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建平｜姚拓先生之马华文学

姚波

姚拓先生之马华文学

史建平

(广州大学国际教育学院510000)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1)02-0014-04

原载：《神州》◆文化视野◆2011年2月(下旬刊)ISSN1009-5071CN11-4461/1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拓先生，国际上一个著名华侨领袖、文学家、出版家、教育家，一个著名的置身于东南亚中华文化的使者。1950年起，他开始了文艺创作，出版的小说有《二表哥》、《弯弯的岸壁》、《四个结婚的故事》、《五里凹之花》、《姚拓小说选》；散文集有《美丽的童年》、《墙头上的小红花》、《蛙鸣》；戏剧则有《荆轲刺秦王》、《儿女英雄传》、《憩园》、《万金和尚》等多部。2005年出版了个人的回忆录《雪泥鸿爪》。1994年曾获马来西亚第3届华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第35届文艺奖；1996年获亚洲华文作家协会文艺基金会文艺奖金及纪念牌；1997年获台湾教育文化部教育文化奖。姚拓爱好中国书法，与友人发起创办“马来西亚书法艺术协会”。1967年以来，姚拓出任吉隆坡剧艺研究会顾问，期间曾任歌剧《汉丽宝》的监制人、戏剧主任以及召集人之一。东南亚华文学校的课本许多也有他主编。近年来，我国报刊也刊载过他的许多作品，他细腻笔触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姚拓先生原本也是个草根族。他出生在河南省巩义市的一个山村，从河洛之滨迈上了艰辛但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


因为都喜欢写东西，又是老乡，他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还是上大学时，我听说过他，知道他居住马来西亚，是个名气很大的作家。大概是1997年，朋友刘黑记创办的巩义民俗文化村即将开业时，姚拓先生回来了，还带了几个马来西亚的朋友，住进了民俗文化村。其中还有一对夫妇是马来西亚最有名的华人大亨。我和巩义几个文人被邀前往，与姚先生见了面。他中等个头，稀少的花白短发，满面红光，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先生。拿马来西亚一个作家的话说，他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是那种永远也难当间谍的脸。那几天，我带领他们游览少林寺、中岳庙、龙门石窟和白园，还参观姚拓的故乡鲁庄村、汽车上、住地，我们一起谈创作、谈看书、谈家乡的文化文物，很多话题，很有趣味，继尔我们就成了很能说到一起的忘年交。以后，他每次回老家，基本上我们都要见面说话。后来，有人去马来西亚，他托人给我带了他创作的一套丛书，共八本，包括小说集、散文集、戏剧集。


过去，从《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上，我读过姚拓先生的作品。感觉他的文字清新而质朴，很有点朱子清散文的味儿。后来，我一本本读他的书，被他作品中特异的文学氛围完全感染了。他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写的是旧时代河洛地区的风土人情。那苍凉的风景，那艰难劳作又不乏苦中作乐的农人，那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那陈腐的教育制度，在他《美丽的童年》、《四个结婚的故事》、《五里凹之花》、《弯弯的岸壁》、《姚拓小说选》等一本本书里展现，如一幅幅耐人品味的画卷，铺展在了你的面前。他的《墙上的小红花》、《姚拓戏剧集》等集子里，也写了一些马来西亚异国风情的内容。但最能打动人的，是前一类作品。一篇篇文章里，无不表现出强烈的思乡情结，无不表现出中华文化震撼人心的魅力。


姚拓先生对家乡的爱是无法形容的。那次，我陪他和马华的朋友去他老家看望。他的朋友被他作品中的家乡所打动，很想看看他真实的家乡。他老家鲁庄村是个古村，传说中汤王桑林祈雨的桑林即是。一到村里，姚先生就指着苍老的门楼、雕刻古拙的石门墩、精心雕琢的房檐板、甚至已经废弃的牲口石槽，讲得眼里放光，滔滔不绝，十分地动情。似乎这一切旧物都成了非常宝贵的东西。他的朋友也连连感叹，声称这些真是好东西，在马来西亚绝难见到的。他还讲了许多产生于此的传说故事。他离开家乡太久了，家乡的一切对他都是亲切的，都带有浓浓的爱意。


与姚拓的交往中，我逐渐知道了他艰难的生涯之路。


一个人命运的转折，有时就在一瞬间。1949年炎热的夏天，正是国家政权发生大变革的年代。那时，姚拓还使用着本名姚天平，辽沈战役，作为国军副团长的他，带领部队投诚了解放军，辽沈战役后，他在东北刚刚经过学习培训，回到了家乡。28岁的他，满怀激情地想为建设新中国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那天，太阳把古老的村庄照耀得一派辉煌，姚天平正爬在梯子上书写大标语，内容是拥护土地改革政策。因为他懂得了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明白了贫富不均的社会是吞噬了正常人性的猛兽，为全体人民幸福生活将要到来而感到了喜悦。发自内心的热情，使他自告奋勇义务为村里书写宣传标语。许多人观看这村里的大才子写字，那些字潇洒滋润，人们不禁唏嘘感慨。


正是那时，有几个看客也悄悄站在了房墙下，似乎也对姚天平写字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突然，一个人拉官腔说：写字的，停下停下！姚天平从梯子上扭转身体，打量了那个长相粗糙的发话者，和蔼地问：有啥事儿吗?那人挥手说：人家写的字都很硬实，你咋写得没那劲道呢?原来，姚天平写的是行书，那人说的不是仿宋体，就是黑体。姚天平理解了，反问：你知道字的写法吗?那人理直气壮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字，你想咋着?姚天平也拿出了一向不服输的脾气说：那就站远点，别耽误正事儿!说过，他继续用心写他的标语。
姚天平并不知道，他却因此要招引大祸临头了。朝他发号施令的人是新政府的乡长，真的是个大老粗，但脾气却十分地暴躁。那天后晌，乡长叫来了鲁庄村农会主席，询问姚天平是啥人。农会主席说他是学问人，抗日英雄，国军副团长，带部队投诚了解放军，解放军部队开的有证明。乡长指示：我不管他啥英雄不英雄，不管解放军咋说，国军副团长就是反革命，今夜里给我捆住，明天就执行枪决!那时的乡长都金口玉言，说要谁的命就是一句话。农会主席一再解释说姚天平有过大功劳，可任他怎么说，乡长仍然坚持他的一言九鼎。姚天平的生命在他眼前消失，那是他最大的快乐啊!


在鲁庄村，姚家是大姓，姚天平全家为人十分善良，老百姓中威望颇高。农会主席心里非常别扭，恻隐之心使他不安，慌忙找到了姚天平的大哥，督促打发兄弟赶快离家，外边躲躲风头，千万不能屈死在那二杆子乡长手里。


那夜，天色微黑，一轮残月下，姚天平带着大哥给他的的十块银元，那是姐姐刚刚托大哥卖棉花的所得。他告别了妻子，又抱抱一岁多睡着觉的女儿，然后消失在了夜幕里，下到村边直通回郭镇的东沟匆忙逃跑了。当夜，他渡过洛河，回郭镇车站爬上了铁皮闷子火车，赶到了洛阳，次日又搭火车到了南京。三哥在南京卷烟厂工作，让他先在那跑些业务。


在那为生活奔忙的日子里，姚天平只要有空，就读他热爱的文学书籍。还是他十岁左右时，《西游记》《水浒传》《七侠五义》《红楼梦》,都已读了好多遍。这次“出逃”,他没有忘记带那几本老书。他曾经给我说过，那几本书成了他意年和少年时代的良伴。第一次接触到新文学，是他上小学四年级时读的《最后一课》,那是胡适先生从法文译成的一篇小说。那篇小说等于在他心中放了一颗炸弹，从此打开了他对新文学的爱好之门。他常常遐想，如果生在太平盛世，他少年时期就很有可能步人了文学之门。可是，无情的战火截断了他的文学梦，像无数青年人一样，他披上军装上了战场，而且一打仗就是十多年。现在他已告别了军旅生活，瑰丽文学之梦又时常浮现在心里，那几本图书自然成为了他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姚天平出身在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是个农民兼商人，家有一百多亩田地。弟兄姊妹们中，姚天平排行最小。他五岁进私塾，九岁时进他三哥与友人合办的“初级小学”,读完四年级，然后又到他二哥开办的学校读高级小学。十二岁时重进私塾，跟随一个叫李巨卿的名儒研读古文，之后考入了巩县师范就读。这些学习经历，使他扎稳了中文根基，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打牢了基础。自小他也深受二哥、三哥喜爱京剧的影响，少年时已阅读了不少唱本，还曾模仿唱本斗胆写了剧本，展露了说故事的天赋与欲望。
他在阐述自己的文学经历时说过：爱好文学，也许是我的天性使然。我虽是在乡下长大的孩子，我的父兄都是种田的农人或生意人，我小时候的老师也没有教我如何欣赏文学，可是自从我认识了方块字，我就想尽方法去找寻我喜欢读的书，而这些书籍又多与文学有关。


丰富的生活经历，更成为了姚天平的创作源泉。


他十五岁那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发出了怒吼。刚读了半年巩县师范的姚天平，又想成为一个横马立刀安良治暴的英雄，把凶恶的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宁肯洒去满腔的热血。1938年夏天，他背着家里人，只身悄悄投奔了潮南长沙宪兵团，人家嫌他年龄小，没有收录他。父母为稳定他极其活跃的雄心，1939年，为他成了亲。媳妇叫李玉淑，本地一个俊俏的闺秀。但他抗日的雄心仍然未灭，1940年农历新年后，他又独自跑到了洛阳西宫军营，投考了入伍生团，被分发到陕西汉中“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步兵科”,接受了不到两年的军校教育。1941年末，军校第17期步科毕业。1942年，随分校主任钟彬军长到昆明的71军87师260团2营6连，当了少尉排长，开始了最艰苦的抗日战斗生涯。


1944年，姚天平任中时副连长，参加了最为悲壮的远征军滇西反攻之役，在中缅边境地区与日本鬼子进行过殊死的战斗。同年6月23日，他在云南龙陵与日寇的争夺战中左脚负伤，被援军送到后方医院疗伤，一个多月后升为连长。在那高原的红土地上，他用鲜血为自己、也为那场无言的战争，写下了非常沉重的人生历史。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宜布无条件投降那天，姚拓随军还驻扎在用无数鲜血和生命夺回的保山，保卫着保山机场。惨烈的战斗似乎还在眼前，但确实是中国取得胜利了，那时他特别想家，想念自己新婚即别的妻子。那年8月底，他联络上了家乡。9月底辞职后，获知母亲逝世，投家奔丧后，看到的家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蓬勃气象，由于战争和灾荒，家境已显得窘促。之后，他投靠到了在河北工作的表哥处，两个月后在山东一支部队的司令部暂任参谋职务。这期间，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1948年春天，他被调到辽宁沈阳，担任东北战区司令部警卫团的少校团副。11月2日，辽沈战役中，他认识到了腐败的国民政府早已丧失了人心，便带领友人投诚了解放军，1949年6月他又一次返回了家乡，这次，他决定放弃军人生活，一方面为新中国作出点贡献，一方面想安心读点书，写点东西。十五岁进入社会以来，自己所遇到那些令他感动的人和事儿，他都想写下来，再通过书本，把感受传达给别人。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碰上新政府那个二杆子乡长。


由于战事的影响，他所在的卷烟厂生意很不景气，1950年，卷烟厂彻底倒闭了，为了寻找好一点的工作，他与师友一起跑到了香港。此时，人们眼里香港就是人间的天堂，从大陆逃到香港的人很多。僧多粥少，姚天平与许多人一样，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工作、生活没有着落。身上所带的费用已难以维持日行。一天，他坐在海边，苦思冥想如何应付当前的日子。一个朴实的大哥也坐在了他身旁，和气地问：内地才来?答曰，是。那人又问：有难处了吧?他说了当前的困窘。那人说：这样吧，我那边有个小窝棚，够咱俩人住的，咱们就一起给人糊纸盒吧!也许这就是命运，走投无路的姚天平，在香港遇到了帮助他的好人。


他曾经对我说过：那人真是我遇到的贵人。他后来在马来西亚事业有成后，还多次到香港寻找过那位大哥，知恩图报，谁知，那位大哥竟然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找到。他眼里涌着晶莹的泪水说：“那可真是个好人呀!”


刚到香港的日子里，是他平生最为艰难的岁月，每天，他与那位大哥在茅草窝棚里不论时间地干活儿，用换得的微薄纸盒加工费买些生活必须品。挤时间，他还要看自己喜爱的图书，另有街市上买来的书报《人生》、《人文学刊》、《民主评论》等。那位好心的大哥从不干扰他，连择菜、烧饭、刷碗都一个人包揽了。


1952年的一天傍晚，他独自坐在香港的一座山上，迎着古铜色的夕阳，看着苍茫无涯的大海，思念遥远家乡的妻子和女儿，也认真琢磨自己以后的生活道路。从未有过的人生凄凉感涌上了他的心头。前途渺花啊!这是与日本鬼子拼死搏斗时也没有过的感觉。


突然，他低头发觉了脚边的一棵野草，从石头缝里钻拱出来，用苍绿的色彩装扮了褐色的山石。姚拓被感动了。他想，这野草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灾难，它都坚强地挺过来，生生不息往下传递着生命，它的一生就是一部奋斗史呀。和许许多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相比，自己也是人类中的小草，自己也应该像那野草一样，要认真拼搏下去。相信明天的太阳总会照耀住自己的头顶!


那个神圣的时刻，姚天平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姚拓，意谓重新开拓自己的人生。过去的让它死去吧，未来总会有希望。人只有在希望和奋斗中开辟未来，生活才会变得有滋味!


从此，白天忙活一天了，到了夜里，在海边的茅草窝棚里，海浪的喧器声伴随着那位好心大哥的鼾声，他还借着罐头盒改作的煤油灯，读着他省吃俭用买来的书籍，或者用笔在写他想写的东西。先在笔记本上写新诗以自娱，然后写杂文发泄满肚子的闷气。之后他开始用亲身经历提炼短篇小说，投往报刊杂志。其中一个短篇小说《鸿沟》曾在台湾两个刊物上转载，对他起到了颇大的激励作用。


1953年的一天，交了糊成的一批纸盒，他独自街上观澜花花世界。突然，他发现墙上张贴个招聘启事，是《中国学生周报》招收人，他很自信地赶去报了名。经过严格考试，当年二月起，姚拓担任了《中国学生周报》的校对员。这是他生命历程中又个重要的转折点。


古希腊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举起整个地球!那个支点是阿基米德的平台，而姚拓也正是得到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态度和超人的才华，得到了社长余德宽先生的赏识，很快被提升为《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辑。后又成为了《中国学生周报》总编辑。


此时期，他认识了编辑部的大专生甘美华小姐，甘美华小姐心里也十分敬佩姚拓的才华与谦和的为人态度。1955年，丘比特的红箭射中了他和甘美华小姐，在同事们的张罗下，两人在周报大厅里举办了简易的完婚仪式。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姚拓抽空努力笔耕。1954年，友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历史故事三集》与《历史故事四集》。之后，经他多年培植的文艺之树，渐渐花果繁茂起来。


智慧与谦和的姚拓，成了香港文人圈里一位佼佼者。后来，他与杰克、徐速、古梅、薛洛、岳骞、燕归来、左舜生、易君左、徐东滨、胡菊人和司马长风等20多位作家学者，成立香港中国笔会。


1956年，姚拓调任《大学生活》杂志，担任了社长兼主编，读者多是香港大专院校的学生。这期间，他也开始参与了对香港和星马华文教育有很深远影响的《友联活叶文选》的编辑工作。经过姚拓主编出版的刊物、书籍，都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后来，老板让姚拓考察马来西亚市场，看那里能否扩大他们刊物的发行。此时，他与甘美华女士的女儿姚露刚来到这个世界不久，但事业心很强的姚拓果敢应答了这个任务。那时的轮船稳定性也不好，再加上天气原因，漂泊了三十多天，才到了吉隆坡。他经过细致的考察，当地土著马来人较少，而华人和印度人居多，尤其华人在社会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姚拓自信那里适应自己的发展，于是就承担了杂志社开拓市场的重担。


1957年2月，姚拓携带妻女先到了新加坡，担任《学生周报》的主编。后来，为了发展事业，他搬到了华人城市槟城生活。那是清朝时华人开辟南洋时聚居成的城市，百分之九十的人属于华人，那里的语言文化街市，如同中国一个南方的都市。不久，他买了台印刷机，创办了文学期刊《蕉风》月刊，在做好老板工作的同时，亦开始了个人创业。


他创办《蕉风》月刊后，热心培训了许多华人作家，人们称他为《蕉风》之父。同时也迅速开拓了市场。1961年，姚拓与青年作家黄崖、马汉与慧适注册了新绿出版社，一共出版了七本“新绿丛书”。1963年他担任了马来西亚友联出版社总编辑，《学生周报》社长及《蕉风》编委等职。之间，他一直没有停顿过自己的文学创作。


他对我说过，写作对于喜欢写作的人，那是一种最大的享受。


马来西亚电视台1963建立，姚拓应邀为华语片写了《三个王老五》、《小夫妻》、《两家亲》和《四喜临门》等30多个电视剧。充分展现了他对戏剧创作的浓郁兴趣与天赋。1967年，他改编了巴金的长篇小说《憩园》为同名四幕剧本，1969年由吉隆坡剧艺研究会出版。1970年，他改编的《荆轲刺秦王》五幕剧由大马出版社出版。1984年，他改编成功了《儿女英雄传》六幕剧。1990年，身为基督教徒的姚拓，为佛学会成功改编了五幕剧《万金和尚》,成为受民众欢迎的剧作之一。1991年，为庆祝马来西亚国庆，他创作出了三幕舞台剧喜剧《还阳》,获得了文艺界和观众的极高赞赏。1967年以来，姚拓出任吉隆坡剧艺研究会顾问，期间担任过马来西亚第一部歌剧《汉丽宝》的监制人、戏剧主任以及召集人。


姚拓喜爱文艺创作，也喜欢中国传统的书法。1965年，他创立了集珍庄画廊。他与友人还创办了“马来西亚书艺研究会”,1990年曾任会务顾问，亦参加过国际书法展。集珍庄画廊成为了经常云集文人、书法家、画家的好场所。国内的不少优秀书画家也都成了他集珍庄画廊的常客。他还邀请过巩义的几个著名书画家到他的集珍庄画廊展销了书画，把巩义书法家刘成均先生的书法作品作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书法教材。


1970年，姚拓担任了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1975年，是他人生事业上又一大转折点，他由编辑文学转至编辑教科书。他负责写作，编纂了许多中小学教科书，他坚持用国内的简化汉字编纂，说为减少华人子弟学习的难度和学习环节。他支持编纂的课本包括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新加坡小学《华语》课本、马来西亚国民型华文小学的《华语》、《数学》、《道德教育》、《人文与环境》；马来西亚师训学院《文学读本》四册；马来西亚玛拉学院《华语》读本、马来西亚国民型小学《华语》读本；《友联活叶文选》640篇(1953-1970年)编注。以上所编的教材现在仍在使用。对海外华文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华文海外使者，获得了东南亚民众的极高的赞誉。


为了凝聚更大的力量，适应激烈的市场竟争，1982年，姚拓参与规划实施了马来西亚出版事业的整合，他担任总编辑的马来亚出版社与泛马出版社、教育供应社、大马出版供应社及文化供应社五个出版商组成马联出版社，他被推举为总编辑。此间，他没少跑到国内，联系过许多国内出版社，把优秀的书籍介绍引进到了马来西亚。


那些年，姚拓整天似一台开足了马力的机器，除了认真完成华文传播教育工作的大事儿，业余还坚持着写作品。他在老家期间，我发现他坐在汽车上没事儿时，嘴里总在嚼着饼干之类的小点心，咯嘣咯嘣的。我曾寻问他怎么有这个习惯?他对我说，由于自己对工作非常投人，经常连吃饭也顾不上，有时候到天黑了，才想起中午饭还没有吃。为了保重身体，在医生建议下，随身总带着些小吃食，车上就“咯嘣”会儿。以至于养成了一种“恶习”,只要不是说话、办事儿，嘴里总在嚼着食物。他对于工作那种的精神状态，实在是普通人难以想象。恐怕这就是姚拓为什么能够创作出那么多优秀的作品、编辑出那么多有益于中华文化传播书本的原因吧?


1986年，原西德召开了一个国际文学研究会，马来西亚政府派他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新加坡派了一个黄先生参加，中国派姚雪银参加了。互相一介绍，三个人原来老家都在河南，却分别代表了三个国家。三个人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也常有来往。那次会议前，姚拓受邀主编了五万多字的《世界中文小说选》,全部是选自马来西亚区的短篇小说，此书籍由台北文化时报社出版，会议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姚拓对文学创作有着特殊的见解，他经常给文学爱好者讲：要谈文学活动，就必须有创作；没有创作，根本就不必谈文学活动。他同意文学创作必须反映生活，却不同意文学创作是改革社会的工具。他反对文学成为任何政治思想意识的宜传品，但相信文学有潜移默化人性缺点的功能。他不主张文学以帮派来分门别类，作品的优劣，全凭作家创作手法的高低，最重要的是文采和结构，然后才是社会意识。


在他精心培育下，一批马华作家涌现出来，成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骄傲。我看过一些人的文章，流露出了对姚拓先生的深爱。一个叫许友彬的资深马华文学作家、出版家，文章里把姚拓当做父亲一样看待。他文章的题目是《没有姚拓就没有我》,文章里谈到姚拓担任《蕉风月刊》主编时，对于还是大学生的他关心备至，经常留他吃饭，交流创作体会，指导他的创作，大学毕业后，又被姚拓安排麾下做编辑，以至于其最后也成了名作家，有了自己的出版社。在他的笔下，姚拓是一个温情脉脉的长者，完全没有大人物的做派。


姚拓先生第一次返回故里时，他的发妻早已病世了，他和大女儿走到发妻的坟基前，久久站立，萧然泪下。他很好地安置了女儿一家。


中马关系正常化后，他为中马文化人两边走动学习，经常无私的给予热心帮助。一九九七年，我79万字的长篇小说《河洛沉梦》出版了，适逢他又一次回来，在时间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约我进行了畅谈，还要了几套书，说要介绍给马华作协。第二年他又回来时，打电话邀我小聚，谈到我的《河洛沉梦》,说，他很认真地看了，马来西亚其他文友也看了，都称赞写得好。他建议我改写成电视剧，说如果能拍成电视剧，绝对好看，他将第一个把这部片子介绍到马来西亚去。我说，北京也有几个大人物也正运作这部电视剧。可惜后来我的文运不佳，他们不是资金没筹到，就是改制影视公司被撤销了。


姚拓先生在我的眼里，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智者。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一天下午，我们谈得很投入，临告别，他赠送了专为我亲创作的书法条幅，他跟我说过，再回来时一定好好畅谈畅谈。但后来我听到了一个消息，2009年10月7日9时11分，马来西亚文化名人姚拓先生在吉隆坡班台医院病逝了，享年88岁，那些天，到灵堂辞别者不计其数。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份证上填写的国籍仍然是中国。姚拓先生虽然离去了，但他的人格魅力永远感染着马来西亚的华人，他的作品仍然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永远耸立在人们的心里。


附：【著作年表】
1、小说《二表哥》1956年香港中国学生周报
2、小说《弯弯的岸壁》1958年香港友联出版社
3、小说《四个结婚的故事》1961年蕉风出版社
4、散文《美丽的童年》1962年香港国际图书公司
5、小说《五里凹之花》1965年香港正文出版社
6、小说《姚拓小说选》1981年蒸风出版社
7、戏剧《姚拓戏剧集一》1993年蕉风出版社
8、戏剧《姚拓戏剧集二》1993年蕉风出版社
9、散文《蛙鸣》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
10、散文《墙头上的小红花》,1992年蕉风出版社
11、散文《雪泥红爪》,2005年红蜻蜒出版社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