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传奇：埃德加·斯诺与姚莘农

姚波

百年传奇：埃德加·斯诺与姚莘农

姚湘、许愉敏、钟玮华·译

原载：《纪念斯诺诞辰100周年》上海鲁迅研究2005秋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一些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的出现往往是无法用常理来解释或预期的。这些伟大的生命似乎完全没有经过刻意的安排，命运如何也只是在事后才显示出来。一百年前，两位这样的人物出现了。如果我们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姚莘农(笔名姚克)的一生及所处的时代为标准的话，1905年不仅是波尔多生产佳酿的一个好年份，更是个伟人诞生的年份。

  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能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证明了信心的力量。埃德加·斯诺的故事显示出他对自己有信心，对人类精神有信心，他坚信正义最终会获胜，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中国人民充满信心。这也是一个坚守信念的故事，在中国最艰难、最黑暗的时期，他仍对中国充满信心，并且终其一生。同时，中国及她的人民也一直对他保持着信心。中国融进了他的血液里，他也走进了中国人民的心里。此次正值斯诺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也验证了虽然逝者已矣，但他的信念却永远长存在人们的心中。

  众所周知，埃德加·斯诺是乘坐一艘由夏威夷驶往日本的轮船偷渡到中国的。虽然他当时只有23岁，但是他对冒险的敏锐感受令他表现得像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旅行家。他原本没有打算在中国长时间逗留，但他和中国相见恨晚。斯诺这次短暂的逗留变成了长达十三年的访问，之后他还多次来到中国访问。晚年当他病重无法再到中国时，一些中国人来到了他的身边：正是在他的一些重要作品中提到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亲自挑选了一支医疗队为他诊治。不论是在此之前或之后，这种友好的行为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作为对这份关怀的回报，他欣然提出将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中国——这块吸引他，让他一直牵挂着的土地上。

  让埃德加·斯诺转变人生态度的重要因素，是他坚持亲身了解中国的民众。他不像当时在中国的那些外国侨民，将自己独立隔绝在乡村俱乐部，听几个所谓的“中国通”循环往复地向全世界讲述着相同的、老套的事情——“不幸的中国人、女仆们和男仆们”。埃德加·斯诺对历史的观察十分敏锐，他知道在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世界上再没有如中国那样“沧海横流，龙争虎斗”的地方了。作为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密苏里人，他是个严肃的热衷于“寻根究底”的西方人，埃德加·斯诺想了解真实的中国。他想与有学问、有思想的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交往。

  在他追寻真理的路上，他与博学风趣的知识分子姚莘农建立了毕生友谊。姚莘农只比斯诺年长六个月。不论是用中国或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姚莘农都是卓尔不群的。他是一位语言天才——他的英语发音纯正，文雅优美而且完全不带乡音。他同时也是精通中国历史与文学经典的学者。同时，他思想前卫而且勇于冒险，常常有大胆、新颖、前瞻性的想法与观点。姚莘农率真、坦诚、敏锐的个性使他在与西方人的沟通过程中，不需要过多地解释便能达成共识。

  埃德加·斯诺和姚莘农从一开始便互生好感不足为奇。他们有着相似的嗜好，曾有一段时间，他们都是上海的记者。他们见证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埃德加·斯诺凭借丰富的经验早有了自己的看法。他亲眼见证内忧外患交织而成的疾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并把这些写在他的战争报导中。他知道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急剧的转变。他想深入了解这些剧变给中国社会及民众造成的影响。姚莘农帮助埃德加·斯诺通过新文学来深刻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因为这些文学就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这场广泛、深入的变革。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将文学作品由传统的文言文写法转化为以人们日常口语即所谓的“白话文”写作。不仅在语言方面鲁迅有创新，在作品题材方面，鲁迅写了有关社会各个方面。以前在社会上虽必不可少，但又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们本是连个脚注的位置都未必占得上的，现在都在鲁迅笔下的日常生活故事中得到细致的描写。社会上一无所有的人们被层层的封建制度、迷信与传统压制，生来贫穷与愚昧的痛苦就因这样的社会而加剧。他的描述赤裸裸地反映出令人不安的真相———个民族的精神受到摧残后，人们通常变得麻木而屈服，宿命地相信他们的生命是被“命运”捉弄了，而不是他们自己接受宿命并愿意屈服。

  埃德加·斯诺同样察觉到这种趋势。他有时候会对中国人民究竟有没有击退日本的威胁所必须的反抗精神产生疑问。他看见中国因为国内军阀混战被弄得四分五裂，而不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感到很沮丧。然而由于随处可见的学生、知识分子，以及他预计会成为未来领袖人物的相继出现，他们所迸发出来的激情和反抗的勇气感染了他。他已不知不觉地从一个站在场边的看客变成了场上的选手，因为他越来越像一个中国的爱国者而不是一个旁观、漠然的访客。

  在此期间，姚莘农是对斯诺影响最深的一个友人，因为姚莘农不仅替他翻译了中文，更为他讲述了语言背后的中国文化。姚莘农为斯诺推荐鲁迅的作品，埃德加·斯诺对这位作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姚莘农比鲁迅要小二十三岁又四个月，但姚已经以自己的著作和爱国热情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声望。鲁迅喜欢年轻的姚莘农的直言不讳和毫不虚伪的风格，在他看来，姚莘农是新青年的一个代表，他有着勇于承诺、坚强、自信，而且不受传统束缚的品质。

  姚莘农带斯诺会见了鲁迅，他们的多次会面促成了斯诺编译《活的中国》——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它的特点是收录了许多鲁迅的小说。他们认为，将这些细致入微地描写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短文介绍给西方，可以让他们了解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是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的价值相当于一部纪录了处于最动荡时期的中国社会状况的纪录片。《活的中国》能填补理解上的空白，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它是一本突破性的作品，凝聚了三位大文人的智慧和热情。


  《活的中国》出版后三十年，已经移居瑞士的埃德加·斯诺写了一封信给姚莘农，在信中他回忆起这本书的由来。信中说：

  我的日本代理人来信说，东京的一个出版社想以英文重印《活的中国》。据我们了解，在美国的中国语言文学课要采用这本书。有很多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向我索取这本书。如果由日本首先重印的话，他们可能会通过塔特尔(Tuttle)来出版发行，这个出版社在美国教科书市场上拥有良好的渠道。

  你可否考虑为这本书写一个短序?你远比我清楚它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而且你可以说说我们和鲁迅的会面以及这本书是如何出版的。

  以前《活的中国》的出版所得都是不足以支付数额菲薄的订金的，但这次可能会好点，特别是有你的序言。
(埃德加·斯诺写给姚莘农的信，节录1969年9月26日)

图一：埃德加·斯诺致姚辛农的信

  虽然埃德加·斯诺那本影响深远的作品《西行漫记》获得众多赞赏，但《活的中国》明显地在埃德加·斯诺的心目中占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正如他信中所提及，这本书的需求一直不减。他感到它作为一个教育工具的重要性。经过了三十多年，埃德加·斯诺觉得为了新一代着想，是有必要重新传递这一信息。他从没有想过这是个多么偶然的时间安排。因为只过了三年多，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华。在尼克松的总统论文中，他提及埃德加·斯诺的作品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又命令他的随从人员要把这些作品看完，这不仅是为了启迪他们，更是因为他预料接待他们的中国主人会谈及这些著作。


  埃德加·斯诺和姚莘农深厚永恒的友谊可从埃德加·斯诺希望姚莘农为新版《活的中国》写的“序”中看到。在危险的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一心要追捕并铲除共产党，与可疑人物及支持者有交情和联络会使生命受到威胁。自从共产党欢迎鲁迅及他的作品开始，姚莘农就不得不在他们的联络中加倍小心。当《活的中国》出版时，埃德加·斯诺细心地在鸣谢中未曾提及姚莘农，以免暴露姚莘农在编辑这本书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从而给他带来不必要的危险。直至1969年，这些担心都早已成为过去时，埃德加·斯诺希望姚莘农写序言，因为姚莘农是最直接、最深入地了解这本书是怎样编辑起来的，包括当时他们和鲁迅关于内容的一些讨论，以及这本书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活的中国》在另一方面也非常重要。它的出版再次令埃德加·斯诺作为一个杰出的西方人而声名远扬，他想让西方对中国有更深入的认识。在斯诺的新闻报导著作中，常有颇具先见之明而且新颖独到的观点。他不畏惧挑战现状并怒斥任何形式的不平等现象。他对当时在中国普遍存在的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歧视中国人的做法提出质疑。


  例如，他因为公开了他报馆大厦限制中国人只可使用后面的电梯的规矩而惹怒了大厦的房东。他揭露了这个长久被纵容的恶习，并促使它最后被废除。但他付出的代价是他所在报馆不能在大厦续约租赁。记住，挂在上海黄浦公园(之后改称为外滩公园)那句臭名昭著的“华人与狗不得人内”是在1928年8月才被拿下，反映出残留的“最高统治者”心态。


  在以文学揭露人类的状况上，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受公式化描述之害：从丑陋愚昧，卑躬屈膝到神秘莫测、凶神恶煞等等。姚莘农帮助斯诺运用文学作品来宣传中国人的生存状况，阐明了中国人民的抗争。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姚莘农正是把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当成是兄弟般看待。通过了解鲁迅的生活片段，埃德加·斯诺系统地推倒了那被丑化的形象，透过《活的中国》中的故事感悟人类经验的普遍性。中国的文化和风俗对西方学者来说可能陌生，但要求与愿望、失望与失败、希望与胜利都是全世界的人所共通的。


  当《活的中国》于1937年出版时，鲁迅先生已在1936年10月于上海与世长辞。他不能亲眼见证这本著作的出版，实在是件憾事。姚莘农身为鲁迅先生生前的好友，在鲁迅先生丧礼中当扶灵成员(见图二)。在丧礼中，姚站在宋庆龄旁，高举右手，以安抚悲坳不已的群众(见图三)。

图二：姚莘农为鲁迅先生扶灵，摄于1936年上海。

图三：姚莘农高举右手安抚悲劫不已的群众，旁为宋庆龄，摄于1936年上海鲁迅先生丧礼。(此珍贵图片北京宋庆龄基金会提供)

  姚莘农难以从痛失良师益友的悲恸中回复过来，对于鲁迅先生不能见证《活的中国》的出版感到万分惋惜。为悼念亡友，姚莘农写了一副动人的挽联以抒感慨，署名是姚莘农和斯诺。挽联正本现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见图四)。

这副挽联刻画出姚莘农和埃德加·斯诺对鲁迅先生英年早逝(享年55岁)的哀婉，以及对文坛痛失奇才、挚友们痛失良伴难以忘怀的感慨。


悼念鲁迅先生挽联：
译著尚未成书惊闻殒星中国何人领呐喊
先生已经作古痛忆旧雨文坛从此感彷徨


翻成英文就是：

  精通英语的姚莘农，素有“洋状元”之称，被誉为“西方研究的桂冠诗人”或“西方研究的学者代表”。最难能可贵的是，姚莘农在中国学术研究方面的修养颇高，从文化到历史，从哲学到文学艺术，无一不晓。他的博学多闻也反映在挽联中的对仗、格律和修辞上，其中最精辟之处莫过于挽联中的引喻——他巧妙地拈用了“呐喊”和“彷徨”(鲁迅两本著名短篇小说集的书名),以这两个词作为两句挽联的句末用语。在“呐喊”的序文中，鲁迅先详述了他在封建思想束缚下的童年生活，然后迅速迂回地点出正题，引导读者们了解他本人弃医从文的理念和志向。此外，他特地在序文中讨论“呐喊”的书名，“呐喊”的书名在其他文字的译本中均蕴含“大声疾呼”(Outcry)或“振臂而呼”(Call to Arms)的含义。然而，鲁迅本人强调不希望对“呐喊”两字的诠释仅仅限于愤怒或好战情绪的寓意上。他期盼读者们能从多角度理解小说的深层意义，并有自己的独特的意见。


  姚莘农和埃德加·斯诺怀着相同的信念一起编辑《活的中国》。《活的中国》这本书至今仍在现代中国文学选集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可见它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正如姚莘农和埃德加·斯诺两人的友谊，同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们两人都被命运安排在远离自己祖国的地方生活。埃德加·斯诺于麦卡锡时代迁居瑞士，姚莘农则移民美国；两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实践成为一名爱国者和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埃德加·斯诺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决意出版个人处女作《西行漫记》。他向好奇的西方介绍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毛泽东，毛的远见卓识那么迷人，尽管他那时还在步履蹒跚地进行着中国革命。历史从来都是难以估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历史是由许多零碎片段堆积起来的，每一零碎片段都在历史中举足轻重。埃德加·斯诺的故事验证了莎士比亚经典名著《哈姆雷特》中的名句：


  我们不要害怕什么预兆；一只雀子的死生，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注定在今天，就不会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今天；逃过了今天，明天还是逃不了，随时准备着就是了。一个人既然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只能一无所有，那么早早脱身而去，不是更好吗?随它去。——《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节录


  埃德加·斯诺和姚莘农一直以书信保持联系，两人于1968年夏天最后一次碰面(见图五和图六)。

图五：埃德加·斯诺拜访姚莘农一家的情景，摄于1968年。(从左到右：埃德加·斯诺、姚莘农幼子约翰、幼女姚湘、妻姚吴雯、姚莘农)

图六：埃德加·斯诺拜访姚莘农一家的情景，于1968年以埃德加·斯诺的鱼眼镜镜头的相机拍摄。(从左到右：埃德加·斯诺、姚莘农、姚莘农幼子约翰、女儿阿格尼丝、幼女姚湘)

  埃德加·斯诺和妻子洛伊丝育有两个孩子；姚莘农和妻子姚吴雯育有五个小孩，其中他们的幼女姚湘深得埃德加·斯诺的疼爱。埃德加·斯诺对姚湘这个最小的女孩可谓是钟爱有加，他曾尝试说服姚莘农夫妇让他带姚湘去瑞士跟他一家同住。单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友谊有多深厚。不管这小姑娘多么逗人欢喜，若埃德加·斯诺跟姚莘农不是亲如兄弟，这对战友之间彼此缺乏信任，他都不敢提出这个要求，更不会奢望姚莘农放心把孩子交托给他。两人亲密的挚友关系，在照片中不言而喻。埃德加·斯诺天生便是一位摄影师，在他的镜头下，突出了姚莘农身为中国学者的尊贵气质，与年轻时追求自由精神的活泼好动的模样相比更添了几分威严气质。从旁细看，这对好友看待事物的观点依然新颖独到，他们深信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改变现状的力量。对他们而言，历史不仅是供人用来研究的，更是被人创造的。


  埃德加·斯诺告别姚莘农一家返回瑞士前夕，他送了只镀金小鸭给姚湘，象征着真诚的喜爱之情。(见图八)

图七：埃德加·斯诺眼中的姚莘农，摄于1968年。

图八：小鸭。埃德加·斯诺赠予姚湘之礼物，摄于1968年。

  除此之外，埃德加·斯诺把豪斯曼的诗《当我廿一岁时》送给姚湘，这首诗把他对这位后辈的疼爱之情洋溢于表。(见图九)

图九：埃德加·斯诺赠予姚湘的诗句

亲爱的湘儿：
当我还是廿一岁时
曾听过一位智者说：
——千金可散尽，
良心和感情却不能丢弃。
现在我二十有二了，
才领悟个中道理，所言非虚也!
但你是例外，例外!
当你下次来到瑞士时，我会把诗中的剩余部份讲给你听!
你慈爱的埃德加叔叔①


  姚莘农和埃德加·斯诺从没预料到他俩在1968年相见后便无缘再会。这张黑白照片(见图十)是他俩于1968年最后一次重聚时拍下的，当时姚湘站在两人中间，情景令人难忘。埃德加·斯诺于1972年2月15日因胰腺癌不幸逝世，那一天正值大年初一，也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重建两国邦交并使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的前三天。姚莘农在斯诺过世后20年，于1991年12月18日因感冒并发症逝世，享年86岁。虽然他们都过世了，我想在此撰文表达对二位的怀念，因为我是曾经被他们所喜爱的孩子。这篇文章是在母亲姚吴雯帮助下完成的，埃德加·斯诺生前就十分敬佩姚吴雯坚强的性格和她对丈夫不懈的支持。这与其说是哀悼，不如说是庆祝。

图十：埃德加·斯诺与姚莘农最后一次相会。中立者为姚湘。摄于1968年。

  当今这两位百岁老人的鼓舞使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对世界充满探究的热情。其实只要我们怀有广阔的胸怀，凡事采取开明的态度，没什么是会做不到的。不论渴望或是苦恼，两者同样可以为人类带来深远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经过互相了解后，才可谈信任；有了互相信任的条件，才可达致紧密关系。一个联盟的结合，可以是权宜之计而随时牺牲的；与此相反，紧密关系是建基于信赖、忠诚之上的。这正好说明为何姚莘农和埃德加·斯诺之间的友谊能这么持久，源远流长。但愿他们的往事回忆长存大家的心间，共勉之!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信中的诗.跟诗的原文有所出入。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