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姚奭墓志

姚波

宋故提点梓州路诸军刑狱公事

朝奉郎 守尚书度支郎中 上轻车都尉 赐绯鱼袋

姚府君墓志铭并序

里人邵雍撰
朝请大夫守司农少卿监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赐紫鱼袋王慎言书
朝奉郎尚书度支郎中监西京嵩山崇福宫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任逵篆额


上之即位三年，君自开封府推官出提点梓州路刑狱公事，戎泸边。梓路之南地多瘴疠，前后按部者或惮其往，君至则历往按之用，感疾而卒，享年五十有七，熙宁四年四月丁卯也。五年五月乙酉葬于北邙尹原里之先茔。
君讳奭，字辅周，吴兴郡姚氏姓出大舜之后，世居蒲之虞乡。君之父游洛阳，见物态明茂，人情舒闲，乃语人曰：吾行天下多矣，未有若此风土之美也。因家焉，遂为河南人。
君幼孤，稍长落落有器幹，抗志为学，文彩冠映，大为乡里所称道，连举进士。庆历二年，射策中乙科，初调简州军事推官，试吏强敏有法度。会汉中盗起，发兵讨捕，方且授甲，众卒曰：擐甲旧例有支赐，州将暴不习武事。命牵捽伏地其下，大噪将变。君遂白州将，出库钱给卒，乱乃定。秩满代还，州人咸遮道，曰：全我州郡，活我血属者，公之力也。我辈自身以降，愿以报公，组绣缯綵，惟公是命。君谢而遣之。再调大名府推官，至则受代者病告未补，为府者促令视局事。君恳辞曰：铨格少日不得理，考遂卒使补之。未几，有卒抵罪当死，按具将决。君谳谓其尹夏英公曰：所犯情轻，乞用便宜贷死。尹不从。君曰：事有情轻，法重若不减死，设有情重，法重何以加等。英公怒甚。君诤之愈急，卒如减。法论贾魏公开府北都，尝以日延君坐语曰：河北一路朝廷所寄不轻，如用荐论，当以子为先。君对曰：河北一路重寄于明公，吏员不少延颈观，明公之举若先私，幕府恐失人望，明公熟察之。某等日夕左右以被任使，容伸薄效，则受恩未晚也。魏公义而止之。妖寇据甘陵城叛，朝廷命攻破之。君讼檄至城下，文潞公命以本司推鞠公事。是时，格断方定，诸校贪功，凡民惊逸者一切械送。君按问皆得其实，狱无横死，为恶当法，协从罔治去械获全活者几千人。潞公入相，具奏其事，改著作佐郎，知京兆府武功县。下车月余，暴恶沮慑，寇盗屏迹，争讼稀少，阖境称治。移治阆州南部县，本路转运使及成都尹连章举移通判文州。州近夷，民久懈，㢮君振肃局事，除去公私为巨蠹者十数一新条目並。境有蕃戎戎界，因出巡视事，边报扶州寨警急，知御敌无备，恐不克守，间道疾往，比至，则蕃寇奄至围之数重，士卒苍惶，相顾失色。君即时应敌，制变督戍兵奋击，围遂解去，人免屠戮。既还，绝口不道己功。及通判凤州，梁丞相荐君试秘阁，御史府举君充言事官，皆罢。君曰：得丧何预于我哉？为善在我，固不敢不勉。时论咸惜其才之未遇也。又通判永兴军，知谏院唐公介论列于朝，以前后通判两任，合守郡文州，满秩复有功状。有司抑而不行。其人虽进，耻不肯自陈乞与升擢，以励贪冒。 咸阳元氏同居五世，聚族千余口，亦尝旌表门闾，以家财不均诣府诉讼，府政前后罔或决之能尽，争讼不止。君曰：子门闾不可保惜乎？吾为子以法籍其产，合属随位均授，使自治之。复差敛以给嫁娶祭葬，违者没其所均田产。时论称之，元氏守法迄今赖之。有良家子在传舍，既病且窘客资尽，无以济医药，乃质其妻，又将傭其女。君召而问之，曰：故衣冠不幸，于疾困于此。君恻然衣之食之，并赎其妻益之，资而遣之。又岁大旱，谷价踴贵，积廪之家利善价而不出，民甚艰食。君呼直市者探之，乃先白之尹。然后以法示之，群豪争出粟，因平其直而售于市，民咸赖之以就生矣。秩满授光化军，未行。英宗诏大臣举中外才行素著者。兵部尚书王公拱辰、翰林侍读学士刘公敞、龙图阁直学士傅公求、天章阁待制彭公思永表奏充选，除知真州，不就命。寻丁母忧。君天性纯孝，居丧过礼，形容骨立，见之者莫不伤叹之。外除管勾广济河辇运公事。今上诏举朝行不次擢用，御史知杂刘述者首以应诏，潞公荐任台阁辇运。视事一日，改授开封府推官。君御事风力宏毅，精识通彻，薄领填委，决遣如流，一府服其能。时厢房禁收系千七百人，皆积日逋民，钱不时输者，其人阙绝饮食，其家冻馁既病且有死者，又未释放。君录其姓名，责日㑭偿。请尹出之，使自为生。厥后逋悉皆偿之。丞相富公举升谏诤侍从之任。未及，富公复秉大政，未及进用，授命提点梓州路刑狱公事。君之至也，按部则去弊兴利，大体多完治本。时青苗法初下，州郡民情恟恟，莫知攸济。君乃言曰：报国以忠，不以私徇，若遂不言，无乃欺君乎？言之获罪，死且何避。于是悉条例害，以献章奏不绝。虽未能罢其事，一路闻之，无不  之。得疾，请便郡以就医药。朝廷改授知卫州命方下，疾亟顾，谓家人出遗训，遂不复言。后数日熟寐而化。三日乃敛容，色不变，全蜀惜其才，赴第哭之哀恸，远近吏民会集为梵教事，千有余人具诔祭用报恩德。讣至京，雒士大夫，下及闾井，莫不废事嗟惜。咸相与曰：乡里又去一善人矣。呜呼！命更延十年，何患志之不伸，功之不立。天艰谌恺悌，君子何不幸之，如是悲夫！君器宇浑厚，机鉴深远，果得志于施，用则岂止于一二治所官局之事而已哉。君宰武功，日有孤遗自蜀而还，顿于邑下，年方十许岁，其父卒于官，有父之嬖随焉。嬖利其财阴苦之且甚，至于饮食未始得饱。君闻之，如己有病，且呼而至，孤之言不异。君乃命录其辞，以公文摄其嬖。嬖至则称主母，其词甚戾。君从容以数言折之，嬖乃改容哀鸣，引咎求解。君先差人护送其孤达河北，后数日放嬖任从所适。举此一事，君之一生事可知之矣，沉他事又甚美于此者乎。或有善评天下人物者谓曰：天下晓事人少，号为晓事者，又复善为奸计。如君之晓事非，唯不为非义，又复能为善事，由是当世宗工硕儒交口荐道。非实于中而辉于外焉，能有如是之美者乎。噫！曰：可以化感者物之性也；可以言传者人之情也。吾方观化未已，何暇纷纷于言语之间乎？然亦有书五卷者，皆不得已而为之也。尝与二三宾友往来龙门及伊洛之上，轻巾素衣，杖策挥尘，一詠一觞，或谈或笑，游心于自得之场，放迹于无为之境，享真（日＋更）所谓多矣。平生博爱好施，有善事乐于贤者共，人情蔼如其心，犹以为不足。故其殁也，贤与不肖、识与不识惋愤惨怛，推高令德不已。历位自著作佐郎迁秘书丞、太常博士、尚书屯田、都官、职方三外郎、屯田、度支二郎中。其秘书丞、职方外郎，用大恩授，余皆以年劳改。
君曾祖讳旦，祖讳志，考讳德成，皆不仕。考累赠至都官郎中，妣曹氏封寿安县太君。二娶一米氏一李氏，李氏封崇德县君，皆先亡。四子：炤用补授卫州共城令、监陈州酒税，焕以进士登第授陈州宛丘令，煇用补授太庙斋郎，煜尚幼。二女：长适建雄军节度推官冯孝孙，次尚幼。孙六人，孙女三人。
余与君游三十年矣，求其相知者无若余之深也。诸孤具状其事，称曰：“奄终之日，遗命志铭，无以委他人。”余义不敢辞，辞之则是废吾亡友生平之知也。其铭曰：
士有抗志，持立不群。以儒起家，以文发身。
欲天下如一乡之人熙熙兮斯见君之尚义，
欲一乡如一家之人怡怡兮斯见君之尚仁。
求为善之有报兮何享寿之无因，
苟不信于高天兮何钟美于其善人。
乔嵩之西，清洛之滨。成周之北，邙阜之垠。
九渊之下，宅君之骨。九霄之上，游君之魂。
惟金惟玉，可比其德。
金可得，玉可得，斯人不可得。


阎永真刊

姚波

《宋姚奭墓志》考释

杨玮燕

（西安碑林博物馆，陕西西安710001）

原载：《史迹考述》


姚波收集录出，以原文为准


摘要：本文拟根据《姚奭[shì]墓志》及其他相关资料分析其家族世系、仕宦历程、才干品德以及与邵雍等北宋名士及官员的关系，以期对姚爽其人及宋仁宗至神宗朝政局有更多了解。


关键词：姚爽、墓志、北宋


《宋故提点梓州路诸州军刑狱公事姚奭墓志》，志石呈四方形，高77厘米，宽79厘米。志文50行，行55字，楷书，邵雍撰，王慎言书，任逵篆盖，盖佚。墓志1920年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为于右任先生旧藏，1938年被赠予西安碑林博物馆，拓片见《西安碑林全集》。［1］


一、志主世系及历官情况


目前可见姚爽家族相关资料除《姚奭墓志》外，另有治平三年（1066）姚奭为妻米氏所做《宋尚书屯田郎中姚奭米氏墓志铭》［2］、熙宁五年（1072）其子姚焕为母米氏所做《宋故度支郎中姚府君夫人米氏墓志铭并序》及其子姚辉为母李氏所做《宋故度支郎中姚府君夫人崇德县君李氏墓志铭并序》［3］，此三方墓志皆收入《千唐志斋藏志》。


姚奭（1014-1071）字辅周，吴兴郡姚氏，世居蒲之虞乡，随父迁居洛阳，遂为河南人。曾祖姚旦，祖父姚志，父姚德成，皆不仕。先娶米氏，卒于庆历三年（1043），年三十一岁。后娶李氏，卒于熙宁二年（1069），年四十七岁。姚奭卒于熙宁四年        （1071），于熙宁五年（1072）葬于洛阳尹原里先茔，以米氏及李氏附葬。据《姚奭墓志》及姚焕作《米氏墓志》可知，米氏生二男一女，长为姚炤，次为姚焕，孙五人，孙女三人。而姚奭作《米氏墓志》称米氏长子名炳。《姚奭墓志》记载姚奭有四子，二女，孙六人，孙女五人，则李氏生二男一女，长子为姚煇，次子为姚煜，有孙一人，孙女二人。而姚辉作《李氏墓志》则称李氏生三男，长为辉，其次二人早夭，有孙一人，并未提及有女及孙女。姚奭作《米氏墓志》称米氏于治平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葬于洛阳，而姚焕作《米氏墓志》则称米氏葬于治平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姚奭墓志》载姚奭著书五卷，但未见传世，目前仅见其所做《米氏墓志》及《何庆之墓志》［4］。


姚奭于庆历二年（1042）释褐任简州军事推官，熙宁四年（1071）卒于提点梓州路诸州军刑狱公事任上，为官近三十年。墓志对其官职及政绩记述详尽，但历官时间语焉不详，现据志文试做分析：


姚奭于庆历二年释褐任简州军事推官，姚焕撰《米氏墓志》有“（庆历）三年，先君沿牒至广汉，夫人感疾不起，九月二十日终于广汉之官舍。”可知姚奭于庆历三年（1043）调迁广汉。


姚焕撰《米氏墓志》记载，姚奭调迁广汉秩满，授大名府推官。按北宋官员三年一任，姚奭任大名府推官应在庆历六年（1046）。此外，《姚奭墓志》载，他在大名府推官任上曾与大名府尹夏竦有过争执。夏竦于庆历六年二月以宣徽南院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判并州加同平章事、判大名府［5］，庆历七年即任枢密使，亦可佐证姚奭任大名府推官时间。志文“贾魏公开府北都”事，指庆历七年（1047）三月，贾昌朝由工部侍郎、平章事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6］。


志云：“妖寇据甘陵城叛，朝廷命攻破之。君沿檄至城下，文潞公命以本司推鞠公事。”《李氏墓志》亦载：“庆历七年，甘陵妖贼叛，据城，众以兵刃劫判官。”此时甘陵节度判官即李氏之父李浩。所谓“妖寇据甘陵城叛”，即指庆历七年十一月，贝州宣毅军小校王则利用弥勒教传说鼓动德、齐州军民起义，占领贝州。庆历八年，文彦博任河北宣抚使，闰正月破贝州城，起义失败。


志云：“潞公入相，具奏其事，改著作佐郎，知京兆府武功县。”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文彦博自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加行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同时宋仁宗封赏平定贝州起义的官军，则姚奭改著作佐郎、知京兆府武功县应在庆历八年。


姚奭任阆州南部县本路转运使及通判文州的时间不详，但后文有“通判凤州，梁丞相荐君试秘阁”。梁丞相即梁适，他于皇祐五年（1053）七月自参知政事加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则姚奭通判风州应在皇祐五年（1053）以后。志云：“又通判永兴军，知谏院唐公介论列于朝，以前后通判两任，合守郡文州，满秩复有功状”所谓“满秩复有功”，当指姚奭通判文州时督兵解扶州寨之围，既是“满秩”方通判凤州，上溯可知，他通判文州约在皇祐二年（1050）左右。


志云：“（通判永兴军）秩满，授知光华军，未行。英宗诏大臣举中外才行素著者。”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诏三班院“使臣无私罪、有劳绩，及有荐举差使十年以上者，许经本院叙述，或吏干可以理繁剧，或武略可以擒奸盗，委主判官先验材器可否；如愿试边事时务策者，量试一道，如有可取，即送枢密院考覆取进止，渐与试用。仍每年不得过十人。”［7］在实施过程中，同一人不能由多人举荐，同年十月，翰林学士贾黯建议：“择所荐多者特加擢用，则庶几得人。”［8］得到了英宗的认可。姚奭就是由王拱辰、刘敞、傅求、彭思永共同举荐知真州的。由此可知，他被授知光华军及真州的时间约在治平元年（1064），上溯可知通判永兴军应在嘉祐六年（1061）左右。


姚奭丁母忧期满，任“管勾广济河辇运公事”约在治平四年（1067）。志云：“今上诏举朝行不次擢用，御史知杂刘述首以应诏。潞公荐任台阁辇运，视事一日，改授开封府推官。”治平四年闰三月，宋神宗以“京西转运使、刑部郎中刘述兼侍御史知杂事”［9］，则姚奭任台阁辇运及改授开封府推官应亦在治平四年。熙宁三年（1070），姚奭任提点梓州路刑狱公事，熙宁四年卒。


上述皆为姚爽实际担任的幕职官及差遣官，墓志又云：姚奭“历位自著作佐郎迁秘书丞、太常博士、尚书屯田都官、职方三外郎、屯田度支二郎中。其秘书丞、职方外郎，用大恩授，余皆以年劳改。”这些阶官则表明他的品级和俸禄。治平三年姚奭撰《米氏墓志》时已任尚书屯田郎中，其余阶官授予时间则未可知。志题“朝奉郎守尚书度支郎中”，因其散官阶朝奉郎低于阶官尚书度支郎中，故加“守”字。


二、志主与邵雍的交往


姚奭所历幕职及差遣官多涉狱讼听断等一方政务。墓志所举出库钱行赏以稳军心、查实甘城叛党、整饬武功治安、彻查文州贪渎、为元氏析产、平定灾年物价、清理开封府积狱等等，足见其为官公正廉明、沉敏果敢，邵雍亦赞他“御事风力宏毅，精识通彻，薄领填委，决遣如流。”;通判文州期间应敌制变，督兵解扶州寨之围，则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婉拒贾昌朝的举荐，与夏竦关于“情轻法重”之争，在熙宁变法风生水起之时力陈青苗法之弊，以及“得丧何预于我哉?为善在我，固不敢不勉”、“报国以忠，不以私徇”、“言之获罪，死且何避?”的言论，则见其不畏权贵、正直刚毅的个性；救济贫病男子，为官员遗孤主持正义，正应邵雍对他“平生博爱好施，有善事乐与贤者共”的评价，姚輝在《李氏墓志》中称其父“内行修而风义高，非其义也，一介不取。自俸禄入家，惟丰旨甘奉亲，称家人衣食费外，其余一用赈施，济患难贫窭者。于亲属散遗，岁有常定，而自养甚薄。”


邵雍在志文中对姚奭生平记载详尽，评价甚高，但史籍中关于姚奭及其与邵雍交往的记载却很少［10］。仅有《宋元学案补遗》载“姚奭字辅周……官郎中，康节访于月坡西园诗云：‘相忆不相遏，西街来访时。交横过沟水，隙曲绕蔬畦。树偃低头避，筇高换手持。朋游相得甚，何乐更如之。’其为开封府推官也，致书康节云：‘愿先生自爱，恐不容久居林下矣。’康节以诗代书答之云：‘世态其如与愿违，必须言进是无知。遍将底事闲思处，不若西街极论时。设有奇才能动世，奈何双鬓已如丝，天边新月从来细，不为人间爱画眉。’”［11］不容久居林下之说，或指熙宁二年吕公著、吴充、祖无择举荐邵雍，授秘书省校书郎、穎州团练推官，他以疾固辞事。《邵氏见闻录》载“……姚郎中奭字周辅，（与邵雍）交游最密，或称门生”［12］。从邵雍诗中对二人昔日同游的回忆和“朋游相得甚，何乐更如之。”的感慨已见他们友情之深厚，而《姚奭墓志》更可补史之缺，使后世得见其详。


姚奭与邵雍相知三十年，庆历二年姚奭中进士时二十八岁，邵雍也不过三十一岁。姚奭连举方中，壮志满怀，自释褐任简州军事推官后，以其出众的才干得到同僚和朝中重臣的认可。邵雍年少时也曾“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13］后来潜心学术，超然世外，但他对姚奭身处宦海却能“见利不动，临难不惧”大为赞赏。姚奭为政明敏公正，于政务之外又能“青巾素衣，杖策挥尘，一咏一觞，或谈或笑。游心于自得之场，放迹于无为之境”，其处世“得丧何预于我哉?为善在我固不敢不勉”的豁达洒脱，深为邵雍所赞叹。


邵雍在志文中称：“余与君游三十年矣，求其相知者无若余之深也。”他评姚奭其人：“天下晓事人少，号为晓事者，又复善为奸计。如君之晓事非，唯不为非义，又复能为善事，由是当世宗工硕儒交口荐道。”这正是对亡友生平的最佳注解，亦可谓不负三十年相知之谊。


三、墓志涉及人物及政治背景


姚奭于庆历二年中进士，他的同年当中，有神宗朝任宰相的王珪、韩绛、王安石，哲宗朝任宰相的吕公著、苏颂等人。韩绛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也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刘敞、刘攽、晏殊、曾巩、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颢、程颐等人交往甚密。而刘敞与庆历二年主考官之一的王拱辰都曾在英宗朝举荐过姚奭。曾巩既与王安石来往密切，又与邵雍及为《姚奭墓志》篆盖的任逵相友善，曾作诗《送任逵度支监嵩山崇福宫》，大赞其才学和政绩。王安石是熙宁变法的主导者，也是与理学相对立的新学的创立者，在仁宗朝，他曾上书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14］其变法主张已见端倪。吕公著是仁宗朝宰相吕夷简之子，他反对熙宁变法，但与王安石私交甚好，同时也与保守派的司马光以及邵雍、二程等理学家相亲厚。


同年进士之间许多人私交甚好，王安石曾为同年马崇禧作《崇禧给事同年马兄挽辞二首》;曾任都官员外郎、知深州的晁仲约与王安石、王珪都有往来；曾任权江西提刑、度支郎中等官的金君卿作诗《招王、阚二同年》，记述与王记、阚迥两位同年饮酒泛舟之乐；苏颂以“金石交深过古人”“惟有交情久益亲”来形容自己与同年王伯益之间的情谊［15］。姚奭与同年之间的交往虽未见明确记载，但同年之谊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仕途关联必然存在。


姚奭中进士次年，庆历新政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新政以范仲淹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为纲领，矛头直指北宋日益冗繁的官僚机构，主张消减冗官，选拔贤才。新政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受到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一致反对，最终以范仲淹等人被贬官而告终。在这场围绕新政展开的激烈斗争中，夏竦、贾昌朝、王拱辰等反对派竭力攻击范仲淹、韩琦等人暗结朋党，触动了宋仁宗的心结。庆历五年（1045），姚奭在大名府推官任上曾与夏竦有过“情轻法重”之争，也曾得到贾昌朝的青睐。此时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被贬，贾昌朝、夏竦先后拜相，权势如日中天。刚刚步入仕途的姚奭，即使未卷入此次权力争夺，但在近三十年的仕宦历程中，因党争而产生的权力斗争对他仕途的影响不可避免。


举荐过姚奭的官员中，既有如文彦博、富弼之类德高望重的大臣，如唐介这样素以“直声动天下”的“真御史”，也有贾昌朝、梁适之类“明经术而尚阿私”，“晓法令而挟智术”，为“君子所不与”［16］的权臣，因此邵雍直言：“故其殁也，贤与不肖，识与不识，惋愤惨怛。”但从志文来看，与姚奭交往的主要是保守派官员。


姚奭与邵雍所居之洛阳，地处“东西之冲，贤豪所聚者多。”［17］天下名园胜景和邵雍、程颢、程颐等硕儒的落居，吸引了大批士子，使之成为北宋的学术、文化中心，并在此形成了北宋三大学派之一的洛学。聚居于洛阳的士大夫中有许多是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官员，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与这个群体往来密切的邵雍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而由此产生的人脉关联则更为广泛。邵雍与为姚奭书写墓志的王慎言以及其弟王慎行、王慎术私交甚好［18］，王慎言是熙宁年间由文彦博等人发起的“洛阳耆英会”的一员。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张载、王拱辰、任奎、程颢、程颐等人敬重邵雍学识贤德，多与之往来，甚至为他购置宅院。《邵氏闻见录》记载：“刘谏议元瑜字君玉、吕谏议献可静居、张少卿师锡及其子职方君景伯、状元师德之子谏议君景宪、王谏议益柔字胜之、子中散兄弟、谔字师柔及其子孙、南国张大丞师雄及诸子、刘龙图之子秘监几字伯寿、修撰忱字明复、侍讲李寔字景真、吴少卿执中、王学士起字仲儒、李侍讲育字仲象、子吁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辅，交游最密，或称门生”［19］。


这些官员士大夫以宴会、讲学、郊游等方式相互结交，在激烈的党争和权力的更替中亦相互影响。墓志提到，姚奭通判凤州时，“梁丞相荐君试秘阁，御史府举君充言事官，皆罢。”通判永兴军时，“知谏院唐公介论列于朝，以前后通判两任，合守郡文州，满秩复有功状，有司抑而不行。”邵雍感叹他“果得志于施用，则岂止于一二治所官局之事而已哉?”从志文来看，他的升迁与受阻，与宋廷政治权力的斗争不无关系。


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姚奭在政局变化多端的官场上侵淫多年，其官职的迁转变化与权力中心的更迭密切相关，与邵雍之间的友谊也成为他生平重要的一笔。《姚奭墓志》遵循宋代墓志的散文化风格，以志代传，详记其仕宦经历，使姚奭的人生历程得以较全面地呈现，从中亦可窥见北宋中期政局的波澜诡谲。当个体融入宏大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史料背后隐含的鲜活的个人命运。


注释：
[1]《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记此墓志1920年出土于洛阳西北塚头村，郭玉堂先生欲购未果，后不知其所踪，另购得米氏两方墓志及李氏墓志（皆出土于洛阳西北塚头村）后入藏千唐志斋，故其它资料皆未收录此墓志。
[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2册，卷九三八《宋尚書屯田郎中姚奭妻米氏墓志铭》，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340-341页，以下版本同。拓片见《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3页，以下版本同。
[3]两方墓志拓片见《千唐志斋藏志》，第1278页、1279页。
[4]《全宋文》第22册，卷九三八《宋何庆之墓志铭并序》，第341-342页。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第3820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以下简称《长编》，版本同。
[6]《长编》卷一六O，第3865页。
[7］《长编》卷二百一，第4865页。
[8]《长编》卷二百三，第4914页。
[9]《长编》卷二百九，第5085页。
[10]《宋史》卷二八九《葛霸传》提及笼竿城巡检姚奭，非此志主。
[11]（清）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十《百源学案补遗下·姚先生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27页，以下版本同。
[12]（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5页，以下版本同。
[13]（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邵雍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26页，以下版本同。
[14《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第10542页。
[15]苏颂：《苏魏公文集》，《次韵王伯益同年留别二首》及《再次前韵》，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3页。
[16]《宋史》卷二八五《贾昌朝、梁适传》，第9625、9626页。
[17]（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十七《张子野墓志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20页。
[18]（《宋元学案补遗》卷十《百源学案补遗下·王先生慎行、慎术合传》，第1029页。
[19]《邵氏闻见录》卷十八，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