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孔丰｜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桐城派兴衰嬗变研究

姚波

第八章 十九世姚濬昌与桐城诗歌的振起


姚濬昌是麻溪姚氏十九世祖，姚莹之子。桐城徐宗亮与姚濬昌之婿马其昶推论桐城文学之绪时，认为桐城诗歌“惜抱先生蔚出为大宗，海内群士归之；方植之先生于诗莫深焉；继是而振起者，必首子外舅（姚濬昌），他作者乃皆不能自具体貌，即无望其行远耳”1。虽然徐宗亮与姚濬昌之间有儿女亲家关系，但他的这番言论并非过誉之论，他指出了桐城诗歌在姚鼐、方东树之后，能振之而起的首推姚濬昌，桐城其他作者“皆不能自具体貌”，“无望其行远”。可见，姚濬昌在近代麻溪姚氏家族学术文化链以及桐城诗歌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桐城派时往往将姚濬昌忽略不论，以致于我们对他的生平、思想、诗文创作及其成就，皆知之甚少。有鉴于此，本章拟对姚濬昌的诗学交游、学术观念与文学主张以及文学创作情况予以阐述，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他在桐城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一节姚濬昌与曾国藩幕府


众所周知，名望与地位对个人的交游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姚濬昌虽为世家名门之后，但一生仕宦不显，蹭蹬于地方县令之职，再加上其生性耿介，淡泊名利，这导致他的交游圈子中名贤时流、硕儒俊彦的身影并不是太多。从姚濬昌一生来看，青年时期交游经历对其人生发展、价值取向、文学创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本节以姚濬昌青年时期在曾国藩幕府交游经历为切入点，希望展现出姚濬昌诗歌师承渊源以及他与幕府中桐城派文人之间的关系。


一、进入曾氏幕府


姚濬昌谒见曾国藩、进入曾国藩幕府的时间，是在咸丰十年（1860）。姚濬昌《叩瓴琐语》说：“忆予以咸丰十年至祁门，公（曾国藩）留营次。一日见予《感事》诗，命入幕府。”2这段追叙较为简略，不过，吴汝纶《姚君慕庭墓志铭》、王树枏《桐城姚府君墓表》两文对姚氏入幕情况亦有所记述。综合这些材料，姚濬昌入幕情况大致如此：当时姚濬昌“以訾得江西府经历”1，而曾国藩正在两江总督任上督剿太平军。咸丰十年（1860），姚濬昌因公事赴曾国藩行营，在祁门得见曾国藩，并藉此机会献所作诗歌。曾国藩见到姚濬昌的《感事》诗，大加叹异。由于姚濬昌为名家子弟，当时曾国藩正“收召名家子孙教育之”，故表现卓异的姚濬昌就很荣幸地被曾国藩留之幕中。姚濬昌的《感事》诗在其《幸余斋诗稿》中有所收录，诗作共有四首，皆为七律。兹举其四：“禹甸尧封正驿骚，中兴大业望诸曹。不闻封事争三帅，已见征书索百牢。芳草尚迷江外马，宝刀谁断海中鳌。腐儒挟策翻怊怅，阊阖门开日月高。”2诗作内容紧扣时事，不仅写出了在内忧外患的侵扰下，海内局势震动不安的情形，也痛指了军界在此危急时刻不思报国、一味索取的弊病，全诗表达出姚濬昌对国事的关切与忧虑，诗风沉郁雄浑，颇有杜诗风味。这种风格的作品，殆出于饱经忧患的中年诗人之手，无足为奇。但出自年仅二十余岁的姚濬昌笔下，引起曾国藩的大加叹异，这充分反映出此时的姚濬昌已显露出非同寻常的诗才和孺子可教的潜力。


姚濬昌本人“亦以亲承謦欬于曾公之侧为平生大幸过望，故从之游”3。曾国藩非常注重姚濬昌的培养，除了闲暇之余与姚濬昌深谈交流、谆谆教诲外，还特意延请西南巨儒莫友芝教导姚濬昌。这些对姚濬昌的成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姚濬昌在曾国藩幕府中生活了近五年时间，“屡以功保陞知县”4。同治三年（1864）六月，姚濬昌补为江西湖口县县令5，正式离开曾国藩幕府。当时曾国藩不忍其离去，极力挽留，将有大用，终因姚濬昌满足于以微薄俸禄侍养其母而不得不听任其离开，曾国藩只好以“为江西留一循吏”而自解6。同治七年（1868），姚濬昌过金陵，谒见曾国藩，“公询及先人遗集重刊，喜见颜色”7。此后，姚濬昌再无谒见曾国藩之经历。


同治十一年（1873）二月初四日，曾国藩逝世。姚濬昌闻讯后，有诗《闻滌生相国薨于位述哀感事四首》8：


阊阖岹嶢欲问谁，无端消息哲人委。
一时妇孺同垂泪，半壁东南定坼维。
忧国早知筋力瘁，匡时永动庙堂思。
天涯更有邱山痛，孤负诸生会葬期。


湘江衡岳郁英真，间世天生社稷臣。
议礼立回三殿诏，提兵坐扫八州尘。
楼船亲见推杨仆，旄节翻宜借寇恂。
一事未忘鲛鳄在，怒涛应共海云屯。


无复寒沙共枕戈，艰难往事忆如何？
囊中奏牍乾坤系，帐下英才将相多。
为我延师亲整驾，负公雅意望鸣珂。
平生处处存风义，不待西州掩泪过。


惨淡山城噩梦劳，衔恩泪湿旧征袍。
剧怜三语蒙清识，独许儒生署未曹。
报政有书迟簿史，饯悲无路撷溪毛。
招魂思赋空吟望，风雨无边碧落高。


这四首诗，抒情内容不一，各有侧重。诗一重在抒发朝野对曾国藩逝世的巨大悲痛；诗二着重于标榜曾国藩的巨大功绩；诗三主要叙述曾国藩奖掖人才、关照自己之意；诗四表达自己对难报曾国藩深恩的内疚与无奈。从这四首诗中，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姚濬昌与曾国藩之间的深厚感情，感觉到他对曾国藩逝世的沉重悲痛以及对曾国藩的深切悼念。姚濬昌的这种悼念之情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光绪五年（1879），姚濬昌登天门山，触景生情，写下《登天门山有怀滌生旧帅》，诗中既有“龙骧战舰忆前功”的称扬，又有当下“高怀遍历知难再，胜有江山兴未穷”的喟叹。


总而言之，姚濬昌能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受到曾国藩的赏识，是其一生的荣耀。从他们的交游关系中，我们也可体会到曾国藩对人才培养的苦心孤诣。


二、师从莫友芝


在曾氏幕府中，除曾国藩外，对姚濬昌影响至深者当推莫友芝1。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晚号眲叟，贵州独山人。他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诗人。莫友芝与曾国藩相识、订交时间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37）2。当时，莫友芝在京师琉璃厂书肆寻书，偶遇翰林院侍讲学士曾国藩，“始未相知也，偶举论汉学门户，文正大惊，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学耶!’即语过国子监学正刘椒云传莹，为置酒虎坊桥，造榻订交而去”3。莫友芝《春官报罢，国子学正刘椒云传莹招同曾涤生学士国藩小饮虎坊寓宅,歌以为别》、曾国藩《送莫友芝》等诗也都对这次虎坊桥宴饮订交有详细记述。在这之后，两人一别十五年，“中间通书问一二次而已”1。咸丰十年（1860），莫友芝来皖探望在安庆府怀宁县任知县的九弟莫祥芝。由于曾国藩这时驻军于安徽祁门，因而第二年正月，他就有前往祁门探访曾国藩的打算。不料，莫友芝路过太湖时，却被湖北巡抚胡林翼留居幕府。直到七月初三，莫友芝才在东流行营见到曾国藩，“久谈二时许”2，并留之幕中。初四，曾国藩又来访莫友芝。交谈之间，曾国藩就对莫友芝提及姚濬昌，说他是“桐城石甫先生之子，质美未学，当使就正于君”3。到了初五，曾国藩就命姚濬昌来请业于莫友芝。从曾国藩为姚濬昌延师这个事情上，有两点值得申说：其一，曾国藩对姚濬昌的培育之心甚切，办事果断。其二，为姚濬昌择师慎重。之所以选择莫友芝，是因为在曾国藩眼里，莫友芝“学问淹博，操作不苟，畏友也”4。这样的硕学宿儒确实是教授姚濬昌的最佳人选。


姚濬昌来见莫友芝时，是以《幸余轩诗》二卷为贽。莫友芝阅其诗后，认为“其风格甚好，但境未阔、词未细耳”5。莫友芝还为其诗写了题记，认为：“慕庭示近诗二卷，风格略取明七子，而性情真挚不可揜抑处又不仅仅乎七子之貌然者。慕庭少年忧患奔走，而能不失名父家法已如此，更深而求之，斜川之张老坡，安得专美耶？”6毋庸置疑，姚濬昌的诗作质量及艺术风格给莫友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之后，姚濬昌与莫友芝之间往来频繁，如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姚濬昌陪莫友芝游元代余阙墓及大观亭。九月七日，姚濬昌又陪莫友芝、周成登迎江寺塔7。此外，姚濬昌还经常携其家族藏书、书画相示于莫友芝8。在姚濬昌任职湖口令、离开曾氏幕府后，莫友芝还寄诗表达了他对姚濬昌的教导与期待：“君家罗田来，美续垂抚字。石翁张其徽，闽蜀载威惠。君今奉循谱，试手若循例。平生利物心，康济岂难致。废教多莠民，任法益重蔽。张弛称良弓，操纵得和辔。匡庐积游兴，石钟取佳憩。定有口上碑，一笑慰顦顇。”1（《寄湖口令姚慕庭》）以上这些都可反映出姚濬昌与莫友芝之间深厚的师生交谊。


莫友芝学问精湛渊博，论诗通达平允。莫友芝为学通汉、宋，曾国藩称“其学于考据、词章二者皆有本原，义理亦践修不苟”2。张裕钊亦称“子偲之学，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讨。旁及金石、目录家之说，尤究极其奥赜，疏导源流，辨析正伪，无铢寸差失”3。莫友芝于诗治之益深且久，有一些诗学观念，大致如下：一是主张“力行苦学”、“学行并重”；二是主张经术、学问与诗艺相结合；三是主张诗歌有感而发，从广泛的阅历中吸取诗材4。他的这些诗学观念对其诗作实践有较大影响。


莫友芝的学术取向与诗学观念对姚濬昌有一定的影响。譬如，同治三年（1864），莫友芝就对姚濬昌说“国朝言《三礼》者，往往以门户沿误，遵义郑子尹有百余条折衷精当”，又说“望溪文真朴，惜抱雅洁，其尤盛者，空明澄澈，含咀靡尽，而皆乏奇伟之观。但惜抱才气用于诗者有余，不见薄弱也。曾相国文精实，其气魄规橅，在国朝诸老上，惜扰于戎事，不能究其业”5。同治七年（1868），姚濬昌在燕子矶与莫友芝相遇，两人谈及书籍版本问题，姚濬昌“素以讨论版本，为非真读书”，不过，“闻先生言，乃知印早校精者舛误少也”6。姚濬昌的诗歌自从得到莫友芝的精心指点后，颇有精进。如《郘亭日记》“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云：“慕庭以诗来，甚有进。”7吴汝纶亦说姚濬昌“既师事子偲，其于诗独有天得”8。


概而言之，姚濬昌在曾国藩的引荐下，曾师从西南巨儒莫友芝，在学术理念、文学思想等方面获益良多。


三、与幕府桐城派文人的关系


晚清时期，曾国藩幕府是当时著名的四大幕府之一。曾国藩以其崇高的声望和显赫的地位收罗了众多人才，凡于兵事、政事、饷事、吏事、文章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励，量才录用，出现了“宾僚尤极一时之盛”的景观1。曾为曾氏幕府宾僚的容闳就说过：“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2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也记述了有作为有建树的幕僚80余人，名列其中者有张裕钊、吴敏树、赵烈文、王闿运、莫友芝、俞樾等人。姚濬昌在曾氏幕府之时，就有幸与沈葆桢、李鸿章、黎庶昌、吴汝纶、李士棻、欧阳兆熊、程桓生、何敦五、孙衣言、汪士铎等人有所交游。如据《郘亭日记》记载，在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三日这一天，姚濬昌就“治具招饮筱岑（欧阳兆熊）、尚斋（程桓生）、芋仙（李士棻）、丹臣（何敦五）来舟中同饮”3。由于曾国藩幕府中汇集了大批服膺桐城义法的文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曾氏幕府成为咸同年间桐城派的大本营了。姚濬昌客居曾国藩幕府，难免会与桐城派文人打交道，这里结合姚濬昌诗集等相关资料，对其与幕府内桐城派文士的交游情况略论如下：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廪贡生。同治元年（1862），黎庶昌上书条陈时政，清政府嘉其言，赏给知县，发交曾国藩差遣委用。同治二年（1863）二月，黎庶昌在安庆入曾国藩幕，委派善后局，专司稽查保甲。光绪二年，黎庶昌随郭嵩焘出使西欧，历任驻英、法、德、西诸国参赞。姚濬昌与黎庶昌两人相识于曾国藩幕府中，姚濬昌的诗句“忆昔同随丞相军，旌旗捲冻凝生履”（《寄蒪斋》），即是明证。姚濬昌交接黎庶昌之心是真诚、真心的，他有诗写道：“束发上巴蜀，逾冠入瓯闽。纵横八千里，求友心常殷。今人秦视越，古有龙与云。壮年历交游，一见得子真。”（《黎蒪斋庶昌以诗送别既就道郄寄酬三首》之二）写出了他青少年时期交游经历以及壮年得交黎庶昌的真挚情感。姚濬昌离开幕府时，黎庶昌有诗送别，姚濬昌亦有所酬寄，表达了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与君生殊方，宦游亦异地。浮云一聚散，后会那可致。出门望大江，悲来不成寐。苍茫客子心，六月动寒吹。”光绪二年（1876），黎庶昌随郭嵩焘出示西欧，姚濬昌听说此事，赋诗遥赠1。光绪七年（1881）三月，黎庶昌充出使日本大臣。姚濬昌又有《送蓴斋奉使日本》一诗。从这些诗作，可看出姚濬昌与黎庶昌之间诗书往来密切，感情颇为融洽。


孙衣言（1814-1894），字邵闻，号琴西，浙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受京职，历任实录馆协修，翰林院侍讲等职。同治二年（1863）二月入曾国藩幕，委办营务。同治三年（1864）转入秘书处。学兼汉宋，文宗桐城。著有《逊学斋诗文钞》等。孙衣言在光绪元年（1875）题姚濬昌诗稿时曾说“予与慕庭相识垂二十年”，这说明姚濬昌与孙衣言相识时间较早。姚濬昌诗集有《赠孙琴西廉访衣言》三首，中有“四海求师怜我晚，一时拔士只公能”诗句，反映出孙衣言与姚氏之间相知契合之关系。光绪元年（1875）八月，孙衣言升任湖北布政使，姚濬昌又有《送琴西擢藩湖北奉命入朝》一诗。孙衣言对姚濬昌的诗有较高评价，认为其诗沉錬峭拔，“又出奇惜抱之外，非家学所能牢笼也”2。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武昌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受到阅卷官曾国藩的赏识，遂拜曾为师，学问日进。早在咸丰五年（1855）即与曾国藩相识，曾专门拜访而未留幕中。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赴安庆，入曾国藩幕，国藩令其专攻古文，不习他务。姚濬昌集中与张裕钊有关的诗作有《寄怀张廉卿内翰》、《江宁晤廉卿赠之》、《无错用予前韵言诗境示朴儿因忆廉卿挚甫二君复自迭韵成一篇》等。同样，张裕钊也有《光绪庚辰奉酬姚慕庭丈见怀原韵二首》等诗。


汪士铎（1814-1889），字梅村、梅岑，号悔翁，江苏江宁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咸丰九年（1859）应湖北巡抚胡林翼邀至武昌入幕，主持编纂《读史兵略》一书。同治元年（1862）五月入曾国藩幕。著有《乙丙日记》、《汪梅村先生集》等。姚濬昌诗集中有《赠汪梅村先生》一诗：“吴中旧毓经师地，闻道人师喜欲狂。芳物那成广陵散，葆真今见鲁灵光。炉泉香絜无由俗，厨馔腥膻任世尝。只恐后来少橅楷，祝公食气过张苍。”3从中当不难体会到姚濬昌结交汪士铎的激动、庆幸之情与崇敬之意。光绪七年（1881），汪士铎读姚濬昌诗集后评说：“盥诵大著，清思目浣，奇采泉流。取经风人，寄情芳草。近日作者，当推元戎。惜抱家风，于兹未坠矣。”1并作有《奉酬慕庭先生见赠大作》一诗。


欧阳兆熊（1808-？），字晓岑、筱岑，号匏叟，湖南湘潭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曾任湖南新宁县教谕。道光十五年（1835），与曾国藩订交。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入曾国藩幕，为曾国藩草拟文件，出谋划策。1861-1864年前后在曾国藩幕府中。集中有《丙午十一月寄曾滌生讲学》、《六月与曾滌生讲学》、《辛酉三月十七日寄滌帅驻休宁书》等书信。他“平生潜心经世学，孜孜不倦”2，著有《寥天一斋文稿》、《兵法集览》等。


除了上述诸人外，曾氏幕府中还有一群桐城籍文人，较为著名者如方宗诚、萧穆、江有兰、吴汝纶、甘绍盘、徐宗亮等人。姚濬昌亦与他们有着深厚的情谊，其诗集中不少作品都与之有关。集中相关诗作有《寄赠方存之大令》、《旦赴幕饮茶戏作示徐椒岑萧敬甫澄士》、《赠存之》、《同存之登北顾山甘露寺访源携酒留饮》、《寄江待园》、《寄待园》、《夜起有感寄挚甫》、《寄挚甫》、《闻挚甫将来诗以迓之用山谷诗韵》等。姚濬昌与桐城诸子之间的交游，折射出同光年间桐邑文人之间相互交流的文化景象。


通过对姚濬昌客居曾国藩幕府时期的交游考察，我们对青年时期姚濬昌的交游网络有了大致的认识。这段交游经历，从文学影响角度而言，对姚濬昌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影响。我们知道，道咸年间，诗坛风向有所转变，推崇宋诗成为一股潮流，何绍基、祁寯藻、魏源、曾国藩、郑珍、莫友芝等人就喜言宋诗。曾国藩更是凭借其位高权重激化了诗坛风气，施山《望云诗话》就说：“今曾相国酷嗜黄诗，诗亦类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值千金。”3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宋诗派文学圈子，像莫友芝、张裕钊、李士棻、黎庶昌、吴汝纶等人都属于这个圈子。姚濬昌亦受到推崇宋调风气之影响。前面提到姚濬昌以诗谒见莫友芝时，莫友芝评其诗风“略取明七子”，这反映出当时姚濬昌学诗尊唐。不过，这到后来有所变化，孙衣言就说“慕庭诗于谢、鲍、子美、退之、义山、山谷，盖无所不学”1，张裕钊也说姚诗“导源大谢，出入唐宋诸大家”2。这种变化不能不说与他在曾国藩幕府的交游经历以及师从莫友芝有着重要的关联。此外，在诗学影响方面，虽然其诗名不著称于世，但“诗之工不让古人，而绝不自表襮，惟张濂亭、汪梅村、孙琴西、吴挚甫诸先生知之而已”3。由此，我们可以说：姚濬昌是桐城派阵营中重要的一员，他与幕府中桐城派文人的交游对其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姚濬昌的诗文创作与振起桐城诗歌


无论是从桐城派还是从家族角度而言，麻溪姚氏成员在古文创作方面皆有值得称道之人、值得可诵之文。不过，由于文学创作与作家的禀性天赋、兴趣爱好、知识水准等有着密切关系，因而作家的个体差异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不同文类的选择与偏爱。姚濬昌虽是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姚氏家族文学链上的重要作家，但他在诗歌与古文的创作方面，却独喜为诗，于文“尤不肯作，偶尔为之，亦随灭其稿”4。这与其家族先辈们富赡的古文创作大相迥异。


一、诗文主张


姚濬昌赋诗作文数十载，在诗文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兹据有限材料，归纳如下：


古文方面，“文生于情者可贵”。情、文之关系，早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明确提出了“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的命题。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中更有进一步阐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5这表明文生于情，情是文产生的生命基因。受此影响，姚濬昌亦认为：“自古惟文生于情者可贵，如《报燕惠王书》、《出师表》、《祭郑夫人文》、《泷冈阡表》之类，固不易攀。其次如《陈情表》、《祭十二郎文》，亦能千古。拙作或其流亚与？若貌为秦汉，言中无物，后世谁传此者，恐当于酱瓿间求之耳。”6


诗歌方面，大致有以下几点主张：其一，“寄托”论。“寄托”是中国古典诗学领域较为常见的概念，它有着悠久的批评传统。《诗经》中的“比兴”，《离骚》中的“香草美人”，可以说最早奠定了这一重要的诗学传统。这个诗学批评传统自从在先秦时期形成以来，就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逮至清代，随着常州词派入主词坛，寄托理论在词学领域更是大放光芒，如周济、况周颐等人也都先后提出过“寄托”说，这对常州词派的词体创作与词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影响。相比在词学领域的广大反响而言，“寄托”说在清代诗学领域的回响就小得多，不过，一些重要的诗家如薛雪、袁枚等仍是对这一理论有所强调、发挥1。到了光绪年间，姚濬昌亦提出作诗须知寄托这一诗学观点。他的主张见于姚永概的《慎宜轩日记》：


大人命作诗，余得一绝，大人云尚老到，有野趣，因亦作一绝示余。大人云作诗须知‘寄托’二字，‘寄’字，我有一意寄之于彼，‘托’字，亦是将此意托之于彼。2


可见，“寄托”之意就是将创作主体之“意”寄托之于彼。


其二，师法论。学唐还是宗宋，抑或是唐宋并宗，这样的问题贯穿于清代诗学发展嬗变之始终。清代每一个诗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的困扰与选择。姚濬昌亦不例外。他说：


诗至今日，诸家已将门径占尽，无可变化。惟陈大樽七律合右丞、拾遗、玉溪、剑南为一，二百年来无师其法者，以此推之，五古以康乐、明远为质，参以元晖、子山，七古以杜为骨，参以王、李、韩、苏、黄五家，五律合王杜为一，参以文房、义山，五七绝则专守右丞、太白、龙标，其庶矣乎？3


这则材料非常重要，它揭示出姚濬昌对于不同诗体师法对象的见识。在他看来，不同诗体都有最佳的、典范性的诗人可供师法。五古当以谢灵运、鲍照为主，参以谢朓、庾信；七古当以杜甫为骨，参以王维、李白、韩愈、苏轼、黄庭坚五家；五律则合王维、杜甫为一，参以刘长卿、李商隐；七律则合王维、杜甫、李商隐、陆游为一，五七绝则专守王维、李白、王昌龄。从这些诗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近体诗师法对象方面，姚濬昌未囿于唐宋诗之争。


二、古文：谨守家法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姚濬昌的文章，见于《五瑞斋遗文》。这部著作“大抵从所刊书序跋及诸子私录合成一卷”1，共计十七篇，其中书序最多，还有跋、书信、墓志铭、箴赞等文。虽然文章现存不多，但大都谨守家法，词雅气渊，代表作品有《先妣方淑人行略》、《外姑陈恭人墓志铭》、《庸晦堂诗集序》等。如《先妣方淑人行略》一文通过叙述先妣方淑人有关的日常生活琐事，展现了方淑人温良贤淑的高尚品质，同时也表达了对方淑人的深切怀念之情。行文中作者注重捕捉生活细节，用白描手法，把生活琐事娓娓道来，错落有致，语言简洁凝练，疏淡传神。以下列一段叙述为例：


犹忆淑人所居室朱髹其地，老妇洁之谨。庭有桂树，斜月透影入室，参差若龙蛇。时与女甥韈而坐卧，戏相跌，或投核焉。老妇戏曰：“毋为，明日将益吾劳。”淑人与姊相顾笑，而今已矣。2


这段描写融写景、叙事于一体，展现了姚氏家庭生活的温馨和睦。此类写法亦可看出明代归有光散文的影响。


又如《亡妻光恭人墓志铭》一文重在表达对其亡妻光氏的悼念之情。姚濬昌之妻光氏，系甘肃布政使光聪谐之女，十九岁嫁于姚濬昌，持家、教子皆有方。这篇作品的写法与前文不同，重在借人物对话展现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特征：


恭人性端喜俭，粥粥若无他能，而勤于其职。奉两姑各得其欢，抚子甚慈。然予有所斥责，则颓然退立。或徐为之请，不毫发护惜。予尝责人，母遣仆论解。而予怒甚，倍责之。既退食，恭人正色谏曰：“母解人责，而君倍之。得毋过乎？”予矍然谢罪母前。又尝因予以民间苦旱，勤忧其职，为上官所持，从容言曰：“民敝极矣，君志事不获施。而母衰如此，意者君其少息乎？”予遂以疾奉母去，将去，而恭人卒矣，伤哉！临诀执姑手泣曰：榖“姑慈我，我事乃不卒。”命已夫，已而顾予，诵“则异室，死则同穴”之诗，意甚痛而泪枯也。3


文章通过对光氏言语的描述，刻画出光氏贤良温厚、知书达理的形象特征。


以上之文反映出姚濬昌行文谨守家法的一面，不过，姚濬昌之文亦有突破之处，那就是在行文中援骈入散。如他在曾国藩幕府期间写过《拟赈饥告示书》一文1，这篇告示从内容来看，可分为两部分，前部分以骈偶形式叙述太平军对安徽一地的破坏以及给民众带来的巨大伤害：


康庄举火，万瓦顷刻成灰；沟壑流腥，一室顿如永诀。于是逃亡死绝，消息不知，父子夫妻，仳离成惯。弃田背井，始思逃死于他乡；路梗人稀，又复求生于故土。数人出而一人归，半埋道侧，十家存而百家尽。2


写得极为逼真、沉痛，可谓战乱实录。后部分叙述官府赈饥安民之事，其中亦不乏骈偶之句，如“鸠形鹄面，何尝菜色之可言；蚁聚蜂屯，尽是苍生之无告”，等等。这篇赈饥告示，从形式上看，既体现出公文的严谨性，又表现出行文的流畅性与语言的词采美，在内容上不是华而不实，而是言之有物，体现出为政者的宅厚仁心与淑世济民的情怀。故而曾文正公见之有“异日殆复为循吏乎？”的感叹3。


总的来说，限于现存古文作品数量的限制以及姚濬昌于诗的偏爱，在古文方面，姚濬昌的文学才能及其成就不足以完全呈现，真正能彰显姚濬昌的文学才华及文学地位的还是其丰富的诗歌创作。


三、诗歌：乱世悲音与闲居清音


姚濬昌的诗歌作品数量远甚于其文章，仅光绪十六年（1890）所刻的《幸余求定稿》（十二卷）就录诗达一千零七十七首。此后，又有《五瑞斋诗续钞》之刻，共九卷，收诗数量亦相当可观。综观姚濬昌的诗歌作品，青少年、中年、晚年之作皆有，数量比重各有不同，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生活遭际及心路历程。就诗歌题材而言，丰富多样，涉及羁旅、感时、赠别、怀人、咏史、咏物、怀古、感怀、山水、田园等方面。此处不一一论述，而是择取其青年时期的感时伤世之作与中晚年时期的致仕闲居之作予以阐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者之作，多与时代风云有关，是对社会乱局的记录，具有一定的诗史价值，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态；后者之作，类似陶潜隐居之作，颇能反映出作者不慕名利、淡泊致远的心态。故从思想价值而言，这两类作品颇有较高的思想内涵。


（一）乱世悲音


姚濬昌青年时期经历颇为坎坷。弱冠之时，不幸遭逢太平军俶扰东南。东南一带战火遍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桐城恰恰又是清军与太平军激烈交锋之地，兵燹之害尤甚。姚濬昌本人就曾被太平军所执，幸好后来得以逃脱1。咸丰九年（1859），姚濬昌为避战乱，奉生母萧太恭人远走福州，依居于姊夫张汇2。之后，又进入曾国藩幕府，追随曾国藩，并协助其处理一些事宜。姚濬昌青年时期这段遭逢患难、奔走避乱的经历，在其诗歌创作有所反映，使得其诗歌作品浸染着浓浓的时代风云之气。


姚濬昌的诗集《幸余求定稿》的卷一、卷二，有一百多首，对那段避乱经历有所记录。如《渡江》：“惨憺风尘际，浮家此暂停。大江春不绿，荒案雨还青。前路愁豺虎，连陈慰鹡鸰。葛衣今尚在，行到亦蓬萍。”此诗题下有小注：“时奉母随姊之闽避乱”，结合诗歌内容，我们可体会到姚濬昌一家在兵荒马乱之时萍飘蓬转的艰难生活以及惨淡黯然的悲情。


在这一时期作品中，还有不少与赠别、怀人等内容有关的诗作，这些作品中也有对乱世之相的描绘和对离情别绪的感伤。如《赠林若衣大令》：“往年江上别，风雪正纷纷。又遇永嘉乱，还从皖口军。寒风疏垒草，落日变江云。漫作升沉卜，重闱且羡君。”颔联较为明显地道出林若衣的逢乱遭际。诗作结句虽显乐观心态，但终究难掩全诗的忧戚之情。又如《不得大兄消息》：“昨闻归有日，消息问终差。哭念十年别，遥怜白发加。江湖通故里，涕泪傍天涯。前路休回首，沿江起暮笳。”全诗写出了战乱岁月亲人音信阻隔的思念之情。此类诗情作品，宛如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的思亲之作。


姚濬昌客居曾国藩幕府有近四年生涯，与一些军界将士一定的交游关系，对军旅生活有所了解，一些作品对此有所反映，如《军中赠程蒋二君》、《偶感示吴守备家榜》等诗。不过，最有代表性当推七律组诗《军中杂感》。这组七律共有九首，作于安徽东流大营，此时湘军正与太平军在皖江两岸对垒。在这些诗中，情感丰富复杂，有“为语孙恩莫轻敌”的小心谨慎，也有“莅军不用劳臣度，已有偏师报贼歼”的畅快轻松，还有“闻道吾乡有奇捷，十年春郭望生春”的喜悦兴奋，等等。其中第九首最为典型，可见作者当时的心态：


马鬣迟封遽请缨，貂蝉未敢卜吾生。
惭为阮掾无三语，长忆孙阳冀一鸣。
月色夜临王浚舸，江声秋绕吕蒙营。
湖淮傥募孤儿队，一笴还应下百城。1


这首诗写出了姚濬昌渴望建功立业之抱负。尤其是颔联“长忆孙阳冀一鸣”，较为明显地表达出诗人祈望得到伯乐赏识的心态。由此我们也可感受到姚濬昌实际上是期待能得到曾国藩的重用，让其有施展才能的舞台。全诗基调于平缓中不乏激昂之气，这是感时伤世类作品中所不多见的。王树枏说：“吾读军中都中杂感诸篇，其于庙算军谋之胜负，人才之消长盛衰，尤三致意焉。”2


总的来看，姚濬昌“生当乱离之世，凡身所经触耳目所见闻千状万态，莫不讬之歌咏，参差俶诡以写其怀”3。这类作品大体缘事而发，不乏表现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但更主要的在于传达社会的动荡不安在诗人心中留下的创伤，以所见所闻写出心中所感，因而其诗歌中饱含有浓郁的时代悲情。诚如徐子苓所论姚濬昌“早遭患难，故多凄悱之音”4。


（二）闲居清音


光绪三年（1877），四十五岁的姚濬昌辞去安福县令之职位，归寓于郡城，后又隐居桐城挂车山下，营建西山精舍。西山精舍周边风景优美，花草树木，遍布左右5。风景优美的西山精舍，为姚濬昌在远离官场后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休养之地，这里“万石参天绝少人”6，“柴门竟岁无车马”7，没有官场的争权夺利，没有人事的迎来送往，陪伴他的是清溪流泉、繁英果木，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供养老母，读书教子。光绪十年（1884）冬，姚濬昌因中复堂故居修葺完工而移家城中。当然，这八年归隐期间，姚濬昌也有江苏、江西等地之游。不过，总的来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闲居状态。


读书是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姚濬昌在远离了尘俗喧嚣之后，读书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活动，姚永朴就说“府君居凡七年，时与故旧饮酒赋诗，日诵经史及名臣魁儒之书，恒之夜半”8。如《雨中读书》云：


遥云忽涛起，飞雨入空山。
流风掩卷过，举首一欣然。
午光晦林麓，生意变当门。
竹阴压几案，云絮穿窗轩。
雨坐不知晚，云月耀孤天。
声光所震荡，倐匪意所存。
无象用谁后，有迹体谁先。
冥默观化理，会心俯仰间。
乃知陶公琴，深趣不在弦。
糟粕邈矣夫，千载梯不传。1


《读书》亦云：


读书在深谷，心与山云长。
春花复秋叶，开落成文章。
花叶两不知，人意亦相忘。
水田遇新霁，倒景生微光。
徘徊溪水源，日夜声琅琅。
且还读吾书，余妍满空堂。2


这些诗反映出姚濬昌读书心态随意而适，淡然平和。


山中生活，难免会与一些淳朴而热情的乡民打交道。在姚濬昌的笔下，他们热情善良、乐于助人。姚濬昌的诗作中也描绘了乡民收割庄稼、饮食等方面的情况。如《麦饭》诗：


南风开曙色，微雨来峰头。
农家率妇子，刈麦清溪陬。
黄云卷地起，茅屋须臾秋。
悠悠檐际烟，沸沸釜中麰。
新炊杂旧粟，赠我双盈瓯。
先人昔贫居，麦饭发清讴。
根深枝叶茂，今服犹前畴。
举手谢农人，柴门闭余幽。
纵横案上书，子母陇上牛。
深慨无端来，对此惭锄耰。3


此诗不仅写出农家在清凉的天气下收割麦子的场景，还表现出农家对诗人的热情慷慨。结句“对此惭锄耰”亦表现出姚濬昌对劳动者的敬意与愧意。


总的来说，姚濬昌的诗歌反映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并不多，视野、气魄都不大，这可能与其所处时代背景以及自身位卑官微有关。


四、诗艺独特，自成一家


姚濬昌的诗歌创作在师法众长的基础上自成一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征。细而言之，姚濬昌的诗歌艺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在取法对象上，师法众长，不名一格。姚濬昌的挚友瑞安孙衣言说姚诗“于谢、鲍、子美、退之、义山、山谷，盖无所不学，而其沈思邃虑，独异于人人”4。桐城派的吴汝纶也说姚诗“能兼取古人之长，自成其体”5。这些都表明姚濬昌在取法对象上，能师法众长，学有所得，自成一格。这里以五古创作为例，姚濬昌明显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他的五言古诗中，有用陶渊明诗韵的作品，如《十一月初雪，用陶公癸卯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韵，寄吉帆、通伯、寒人》诗：


立身无长途，贵与俗殊绝。
时随冥会沦，道共荆扉闭。
愚生丁三季，如立风中雪。
讵不思兼善，聊得一身洁。
天地布彤云，壶觞独屡设。
语默苟适情，风雪亦可悦。
春和岂不美，未胜劲气烈。
古人非固穷，何以安素节。
披册仰芳踪，忻然坚我拙。
讬意竟谁知，相思惜小别。1


这首诗不仅在用韵上，而且在创意、造语等方面皆显现出模仿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的痕迹。陶渊明的诗旨在借隐居生活之艰辛表达自己固穷守节的志向，而姚濬昌的这首诗也表达了自己山中隐居的固穷守节的高尚情操。类似作品还有《乙亥开岁六日雨雪不得出，用陶公游斜川诗韵柬容甫》等。这些是从诗题上就可以知晓师法陶诗的。还有不少作品师法陶渊明并没有从诗题上明显反映出来，而是在思想意蕴、艺术风貌表现出模仿痕迹。姚濬昌中年辞官归里赋闲七年，这期间的生活、心态等方面都颇似陶渊明，这也反映到他的五古诗歌创作中来，这以《遣兴》组诗为代表，兹举其一：


遇穷道在固，贤节以守通。
况有桑麻田，服先可安农。
季长惜不赀，伯喈阻本东。
岂不宏六艺，止险良未工。
结庐西山址，苗豆依时丰。
灌园除陇蔓，散步得长松。
夏雨不归山，竹气侵房陇。
鉴彼失路子，还得葆吾宗。2


诗作中的田园景致、人生志趣等都与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需要指出的是，陶渊明对姚濬昌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诗歌方面，还表现在人生志趣、淡泊心态等方面。实际上，前面的一些五古诗已有所反映，而《题渊明传后》诗更进一步验证了姚濬昌对陶渊明本人的膜拜：“百丈匡庐秀接天，江陵归去几经年。壁间賸有孤桐在，偶对薰风欲上絃。”三四两句就明显表现出他对渊明弹琴的无限追思。


其二，在遣词造句上，“创意造言，蠲滌淟浊”3。诗歌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它以务去陈言为衡量标尺。故诗人在诗歌创作时，比较注意遣词造句，务求创新，言他人所未言，创造出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姚濬昌的诗歌在立意、用语方面皆有自得之处。想象奇特是姚濬昌诗歌“创意造言”成功的一个秘诀所在。如《二月十一日夜大雨雷电》一诗：
赤螭衔尾绕屋角，天鼓下逐如鸣鼉。
横空忽震天地破，落日一线生云窠。
仰睎邻木尽照耀，俯眎庭水如秋河。
眼中光景变台榭，旁风上雨空摩挲。
指数花石失栏楯，意象髣髴交庭柯。
夜窗坐觉风动纸，两脚所到沙投莎。
初听厓车轮碾山谷，悬万手碑争磨。
近城渐绕摘山鼓，忽抉云汉追羲娥。
天姥应嫌世界暗，连引双镜驱么麽。
流光逐声破櫺入，斜雨浸卷瓯生波。1


此诗想象天马行空，精彩绝伦，详细地描写出了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姚濬昌诗歌中的想象多是凭借比拟的修辞手法来呈现的。《瀑布》：“谁言瀑布在庐山，恐是天仙宴醉还。千丈玉龙拴不住，倒飞鳞甲下人间。”诗歌想象奇特，气势不凡，堪与太白《望庐山瀑布》相媲美。


又如以下诗句：


萧萧寂历敞秋光，百感如潮欲溃防。（《旅寺感怀》）


立春未旬雪初释，野色含意欲变碧。小山天马旋五花，大山腐儒头半白。（《冷水铺望残雪》）


古树健如秃翁立，孤花瘦比寒女老。（《小雪日晨起偶成》）


皖山一夜雪拥树，如脱青衫披氅素。（《寄斋》）


春霖乍冷如过客，庭草重青似故人。（《雨中嵩甫尊者留饮醉赠》）


好友乍逢如得句，名山久别亦多情。（《寄柳桥司马吴城》）


芭蕉得意欢相语，槐柳无心沐有容。（《竹山久不雨，步祷十日竟获滂沱，丙初有长句志喜，赋七律二章酬之》）


这些佳句所用比拟修辞手法较为新颖奇警，显示出他利用奇思妙想构建新鲜生动的意象的艺术功力。这方面颇与黄庭坚诗相似，但又缺少黄诗比拟中所蕴含的典故意蕴。


姚濬昌作诗还注重炼字，诗句中的一些字明显有着精细推敲的痕迹。如“孤亭开晚菊，一骑破秋晴”（《九日慈云阁》）、“但余窗外竹，风夜赠疏响”（《赤穀》）、“日耀万木华，雪消千峰瘦”（《目疾初愈雪晴散步》）、“地迥瞻星远，庭空受月多”（《深宵》）等等，这些诗句中的“破”、“赠”、“瘦”、“受”等字都是经过精心锤炼，新奇精警，形象生动，表现出姚濬昌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宋代诗人黄庭坚作诗有“夺胎换骨”之说，主张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姚濬昌的一些诗歌也受此影响。以《到湖口县视事题壁》（之二）为例：“三十年来孰是非，一官寥落类飞鸿。敝庐尚有双槐在，留取轻阴待我归。”此诗前两句表述为宦的寥落与艰难，后两句借景抒情，揭示主旨，表达渴望归里之情。实际上，本诗结句脱胎于唐诗。中唐诗人钱起《暮春归故山草堂》云：“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独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此诗结句明显与姚诗《到湖口县视事题壁》（之二）的末句相近。不过，从这两首诗整体布局来看，姚诗融叙述、议论、描写、抒情等诸多表现手法于一体，而钱诗重在写景抒情，他们各显所长。


其三，在艺术风貌上，风格多样，自成一体。吴汝纶说姚濬昌“其诗冲澹要眇，风韵邈远，善言景物以寄托兴趣，能兼取古人之长，自成其体”1。他揭示出姚濬昌诗歌在艺术上的风貌特征，即“冲澹要眇，风韵邈远”。就具体内涵而言，冲澹是自然，是闲适；要眇是含蓄之美，是婉约之态，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意境悠远、含蓄、平淡的美学风貌。实际上，姚诗中具有这类艺术风格的诗歌大多是七绝、五律。如《送儿概归应试还经湖楼作此寄之》：“送尔西登江上舟，天南翻怅客星留。含情独倚高楼望，一片湖光是莫愁。”《至南昌》：“龙马云中走麴尘，十年踪迹问陈陈。多情只有东湖水，向我殷勤似故人。”《广德寺》：“汉江风定暮云迟，古寺深藏到不知。黄叶满山斜日澹，一声清磐客来时。”《漂母祠》：“昔闻韩信钓游年，一饭曾经漂母怜。今日祠前系孤榜，夕阳空照水如天。”这些七绝或抒怀人之怅惘，或发人世之沧桑，或道景物之深幽，或摅思古之幽情，无不即景感兴，情融景中，深挚强烈的情感以富有暗示性的、涵义丰富的意象出之，形成了含蓄悠远的艺术境界。此外，五律《高斋》：“远雨余阴合，高斋罢簿书。密林酣苑鸟，空水定池鱼。蝉韵晚相引，山光霁可拏。贪贤坐忘瞑，天际挂银梳。”《晚霁》：“三日空山雨，微晴动烧痕。远烟散高树，晚日霁孤村。峰冷樵归少，溪深人渡喧。相看忘岁月，寂寂掩柴门。”这些作品以淡雅素朴的笔调描绘出自然风景之美，意境淡远清雅，可谓王孟之嗣音。


除了冲淡要眇之风外，姚诗还有苍健深稳、清刚峻拔的一面。如《齐河待发》：“待渡齐河郭，连天浊浪翻。峻声吞海岱，积气走乾坤。水阔帆樯隐，风高马色昏。八支真禹迹，莫漫问淇园。”诗写齐河之水势视界宏阔，磅礴大气。类似显示出雄健劲直之气的诗句在其诗集中较多，如“野气千峰失，飞泉万壑分”（《赏雨忆毅庵兼寄寒人》）、“霞色一千里，夕阳无数峰”（《老僧言山寺最高处赠之》）、“门迎千丈瀑，窗纳万峰云”（《晓起题壁》）、“文章岂必风云妬，钱粟能教意气删”（《赠山如》）、“水容远绘帆千叶，烟雨横涵雁一行”（《雨泊当涂县》）、“传檄三千开浙弩，飞书七十下齐城”（《儒生》）、“潇水波光摇璧月，武功云浪接银河”（《赠龙心湖巡检》）、“江流直注三千里，秋色平分十二时”（《九日怀通伯桐城无错通州》）等等，皆显示出阳刚之美。


在姚濬昌诗集中，存在一定数量的七言古诗，这些诗歌呈现出体兼唐宋、沉雄廉悍之风。如《子明先生观披雪瀑命同赋之》：


有客清晨来叩门，告我昨观披雪瀑。
山木深深冷卧云，溪流窈窈阴生谷。
未穷眼底坡石奇，已觉耳畔风雷熟。
当头忽下白玉龙，毋乃山中之所牧。
乍如夭矫上峰巅，瞬若蜿蜒穿涧腹。
游人目眩正心惊，足底忽然喷珠玉。
念龙岂欲赴江海，怒此潭小难伸缩。
退坐大石定心魂，乃知一溪之水所洄洑。
我闻此言惊起昔年事，张口不阖如败椟。
谁言眼识有仙凡，妙境独得正徘徊。
前游庐山瀑，万仞曾无一寸伏。
又读天台赋，界道飞流真在目。
若使秋泾比北海，此瀑何敢免惭恧；
若论东海是蹄涔，庐台正似仙人葛巾之余漉。
但恨人生多蹙蹙，缚置处女牢闭屋。
安得筋斗破天网，朝穷一水暮一麓。
尽此八万余里十万年，一一罗胷如数菽。
回头却望此故乡，海粟鳌山同昱昱。1


这首诗以古文章法入诗，将散文的章法结构、句式铺排移置到诗歌的创作之中，灵活运用史传铺叙、议论的特点，伏应转折，夹叙夹议，跌宕起伏，写出了披雪瀑的雄奇的壮观景致，诗风雄厚壮丽，纵横遒劲。类似作品还有《通伯自都中归视予山中既去却寄长句》、《吉帆宅大风震地》等等。


要言之，姚濬昌诗歌艺术有特色、有个性。它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促发的结果。家学渊源这个因素亦在其中。王树枏就说：“府君之诗一秉桐城家法，其属辞比事，蔚然与薑坞同风，而骨力之清遒、神情之俊朗则惜抱之遗也。”2因而，从这个角度而言，姚濬昌确实是麻溪姚氏家族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诗人。


五、振起桐城诗歌之功


姚濬昌除了在近代麻溪姚氏家族学术文化链上占有重要地位外，在桐城诗歌史上亦不容忽视。除了徐宗亮认为姚濬昌是桐城诗歌的振起者外，吴汝纶也说自太平天国扰乱东南之后，桐城从事诗歌创作者稀少，“耳目所接唯君（姚濬昌）一人，君没而桐城诗学几乎熄也。夫岂一乡县之幸，抑亦文学绝续之所系也”1。他们的评价颇有道理。


清代桐城诗歌自刘大櫆出而大振，姚鼐又起而继之，蔚为大宗，诗道由此大昌2。嗣后，嘉道年间姚鼐门人方东树又撑起桐城诗学门户，于诗自成一家，泽溉不少桐城后学。与其并时能诗者还有徐璈、姚莹、姚元之、姚柬之、刘开等文人。但是，到了咸同年间，桐城诗歌创作繁盛之景象黯然衰落。揆其原因有二：其一，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嘉道诗坛的桐城精英文人相继辞世。如徐璈（1779-1841）、方东树（1772-1851）、姚元之（1776-1852）、马树华（1786-1853）、马瑞辰（1782-1853）、姚莹（1785-1853）、马三俊（1820-1854）、张勋（？—1855）、戴钧衡（1814-1855）、苏惇元（1801-1857）等一批桐城派文人相继离逝。其二，太平天国运动对桐城文化的破坏。自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兴，声势浩荡，席卷东南。东南文化渊薮之地，由此成为战火纷飞之区，图书典籍、学校、文庙等大多被焚毁、破坏。桐城亦是遭受兵燹之地。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占据桐城，桐城成为护卫安庆的重镇。太平军与湘军在桐城地区多次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惨烈的战争不仅对桐城文化破坏甚巨，还造成不少桐城籍桐城派文人非正常死亡，如马瑞辰在桐城陷落后被太平军逮系，斥骂太平军，“拥之行，骂愈厉，遂刃之死”3；马树华在桐城陷落后亦被逮，太平军“以刃胁降，不屈死”4；马三俊在咸丰四年（1854）六月“独军深入至周瑜城，援绝，奸民夜抅贼袭杀之”5；张勋率乡勇攻击太平军而遭伏死，戴钧衡因妻妾死于兵乱呕血而死，等等。此时，年青的姚濬昌以其天资异禀，加之得到名臣硕儒的奖掖指点，自觉担当起传承桐城诗学之重责，使得同光年间的桐城诗歌不至于黯淡无光。此外，姚濬昌还对后学范当世、姚永朴、姚永概等诗坛俊彦有重要的诗学影响，为清末民初桐城诗坛培养了一些后继力量。由此可见，姚濬昌在桐城诗学中确实应有一席之地。


本章结论：


其一，姚濬昌是麻溪姚氏十九世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在姚氏家族文化链上占有重要一席。不仅如此，他以其高超的诗艺，还充当了同光年间桐城诗歌振起者的角色。


其二，姚濬昌诗歌能够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与他青年时期在曾国藩幕府的交游经历有重要关联。曾国藩、莫友芝等人的指点有力地促进了姚濬昌诗艺的精进。


其三，姚濬昌在文学观念上，推崇文由情生，诗贵寄托，不限唐宋。他的这些观念反映出他对家学的继承，同时也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

姚波

第九章 桐城派的式微与二十世姚永概兄弟的守护


桐城派发展至清末民初，如日薄西山，衰微之势不可遏止。桐城派古文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已与这时以语言通俗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学发展主流趋势有所脱节，桐城派古文的“文学正宗”地位已摇摇欲坠。作为桐城姚氏后裔、桐城派传人，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不得不以维护桐城派的道统、文统为己任，与其姊夫马其昶以及好友林纾等人成为晚清民初桐城派坚强的守护者。他们的守望与维护，不仅仅是对桐城家法的自觉继承，也是在中、西学交锋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眷顾。本章着重从“二姚”诗学及其古文创作角度，探讨他们为维护和延续桐城派之生命而所作的贡献。


第一节 “二姚”的诗学观与近代桐城派诗学的新变


近代汪辟疆有诗云：“朴学难令诗事优，桐城二妙擅清幽。”1这里的“桐城二妙”指的是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他们二人都可说是经学家，以姚永朴成就最高、影响甚广。一般来说，经师在作诗一事上难显优异，但姚氏兄弟却于诗“擅清幽”，有较高声名和成就。诚如乔树枏所言“殆所谓华实两胜者”2（李大防《蜕私轩续集序》）。就两人作诗而言，姚永朴因好经史之学，故于诗不多作，其成就不逮其弟永概。对于此点，姚永朴在《慎宜轩诗集序》中并不讳言3。姚永概则一生倾情于诗，诗作秀爽警炼，沉郁顿挫，“虽无枕经胙史之腴，亦足登大雅之室”4，堪称光宣诗坛的“地猛星”5。


欲知晓姚氏兄弟的诗学观念，必先梳理相关的诗学资料。姚永概的诗学主张，多散见于其诗歌、序文等作品中，如文集中的《裴伯谦诗序》、《马冀平诗序》以及诗集中的《书<梅宛陵集>后》等。此外，他的《慎宜轩日记》中亦保存有大量的诗学见解，这都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姚永概的诗学思想。姚永朴的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文学研究法》中，文集中《啸楼诗集序》、《慎宜轩诗集序》等文亦有一些零散见解。鉴于姚永概诗名盛于姚永朴以及姚永概的诗论资料多于永朴，故而这里所论“二姚”的诗学观，主要以姚永概为主，姚永朴为辅。通过剖析他们的诗学主张，有利于我们了解晚清民初时期桐城派诗学的发展情况。


一、创作本体论：才、学、境，构建文学要素


姚永概论诗，重视诗人之“才”、“学”与“境”的统一。这在《裴伯谦诗序》中谈得比较详细：


余尝谓文章之成也有三：赋之自天者曰才，造之于人者曰学，惟境也者，天与人交致而不可缺一。天予以特殊之境矣，或不胜其艰困，无复聊赖，甚者堕其气而陨其身，不善于承天足以昌其才与学者转自负之，是岂天之咎与？天宝之乱，杜子美以稷、契自命，而流离饥寒，卒不得一效。故发为诗歌，光怪变幻，不可方物，冠于有唐。其后苏子瞻以宰相之才安置黄州者五年，已老复有儋耳万里之逐，故子瞻之诗文亦以海外为极盛。向使彼二子者不能亨其心以顺天，则其境固非生人所堪，亦与寻常之徒太息悲忧以至于死而止矣，乌得有鸿博纯丽之文以见于今乎？余又以知有境乃可成其才，亦惟有学乃可用其境，则义理之不可一日去身，即求之文章而亦然也。1


考虑到材料中所举之例以及序文为诗序，再加上桐城派有着“诗之与文，固是一理”的认知传统2，姚永概虽讲“文章之成”的三要素，但实际上就是讲诗歌之成的三要素：“才”、“学”、“境”。这里的“才”，当有两种意思，一是指人的天赋禀性，“赋之自天”，这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所说的“才由天资”之意一致。一是指人的才能，文中所言苏轼的“宰相之才”即是此意。这里的“学”，指学力，由人后天的努力所致，它是诗人通过书本知识的学习而积累培养成的一种文化素养。在姚氏的诗学认知中，学力是与“性情”都是同等重要的。如他在《书郑子尹诗后》云：“乃知文字到妙处，性情学力分张麾。无情终是土木偶，无学未免成伧儿。”3当然，姚永概重视“性情”与“学力”，亦是老生常谈。薛雪就谈过性情与学问的关系问题：“有性情不可无学问，有学问乃能见性情，二者原不单行。”1到了清末，同光体诗风笼罩诗坛，追求性情与学问的统一亦是当时这一诗派的共识。就桐城诗派本身而言，亦有着性情与学问结合的诗学传统。这里的“境”，不是古代诗论中常言的与诗歌作品审美有关的“境界”、“意境”等意思，而是指创作主体的人生际遇、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境况。它的形成是由时代、社会等因素与创作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天与人交致”。需要注意的是，“境”这个概念在桐城诗派中早有人使用，如梅曾亮就云：“人之境百不同也，境同而性情不同，则其诗舍境而从心。心同而才力不同，则其诗隐心而呈才。”2梅曾亮所说的“境”就是指人的境遇。由于梅曾亮在《黄香铁诗序》中重点探讨的是性情之真的问题，故而“境”这个概念并不突出。相比而言，姚永概则把“境”专门拈出来，并作为诗歌创作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这是不多见的，着独特的价值及意义。


在姚永概看来，“才”、“学”与“境”三者之间是有关联的，“有境乃可成其才，亦惟有学乃可用其境”。也就是说创作主体的才情需要借助于“境”才能有所成，其“境”的体现要依靠“学力”。姚永概还分别以杜甫、苏轼为例，认为他们做到了“才”、“学”、“境”的有机统一，否则不会有“鸿博纯丽之文以见于今”。姚永概在《马冀平诗序》中也有类似表述：


吾谓格律、声色之间，古人能夺我也。苟吾之胸襟、学力能与境相处，而有可立之言，取古人之格律、声色驱策之，不求与之同而自同，不必与之异而有异者存焉，何也？吾之言为吾所自立也。3


这里的“苟吾之胸襟、学力能与境相处”一句，与上文所言的“才”、“学”、“境”略有不同。实际上，“胸襟”与“才”皆与创作主体有关，其内涵有重合之处。“胸襟”说是由清代叶燮在《原诗》中专门提出，认为胸襟是“诗之基”，“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内篇》4）可以说，胸襟是诗人精神修养的综合体，诗人之“才”亦有赖于“胸襟”。姚永概也非常重视胸襟，常以之评点诗歌，如将李商隐《送杜悰》长律与杜甫《送严公入朝诗》相比，认为不如“杜公之胸襟豪爽、直抒己见”1。又云：“余闻杨厚庵有诗云：‘青年仗剑走西东，百战身轻万虑空。白首归里无所得，一船明月半帆风。’此诗可见其胸襟之洒落矣”2（辛巳年十月十二日）。姚永概还认为胸襟的养成需要借助于“阅历”，如他在《书梅宛陵集后》中云“阅历助胸襟，天资加践履。四事不关诗，诗固待此美。”3“阅历”是指人的人生经历，读书求学，交游问道等皆可视为“阅历”，诚如方东树所言“闻见广，阅历深，则能缔情”4。


姚永朴在创作本体论方面亦有与姚永概相似的认识，他在《慎宜轩诗序》中说：


大抵诗之为道，必性情真乃能有物，又必资以学力乃能有章，二者既得之矣，然苟才气不足以副之，终不能以自达。甚矣，诗之难为，而为之多且工，盖尤难也。5


姚永朴认为诗歌之道，要有性情、学力、才气三要素。仅有性情与学力，而缺失才气，诗歌难以完全表现情感。故在创作本体论上，他的诗学观大体与其弟永概一致。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姚永概兄弟对诗歌创作本体的认知，虽有对前人诗学传统继承的一方面，但还是在前人基础上之上做了融合，尤其是姚永概把“境”纳入到文学要素的范畴里，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二、艺术表现论：重寄托，凸显主体真情


姚永概论诗重“寄托”，他的这种观念源自于其父姚濬昌。光绪七年（1881），时姚永概16岁，姚濬昌曾教导姚永概作诗须知“寄托”二字，这在《慎宜轩日记》“辛巳（光绪七年）八月十五日”条有明确记载：“大人命作诗，余得一绝，大人云尚老到，有野趣，因亦作一绝示余。大人云作诗须知‘寄托’二字，‘寄’字，我有一意寄之于彼，‘托’字，亦是将此意托之于彼。”6从这段材料可知，“寄托”之意就是将创作主体之“意”寄托之于彼。那么这里的创作主体之“意”又有哪些内涵呢？这方面姚永概没有明确表述，不过他在光绪八年（1882）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


人莫不有寓意之作，张公草书无论矣。苏公诗长于文，故其游历之所经，悲喜之所在，罔不一一见之诗篇中。其他如杜公，固显然者矣。若香山、放翁诸人，皆寓之诗。韩公、欧公诸人，皆寓之于文，难以悉举，要之，各有寓意之端，以自见其真而已。1


这则材料对我们理解姚永概的诗学观念很有启示：其一，在材料中，姚氏分别以苏轼、杜甫、白居易、陆游、韩愈、欧阳修等人的诗文为例，认为它们皆有“寓意之作”，这里的“寓意”实际上就是寄托之意，其内涵包含了创作主体的人生经历、志趣抱负、情感倾向等多方面内容。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寄托”说就是指将创作主体的人生经历、主观情感等内容依托于创作客体表现出来。其二，姚氏还提出了“自见其真”的看法。这里的“真”当有内容真、情感真、表现真之意。姚永概有诗云：“我思文字贵，在切时与己。要使真面目，留与千秋视。”2（《书梅宛陵集后》）“真”是衡量诗歌艺术水准高下与否的标尺之一，也是对“寄托”内容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寄托的根本在于要真实地表达诗人自我的思想情感。这实际上又可以归之到“修辞立其诚”这个层面。他说：“衷怀郁塞，至性纠结，故其发为言也，虽历百世，读者犹兴感焉，如《离骚》之类是也。若今之为诗者，动手称感，举笔言愤，令人一见即知为客气陈言，何也？非发于中心之诚，然则不能感人也。如此可知诚能动物之理。”3（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此外，姚永概还将寄托理论用之于文学批评。如他认为欧阳修的《憎蚊》诗、《憎苍蝇赋》，“皆穷极物态而有所寄托，非空言也”，王安石的《和王乐道烘虱诗》，“亦隽雅可喜而少寄托”4。


前面我们提到了姚永概注重“才”、“学”、“境”的统一，实际上落实到具体的诗歌创作中，这个时候以“寄托”的方式来表现就成为显现诗人主体思想情感的最佳方式。这方面在姚永概的诗作中亦可得到佐证，如《偕子善、伯恺游北海，登万寿山作歌》之诗，从诗题观之，可能认为是普通的记游之作，实际上却是一首内容深厚的寄寓之作。诗中后十三句写道：


西山落日半轮悬，宫阙依稀在暮烟。
枯荷折苇凫雁集，秋风秋雨如吹绵。
山阳安乐以愚全，唐十六宅尤堪怜。
世局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
但使西邻无责言，阜财利用国本坚。
虞宾自尔安不颠，咄汝刀踞法应捐，
吾亦偷生何憾焉。1


一方面写出了清帝逊位之后的惆怅，另一方面也表露出对国家富强，各族共和的期待。类似寄托之作，在姚永概的诗集中还有不少，如《方伯岂仲斐招游天坛观古柏作歌》、《复辟事起，避地天津，四弟独留京师，战定重入城相见，赋此示之》、《盗发晋宣帝陵取头骨货外国贾》等。诚如柯劭忞《慎宜轩诗集序》所言，姚氏之作“迨陵谷迁移，黍离麦秀之感一于诗寓之”2。而这正是其实践“重寄托”说的有力体现。


姚永朴论诗，亦重视创作主体的真情。他在评述其友李大防诗的渊源时，提到为诗“非力学古人则塗辙易歧，及为之既久，又必自抒胸臆，然后诗中乃有我在”3。这说明姚永朴在诗学主张上注重诗中有我，强调直抒情感。


三、创作师法论：宗唐宋，扩大取法对象


唐宋诗之争是清代诗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它贯穿于清代诗学发展嬗变之始终。桐城派也是一个诗歌流派，它作为清代诗歌流派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不可避免地转入到唐宋诗之争的诗论漩涡之中。“镕铸唐宋”是桐城派回应这一争论的主张，也是桐城派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说，一味宗唐或一味宗宋都是以一种倾向来遮蔽另一种倾向，有点偏激，“镕铸唐宋”说提出是有助于矫正诗坛弊端的，是持平中允之论。这个主张是由姚鼐明确揭示出来的，他在《与鲍双五》中说：“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4他还以其作为诗学批评的重要尺度去评价他人的诗作，如评鲍桂星诗“是能合唐宋之体而自成一家者也”5，称高常德诗能“贯合唐宋之体”6等。姚鼐的“镕铸唐宋”说不仅为其弟子如梅曾亮、方东树等人所继承，还被其家族后裔所承袭。如姚濬昌就认为七古诗歌创作取法，要“以杜为骨，参以王李韩苏黄五家”1。姚永概在唐宋诗之争这个问题上也明显受到了家族诗学传统的影响。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其一、阅读前代诗人作品，不限唐宋。检阅《慎宜轩日记》，摘录光绪七年到八年姚永概这两年的读诗经历为例：

年代	日期	读诗内容
光绪七年	二月二十日	夜读陆放翁七律
	二月三十日	读陆放翁七律
	七月十六日	读王维五律
	九月十六日	读太白五律
	十一月初五日	夜读曾子固五古
	十一月初六日	夜读杜公五古
	十一月十三日	夜读山谷五古
	十一月二十三日	读放翁七古
	十二月初六日	夜读李商隐五律
光绪八年	三月十五日	读李商隐七律
	四月初三日	阅东坡诗
	五月十三日	阅张文昌七律
	八月初七日	读晁具茨七古
	八月十六日	读放翁七古
	九月初六日	读韦应物诗
	九月晦日	偶阅虞集诗
	十月二十九日	读遗山七古；夜读放翁七古

从上表情况看，姚永概读诗视野比较广泛，无论是古体还是近体唐宋名家诗作皆有涉及，还旁涉元诗。


其二，评点或抄选名家作品，跳出唐宋藩篱，各取所长。《慎宜轩日记》中记有这样一段话：


阅《养一斋诗话》。其中推尊子建、渊明、子美，以为有此三家，人乃不敢以诗为小技。他除大家外，又推孟东野、梅圣俞、曾子固、虞伯生、刘诚意、顾亭林、黄陶庵。亭林之诗，予未尝读。至如孟、梅、曾、虞、刘、黄六家，洵非虚誉，可谓极精之识矣。2


从这段话，可以发现姚永概的诗学还受到《养一斋诗话》的影响，评诗视野相当广阔，亦无唐宋门户之见，甚至对于元明诗家也能肯定。这点颇有点类似于其祖父姚莹，姚莹曾有“唐宋元明各有人，诗成不解若为邻”之语3。此外，姚永概对唐宋名家诗作多有精到评骘，如评唐代韩愈五古“如黄河千里行风沙中，虽间有污染，然望之使人心目俱震，最足恢宕人笔”1，称苏轼五古“合陶公、太白、昌黎为一手，其材之大可空古今”2。姚永概还抄读过苏轼诗，认为“深有取于东坡五古，以自开其胸襟，广其才力，不无有裨焉”3。虽然姚永概论诗跳出唐宋之藩篱，各取所长，但还是有着偏重于唐诗之倾向。如他评莫友芝诗：“莫子偲先生《郘亭诗钞》，古雅淡朴，近时之巨手也。然其诗囿于宋人，终未得唐人境界耳。”4又如他在《马冀平诗序》中云：“诗体至唐而大备，户牖亦至唐而全具。子瞻取径刘白，加以奇逸；山谷则用杜之生朴而恢张之；宛陵得白之真淡、孟之质野，然则虽谓宋诸家皆出于唐可也。”5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姚永概在创作师法方面，仍然继承了桐城派的“熔铸唐宋”的这个诗学传统。不过，他对“熔铸唐宋”的师法范畴做了新的拓展，不局限于唐之李杜韩、宋之苏黄等大家宗风。尤其是在师法宋诗上，他把梅尧臣、陈师道、陆游等名家也都纳入到师法对象范围之中，这是一个突破。他在《书梅宛陵集后》中云：“梅集六十卷，买自武昌市。……俗士动誇古，终身寄人里。一体效一家，自矜工莫比。乞人衣百宝，宝也殊足耻。扬眉讥杜韩，况说宋诸子。告以先生诗，笑口或大哆。孰知六一翁，低首直到趾。古货真难卖，病在古入髓。东坡尚嫌酸，余贤可知尔。椷之笥箧中，我欢独在此。”6（卷五）他还有《读后山集秋怀十首依韵和之》等诗。这些都可说明他对梅、陈二人的偏爱。此外，姚永概非常喜欢陆游诗，认为“多读可扩人胸襟，长人识见，如《题十八学士图》、《石首县雨中系舟戏作短篇》、《西郊寻梅》、《长歌行》等篇是也。”7并且还说“放翁诗有写细景如画者，如‘河汉无声天正青，三三五五满天星’、‘走沙人语若潮卷，争桥炬火如星繁’、‘榰筇负笠出复没，喜动妇人惊提孩’诸句，皆摹写入妙。吾不解放翁悲歌慷慨，又能作如此细态，其诗正未可轻心抑之也。”8（壬午年十月二十九日）对于陆游七古，姚认为有“一泻千里”的特点，方东树“常斥为客气陈言，诚为至论”，不过，姚永概觉得“放翁七古不可尽谓其客气而弃之也”，“初学者终不可不取其笔势耳”1。当然，元明一些诗家如元好问、虞集、刘基等人的诗歌也在姚氏学诗视野之内。如对元代虞集的五言诗，姚永概评其“冲淡自然，不在韦苏州下。涵养性情，当以此体为正。吾欲学诗，必从斯道矣”2。


其三，客观地、辩证地看待明七子。姚永概读过刘大櫆《历朝诗约》中所选明人诗篇，对明前七子中李梦阳、何景明两人作品多有评论，且能公正、客观地看待两人的长处与不足。李、何二人都主张诗学盛唐，且要从学杜入手，姚永概就认为李梦阳学杜，“篇摹而句拟之，真可谓篇篇形似……但其句法生硬，声调涩率，未免太过。”3（丁亥年六月十八日）不过，他又认为“后人虽百计攻之，要之，舍此终非正派。”4（丁亥年六月十八日）可见，他还是肯定李梦阳等人学杜的。还甚至认为“不读二人之诗而遽欲学杜，难矣哉。”5（壬午年正月十三日）姚永概还对李、何二人有所比较，认为“大复之才不及空同，然步骤整齐，音节谐适，亦无其叫嚣之气，令人读之转觉胜于空同，正以才不及故耳，此亦不可不知者也。”6（丁亥年六月十九日）此外，他还对李梦阳的诗句有所批评：“空同用古人成句，或改一二字，或加一二字，皆是生硬插入，全无意境，反使古人活语成死语，灵语成蠢语，不可不知。”7（丁亥年六月十八日）这些评论对我们认识和批评明七子的创作是有启示意义的。


对于姚永概的“转益多师”的倾向，汪辟疆先生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也注意到，他认为姚永概“早喜梅宛陵、陈后山，晚乃出入遗山，语必生新，而志在独造”8。他的评论，可视为姚永概宗法对象扩大化从而彰显自身特色的最合适注脚。


四、余论


前面通过对姚氏兄弟一些重要诗学主张的阐释，我们可以感觉到姚氏兄弟的诗学主张明显地继承了桐城派的诗学思想，像桐城派的“镕铸唐宋”说、重性情与学问等等这些理论主张都被姚氏兄弟所接受。当然，姚氏兄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对桐城派诗学做了新的阐释和开拓，比如注重“才”、“学”、“境”三要素的统一、高度重视“寄托”、宗法唐宋诗人范围的扩大，等等。这些从侧面反映出桐城派诗学发展至晚清民初，为了迎合时局的变化、诗歌审美趣味的变迁等情况，自身也在做着相应的调整、转变。


第二节斯文之衰与“二姚”的坚守创作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危机重重，民族生存危机、封建政治危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危机等交织于一起。正是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境况下，中国文学也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可谓新旧杂糅，是启蒙与蒙昧、进步与落后、革新与守旧等多重思想、多重形式相混合的文学，但总体的趋势是以诗文为文学正宗、以文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基础开始动摇，新的文学观念、表达方式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在近代文学语境中，随着西方文化的大举东渐，科举制度的废除，加上在政坛有较大影响的桐城派杰出代表的离世，桐城派在古文方面陷入了理论困境，创作上亦是百弊丛生，“犹如一棵失去生气的病树进入了它萧条、枯萎与凋零的时期”1。桐城吴汝纶曾对林纾发出“恐桐城光焰自是而熸”的感叹2。有人也指出：“自四君殁后（指曾门四杰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世之为古文者，茫无所主，仅知姬传为昔之大师，又皆人人所指名，遂依以自固，句摹字剽，于其承接转换，“也”、“耶”、“与”、“矣”、“哉”、“焉”诸助词，若填匡格，不敢稍溢一语，谓之谨守桐城家法，而于姬传所云“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缺一不可”，则又舛焉背驰。”3桐城派昔日“姹紫嫣红开遍”的文学场景，到如今却是花褪残红的衰败之态，怎能不让人唏嘘感叹。民国十一年（1922），姚永概因面颊患肿瘤自京师归桐城，林纾在送其归时伤感地说：“计可以论文者独有一叔节，而叔节亦行且归，然则讲古者之既稀，而二三良友复不得常集而究论之”1。姚永朴亦有诗云：“六经大义炳千秋，辛苦儒先继续收。正恐菁英流海外，岂知淫遁出中州。力存诗教真鸣凤，独抱遗编愧土牛。嬴蹶刘颠殊细事，斯文将丧实堪忧。”2可见斯文之衰，亦可见姚永朴的担忧之情。不过，他亦有诗云：“文贵韩陵知有价，曲高郢市望同音。保残守缺吾曹事，岂必神州竟陆沉。”3就是在这样的糟糕境况下，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等一批桐城文人仍在坚守着桐城古文之阵地。


一、“二姚”的古文主张


姚永朴、姚永概兄弟处于桐城派发展之末期，此时桐城派在文学理论方面已多有建树，这为他们对这些丰富的文学遗产予以总结与整理创造了条件。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就是桐城派文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著作对桐城派不同时期的文论主张都有一定的借鉴，在充分吸收其中合理内涵的基础上，对桐城派文学理论予以系统总结，涉及到文学的本质论、文体论、创作论、风格论、批评论等多方面内容。


虽然姚永朴的文学思想基本上反映在《文学研究法》中，但是他的《答方伦叔书》还是值得我们注意。在这封书信中，姚永朴向同里方守彝提及自己学文经过及其相关心得。他说自己少时好古文辞，“求之太迫，无所真得，胸中无一成熟书”4。直到他在天津受到吴汝纶指点迷津后，潜心文事，方有所得。由此，他提出词章之学，必须要精通义理、训诂：


窃谓古今之学，义理外惟训诂、词章。词章之学，其托业未必胜乎二者，然而二者之学，每相訾謷，惟词章实足通二家之邮而息其诟。何则为词章者？欲气之盛，则必从事于义理，以求慊其心。欲词之古，则又必从事于周秦两汉之书，以通其训诂。古之能文若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韩愈、欧阳修之徒，未有不兼乎二者之长者也。……故鄙意今日欲致力文事，非精通于义理、训诂不可。虽然，义理之文，或失则质，考证之文，或失则碎，取二者之长以助吾文可也。若举其体效之，乃转足为文病矣。1


在这段论述中，姚永朴明确地表达了词章之学必须要兼取义理、训诂之长，认为古之能文者都兼有二者之长。众所周知，桐城派自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后，为不少桐城后学所接受与贯彻，影响深远。显然，作为姚氏后人，姚永朴亦承继了这一作文理念，并以“训诂”取代了“考据”，更加凸显出对语言文字的重视。不过，总的来看，他的这个主张与姚鼐所论内涵并无多大差异。但倘若联系到晚清之社会现实及其祖父姚莹的“经济”说，我们明显感觉到他的这个主张显得有点保守，没什么新意了。


姚永概的论文主张并不多，大体说来，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四气”说。他在《复海城于君书》中说：


昔惜抱论文有阴阳刚柔之说，湘乡广之以四象，永概以为四象犹四气也。足下之文，盖得夏气者矣。夫得乎春者，其文和雅，其敝平衍，无崭绝之观；得乎冬者必醇厚，敝则遏抑而不肆；得乎秋者，高洁整肃，其敝也狭；得乎夏者，昌盛而光大，然放焉不善持，敝乃适与秋反。昌黎兼夏与秋，故多长而少敝；临川惟得秋之美而已；明允、子瞻盖多夏气。孙可之自谓得昌黎之秘，喜用生字、创句，只觉槎牙纸上，岂若昌黎奇崛而自妥帖哉！


从这则材料知，姚永概的“四气”论启迪于曾国藩的古文“四象”说。曾国藩将古文风格之美分为“太阳气势”、“太阴识度”、“少阳趣味”、“少阴情韵”四类，称为“四象”。显然，姚永概的“四气”说与曾氏文论有所不同。他是以“气”来划分文章风格，有春气、夏气、秋气、冬气之别，每类文气皆有其优点与弊端。姚永概的“四气”说丰富了桐城派的“文气”说理论。


其二，论文主性情，强调“性情之真”。姚永概《畏庐文续集序》说：


文各肖其人之性情以出，而后其言立。古之善为文者，性情万变，面目亦万变，不相似也。其相似者，法度出于一轨而已。虽其纯杂高下之不同，要无伪焉存乎中。后世之士，涂饰藻采以为工，征引详赡以炫博，彼固无性情之真，方且不足以自信，又乌足信千百世不知谁何之人乎？文章之不能反古，其道多端，而此其大要也。2


姚永概强调文“各肖其人之性情以出”，表明他非常重视性情，认为文章根乎性情。不仅如此，性情还必须真实，“要无伪焉存乎中”。他的这个观点倒是与姚永朴所论相同。姚永朴在《性情》篇中亦说：“故刚柔缓急，胥于文章见之。苟不能见其性情。虽有文章，伪焉而已，奚望不朽哉!”1


其三，“读文十二法”说。姚永概在文法层面，有自己多年的写作心得。他在《复两弟》中劝导四弟、五弟：


读文时便思想此段是正面乎，是反面乎，是单行乎，是排偶乎，是引证乎，是譬喻乎，细细揣摩，以为作文时照样套做地步。至作文时，先将题意一想，正面是何话，再想反面是何话，推之旁面、对面、前面、后面、深一层、浅一层。若犹不足，再想引证一二句话，引证一二件事。若犹不足，再想添一二处譬喻。引证与譬喻或用在篇首，或用在中间，或用在收尾，无一定之法，古人文中均有之，读时留心自可见也。尤有一妙法，乃是模仿。模仿者，照样套他作是也。深而言之，扬雄、柳宗元之于文，明七子之于诗，皆是套古人样子。两弟如能学套古人之文则妙矣。先学套一句两句之句法，再学套一段两段之笔法，再学套全篇之章法，则功夫大进矣。又，读《孟子》、《左传》不要怕他，说他是经书不可妄学，也把他当文章念。我此十二法中引《论语》、《孟子》甚多，便可知他也是文字耳。2


他在书信中所提到的文有正面、反面、对面、前面、后面、深一层、浅一层、单行、排偶、引证、譬喻等十二法，实为阅读与写作的具体技法，非常实用。桐城派文章之所以通顺晓畅，与此文法不无关系。


如上所述，二姚的古文主张是桐城派文章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这些文论，我们可看到晚清民初桐城派文论的大致面目。


二、“二姚”的古文创作


姚永朴的古文作品，收录于《蜕私轩集》（卷二至卷五）、《蜕私轩续集》（卷二、卷三）中。《蜕私轩集》中卷二为论二首、序跋十五首；卷三为议二首、书八首、赠序四首；卷四为传状十二首；卷五为碑志十一首、杂记六首、哀辞一首；《蜕私轩续集》卷二为序跋、书、赠序；卷三为传状、碑志、记、祭文。姚永概的古文作品，收于《慎宜轩文》中，共十二卷，涉及论辩、序跋、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等文体。其中尤以赠序、传状、碑志等文数量为多。从这些古文作品看，他们的创作都恪守方、姚之矩镬，囿于桐城文章之畛域。


（一）序跋文


二姚的序跋文，大多是学术性的，能反映出他们的学术理念。姚永朴的序跋文数量比较多，大多是自己所编教材之序言，如《尚书谊略序》、《论语解注合编序》、《诸子考略序》、《小学广序》等。当然，亦有一些为他人著述所作之序，如《大戴礼记训纂序》、《慎宜轩笔记题辞》、《顾氏读史方舆纪要京省序详注序》、《蕴素轩诗稿序》、《惜抱轩诗集训纂跋》等。由于姚永朴非常注重义理、训诂，再加上他长期致力于经史，故而他的这些序跋显得学识涵养深厚，同时也反映出他兼采汉宋、西学中用的学术倾向。以《小学广序》为例，此序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当时安徽创建高等学堂，姚永朴应武进刘葆良、阳湖恽季申之邀，聘为伦理教习。为授课需要，他依据朱子小学之例，辑泰西、日本名人言行，成《小学广》十二卷。编辑此书意图，他在序文中有明确说明：


庶使吾国学者晓然于彼国之学，非果有悖于吾圣人之旨，而言之深至，且有足以救吾国今日之积习，而不容以非我族类薄之者；而又当知彼之所以有今日之盛，盖由于民德之隆，使不致力于本原，而欲扩其智能，以成事业。其道固莫由也，《诗》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吾国欲复三代以上之文明，诚不妨借泰西以自证矣。1


由此可见，他对待西学的态度甚为开明，并非因循守旧之士。


姚永概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慎宜轩笔记》中，其文集中论学之文数量并不多，有《书非国语后二首》、《书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后》、《读荀子成相》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与其笔记相表里。张舜徽先生“尤服其论学之言，是见高论”2。兹以《书经义述闻读书杂志后》一文为例。《经义述闻》为王引之所著，《读书杂志》为王念孙著，是清代高邮王氏父子在小学，享誉甚高。姚永概对二书亦有赞语，认为“能抉发千载之滞郁，使读古书者变绌曲为大通，豁然若疾病之释体，洵乎弗可及也”。不过，姚永概对二书之不足亦有深刻认识，认为可疑之处有三：


王氏著书之例，采唐人说寥寥矣，宋以后则绝不之及。然其说无祗悔之祗训，多先庚后庚先甲后甲，谓古人吉事喜用庚甲日干，则《朱子语类》皆已详言之，他与项安世、吴澄辈亦时有相犯者，贬而绝之，顾不能不雷同于其说，抑又何也，其可疑者一也。古书讹脱至不可读，好古者搜采他本或类书注语之引及者，校而增订之，于是书诚有功矣，若其书本自可通，虽他书所引间有异同，安知误不在彼，能定其孰为是非哉？王氏信本书之文不及其信《太平御览》、《初学记》、《白帖》、《孔帖》、《北堂书钞》之深，斯乃好异之弊，其可疑者二也。古人属辞意偶而辞不必偶，往往有一字而偶二三字者，王氏每以句法参差不齐为疑，据类书以改古本，不知类书多唐以后人作，其时排偶之文务尚工整，故其援引随手更乙，使之比和，况古人引书但取大义，句之多寡，字体之同异，绝不计焉。从王氏之说，是反以今律古，失之远矣，此可疑者三也。


这些观点言之有理，对治校雠学者颇有启迪。张舜徽亦云：“永概斯论，信为精核。要非通究其书，深造有得者，不能知此中短长也。”1


如前所述，二姚的这类文章叙述简略，条理清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于文学性方面则不足道焉。


（二）赠序文


二姚的文集中都有一些赠序文，如姚永朴有《送张生松度游学英吉利序》、《赠何殷二生序》、《送胡漱唐侍御南归序》等，姚永概有《送沈乙庵方伯序》、《送仲兄之湖口序》、《赠高仲葵序》、《赠何生序》、《赠张仰韩序》、《赠殷何疏三君序》等。从内容上来看，这些文章随人赋文，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叙交游、慰离情的格套，还包含有谈学术、论时政、抒怀抱等内容。如姚永朴《送张生松度游学英吉利序》，文中张松度是永朴门人，即将游学英吉利，临行前索言为别，姚永朴在文中说：


生今之世，断未有囿于一国之学，而不思为域外之观者，然而取人之所长，以赴时之所急，可也。若竟举吾国千圣相传之道德，视如弁髦而弃之，吾知彼诸君子必不出乎此矣……聆他国学说，观他国国政民风，必益信先圣之言为不可易，而以其新知发挥旧学，转足使之盛大而不穷，盖心愈沦者智愈通，量愈拓者气愈平，而圣人之道，实已立其极也。2


由此可见姚永朴在中西学交锋背景下中体西用的态度。姚永概的《赠何生序》开篇亦提出“古之文章出于一，今之文章歧而二”这一观点，然后大加议论：


谟诰训誓，非深明其故，未可卒通。当时敷扬殿陛，陈说草野，皆能晓之，未尝苦其奥衍。两汉君臣命对，犹斐然客观。降至于宋，格律虽殊，要无伧俗鄙倍之辞杂乎中。伧俗鄙倍之辞杂乎中，其自元明始乎？于是文之用二矣。行世之文贵于明白而曲畅，使人读之敖然以喜，勃然以兴，皇然以失。上自君相，下逮编庶，莫不惟吾说之知，而文之能事毕矣。若此者，世恒有之。至于陈述政治、序列善奸、扶植道教、质以沦华，法以御奇，则非根六经、揖两汉，攀企姬孔之篱，蹈籍渊云之囿者，不能操笔吮墨于其间。斯谓传世之文或一代数人，或竟无一人，诚哉，其难之也。1


其后，再宕开一笔，简要介绍望江书生何范先后求学于永概之兄永朴以及永概自己的情况。最后，表达劝勉之意，认为行世之文与传世之文“生得其一端，已足泛应于天下。若能兼之，斯真豪杰之士哉”。


寿序也是赠序的一种，是专为祝寿而写之文，姚鼐《古文辞类纂》之赠序文一类中就收有寿序文。二姚的文集中这类文章数量比较多，所写对象也较为广泛，有亲戚、师友等。他们在写作时，因人而异，根据自己与所写对象之间的亲疏关系，采用不同的写法。一般来说，所寿对象与自己关系密切，且自己又非常了解对方，在文中基本上都会实事求是地叙述所寿对象的生平事迹，如实彰显所寿对象的业绩。如姚永朴的《马通伯先生七十寿序》、姚永概的《外舅徐茮岑先生六十寿序》等。当然，如果对所寿对象并不太熟悉，在立意方面颇为注意，往往以构思巧妙见称，这以姚永概的文章较为突出。以其《马佳母曹太夫人九十寿序》为例，此文是为桐城马佳母亲祝寿之文。从文中可知，姚永概与马佳之间来往并不密切，算不上至交。此文为马佳所请，如何写好，确实要煞费苦心。这篇寿序开篇部分并未直接写马母，而是谈自己治学兴趣的转移，由“少喜读宋元明儒者之言”，再到“年二十一，因客王益吾祭酒江阴署中，校勘《续皇清经解》，因窥乾嘉诸老之学”，后入京师，同乡马月樵“方提倡陆王学说，不讳言禅”，并劝永概从学。且由马月樵知道马佳“笃儒而无门户之见”。其后，姚永概又从魏季词“稍稍问学佛门径”，后又弃去。入民国后，因“京师方盛谭佛，乃复取而穷焉，始略通其大旨。”姚氏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笔墨来写自己的学术祈向，其用意在于委婉地表达出自己与佛学的渊源，并由此联系到马佳之母的不凡之处，即“日诵佛名至千万声”。姚氏就以此大发议论，说：“夫日诵佛十万，莲池大师犹以为难，太夫人仍优为之，非过人之力，曷克至此。独念太夫人方且志生极乐而造彼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之域，则世间之长生久视皆小年也，又乌可以寻常颂寿测其大年乎？”1这样的议论合情合理，既不失寿序之颂扬特性，又无溢量之语。总的来看，他们的寿序文继承了桐城派先贤在寿序文创作中表现出的义法谨严、叙事雅洁等诸多优点，以修辞立诚为作文原则，文笔简洁，实事求是，不妄加毁誉，时或赋予新意，使得其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皆有一定的价值。


（三）传状、碑志文


传状碑志之作，以记述人物生平为主，脱胎于史传。此类文章在二姚文集中数量较多，所占比重较大。姚永概文集中卷五至卷七是传状文，卷八至卷十是碑志文，可谓占据文集卷数的一半。


姚永朴传状文的传主以学者、官员居多，如有《光禄大夫刑部尚书薛公行状》、《萧敬孚先生传》、《邵位西先生传》、《郑君东甫传》、《汪梅村先生传》、《方存之先生传》、《南阳镇总兵谢公传》等，也有些传主是普通人物，如《方君剑华》、《吴烈妇传》等。由于传主大多为学者，姚永朴行文时往往是围绕传主的学术主张及其成就展开来写，文章大多平实有余，生动不足。不过也有几篇文章在刻画人物时颇为形象生动。如写其好友冯小白奔走千里载父母之柩归葬就写得非常感人：


冯君讳世定，字黔夫，一字小白，浙江山阴人。少有至性。父讳某，官贵州桐梓县知县，与其配某宜人，皆卒于治所。有子八人，君最幼。诸兄挈家返，委两柩佛寺中。君稍长，知其事，痛哭曰：“不返父母遗骸，尚得为人乎？”田庐为诸兄斥卖几尽，无赀往。君旦夕哀号，不御酒食。伯父某官泝两浙崇明场盐大使，怜而助之，君遂独身大江，走数千里以达于黔，载柩归，卜山葬焉。2


姚永概传状文的传主大多为底层文士、节烈之妇等。如《李结传》、《高仲葵传》、《周烈妇传》、《马烈妇传》、《彭节妇传》、《记仪征孝妇》、《曹烈妇吴节妇合传》、《孙烈妇传》、《苏太恭人传》等。虽然姚永概这类题材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写节妇、烈妇的，读之味同嚼蜡，但也有如《李结传》、《记先妣逸事》、《记外大母陈孺人事》等佳作。姚永概传状类的文章，在写作艺术上，注重组织裁剪，力避平铺直叙，叙事手法多样化，善用倒叙、插叙等手法，使得文章脉络曲折反复。这以《陈伟卿传》、《李结传》等文为代表。《陈伟卿传》开篇直言自己梦遇陈伟卿，预感伟卿待死。之后果不其然，真得其死讯。转而又交代陈君姓名、为学、性格、家世等情况，文笔简练。再叙述他为父母相墓之艰辛，以至忧劳成疾经过：


尝挟相墓人登陟山阜，求地葬两丧，体故弱，不胜劳。十步辄一踬，率勉强行，日三四十里。盛暑寒雨，首焦足濡，不以为瘁。既买地葬矣，卖者迺豪族，群言汹汹，不顾藉是非道理，狠戾寻仇，君知不可校，即更求他所移葬，卖者竟不返其直，君遂以积劳病，遂至于死，其命也。1


转而又写伟卿在京师会试时与自己交游、别离等情况，最后以议论作结。本文在叙事上，手法多样，或倒叙，或顺叙，或插叙，曲折迂回，文情摇曳。《结传》主要写江西才子李结英年早逝，其中穿插叙述了李结对安福贫士谢涵的欣赏与接济，以及姚永概有心结交李结而未得的遗憾。文章写得“迂回顿折，巧于尽意，耐人寻味”2。


碑志类文章，根据内容和功用的不同，大抵可分为纪功碑文、宫室庙宇碑文和墓碑文三种。二姚文集中的碑志文，主要是一些墓碣、墓表、墓志铭等一类的墓碑文。这些碑志文，大都为亲戚朋友所托而写，所写对象有官员、挚友、亲戚、女性等。对官员墓志铭的描写，主要是叙述墓主的政绩情况，有的叙事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姚永概《清资政大夫候选道马君墓志铭》一文记叙了桐城马复恒从军经历，表彰他英勇善战的精神。其中重点叙述了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


大东沟战败，残军回旅顺，汝昌乃强君出助。或谓君不预其福，何必预其祸。君不可。文忠奏用为翼长。君以为旅顺天险也，惟貔子窝间道可登陆，鞏宜檄陆军增戍，汝昌不为意，日本果由此登。旅顺不守，走刘公岛，绥军溃，日本据我炮台以临我军，君犹设策潜毁祭祀台炮机，而用鱼雷与日本相持。3


这段描写不仅表现出了马复恒矢志报国的崇高精神，还丰富了甲午战争中鲜为人知的细节。


在碑志文中，还有不少描写女性的墓志铭。如姚永朴的《马节母光孺人权厝志》、《胡节母孙太孺人墓表》、《伯姊马恭人墓志铭》等，姚永概的《汪贞女碑》、《方恭人墓表》、《李母钱孺人墓志铭》、《诰封一品夫人许太夫人墓志铭》、《陈太夫人墓志铭》、《节孝马母光孺人墓志铭》等等。这些墓志铭记载了这些女性生平事迹，反映了当时女性在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在表彰这些女性时，擅于抓住她们的某些特征大加笔墨。如《节孝胡母孙孺人墓志铭》则主要突出菏泽知县胡元吉母亲孙孺人的忠贞贤明：


元吉既补县学生，有名声，安徽布政使于公荫霖、按察使赵公尔巽走书聘为敬敷书院学长。于公巡抚河北，移河南，以元吉从。闻孺人疾，走归，孺人怒曰：‘两宫西狩，中原告警，此何时乎？于公报国，汝当报于公，不去吾且不乐。’元吉行反豫，于公叹曰：‘母子处兹，皆贤也，而母尤难能。’赵公总督两湖，应诏荐元吉得官。辛亥秋，孺人寄书谕之曰：‘危不可去，变不可从。’逊位诏下，元吉乃归。1


这段文字虽简洁，但胡母深明大义、忠贞贤明之形象跃然纸上。


简言之，二姚的碑志文在创作时基本上坚持“事信言文”、“不虚美”的原则，以人物速写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其叙事时往往多能抓住墓主的主要特征予以刻画。从艺术渊源上来看，姚永概兄弟的碑志文受到韩、欧碑志文的影响。不过，在表现人物风神方面，对人物神采的表现力不足，逊于韩欧之文。


（四）游记文


除了前面所论的序跋、赠序、传状、碑志等类作品，姚永概的游记文颇值得一提。在《慎宜轩文集》里，姚永概的山水游记文屈指可数，有《竹山城西小潭记》、《游三祖寺记》、《堵河记》等3篇。这几篇文章从艺术渊源上看，大都受到唐宋山水游记散文的影响。以《竹山城西小潭记》为例，这篇文章明显有模仿唐代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之痕：


十月既望，始出城西半里，有田数丘，竹树葱蒨，芙蓉初华。傍山古庙数间，一壁已圯，供世所祀二郎神像，蜀守李冰子也。复沿山行，闻幽邃中水声淙然。曲折寻之，得小潭，不盈亩。瀑下注，清澈可喜，有鸟翠衣朱喙，见人惊起东西投，久之，上抢集岩石，向人鸣不己。潭中有鱼，藏石隙，转石求之，倏尔他逝。因坐潭上，澹然忘归。时闻小舟桨声，乘水下驶，指顾已远。同游者都匀任在心，族父麟书，侄佐璋、佐辰，皆曰兹游也数月中仅得者，归而欲记之。1


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相比，这篇游记在移步换景的笔法、潭中游鱼描写等方面，确有相近之处，有师法模拟之迹。不过在情感基调上二者却大相迥异：柳文寓情于景，借助于小石潭周边“凄神寒骨，悄怆幽邃”景色氛围，烘托出自己被贬后凄怆幽深的心绪；而姚文中的小石潭虽然“幽邃”，但周边环境却生机盎然，活泼灵动，其反映出的作家心态并不凄清冷寂，而是淡然舒畅。


又以《游三祖寺记》为例，三祖寺位于安徽潜山境内，光绪二十六年（1900），姚永概因事过潜山有此一游。这篇文章开篇就交代三祖寺的位置、寺名沿革等情况。接着叙述自己游寺经过，运用了移步换景的写法，并重点描写了谷中石头刻字情况。最后由刻字毁损大发议论，表达哲理：


悲夫，士蓄怀抱稍异于人，人未尝不思垂名于后世，功名际会不必得而属之文，文又不必尽传，因讬坚石藏之深山，可谓知矣。然而，风雨之所崩陊，藤蔓龉鼪之所缠掷，樵夫跛牛之所毁伤，后生俗子之所磨掩，又时时有也。究其归，与至愚曾不少异，岂不悲哉！身后之事，谁能忧彼也。


这段议论与前面描述结合较为紧密，无斧凿之痕。这种寓理于景、偏重议论的写法，与宋人苏轼的《赤壁赋》、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等文都较为相似。我们知道，“在宋代记游的散文中，开始出现了借记游踪、写风景而说理的倾向，从而开辟了我国古代游记发展史上的一条新的蹊径”2。当然，《赤壁赋》、《游褒禅山记》等文中山水与作者精神内涵的契合，在这方面，姚永概的这篇《游三祖寺记》则明显逊色了。


虽然姚永概文集中山水游记散文数量并不多，但在其《慎宜轩日记》中却有着大量游览山水的记录，游踪、游观、游感皆备，堪称为日记体山水游记。具体情况，摘录如下：

时间	地点	同游者	游览地
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南京	父姚濬昌、 张庆余	游昭忠祠、 妙香庵。
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南京	父姚濬昌、 张庆余、 霁叔	游清凉山
光绪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南京	父姚濬昌、 霁叔、 庸庵	游雨花台、 三藏禅 林庵
光绪八年正月初四	南京	父姚濬昌、 继叔、 庸庵	游台城
光绪八年四月十二日	桐城	子丰叔	游檀香岩
光绪八年八月初二	桐城	张厚培	游后山
光绪八年十月二十日	桐城	大伯父、 张厚培	游西岭
光绪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安福	两兄、 康平	游复古书院、 三先生祠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一	九江	永朴、 李朴	游白鹿洞书院
光绪十三年十月初四	太平	唐裕如、 方常季	游府学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一	南通	稧甥	游狼山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三	襄阳	士宜、 汉北	游广佛寺、 诸葛祠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九 日	竹山	简斋、 绍五叔、 康平、 汉北、 士宜	游二郎庙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五	南漳	父姚濬昌、 任简翁、 伯纲、 士宜、 汉北	游珍珠泉、 白马洞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朔日	南京	慕韩、 受于、 孝深	游明孝陵、 紫霞洞
宣统元年元月初十	桐城	季平	游浮山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桐城	子驹、 屏臣、 文元	游双溪、 椒园
宣统三年正月十一日	桐城	文元	游龙眠
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北京	芦舲三侄、 伯岂、 屏臣叔侄 及大侄	游圣庙
民国二年四月一日		金子善、 伯岂、 仲斐、 大、 三侄	游颐和园

这些游记文字简洁优美，游历过程完整，可视为精美的山水游记小品。它们亦可单独成篇。以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游为例：


张庆余来，邀游昭忠祠、妙香庵。出门登小舟，摇舻至莲花桥下船，约里许至词[祠]。由门左转，有园亭竹木之胜。登其亭遥望六朝松，苍根古干，叶疏而不密，周之以垣，恐人侵害之也。小坐饮茶，复随大人行里余至妙香庵，其园地虽不大，然布置颇疏宕，虬柏怪石居多。至僧房憩焉，僧出茶饮客。又出，至张伯山所，饮雨水茶。吾昔居山，屋檐所接之水，皆饬佣用而不食，恐其不净也。今来此得雨水饮，颇觉其佳味。因悟鹤立鸡群之义，人与不如我者处，常觉己是，与胜我者处，常觉己非矣。坐约饭许，遂复至莲花桥下舟，鼓棹半时，苍然暮色自远而至，人声灯火皆灭没于暝烟之中。1


这篇游记游踪清晰，随游踪之移动，依空间之转换，寓目写景，犹如写生，笔下景物形貌相应递换。写景以简笔勾勒为主，且又做到了叙事、写景、议论的相结合。结尾“鼓棹半时，苍然暮色自远而至，人声灯火皆灭没于暝烟之中”，意境迷离悠远，令人回味。


三、平朴质实与俊逸澹宕：“二姚”的古文风格


成熟的优秀作家有自己的创作个性与创作风格。作为晚期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两人在古文创作方面谨守桐城家法，各有面目，各具特色。关于姚永朴古文的艺术风貌，钱基博曾说：“其文随手起落，不为张皇，坦迤平直中，自然感激顿挫；不如并世诸公之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气，硬断硬接；而我用我法，余味曲包；此真姚鼐血脉也。”1王镇远亦说：“姚永朴自己的文章谨厚笃实，缺少凌厉的气势，流于平朴质实的文风，体现了桐城派末代文人已近气孱力弱的境地。”2至于姚永概的散文特色，吴汝纶“尝称其诗文才气俊逸，足使辞皆腾踔纸上，虽百钧万斛，而运之甚轻也”3，林纾亦称其文“气专而寂，澹宕有致，不矜奇立异，而言皆衷于名理，是固能祢其祖矣”4。综合这些评论，我们认为姚永朴的古文风格主要呈平朴质实之貌，而姚永概的古文则具俊逸澹宕之态。关于两者之不同，还可比较姚永朴的《先妣事略》和姚永概的《记先妣逸事》。


这两篇文章都是通过追忆与母亲有关的一些事情，表达对已故母亲的哀思。两篇文章在撷取事例、写作技巧、作品风格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姚永朴则是撷取了先妣来归后侍奉婆母、太平天国战乱中的支撑家庭、支持父亲辞官归养、教育子女等事，而姚永概则主要描写了三件逸事：学归饮茗、月夜纳凉、新年训子。在语言表达上，后者相对更加简洁。以训子为例，两篇文章都有描写：


先妣生永朴兄弟及女兄弟凡五人，爱之甚笃，然有过必痛惩焉，不为煦煦之慈。永朴幼时尝为父所呵，入见母流涕，先妣曰：“汝不好弄，宁受责乎？”吾父同官中子弟多鲜服，永朴羡之以为请，先妣怒曰：“汝幼习奢侈，长当何如？”（姚永朴《先妣事略》）


安福县丞家饶于财，其子尝于新岁来谒，衣冠都美，永概兄弟羡之，请于母，母怒曰：“不见汝见人学美而羡，第见衣美而羡也。”（姚永概《记先妣逸事》）


毫无疑问，姚永朴在母亲教育子女一事上，着墨比永概要多，不过显得不够凝炼集中。且在人物语言描写上，姚永概写得更为生动活泼。


在写作艺术上，姚永朴文开篇只是介绍先妣光氏的家世情况：“先妣姓光氏，祖讳复，考讳聪谐，官直隶布政使，有清节。生两女，先妣其长也。年十九来归吾父。”叙事平淡朴实，而姚永概则不同，开篇就云：“永概八岁而失吾母，形容仿佛百不能得一二焉，蓋怳恍如梦寐，几与生本无母者同矣，伤哉！”直接抒发对先母的追念之情。中间叙事方面，姚永朴文较为平实，缺少情韵，而姚永概文则较为生动，摇曳多情。如写月夜纳凉：


一日，母与家人纳凉后院。时七月既望，人家焚楮钱，火飞在空，欲堕，永概以为星落，大骇，哭母呼抱，入卧床上，永概梦中犹依稀闻母与外王母共笑儿之愚也。


寥寥几笔，用最简洁、生动的语言，写出了母亲在世时疼爱儿女的慈祥。不过，文章结尾方面，两者较为相似，皆抒发失母的伤痛与追忆。


两篇文章在整体风格上亦大相迥异。姚永朴文显得自然质朴，醇厚平实；而姚永概文则是俊逸淡然，神态生动，丰韵悠远。究其因，姚永朴因沉酣经史，学养精深，故发为文章冲粹平和，朴素厚实。而姚永概则是钟情辞章，风流俊逸，故发为文章情韵跌宕，雅洁真挚。


通过比较姚永朴兄弟二人的文章，我们明显感觉到了他们创作的差异，对兄弟二人的文风也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文学在表达方式、文学价值等诸多方面已显示出新的面貌、新的气象，而桐城派所依托的传统文化土壤也逐渐消失。姚永概兄弟所坚守的桐城古文终究未能经受住时代大潮的拍击，最终消融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滚滚洪流之中。


本章结论：


其一，桐城派发展至清末民初，已呈日薄西山之势。麻溪姚氏二十世姚永朴、姚永概兄弟对此危局，心忧如焚，意图力挽颓势。他们在理论主张、文学创作、学校教育等方面都做了积极的努力，他们为延续桐城派的生命竭尽了精力。他们既是桐城派的维护者，又是桐城派衰亡的见证者。


其二，姚永朴、姚永概兄弟继承了桐城派的诗学思想，论诗重性情与学问，强调熔铸唐宋。不过，他们也对桐城派诗学做了新的阐释和开拓，比如注重“才”、“学”、“境”三要素的统一、宗法唐宋范围的扩大，等等。这些从侧面反映出桐城派诗学发展至清末民初，自身也在做着相应的调整与转变。


其三，面对“斯文之衰”的黯淡景况，姚永朴、姚永概兄弟在古文创作上秉承姚氏家法，不改弦易辙。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姚永朴文自然质朴，醇厚平实，而姚永概文俊逸淡然，丰韵悠远。他们的创作终究未能挽救桐城派的生命。

姚波

结语


姚氏家族自元代迁居桐城麻溪，落户生根，繁衍不息，子孙緜緜，至清末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之时，已传至二十世。它是桐城当地历史最为久远的著姓望族之一。这个家族自明初五世祖姚旭开始发家，到明万历以后家运隆兴，簪缨不绝，风雅相继。延至清代，更是涌现出姚范、姚鼐、姚莹、姚元之、姚永朴、姚永概等赫赫有名的文士硕儒。麻溪姚氏文学世家的声名由此享誉海内，天下称羡。这样历史久远、名满宇内、影响极大的文化氏族在文化家族林立的明清两代亦不多见。麻溪姚氏可谓是明清两代文学钜族的典型代表，极具标本价值。


麻溪姚氏文学世家独具特色之处在于它与桐城派兴衰紧密相连，契合至深。桐城派阵营中存在不少的文学家族，仅就桐城一地，方氏、张氏、马氏、左氏、刘氏、吴氏等世家望族亦纷纷助力其中。但就家族与桐城派的关系深浅而言，麻溪姚氏与桐城派的关联之深，实非其他家族可以企及。诚如正文所论，十五世姚范对桐城派有发端之功，十六世姚鼐对桐城派有立派之功，十七世姚景衡对桐城派有传承之功，十八世姚莹对桐城派有发展之功，十九世姚濬昌对桐城诗歌又有振兴之功，二十世姚永概、姚永朴兄弟对桐城派有挽危救亡之功。麻溪姚氏于桐城派可谓代有传人，代有功劳。无论是初期开创还是中期发展，抑或是末期坚守，我们都可在桐城派阵营中寻觅到麻溪姚氏族人的奋发身影。


麻溪姚氏无论是在桐城境内还是境外，都有力地推动了桐城派的发展与壮大。在境内，姚氏通过联姻方式，串联起方氏、张氏、马氏、左氏等文学家族，交相师友，联袂创作，共同书写出桐城派在本土蓬勃发展的锦绣篇章。在境外，姚氏通过占据书院讲席，授徒传法，有力促进了桐城派的传播与发展。实际上，这种在境内外双向推动桐城派发展的模式，在桐城派中其他文学家族身上亦有体现。以与麻溪姚氏联姻的马氏为例，在主讲书院方面，马瑞辰“历主江西白鹿、山东绎山、安徽庐阳书院”1，马其昶主讲过庐江潜川书院，等等。


桐城为文献大邦，明清时期存在不少的藏书家。麻溪姚氏是桐城著名的藏书世家，拥有藏书、编刻的传统。这样的文化传统不仅有助于家族先贤著述的传承，还促进了麻溪姚氏家族文化的累积与积淀。此外，从桐城派学术文化角度来看，藏书与编刻也有助于桐城派学术文化的积淀与传承。这里必须要说的是，桐城派的学术传承途径有多种，如家学、教育、姻娅、交游等等。虽然论文在行文中并未一一专门予以探讨，但在不同章节中也有一些表露，或隐或显地反映出桐城派学术文化传承的多元途径。


通过探讨，麻溪姚氏与桐城派之间的密切关系大体上得以揭示出来。不过，由于受一些条件限制，本文也还有些未能深入展开研究和未能探讨的问题，兹在这里略作申述。


其一，麻溪姚氏理学宗风对桐城派学风的影响问题。桐城自明以来多讲性理之学，在地域宗风的薰炽下，麻溪姚氏亦崇尚理学，代代相传，理学精神渗透于姚氏族人的血脉之中。前文所提到的八世祖姚希颜、十世姚之莲、十一世姚孙枝、等皆尚理学。十二世姚文然亦推崇程朱，精研性命之学。十四世姚虞初博考传注、训诂、名物、制度，尤于宋五子书折衷有得，著书十余卷，发挥理趣，学者称之曰惺庵先生1。至于其后的姚范、姚鼐、姚景衡、姚莹、姚柬之、姚元之、姚濬昌、姚永朴、姚永概等桐城派成员皆服膺理学，一以朱子为归。作为桐城派阵营的重要力量，麻溪姚氏的理学家风毫无疑问影响着桐城派的学术风气。以姚鼐而言，他尊崇宋学，认为程朱得圣人之旨，他说：“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无愧于圣门。”2在汉宋之争问题上，姚鼐尊宋抑汉，与主流汉学异轨而趋。受此学术理念影响，他在文论上主张古文创作应兼收义理、考证、辞章之长。姚鼐的为人、为学、为文不仅为桐城派后学树立了榜样，也为桐城派的学术文化烙上了鲜明的理学色彩。


此外，麻溪姚氏有世代治《易》之学术传统。早在十二世姚文焱就说：“余家世传羲经。”3可见治《易》为姚氏家学。早在九世姚实虞时，就著有《易经辨伪》一书。十世姚之莲有《易释义》。十一世姚孙枚钻研《周易》，著有《松鹤居易经衷说》。姚孙棐与桐城著名易学家方鲲交好，“其诸子文烈、文勋皆从受经”。姚文然、姚文燮还在康熙五年刊刻了方鲲的心血之作《易盪》，不仅如此，姚孙棐与姚文然、姚文燮还都予之题序4。在麻溪姚氏十二世中，姚文燮以治《易》较为有名，姚文然就说“吾弟谈《易》如数家珍，秘理元机过于刻露矣”1。姚文然亦精通《易》理，徐秉义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尤邃于《易》，故集中诠《易》特详”2，姚文然认为一部《易》全在教人知“无咎”二字3。十三世姚士对、姚士坚、姚肤功等，十四世姚铃、姚孔釴等，十五世姚范、姚时等，也都治《易》。十六世姚鼐对《易》学亦有心得，他对弟子陈用光说：“《易》学自当以程朱为主，若言兼采人长，则岂独荀虞。凡说易有一言之当，皆不可弃。若执汉学为主，则大非矣。汉魏晋人言取象之理，宁无是处。然推之而不可通处极多。故朱子言圣人取象，必非无故，而非后儒所可知。故阙之不言，此理固无可易也。”4姚鼐论《易》，以程朱为宗，并鄙夷汉学家解经。到第十九世姚濬昌又有《读易推见》三卷。濬昌诸子亦都研《易》，代表人物姚永朴自称“成童即喜读易，逮后授经皖之高等学堂，亦时有论著，以示诸生”5。著有《蜕私轩易说》二卷。如前所述，麻溪姚氏治《易》历史源远流长，世代相继，成为家族学术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学识、才力等问题，笔者对姚氏治《易》之具体内容、特色和成就不敢妄自阐析，故姚氏《易》学对桐城派学术文化影响的问题也无从进一步展开论述。


其二，麻溪姚氏姻亲家族与桐城派的关系问题。虽然本文在第三章也有笔墨论述麻溪姚氏联姻家族在桐城派阵营中的情况，但这只是蜻蜓点水而言。实际上，若能分别以马氏与桐城派、方氏与桐城派、张氏与桐城派等专题形式予以深入探讨，相信桐城派与文学家族的关系会更为清晰、更加全面。此外，由于每个家族自身又有独特的家族文化，倘能予以挖掘，这样又无疑会彰显桐城派学术文化的丰富性。兹以桐城马其昶家族为例，马氏在家族文化上稍异于桐城境内其他家族。马其昶就说：“桐城自方姚后，学者多喜言文章义法，别有密之方氏父子号为淹雅，其传不盛，然方氏亦不纯于经。姚薑坞编修为学务征实，精雠校，近汉京矣，顾不喜著书。惟吾家二先生（注：马宗琏、马瑞辰）笃守师法，两世传经，于吾邑学派盖微别云。”6可见，这个家族的经学色彩非常浓厚，对桐城派学术文化的贡献不可轻视。


其三，桐城派对麻溪姚氏家族的影响问题。本论文重点探讨了麻溪姚氏家族对桐城派兴衰的影响问题，由于影响是双向的、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力，桐城派对麻溪姚氏家族又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在正文中并没有给予回应。实际上，如果要深究这个论题，笔者认为可从姚氏的理学家风、诗文家法等方面予以探讨。


以上不足和想法，只能期待于今后继续学习，不耻下问，精研文献来予以解决了。

姚波

汪孔丰｜《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桐城派兴衰嬗变研究》【第九章】 桐城派的式微与二十世姚永概兄弟的守护  https://mp.weixin.qq.com/s/Q1-YacJbNvCAp4Dm6Sc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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