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表义｜姚思廉及其《梁书》《陈书》浅论

姚波

姚思廉及其《梁书》《陈书》浅论

陈表义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19卷第2期1997年4月

提要：本文概述姚思廉成为唐初著名史学家的主要原因，着重论述梁书》、陈书》值得称颂之处：一是内容比较丰富、可靠，是梁、陈两代的信史；二是用散体文写史，叙事简洁精练；三是肯定并颂扬无神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阐明其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扼要地指出两书不足之处。

关键词：姚思廉、《梁书》、《陈书》信史、散体文、无神论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姚思廉（557～637年），字简之（一说名简，以字行），原籍吴兴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其父姚察自吴兴迁入关中，遂为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县）人。唐初著名的史学家。

思廉之所以能成为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长远而深厚的家学渊源是极其重要的条件。

思廉的十世祖姚信，任吴太常卿，闻名江左。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姚信著有《周易注》十卷、《士纬》十卷、《昕天》一卷，又有《姚信集》十卷。思廉之祖父姚僧垣，字法卫，自幼通洽，年二十四即传家业，精于医道，为梁太医正，享有盛名。撰成《集验方》十卷；又撰《行记》三卷（唐宋时行于业，今佚）。思廉之叔父姚最，字士会，博通经史，尤好著述，有《梁后略》十卷、《述行记》二卷、《续画品》一卷行于世（前二书已佚，后者尚存）。

姚思廉之父姚察，字伯审，励精学业，闻见赅博，为当时儒者所称。历仕梁、陈、隋三朝。梁末任原乡令、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入隋，开皇九年（589年），授秘书丞，并奉敕撰梁、陈二史。察博通史籍，善为文章，精于史学。史载，察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且专志著书，白首不倦，无时踅辍。著有《汉书训纂》三十卷，《说林》十卷，《玉玺记》、《建康三钟记》、《西聘道里记》各一卷，并有《文集》二十卷，当时并行于世。察所撰梁、陈二史未就，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事见《陈书。姚察传》）。

思廉自幼勤学寡欲，少受汉史于其父，能尽传家业。在陈时任扬州主簿，隋为汉王府参军。曾上表陈父遗言，隋炀帝下诏，许其续成梁、陈二代史，又令与起居舍人崔祖？同修《区宇图志》。后为代王侑侍读。入唐，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不久迁太子洗马。唐太宗贞观初（627年），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三年（629年），奉诏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乃据家藏旧稿，兼采谢吴（有称谢昊或谢炅）、傅？、顾野王等诸家之书，续父志于贞观十年（636年）撰成《梁书》《陈书》两部史著。

其次，思廉父子所处的时代，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历代政权设置史官诏修国史，收集、整理文献资料，为史学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与此同时，私人撰史也形成风气。概言之，这个时期著史成风，史籍数量猛增，且种类繁多。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关于梁朝的历史著作有：

《梁书》四十九卷，梁中书郎谢吴撰（原本为一百卷）；《梁史》五十三卷，陈领军、大著作郎许亨撰。

《梁典》三十卷，刘跮撰；《梁典》三十卷，陈始兴王谘议何之元撰；《梁撮要》三十卷，陈征南谘议阴僧仁撰；《梁后略》十卷，姚最撰；《梁太清记》十卷，梁长沙蕃王萧韶撰；《淮海乱离志》四卷，萧世怡撰（叙梁末侯景之乱；《梁帝纪》七卷；《梁太清录》八卷；《梁承圣中兴略》十卷，刘仲威撰；《梁末代纪》一卷。

《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梁皇帝实录》五卷，梁中书郎谢吴撰，记元帝事；《梁大同起居注》十卷；《梁旧事》三十卷，内史侍郎萧大环撰。

《梁选簿》三卷，徐勉撰；《梁勋选格》一卷；《梁官品格》一卷；《梁尚书职制仪注》四十一卷。《新定官品》二十卷，沈约撰。

《梁吉礼仪注》十卷，明山宾撰；《梁宾礼仪注》九卷，贺撰。《皇典》二十卷，梁豫章太守丘孚撰。

《晋宋齐梁律》二十卷，蔡法度撰；《梁律》二十卷，梁义兴太守蔡法度撰。《梁令》三十卷，录一卷；《梁科》三十卷。

《梁故草堂法师传》一卷；《梁武帝大舍》三卷，严踈撰。

《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梁任赲撰；《地理书抄》九卷，梁任踠撰；《舆地志》三十卷，陈顾野王撰。

《齐梁帝谱》四卷（亡）；《梁帝谱》十二卷（亡）；《梁武帝总集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亡）。

以上共列史籍36种（不完全的统计），其中纪传体2种，编年体10种，实录、起居注等4种，职官、选举5种，仪礼3种，刑法律令4种，杂传2种，地理3种，谱系3种。

此外，为其他史籍记录者，还有《天启记》十卷，守节先生撰；《后梁春秋》十卷，蔡允恭撰（均见《旧唐书。经籍志》》。《梁典》三十九卷，沈约撰；《梁新订官品》十六卷，沈约撰（均见《新唐书艺文志》。《梁史》一百卷，北周萧欣撰；《梁史》七十卷，隋许善心撰。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关于陈朝的历史著作有：

《陈书》四十二卷，讫于宣帝，陈吏部尚书陆琼撰。

《陈王业历》一卷，陈中书郎赵齐旦撰。

《陈永定起居注》八卷；《陈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陈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陈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陈至德起居注》四卷。

《陈百官簿状》二卷；《陈将军簿》一卷。

《陈尚书杂仪注》五百五十卷；《陈吉礼》一百七十一卷；《陈宾礼》六十五卷；《陈军礼》六卷；《陈嘉礼》一百二卷。

《陈律》九卷，范泉撰；《陈令》三十卷，范泉撰；《陈科》三十卷，范泉撰；《陈新制》六十卷。

以上共列史籍18种（不完全的统计），其中纪传体、编年体各1种，起居注5种，职官2种，仪礼5种，刑法4种。

此外，为其他史籍所著录者，尚有《陈书》三卷，顾野王撰，又《陈书》三卷，傅?撰。

由上可知，在姚氏撰成《梁书》、《陈书》之前，有关梁、陈两朝的史著，各种门类已相当齐备，既有史学传统中最为重要的纪传体、编年体著作，可供借鉴；也有可作著史取材的实录、起居注和职官、选举、刑法、仪礼、地理等各类专门史。这一切，显然为思廉最后撰成《梁书》、《陈书》奠定坚实而良好的基础。

再次，思廉一生忠于职守，具有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这也是他成为卓有成就的史学家的不容忽视的条件。

据新旧唐书《姚思廉传》记载，思廉在隋为代王侑侍读时，会唐兵克京都（即隋都大兴，今西安），侑王府僚四散奔逃，唯其侍王不离其侧。唐兵将升殿，思廉厉声曰：“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布列阶下，不再上殿。李渊闻而义之，许其扶侑至顺阳阁下，拜泣而去。观者无不叹服，以思廉为忠烈之士。后李世民在言及隋亡之事时，曾赞叹“姚思廉不俱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贞观初年，还写其形象列于“十八学士图”，并赞之“志若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臣事唐太宗时，一贯虔谨，进尽忠言。据《侦观政要》卷二《纳谏》记载：“贞观七年，太宗将幸九成宫，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曰：“陛下高居紫极，宁济苍生，应须以欲从人，不可以人从欲。然则离宫游幸，此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之。’言甚切至。太宗谕之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故非情好游幸，甚嘉卿意。’因赐帛五十段。”

高尚的节操，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是史学家应具的品德。

二

好学寡欲的姚思廉，一生勤于著述。据史籍记载，他的传世之作有隋炀帝时与起居舍人崔祖?一起奉诏撰修的《区宇图志》（见《新唐书·姚思廉传》），唐太宗时与房玄龄、魏征、杨师道等一起奉诏撰修的《文思博要》（见《新唐书·艺文志》），最重要的是唐贞观三年奉诏，贞观十年撰成的《梁书》、《陈书》两部史著。

从隋开皇九年（589年）姚察奉敕撰写梁、陈二史始，历经三朝（陈、隋、唐）二世（姚察父子），最后于贞观十年（636年）由姚思廉撰成《梁书》《陈书》止，前后长达半个世纪。思廉虽“因其父旧稿”并“推其父意”，又“频采诸儒谢吴等所记”而成书，但这并不能改变思廉当推首功之事实，故《梁书》、《陈书》历来均署唐姚思廉撰。

《梁书》、《陈书》每卷卷末均有史论。其中有63卷的史论署“史臣曰”，此史臣当是姚思廉无疑；28卷的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1卷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这说明姚察卒前，梁、陈二史已有部分成稿，为了忠于事实和扬父之功，部分史论才署以“……姚察曰”。至于《梁书》、《陈书》的“本纪”最后之总论和《陈书。皇后传》后的史论，则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征曰”，这些史论应是魏征所写，但史论之前的史事则非他所撰。魏征虽受诏与思廉同撰梁、陈二史，但实际上他只是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的监修官，没有直接参预史书的具体撰写工作，仅以监修官的身份写总论。《梁书》、《陈书》只署姚思廉撰便是最有力的说明。

《梁书》计《本纪》6卷，《列传》50卷，合共56卷，约53万言。《陈书》计《本纪》6卷，《列传》30卷，合共36卷，约30万字。两书分别记载了6世纪初至6世纪后期建立于南中国的两个封建割据王朝（梁：502～557年，陈：557～589年）的历史。是梁、陈两代的正史。这两部史著，尽管存在许多缺陷和不足之处，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拿它与同时代的其他史著比较，两书值得称道之处，主要有如下数端：

（一）内容比较丰富、可靠，是梁、陈两代的信史

《梁书》、《陈书》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了梁、陈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史实，保留了大量的诏敕、奏章、文告、书信等珍贵的文献资料。因此，两书是现存梁、陈两代史著中最原始、最系统、最有价值的信史，是今天研究梁、陈两代历史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文献。尤其值得肯定的是：

第一，两书不仅记录了大量符合当时社会观念的史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记下一些与当时社会观念相悖的史事，使我们今天得以较为全面地窥见当时社会的全貌。例如，当时用人十分讲究世族门阀，但两书中却记载了颜晃、沈峻、吴均等人以寒门入仕的史实。《梁书。沈峻传》；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家世农夫，至峻好学……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初为王国中尉，稍迁侍郎，并兼国子助教。”《梁书。吴均传》：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也。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均文，颇相称赏。……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陈书。颜晃传》：颜晃字元明，琅邪临沂人也。少孤贫，好学有辞采。……侯景之乱，西奔荆州。承圣初，除中书侍郎。……及龛诛，晃归世祖，世祖委以书记，亲遇甚笃。”又记张缵、庾於陵等选用寒素之事迹。《梁书·张缅传附弟缵》：“（缵）出为吴兴太守。……大同二年，徵为吏部尚书。缵居选，其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人士翕然称之。”《梁书。庾於陵传》:“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

第二，两书记录了多次农民起义史事，为研究农民战争史提供了线索和资料。南北朝时期，除民族矛盾激烈外，阶级矛盾也非常尖锐，梁、陈八九十年间，农民起义多达34次（梁朝尤甚，占32次）。姚思廉虽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诬蔑农民起义为“寇”、“贼”、“妖党”，但基本上还如实地记录了吴承伯、田领群、赵续伯、焦僧护、刘敬躬等农民起义的史实：

《梁书》卷21《蔡撙传》：

天监九年，宣城郡吏吴承伯挟袄道聚众攻宣城，杀太守朱僧勇，因转屠旁县，逾山寇吴兴，所过皆残破，众有二万，奄袭郡城。

《梁书》卷20《刘季连传》:

是月（萧齐永元元年九月），新城人赵续伯杀五城令，逐始平太守。……十月，巴西人赵续伯又反，有众二万，……愚人从之者众。”

《梁书》卷23《长沙嗣王业传附弟藻》:

时天下草创，边徼未安，州民焦僧护聚众数万，据郫、繁作乱。……（藻）乃乘舆，巡行贼垒。……贼乃夜遁，藻命骑追之，斩首数千级，遂平之。

《梁书》卷34《张缅传附弟绾》:

（大同）八年，安成人刘敬宫挟袄道，遂聚党攻郡，内史萧踻弃城走。贼转寇南康、庐陵，屠攻县邑，有众数万人，进攻豫章新淦县。

《梁书·武帝纪（下）》: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民刘敬躬挟左道以反，内史萧说委郡东奔，敬躬据郡，进攻庐陵，取豫章，妖党遂至数万，前逼新淦、柴桑。

第三，《梁书。诸夷传》较为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周边数十个国家（其中包括：海南诸国---林邑、扶南、盘盘、婆利、中天竺等；东夷---高勾骊、百济、新罗、倭等；西北诸戎---河南、高昌、滑、龟兹、于阗、波斯、芮芮等）的地理位置、历史、风俗、物产和传说，以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外交往来的情况。《陈书》虽然没有为诸夷单独立传，但在各纪传中也涉及到扶南、高骊、丹丹、天竺等数十个国家的情况。这对了解、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和南朝时期中国的外交史，提供了大量重要而可贵的资料。

梁、陈二书的内容之所以比较丰富、可靠，主要原因有：（1）二书的资料，多以梁、陈当代史家的著述、图籍为据（如前所录）。（2）二书成书时间距梁、陈两代尚近（距陈亡只47年，距梁亡仅79年），许多史事为姚氏父子所亲历、亲见、亲闻，当时不留意或无法得知的，尚可再行访录补充。（3）姚氏父子继承了太史公司马迁以降著史的优良传统，在编撰二书时能本着务存真实，秉笔直书”的精神著史。

（二）用散体文撰写历史，叙事简洁、精练

南北朝时期，骈体文盛行，即便是叙事文章，也多用四六句，追求对仗工整，很少见用散体文写作，更谈不上用散体文撰史了。而梁、陈二书，尤其是《梁书》，作者逆流而上，远追史（使记》、汉（双书》）遗风，采用散体文写史。不仅叙事用散体文，各篇的论赞也都用散体文。这就使得行文简洁凝练，明快流畅，力纠六朝用骈体文写史的陋习和繁冗累赘之风，备受后世学者的赞颂。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卷九谓：《梁书》多以古文行之，如《韦睿传》对攻占合肥的叙述，《昌义之传》对钟离之战的描写，“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后人评说：“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隋末唐初也哉!”因此可以说，姚氏父子不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三）肯定并颂扬无神论的思想和行动

姚思廉生活的时代，无论是梁、陈，还是唐初，都是佛教盛行的时代。各族统治者为了欺骗、麻醉人民，巩固他们的统治，大力提倡信佛，把佛教作为精神统治的辅助工具。他们到处大修寺塔，使佛寺遍布，僧尼人数大增。梁武帝时，仅建康就有寺院五百多所，僧尼十余万。寺院侵夺百姓的土地、房产；百姓受骗，倾家荡产，被迫出家为僧尼。寺院地主不仅剥削下层僧尼和寺户，还用高利贷盘剥人民，使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佛教的广泛传播，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和进步的思想家，起而展开反佛斗争，范缜和王神念便是反佛斗争中两位勇敢的斗士。姚思廉在其史著中分别为他们立了传，肯定并颂赞他们的无神论思想和行动。

范缜是一位勇敢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目睹“浮屠害政，桑门蠹俗”，坚持反佛斗争。他不怕统治者的威吓利诱，齐竟陵王、梁武帝的责难和围攻，都不能使他屈服。相反，他勇敢地接受各种挑战，写下了充满唯物主义思想的不巧著作——《神灭论》，使统治阶级大为震动。对威武不能屈的范缜，思廉在《梁书·范缜传》中写道：“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坠，自有拂帘幌坠於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於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接下去他全文照录《神灭论》原文，并赞许道：“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可见他对范缜反对宗教迷信言行的认同。对另一位无神论者王神念，思廉在《梁书·王神念传》中写道：“神念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时青、冀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以极其洗练的语言，揭露神庙对百姓的危害，颂扬王神念禁淫祠、毁神庙、改风俗之功。

姚思廉的史著，赞颂了范缜、王神念无神论者的思想和行为，保存了《神灭论》，使之免遭焚毁，客观上起到传播无神论的作用，在古代思想史上功不可没。

再从史学编纂的角度来看，梁、陈二书还有体例严密，前后照应，寓褒贬、别善恶于叙事之中和“特论平允，排列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等优点。同时，也存在着“两卷之内，日月参差……数行之间，书法乖舛”或“是非矛盾，相互抵牾”（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一），过多地引用诏令奏疏，本纪似大事记，列传犹履历表等不足之处。要之，姚思廉作为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他的著作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责求于他。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系）

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