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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涛』后秦立国前羌族姚氏动向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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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发表于 2022-12-9 15:53: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2-12-10 08:21 编辑

    后秦立国前羌族姚氏动向之探析


    许涛①
    (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贵州贵阳550018)
    原载: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1期

    姚波原文录出

    内容提要:羌族姚氏作为内迁“五胡”的一支,从雄踞于河湟,到辗转关陇、关东,再回归到关中,这绝不仅仅是空间坐标上的简单移位。其实,姚氏的这一动向,使得这支羌族的内部不断发生着“质”的变化:军事实力的增强、民族素质的提高、独立意识的觉醒等等,这都为淝水战后,后秦的立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关键词:后秦羌族姚氏动向
    中图分类号: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1-1-6

    ①作者简介:许涛(1979-),男,河南信阳人,历史学硕士,貴州师范学院教师。

        在十六国的后期,羌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一后秦,历经姚苌、姚兴、姚泓三代,从公元384年立国到417年被东晋所灭,一共34载,这也是内迁的羌族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唯一一个政权①。后秦的建立者虽然是姚苌,但立国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要想更好的认识这一姚氏集团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继而建立自己政权的情况,那就得追根溯源,从更早与姚氏有关的史实中去探寻答案。



    姚氏的兴起
    一、  姚氏的渊源
        建立后秦政权的姚氏,是羌族部落中西羌的一支一一烧当羌。传说烧当羌的祖先是无弋爰剑,其在秦时为奴隶,后与在逃亡路上结为的妻子一起,“遂亡入三河间”②,教河湟人耕种和畜牧,因而被推举为豪酋。黄烈先生认为:古代羌族实行的是“种姓家支”制度③,弱小的部落常常依附于强大的种姓。到了十三世烧当时,击败先零、卑湳种后,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大榆中,便开始逐渐强大起来,以后的子孙便世世以“烧当”为其种号④

    二、  关陇之地的姚氏
        东汉末年以来,关陇的人口因战争、饥疫、饥民外流而不断下降。政府为了补充劳动力及兵源,不断地把周边的少数民族招引至内地。这样以来,造成关陇地区的民族成份发生了改变。到了西晋时期,已经是“且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⑤,“戎狄”以羌族和氐族为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原本居住在河湟流域的烧当羌的一部分人口也内迁到了关陇一带,姚氏就在其中。
        笔者根据《晋书•姚弋仲载记》,把姚氏家族的脉络,大致梳理如下:
    烧当→(七世孙)填虞→(九世孙)迁那→(玄孙)柯回→(儿子)姚弋仲
        从烧当到姚弋仲,这支羌族发生了多次迁徙。烧当曾雄踞于洮罕之间,到填虞时,因为骚扰东汉的边境而被迁出塞,到迁那时,内附受封,便被安置在了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一带),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西晋“永嘉之乱”前。“永嘉之乱”使西晋的政局陷入更加混乱的状况,同时也给了在陇上的姚弋仲一个内迁的机会,“(姚弋仲)东徙榆眉,戎夏巒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⑥。“榆眉”在今陕西千阳一带,羌族姚氏开始从陇上进一步内迁到了关中一带。
        这支具备相当实力的羌族,从汉代到曹魏,再到西晋前期,始终充当着中原王朝统治西羌的重要角色,已经成为中原王朝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利用的对象。虽然在东徙榆眉后自称“校尉”、“刺史”、“公”等,但不久又臣服于刘渊建立的汉政权。所以,纵观此时内迁关陇的羌族姚氏,虽然在军事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但却疫有独立的政治意识,始终有着很强的依附心理,屈服于强权。从下面几则材料可以有更具体的认识:
    秦州剌史陈安求朝于曜,曜辞以疾。……安乃还上邽,遣将袭汧城,拔之。陇上氐、羌皆附于安,……⑦
    陈安围赵征西将军刘贡于南安,……雨霁,青人寻其迹,获安于涧曲,斩之。……氐、羌皆送任请降;以赤亭酋姚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⑧
    刘曜之平陈安也,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于陇上⑨
    及石季龙克上邽,……,季龙纳之,启勒以弋仲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⑩
        由此可见,羌族姚氏在此时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总是依附于所处地区的强权。当秦州刺史陈安在陇上击败前赵刘曜军队时(公元322年),便依附于陈安;但当陈安被刘曜军队斩杀后(公元323年),又依附于前赵政权。羌族姚氏在陇上割据势力陈安和前赵之间反复的选择,反映了羌族姚氏一方面还不具备足够自立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被当时混乱的时代潮流所主宰。但从羌酋姚弋仲在前赵时被任命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以及在后赵被任命为“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来看,此时的姚氏所属的部落,在羌族中应该是实力较强的一支。

    三、关东之地的姚氏
        《魏书•姚苌传》记述“(弋仲率部众)随石虎迁于清河之滠头”,这是羌族姚氏命运中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一次迁徙,时间发生在石勒死后,石虎掌权之时(公元333年)。姚氏集团被安置在清河滠头。滠头,属石赵冀州渤海郡广川县,其地在今河北枣强县境内。
    清河北迳广川县故城南。阚骃曰:县有长河为流,故曰广川也。水侧有羌垒,姚氏之故居也。⑪
    枣强县本汉旧县,属清河郡,县外即姚弋仲之故垒也⑫
        被迁徙的姚氏集团在滠头,一住就是十八年,直到石赵崩溃。关东十八年的生活,一个方面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一个方面是部族素质的提高。“然而,对于这两大集团来说,在关东的十八年,最重要的收获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部族素质获得的很大的提高”。⑬的确如此,在姚弋仲后代的身上都能证明这一点。难怪扬州刺史殷浩会“惮其(姚襄)威名”和豫州刺史谢尚一见姚襄“欢若平生”。在东晋门阀政治极看重门第的状况下,没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是很难和他们来往的,更何况是“(谢)尚闻其名,命去杖卫,幅巾待之,欢若平生”⑭了。在关东的社会条件下,姚氏集团的新生一代,尤其是贵族阶层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汉文化的修养方面,都深深地受到影响,因而眼界会更加开放。“襄博学,善谈论,江东人士皆重之”⑮和姚兴“不以兵难废业”⑯都是很好的说明。
        可以说,没有滠头十八年的熔冶滋育,姚氏集团就仅仅是关陇地区一支强大的军事势力而已,政治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前途,起码不可能会有后来那种三十多年后秦霸业的建立。

    姚氏的动向
    一、石赵末期的关东形势
        从石虎开始,后赵的人民便开始生活在残暴的统治之下。其晚年又在皇位的承接上,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1、梁犊之乱
        因皇位继承的问题,石宣杀害了石韬,而被石虎处死。同时,石宣的东宫卫士万余人也受到了牵连,被罚戍凉州。一行到达雍州时,当得知石虎因即皇帝位而大赦天下,自己却不在赦免之中后,众心怨恨。不仅如此,他们还受到押送人的欺辱。于是,在梁犊(东宫卫士中的一名成员)的带领下,起义造反,准备打回关东去。东宫卫士,皆多力善射,能以一当十,虽然没有装备,但是劳动工具在他们手中,都能成为有力的武器。这引起了石虎的极大惶恐,史载:
    [梁]犊遂东掠荥阳、陈留诸郡,虎大惧,以燕王斌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统冠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等讨之。……遂与斌等去犊于荥阳,大破之,斬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虎命弋仲剑履上殷,入朝不趋,进西平郡公;……⑰
        面对梁犊突如其来的叛乱,石虎曾先后派安西将军刘宁、乐平王石苞、大都督兼行大将军李农、统卫军将军张贺度前去征讨,结果都是被打得大败而归。可以说石赵已经派岀了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了,但还是阻挡不了梁犊东进的步伐,以至于这些被罚戍边的东宫卫士从扶风打到长安,又逾过潼关打到洛阳、荥阳一带,快威胁到了后赵都城——邺城的安全,难怪引起了石虎的惊慌。
        正是在这危难的关头,石虎不得不请姚弋仲和蒲洪出山援助了。对此,姚弋仲的态度如何呢?史载:
    弋仲嚷虎曰:“儿死,愁邪,何为而病?儿幼时不择善人教之,使至于为逆;既为逆而诛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儿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乱,当先忧此,勿忧贼也!……⑱
        不难看出,姚弋仲不忧梁犊叛,却为后赵的前景担忧。果然,在姚弋仲和蒲洪力量的配合下,很快平定了梁犊叛乱,因而还被进封为“西平郡公”。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此时的石赵政权已经是虚弱不堪了,而姚氏集团的实力却不可低估,通过这次平叛,也奠定了姚氏在后赵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2、冉闵之乱
        公元348年,石虎立刘氏的儿子石世为太子,而当时石世仅有十岁,这给以后石赵政权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正如姚弋仲在镇压梁犊起以前对石虎所言那样,所忧非东宫叛乱,而应是所立的儿幼!作为跟随石氏多年的姚弋仲,对石虎死后可能发生的变故,是做出了理性的预测。这也正是姚氏所担心的,因为一旦出现诸子争立,那么姚氏集团应该何去何从,在中州还能否立足,这都是姚弋仲在当时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姚弋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和依据的。石虎死后,石世即位,后赵内部很快形成了两大派系:以张豺、刘太后为核心的“后党”和以石闵(以下称之为“冉闵”⑲)、姚弋仲、蒲洪为核心的实力派。两派的斗争结果是以“后党”的失败而告终。石世被废,石遵登基。本以为控制幼小石世的“后党”被铲除之后,应该会有稳定的政治局面,结果却没料到会节外生枝——“冉闵之乱”。
        冉闵在镇压梁犊之乱中,威名更盛,“胡夏宿将莫不惮之”⑳。另外,再闵作为铲除“后党”的主力先锋,为石遵夺取皇位立下了大功。在此之前,石遵又曾经许诺事成之后,要立冉闵为太子,结果食言,这引起了握有兵权的冉闵(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的极大不满,于是石遵被杀,石鉴被扶上宝座,石氏的命运完全被掌控在冉闵的手里了。冉闵的所作所为,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石鉴只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摆设而已。果然,石鉴不久也遭到杀害,冉闵称帝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此后,冉魏政权建立。
        当得知石鉴被杀的消息后,镇守襄国的石祇便称帝,成为和冉闵对抗的石氏力量。此时,石赵的命运只能靠苻氏和姚氏这两个集团维系了,于是石祇北连姚弋仲,南连蒲洪来讨伐冉闵。
        当初,冉闵为了给自己称帝的道路扫清障碍,就已经开始排挤效忠于石氏的的两股强大的军事集团——枋头集团和滠头集团。如今,冉闵称帝后,又大杀石氏子孙和胡羯,史书记载:
    闵知胡之不为己用,颁令内外:“赵人新一胡首送风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新首数万。闵亲率赵人以诛胡、羯,无责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㉑
        中州大乱。冉闵大杀胡、羯的行为,使得民族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再加上慕容儁的势力南侵和东晋势力的北延,这让后赵末期的关东局势变的异常纷繁复杂。
    二、姚氏面临的政治抉择
        后赵末期关东复杂的社会局势,促使这两个集团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必须要考虑自身的去向问题,以便早作打算。
        “(苻)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据形胜之地,冉闵、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汉祖’。㉒由此可见,苻洪是本打算在石赵灭亡后,逐鹿中州之地的,不料,却被手下的将领麻秋“鸩杀”。苻洪临死时(公元350年),才意识到中州的局势并非是他当初想象的那样简单,所以规劝他的子孙图据关中,寻求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苻洪的儿子苻健率领自己的枋头集团回归关中,中原跟随着众多。其实,姚弋仲也有据关中的意图,史载:
    姚弋仲、蒲洪各有据关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帅众五万击洪,洪迎击,破之,斩获三万余级。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㉓
        但此时的苻氏已经捷足先登了,而且自己的实力又没法和苻氏集团相抗衡,所以只能拥戴在襄国的石祇集团,和冉闵作战。那么,石氏和东晋对姚氏的态度如何呢?
    石祇僭号,以襄为使持节、骡骑将军、护乌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
    晋遣使拜襄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即丘县公㉔
        从这两条记载可以看出,无论是石赵的残余势力,还是东晋政权都有意拉拢姚襄。对于两者,姚氏必须作出选择。从当时的状况来看,石赵政权虽然处于慕容氏和冉闵政权的包围之中,但毕竟还有一线转机的希望。另外,姚氏跟随石氏多年,而且多被委以重任,从悄感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在石氏并没有完全覆灭之时而抛弃之。
        那么当自己支持的石氏灭亡后(公元350年),姚氏又是如何打算的呢?此时,前燕政权也想拉拢这一力量,《魏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慕容儁以襄为豫州刺史、丹阳公,进屯淮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㉕但是,姚襄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告诫,没有接受前燕的册封。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事,无为不义之事”㉖
        事实上,当石赵政权彻底崩溃后,姚襄的确是接受了东晋的委任,这是东晋和姚氏集团两厢情愿的事。一方面,因为在石氏彻底败亡之前,东晋就已经向姚氏发出了接纳的信号,这时的姚氏也急切地需求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么姚襄选择东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另一方面,东晋则需要这支降胡力量来为其服务,不但可以为其固守淮水流域这一暂时出现的真空地带,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东晋政权内部过于强大的军事集团。因为“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㉗东晋皇室曾为了防止桓温在长江上游的实力过大,而在下游任命殷浩为扬州剌史,加以抗衡,随着公元349年石虎死后而北方陷入混乱,东晋相持的双方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的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巩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接受北方降胡,使其成为自己北伐的工具,是司马氏的必然举动,姚襄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归属于东晋的。

    三、立足江淮的失败
        姚弋仲死后,姚襄秘不发丧,率领自己的军队向南进发,并组建了临时的领导核心。东晋把这支南下的军事力量,安排在谯郡(今安徽亳州一带),为其镇守石赵灭亡后的淮河以北地区。
        然而,事情却没有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姚襄和殷浩之间很快就岀现了问题,殷浩屡遣剌客企图暗杀姚襄,姚襄则斩杀了殷浩派去袭击姚襄军队的将领。双方各执一词,姚襄还遣使把殷浩告到了朝廷。从表面上来看,仅仅是姚襄和殷浩之间的冲突而已,其实质是姚氏集团和东晋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试分析如下:
        东晋虽然接受了姚襄的投靠,姚襄虽然也接受了东晋的册封,然而从根本上说,东晋政府和姚氏军事集团在利益上是有着根本冲突的。双方都有着自己的意图,东晋一方面想利用姚氏这一股军事力量来为其北伐服务,另一方面又担心控制不了这个军事集团,会适得其反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因而始终对姚氏集团持有一定戒备心理;姚氏集团则根本没有把投靠东晋,作为自己的终极归宿,只是迫于当时的社会局势(关东、关中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不得已而采用的权宜之计。因而,双方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一旦政治局势有了风吹草动,东晋和姚氏集团之间的关系马上就会变得很敏感。
        “五月,江西流民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降于姚襄。建康震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屯中堂,豫州刺史谢尚自历阳还卫京师,固江备守”㉘姚襄在济、淮时,便招抚流民,众至七万,安置生产。虽然其目的也是争夺劳动力,以便兵役、徭役和其它物质的征发,但其捜刮相对减轻,故能得到流民的拥戴。次年流民郭敞等千余人起义,搜捕堂邑内史刘仕而投靠姚襄。东晋只是想利用姚氏集团的力量,助其守备江淮的权力真空地带,但姚氏却在夹淮屯田,招抚流民,深得人心,以致于流民纷纷投靠,这是东晋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观象,担心这样以来,姚氏集团便很难被控制——“不复为池中之物”了。
        到这时,姚氏集团在江淮已没有了立足的可能性,“姚襄所部多劝襄北还,襄从之”㉙只能率军北还了。
        王夫之把姚氏和司马氏之间的的微妙关系用了很恰当的比方:“然使(殷)浩开关纳之,而倚以收复中原,则亦梁之进侯景也。……;弋仲之使襄归晋,胜冉闵而惧也。”㉚可见,他把东晋政府接纳姚襄和萧梁政权接纳侯景视为同等危险的事情,这虽有站在正统立场上看待这一现象的因素,但多少能反映一些问题。
        在归附东晋后的日子里,姚氏的军队得到了一段休整的时间,实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壮大。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姚氏集团虽然未能在中原站稳脚跟,但在败于前秦之前,其在大河南北之转战,却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四、归于苻氏的帐下
        姚襄率领自己的军队北还,在占据许昌后,开始攻夺洛阳,但却逾月未克。长史王亮建议姚襄先放弃洛阳,还黄河之北,从长计议。姚襄却认为:“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㉛由此可见,姚襄想在洛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再图大业。然而,此时的洛阳正处于东晋、前秦、前燕三方的争夺之中,姚氏自身的实力又难以对抗。结果,姚襄在伊水北,被东晋征西将军桓温击败,在其损兵折将、陷入困境后,被迫北上了。
        对于姚襄而言,寻找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是摆在这个军事集团面前最为紧迫的事情。渡过黄河,姚襄率众击败在匈奴堡的苻秦平阳太守。之后,派使者到苻秦,请求能假道还陇西(姚氏祖上居住之地)。但苻坚认为,这样一来,姚氏会对苻秦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因而建议苻生予以拒绝。姚襄得知后,便召集北地(今陕西省耀县一带)等处的戎夏,准备和苻氏一决雌雄。沙门智通劝姚襄厉兵秣马,更思后举,但姚襄认为:“二雄不具立,冀天不弃德以济黎元,吾计决矣”㉜。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一带)一战,姚襄沉不住气,被激怒出战,刚好中了苻秦之计,结果兵败被杀,弟姚苌率领人马被迫投归于苻秦帐下。
        姚氏集团的成员在姚襄的率领下,转战南北,可谓是竭诚尽力。但由于当时社会局势的复杂,加上姚襄的急于求成、年轻气盛(被苻坚杀害时年仅27岁),缺乏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又不听从长史王亮和沙门智通“休养生息,以图远略”的建议,使得军士总是疲于不断地辗转战争之中,从而丧失了在中州大乱之后,能分得一杯羹的机会。

    结语
        从姚弋仲到姚襄,从关陇开始被迁徙到关东生活,再从江淮、河洛、河东辗转到关中,姚氏不断地依附于强权,又在不断地试图摆脱,但命运似乎跟姚氏开了个大玩笑,一番折腾之后,还是被迫依附于了苻秦政权,归于沉寂。
    然而,这其实是姚氏新一轮的酝酿期,一旦时机成熟,她必将重新焕发生机。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姚氏的动向图标
    河湟地区→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一带)→榆眉(今陕西千阳一带)→关东清河(今河北枣强一带)→江淮→河洛→河东→关中。
        从这个简单的动向图标中,我们不难发现,姚氏集团基本上是从关陇一带开始迁徙,而后终又回到关陇一带的。这一轨迹看上去很接近一个封闭的“圆”,但是在经过这个看似又回到起点的运动,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在这一过程中,姚氏集团的军事实力由弱小一步步地走向强大,汉文化修养也在一步步地提升,民族意识也在不断走向觉醒,政治历练上也日显成熟,这使得自身更具有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为以后姚秦政权在关中的崛起莫定了深厚的基础。


    注释
    ①姚薇元先生在《北朝胡姓考》一书中认为,姚氏在这一时期只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从一个方面佐证了羌族在“内迁五胡中,是社会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一个民族。(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五《羌族诸姓〉,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6页)
    ②《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
    ③“家支统治与长子继承制或兄终弟及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诸子诸孙都有统治的继承权,因此,势必分为家支,以致愈分愈畑了(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80页)
    ④《后汉书〉卷87《西羌传》:“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燧以攻伐。”
    ⑤《晋书》卷56《江统传》
    ⑥、⑨、⑩、㉖《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
    ⑦、⑧《资治通卷》卷92《晋纪》元帝永昌元年。
    ⑪王国维:《水经注校》卷9《清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⑫[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7《河北道•冀州》,中华书局,】983年版,第486页。
    ⑬罗新:《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6辑,1998年5月。其中,部族素质的提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汉文化修养的提髙、军事实力的増强、民族意识的觉醒。
    ⑭、⑮、㉘《资治通鉴〉卷99《晋纪〉。
    ⑯《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        ,
    ⑰、⑱、㉑、㉓《资治通鉴》卷98《晋纪》。
    ⑲冉闵,汉人,字永曾,小字棘奴,石虎的养孙.因名石闵。其父冉瞻,在战争中被石勒俘虏,命石虎养以为子。
    ⑳《晋书》卷107《石季龙下附冉闵载记》。
    ㉒《晋书》卷112《苻洪载记》。
    ㉔㉛㉞岛《晋书》卷116《姚襄载记》。
    ㉕《魏书》卷95《羌姚苌〉。
    ㉗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㉙《资治通鉴〉卷100《晋纪〉穆帝永和11年。
    ㉚[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3《穆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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