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涛｜十六国时期羌族姚秦的兴起与建国

姚波

十六国时期羌族姚秦的兴起与建国

许涛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二OO九年六月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
中国古代的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后，走向崩溃。内迁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由羌族姚氏所立的后秦政权，便是其中之一。


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从古史传说到文献记载，都能反映出羌族和中原的密切关系。从先秦时代，“助禹治水”的传说、甲骨文中大量“伐羌”的出现、“平王东迁”的史实；到秦汉时期，“护羌校尉”的设立、“羌祸”大规模的爆发，这些都是很好的印证。


羌族姚氏是西羌一支——烧当羌的后裔。烧当羌居住于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大、小榆谷，故能称雄于河湟地区。汉代以来，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羌族姚氏开始向内地迁徙。姚弋仲时期，先步入关陇一带，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后被迁徙到关东一带，驻守军事要地，成为石赵的重要臂膀。从河湟地区到中原地区，纵观这一时期的姚氏集团，不仅使自身的军事实力得以逐步地壮大，而且使自身的汉文化修养得以逐步地提高。


石赵末年，统治者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处理不当，关东的政局急转直下。“梁犊之乱”和“冉闵之乱”先后发生。在平叛内乱中，姚氏集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让姚氏的威望大大提高。然而，石赵的败亡，又让姚氏必须做出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之后，在姚襄的统领下，姚氏集团先寄寓于江左的东晋，后又转战于大河南北，最终归于了前秦苻氏的帐下。看似，姚氏集团已经退出了历史的政治舞台，实则，姚氏集团进入了新一轮的酝酿期。


淝水之战，苻秦一败涂地。姚氏集团抓住这一时机，在关中汉族豪强和少数民族豪酋的支持下，打起了“反苻”的旗帜。公元384年，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年号白雀，这标志着后秦政权的建立。姚秦利用“大营”和“诸营”流动作战的方式，采取“先据岭北、再图关中”的军事策略，最终，彻底铲除了苻氏的残余力量，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姚兴统治时期，在政治经济方面，招抚流民、释放奴婢、约法慎刑、抑制豪强；在文化方面，提倡儒学、重视佛教；在军事方面，开拓疆域、设镇军镇；在外交方面，不同区域不同政策。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周边局势和统治者本身的问题，公元417年被东晋所灭。


总之，姚秦立国仅仅34年，然而，我们追其根、溯其源时，远远不止于此。


关键词：羌，姚氏，后秦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Ⅱ
绪论        1
第一章、魏晋以前的羌族入塞与“羌祸”        3
第一节、导入        3
一、羌族的祖先        3
二、羌与氐的关系        4
第二节、先秦时期羌与内地的关系        5
第三节、秦汉时期羌与内地的关系        6
一、“羌祸”的出现        7
二、“羌祸”发生的原因        8
三、“羌祸”对于东汉政权的影响        10
第二章、魏晋十六国时期姚氏的动向        11
第一节、姚氏的兴起        11
一、姚氏的渊源        11
二、关陇之地的姚氏        12
三、关东之地的姚氏        13
第二节、姚氏的动向        14
一、石赵末期的关东形势        14
二、姚氏面临的政治抉择        16
三、立足江淮的失败        17
四、归于苻氏的帐下        19
五、结语        19
第三章、姚氏与后秦政权的建立        21
第一节、姚氏的机会        21
一、淝水战后的“反苻”斗争        21
二、姚氏的优势        22
第二节、姚氏的立国        23
一、“大营”与姚秦的建国        23
二、“岭北”与姚秦的建国        26
第四章、姚秦中央与地方统治体系的确立        27
第一节、政治经济政策        27
一、招抚流民与释放奴婢        27
二、约法慎刑与抑制豪强        28
第二节、儒学、佛教与文化政策        29
一、姚兴的汉文化素养        29
二、佛学在姚秦的地位        29
三、评价姚兴的文化政策        31
第三节、“军镇”与军事扩张政策        31
一、“军镇”的设置及其地位        31
二、军事扩张政策        33
第四节、姚秦的外交政策        34
一、羁縻政策        34
二、通婚“变奏曲”        36
三、姚秦与东晋的关系        37
四、姚秦周边局势简图        39
第五章、姚秦政权的历史影响        40
第一节、“军镇”方面        40
第二节、宗教方面        41
第三节、民族融合方面        42
结论        44
参考文献        45
致谢        48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49




绪论




“五胡十六国”是中国较为特殊的一个历史阶段。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它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一次大冲撞，它使两种文明在血的洗礼中交融，为以后大唐盛世的到来埋下了伏笔；从局部的历史阶段来看，它又是一个由内迁的各少数民族建立的诸多割据政权，彼此混战、存在短促，因而被封建史学家们称之为“五胡乱华”的历史时期。


其实，准确地讲，不是“五胡乱华”,而是“五胡反华”。从汉代以来，开始内迁的少数民族(或强迫或主动),遭到了中原汉人政权不公正的待遇，在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折磨下，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西晋末年，当中原王朝的政局出现动荡时，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便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起义、建立政权，从而更好地维护自己昔日的既得利益。我想，这才是十六国政权出现的根本原因。


在内迁的“五胡”中，羌族建立了自己唯一的一个政权——后秦，由于建立者是羌族姚氏，故又可以称之为——姚秦。


据笔者所知，在后秦史的研究方面，学者同仁们发表的论文不少(由于篇幅的原因，恕不一一列举),但是专著只有洪涛先生的《三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洪先生的力作主要着眼于对后秦史实的叙述，针对具体的个别问题并没有展开深入的论述，加之，又是把前秦、后秦、西秦三个政权放在一起来写，所以，笔者感觉可挖掘的空间还很大。


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如今，除了羌族，内迁的“五胡”中的其它民族，早已没有了自己原来的名称。而且，今天的汉族和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在渊源上也都羌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羌族所具有的这些特殊之处，所以激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虽然，本文谈的是十六国时期的羌族姚氏，但为了能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笔者便采取了追根溯源的方法，从羌族的渊源谈起。然后，根据历史时期的推移，一步步地给读者展现出从先秦到秦汉、从魏晋到十六国时期羌族和中原王朝的关系，为以后羌族姚氏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给予了充分的铺陈。本文的重点是梳理羌族姚氏兴起和发展的脉络，以及对其建立的政权进行充分地论述。


笔者试图勾勒出一幅较为完整的姚氏动向图和对姚秦政权某个问题展开深入的分析。以此，冀希望于能达到一点带面的效果，让读者能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短暂政权有一个更为透彻的认识。

姚波

第一章 魏晋以前的羌族入塞与“羌祸”


第一节 导入


一、羌族的祖先


关于“羌”字，《说文解字注·羊部》中云：“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羊亦声。”①从许慎对“羌”字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羌族是古代西戎的一支，而且主要从事的是畜牧业。但关于羌族更加具体的状况，比如羌族的祖先问题，我们却不是很清楚了。


在出土的卜辞中，经常可以见到有关羌、羌方的大量记录，这表明羌族是一个很古老的民族，至少在商代以前就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但由于商代以前属于古史传说时代，所以，我们今天很难真正了解羌族的祖先究竟源于何时何地。从后来的一些历史记录来看，多认为羌族的祖先应该是：出于“三苗”②的“姜”姓，而且“炎帝”和“大禹”都和羌族的祖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③


笔者试图对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加以推测，不当之处，还望师长们给予斧正。马长寿先生在其著作《氐与羌》第92页中指出：“作为姓氏的‘姜’和作部族名的‘羌’二字，在中国古音上是一致的”;黄烈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41页中指出：“在甲骨文中羌、姜的区别只是性别上的，男羌称羌，女羌称姜”。可见“羌”与“姜”的密切关系。


古代的羌人和现代的羌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绝非可以划上等号。仅从地域分布的状况来看，古代羌人的分布要比现代的羌人广阔的多，除了河湟地区以外，关陇一带应该也有分布，④所以羌人最早从事农业生产是具有可能性的，加上农业是妇女在采集生产中发明创造而来的，炎帝的称呼应该给女性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这同时也符合母系公社氏族时期，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历史特征。那么,传说中姓氏为“姜”的炎帝很可能是古代羌族的一位杰出的女性。这也能够解释古史传说中为何既把炎帝和神农氏联系起来，又把炎帝和羌族联系在一起了。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147页，
②关于“三苗”所居的地域有着不同的观点：《山海经校注》卷12《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第498页；《史记》卷1《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第28页；《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第2166页。
③《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载：“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第28页；《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第2869页。
④从“羌人辅助大禹治水”的古史传说以及商王朝和羌之间的频繁交往中，可以推断羌人的分布一定离中原地区不远。所以，笔者认为羌人的活动领域应该包括今天的河湟地区(西羌)和关陇地区(东羌)。




虽然这些历史记载，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可信度不高。但是，我们至少对早期的羌族有了这样一种认识：羌族的起源和华夏族同样久远，而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源头。


二、羌与氐的关系


一提到羌族，就不得不说到她和氐族的族源关系。关于氐与羌的族源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氐与羌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种观点认为氐与羌同族源，而且氐源于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呢?原因应该有以下两点：第一，历史文献中总是同时提及氐和羌。如《诗经·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①;《竹书纪年》载：“成汤十九年，大旱，氐羌来宾”②;《逸周书·王会》说“氐羌以鸾鸟”③等等，加上文献对氐、羌二字使用也不严格，此处称氐，彼则呼羌。第二，随着族类的繁衍，氐、羌两个民族的生活地域在一些地方有相邻甚至交叉的部分，像在四川的北部和甘肃的南部与青海交界的一些地方。基于上述两种原因，使得学者们对于氐羌的族源产生了分歧。


马长寿先生和黄烈先生都比较倾向羌和氐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并且分别从羌与氐的原始分布区域的不同、经济生活的不同、服饰习惯的不同以及语言的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④“但是，也有对此观点持有异议的学者，认为羌和氐是“同源而异流”⑤。由于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此，加上笔者学疏才浅，也很难从中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只是更倾向于马、黄两位前辈的观点而已。总之，羌和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关系十分密切的民族。


氐族经过魏晋南北朝后，到了隋唐时就逐渐融合于其它民族之中了；羌族大部分也融合到汉、藏等民族中了，今天在四川的岷江流域还有一些羌族的分布。


①[宋]朱熹注：《诗经集传》卷8《商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②[南朝·梁]沈约注：《竹书纪年》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据天一阁刻本影印本，第22页。
③[晋]孔晁注：《逸周书》卷7《王会》,上海中华书局，民国25年据抱经堂本校刊，第9页。
④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22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126页。
⑤“氐、羌、叟的密切联系说明他们是同源的，其最初原为一族，分布在我国的西北高原，后来逐渐向西南迁徙，其中有的经过白龙江、岷江上游和四川盆地，而达南中一带。”(参见李绍明：《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第167页。)


第二节 先秦时期羌与内地的关系


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而且很早就和中原内地有着交往。当然，这种交往既有彼此之间的和平往来，又有兵戎相见。


在古史传说中，就有“助禹治水”的故事；到了商代，关于羌的记载，在卜辞中多有出现，如：“伐羌”等记载，看来这是商王朝和羌民族的战争很多，战败被俘虏的羌民往往成为商贵族的奴隶或祭祀祖先的牺牲。


周族和西戎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周族的发源地——周原（今天陕西扶风县和岐山县之间的地域），这里和西戎的地理分布交错，双方还有联姻的记载。在商王朝时，周族作为一个方国，则经常承担镇压西戎②反叛的任务，周文王的父亲季历还因伐戎有功被封为商王朝的牧师。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乎之戎，克之”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后汉书·西羌传》注
（参见：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由此可见，周族成为商王朝巩固西部边陲的重要力量。在不断的征伐西戎的过程中，周族在这一地区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武王伐纣时，西戎的一支——羌就成为了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③。


西周建立后，西戎和周族保持着政治上的联姻，成为军事上的联盟。穆王时，征伐四方，周边的少数民族宾服；夷王开始，国力衰弱，荒服不朝；厉王更是无道，戎狄寇掠；宣王即位，略有改观，但是已经阻挡不了衰亡之路；幽王时，昏庸无能，戎逼诸夏，加之又废了申后而立褒姒，申侯联合缯与犬戎等部，攻破镐京，杀幽王于骊山之下。西周一朝，从和西戎的联合建立政权，到被西戎攻灭平王东迁，其兴衰始终与西戎密不可分。


周平王东迁后，西戎大量内迁。从陇山以东，到伊、洛水流域，都遍及西戎。


①“戎”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戎人的分布极广，种属复杂。有学者认为，周代所称的戎，其中很大部分系属氐羌，尤其以西戎为众。(参见李绍明：《论氐和羌、戎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0年第4期，第19——28页。)
②一说是指周族以西的戎；一说是商王朝以西的戎，包括今天山西省南部一带的戎。
③[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1《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285页。


此时内迁的诸戎，势力很大，甚至威胁王权，以至于各个诸侯国不得不伐戎以拱卫周王室。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也通过拉拢和利用诸戎，以便使自己在与其它诸侯国争霸时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①这种状况一直到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掉大茘戎后，此时的诸戎寇乱内地的情况才算告一段落。


第三节 秦汉时期羌与内地的关系


秦汉时期，随着中原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中原政府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秦、西汉时期，在处理和周边少数民族事务方面，中原王朝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付匈奴上，对于羌族主要采取了“怀柔政策”。汉武帝开拓河西，使这一地区得到了开发，而“历史上河西走廊分布的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当数羌族”②。为了加强对羌族的控制，西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护羌校尉，主要的职责为“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③因此，这一时期羌族和内地中原王朝的关系基本上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


东汉初期，河湟一带的西羌掀起了纷纷内迁的高潮。关于人口迁徙的原因，“推拉理论”是解释这一现象的主要理论之一。即：一是居住地存在着推动人口迁出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存在着吸引人口迁入的力量。④


就河湟一带的羌族状况而言，其“迁出力量”主要有三个方面：人口压力、气候变化、生存空间。


人口压力因素：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限制，而“整个汉代羌族人口以异常高的人口增长率著称”⑤。因此，举众内迁以寻求宽松的生活空间是羌族的一种选择。


气候变化因素：从公元1世纪到6世纪（东汉、魏晋南北朝），古代中国的气候出现了转冷的趋势，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这一点毋庸置疑，已经被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所证明。“气候条件的好坏，影响到牧草生长，而牧草的优劣，又直接构成牲畜生产兴衰的重要因素”⑥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来说，气候的转冷无疑是影响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内迁到自然环境相当优越的中原内地则成为羌族寻求生存的首选之处。


①《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3页。
②张力仁：《地名与河西的民族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1期，第204页。
③《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
④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⑤[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0页。
⑥楼嘉军：《气候演变与民族迁徙——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新探》，《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4期，第13页。




生存空间因素：自汉武帝开拓河西以来，就不断的移民屯田。随着汉族迁入羌族居住区的人口越来越多，这虽然有利于中原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的传播，但却破坏了这里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羌族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威胁。


“迁入力量”主要体现在：
首先，是中原内地先进文化和生产力的吸引，这里不再赘述。


其次，是东汉王朝补充劳动力和兵源的需求。关于这一点，由于两汉之际的社会动乱，造成了内地中原人口的减少，“产生了一些空隙，产生了吸引北方和西北胡族的作用”①。东汉的统治者，一方面可以利用羌族人补充劳动力的缺损，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羌族人充当士兵。其实，“自西汉以来，征发羌人为兵已成惯例，汉宣帝时就曾发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进击河湟”②另外，许多“义从胡”的成员，也是由羌人来充当的。游牧民族的骑兵勇猛善战，自然成为中原政权争取的对象。


可见，当时河湟一带西羌内迁的因素，概括起来就是：由包括羌族人口压力、东汉政府的统治政策、气候变迁、民族亲缘关系以及内地先进生产力吸引等推、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③


一、“羌祸”的出现


随着羌族的不断内迁（当然这一过程，有主动归附的，也有战败后，被强迫迁徙的），到了东汉大致分布在关陇地区，其中分布在安定、新平、三辅地方的被称为东羌，分布在陇西、上邽、金城一带的被称为西羌。在东汉时期，因受不了东汉政府地方官吏的欺压而被迫反抗起义，被称为“羌祸”。


羌人的起义斗争先后延续六十多年，其中有三次斗争影响犹大。其导火索是在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羌人被强迫去出征西域所引发的。《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懼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儌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警，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④


①许倬云：《历史分光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②高荣：《论两汉对羌民族政策与东汉羌族起义》，《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100页。
③王力、王希隆：《东汉时期羌族内迁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50页。
④《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6页。


接下来，在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9年）和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又爆发了两次大的羌族起义。在其中间，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更是不计其数，并州、凉州和三辅地区成为首当其冲者。“于是东西羌大合”①，以至于东汉王朝不得不把边郡的居民向内地转移，并从外地郡县调动军队来镇压羌人的大起义了。


二、“羌祸”发生的原因


被东汉王朝称之为“羌祸”的羌族人民大起义，为什么会如此剧烈和集中的爆发呢？其原因分析有以下几点：


1、西汉以来疆域的开拓
“羌祸”虽然发生在东汉时期，但与西汉以来，尤其是汉武帝以来疆域的开拓密切相关。《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
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已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②


汉武帝北击匈奴，断绝羌胡的交通，置河西四郡，设立护羌校尉，逼迫羌族离开湟水流域，向南、向西迁徙，同时有大量的汉人涌入了这一地区，“估计在汉武帝时期征服匈奴，平定河西以后，向这一地区的移民也在10万以上”③。湟水流域是传统的田畜区，为汉占夺后，广大羌民丧失了衣食之源，必然会时时刻刻图谋恢复他们的旧地。一方面，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的开发，同时阻止了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侵扰，维护了内地人民的生产、生活的稳定；另一方面，却侵害了周边少数民族的生存空间，激起了他们对汉王朝的不满。


到了王莽统治时期，在羌地设置了西海郡，大量汉人更是被徙至羌地，羌族连西海之地（今青海湖一带）都难以保住。农耕区在羌地的进一步扩展，遭到羌族的强烈反对，《汉书》有这样的记载：“西羌庞恬、傅幅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④所以黄烈先生有很精辟的概括：“两汉政府对河湟地区的攻占，损害了诸羌赖以为生的田畜空间，这是造成羌汉冲突的根本原因。”⑤


①《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6页。
②《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2878页。
③袁祖亮：《丝绸之路人口问题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④《汉书》卷99《王莽传》，第4087页。
⑤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93页。


2、对边境羌族的镇压


《汉书》卷69《赵充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义渠]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无所信向，遂劫掠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①


羌族实行的是种族家支制度，特别是边境的羌族，仍然是“强则分种，弱则附落”的状况，因此各个种落的凝聚力不强，很容易离散。如果汉王朝的护羌校尉或是边郡的其它官吏，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灵活的策略，不但能控制他们，而且还能很好的加以利用他们守塞。但是，像义渠安国那样，不分青红皂白，便采取大肆杀戮的极端政策，不但不能镇压羌族的叛乱，反倒是激起了更大的反抗。以至于落得“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重”②的下场。


3、对内迁羌族的欺压


内迁的羌人，“与华人杂处，数代之后，族类藩息”。③他们和汉族劳动人民友好共居，但却遭到东汉官吏及地方豪强势力的欺压、奴役。这根据“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④“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⑤的记载可以得到证明。


无论是主动归附的羌人，还是战败后被迫迁徙的羌人，当他们徙入内地之后，要么成为地主豪强的佃客、奴隶；要么成为汉朝军队的成员，在战场上充当炮灰。他们在政治上，地位还不如汉族一般的编户齐民，加上小吏黠人的欺压，自然是怨声之气，深入骨髓了。


总之，“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这是自古以来周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王朝关系的真实写照。东汉王朝从和帝开始，宦官和外戚开始交替掌权，还互相勾结陷害忠良，这让东汉的政治变得十分黑暗。加之，其在处理和羌族的关系问题上，又存在着不妥之处。那么，“羌祸”便不可避免了。


4、关西地位的下降


自东汉定都洛阳以后，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关东的地位开始上升，而关西的地位开始下降。东汉初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南匈奴归汉，章帝元和二年北匈奴又西遁，匈奴对东汉王朝周边的威胁大大降低，凉州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开始下降，因而东汉朝廷对于关西的重视程度也相对降低。


①《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②《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③《晋书》卷56《江统传》，第1531页。
④《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6页。
⑤《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99页。


关西地位的下降，自然会引起东西的矛盾上升。“正是基于这种东西矛盾的发展，山西地方势力对以山东为根本的中央政权离心力日增。凉州汉人越来越深地卷入‘羌乱’，最后和羌人合流，共同对抗东汉中央政府。”①这就促使了“羌祸”越演越烈。


三、“羌祸”对于东汉政权的影响


贯穿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不但使东汉王朝耗资巨亿，还促成了凉州一带羌酋和地方汉族豪强的结合②，形成了割据势力，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汉书》作者范晔论道：“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呜呼。”③


①王勖：《羌汉战争与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10页。
②汉末的董卓之乱以及韩遂、马腾割据凉州等，都是凉州的地方汉族豪强和羌族豪酋结合的代表性事件。
③《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901页。

姚波

第二章 魏晋十六国时期姚氏的动向


晋惠帝时，由于贾氏专权而引发的“八王之乱”①，一方面，使本来已经就腐败不堪的司马氏政权，更是遥遥欲坠、元气大伤；另一方面，给北方的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尤其是本来就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内迁各少数民族，更是雪上加霜，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少数民族的酋长，企图恢复昔日在部落中的荣耀地位，便趁机号召人民纷纷起来反抗。首先打起反晋大旗的是在山西汾水流域的匈奴族人刘渊，并且建立了汉（赵）政权。此后，又出现了“永嘉之乱”②，接着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愍帝司马邺在长安称帝，不久也被俘虏到平阳被杀。司马氏在北方的统治已经彻底崩溃。在这样的情形下，北方的人民开始纷纷向周边各地迁徙（以南迁为主）。内迁的各族酋长，则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以本族的人民力量为核心，在北方（除了“成汉”以外）先后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这一历史时期，通常被称为“五胡十六国”。


其中，在十六国的后期，羌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秦，历经姚苌、姚兴、姚泓三代，从公元384年立国到417年被东晋所灭，一共34载，这也是内迁的羌族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唯一一个政权③。后秦的建立者虽然是姚苌，但这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其实，早在其祖上开始内迁时，便就开始了力量的积蓄，可以说，没有其父姚弋仲和兄姚襄的积淀，姚苌是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的。要想更好的认识这一姚氏集团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继而建立自己政权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得追根溯源，从更早与姚氏有关的史实中去探寻答案。


①造成“八王之乱”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直接的原因还是由贾后所起的。这场内乱持续的时间前后达十几年之久(从公元291贾后谋杀杨骏开始，到公元306年晋惠帝被毒死为止)。
②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刘聪派刘曜、王弥围攻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虏，百官士卒死者三万人，都城洛阳失陷。晋怀帝被俘虏到平阳后，不久被杀，司马邺在长安一隅称帝。
③姚薇元先生在《北朝胡姓考》一书中认为，姚氏在这一时期只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从一个方面佐证了羌族在“内迁五胡”中，是社会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一个民族。(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五《羌族诸姓》，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6页)


第一节姚氏的兴起


一、姚氏的渊源


建立后秦政权的姚氏，是羌族部落中西羌的一支——烧当羌。传说烧当羌的祖先是无弋爰剑，其在秦时为奴隶，后与在逃亡路上结为的妻子“遂亡入三河间”①，教河湟人耕种和畜牧，因而被推举为豪酋。黄烈先生的认为：古代羌族实行的是“种姓家支”制度②，弱小的部落常常依附于强大的种姓。到了十三世烧当时，击败先零、卑湳种后，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大榆中，便开始逐渐强大起来，以后的子孙便世世以“烧当”为其种号③


二、关陇之地的姚氏


东汉末年以来，关陇的人口因战争、饥疫、饥民外流而不断下降。政府为了补充劳动力及兵源，不断地把周边的少数民族招引至内地。这样以来，造成关陇地区的民族成份发生了改变。到了西晋时期，已经是“且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④，“戎狄”以羌族和氐族为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原本居住在河湟流域的烧当羌的一部分人口也内迁到了关陇一带，姚氏就在其中。


笔者根据《晋书·姚弋仲载记》，把姚氏家族的脉络，大致梳理如下：


烧当→（七世孙）填虞→（九世孙）迁那→（玄孙）柯回→（儿子）姚弋仲


从烧当到姚弋仲，这支羌族发生了多次迁徙。烧当曾雄踞于洮罕之间，到填虞时，因为骚扰东汉的边境而被迁出塞，到迁那时，内附受封，便被安置在了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一带），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西晋“永嘉之乱”前。“永嘉之乱”使西晋的政局陷入更加混乱的状况，同时也给了在陇上的姚弋仲一个内迁的机会，“（姚弋仲）东徙榆眉，戎夏繦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⑤。“榆眉”在今陕西千阳一带，羌族姚氏开始从陇上进一步内迁到了关中一带。


这支具备相当实力的羌族，从汉代到曹魏，再到西晋前期，始终充当着中原王朝统治西羌的“爪牙”，已经成为中原王朝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利用的对象。虽然在东徙榆眉后自称“校尉”、“刺史”、“公”等，但不久又臣服于刘渊建立的汉政权。所以，纵观此时内迁关陇的羌族姚氏，虽然在军事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但却没有独立的政治意识，始终有着很强的依附心理，屈服于强权。从下面几则材料可以有更具体的认识：


①《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5页。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
②“家支统治与长子继承制或兄终弟及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诸子诸孙都有统治的继承权，因此，势必分为家支，以致愈分愈细。”(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80页)
③《后汉书》卷87《西羌传》：“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第2885页。
④《晋书》卷56《江统传》，第1533页。
⑤《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59页。


秦州刺史陈安求朝于曜，曜辞以疾。……安乃还上邽，遣将袭汧城，拔之。陇上氐、羌皆附于安，……①
陈安围赵征西将军刘贡于南安，……雨霁，青人寻其迹，获安于涧曲，斩之。……
氐、羌皆送任请降；以赤亭酋姚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②
刘曜之平陈安也，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于陇上③
及石季龙克上邽，……，季龙纳之，启勒以弋仲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④


由此可见，羌族姚氏在此时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总是依附于所处地区的强权。当秦州刺史陈安在陇上击败前赵刘曜军队时（公元322年），便依附于陈安；但当陈安被刘曜军队斩杀后（公元323年），又依附于前赵政权。羌族姚氏在陇上割据势力陈安和前赵之间反复的选择，反映了羌族姚氏一方面还不具备足够自立的军事实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被当时混乱的时代潮流所主宰。但从羌酋姚弋仲在前赵时被任命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以及在后赵被任命为“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来看，此时的姚氏所属的部落，在羌族中应该是实力较强的一支。


三、关东之地的姚氏


《魏书·姚苌传》记述“（弋仲率部众）随石虎迁于清河之滠头”，这是羌族姚氏命运中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一次迁徙，时间发生在石勒死后，石虎掌权之时（公元333年）。姚氏集团被安置在清河滠头。滠头，属石赵冀州渤海郡广川县，其地在今河北枣强县境内。


清河北迳广川县故城南。阚駰曰：县有长河为流，故曰广川也。水侧有羌垒，姚氏之故居也。⑤


枣强县本汉旧县，属清河郡，县外即姚弋仲之故垒也⑥


被迁徙的姚氏集团在滠头，一住就是十八年，直到石赵崩溃。关东十八年的生活，一个方面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一个方面是部族素质的提高。“然而，对于这两大集团来说，在关东的十八年，最重要的收获不是人口的增加，而是部族素质获得的很大的提高”⑦。




①《资治通鉴》卷92《晋纪》元帝永昌元年，第2899页。
②《资治通鉴》卷92《晋纪》明帝太宁元年，第2913页。
③《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52页。
④《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52页——2953页。
⑤王国维：《水经注校》卷9《清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7《河北道·冀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6页。
⑦罗新：《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6辑，1998年5月。其中，部族素质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汉文化修养的提高、军事实力的增强、民族意识的觉醒。


的确如此，在姚弋仲后代的身上都能证明这一点。难怪扬州刺史殷浩会“惮其（姚襄）威名”和豫州刺史谢尚一见姚襄“欢若平生”。在东晋门阀政治极看重门第的状况下，没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是很难和他们来往的，更何况是“（谢）尚闻其名，命去杖卫，幅巾待之，欢若平生”①了。在关东的社会条件下，姚氏集团的新生一代，尤其是贵族阶层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汉文化的修养方面，都深深地受到影响，因而眼界会更加开放。“襄博学，善谈论，江东人士皆重之”②和姚兴“不以兵难废业”③都是很好的说明。


可以说，没有滠头十八年的熔冶滋育，姚氏集团就仅仅是关陇地区一支强大的军事势力而已，政治上并不会有太大的前途，起码不可能会有后来那种三十多年后秦霸业的建立。


第二节姚氏的动向


一、石赵末期的关东形势


从石虎开始，后赵的人民便开始生活在残暴的统治之下。其晚年又在皇位的承接上，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1、梁犊之乱


因皇位继承的问题，石宣杀害了石韬，而被石虎处死。同时，石宣的东宫卫士万余人也受到了牵连，被罚戍凉州。一行到达雍州时，当得知石虎因即皇帝位而大赦天下，自己却不在赦免之中后，众心怨恨。不仅如此，他们还受到押送人的欺辱。于是，在梁犊（东宫卫士中的一名成员）的带领下，起义造反，准备打回关东去。东宫卫士，皆多力善射，能以一当十，虽然没有装备，但是劳动工具在他们手中，都能成为有力的武器。这引起了石虎的极大惶恐，史载：


[梁]犊遂东掠荥阳、陈留诸郡，虎大惧，以燕王斌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统冠大将军姚弋仲、车骑将军蒲洪等讨之。……遂与斌等击犊于荥阳，大破之，斩犊首而还，讨其余党，尽灭之。虎命弋仲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进西平郡公；……④


面对梁犊突如其来的叛乱，石虎曾先后派安西将军刘宁、乐平王石苞、大都督兼行大将军李农、统卫军将军张贺度前去征讨，结果都是被打得大败而归。可以说石赵已经派出了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了，但还是阻挡不了梁犊东进的步伐，以至于这些被罚戍边的东宫卫士从扶风打到长安，又逾过潼关打到洛阳、荥阳一带，快威胁到了后赵都城——邺城的安全，难怪引起了石虎的惊慌。


①《资治通鉴》卷99《晋纪》穆帝永和8年，第3124页。
②《资治通鉴》卷99《晋纪》穆帝永和8年，第3124页。
③《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75页。
④《资治通鉴》卷98《晋纪》穆帝永和5年，第3087页。




正是在这危难的关头，石虎不得不请姚弋仲和蒲洪出山援助了。对此，姚弋仲的态度如何呢？史载：
弋仲嚷虎曰：“儿死，愁邪，何为而病？儿幼时不择善人教之，使至于为逆；既为逆而诛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儿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乱，当先忧此，勿忧贼也！……”①


不难看出，姚弋仲不忧梁犊叛，却为后赵的前景担忧。果然，在姚弋仲和蒲洪力量的配合下，很快平定了梁犊叛乱，因而还被进封为“西平郡公”。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此时的石赵政权已经是虚弱不堪了，而姚氏集团的实力却不可低估，通过这次平叛，也奠定了姚氏在后赵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2、冉闵之乱


公元348年，石虎立刘氏的儿子石世为太子，而当时石世仅有十岁，这给以后石赵政权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正如姚弋仲在镇压梁犊起以前对石虎所言那样，所忧非东宫叛乱，而应是所立的儿幼！作为跟随石氏多年的姚弋仲，对石虎死后可能发生的变故，是做出了理性的预测。这也正是姚氏所担心的，因为一旦出现诸子争立，那么姚氏集团应该何去何从，在中州还能否立足，这都是姚弋仲在当时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姚弋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和依据的。石虎死后，石世即位，后赵内部很快形成了两大派系：以张豺、刘太后为核心的“后党”和以石闵（以下称之为“冉闵”②）、姚弋仲、蒲洪为核心的实力派。两派的斗争结果是以“后党”的失败而告终。石世被废，石遵登基。本以为控制幼小石世的“后党”被铲除之后，应该会有稳定的政治局面，结果却没料到会节外生枝——“冉闵之乱”。


冉闵在镇压梁犊之乱中，威名更盛，“胡夏宿将莫不惮之”③。另外，冉闵作为铲除“后党”的主力先锋，为石遵夺取皇位立下了大功。在此之前，石遵又曾经许诺事成之后，要立冉闵为太子，结果食言，这引起了握有兵权的冉闵（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的极大不满，于是石遵被杀，石鉴被扶上宝座，石氏的命运完全被掌控在冉闵的手里了。冉闵的所作所为，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石鉴只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摆设而已。果然，石鉴不久也遭到杀害，冉闵称帝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了。此后，冉魏政权建立。


①《资治通鉴》卷98《晋纪》穆帝永和5年，第3086页。
②冉闵，汉人，字永曾，小字棘奴，石虎的养孙，因名石闵。其父冉瞻，在战争中被石勒俘虏，命石虎养以为子。
③《晋书》卷107《石季龙下附冉闵载记》，第2793页。


当得知石鉴被杀的消息后，镇守襄国的石祇便称帝，成为和冉闵对抗的石氏力量。此时，石赵的命运只能靠苻氏和姚氏这两个集团维系了，于是石祇北连姚弋仲，南连蒲洪来讨伐冉闵。


当初，冉闵为了给自己称帝的道路扫清障碍，就已经开始排挤效忠于石氏的的两股强大的军事集团——枋头集团和滠头集团。如今，冉闵称帝后，又大杀石氏子孙和胡羯，史书记载：


闵知胡之不为己用，颁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风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亲率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①


中州大乱。冉闵大杀胡、羯的行为，使得民族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再加上慕容儁的势力南侵和东晋势力的北延，这让后赵末期的关东局势变的异常纷繁复杂。


二、姚氏面临的政治抉择


后赵末期关东复杂的社会局势，促使这两个集团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必须要考虑自身的去向问题，以便早作打算。


“（苻）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据形胜之地，冉闵、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汉祖’”。②由此可见，苻洪是本打算在石赵灭亡后，逐鹿中州之地的，不料，却被手下的将领麻秋“鸩杀”。苻洪临死时（公元350年），才意识到中州的局势并非是他当初想象的那样简单，所以规劝他的子孙图据关中，寻求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蒲洪的儿子苻健率领自己的枋头集团回归关中，中原跟随着众多。其实，姚弋仲也有据关中的意图，史载：姚弋仲、蒲洪各有据关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帅众五万击洪，洪迎击，破之，斩获三万余级。洪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③


但此时的苻氏已经捷足先登了，而且自己的实力又没法和苻氏集团相抗衡，所以只能拥戴在襄国的石祇集团，和冉闵作战。那么，石氏和东晋对姚氏的态度如何呢？




①《资治通鉴》卷98《晋纪》穆帝永和5年，第3099——3100页。
②《晋书》卷112《苻洪载记》，第2868页。
③《资治通鉴》卷98《晋纪》穆帝永和6年，第3102页。


石祇僭号，以襄为使持节、骠骑将军、护乌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
晋遣使拜襄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即丘县公①


从这两条记载可以看出，无论是石赵的残余势力，还是东晋政权都有意拉拢姚襄。对于两者，姚氏必须作出选择。从当时的状况来看，石赵政权虽然处于慕容氏和冉闵政权的包围之中，但毕竟还有一线转机的希望。另外，姚氏跟随石氏多年，而且多被委以重任，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也不能在石氏并没有完全覆灭之时而抛弃之。


那么当自己支持的石氏灭亡后（公元350年），姚氏又是如何打算的呢？此时，前燕政权也想拉拢这一力量，《魏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慕容儁以襄为豫州刺史、丹阳公，进屯淮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②但是，姚襄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告诫，没有接受前燕的册封。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事，无为不义之事”③


事实上，当石赵政权彻底崩溃后，姚襄的确是接受了东晋的委任，这是东晋和姚氏集团两厢情愿的事。一方面，因为在石氏彻底败亡之前，东晋就已经向姚氏发出了接纳的信号，这时的姚氏也急切地需求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么姚襄选择东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另一方面，东晋则需要这支降胡力量来为其服务，不但可以为其固守淮水流域这一暂时出现的真空地带，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东晋政权内部过于强大的军事集团。因为“永和政局，是以中枢司马昱、殷浩为一方，以上游方镇桓温为另一方的实力相持”④东晋皇室曾为了防止桓温在长江上游的实力过大，而在下游任命殷浩为扬州刺史，加以抗衡，随着公元349年石虎死后而北方陷入混乱，东晋相持的双方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的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巩固自己在江左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所以接受北方降胡，使其成为自己北伐的工具，是司马氏的必然举动，姚襄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大背景下，归属于东晋的。


三、立足江淮的失败


姚弋仲死后，姚襄秘不发丧，率领自己的军队向南进发，并组建了临时的领导核心。东晋把这支南下的军事力量，安排在谯郡（今安徽亳州一带），为其镇守石赵灭亡后的淮河以北地区。


①《晋书》卷116《姚襄载记》，第2962页。
②《魏书》卷95《羌姚苌》，第2081页。
③《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61页。
④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然而，事情却没有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姚襄和殷浩之间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殷浩屡遣刺客企图暗杀姚襄，姚襄则斩杀了殷浩派去袭击姚襄军队的将领。双方各执一词，姚襄还遣使把殷浩告到了朝廷。从表面上来看，仅仅是姚襄和殷浩之间的冲突而已，其实质是姚氏集团和东晋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试分析如下：东晋虽然接受了姚襄的投靠，姚襄虽然也接受了东晋的册封，然而从根本上说，东晋政府和姚氏军事集团在利益上是有着根本冲突的。双方都有着自己的意图，东晋一方面想利用姚氏这一股军事力量来为其北伐服务，另一方面又担心控制不了这个军事集团，会适得其反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因而始终对姚氏集团持有一定戒备心理；姚氏集团则根本没有把投靠东晋，作为自己的终极归宿，只是迫于当时的社会局势（关东、关中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不得已而采用的权宜之计。因而，双方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一旦政治局势有了风吹草动，东晋和姚氏集团之间的关系马上就会变得很敏感。


“五月，江西流民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降于姚襄。建康震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屯中堂，豫州刺史谢尚自历阳还卫京师，固江备守”①姚襄在济、淮时，便招抚流民，众至七万，安置生产。虽然其目的也是争夺劳动力，以便兵役、徭役和其它物质的征发，但其搜刮相对减轻，故能得到流民的拥戴。次年流民郭敞等千余人起义，搜捕堂邑内史刘仕而投靠姚襄。东晋只是想利用姚氏集团的力量，助其守备江淮的权力真空地带，但姚氏却在夹淮屯田，招抚流民，深得人心，以致于流民纷纷投靠，这是东晋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担心这样以来，姚氏集团便很难被控制——“不复为池中之物”了。


到这时，姚氏集团在江淮已没有了立足的可能性，“姚襄所部多劝襄北还，襄从之”②，只能率军北还了。


王夫之把姚氏和司马氏之间的的微妙关系用了很恰当的比方：“然使（殷）浩开关纳之，而倚以收复中原，则亦梁之进侯景也。……；弋仲之使襄归晋，胜冉闵而惧也。”③可见，他把东晋政府接纳姚襄和萧梁政权接纳侯景视为同等危险的事情，这虽有站在正统立场上看待这一现象的因素，但多少能反映一些问题。


在归附东晋后的日子里，姚氏的军队得到了一段休整的时间，实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壮大。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姚氏集团虽然未能在中原站稳脚跟，但在败于前秦之前，其在大河南北之转战，却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①《资治通鉴》卷99《晋纪》穆帝永和10年，第3141页。
②《资治通鉴》卷100《晋纪》穆帝永和11年，第3146页。
③[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3《穆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5页。




四、归于苻氏的帐下


姚襄率领自己的军队北还，在占据许昌后，开始攻夺洛阳，但却逾月未克。长史王亮建议姚襄先放弃洛阳，还黄河之北，从长计议。姚襄却认为：“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①由此可见，姚襄想在洛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再图大业。然而，此时的洛阳正处于东晋、前秦、前燕三方的争夺之中，姚氏自身的实力又难以对抗。结果，姚襄在伊水北，被东晋征西将军桓温击败，在其损兵折将、陷入困境后，被迫北上了。


对于姚襄而言，寻找安身立命的一席之地，是摆在这个军事集团面前最为紧迫的事情。渡过黄河，姚襄率众击败在匈奴堡的苻秦平阳太守。之后，派使者到苻秦，请求能假道还陇西（姚氏祖上居住之地）。但苻坚认为，这样一来，姚氏会对苻秦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因而建议苻生予以拒绝。姚襄得知后，便召集北地（今陕西省耀县一带）等处的戎夏，准备和苻氏一决雌雄。沙门智通劝姚襄厉兵秣马，更思后举，但姚襄认为：“二雄不具立，冀天不弃德以济黎元，吾计决矣”②。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一带）一战，姚襄沉不住气，被激怒出战，刚好中了苻秦之计，结果兵败被杀，弟姚苌率领人马被迫投归于苻秦帐下。


姚氏集团的成员在姚襄的率领下，转战南北，可谓是竭诚尽力。但由于当时社会局势的复杂，加上姚襄的急于求成、年轻气盛（被苻坚杀害时年仅27岁），缺乏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又不听从长史王亮和沙门智通“休养生息，以图远略”的建议，使得军士总是疲于不断地辗转战争之中，从而丧失了在中州大乱之后，能分得一杯羹的机会。


五、结语


从姚弋仲到姚襄，从关陇开始被迁徙到关东生活，再从江淮、河洛、河东辗转到关中，姚氏不断地依附于强权，又在不断地试图摆脱，但命运似乎跟姚氏开了个大玩笑，一番折腾之后，还是被迫依附于了苻秦政权，归于沉寂。


然而，这其实是姚氏新一轮的酝酿期，一旦时机成熟，她必将重新焕发生机。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姚氏的动向图标
河湟地区→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一带）→榆眉（今陕西千阳一带）→关东清河（今河北枣强一带）→江淮→河洛→河东→关中。


从这个简单的动向图标中，我们不难发现，姚氏集团基本上是从关陇一带开始迁徙，而后终又回到关陇一带的。这一轨迹看上去很接近一个封闭的“圆”，但是在经过这个看似又回到起点的运动，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它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在这一过程中，姚氏集团的军事实力由弱小一步步地走向强大，汉文化修养也在一步步地提升，民族意识也在不断走向觉醒，政治历练上也日显成熟，这使得自身更具有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这为以后姚秦政权在关中的崛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①《晋书》卷116《姚襄载记》，第2963页。
②《晋书》卷116《姚襄载记》，第2964页。

姚波

第三章 姚氏与后秦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姚氏的机会


苻坚在公元383年发动了对东晋的战争，没想到却被打得大败而归。此时的姚苌并没有反叛的狼子野心，然而关中的局势却在发生着急遽的变化，首先反叛苻坚的是慕容泓。其实，在南伐之前，前秦政权中已经潜伏着危机，由于苻坚为统一北方而不断发动的战争，已经使前秦出现了“兵疲于外，民困于内”的情况，淝水之战只是使前秦更早地走上了衰亡之路。


一、淝水战后的“反苻”斗争


姚苌在投降前秦后，是很受到苻坚的信任与重用，在发动对东晋的战争时，还让姚苌担任龙骧将军，委托以山南之事（梁州、益州、宁州）。史载：及苻坚寇晋，以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谓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坚左将军窦冲进曰：“王者无戏言，此将不详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坚默然。①


那么，姚氏为何要在淝水战后反叛呢？其原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民族矛盾的仍旧存在


苻坚是一个很开明的君主，主张“夷狄应合”。为此，苻坚本人也是身体力行，优待慕容氏和姚氏，对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采取羁縻政策。但是，民族矛盾和隔阂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的弭除的，氐族对其他民族的戒备之心还是会持久存在。从下面的一段史料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一点：


是时，朝臣皆不欲坚行，独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劝之。阳平公融言於坚曰：“鲜卑、羌虏，我之仇敌，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划，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坚不听。②苻融把“鲜卑、羌虏”作为仇敌来看待，从客观的历史状况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①《晋书》卷116《姚苌载记》，第2965页。
②《资治通鉴》卷105《晋纪》孝武帝太元8年，第3308页。


毕竟前秦灭掉了前燕政权，前秦兼并了羌族姚氏的军队。慕容垂和姚苌虽然能得到苻坚的信任与重用，但是苻氏的宗室成员包括王猛在内的其他汉族重臣，却始终对垂、苌抱有戒心甚至是嫉恨。可以推测以下，一旦苻坚撒手人寰，垂、苌会是怎样的结局？我想从这段话中可以预见，如果将来没有了苻坚的庇护，他们是迟早要被新主以种种借口除掉的。所以，虽然姚氏的反叛是发生在淝水之战后，给了我们种种理由来证明姚氏的不忠，但反叛却是必然的结果，只是时间的早晚和时机的成熟与否罢了。


2、姚苌当时所处的情境


苻坚在淮南败后，仅剩率千余骑随之北还。这时慕容泓首先起兵反叛，姚苌作为苻睿（苻坚之子）的司马，领兵镇压叛乱。但是苻睿却身死沙场，姚苌派去报告情况的长史，被苻坚在一怒之下处死。任何一个忠心耿耿的将领，在此时都会预感到将有杀身之祸的来临。因为慕容氏的反叛和苻睿的战死，使得苻坚不得不对这两支曾被自己十分优待的少数民族集团产生了质疑。反亦死，不反亦死。这是姚苌当时所面临的情境。


二、姚氏的优势


1、豪强坞壁主的拥戴


对于关中长期存在的汉族豪强和部落酋长而言，苻坚的战败使得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代言人，以便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利益。苻氏、慕容氏、姚氏，究竟应该支持谁，我想他们肯定有过缜密的思考。苻氏大势已去、慕容氏又不可能在关中久留，只有姚氏了。而且，姚氏的头领姚苌在前秦时，就有着不错的声望，其曾为前秦累立战功，加之祖上的根基又在关陇一带，因而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以，“西州豪族尹祥、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五万余家，成推苌为盟主”①。


十六国时期的社会动乱，使得坞壁获得空前的发展，前秦统治时，未见括户之举，直到苻坚末年，关中仍见有坞壁三十余所。这些坞壁主有自己的军队（部曲）和依附民（劳动力），聚宗而居，形成一个个的割据单元。对于姚苌而言，要想在关中立足，没有这些坞壁主的支持，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2、较好的民族基础


①《晋书》卷116《姚苌载记》，第2965页。


王仲犖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言道：“自安帝时代起，终东汉之末，‘羌患’三起，虽终於弭平，而一直到西晋之初，冯翊（郡治临晋，今陕西大荔县）、北地（郡治泥阳，今陕西铜川市南）、新平（今陕西铜川市西南）、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界内，还是布满了羌人”在关中有着这么好的民族基础，自然纠集本族的人民建立新的政权就会很有优势了。


第二节姚氏的立国


姚苌在晋太元九年称万年秦王，年号白雀（公元384年），这也标志着后秦立国的开始。然而，苻坚及其以后苻登的残余势力却一直持续到姚兴统治的初期（公元394年）。所以，在姚苌统治的时期，始终处于与苻氏的军事较量之中，在此期间，“大营”的军事组织和岭北的战略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试作一分析，以便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后秦政权在建立初期的社会状况。


一、“大营”与姚秦的建国


1、“大营”与“诸营”


[姚]苌乃从[尹]纬谋，以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年号白雀，称制行事。以天水尹详、南安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姚晃、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庞魏、任谦为从事中郎，姜训、阎遵为掾属，王据、焦世、蒋秀、尹延年、牛双、张乾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王破虏、杨难、尹嵩、裴骑、赵曜、狄广、党删等为帅。①


公元384年，在尹纬等人的支持下，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并且很快地组建了自己的一帮人马，已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参军、帅等职责的划分。在十六国时期，长史的地位非同一般，“即长史实际上成为最高国务长官”②由此可见，此时的姚秦已经官僚机构粗备了。既然姚苌自称大将军，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一官僚机构称之为——大将军府，然而，由于当时关中局势的复杂性（慕容氏、苻氏势力的存在），这一官僚机构不可能有固定的据点，而是要随军辗转流动。


①《晋书》卷116《姚苌载记》，第2965—2966页。
②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98页。


[姚苌]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唯征虏齐难、冠军徐洛生、辅国刘郭单、冠军弥姐婆触、龙骧赵恶地、镇北梁国儿等守忠不贰，并留子弟守营，供继军粮，身将精卒，随苌征战。时诸营既多，故号苌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①


此则史料中提及了“营”、“大营”、“诸营”三个概念。


我们不难看出，在姚苌与前秦残余势力斗争中，“营”这种机构组织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营”要出兵，一方面“营”又要供给军粮。其实，这些任务都是要由“营”中的“户”来完成。那么，作为抽象意义上的“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陈琳国先生认为：十六国时期出现的“营户”，是魏晋军户制的发展。与魏晋军户制不同的是，“营户”不仅隶属于国家，也隶属于将领个人；或者说，名义上隶属于国家，而实际上隶属于将领个人。“营户”不只要为国家提供兵役，同时也为将领提供租赋，成为将领私家的依附民。②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出“营”，应该是拥有众多人口（其实就是“营户”）并且是“兵农合一”的一种社会组织，具有类似于汉族豪强坞壁的功能。那么，姚苌的“大营”便像是一个大坞壁了，其它“诸营”便像是一个个小的坞壁了。


那么“大营”出现的时间，以及它和“诸营”的关系如何呢？


“时诸营既多，故号苌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但是，正如吾师李椿浩先生所言：“虽然这时才出现大营的说法，但它的建立及运作是早有的事”。③笔者也认为，此时被称为“大营”的苌军，其实就是公元384年成立的“大将军府”（上文已提及），换句话说，“大营”应该是从公元384年就出现的历史现象。④在建立之初时，“大营”先辗转于北地郡（今陕西耀县）一带，后逐渐稳固在安定郡⑤（今甘肃省镇原县）一带。




①《晋书》卷116《姚苌载记》，第2968页。
②陈琳国：《十六国时期的“军封”、营户与依附关系》，《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92页。
③李椿浩：《试论羌族后秦之安定地区的地位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第13页。
④关于“大营”和“诸营”的内涵，日本学者关尾史郎先生认为：“大营”指除了姚氏核心集团外，还应包括其它部族的力量；“诸营”是指除此之外的其它力量。参见关尾史郎:《“大营”小论——后秦政权(384年—417年)の军事力と徙民措置》，《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8，第183页。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大营”就是姚氏核心集团（当然民族成分不仅仅是羌族），而“诸营”指支持姚氏的其它部族和汉族豪强。
⑤郭沫若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安定郡”的位置标注的为今天的“甘肃镇原县”，还有的观点认为“安定郡”在今天“甘肃泾川县”。本文采用郭沫若先生的这种说法。




在与“反姚”势力作斗争的时候，姚氏的“大营”是领导核心，“诸营”要受其指挥和节制。但从“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可以看出“大营”和“诸营”之间的关系又是十分松散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就要从“诸营”的具体情况来分析了，第一：从当时的情况看，关中地区的民族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有诸多少数民族的部落和汉族豪强的坞壁同时存在。因而，“诸营”的领导者，既有少数民族的酋长，又有汉族豪强。如：弥姐婆触是属于羌族的一支（又被称为“南羌”）、梁国儿是属于匈奴的一支（又被称为“屠格”）。第二：从他们留弟子“守营”“供继军粮”和自己“身将精卒，随苌征战”中，可以看出“诸营”应该是占有一定土地面积的，而且是相对固定的，这样才有耕作的地方，才能供给军粮；同时，“诸营”又是有自己的军队的，类似汉族豪强的“部曲”，这样才能随姚苌流动作战。可以看出，“诸营”本身是一个个独立性很强的单位个体，所以和“大营”的关系又是十分松散的。


“大营”只是在实力上较其它“诸营”强大一些而已。毕竟，羌族姚氏从内迁时就有众多的戎夏跟随者，再到形成关东的滠头集团，已经拥有了很强的实力。尽管姚氏集团有着比其它部族强的实力，但毕竟不是同一部族，关系自然就松散的多了，一有风吹草动，“诸营”随时都有倒向敌手的可能。所以，对于姚苌来说，只有使自己的“大营”牢牢地吸引住“诸营”，自始自终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才有可能最终打败苻氏。从本质上说，姚氏和苻氏的较量，就是双方争取“诸营”的斗争，而姚苌使自己的“大营”像一个大雪球一样，在关陇地区越滚越大，最终让苻氏没有了任何立脚之地。可以说，姚氏的“大营”若失去了其它“诸营”的支持，姚苌是很难战胜苻氏的。


值得一提的是，姚苌下书曰：“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①。姚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户在大营者”在与苻登的争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公元394年，当姚兴灭掉苻登之后，“散其部众，归复农业。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②随着苻氏的彻底败灭，“大营”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而也就被一分为四，“置四军以领之”了。


2、“营户”、“镇户”、“堡户”


关于“营户”，唐长孺先生的观点认为：“营户即是荫户，他们不属州郡而属於军营，主持军营的便是王公贵戚，营户又称为‘军封’，所以又即是那些王公贵戚的封户。”③有了“诸营”的支持，姚苌的所能支配和利用的“营户”就大大增加了，他们跟随姚苌流动作战，为姚氏在关陇最终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


另外想谈谈“营户”、“镇户”、“堡户”的关系与区别。他们都是后秦在建立初期时的地方组织形式。总的说来，它们在性质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所辖之户都是亦兵亦农的——即一方面要出兵作战，另一方面还要耕种土地，保证军队和自身生活的所需粮食，因而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①《晋书》卷116《姚苌载记》，第2972页。
②《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76页。
③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65页。


但它们在定位上有所不同。“镇户”侧重于守护重要的军事重地，如安定、阴密、蒲坂、上邽等地往往迁徙一定数量的户去镇守，相当于“军屯”，这些镇户归镇将所支配；“营户”则是在姚苌时期特有的现象，它更具有“流动”性，能跟随“大营”作战；“堡户”则更侧重于一个地方的“防御”。“[姚]兴下书，录马嵬战时将吏，尽擢叙之，其堡户给复二十年”①，可见这些将吏——堡主受到了提拔，他的堡民免了二十年的赋税。


二、“岭北”与姚秦的建国


姚苌能够在关中建立后秦政权，与他采取的军事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史载：


苌闻容慕冲攻长安，议进趋之计，群下咸曰：“宜先据咸阳以制天下。”苌曰：“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之义也。”②


针对当时关中的社会局势，姚苌没有采纳众人“先据咸阳”的建议，而是做出“移兵岭北”的战略决策。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姚苌为何选择了“岭北”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我们先了解一下“岭北”的地理位置。关于这一点，胡三省在给《资治通鉴》作注时，认为“岭北，谓九嵕山之北，凡新平、北地、安定之地皆是也”③；侯甬坚先生对这一观点持有异议，认为“岭北”应是在“马岭以北”。具体看来，新平在今天的陕西省彬县、北地在今天的陕西省耀县、安定在今天的甘肃省镇原县，其都在缘泾水的中上游一带，这是胡三省的观点；而“马岭以北”指泾水上游支流环江岸边的马岭县以北地区，这是侯先生的观点④。两者的分歧在于“岭北”的位置是否包括泾水的中游一带，但无论如何，可以得知“岭北”在地理位置上是处于俯视关中的情状，一旦关中的局势有何变化，都比较容易被掌控。这也是姚苌“坐山观虎斗”的军事策略，等苻坚和慕容冲两败俱伤后，然后“兵不血刃”的“坐收渔利”。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是沿着这样的预测进行下去的，慕容冲不可能久居在关中，在他奔向关东后，姚苌便很轻易的打败了占居长安的卢水胡郝散，从此便控制了关中的核心。


“岭北”除了在军事上的地理优势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岭北”又是羌族的重要聚集地。魏晋时，“雍州包括京兆、冯翊、扶风、安定、北地、新平、始平七郡，其中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四郡的羌族最多”⑤


①《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3页。
②《晋书》卷116《姚苌载记》，第2966页。
③《资治通鉴》卷105《晋纪》孝武帝太元9年胡三省注，第3336页。
④侯甬坚：《十六国北朝“岭北”地名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58辑，第124页。
⑤马长寿：《氐与羌》，第146页。

姚波

第四章 姚秦中央与地方统治体系的确立


“姚秦盛时，其地南至汉川，东逾汝、颖，西控西河，北守上郡。”①在姚兴统治的二十二（公元394年至公元416年）年中，是后秦政权最鼎盛的时期，不但体现在疆域的进一步扩大，且一些制度也得到了初步确立，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节政治经济政策


姚秦政权建立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这个新生政权。诚然，在一个政权建立的初期，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有类似的做法，但姚秦却有着自己的特殊之处。


一、招抚流民与释放奴婢


《晋书》中相关的记载有很多：
兴自安定如泾阳，与登战于山南，斩登。散其部众，归复农业。
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
徙流人西河严彦、河东裴岐、韩袭等二万余户而还。
遣狄伯支迎流人曹会、牛寿万余户于汉中。
敛俱陷城固，徙汉中流人郭陶等三千余家于关中②


从上述记载可见，无论是苻登的部众，还是奴婢、流人，姚秦政权所采取的举措，都表明统治者试图让劳动力和土地尽快地结合在一起，以便恢复农业生产。


在这里，“流人”这一群体值得我们备加关注。流人，“就是脱离社会整合，丧失其原有的职业社会角色，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③。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流人的主要成分是由因战争、饥荒等因素导致的丧失土地的农民构成。流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招抚好了，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和土地相结合，开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还可以使他们成为国家补充军队的一个来源，可谓是一举两得。相反，如果流民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则可能演变为土匪、黑帮等，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甚至会导致一个王朝的灭亡。因而，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这一问题。


①[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历代州域形势图三·晋十六国》，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3页。
②《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76、2978、2979、2985页。
③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第39页。


姚秦迁徙和接纳的流人，数量很大——“千余家”、“万余户”。可见，他们应该是有组织、有领袖的一个个庞大的群体，还很有可能具有武器装备，因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流人。也就是说，他们不一定是真正逃荒的饥民，而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徘徊于各种强大势力之间的一种社会群体力量，能争取到他们，就意味着自身的军事实力会得到壮大。所以，姚兴大量地迁徙和接纳流人的举措，对于姚秦政权的巩固，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约法慎刑与抑制豪强


何宁生先生对于后秦的法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认为后秦政权的法律思想是——“约法慎刑”。并且认为这一法律思想“与其汉文化素养以及‘德治’的大政方针密切相关”①


姚兴在长安设立律学，组织各郡、县的散吏来学习。在他们“通明”之后，返回到各自的地方，处理本地的官司。如果遇到了疑难案件，州郡县自己解决不了的，还可以向上呈报到廷尉来处理。另外，姚兴本人在闲暇时，还经常到咨议堂“听断疑狱”，这样一来，社会上的冤假错案和积案就减少了很多，“于时号无冤滞”②。同时，对刑政上不符合实际、不方便百姓的条文，姚兴都给予淘汰；对像始平太守、槐里令那样贪赃枉法的官员，姚兴都毫不庇护地给予处死。这些史实说明，后秦在一定程度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


在姚苌病危时，姚兴为了保障自己的继承权，就杀了一批“皆有部曲，终为人害”③的氐、羌、汉豪酋苻胤、王统、王广、徐成、毛盛；姚兴当政后，在镇压鲜卑薛勃的叛乱时，对于那些“督运稽留，令三军乏绝”④的诸部豪酋——弥姐高地、杜成等，坚定地给予处决，使诸部大震，不敢不服从统一指挥，从而达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维护了皇权在各部族豪酋心目中的威信，有利于后秦政权内部凝聚力的增强。然而，后秦对豪强的打击很不彻底，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其政权的威胁。到了姚泓时期，曾被迁到李润（今陕西大荔）的三千家羌民叛逃返还；并州定阳（今山西吉县）数万匈奴等族人叛乱。




①何宁生：《后秦法制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122页。
②《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0页。
③《晋书》卷116《姚苌载记》，第2972页。
④《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78页。


总之，在后秦统治时期，无论是本族的叛乱，还是其它民族的叛乱，都会经常发生，这也成为姚秦政权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只要没有实行“离散部落”、“分土定居”——这种从根子上破坏部落豪酋赖以存在的土壤的办法，而是仅仅依靠一些抑制的措施，来削弱部族豪酋的实力，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第二节儒学、佛教与文化政策


一、姚兴的汉文化素养


姚兴在苻坚统治时期，曾为太子舍人。《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是这样注解“太子舍人”的：官名，秦置，掌行书令、表启等。两汉沿置……三国魏七品。……晋定员十六人，职比散骑、中书侍郎，掌文章书记，七品。①由此可知，姚兴在其早年就有着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不然也不可担任掌“文章书记”的太子舍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姚兴在当政后会十分重视儒学。当然，从统治理念的角度上来看，姚兴也要用儒家思想来控制广大人民。


史载“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②。自己本人还在听政之闲暇的时候，与耆老硕德们在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对于东去洛阳求学儒业的弟子，还给予宽松的关卡政策，时称“儒风盛焉”。当然，姚兴的重视儒学，也必然使之成为“干禄之学”，学子们为了步入仕途，对儒学便趋之若鹜了，以至于出现了不远千里来到长安求学的儒生达数万人之多。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姚兴母亲死时，对于如何服丧，在朝廷上产生了分歧和争执。尚书郎李嵩“素服临朝”的主张，得到了姚兴的肯定，而尹纬“既葬即吉”的主张却并未得以采纳。姚兴坚持要“素服临朝”的行为，一方面说明姚兴是非常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在他的骨子里有着“孝治天下”的深深印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样“以身作则”的行为，达到“率先天下”的目的，让经过战乱的百姓恢复昔日的道德规范，又使社会的伦理得以重新整合。从政治大局来看，这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巩固其统治。


③，同时也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弘始
①郑天挺、谭其骧编委主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②《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75页。
③[南朝·梁]慧皎：《高僧传》卷2《译经中·晋长安鸠摩罗什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2页。佛教“三
宝”通常指“佛像、佛经、僧人”。


二、佛学在姚秦的地位


史称姚兴“少达崇三宝，锐智讲集”三年（公元401年）姚兴讨伐后凉，将鸠摩罗什接到长安，以国师之礼相待，让他在逍遥园的西明阁翻译经论。其后十余年光景，罗什都是专使翻译和讲解经论，还培养了数千名门徒。姚兴本人也是积极地参与其中而乐不思蜀，史载：“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上有所好，下必效矣。后秦出现了“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以及“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①的景象。


同时，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僧尼的增多，各级统治机构便从僧人中选任僧官，协助该政权管理僧务，一般认为后秦最早设官。就当时姚秦的都城——长安的情况看，共有僧尼约万余人。为了实行对佛教的有效管理，在鸠摩罗什的建议下，姚兴设立了管理全国僧尼的行政机构，任命鸠摩罗什的弟子为管理僧尼的最高官，即僧正。


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首先，由于在姚兴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在后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中“鸠摩罗什的活动在中国译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使中国佛教从移植期转入成长发展期的原动力”②可见，姚兴对于佛教事业，是作出了贡献，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通常的观点认为，“佞佛”往往是导致一个政权衰亡的原因，梁武帝的悲惨结局常常便是被引用的嘉例。然而为什么佛教能够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此盛行，我想除了统治者的提倡外，一定有适合它成长的环境和土壤。


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由於当时各族人民受尽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以及战争带来的痛苦，容易接受佛教所散播的幻想；同时，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族贵族，经历着呼胜忽败，生死无常的境地，内心是怯弱的，他们也需要从佛教的教义里得到精神上的安慰”③。而且，当时由于受到“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在思想领域，少数民族统治者缺少自己精神支撑。那么，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因此更容易被胡族统治者所接受。


佛教和其它宗教有着一样的地方——是被扭曲了的灵魂无声的叹息。试想，在那样一个战乱的时期，广大百姓朝不保夕，亲人的死亡离散，自己的生命也有随时被剥夺的可能，这种状况需要一种信仰来抚慰他们内心的不安。佛教宣言来世说，忍受今生的苦难，来世便可进入天堂，这无疑是对没有精神寄托的广大百姓是一种很好的麻醉剂。在某种程度上，当人们有了“精神家园”，才能更安心的


①《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5页。
②[日]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③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3页。


从事生产劳动，所以姚兴“佞佛”不能作为导致后秦衰亡的因素来看待。后秦佛教的发展，是由当时整个大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也是佛教在这一时代盛行的一个缩影而已。


三、评价姚兴的文化政策


姚兴采取了重视儒学、提倡佛学的文化政策。重视儒学不但是姚兴本人的汉文化修养高的原因，还是其统治上的需求。胡族要想在内地立足，必须要和当地的汉族豪强合作，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耆老硕德则是汉族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在社会上是很有威望、受人尊敬的。那么重视儒学、尊敬耆老硕德，就是和汉族豪强合作的一种表现。提倡佛学，这是在胡族政权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除了有给广大百姓在心灵上进行疗伤的因素外，还有其民族自身的缘故。由于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因而在心理上更容易被异族统治者所接受。


第三节“军镇”与军事扩张政策


一、“军镇”的设置及其地位


1、“军镇”及其制度的含义


“军镇”一词，从字面上来理解，乃是“军事镇守”之地，一般设立于军事形胜之处。其目的是“或欲加强占领区之军事控制；或欲安置归附之少数民族；或欲出於国防和治安之考虑”①


唐长孺先生认为“军镇制度”是一种“以军事组织占有与控制人口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从各部落、部族中带来的，但同时恰恰结合了从三国时期就已产生，而此时正在发展的中国固有的部曲制度”②。


史书中，有关军镇的记载，为我们最熟知的莫过于发生在北魏后期的“六镇起义”。但是，军镇制度的渊源不在北魏时期，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已指出。周一良先生在《北魏镇戍制度考及续考》一文中就指出：“设镇于边要形胜之地，盖非魏所独有之制”。③十六国时期，尤其是在后期，军镇的雏形已经显现，并且出现了地方行政机构军镇化的趋势。北魏时期的军镇主要设置在边防，其目的是防御北方蠕蠕（柔然）的入侵，保卫都城平城的安全，因而在设置之初受到了高度的重视，镇将一般也由宗室成员来担任，但随着都城的变更，政局的稳定，对边疆防御上的需求不再那么迫切，军镇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与之不同的是，在十六国时期，由于政权存在的时间短暂、并且政局不稳，因而军镇有了持久存在的环境和土壤。后秦时期，军镇的地位至始至终都显得尤为重要。




①梁伟基：《北魏军镇制度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55页。
②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68页。
③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2、后秦时期的“军镇”及其特点


后秦时期“军镇”的形成，与关中的坞壁组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东汉以来，随着地方豪强（包括内迁的少数民族部落酋长）的崛起和割据混战的增多，这种以自保为目的、有着自己军队的、能自给自足的坞壁组织在北方纷纷粉墨登场。这些坞壁组织，在抵御胡人的南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入主中原的胡族统治者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到了十六国时期，坞壁组织发挥着地方军政机构的功能”①这和当时地方基层组织的破坏是分不开的，在一些军事重要的地方，坞壁组织就逐渐转变成了“军镇”。


姚兴在疆域的重要军事据点设立“军镇”，安定、蒲坂、秦州等便是典型的代表。“军事体制的加强，是和镇压农民的‘叛乱’分不开的，也和郡县制基础的散乱分不开的，更和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军事监督分不开的”②从关中的情况看，后秦属于“郡县制基础的散乱”这一因素，而造成军镇普遍化的事实。经过了长期割据分裂的北方，关中地区的战乱尤甚，因此以坞壁为据点的自卫武力也最多。前秦后期，关中还有“垒壁三百余处”③。由此可见这一地区州、郡、县破坏的严重情况，所以为后秦设置兼理军民政务的“军镇”提供了背景。


“后秦的军镇，已不同于十六国前期的军镇，它已是有实土、有兵士、有领民的实体，是一级地方行政单位，是与州、郡、县并列的统治形式了。”④笔者认为，后秦的军镇不仅仅是与州、郡、县并列的统治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讲，军镇的地位是高于其它任何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的。笔者欲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1)以安定、蒲坂、秦州等军镇为例
关于安定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胡注曰：“姚苌之兴也，以安定为根本；后得关中，以安定为重镇”⑤；蒲坂是姚秦东部与拓跋魏、东晋相邻的重地；秦州则是与西部与诸凉、仇池政权相交的重地。其实，除了这三个典型的代表之外，还有像李润堡、胡空堡、杏城等可能级别较低一些的，却类似于军镇的地方组织机构。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镇互为犄角，像一个个点织成的一张网，遍布姚秦全境，对内镇压反叛，对外应对强敌，拱卫着政权。


①[韩]具聖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②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③关中的坞堡壁垒的数量，各个史书的记载都不一致，有30多所的记载、还有300多所、甚至有的记载达
3000多所。笔者认为可能是记录者对于坞堡壁垒的判断标准不一样而导致的结果。
④高敏：《十六国时期的军镇制度》，《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第19页。
⑤《资治通鉴》卷107《晋纪》孝武帝太元12年，第3375页。


在姚泓后期，镇守蒲坂的姚懿和镇守安定的姚绪，面对东晋刘裕大举北伐的时候发动叛乱，这直接威胁到整个后秦政权的安危。因为蒲坂和安定都是后秦政权极其重要的军镇，一处是用于防御北魏的，一处是用于防御赫连夏的。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手握重兵的姚懿和姚绪的这一举动，无疑是给了姚泓当头一重击，“后院的失火”不得不让姚泓急忙调回派往前线作战的军队，去镇压内乱。刘裕的大军便趁机攻打潼关了。这是导致后秦政权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2)以姚绪和姚硕德的地位为例


姚兴的两个叔叔——姚绪和姚硕德在后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在姚苌刚刚死后，他们分别镇安定和阴密。其中，姚硕德的将佐便劝其奔秦州，以观事势，原因就是担心他的部曲最强而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最后姚硕德并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但是可以看出其所镇之地——阴密的重要性，后来姚兴为了削弱叔父姚硕德军事力量，在打败苻登后，在“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①同时，还把姚硕德徙为秦州牧，镇上邽。以后为了削弱叔父姚绪的力量，在“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坂”的同时，还把姚绪徙镇河东。


在姚兴称帝后，是以殊礼待两个叔叔的。在封官加爵时，只有姚绪和姚硕德被封为王，而别人都是公及其以下；在接见两位叔叔时，姚兴总是以家人之礼；在有什么好玩珍贵的东西，总是先让给两位叔叔；兴还班告境内和在朝的文武百官，在起名字时不能冒犯两位叔父，以显示出两位叔父的地位不同一般。之所以如此般，其原因除了姚兴本人有良好的儒家孝道的修养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两位叔叔，不但为后秦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手握重兵、镇守重地，姚兴不得不让他们三分。“绪、硕德威权日盛，兴恐奸佞小人沮惑之，乃简清正君子为之辅佐。”②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姚兴不是简简单单的为两位叔叔派去了正人君子，更是派去了自己的亲信，以便更好地监督姚绪和姚硕德。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军镇在后秦政权中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所以那些重要军镇的镇守将领才有着丰厚的待遇和极高的政治地位。正如牟发松先生所言那样：“这些镇户所在的军镇，是整个姚秦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③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些军镇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从而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地削弱，很容易造成政局的不稳。


二、军事扩张政策


①《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76页。
②《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0页。
③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第42页。


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姚兴在完成了歼灭苻登残余势力的重任并称帝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开拓疆域上。先是立足关中，接下来是向东、西方向拓展领土，西部凉州诸政权渐渐地处于后秦的羁縻控制之中，潼关以东的弘农、洛阳及汝颖等地区也渐入国土之中。然而从“方当廓靖江吴”之类的语言和打探东晋虚实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姚兴的目标是要消灭东晋，一统天下。在这一军事政策上，姚兴和苻坚有着惊人的相似！


从姚苌反叛苻坚的旗帜后，一直到姚兴灭掉苻登的残余势力，关中的战事已经持续了长达十年之久（公元384年——公元394年），作为百姓来说，对安定的生活充满了渴望。若是一个英明的君主，此时就应该像刘邦在西汉建立之初那样，采取“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的政策，而不是继续“穷兵黩武”而达到所谓的“建功立名”。以至于出现了“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①当群臣进谏提出异议时，姚兴却认为能够过关逾梁通利的人，都是富豪之家，这样做可以达到“劫富济贫”的功效。这番言论完全是给自己找借口，因为通关津的商人最终还是会把增长的赋税转嫁到普通百姓的身上，统治者这样做其实就是变相地搜刮百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正因姚兴把开疆拓土作为既定的军事政策，所以才使得国库空虚，百姓困苦。以前归服于后秦的诸多政权在姚兴后期也开始纷纷反叛了，最后姚氏连关中也很难保住了。


第四节姚秦的外交政策


后秦政权建立后，它的周边形势异常的纷繁复杂。西面是诸凉的更迭（先是氐族的后凉；后是并列存在的鲜卑秃发的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的北凉、汉人李氏的西凉）和西秦政权；北面盘踞着赫连勃勃和拓跋鲜卑的魏政权；东边是先后存在的鲜卑慕容氏的诸燕政权（先是后燕；后是北燕、南燕）；南边是东晋政权和反反复复的仇池政权。因而，如何处理好同周边各政权的关系，成为后秦政权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羁縻政策


羁縻政策，是古代中原政权对周边少数民族经常采用的一种统治方式，以达到“使其不为己害”和“收其力用”的功效。但是，这种统治方式有利有弊。


①《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第2994页。


一般而言，这种统治政策的奏效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中原政权必须保持强大的国力，否则，那些昔日还来进贡、接受册封的依附政权很快就会另寻它枝，甚至倒戈了。后秦把这种政策主要运用于凉州地区的政权、杨氏的仇池政权、谯纵的蜀政权（在与东晋的外交关系中论述）以及赫连勃勃身上。


1、凉州地区的政权


后秦强大时，“乞伏乾归以穷蹙来降，拜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拜秃发傉檀车骑将军、广武公，沮渠蒙逊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将军、高昌侯。”①此时，无论是后凉苟且残喘的氐族吕氏，还是盘踞姑臧（今甘肃武威）的秃发氏、以及在张掖的沮渠蒙逊和在敦煌的汉人李氏，都臣服于后秦。其中，沮渠蒙逊还因受封为侯，没有秃发傉檀的级别高，还到姚兴那里争风吃醋。可见，在此时，后秦对凉州地区的诸政权还是有很大的威慑力的。


然而，当姚兴仅仅因为秃发傉檀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就以为忠于自己，便不顾众臣的反对把本驻扎在姑臧（今甘肃武威）的凉州刺史王尚撤回长安。而后，凉州地区的形势便变得不可控制。出现了“兴以勃勃、乾归作乱西北，傉檀、蒙逊擅兵河右，畴咨将帅之臣，欲镇抚二方。”②的心患。凉州自古就是中原联系西域的重要通道，也是掌控西部少数民族的一把钥匙。汉武帝在大量消耗了人力和物力的情况下，三次北击匈奴，才开辟了河西四郡，断绝羌胡，维护了汉王朝的国家安全。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确，凉州不但不能给后秦带来多少好处，相反，在这里驻扎的军队每年还需政府负担军费开支，成为一项很沉重的经济负担；但是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说，后秦政权的北部、南部分别是实力较为强大的魏和东晋，只有凉州一带是后秦可以控制的区域。姚兴放弃了在凉州驻扎刺史，就意味着放弃了后秦的西部地区，这必将使后秦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局面。结果才出现了西部诸割据政权的叛离，导致后秦没有巩固的后方，这是姚兴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个重大错误，它直接促使了后秦政权走向衰退之路。




①《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1、2983页。
②《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第2995页。
③《魏书》卷101《氐传》言：“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地方百倾，因以为号”，第2227页。


2、杨氏仇池政权和赫连勃勃


对于早在汉代③就由氐族杨氏建立的仇池国，缪钺先生有这样的表述：“年逾三百，事更数朝，界居陇蜀，关涉南北，十六国中胡人所建诸国，历时既无如杨氏之久，而西徼夷邦，如吐谷浑、宕昌、邓至，与中国相关，亦未有如杨氏之密者”①。的确，仇池政权凭借险要的地理位置（古代西汉水的上游，在今甘肃和四川交界一带，崇山峻岭，易守难攻），不但存在的时间久，而且与中原汉政权的交往也较多。


姚兴时，仇池氐族酋豪杨盛，既成为后秦和东晋争取的对象，又成为双方的心患，因为这样一个政权，总是趋利避害，以求自保，往往没有什么信用，忽而接受后秦的册封，忽而又“复通于晋”。所以，当后秦征讨仇池失利时，只能感叹“非杨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势然也”②，羁縻作罢了。


赫连勃勃，匈奴族的后裔，父亲卫辰被北魏击败后，自己也被俘虏，在羁押的途中被解救，投奔到后秦。姚兴安排他助高平公没奕于镇守重镇——高平镇（今宁夏固原一带），而且“宠遇逾于勋旧”。当时姚邕就奉劝姚兴不要太信任赫连勃勃，认为勃勃“天性不仁”，终会为患，而不为后秦用。但姚兴认为赫连勃勃和拓跋氏有着家仇深恨，刚好可以利用他的复仇心理和所属部落守备北魏。结果没过多久，赫连勃勃就杀害了没奕于，“并其众以叛”，姚兴是养虎为患了。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建立了大夏政权，定都统万城（陕西靖边县以北和内蒙古交界处），并把姚兴作为其首要的攻击目标，经常联合西北的诸凉政权骚扰后秦的北部边境。


二、通婚“变奏曲”


后秦和北魏之间的外交关系，用“变奏曲”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公元384年、公元386后秦和北魏前后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魏书》记载：“夏四月（注：公元400年），姚兴遣使朝贡。五月戊辰，诏谒者仆射张济使於姚兴”。③


《晋书》记载：“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马千匹，求婚于兴，兴许之”。④


通过以上两则材料，可知双方保持着通使和联姻关系。因为在政权建立的初期（公元402年前），一方面，各自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巩固统治上；另一方面，两者在对外战略意图上有所不同，姚秦的主要目标是要使割据西北的诸凉政权臣服于己，同时与东晋争夺河洛地区；拓跋魏的主要目标是征服东部的诸燕政权。可见，在这一时期，双方不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通使和联姻还可以互为仰仗，这也是彼此都存在着的需要，因而往来较为平等。


①转引林友华：《评<仇池国志>》，《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65页。
②《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第2996页。
③《魏书》卷2《太祖纪》，第36页。
④《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第2991页。


然而，双方似乎平等的“通婚”，却在柴壁之战后发生了“变奏”。公元402年，姚秦和拓跋魏在汾水流域平阳一带的柴壁（又写作“乾壁”，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认为其在汾水之东）发生冲突。战争以拓跋魏的大胜和姚秦的惨败为结局。柴壁之战中，“姚平粮竭矢尽，将麾下三十余骑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十余将四万余人，皆为魏所擒”①这场战争成为后秦和北魏之间在外交关系上的重大转折点。


公元397年，北魏平了后燕的都城——中山，而在此以前，西燕已于公元394年被后燕灭掉了。因此，对于北魏而言，东部的战略基本完成。此时，后秦征服了西北的诸多割据政权，东部的疆域也已经扩大到了汝颖河流域。姚秦和拓跋魏在各自完成了既定目标后，“互使通婚”遮掩下的平等往来，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需要一场冲突来决定孰优孰劣，战争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经过较量后，后秦只能甘败下风，“频使请和”了。此后，姚兴曾于公元408年、公元411年、公元413年、公元414年多次遣使到北魏那里去朝贡、来聘。最具代表性的外交事件，是公元415年姚兴“使散骑常侍、东武候姚敞，尚书姚泰，送西平公主来，帝以后礼纳之”②，北魏的拓跋嗣虽仍以“后礼”纳了后秦的“西平公主”，但和以前双方的通婚相比，味道已经大不相同了。此时，在国家实力上处于劣势的后秦，只能靠通过“联姻”来以苟且偷生了。所以，当魏遣使请婚的时候，“兴大悦，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致方物”③。后秦在与北魏的外交关系上，已经明显地处于被动的局面了。


从后秦和北魏的联姻的变化中，我们不难发现：双方的外交有着很强的功利性。当各自处于发展阶段时，“通婚”较为平等地进行，目的是互为依存；但当彼此发展的空间发生冲突时，便要由武力来区分高下，败者只能通过“通婚”的方式来维持和胜者的关系了，这显然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况下的被动“联姻”，“通婚”曲发生了变奏。“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丘吉尔的这句经典之语，可谓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概括的淋漓尽致，古代也不例外。




①《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3页。
②《魏书》卷3《太宗纪》，第56页。
③《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第2999页。


三、姚秦与东晋的关系


在姚苌时期，后秦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立足关中，因此与东晋之间的往来几乎没有，但是到了姚兴时期，随着后秦政权的逐渐稳固，便开始了向外拓展疆域。


1、吸纳叛降


在后秦向外拓展疆域的过程中，一些东晋的守将，在抵挡不了后秦的进攻时，纷纷投奔了姚兴。《晋书》中有很多的相关记载：


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朓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
晋顺阳太守彭泉以郡降兴。
晋汝南太守赵策委守奔于兴。①


在投奔姚兴的人物中，有一类人特别值得注意：在东晋政权内部斗争中失势的上层。对于这一类人，姚兴采取了优抚的政策，然而这加剧了东晋的掌权派和姚兴之间的矛盾，典型的代表就是接纳“桓氏集团”。史载：“时刘裕诛桓玄，迎复安帝，玄卫将军、新安王桓谦，临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卫将军桓谧，中书令桓胤，将军何澹之等奔于兴。”②出身于东晋北府兵中下层将领的刘裕，平叛了“桓玄之乱”，迎回了安帝——司马德宗。此时的桓氏残余势力几乎是一窝蜂地投向了姚兴，后秦成了他们的政治避难所。


在此之后，刘裕还主动遣使和后秦互聘往来，“刘裕遣大参军衡凯之诣姚显，请通和，显遣吉默报之，自是聘使不绝”③。从表面上，刘裕似乎并没有显示出对后秦这一举动的不满，这让姚兴以为东晋虚弱，还把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还归于晋。其实，这为后秦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2、反晋活动


姚秦政权利用割据蜀的谯纵势力和自己收容的桓氏、司马氏残余势力，积极地开展反对东晋当权派（刘裕）的活动，一方面这给东晋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同时也让后秦和东晋的矛盾更加凸现。史载：


蜀谯纵遣使称藩，请桓谦，欲令顺流东伐刘裕。兴以问谦，谦请行，遂许之。


[谯纵]遣其侍中谯良、太常杨轨朝于兴，请大举以寇江东。遣其荆州刺史桓谦、梁州刺史谯道福率众二万东寇江陵。兴乃遣前将军苟林率骑会之。


姚成王至于南阳，司马休之等为刘裕所败，引归。休之、宗之等遂与谯王文思，新蔡王道赐，宁朔将军、梁州刺史马敬，辅国将军、竟陵太守鲁轨，宁朔将军、南阳太守鲁范奔于兴。④


姚秦政权企图通过支持在东晋政治斗争中失意的一方，来从中得到好处。但无论是桓氏的残余势力，还是司马氏的残余势力，以及割据蜀的谯纵，都已经是时代的淘汰对象。东晋到了后时期，腐化堕落的士族，已经失去了掌控国家权力的能力，必然要被新的阶层所代替。刘裕——这一代表寒士力量的阶层，逐渐在政治斗争中呈现上升的趋势，成为了时代发展的方向。所以，姚兴试图支持司马氏、桓氏、谯氏，取得南伐东晋成功，并使之建立的政权成为后秦附庸的策略，是不切实际的，反而成为刘裕北伐后秦的口实和直接原因之一。


四、姚秦周边局势简图
图略…
（插图采纳自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第290页）


可以说，后秦是处于十六国时期中割据政权最多、北方局势最为复杂的一个阶段。在经过前秦的短暂统一后，北方又重新陷入混乱，这意味着新一轮的兼并即将拉开序幕。后秦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又是一个各种力量争夺的空间交叉点，当周边的势力强大时，最终会被排挤地失去这一夹缝中的空间。在这样的一个“弱肉强食”的兼并过程中，后秦被吞噬掉了。




①《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0、2983、2984页。
②《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5页。
③《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第2985页。
④《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下》，第2992、2993、3001页。

姚波

第五章 姚秦政权的历史影响


姚秦政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的时间仅仅只有34个年头，可谓是昙花一现。尽管如此，这个由少数民族——羌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对中国的历史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一节“军镇”方面


十六国时期，战争频繁、国家分裂、民族混杂，这样的历史背景，导致了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于是，军镇作为一种新兴的地方行政单位，开始发挥实际的作用，尤其在姚秦统治时期表现的更为突出。这样的一种地方行政单位，被赫连夏和拓跋魏所继承和运用。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姚秦时期的军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处于边疆的军镇，这些军镇似乎是不理民的，主要的功能是军事防备。从《晋书·姚泓载记》关于镇守匈奴堡的姚成都，为了镇压镇守蒲坂的姚懿反叛，而“征发义租”的文字记载中便可以看出。二是处于疆域内部的军镇，这类军镇不但肩负有军政的功能，还具备州刺史或郡守或县令民政的功能，可谓是“双肩挑”。由此可见，军镇在姚秦的地方行政单位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姚秦采用的军镇制度，顺应了当时的历史需求，为其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作用。然而，它又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中央失去了对其控制的能力，就会成为这个政权灭亡的助推力。


公元417年，刘裕灭掉了姚秦政权，由于种种原因，只是留其子刘义真守长安，本人则匆匆南返了。赫连勃勃趁机进据长安，控制了关中。此时，赫连勃勃不仅继承了姚秦境内原有的军镇，而且将这种制度推行得更为彻底。突出表现为，在境内根本不立郡县，把后秦徒有虚名的州、郡、县完全用“城”代之，自己的都城便叫做“统万城”。“案朔方、云中、上郡、五原等郡自汉末至东晋久已荒废，赫连氏虽据有其地，然细校诸书，自勃勃至昌、定世，类皆不置郡县，唯以城为主”。①其实，赫连氏的“城”实行的完全是“军民合一”的管理模式，本质上来说就是“军镇”。


①[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清嘉庆3年刊于京师，第3页。


姚秦时期的军镇体系，成为北魏军镇制度的重要渊源之一。刚刚统一黄河流域的拓跋魏，面临着如何统治刚刚占领区域的现实问题。一要面临汉族豪强的众多壁垒，二要面临民族成份的复杂状况。于是，拓跋魏把在姚秦时期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军镇统治模式，继承了下来。在被征服的五胡诸国的重要地方，拓跋魏都设置了镇，如“统万城”被改成了“统万镇”（“统万，即赫连故都，魏以为镇，置镇将”①），“长安”被改成了“长安镇”等等诸如此类。正如日本学者直江直子所言那样：“当（拓跋魏）征服北方的战争大致结束后……出现了将镇改为州的倾向”②


总之，姚秦政权的军镇体系，为拓跋魏的统治者所借鉴。尽管随着北魏政权的稳固后，许多“镇”又改为“州”，但是军镇的管理模式仍旧伴随着拓跋魏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第二节宗教方面


姚秦政权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与支持，促进了佛教事业在关中一带的大发展。其主要体现在佛教徒的大量出现、佛经的大量翻译、佛寺的大量涌现等方面。


史载：“（鸠摩）罗什多所暗诵，无不究其义旨。既览旧经，多有纰缪，於是兴使沙门……等八百余人,传受其旨,更出经论凡三百余卷”。③其实，这一时期，除具有很高声望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外，还有西行求法的著名僧人法显。后秦弘始二年（公元400年），法显一行十几人从长安出发，历经艰辛到天竺求法，还把沿途的见闻写成了《佛国记》一书。法显的举动，对于传播天竺佛教经、戒、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后来唐朝玄奘的西行求法开了先河。


十六国时期，僧人地位的提高也值得我们关注。这主要反映在僧人参与统治阶级的军政决策，并为其服务方面。后赵的高僧——佛图澄，曾积极地参与政治，并通过自己的威望，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石勒、石虎的残暴行为；前秦的——道安，更是充当了统治者的高级军政顾问；姚秦也不例外，在姚襄时就有体现。史载，当姚襄在败于前秦后，沙门智通就极力劝阻姚襄，当务之急“宜厉兵收众”，然后“更思后举”，但是姚襄不听，其结果是三原（今陕西省三原县一带）一战，姚襄战败，并被苻坚杀害。其实，这一时期，关于僧人参政的记载不少，而且基本看来，各政权的统治者对佛教都持以肯定的态度，甚至略显“狂热”。所以，佛教在十六国时期，是处于一个积极发展的阶段。


①《资治通鉴》卷123《宋纪》明帝泰始7年胡三省注，第4166页。
②[日]直江直子著，李凭译：《北魏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镇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第94页。
③[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卷57《后秦录·鸠摩罗什》，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29页。


高生记先生在其文章中曾这样描述到：十六国时期，佛教寺庙的发展，并没有发展到像北朝时期的寺院经济和寺院地主那样，但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之中却潜伏着寺院经济和寺院地主的萌芽。①可见这一时期，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


然而作为宗教的佛教，毕竟是上层建筑，始终不能摆脱被统治阶级控制、利用的窠臼之中。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的那样：“在中国，所有宗教都在皇权的笼罩之下，不像西方宗教的神权那样，力量大到可以和世俗的皇权对抗。”②当该宗教对其统治有利时，统治者便给予保护和支持；一旦当这种宗教危害到其统治时，便会被扼杀。像十六国的统治者，为了得到“善报”和“来世进入极乐世界”，而大力提倡，不仅给佛教提供钱财建设寺院，而且给予不少的土地；同样，当北魏的统治者拓跋焘在镇压关中的盖吴起义时，发现寺院当中藏有大量的武器和酒器时，便开始“灭佛”了。总而言之，“不以法妨俗”（“法”就是佛教，“俗”就是国事或王事）则为统治者遵循的基本原则。


总之，无论是姚秦时期佛教的大发展，还是十六国的统治者的普遍提倡，固然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但其发展的程度，却是要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程度而定了，因而，“俗权”始终凌驾于“神权”之上。可见，佛教作为一个从印度传播而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开始逐步地走向中国化的道路了。


第三节民族融合方面


马长寿先生在总结民族融合需具备的条件时说，民族融合大概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因民族的迁徙，造成各个民族错居杂处的局面，这就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二是作为统治民族的上层在被统治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同化政策，促使这里的民族融合于其它民族。


在《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和《姚襄载记》中，有这样两则材料:
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③
襄前后败丧数矣，众知襄所在，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④


后秦政权的建立者羌族姚氏，当从河湟地区向内地迁徙开始，就迈开了民族融合的脚步。从“戎夏襁赴”和“扶老携幼”可以看出，姚氏在辗转内地时，集团的成员除了本民族外，已有汉族和其它民族的不断加入，使姚氏集团的成分日益复杂。这些不同民族的一起相处，必然使得彼此之间的融合速度大大加快。经过不断迁徙的姚氏集团，必将受内地汉文化的熏陶。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姚氏上层集团的汉化修养已经相当之高，比如姚襄、姚苌、姚兴、姚泓。


①高生记：《佛教与十六国社会》，《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80页。
②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③《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59页。
④《晋书》卷116《姚襄载记》，第2963—2964页。






正因如此，当姚秦立国后，姚苌、姚兴都积极地推崇儒学。还在和苻登作战时，姚苌就“立太学，礼先贤之后”①；姚兴当政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已论及）。儒学的大力提倡，必然促使各族成员汉文化修养得到逐步的提高，这将加速其它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


其实，姚秦政权只是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整个十六国时期，尽管统治者挑唆、煽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实行“胡汉分治”，甚至一度还出现过“冉闵大杀胡羯”的事件，但“随着各族人民进一步交错杂居，经济生活的渐趋一致，特别是社会地位的和阶级地位的渐趋一致，使他们具备了共同斗争的可能性。”②那么，各族兄弟在共同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必然会结下了友谊，促使了民族隔阂的消除。另外，整个十六国时期，人口掠夺和强制性的迁徙都很频繁，虽然使生产一再受到破坏和摧残，社会经济极端残破，给各族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但同时也打乱了各族的居住状况，原来的部落组织也受到了破坏，因此，在客观上为各族人民相互学习提供了条件，使内迁各少数民族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在经济生活中趋于一致。


总之，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这一切都促使了民族之间的融合，融合就意味着隔阂的进一步消除，这为以后南北统一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①《晋书》卷116《姚苌载记》，第2968页。
②蒋福亚：《十六国时期的民族斗争及其实质》，《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第6页。

姚波

结论


姚秦政权的建立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他作为一个蛮族，从进入关陇接受汉文化影响开始，又经过了关东十几年的进一步的熏陶，自身的文化素养在不断地提高，军事实力也在不断地壮大，中原大乱后，重重的挫折与磨难，让这个曾经总是依附于别人的少数民族军事集团，渐渐地有了民族自觉的意识。否则，在淝水之战后，即使有再好的时机，也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


姚秦政权强大时，曾西控河西走廊，西秦、后凉，以及南凉、北凉、西凉都向其俯首称臣；连拓跋魏政权也与其通婚交好。然而，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却是异常的纷繁复杂。姚秦的统治者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去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随着姚秦的穷兵黩武和对外政策的失误，却逐渐丧失了控制周边政权的能力，这让河西地区重新陷入彼此的混战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魏在拓跋珪时期，实行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①的政策，各个部落的“大人”也成了编户齐民，这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地得到了加强，同时也加快了向封建化过渡的进程。公元402年发生的“柴壁之战”，成为姚秦和拓跋魏之间实力的转折点。从此，姚秦在北方的势头开始呈现出被拓跋魏压制的局面。


随着公元417年姚秦政权的灭亡，黄河流域的形势逐渐明朗起来。我们知道，在前秦覆灭之后，北方重新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在此后，开始呈现出走向统一的趋势。因为一个由鲜卑族的一支——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强大，它在北方最强大的对手——姚秦的消失，给它统一黄河流域扫清了障碍。以后，随着拓跋魏的进一步强大，夏、北燕、北凉先后被平服，五胡十六国之分裂时期，至此终于结束。


姚秦虽然仅仅存在了34年的光景，似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却也划出了属于自己的一道亮光。在政治方面，“军镇制度”的发展成熟，不仅符合了当时社会基层组织散乱的时代特征，而且也被拓跋魏政权所吸纳借鉴；在宗教方面，姚秦开创了中国的“僧官制度”，促进了佛教事业在中国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在民族融合方面，姚秦进一步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然而，军事上的扩张政策，外交上的一些失误，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得这一政权被东晋灭掉。作为十六国时期，唯一一个由羌族姚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确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①《北史》卷80《贺讷传》，第2672页。

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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