦的统治基础、解放劳动力、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行孝道

“孝”的观念源于氏族社会的血缘“亲亲”关系，孝道正式形成于孔子创儒学之时，孝道德观念在汉民族传统的道德文化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而恭行孝道乃汉文化在伦理思想上的集中反映。

《晋书•姚兴载记》概称："（兴）敦友弟以睦其亲”；"（姚）兴谦恭孝友”,具体表明姚兴恭行孝道的典型史实，是姚兴对其母死后的丧葬安排一事。

姚兴之母死，群臣议丧葬之事。时尚书郎李嵩以为：“三王异制，五帝殊礼。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因而“既葬之后，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力主以“三王”孝道行之。右仆射尹纬则认为：“帝王丧制，汉魏为准”，群臣亦坚持应依汉魏晋故事，“既葬即吉”，无须于葬后继续着素服临朝。最后姚兴认定：“尹仆射弃先王之典，而欲遵汉魏之权制，岂所望于朝贤哉！其一依嵩议。”［6］（2978）可见‚，在李、尹二人围绕丧葬问题的争议中，姚兴显然支持了李氏“应素服临朝”的建议，维护了“三王”以来的传统丧制。令人惊叹的还在于姚兴当时不仅是“素服临朝，甚至到了“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的地步。

由上所考可见：姚兴守孝道，且将孝道推行于为政之中，而且，姚兴之恪守孝道与前述其颁行的“德惠”丧制之间，当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正因为姚兴恪守孝道（以传统孝道安葬其母），所以，才会行“孝道”之政，颁布“德惠”的丧制。

二、姚兴汉文化修养的主要来源

1、羌族的汉化

羌族的汉化起步较早，早在商周时，部分羌人即与周人联姻，逐渐华夏化［8］。战国、秦、汉以来，其汉化的形势日趋明显。东汉中后期，在与汉人的频繁接触中，受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羌汉之间习俗、语言的差异更趋缩小。两晋时，整个羌族已经汉化［9］。

总起来看，羌族的汉化过程发端于商周，形成于战国，发展于两汉，而完成于魏晋至十六国前期。既然羌族的汉化已于十六国前期完成，这便为随之入登历史舞台的后秦姚兴提供了具备较高的汉文化修养的良好历史环境。

2.姚羌（氏）他人的影响

姚羌原是汉代居于今甘肃、青海一带的烧当羌的后裔，其祖先世代为羌人的酋长。淝水之战后，姚羌乘前秦瓦解的有利时机,建立了后秦。在后秦姚羌之中，姚兴的汉文化修养最高。研究发现：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当与姚氏（羌）的家传有直接的关系。

（1）姚苌的影响

姚苌乃姚兴之父，古史称其少聪哲，多权略，还安定（从甘肃泾川西北）后，曾“修德政，布惠化”;又曾“立太学，礼先贤之后”［6］（2967-2968）；还重用天水、南安（从甘肃陇西东）的尹详、尹纬、尹延年、尹嵩等汉族世族士人；对古成诜，亦因其建言“布德行仁、招贤纳士”而备受姚苌重用，擢其为尚书郎，参与决策。刘国石明确指出:“姚兴受姚苌的影响，为太子时已知道重视汉文化。”［9］概括起来，姚苌汉文化修养的主要表现，一是布德行仁，二是尊崇儒士。毋庸讳言，上举姚兴汉文化修养的两大表现乃首先是受其家父之影响所为。

（2）姚襄、姚显的影响

除直接受其父的影响外，姚兴颇具汉文化修养，也与其伯父姚襄、其弟姚显等人的影响有关。史载，姚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谈善论，英济之才著于南夏”。依《晋书•姚苌载记》，姚苌曾以“讲论道艺”四字赞评姚襄的汉文化水平，而为学、为政则是表现姚襄汉文化修养的两大方面。另外,姚显的汉文化修养也比较高，且与姚兴不无关系，史称，"（姚显）清秀明发，才兼文武，为县令十余年，政无疵颣。机务之暇，宾客如云，谦虚传授，待士以布衣之礼。或昏夜静坐，与贤士谈论时政，孜孜不倦”［10］。可见，姚显不仅是一个汉文化修养很全面（德、学、才、勤、绩）的“姚羌”，更是一个符合汉族王朝考核标准的优秀的羌族官员！

“姚羌”数代何以会颇具汉文化修养？简言之，除了整个“羌族的汉化”这一缘由外，正如邵正坤所言：十六国时期，“那些初以军功致显的家族，为了保持门第的世代高华，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加强德业儒素的研习，以致其后世子孙渐以文化修养见称”［11］。所以,应当判定：姚氏他人的汉文化修养，当为促使姚兴的汉文化修养（水平）养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3、前秦等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尊崇

以上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姚兴汉文化修养的两大来源，其中“羌族的汉化”当为历史来源，“姚羌他人的影响”当为直接（内部）来源。从社会大背景上分析，我们又会发现：十六国前期（姚兴之前）前赵、后赵、前秦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尊崇，乃是驱使姚兴汉文化修养形成、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间接（外部）来源。

在十六国前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贵族之中，前秦苻氏对汉文化的尊崇较为明显，尤以苻坚为最，且对姚兴有较大的影响。王俊杰先生业已指出：“在后秦政权建立之后，就不能不在前秦的基础上从具体情况出发，适应客观现实，顺从大多数人的先进经济文化水平，全盘接受汉族人民行之已久的封建制度，大力推行封建的政治措施。”［4］王俊杰先生此言准确地阐述了前秦苻氏尊崇汉文化对后秦姚氏的影响关系。具体来说，第一，苻坚的德政观对姚兴“布德惠”的为政观有较大的影响；第二，苻坚弘扬儒教对姚兴尊崇儒士有直接的影响。

除前秦苻氏以外，前赵、后赵诸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贵族对汉文化的尊崇亦对姚兴有一定（间接）的影响。前赵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尊崇当以其开创人刘渊、建立者刘曜、宗室刘盛（任安昌王）为典型。古史称：“（刘元海）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6］（2645）后赵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尊崇则以石勒、石弘为主，甚至就连号为暴君的石虎亦颇慕儒家经学，兹不备述。

还应指明，就上举前秦、前赵、后赵三个少数民族政权而言，当以前秦苻氏尊崇汉文化对后秦姚兴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后赵石氏,最后才是前赵刘氏。

4.姚兴本人对汉文化的尊崇（异常仰慕并倾心向学）

受羌族不断汉化的历史趋势的影响，借鉴姚羌他人及前秦、后赵、前赵等十六国前期政权统治者尊崇汉文化的先例，姚兴对汉文化异常尊崇。前已述及，早在镇长安时，姚兴即与其中书舍人梁喜、范勖等讲论经籍；继位之后，更将关中、陇右的大儒集中于长安，招引各地学生去长安求学；于听政之余，还常与名儒讲论道艺，错综名理。从“讲论经籍”到“讲论道艺”，说明姚兴的汉文化修养已从以前的“为学”阶段发展到“为政”阶段，当然，这正是其对汉文化的仰慕之情不断增长并倾心向学、细心探究的结果。可以说，对汉文化的异常仰慕和倾心向学，是姚兴颇具汉文化修养的最直接来源。

三、姚兴汉文化修养的历史影响

1、从文化和民族关系上看，因姚兴颇具汉文化修养（“崇儒兴学”）,直接推动了后秦及当时整个北部中国的教育普及，加速了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

《晋书•姚兴载记》已载，因姚兴对出入洛阳“谘访道艺、修己厉身”的“诸生”实行“往来出入，勿拘常限”的自由政策，“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而姚兴创办律学，实为推动后秦教育普及的典型例证。众所周知，后赵石勒时已有律学祭酒之设，但作为完整的官办学校律学尚未建立。承后赵之制，后秦姚兴正式建立了律学（“立律学于长安”）。律学的增设，补充了原有官办学校的名目‚，扩大了教学内容，‚拓展了教育对象‚，广而言之‚，它更成为唐代设置专科学校的先河，‚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整个十六国时期来看，由于姚兴等一批少数民族杰出统治者汉文化修养的普遍提高，促使“汉族士人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通力合作，将先进的教育制度传播到偏远的地区，使教育普及面大大拓展”,又“将中华民族古老而成熟的文化，从典章制度、礼乐教化到生产技术都传播给少数民族”,由此“促进了北部中国的教育普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融合”［2］（53）。

2.从政治上看，因姚兴颇具汉文化修养（“布德行孝”），直接推动了后秦综合国力的发展，奠定了后秦强盛期的基础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姚苌病故，其子姚兴继立。姚兴继位后，承乃父尊崇汉文化之先例，崇贤重教，整顿刑狱，使后秦政权一度颇为强大。就统治区域言，姚兴继位后，先是着力扩大了后秦在关陇地区的统治范围，继之以占领河东，后又乘东晋衰弱之势，攻占了自东汉以来北方的统治中心洛阳。至此，后秦的版图扩展到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南至汉川，北达上郡的广大地区，后秦的国力日臻强盛。当然，尤需指明，后秦综合国力的大发展，除了姚兴本人的影响之外，尹纬等一批汉族士人亦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33.

［2］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二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3］孙培青、中国教育管理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96.

［4］王俊杰、论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J］•西北师院学报，1982,（3）.

［5］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44.

［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严可均辑、何宛屏等审订.全晋文（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70.

［8］陈守忠、郭厚安，甘肃古代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94．

［9］刘国石、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J］.社会科学战线，2005,（6）.

［10］四库全书引十六国春秋•后秦录第46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817.

［11］邵正坤、北朝家学的特征及其演变［J］.社会科学辑刊，2007,（3）.

作者简介:戴晓刚（1963—）,男，甘肃静宁人，陇东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及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