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24-11-23 12:57 编辑
二、姚鼐的史学理论探析 学术界对于姚鼐的文学理论已经多有研究，并多趋于成熟，而对于姚鼐的史学理论却少有研究。纵观姚鼐所撰写的大量人物传记、墓志和笔记，其中无不透露出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观念。其思想既关注于社会现实，又有助于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其作品的史学价值是应该被重视起来的。本部分大致从四个方面，去阐述姚鼐的史学理论，力求对姚鼐史学可以做到客观地整理与分析。 （一）重人事的天命史观 纵观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从远古至今，从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中国古代史学是不断发展的一个状态，且史学逐渐被重视，但是不管如何去分析中国古代史学，都无法脱离天命与人事这两个维度去分析，它们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二重特征。关于天命与人事的交织，从《周易》的天人合一，到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再到司马迁的历史观和宋明理学的思想，都展现了中国史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征和演变过程。而姚鼐的史学思想也是如此，强调天命，在天命的基础上也强调人事，是传统史学思想的一部分。 自孔子以来，儒家对于天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认为天是万物之祖，孔子曾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李泽厚解释说若是得罪了天，如何的祈祷都是没有用的，天之尊贵，是没有人可以得罪的。[1]儒学大家董仲舒也曾说：“万物非天不生”[2]，是天生了万物。可见，儒家对于天无所不能的认知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千百年以来，儒学家都宣扬天无所不能的这一思想，并且经过每一代儒家思想家的传播，已经与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相符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稳定的有力武器。天命和神意自始至终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是社会发展需求的产物。 姚鼐是儒家思想的积极践行者，他也认同天命说，认为天对人的命运起支配作用。刘大櫆曾说：“天地也，日星也，山川也，人物也，相与回薄于宇宙之间。”[3]他认为宇宙中的各种因素都是偶然结合的结果，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但姚鼐对于刘大櫆这一思想却并不认同，姚鼐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是有生命的，天对人是有决定作用的。如在《马母左孺人八十寿序》中说到，“曩者故人多亡，虽余与宣和所授之徒，亦皆亡矣，余独幸存，而孺人康强如昔……岂非天欲报其食苦立节之劳，而佑之于暮岁哉？”[4]马母左孺人之所以长寿，是天之所佑，是上天给予她的福气。姚鼐在《复姚春木书》中也提到“夫生而富贵及死而声名，其得失大小，皆天所与也。……故天欲其成乃成，天欲其传乃传，不然则废。”[1]可见，姚鼐是有着为天之大的思想。在《随园雅集图后记》里，姚鼐说袁枚长寿的理由是上天的呵护，“独先生放志泉石三四十年，以文章诏后学于此。夫岂非得天之至厚。”[2]在写来到江宁之后，见到富盛之族者多矣，但不过才二十年，盛衰交替，十有六七，唯独伍母马孺人家族不衰，且族多贤子，“余本江北儒生，独以耄年久处于兹，独闻见伍氏一家数十年之事，斯若有天数焉。”[3]也是天在佑之。可见，姚鼐很看重天命，看重上天的意志，这也是他思想方面的一个落后性的表现，这种落后性既是时代的局限，也是其所奉行的封建迷信和阶级观念所局限的。 但姚鼐并不只看重天命，他也看重在天命之下的人为。他在论述家国更替中提到，“继世以有天下，前王之德犹存，后王虽失德，天下臣民，犹当奉之，此事理之常，固天命也。至其失道之极，为天人所恶，天乃更习求贤圣以为民主，此又天命之大者。”[4]姚鼐认为，君权神授，上天将权利给予君王，被选中的君王有权行使自己的权利，则臣民侍奉君王包括侍奉一个失德的君王也是合理的，这是君权神授；但君主失德，违背了天道，就可能失去天命的支持，导致统治权的丧失。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王道论或天命思想既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对统治者行为的一种道德和伦理的监督。这是很典型的儒家思想，也是姚鼐史学思想的一个典型特征，既讲天命史观，又重人事兴衰。 姚鼐认为，天命虽重要，人为也重要。姚鼐经常在传记中着重描写人物的善行，以表示人为更大于天命。姚鼐在为妹妹妹夫写序祝七十寿时说到，“夫一乡之众，七十者鲜矣。”[5]而妹妹妹夫却如此长寿，是因为他们为人不怨恶，且妹妹以贤见称，方才精神方健，不似老人。在《方母吴太夫人寿序》中，嘉庆十六年，皇帝加赐珍物于方葆岩，理由是方葆岩说：“臣之母不能顷刻离臣，臣又不能奉耄年病躯之母，疲曳就道，恳辞新命。”[6]为了奉养老母，方葆岩谢辞了任命，皇帝感动于他的孝道而赐珍物；而方葆岩有如此孝心，皆因吴太夫人“积德修谊，善教令子。”[7]可见天命之外，人的德行也是关键。 同时，姚鼐也指出，如果行为不端，违背天道，也会受到天的惩罚。如在《李斯论》中，李斯“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扫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为治。”[8]在姚鼐看来这是大不敬之行，且使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严法久矣。因此姚鼐认为：“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诛恶人，亦有时而信也……盖其自取邪？”[1]他指出上天会惩罚违背天意的人，也会眷顾顺应天意的人，在天意之下，应当“知其不义而劝为之者，谓天下将谅我之无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将丧国家而为之者，谓当吾身容可以免也。”[2]姚鼐认为统治者要重视德政，知人善用，君子之士应进不隐贤，必以其道。 姚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于儒家所追求的贤君明臣赞同不已，认为贤君定当仁政，他提出“得国容有之，天下必以仁。”[3]可见姚鼐对仁政和贤君的提倡。姚鼐曾引用周公善待商遗民的例子，来强调德政对于统治长久的重要性。周灭商之后，商朝遗民该如何处理是一个大难题，有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唯周公主张“惟仁是亲”的抚民政策，周武王采纳了周公的建议。[4]姚鼐认为周王朝能够比商王朝统治时间更长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实行仁政，尊重民众利益，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统治者如果实行仁政，就能够获得民众的归心顺从，从而确保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这种对于仁政的强调和认可体现了姚鼐对于儒家思想中道德和善治理念的深刻理解和推崇。如在《方母吴太夫人寿序》中，方葆岩本是为国弥患，内治郡邑，殄除凶醜的尚书，因母亲病重而恳辞新命，皇帝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嘉奖之。姚鼐在文末说道：“盖非天子盛德孝治之极，必不能遂尚书之私情。”[5]可见君主实行仁政，臣民自然归心。 同时，统治者在任用官吏时能否知人善用，以及官吏能否尽忠职守，也是重要的一点。儒家思想强调君子之道和仁政理念，其中就包括了重视任用贤能、重视忠诚守职。统治者应当善于辨别人才，任用忠诚而有才干的官吏，并且官员们也应当忠心职守，为国家和民众谋福祉。这些因素对于国家的治理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姚鼐在《翰林论》中提到，“翰林居天子左右为近臣，则谏其失也，宜先于众人。见君之失，而智不及辨与，则不明；智及辨之而讳言与，则不忠。”[6]翰林要积极监察皇帝的言行得失，姚鼐指出明之翰林，皆知其职，做得最好。且姚鼐最为痛恨误国小人，他指出小人为了眼前的私利而不顾天下，导致乱象的发生，而明君若能用人得当，辨别贤能，排除小人，就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宁。姚鼐强调明君在任用官员时应慎重选择，以避免误国之小人的祸害，这体现了他对于善治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治国理念和智慧。因此，明君是否用人得当，是很关键的治国道理。 对于姚鼐强调的重人事的天命史观，在讲天命基础上的重人事，我们应当理性看待并进行正确分析。姚鼐所强调的天命，并非唯心主义的绝对主张，而是强调统治者应当顺应天道人心，臣子忠于职守，实现天人合一的状态，以建立符合人们需求的社会。这种观点正是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和仁政的理念，强调了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和谐关系，也体现了对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追求。在理性看待姚鼐的观点时，可以看到其保守性和进步性兼具，因此，对于姚鼐这一史学思想，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到它的史学价值。 （二）存疑质证的史学理论 姚鼐在深耕文学的同时，也重视对史学的理解。但想学好史学，并非易事，就像方苞所说，史学之难久矣，能够成一家之言且可传于后世之史作并不多见[1]。姚鼐也认为“典籍文记，易泯难留。”[2]方苞推崇和强调求真的史学观念，他认为史学应当做到“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俾百世以下，可寻迹推理而得其情，此之谓实录也。”[3]姚鼐作为桐城三祖之一，也是秉承着方苞的史学思想，追求史学的真实可信。他重视历史的记录和研究，注重历史事件的客观呈现和真实还原。 姚鼐从小就对史学感兴趣，他曾说：“少尝有意纪述之事，迨老无成。”[4]到了年纪已高但未取得什么史学成绩。姚鼐指出儒学并非只学习一门功夫，应当是观前人之迹，品古今之言。在众多史书之中，姚鼐最为推崇《春秋》，他曾说：“夫史之为道，莫贵乎信。君子于疑事不敢质。春秋之法，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后世史氏所宗，惟春秋为正。”[5]力求做到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姚鼐存疑质证的史学理论最重要的两点就是纠正指出史书中的错误，和在描写人物传记的时候如实描写而不为尊者讳。 1.辨别史书内容真伪 姚鼐认为在言史时，文字表达应该符合史著的特点和要求，遵守史家叙史时的传统原则。同时，对于史书内容的真实性，姚鼐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不完全相信史书中的所有内容，而是会对其进行审慎思考和分析。他认为历史文献中可能存在夸大、缺漏或者误导性的内容，因此在研究历史时需要保持谨慎和客观，不能盲目接受。这种对历史文献的审查和批判性思维的态度与桐城派是一脉相承的，“史家之言不足深信”[6]，应当“宁存疑焉。”[7]因此，姚鼐在阅读史书时很注重辨别史书内容的真伪，且加以考证，使史实内容有出处。 姚鼐认为很多史书中都存在错误，需要加以辨别指正。如在《左传补注序》里，“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1]他指出《左传》非一人所作，且经过后世的传播，有错误和遗漏都是正常的，因此“宋儒颇知其言之不尽信，然遂以讥及左氏，则过矣。”[2]对于与史料不同的地方应当自己加以辨别，对于有误的地方应当持怀疑的态度才是。如在《跋盐铁论》中，姚鼐对于记载中的桑弘羊获禄六十余年提出质疑。文中指出“汉武在位五十四年，加昭帝六年，才六十年。桑弘羊侍中，必不在武帝前，然则获禄必无六十余年。”[3]此番论证有理有据，可见姚鼐之严谨。 如在《辨贾谊新书》中，姚鼐也有这样的言论，他指出，“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及为伪作者分晰，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非传写之误也。”[4]除了从文笔上辨别此书是伪书，姚鼐还在内容上指出诸多错误，如“要之汉初诸侯王，用六国时王国之制，故其在国有与汉庭无别者若此。若皇帝，臣下称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国诸王所未有，则汉诸侯王必不袭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国臣称曰陛下，而伪为贾生书及之，此必后人臆造，非事实也。”[5]在《郡县考》一文中，姚鼐对郡县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指出“故晋、秦、楚虽为县，而未尝不可因周之称，而周必无郡之称，以郡者远地之称也。……《周书作雒篇》乃有‘县有四郡’之语，此非真西周之书，周末诬僭之士为之也。”[6]又如在《跋许氏说文》中，姚鼐认为“此非一人一时所成之书也。”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列出文中的很多引用都有不同的出处，并指出，“若以一人能兼通数家之传经，则必能注明某氏之传，必不第云《易》曰、《书》曰矣。然则是书诚兼贯诸家传经之书，而许书重非能兼贯之人也。”[7] 除了纠正古籍中内容上的错误，姚鼐还会纠正一些书中地名的错误。比如在《笔记五·史部二·晋书》中，姚鼐指出“慕容兰屯汴城”中的“汴”乃鲁郡卞县的“卞”才对。姚鼐在文中给出两个理由，一是原文中提到，荀羡挖渠道直通东阿，然后斩杀慕容兰，因此“卞城”必定在东阿附近。而汴梁之“汴”在河南，与事实不相符；二是王羲之曾说道：“荀侯定居下邳，复遣兵取卞城。”[8]这两项证明说服力强，可见姚鼐读书考证史实之仔细。 2.解释史料不明晰之处 姚鼐在历史研究中不仅对史书内容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地方进行考证，还对一些史料中后世解释不够清楚的地方进行重新解释和分析。这点在《惜抱轩笔记》中也有多处。如在《史记·平准书》中对于“緡”的解释，姚鼐认为按史汉解释并不明晰，于是他重新解释。他指出“然则緡者，犹今商贾之言货本，以钱准之耳。而手力所作者无本钱，则以其手作直四千乃一算。其匿不自占，占不悉者，没入缗钱，其实物而非钱。……此皆非钱，特以铁钱计耳。”[1]又如在《汉庐江九江二郡沿革考》和《复谈孝廉书》中，对于秦郡的数量和名称问题多有讨论。钱大昕认为桂林三郡应该是在秦初三十六郡之列，而姚鼐认为“迄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是已为三十九郡；至秦亡时，或更有分合，不知凡若干郡也。”[2]他认为秦郡的数目绝对不止三十六郡，这一说法后受到谭其骧的赞同[3]。同时，姚鼐对于官制的考察也很重视。如在《笔记卷四·史部一·汉书》中对于郎中、外郎、中大夫等的官位考证。除此之外，姚鼐还很重视官制变化的考察。如在考证西汉官制的时候，姚鼐认为，“西汉二百年，官制前后不同，孟坚不能尽纪其改变也。读史者，当以推考其时事，而知其制之变。”[4]可见，姚鼐对于官制变化探究的重视。他对于中国古代官制的演变的深入探讨，对官职名称、职权范围、职责等方面变化的研究，都是在对史料的仔细考证和重新解释的基础上，提出的自己的观点和思考。 姚鼐存疑质证的史学理论除了包含对历史史实的考证，他同时也强调在为人物作传记的时候应当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做到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传主的生平经历。如姚鼐在《左传补注序》中所言：“魏献子合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为政之美，词不恤其夸。此岂信使所为‘论本事而为之传’者耶？”[5]可见姚鼐主张作传时应当树立正确的书写观。姚鼐在为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王杰写碑文时，对于其的生平事迹，如实叙述，何时为父守丧，继而又为母守丧，在朝中其居位与和珅同列，为人廉静质直，且与门下士相爱甚笃，教之必为君子而已。姚鼐刻铭曰：“顾思德音，公逝弗作。过墓思敬，瞻此穹石。”[6]姚鼐在叙述时未有任何的夸大和过多形容。 姚鼐存疑质证的史学理论思想是对春秋笔法不虚美，不隐恶的继承，是尊重历史，看重历史的史学观的体现。因此，对于姚鼐史学思想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全面的认识。 （三）为贤立传的史传原则 宋明以来，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儒学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重视道德品行，一种是看重学问知识。清朝以重视学问为代表的是戴震，而与之相反的则是重视德行的姚鼐。姚鼐对于自己及他人的德行十分看重，王达敏指出，“姚鼐论述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关系时，与诸家最大的不同是，他把躬行为己视为第一义谛。”[1]他忧虑世道人心，强调躬行实践，提倡重视道德行为。由于他对个人品德的重视，他在撰写传记、碑文和墓志铭时，除了尊重历史真相，也注重考察此人是否贤德，能否恪守仁义、忠孝、名节。姚鼐曾指出“按史之立传，当以贤能，岂论名位。”[2]这些都体现了姚鼐对儒家道德思想的重视和传承，是其史学思想的又一体现。 1.忠君能臣 姚鼐的传记作品中涉及官吏的篇章多达72篇，这一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这与姚鼐本身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儒家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关心国家大事，因此撰写官吏传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他们对社会状况的思考，促使他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行为和责任。其次，撰写传记时，一般要求作者熟悉传主的生平事迹，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传主有一定的接近度。姚鼐本人曾有过出仕经历，他的生活方式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与这些官吏传主相似，因此在撰写这些传记时更为熟悉和客观，也更容易深入的论述他们的品行和行为，从而真实地记录下人物的道德品行，丰富他们的历史形象[3]。 在姚鼐的传记文中，官吏形象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民为本，为民谋福祉，以及不屈服于权贵的高尚品质上。这些官吏形象展现出了对民主价值观念的尊重和推崇，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姚鼐通过他的传记文塑造了一系列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关心民生的官吏形象，这些形象展现了他们以民为本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这种塑造不仅可以激励现实的官吏，同时更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为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引导和示范，也反映了姚鼐对社会政治的关切和倡导。如在《张逸园家传》中的张逸园，名若瀛，字印沙，素以严能治办著名。面对强权不为所动，恪尽职守维护百姓周全。“热河今为承德府，君仕时未设府、县……四方民汇居其间，君以严能治办，奸蠹屏除。留守内监为僧者曰于文焕，君一日行道，见其横肆，立呼至杖之。……直隶总督亦劾君。上闻之，顾喜君强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为非。”[4]又如在《吏部左侍郎谭公神道碑文并序》中的谭公，名尚忠，字因夏，江西南丰人。他为人讲究原则，不徇私情，敢于弹劾官员，不畏惧嫌怨，不畏权势，始终保持清正廉明的作风，在清代享有盛誉，被誉为有名的廉吏。他对于属下官员办事不力、贪污受贿者直接举报和弹劾，毫不留情。在《清史稿》中对谭公的形象也有记载，“乙巳，以谭尚忠署山西巡抚，己酉，赈湖北江夏等三十九州县衙旱灾。”[1]姚鼐在文中还写道“其为安徽巡抚，以迕和珅故，降为福建按察使；在福建，复屡以事与督、抚争。”[2]面对强权压迫他不为所动，就像他教子所说，“人当先约其身，身约则心约。”[3]这样的洁身自好，使他深得人民敬重，在他去世时“民多涕泣送之”[4]。 又如在《博山知县武君墓表》中，姚鼐描写的知县武君亦是如此不屈。武君名亿，字虚谷，河南偃师县人，是乾嘉时期有名的金石学家，乾隆五十六年任山东博山知县。他以读书用世为志，把所学的儒家经术用于现实的治理，爱民如子，洁身自好；同时为启发民智，创建书院，使博山大治。武亿在位期间，和珅秉政，放任暴徒凌虐，“至青州博山县，方饮博恣肆，知县武君闻，即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县，……即擒而杖之，民皆为快。”[5]《清史稿》中对于这段历史也有相似的描写：“大学士和珅领步军统领事闻妄人言：山东逆贼王伦未定死……于是番役头目杜成德等十一人横行州县……亿悉执之，按法痛杖之。”[6]对于武君刚正不阿的精神，姚鼐更是盛赞其“功固及天下矣”。 除了不为权势所屈服的这些官吏，姚鼐笔下还有许多为民除害、为民谋福的仁官形象。在《蒋君墓碣》中姚鼐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父母官形象。蒋君名知廉，字用耻，江西铅山人，曾任山东临清州同知。“君乡试屡不录，……署临清州同知，吏事甚辨，辨获盗之不实者，执之力，卒获真盗，果如君言。值水涝，君行视救溺者，中湿，未几，卒，年四十，乾隆五十六年也。”[7]蒋君生前为救他人而牺牲自己的无私精神在姚鼐的笔下生动呈现。又如在《中议大夫两广盐运使司盐运使萧山陈公墓志铭》中的萧山陈公，名三辰，字北枢，萧山县人。陈公年轻时是萧山县的秀才，沿用成例担任安徽县县丞，后升任凤阳县县令。又因他成功捕获了邻州的大盗，被任命为府同知，并以补充缺额的名义被授予亳州知州的职位。在位时，因“亳，巨州也，讼者日进状数十，公得其状，即讯即判，逾月讼者稀，半年则鲜矣。”[8]其后安徽大饥，上官令亳州开设两个粥厂，但陈公“自增三厂……又收民弃男女者集于佛寺，令一老妪抚孩幼十，如此数十处，身时周巡其间。”[9]可见陈公才高识远，且处事坦诚慷慨，为民谋福祉，是一位杰出的好官。姚鼐在文末对他的治理功绩称赞道“仁及于民，法可远施”。 除此之外，姚鼐的传记作品中也不乏一些平定叛乱的官吏，如《朝议大夫临安府知府江君墓志铭》中的江君，名濬源，字岷雨，安徽怀宁人。性勤敏，听讼明察，为人刚正不阿且多有谋略，“君在考功十余年，货赂不敢及门，吏不敢为奸弊。”[1]在嘉庆二年，“贵州同义苗为乱，蹂近云南，君调土练防御，贼不得入境。”[2]在此次苗乱中江君临危不惧、处置得当，对此《怀宁县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嘉庆二年兴义苗叛延至广西州，隔河迷仅百余里，土司争感奋，愿募练千数百人备郡城自效，大吏遂调之他往。濬源复募六百防御，民得无恐。”[3]江濬源在危急时刻展示出来的文韬武略，既保卫了一方安定，也维护了边疆的稳定。又如《赠朝议大夫户部郎中福建台湾县知县陶君墓志铭》中所记载的陶君，名绍景，字京山，江西彭泽人。其读书勤苦过人，乾隆二十七年接替宋清源，於台湾两度担任台湾府台湾县知县。“其在云南，民风陋朴，君专以德化，有讼者，反复劝谕，民辄悔改。及至闽，民诈狠健讼，君乃严法绳之，其邑亦治。君在台湾，尝署淡水同知，皆有绩。以海疆任满，当擢官去，台湾民素戴君，为立碑讼。”[4]对当地民风习俗的教化功不可没。姚鼐所描写的这些官吏形象，不仅是有着一颗为国为民的心，他们也努力去造福百姓。如《顺天府南路同知张君墓志铭》中的张君，公名奋汾，字安履，安徽桐城人。为了治水安民，“亲往护文安隄，自夏迄秋，昼夜劳惫，隄得固而君得疾。”[5] 姚鼐在塑造官吏形象的时候，大多是仁官智者的父母官形象，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人物的完整性，注意到人物的性格的其他方面，比如也会有对品德和文学修养方面的描写[6]。在品德方面最多的描写就是孝道。如在写资政大夫光禄寺卿伊公时，就不单单地描写他为官正直，不徇私情，平定岭南叛乱这一面，还写他十分孝顺的一面，“公事亲孝，居丧尽其哀。相国蔡文恭公尝曰：‘居贫实乐、居丧实忧者，吾见伊君而已。’”[7]可见其情感真切动人。与此类似的还有很多，如朝议大夫户部郎中福建台湾县知县陶君，他不仅是一个好官，且以孝心闻名，其“母疾，割肱以療之而愈。”[8]先不论此行为是否愚孝，伤害自己也要救母亲的精神已十分感人。在文化修养方面的描写也很充分，古代官员需要经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因此多数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才华。如在写中宪大夫云南临安知府丹徒王君时就描写他除了为官的一面，还十分擅长文章，且为文瑰丽。这样的形象塑造，人物就更加饱满真实。 姚鼐之所以更多地去写这些官吏的形象，是为了反映官场生活的真实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姚鼐所歌颂的这些官吏，赞美的是他们为民谋福祉的品质以及不为强权所畏惧的性情，赞美的是官吏本身的优良品质。因此，是不能把姚鼐赞扬官吏和歌颂统治阶级画上等号的，应当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在姚鼐的文中，还有许多好官却被罢黜，被惩罚，甚至得不到重用，他写的这些官吏形象目的是对统治阶级用人不当的控诉，也反映了他对用人制度的不满。通过这些描写，姚鼐表达了对人才得不到重视的遗憾和对理想治理状态的渴望。为官吏作传实际上是姚鼐对于人才得不到重视的呼唤，也是自身真实情况的写照。其次，姚鼐在大量书写官吏形象的同时，其本身的价值也可以补史料之缺。比如姚鼐在很多传主的传记中对于社会状况的描写，就可以看到当时的真实社会状态。对于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桐城三祖都表示担忧，姚鼐更是发出“古之道终不合于今”[1]的叹息，含蓄地表明古时清明政治早已不在。所以，虽然姚鼐为封建官吏作文较多，但绝不是借用这些传文去歌颂和美化封建制度的，故不能将其作品看作是封建朝廷的附庸产物，其中的进步思想应当被看到和肯定。 表1姚鼐传记文中典型官吏形象统计表 2.文士学者 姚鼐在文人学者上着墨也很多，知识分子阶层是除了官吏以外，离姚鼐精神世界最接近的那一批人。因此，在姚鼐的作品中，着墨于文人名士的数量也有很多，有26篇。姚鼐在赞美这些人的文学素养和品德之外，也通过对文人学者生活状态的描述，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包括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政治腐败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心态。企图通过他们的人生状态来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从这些文人传记中可以看出姚鼐的忧患意识，因此分析这些人物有助于对姚鼐史学思想发展的理解，更深入地了解姚鼐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 分析这一时期这些学者的人生状态，就不得不提及前文所说的清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严厉的文化高压政策，对这些有识之士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很难在有限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导致很多学者放弃追求举业。而姚鼐笔下的大多文人都是这样的形象，描写这样的人物应该也与其自身的经历大有关系。因此这些文人形象，也可以当作是姚鼐自身的缩影。姚鼐作传的最大原则就是在求真的基础上为贤德之人作传，而他强调的“求真”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忠实记录，更体现在对人物内在品质和精神风貌的真实描绘上。故他的笔下文人都是具有高尚品德和学识修养的人。 这些文人都是有修养、有学识的人。如姚鼐的恩师刘大櫆，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有人称赞刘大櫆，“邑子刘生，乃国士尔！”[1]少时就被方苞所看重，二十岁入京，方苞称赞其乃今世韩、欧才也。刘大櫆的文采，《清史稿》中这样描述：“时方苞负海内重望……独奇赏大櫆……名不甚显。”[2]姚鼐好友朱筠是一位博闻强识、名扬天下的文士，朱筠以其深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格闻名于世。他在文学、历史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在文章和学问上殊逾常人。朱筠为人耿直，不做阿谀奉承之事，专注学问。朱筠和姚鼐关系十分要好，姚鼐常常怀念他。在姚鼐笔下这样的有学问文人还有很多，如方晞原，姚鼐称赞他，“文用意高远，非今世之所谓时文者也”[3]。在写吴殿麟传时，指出“家本贫，至老甚贫，然廉政有守，屡乡试不售。嘉庆初，有司以孝廉方正举之，赐六品服。”[4]即使这样，他依然专力经学，“锐意深求义理”[5]，且其立志甚是高远，远高于今世，在为文方面姚鼐都需要向他多番请教。 姚鼐笔下的文士学者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有高尚的德行。扎实的学识配上高尚的德行，这在姚鼐眼里就是君子，是值得称赞的人。如《方染露传》中的方染露，名赐豪，安徽桐城人。为人清介严冷且以能文称，后“得四川清溪知县。既至官。视其僚辈淟涊之状，曰：‘是岂士人所为耶？吾奈何与若辈共处？且吾母老不宜远宦。’即以病谒告”[6]。他不愿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而选择以病辞官。远离官场之后，他回到母亲身边，即使执政之士有意招他重返官场也不愿。他悉心供养母亲，“如是十年，母以寿终。君悲伤得疾，次年卒。”[7]可见其对母亲的至孝之情。又如《萧孝子祠堂碑文》中的萧孝子，“其母朱氏病且殆，萧孝子刲胁割肝，使妇虞氏和药进母，母愈而孝子死。”[8]其为救母而牺牲自己的这种感人至深的情感令人动容。再如姚鼐笔下《郑大纯墓表》中郑大纯，名际熙，福建侯官人。他为人介节而敦谊，且勤学志远，乐善好施，一日见吴生老母衣服破旧，于是立马脱下自己的衣服与母，“母知君无余衣，弗忍受也”[9]。但即使如此高尚品德的人依旧两次不中科举，则益可悲矣。又如《汪玉飞墓志铭》中汪玉飞，他一心研习宋学而不流俗，且其立志甚高，其文学造诣可追比古人，但“不幸亡，学未成，行未著，知其异于今世学者，唯余而已！” 以上的这些名士，皆志存高远，但大都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官场，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这些文人志士不顺遂的科举之路正是姚鼐忧患意识的体现。这些文人的遭遇和经历，反映了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的局限性和不足，特别是对那些有才华但不擅长应试或不愿意迎合考试趋势的人来说，科举制往往是不能公正地评价他们的真正能力和价值的。科举制发展到后期，其不合理性已经越加明显了。姚鼐写这些文人志士的遭遇其实就是隐晦地对科举制提质疑。如《姚休那先生墓表》中的休那先生，他受两位相国的赏识，“入史相国幕中，故史公檄文，多为世称”[1]且其文采风姿卓越，但依旧屈于场屋。如《疏生墓碣》中的疏枚，其颖悟过人，朱石君见其文后夸道：“此吾兄生平所重士也。”[2]就连姚鼐也说：“世之士能文章者，略于考证；讲经疏者，拙于为文。生能兼攻之不懈，于笺注文辞之事，皆求得涂辙矣，用力惫而夭及之。悲夫！”[3]这样聪慧且勤奋之人，却终于举人，无法成为进士，可见科举之弊端已经很大了，其中不难看出姚鼐的担忧之情。 姚鼐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还体现在他对一些文学志士主动放弃举业这一行动的描写上。科举制度的腐朽和官场的黑暗，致使很多有识之士主动放弃所追求的事业，对官场丧失信心。如姚鼐《鲍君墓志铭》中的鲍君，名倚云，徽州岩寺人。其“为人敦行义，重然诺，作诗歌古文辞皆有法”，却“困于乡试，不见知。年四十余，遂绝不就试，以文业授徒。”[4]如《方侍庐先生墓志铭》中的方侍庐，少有异才高识，与名士同游江宁，唯其未及祸。却久屈场屋，后“诏以知县用，先生不乐就。”[5]又如《歙胡孝廉墓志铭》中的胡孝廉，“工文章，中乾隆己卯科乡试，名著于远迩矣，而屡踬会闱，迄母丧终，君遂绝志求进。吏部符取为知县，亦不就，惟日与诸生讲诵文艺以为乐。”[6]姚鼐笔下的这些文人名士，无论是主动放弃举业，还是多次求取无门被迫放弃，姚鼐在这一细节上的描写，无疑可以看作是对科举制度的控诉，也是对有才之士在官场难以生存的担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局限性。 姚鼐对于科举制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是其顺应时代潮流的表现，是具备现实意义的。姚鼐顺应时代所提出的担忧，是意识到了科举制度腐朽的危害。这样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扼杀是致命的，文人志士报国无门，有识之人找不到出路，社会风气必然恶化。姚鼐借这些文人表达对于科举制度的不满，企图用文字给予社会一些忠告。因此，断然认为支持程朱理学的姚鼐是封建朝廷的拥护者是错误的，他亦是做到了“非关天下利害，兹不著。” 表2姚鼐传记文中典型文人形象统计表 3.妇人女子 姚鼐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十分丰富的。古代对于女子的束缚有很多，尤其在程朱理学盛行之后，约束变得更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姚鼐在创作这些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里，所表达出来的女性观。姚鼐既赞美程朱理学范围内所提倡的节妇，也弘扬脱离程朱理学之外的关于女性的进步思想。姚鼐为妇女作的传记文有25篇之多，在这些传记里，可以充分看到姚鼐关于妇女的思想观念中进步和保守共存的一面。 不为烈妇作传，这是姚鼐区别于桐城派另外两祖的地方，也是姚鼐的思想比同时代作家更进步的体现。姚鼐之所以不为烈妇作传，这与他当时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阅读姚鼐的《惜抱轩文集》可以看出，姚鼐对于程朱理学的遵守和拥护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条件地继承和取舍。就像他在《再复简斋书》中所说，“程、朱犹吾父师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岂必曲从之哉？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诋毁之，讪笑之，是诋讪父师也。”[1]可见姚鼐对于程朱理学不是一味遵从的，他认识到，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能一成不变，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补充。程朱理学不合理的地方，是可以纠正的，因此对于程朱理学是没必要言听计从的。[2]姚鼐认为，那些要求妇女在丈夫死后舍身殉节的烈妇行为是不合理的。在姚鼐看来，女性的价值还有很多，不应该盲目地舍弃生命。比如他在《章母皇太恭人墓志铭》中所描写的太恭人章母，“年三十三而寡，舅姑老且疾矣，而子甚幼。逾十馀年，又丧夫之弟。……又能上尽奉养，以及舅姑之终，下抚教稚弱，以至于壮。”[3]可见，若章母选择殉节，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忠贞美德，但同时也会留下无法挽回的后果。且当时的世人也不是一味地要求妇女必须殉节，人们对于章母这样的妇女反而赞叹有加，“人谓章氏一妇任二子事也。”[4]因此，姚鼐是认识到了女性价值并不只是追求忠贞不渝，这是其思想进步性的体现。 姚鼐在描写妇女时，另一个进步性的表现就是反对男尊女卑。如在《节孝陈夫人传》中，陈夫人聪颖好学，“临海尝夜教女读书，每太息言：‘吾女何率胜儿！’”[5]这样的感慨，切实地肯定了女性并不比男性差。又如在《旌表贞节大姊六十寿序》中，姚鼐明确地表示，“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为荣者也。”[6]女子如果德行端正，谁娶了这样的女子都会觉得光荣，在此言论的基础上他还继续指出，“贵贱盛衰不足论，惟贤者为尊，其于男女一也。”[7]评判是否值得尊敬的标准不是贵贱盛衰，而是贤德。这个判断标准，对男女来说都是一样的，姚鼐对于女子的要求与期待并不比对男子的要求与期待低。 姚鼐还很赞赏有才情的女子，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言旧说。他曾指出，“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8]他认为“言而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9]姚鼐的笔下，很多妇女和男子一样，也有很深的文化素养。如《方染露传》中的方染露夫人张氏，其亦贤智有学，一日，姚鼐与方染露一起共同欣赏王羲之的《万岁通天贴》，但有几字二人无法识别，次日，方染露走告姚鼐曰：“昨暮，吾妻为释之矣。……举其字，果当也。”[1]张氏辨认草书一事，姚鼐不加遮掩，反而大方赞许其聪慧才气。又如《节孝陈夫人传》中，姚鼐经常去夫人家与其子谈论经义，夫人“闻其言于牖外，即喜入曰：‘汝等与人言宜若是！’”[2]可见，陈夫人也是颇懂经义之学。又如在《陈孺人权厝志》中，“孺人少自读书，能为诗文，而其志慨慕古女子贤哲有节行者，不欲以才艺自居也。……孺人夫为胡君，胡君居贫甚，孺人时以文字慰其意。……孺人执女红为衣食，暇则教子女，与之论古今为学。又性解医术，里中妇女有疾，往往请为之方。”[3]可见陈孺人不仅才学兼备还懂得医术，姚鼐对此在文中命其为女君子也！ 在姚鼐笔下，对女性的赞美还有母亲这一角色。姚鼐有很多写母亲形象的作品，比如《孙母张宜人八十寿序》《邹母包太夫人家传》等，都体现了母亲们的操劳和辛苦。姚鼐在塑造母亲形象的时候，并不只是着眼于她们在生活上的琐事，将他们放在家庭的小范围去记述，而是写她们和男子一样，有着为民着想的心。如《章母黄太恭人墓志铭》中的太恭人，在儿子为官后，太恭人依然保持以往艰苦朴素的作风，对乡里人慷慨好施，在大旱之时提供粮食，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太恭人走后，“卒来哭者填户，曰：‘微夫人，吾死久矣！’”[4]其胸怀，与男子无二。 姚鼐的女性观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如在姚鼐的作品中有赞扬未婚而守节的张贞女，也有为救夫而死的钟孝女，这些都是其女性思想中的保守成分。姚鼐甚至批判过归有光反对女子守节的言论[5]，“‘女在父母家，不应以身属人；所嫁者亡而为终守，不合于义。’吾谓熙甫是言过矣！”[6]这一观点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是脱轨的，从这方面来看姚鼐对于女性价值的认识依然是保守的。 姚鼐的传记坚持为贤德人物作传，对人物不虚加赞赏，尊重事实。姚鼐传记中对官吏、士子和女性这些人物的描绘，既表现出姚鼐史学思想先进性的一面，也反映出他保守的一面，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既不过分的抬高，也不夸张的贬低。结合姚鼐所处的时代背景理性分析，从而体会姚鼐在传记中传达出来的真情实感。 表3姚鼐传记文中典型女子形象统计表 （四）因势而变的历史发展观 桐城派作为清朝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流派之一，其发展历程充满了挑战与转机。桐城派最初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群体，但最终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文化中坚力量。这一转变的背后，不仅是因为桐城派学者们深厚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文风，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因势利导、灵活变通的思维方式。从以方以智为代表的秉承桐城派先辈实证精神的史传原则，到以戴名世为代表的感伤南明王朝而使桐城派走入政治困局的遗民史学，这一期间，是桐城派和平发展的一个时期。但之后留给桐城派学者的问题是如何走出“南山集案”带来的发展困顿。于是方苞创立史学“义法”说，将创作的焦点聚焦于文章的内容，不违背程朱理学，也不越唐宋韩、欧之规范。到了刘大櫆，他在继承方苞的基础上，立志将史学推向平民化和世俗化。桐城派这种积极应对时局变化与时俱进的历史观大大地激活了后期桐城的史学思维。到了姚鼐时期，汉学的兴盛，考据学的兴起，对于唯程朱理学为尊的桐城派又是一次的新的挑战，姚鼐在面对汉学的兴起时，其因势而变的史学思想发挥了作用，他这一思想为后期桐城派学者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姚鼐因势而变历史发展观表现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姚鼐对于商人群体毫不遮掩地赞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商人地位常常很低，但在姚鼐的作品里，却将“商民”纳入“民”的范畴，这既表明了他对商业活动的认可，也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反思。如在《印松亭家传》中对印松亭的描写，就可以看出姚鼐与传统思想迥然不同的态度。“乾隆四十六年，命为浙江宁绍台兵备道。其在宁绍凡八年，尝修海宁石塘有功；榷海关尽去苛征，商民喜之。”[1]可看出印松亭是支持百姓从商的，而姚鼐在叙述时并没有批判他，这其中可见姚鼐对于百姓经商的态度也是支持的。而百姓从商，舍本逐末，这与程朱理学所倡导的思想是相违的，可以看出在当时姚鼐与时俱进的一面。姚鼐还有许多作品可以看出他重商的思想，又如在《陈谨斋家传》中，“谨斋以行贾往来江上，或居吴，或居六合、江浦。所居货尝大利矣，而辄舍去之，既去而守其货者果失利，其明智绝人如此。”[2]姚鼐不仅赞其明智绝人，还接着写他为人善良敦厚，获利之后，“建陈氏宗祠，置祀田，设为条制甚备；倡修邑乡贤祠。其村南有巨溪，越溪道达婺源，而溪涨辄阻为人患。谨斋为造舟设义渡，置田以供其费。在六合、江浦，遇公事所能为者，必以身先，如其在休宁焉。”[3]可见谨斋之善！姚鼐在文末还大加赞叹道：“如谨斋者，曷可少哉！曷可少哉！”[4]姚鼐给予一个商人如此之高的赞叹，其重商思想显而易见，从姚鼐的文论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姚鼐亦有鼓励经商的意味。姚鼐对于经商的看法和态度，相较于前人的守旧观念，显得更为进步。 姚鼐因势而变的历史发展观还表现在，他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兼收并蓄。姚鼐是程朱理学的积极拥护者，但是前文也提到，其对程朱理学不是盲目地拥护，而是有取舍地遵守。他对于程朱理学，是以其是否切合实际，作为是否遵守的标准。姚鼐在理性看待程朱理学的基础上，还对佛、道两家的思想很感兴趣。姚鼐晚年还曾写《老子章义》《庄子章义》，他从“义理、考据、辞章”的研究方法入手，对《老》《庄》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其中义理的阐述中又呈现出儒学化和佛学化的倾向[5]。对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姚鼐并没有多加批判，而是肯定老子思想的价值。姚鼐认为老子的思想并非简单地消极逃避，而是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虚伪和残忍。老子所提倡“无为而治”“顺道而为”，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复杂矛盾的一种深刻反思和批判。老子的思想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力的武器，揭露封建统治下的不公和压迫。对于佛学，姚鼐刚开始是持排斥态度的，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就提到过，“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实矣！”[6]他将儒学放在佛学的对立面。但到了晚年，姚鼐对于佛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再是排斥和诋毁，而是明确表示“惟耽爱释氏之学”，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建立在以儒学为主的基础上，来吸收佛学，既是丰富自己的儒学造诣，也是对其所处的黑暗环境的抚慰。桐城三祖中的方苞和刘大櫆是儒学的虔诚信徒，并且将佛学视为异端，相较于二人，姚鼐在看到佛道思想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的潮流之后，顺应潮流，接纳和吸收了佛道之学，但不可否认的是，姚鼐对于佛学的接纳，是立足于儒学之上，试图借之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符合时代的需要，这是其史学思想因势而变的另一个具体表现。 姚鼐史学思想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主张因势而变。他这种因势而变的历史发展观念贯穿于他的很多作品之中。如在《贾生明申商论》中，姚鼐说：“冬必裘而夏必绤者，时也。齐甘苦酸辛咸而御之者，和也。诸葛武侯当先主之时，宽法孝直，救李邈、张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韩之书教后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贾生、诸葛，皆所谓天下之才，识时务之要者矣！”[1]其意思就是要与时俱进，就像冬天必须穿皮衣夏天必须穿麻衣一样，是适应气候的需要，反之，就像给处于烈风中的人送扇子一样愚不可及[2]。对于儒家典籍的使用姚鼐的态度也一样，指出，“古人不能无待于今，今人亦不能无待于后世，此万事公理也。”[3]姚鼐因势而变的历史发展观强调“变”，所谓的变，是适时所需，与时俱进。但也需要看到，姚鼐这一求变的历史观是局限在封建统治的范围内的变，他也会有歌颂封建王朝，鼓吹封建道德的时候，这是那个时代下学者生存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若是将他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较，其这一思想的进步性就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应理性看待分析。 研究姚鼐的史学理论，从中可以整理出姚鼐史学的研究内容和史学研究方法。重人事的天命史观、存疑质证的史学理论、为贤者立传的史传原则和因势而变的历史发展观，只是概括了姚鼐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姚鼐史学理论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内容等待我们去发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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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22 16: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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