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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后秦文士集团与僧侣著述 第一节 姚氏家族与佛学 东晋十六国时期，社会动乱，人民生活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极力地推行佛教，从统治阶级到官僚贵族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高僧传·佛图澄传》曰： 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石虎下诏令中书料简，详议真伪。中书令郎王度奏略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中书王波亦同度所奏。石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十六国时期提倡佛教，这是在胡族政权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除了给广大百姓在心灵上进行疗伤的因素外，还有其民族自身的缘故。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因而在心理上更容易被异族统治者所接受。当时各族人民受尽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以及战争带来的痛苦，容易接受佛教所散播的幻想。同时，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贵族，经历着生死无常的忧患，内心是怯弱的，需要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当时由于受到“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在思想领域，少数民族统治者缺少自己的精神支柱。在那样一个战乱的时期，广大百姓朝不保夕，亲人的死亡离散，自己的生命也有随时被剥夺的可能，这种状况需要一种信仰，而佛教宣言来世说，忍受今生的苦难，来世便可进入天堂。对没有精神寄托的广大百姓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安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当人们有了“精神家园”，才能更安心的从事其它活动。后秦佛教的发展，是由当时整个大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也是佛教在十六国时期盛行的一个缩影而已。 十六国时期，由于统治者多信佛教，对群众也不再限制，佛教就迅速发展起来。如后赵的石虎，明令“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1政府的限制一解除，出家之人便大量增加，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后赵统治者对佛教的信奉，还多半是出于民族感情和对佛教高僧法术之倾倒2，对佛教的支持与发展，前秦后秦尤为突出。他们有意识地了解佛教、发展佛教到利用佛教。 史称后秦姚兴“少达崇三宝，锐智讲集”1，同时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姚兴能讲论经籍，于佛法亦同摩诃衍、阿毗昙义。曾以其所怀，疏条摩诃衍诸义，欲与什公详定。其最知名者，为《通三世论》。《通三世论》曰： 众生之所以不阶道者，有著故也。是以圣人之教，恒以去著为事。故言以不住般若。虽复大圣玄鉴，应照无际，亦不可著。著亦成患。欲使行人忘彼我，遣所寄，泛若不系之舟，无所倚薄，则当于理矣。（《广弘明集》二十一） 此文反映出了姚兴研习佛经、并为其统治服务的目的。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讨伐后凉，将鸠摩罗什接到长安，以国师之礼相待，让他在逍遥园的西明阁翻译经论。其后十余年光景，罗什都是专们翻译和讲解经论，还培养了数千名门徒。姚兴本人也是积极地参与其中。史载，“兴入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后秦出现了“公卿己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以及“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的景象。同时，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僧尼的增多，各级统治机构便从僧人中选任僧官，协助该政权管理僧务，一般认为后秦最早设官。就当时姚秦的都城长安的情况看，共有僧尼约万余人。为了实行对佛教的有效管理，在鸠摩罗什的建议下，姚兴设立了管理全国僧尼的行政机构，任命鸠摩罗什的弟子为管理僧尼的最高官员，即僧正。在姚兴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在后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姚兴的崇佛，颇受江左风气的影响，所以他的表现，主要不在修寺庙，兴福事，而是把重点放在研究佛义学，把它当作争取贤能，赞助“政化风俗”的“玄教”来提倡。如后秦弘始三年，姚兴将龟兹名僧鸠摩罗什迎入长安后，待以国礼。请其讲法译经，并为之提供专门译场，配以得力助手。姚兴不但参与其译经，同时还研究佛经义理。他曾与姚嵩书说： 吾曾以己怀疏条摩诃衍诸义，图与什公评详厥衷，遂有哀故，不复能断理。未久，什公寻复致变。自尔，丧戎相寻，无复意事，遂忘弃之。今以当遣使送像，欲与卿作疏，箱中忽得前所条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寻抚。……吾前试通圣人三达观以咨什公，公寻有答，今并送往，诸此事皆是昔日之意，如今都无情怀，不知如何矣。（《广弘明集》二十一） 摩诃衍，既大乘佛法。姚兴的大意是说，他曾经把自己研究大乘佛法的心得整理出来，想与鸠摩罗什研讨，但突然遇到哀事而未实现，不久，鸠摩罗什也去世，又遇到战事发生，遂将研究心得搁置一边，现又从箱中翻出，特送与姚嵩研讨。姚兴还曾提到他以前曾对“圣人”的“三达观”作了疏通阐发，并向鸠摩罗什咨询，鸠摩罗什也作了答复，现一并送与姚嵩。由于佛教的派别不同，对三世也有不同的看法，小乘说肯定“三世实有”，而大乘则认为“三世皆空”。姚兴维护“三世实有”之说，认为“三世一统，循环为用，过去虽灭，其理常在。……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视之不可见，欲言无耶？缘合火出。经又云：圣人见三世，无所疑矣”。姚兴所论此问题，是佛教中的重要问题，如果否定三世的存在，则佛教三世轮回的因果报应说就会被否定。虽然鸠摩罗什用大乘中观学派的观点答复姚兴，即对三世的有无，“不得定有，不得定无，有无之说，唯时所宜耳”。1但却肯定了姚兴所论问题的重要性，说“雅伦大通，甚佳”2。后秦太子姚泓也是精通佛理的，“有秦太子者，寓迹诸宫，拟韵区外，玩味斯经（小品经），梦想增至。准悟《大品》，深知译者之失”。 姚兴还亲自参与佛经的翻译和校订。这在十六国时代，是十分难得的。姚兴曾“躬览旧经，验其得失，谘其通途，坦其宗致。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等五百人，详其义理，审其文中，然后书之。”（《出三藏记集》卷八）五百人校经，规模之大，可见后秦佛学之盛。但这还不是最宏大的一次。公元406年，罗什法师于逍遥园中译《妙法莲花经》，“秦主（姚兴）于草堂寺与三千僧手执旧经重参定”。 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姚兴大力扶持佛教和研习经典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通习佛教宗义，宣传佛教思想，并利用他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姚兴积极兴办译场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招聚贤才，以“助振王业”。这些思想，在姚兴的散文著述中，都有所记录。 第二节后秦时期的僧侣著述 十六国时期，社会动乱，人民生活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极力地推行佛教，把佛教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十六国时期僧侣文学至后秦之时，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究其原因：（一）由于统治者多信佛教，解除了汉魏以来民众出家的禁令，对人民群众也不太限制，佛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后赵的石虎，明令“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1政府的限制一解除，出家之人便大量增加，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二）地域及民族的影响较大。如苻坚是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市）氐人，姚兴是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西）羌人，同为陇右地区的氐、羌族。而陇右地区是中原与西域、中亚、天竺交通的要道。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后，不少西域和天竺僧人就是经过此地区进入中原的，所以陇右地区受佛教的影响比中原地区早。 前秦时，国主苻坚之提倡佛教，首先是崇敬道德高尚的僧侣。在他即位不久，就制织“价值百万的”的袈裟赠予比丘尼智贤。又“遣使征请”泰山金舆谷昆仑山之高僧僧朗，当僧朗辞以“气力虚微，未堪跋涉”后，苻坚“于是月月修书遗”，并在整顿管理全国僧侣时，下诏说：“朗法师戒得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拽例。”2苻坚对僧尼的崇敬，目的在于提高佛教的地位，而对学识渊博或有影响力的高僧，苻坚就直接利用他们的威信。如西域高僧僧涉，据说能“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又能“以秘祝下神龙，每旱，坚常请之咒龙请雨”3。僧涉于建元十六年去世后，苻坚又遇大旱，苻坚还说：“涉公若在，朕岂焦心于云汉若是哉！此公其大圣乎！”4苻坚对佛教高僧之崇敬，莫过于释道安。道安是两晋时期学识渊博、影响力重大的著名僧人。苻坚对此早有耳闻，公元365年道安率众徒抵襄阳后，苻坚即“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5与道安，以表对道安的崇敬与欢迎。想借道安的威信来辅助自己的统治。他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6建元十三年（377年），秦太史云：“有星见于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苻坚便说：“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释道安，将非此耶！”7建元十四年二月苻坚派苻丕攻打襄阳，得释道安。道安至长安后，苻坚大喜，对其左仆射权翼说：“朕不以珠玉为珍，但用贤哲为宝，今以十万之师攻襄阳，获一人有半。”1所谓一人，指道安；半人则指习凿齿。习凿齿是襄阳大名士，以“博学洽闻”著称于世，2而苻坚却视为半人，可见苻坚对学识渊博、有影响力的僧人之赏识。 苻坚对佛教的重视，还表现在对佛经翻译工作的支持。苻坚政府除给译经者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外，还有很多官员也加入到里面，积极参与、组织译经。曾任著作郎、黄门郎与武威太守的赵正3，就是积极组织、参与者。前秦时期的译经主要有《中阿含经》、《三法度论》、《阿毗昙毗婆沙》、《婆须蜜》等等。赵正在组织译《阿毗昙毗婆沙》时，还提出了译经的原则说：“《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致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4这种忠实原文的尚质主张，与道安在译经中提出的“五失本”与“三不易”的精神是一致的，故得到众译僧的附和，也得到道安的赞许，说“斯真实言也”5。 前秦译经之具体数字，《大唐内典录》谓“所出经、戒、论、集、志、解、传四十部，合二百三十九卷”。《开元释教录》则谓译经十五部，一百九十七卷。而《内典录》所说的四十部，包括道安之“注、解、志、录”二十四部二十八卷，这些著作又多在襄阳撰成，严格说来，不应算在前秦译经数中，因此，前秦译经就只有十六部二百一十一卷，与《开元录》所载相近。 后秦姚氏更尚佛教。后秦的佛经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姚兴执政时期。当时从事译经活动的高僧，主要有鸠摩罗什、佛陀耶舍、昙摩耶舍等人。其中以鸠摩罗什译经的卷书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此外，后秦国主不仅广纳僧人，尊崇高僧，还在他即位后，向泰山僧朗致书献礼说：“皇帝敬问泰山郎和尚：……今遣使者送金浮图三级、经一部、宝台一区，庶望玄鉴，照朕意焉。”6对入关中的中外高僧，姚兴均甚礼敬，如“释昙影入关中，姚兴大加礼接”7弗若多罗于“亲弘始中，振锡入关，秦主姚兴待以上宾之礼”8，佛陀耶舍“方至长安，兴自出侯问，别立新省于逍遥园中，四事供给”。1由于姚兴崇敬僧人，僧侣至长安者甚多，《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说“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僧三千余”。《大唐内典录·后秦传译佛经录》也说长安有“三千德僧，同至一处，共受姚兴天王供养，世称大寺”。《出三藏记集·菩萨波罗提木叉后记》也说姚兴弘始三年逍遥园中有“三千学士与什（鸠摩罗什）参定大小乘经五十余部”。这三千余人是由后秦政府供给住在逍遥园中的译经僧人，而并不是长安所有的僧人总数。而且逍遥园中的这三千余人，还是很平常的人数，僧众在当时可能还不止此数。《晋书·姚兴载记》云：“兴既托意于佛教，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坐禅者恒有千数。”这是姚兴供给僧众最多的时候。在当时来说，可谓极盛。同时，姚兴为了加强统治机构，还曾令有才干的高僧还俗为官。《高僧传·释道恒传》说道恒“学该内外，才思清敏”，又道恒的同学道标“亦雅有才力，当时擅名，与恒相次”。姚兴遂敕“尚书令姚显，令逼恒、标罢道，助振王业。又下书恒、标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实在可嘉。但君临四海，治急须才，今敕尚书令显，令夺卿等法服，助翼赞时世’”。但道恒、道标却两次上书推辞，姚兴又再次下诏。并致书请鸠摩罗什、僧迁等为之规劝。可见，后秦对道德高尚的僧侣是非常尊崇的。随着统治阶级对僧侣的重视，从世人的心态到文风都受佛教的影响较深。 后秦的僧侣作家主要有鸠摩罗什和僧肇。 鸠摩罗什译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维摩经》、《华手经》、《成实论》、《阿弥陀经》、《无量寿经》、《首楞严三昧经》、《十住经》、《坐禅三昧经》、《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十诵律》、《十诵戒本》、《菩萨戒本》、佛藏、菩萨藏等等。有关翻译佛经的总数，依《出三藏记集》卷二载，共有三十五部，二九七卷。据《开元录》卷四载，共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 僧肇佛学作品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佛学论文。此外，僧肇还为《维摩诘经》作注。关陇地区于十六国时佛事兴盛，僧侣众多，能作文者远不止鸠摩罗什与僧肇二人。如曾参与译经的宝度、法钦、道恢等人，在当时也是很有名气的。随着佛经的翻译和僧侣的辗转，给文学无形中渗入了佛学的意蕴，对唐代诗坛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第三节鸠摩罗什与僧肇 一、鸠摩罗什 魏晋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佛法兴盛，而且逐渐深入民间。东晋十六国时代，更因佛典的大量翻译，中国佛教僧侣学术论著的纷纷问世，般若学不同学派的竞相成立，民间信佛者的剧增，汇合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其中，尤以二秦提倡佛教最为积极，特别是后秦时期。因为鸠摩罗什入后秦，使得这一时期的译经和教化事业卓越、突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他的《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一书中这样写到:“罗什的来华，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奇迹，这个奇迹，说来却很辛酸”。公元382年,国势渐趋强大的前秦皇帝苻坚派大将军吕光率军西进，攻取龟兹，临行之际饯送吕光于长安建章宫: 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他地而伐之，正以怀道之人故也。肤闻西国有鸠摩罗什，深解法相，善娴阴阳，为后学之宗。肤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克龟兹，即驰释送什。《高僧传·鸠摩罗什传》 吕光于公元384年即晋太元九年攻取龟兹，归师时即携罗什入关，然而行军至凉州传来苻坚因淝水之战而败亡、后秦姚苌自立为帝的消息，于是吕光按兵不前，直至公元386年他自称为帝，建立后凉王朝，定都姑减(今甘肃武威)。吕光于佛教无兴趣，又恐惧罗什入关对后秦有利，于是罗什被困在姑臧十余年。此十余年间罗什以其聪明才智，进一步“蕴其深解，无所不化”，同时他逐渐地熟悉和掌握了汉语言，这对他以后入关译经，了解汉文化奠定了基础。 据史书记载，鸠摩罗什于385年依从吕光后，虽在凉州生活了十六年，但除收取门徒，讲授佛理外，几乎“没有从事译经”活动。然而，他自步入后秦国都长安后，在大约十一年的时间中，却主持翻译出了三百余卷佛经著作。这一历史事实，说明了鸠摩罗什佛经翻译与后秦的支持有密切关系。根据《出三藏记集》记载，鸠摩罗什翻译的主要经典有： 此表参照《后秦史初探》。从上表显示，重译的佛经在鸠摩罗什所译佛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鸠摩罗什在重译时，仔细对比旧译。详考其优劣，总结其得失，取长补短，使自己的翻译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鸠摩罗什的这些工作，为佛学的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鸠摩罗什除译经之外，也进行文学创作。《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三收录鸠摩罗什的散文有《答秦主姚兴》、《答姚兴通三世论书》、《答慧远书》、《为僧睿论西方辞体》、《赠沙门法和颂》等。《答姚兴通三世论书》曰： 雅论大通甚佳，去来定无，此作不通。佛说色阴，三世和合，聪明为色，五阴皆尔。又云：“从心生心，如从谷生谷。”又云：“学人若在有漏心中，则不应名为圣人。”以此诸比，固知不应无过去。若无过去未来，则非通理，经法所不许。又十二因缘，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过去未来，则与此法相违。所以者何？如有谷子，地水时节，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则无所待有;若先有，则不名从缘而生。又若先有，则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无。有无之说，惟时所宜耳。（《广弘明集》二十一） 此篇散文是鸠摩罗什根据姚兴《通三世论—咨什法师》一文对“圣人”的“三达观”的问题所作的答复。所谓“三达观”即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因果”的看法。鸠摩罗什没有正面回答此问题，“以此诸比，固知不应无过去。若无过去未来，则非通理，经法所不许。又十二因缘，是佛法之深者。若定有过去未来，则与此法相违。所以者何？”。而是用比喻的手法阐述三者的关系，“如有谷子，地水时节，芽根得生。若先已定有，则无所待有;若先有，则不名从缘而生。又若先有，则是常倒。是故不得定有，不得定无。”生动形象地对“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关系作了阐述。表述流畅、自然。为回答姚兴问题所作的散文，除《答姚兴通三世论书》外，还有《答秦主姚兴》： 盖闻太上以道养民，而物自足，其复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审违性之难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尧放许由于箕，陵让放杖于魏国，高祖纵四皓于终南。今恒、标等德非圆达，分在守节，少习玄化。愿乞陛下放既往之恩，纵其微志也。（《高僧传》六《释道恒》） 此文开头赞扬姚兴以道治国的功德，略有歌功颂德之意。接着通过列举历史事实恳求姚兴成全恒、标二人的意愿，情真意切，语言含蓄委婉。 《赠沙门法和颂》曰：“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释藏》辇五，又《铭》六，又百四) 内容虽谈佛理，但语言生动，形象鲜明。让人读罢，感受到一种悠远的意境。可见鸠摩罗什的文学造诣也是非常深的。 逯钦立《全晋诗》1卷二十收有鸠摩罗什《十喻诗》一首： 十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会意，意尽无会处。既得出长罗，住此无所住。若能映斯照，万象无来去。2 鸠摩罗什的这首诗，旨在对“大乘”佛学思想的阐述。但句式韵步均类似于五言古诗，所以被后人收入《艺文类聚》，在《诗纪》卷三十七中也有记载。诗的开首二句便鲜明地阐述了大乘般若的空观。般若所指之“空”不是纯粹的虚无，而是非有非无，无生无灭的妙旨，是扫一切相、断言语道的真谛。但世人难以了悟，所以只好用十种比喻（假有）来阐释。在这首诗中，鸠摩罗什将佛教义理融合玄理一并入诗，对后世诗人的影响巨大。 二、僧肇 僧肇俗姓张，京兆人，(今陕西西安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寿仅三十一岁。僧肇少年时代，曾以抄书为业，对老庄的学说发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看到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维摩洁经》，“欢喜顶爱，披寻玩味”。于是出家为僧，研究佛理。公元四世纪末，鸠摩罗什至姑藏(今甘肃武威)，僧肇赶赴姑藏，拜罗什为师。后罗什至长安逍遥园(即今草堂寺)，主持译经，僧肇也随至长安，成为罗什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此后十多年间，僧肇同罗什一起从事佛教理论活动，僧肇一边译著佛经，一边著书立说。僧肇的佛教思想，有其深刻的时代烙印和明显的思辨色彩。东晋末期，玄学虽然已经在思想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由于它自何晏、王弼创立以来，经过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论争，到郭象提出独化论思想，就其理论形态来说，已经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方面的重大演变，再也没有创新了。而佛教般若之学，作为一种外来的学说，经过罗什、道安和支道林等佛教大师的传播，开始提出和建立了一些适应中国特点的不同学说。僧肇把这些不同学说统一起来，特别是在吸收玄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将玄学和佛学相结合，构成了文人思想界玄学与佛学大融合的开始。僧肇的最大贡献也应该在于此。僧肇佛学作品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等。 在《不真空论》中，对继承了罗什“非有非无”佛学思想进行了比较集中而又深入的阐述。罗什虽然提出了“有无双遣，不落两边”的思想，由于鸠摩罗什毕生潜心于佛经的翻译整理，并没有就此进行过系统的阐发。僧肇为了寻求和论证佛教般若的存在，便发挥了罗什的中观思想，对老庄思想改造的同时，也对西方文化有所继承和应用。以流畅华丽的语言形式，对崇尚老庄的玄学命题，作了深入的阐述和发挥，形成独具一格、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哲学。对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僧肇虽然以佛学著作为主，但是也有文学作品问世。《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五记载有《上秦主姚兴表》、《答刘遗民书》和《鸠摩罗什法师诔》。在此，举《答刘遗民书》和《鸠摩罗什法师诔》二文做一探讨。 《答刘遗民书》：服像虽殊，妙斯不二；江山虽缅，理契即邻。所以望途致想，虚襟有寄。君既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叹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尝不远喻林下之雅咏，高致悠然。 此文虽是散文，但略带有骈文的形式。表达出了对刘遗民的敬仰之情。骈散处理得当，文采华丽，但不掩饰作者的写作意图。 《鸠摩罗什法师诔》：公之云亡，时唯百六。道匠韬斤，梵轮催轴。朝阳颓景，琼岳颠覆。宇宙昼昏，时丧道目。哀哀苍生，谁抚谁育？普天非感，我增催衄。呜呼哀哉。 此文表达了对鸠摩罗什沉痛悼念之情。用“朝阳颓景，琼岳颠覆。宇宙昼昏，时丧道目”。使人产生一种凄凉、沉痛之感。情感真切哀婉，令人读之欲哭泣。足见僧肇的文学造诣是非常深的。 结语 羌族是古代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其起源和华夏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羌族在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自战国以后，许多生活在甘青河湟一带的羌人，开始更大规模和更远距离的向外迁徙。秦汉时，羌族部落众多；至西汉，羌族与汉族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客观上为羌族接触和学习汉文化提供了条件；东汉时期，遍布于河湟一带的西羌掀起了纷纷内迁的高潮，从关陇被迁到关东生活，再从江淮、河洛、河东辗转到关中。在迁徙过程中，羌族的军事实力从弱小一步步走向强大，汉文化修养一步步提升，民族意识不断走向觉醒，政治历练日益成熟，为姚兴政权在关中的崛起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后秦建立之后，姚氏家族对儒学与佛教极其重视，在思想文化上逐渐形成了崇尚儒学与信奉佛学的局面。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姚氏家族有力地推行汉化促使后秦走向了强盛，但由于过分崇尚儒教，把仁义德治推向了极致，正朔观念以及由武力强宗向文化世家转变的过程中，进取心的消弱和战斗力的丧失，使后秦最终走上了败亡之路。 以姚兴为代表的姚氏家族成员，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接触与融合，逐步汉化。在姚兴对汉文化的倡导与对儒士的推崇下，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学习汉文化的热潮。在相对开明的政治背景之下，除本国官僚贵族和文人之外，很多文士与僧侣也纷纷投奔到后秦，形成了较庞大的后秦作家群。后秦作家与作品数量在十六国时期也粲然可观，其散文、诗歌、辞赋都有一定的成就。只可惜，由于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很多作品亡佚。尽管如此，十六国文学成为北朝文学的起始，填补了西晋亡后、北魏统一北方之前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空白，为文学从西晋向北朝的迈进准备了条件，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后秦文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值得关注的是，十六国时期，社会动乱，人民生活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极力地推行佛教。僧侣文学至后秦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佛经的翻译和僧侣文学的兴盛，给后世文学渗入了佛学的底蕴，对酝酿、培育隋唐时期繁荣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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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2-9 0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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