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末年姚氏动向浅析

姚波

后赵末年姚氏动向浅析

程利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3期·历代文史·

提要：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此起彼伏的立国高潮，西部的羌族也加入了这一潮流。特别是后赵政权的瓦解，为这个被徙关东的民族提供了良机。在流民纷纷回迁的大势中，在民族认同意识的推动下，姚氏利用各方力量，围绕立国目的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
关键词：后赵；姚氏；民族政权
中图分类号：K8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07)03-95-03
收稿日期：2006—10—26
作者简介：程利辉(1974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05级研究生。


姚波原文录出，以原文为准


后赵末年，北方又重新陷入了一种纷争的局面。此时，各种力量，各方人物，怀着各自的目的纷纷走上历史前台，下面就史书中所见姚氏的情况作一简单梳理，或许会对我们了解石赵政权瓦解之际，姚氏的真实意图有所帮助。《通鉴》卷九十九穆帝永和八年载姚弋仲临终前对诸子说“石氏待吾厚，吾本欲为之尽力。”①在石氏倾危之际，同苻氏相比，姚氏似乎对石赵政权表现出了更大的忠心；《通鉴》卷九十八永和五年在苻洪怒斩程朴条下有胡注曰：“姚弋仲犹知尽忠石氏，蒲洪则直欲夺取之而后已。”是胡氏亦看出姚苻在石赵危乱之时表现大异。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呢?


其实这与后赵的关中民族政策有关。我们知道后赵是北方少数民族羯人建立的国家，在其据有关中之时，为了便于控制强大的西方诸族，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大量徙民的做法。苻洪与姚弋仲是关中的一对敌手，二部势力的消长都颇受外部强力所左右。观《姚弋仲载记》与《苻洪载记》可知，弋仲早投刘曜，而苻氏投刘是被苻光等所逼，故在刘赵一朝压过苻氏；然其在石虎攻上邽初，洪就请降，且被“委以西方之事"，反观此时之弋仲，则无相关记载，当是没有主动与石赵联系。弋仲在咸和四年说服徙民时所指之“陇上多豪，秦风猛劲"，该是为苻洪所发，因为洪此前正是“保陇山"者；洪在咸和八年说服徙民时只言“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则又暗指姚氏。不过却是双双被迁出关中而置于业下，是石氏有意要让二者彼此互监。明此一点，则知石氏于关中豪杰处置之策略。


了解了苻姚表现不同的背后隐藏有巨大的现实利益冲突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姚氏的“忠”，只是特定环境下的权宜之策而已，并不是他真的要与石氏同生死。下面我们不妨来简单地剖析一下姚氏此刻的真实意图，以便更好地说明上述的看法。为便于叙述，我们先把《通鉴》卷九十九永和八年姚弋仲临终的那段遗言引述如下：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谓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为之尽力。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我死，汝亟自归晋，当固持臣节，无为不义也！"(《姚弋仲载记》亦载其事，文小异：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犹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事。”②)


《载记》所言“讨其贼臣”是指冉闵。在永和六年(350年)正月，闵更赵国号为魏，欲灭石氏之迹时，赵之旧臣中叛逃冉闵者就有“姚弋仲据灄头，蒲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皆不附于闵”的事情。冉闵于永和六年闰二月称帝，三月新兴王石祗在襄国即皇帝位，随之“以姚弋仲为右丞相、亲赵王，待以殊礼。”石姚表现出了一种亲密的关系。然弋仲之所以会与石祗如此过从紧密，当还是与自己的老对手苻洪有关。史称“姚弋仲、蒲洪各有据关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帅众五万击洪，洪迎击，破之，斩获三万余级。”③是姚氏先有入关之意，然为苻氏所败，愿遂不图，故转而支持石祗，希望保有在中原的立足之地。至于姚氏不附冉闵，不一定是为了应石赵，倒可看作是其欲称雄一方的表现。西图不成的姚氏，只有与石氏联合，这一方面有姚氏在石赵时所受之恩遇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冉闵杀戮胡人所引发的恐惧，使姚氏认为与石祗合作似更可靠(关于投晋一途，似双方也都心存芥蒂，下文论及)。故冉闵攻襄国时，祗困急，弋仲遣其子襄帅骑二万八千救赵，结果是“魏兵大败，闵与十余骑走还业。……将士死者十余万人。”可即便是这样，姚弋仲犹“怒其(襄)不擒闵，杖之一百。"④其愤悔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细究之下，其内心之中是真的为了石赵还是为了自己，当需深论。恐怕他是担心冉闵有再起之时，那样自己的保据之势就难以成功了！姚之所言报德，已如上述。不过这些话中的原委是史书无法明言的，需要我们仔细地推敲才可了悟。在群雄争竞的局势下，恩怨本是难凭的，是分是合，不过是自身利益的考虑罢了。


穆帝永和七年(351年三至四月),刘显杀石祗等人，即姚氏所言“今石氏已灭”者。此时中原之形势是慕容隽已攻下中山⑤,据有幽、燕之地，冉闵拥有司、冀等南部诸州，刘显龟居襄国。姚氏失去依凭，形势危惧，故顿感“中原无主”,所以才会令其子“亟自归晋”,非是因“自古以来戎狄无作天子者”的缘故，而是实力不济，难以恃立，既不能前效刘、石，又无力成就当下苻、冉、慕容诸辈之业，故只好连接江左图谋自保而已。永和七年八月，“姚弋仲遣使来请降。”姚氏至此似乎实现了归晋的愿望，但是愿本是假愿，望却是真望。永和八年弋仲死后，“子襄秘不发丧，帅户六万南攻阳平、元城、发干，破之，屯于碻磝津。”观其所为只不过是把注意力南转，企图割据晋土而恃险自立罢了，并非要“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事”也。只是由于晋室此时尚存强力，加上桓温的经营，姚襄南下之图不得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襄与秦兵战，败，亡三万余户”,于是在不得已的背景下，“襄遂帅众归晋，送其五弟为质。诏襄屯谯城。”⑥姚氏才算重新有了立足之地。


不过观姚襄以后的行事，可知晋室与姚羌之不睦始终如一。先是有殷浩阴图襄之事：“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惮其威名，乃因襄诸弟，频遣刺客杀襄。”⑦这句话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殷浩因惮惧而加无辜于姚襄。惮惧可能是有，但姚氏却不是无辜。问题在于《载记》把惮惧的原因归于襄有威名，从而隐去了真实情形，让人对这段话产生了误解。《通鉴》在记载姚襄归晋后的活动时，为我们透露了更明白的讯息。姚襄晋后被安置谯城，甚被尚见重。永和八年六月，襄随谢尚共攻张遇于许昌，但是谢尚大败于诫桥，其时“襄弃辎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后事付襄。”襄在西去不成的情况下投奔晋室，取得喘息之机，此时又得到谢尚的全权委托，使他有了更大的可能来发展自己，所以《通鉴》永和九年九月称“姚襄屯历阳，以燕、秦方强，未有北伐之志，乃夹淮广兴屯田，训励将士。”这段记载让我们明白，姚襄在去年谢尚败后托后事于己的情况下，借机在江淮发展自己的势力，试图作长远打算而非速去晋室。正是由于其势力已入江南，威胁到了东晋的安全，故才会引发殷浩屡次欲除襄之举。其实姚氏也知自己的举动终难被江左所容忍，于是接下来便有了十月殷浩引兵北伐，而遭姚襄要击之事，双方公然决裂。


与晋室决裂后，姚氏便以山桑为落脚点，进据淮南，复济淮，而屯盱眙，“招掠流民，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⑧,完全是一幅分江淮而据的架势。然而到永和十一年四月，《载记》突言“襄佐部众皆北人，咸劝襄北还。襄方轨北引，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进攻外黄，为晋边将所败。襄收散卒而勤抚恤，于是复振。乃据许昌，将入河东以图关右，自许遂攻洛阳，逾月不克。”《通鉴》所记虽略有不同，但两书都没有明言襄欲北归的原因。《载记》所系之“部众皆北人”而欲归，似不能成立。姚氏乃西羌而非北人，此其一也；姚氏自咸和八年(333年)被徙置灄头，至此已二十二年矣，不应现在才有思乡西归之举，此其二也；且《通鉴》永和九年九月明言“未有北伐之志”,不应徒生此变，此其三也；所以上述所称怕只是熟语而已。细勘史书，我们会发现，此时姚氏所面临之形势非常严峻而微妙：


一方面由于与晋室的不睦，在南方受到江左的驱迫，晋庭于永和十年五月以谢尚屯中堂以备襄后，十一年十月，又以豫州刺史谢尚督并、冀、幽三州，镇寿春，其目的自然是加强建康北边的守备，当中自然也包含着对姚羌的震慑；桓温也在去年(永和十年，354年)六月退军后，加强了晋室上游的军事实力，这自不能不引起姚氏的警惕，况且桓温一心想要建功立业，以扩大名望，盘据于淮南的姚襄恐怕也会成为其一个理想的选择，如果这不是臆测的话，我们也就明白了永和十二年(356年)二月，桓温就以移都洛阳为借口，开始了对姚氏的讨伐，这一切无疑加大了姚襄在南方扩展甚或是立足的困难。


另一方面，前燕在击败冉闵留在业都的最后一支势力吕护后，乘机把兵锋拓展到河南，“燕王儁以慕容评为镇南将军，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兖、豫十州诸军事，权镇洛水；以慕容强为前锋都督，督荆、徐二州，缘淮诸军事，进据河南。”⑨已有西取洛阳，南下江淮之意，这让时据淮河流域的姚襄又不得不细加考量自己的出路何在。虽然姚氏在三月就因出现了这种困难局面而降于前燕，但这与姚氏此前连赵或归晋之举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权宜而已。


再有，在姚氏的东面，自石赵末年局势大乱以来，宇文部的段龛就拥众屯于广固，构成一股强大的割据势力。他在前燕正为锋锐时，投书慕容隽，非其称帝，抗中表之义⑩,可见其有相当之势力，慕容恪平段龛也花了一年的时间，这都表明东方段氏有足够力量扼守一隅，姚氏自然也就没有了东向的可能。现在，可能的选择就只剩下西方一途了。远方之关中虽未可遽图，但近处是否有可供考虑之地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洛阳。


自石赵末年，冉、石等人乱战于河北，时据长安之王朗与麻秋率军回业，关中为杜洪占据，并州是张平拥有，洛阳一带反而空虚。燕灭冉闵后，虽有意进据洛阳，但限于河北不稳的局面，一时也无力腾出手来经营洛阳。晋室自蔡谟、谢尚、戴施、荀羡乃至殷浩，尚不能擅保许昌，更遑论西进洛阳了。而西入关中的苻氏，因为发生了桓温北伐的事件及陇西羌蛮之变乱，加之国内主臣不协，也没有多余精力关照洛阳。所以此时的洛阳一带成了几方势力的结合部，反而在力量上最为薄弱，这就给需要喘息的姚襄带来了一个机会，因此在部众北归的要求下，他也就向洛阳进发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几则史料：


1、燕主儁欲经营秦、晋，(穆帝升平二年，358年)十二月，令州郡校实见丁，户留一丁，余悉发为兵，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来春大集洛阳。(《通鉴》卷一百)
前燕在永和十年以慕容评权镇洛水，慕容强进据河南，尚还是要稳定中原的局面；到永和十二年擒段龛灭吕护后，就开始把注意力瞄准洛阳了；至此大集军队，已有必得之心也。可见洛阳一地，也早就看在慕容氏的眼里了，只是由于一时无力出手而已。


2、(永和十二年二月),秦征东大将军晋王柳遣参军阎负、梁殊使于凉，以书说凉王玄靓。说言有云：“晋王君邻藩，虽山河阻绝，风通道会(胡注：秦使符柳镇蒲阪，非与凉州邻也，故以风通道会为言。),故来修好，君何怪焉。”(《通鉴》卷一百，以下尚有问答，文长不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正如胡注所言，晋王柳与凉不接，何以派使？况且派使本该是朝廷的职责，何以由一个方面大员派遣且还地本遥隔？这里面的可能性有两种：一是晋王欲为乱，故与凉为联结，然观其结果是凉派使称藩于秦，则这种可能性似不存在；一是秦欲安稳西陲，这么做的目的要么是国内政局的需要，要么是晋王有南下掠取城地的意图。时镇蒲阪的晋王柳南下之图必是洛阳(这是因为北有张平，东有前燕，唯剩南边一种可能)。


3、(永和十二年二月),桓温请移都洛阳，修复陵园，章十余上，不许。拜温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以讨姚襄。(《通鉴》卷一百)
是桓温也看出了洛阳的空虚，故有收复洛阳之意。
在了解了其他各方的意图之后，我们再来看姚襄在此间的行动：
《通鉴》卷一百称“(永和十二年五月),姚襄自许昌攻周成于洛阳。……(七月),姚襄攻洛阳，逾月不克。长史王亮谏曰云云，襄不从。”《姚襄载记》所记与此略有不同，称“(襄)乃据许昌⑪,将如河东以图关右，自许遂攻洛阳，逾月不克。其长史王亮谏，……襄曰：‘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据洛阳，然后开建大业。’”是襄之北归时，先已有据洛之意了。这不是说姚襄没有据关右之志，然其所言“将如河东以图关右”者，一方面只能看作是远期打算；另一方面又是眼下的托词，借之以笼络人心而已。其所言先据洛阳而后开建大业者，方是此间举动的真实目的。打算是一回事，能否实现又是一回事，这就要看各自的实力如何了。结果“(永和十二年七月),桓温自江陵北伐，……八月，己亥，温至伊水，……襄据水而战，……众大败，死者数千人。……姚襄奔平阳，秦并州刺史尹赤复以众降襄，襄遂据襄陵。秦大将军张平击之，襄为平所败。”因为洛阳之战的失利，使姚氏进洛之途受阻，而北去又无出路，所以只好孤注一掷，乘秦内部危乱一博输赢，所以“(升平元年，357年),姚襄将图关中，夏，四月，自北屈进屯杏城，……(秦主遣黄眉等)将步骑五千以御之。襄兵大败。……兵擒(襄)而斩之。”⑫终还是不免壮志难酬。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石氏败乱之后，各方势力左盘右桓都只围绕着据地割立而展开，特别是姚氏一部更是在淮南与洛阳之间上演了一幕阴图与明取的悲歌。我们知道多数民族政权建立之后，都会把其他民族的人民迁入其近郊处置；在其败落后，这些早期被迁出者，又都纷纷迁回，姚氏也不过是这一潮流中的一股溪流罢了。但是，也正是这种频繁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构成了此时民族融合的一个动因。一种强烈的回归信念使这些早已被流散于万里之遥的部民牢牢地保持着一种对族群的认同感，并使他们可以在几十年，甚至百年后还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推动北中国波诡云谲之画卷的一笔绚丽色彩。


注：
①《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以下同不注。
②《晋书》卷一百十六，《姚弋仲载记》第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以下同不注。《载记》不言是弋仲遗言，虽弋仲忠于石氏，然“常戒”之词，当有作传虚美之嫌!
③以上所述见《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穆帝永和六年。
④《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穆帝永和七年。
⑤《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穆帝永和五年前燕已议伐赵，六年三月出兵；《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永和七年八月克中山。
⑥以上引文见《通鉴》卷九十九。
⑦《晋书》卷一百十六，《载记》第十六《姚襄》。
⑧《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永和九年十二月。
⑨《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穆帝永和十年。
⑩《通鉴》卷一百，《晋纪》二十二。
⑪指姚襄北归时曾先讨外黄而为晋边将所败事，见《通鉴》卷一百，《晋纪》二十二。
⑫以上两段引文见《通鉴》卷一百，《晋纪》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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