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琼卓玛｜后秦史

姚波

第二节 后秦的衰落与灭亡


一、后秦的由盛转衰


就在后秦极力向外扩张版图时，在北方，其控制的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旗南）境内，铁弗匈奴在其首领赫连勃勃的经营下正在迅速崛起，成为后秦面临的又一强大对手。


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晋并州刺史刘琨与拓跋鲜卑猗卢联合击破铁弗部刘虎和鲜卑白部，刘虎率众西徙至朔方。其后各代首领先后接受了前赵、后赵、前秦和后秦的官爵。北魏登国六年（391年），拓跋珪击破铁弗部刘卫辰，“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④卫辰第三子（次子）勃勃（一作“屈丐”）南奔在三城（今陕西延安东）一带的鲜卑薛干部。拓跋珪命薛干首领太悉伏送（他斗伏）勃勃于魏，太悉伏兄子叱干阿利潜送勃勃于后秦姚兴。⑤后秦建初八年（393年），北魏又出击薛干部，太悉伏也奔后秦。时勃勃在后秦高平公没亦于处，没弈于以女妻之。而姚兴见勃勃仪表俊美、性情聪慧善辩，非常赏识，乃拜其为骁骑将军，加封车都尉，常参议军国大事。姚兴弟姚邕劝兴杀勃勃，以绝后患，兴不从。不久，姚兴便欲以勃勃为安远将军，助没弈于镇高平，并以三城（今陕西延安市东南）①、朔方杂夷及铁弗部众三万配之，在姚邕的力谏之下，姚兴才作罢。但后来还是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今陕西横山西）五部鲜卑以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成为日后勃勃兴起于朔方的基础。


后秦弘始九年（407）年，勃勃因后秦复与北魏通使和好而谋叛秦，时漠北柔然可汗社仑为联合后秦抗魏，向后秦献马八千匹，勃勃遂于大城（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南）掠取之。接着，勃勃又伪猎于高平川（今宁夏苦水河流域），袭杀后秦高平公没弈于，并尽收其众，众至数万。于是，在这一年勃勃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元龙昇，置百官，国号“大夏”，正式建立政权。


同年，夏王赫连勃勃南破已属后秦的鲜卑薛干等三部，降其众万数千；又进攻后秦三城以北诸戍，杀后秦杨丕、姚石生等。此时，诸将献策欲取关中，宜以山川险固，土田饶沃的高平川为都。然而，勃勃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②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在夏弱秦强的形势下，勃勃的游击策略是相当高明和成功的。夏国从此不断寇扰后秦岭北诸城，使后秦不得安宁，逐渐走向衰弱。③


这年年底，勃勃又击败后秦张佛生与青石原（今甘肃泾川）斩俘五千七百人。弘始十年（408年）后秦以左仆射齐难为首率二万军队进攻夏国，勃勃闻秦军将至，退保河曲（即朔方东北黄河河曲）。齐难纵军野掠，勃勃潜师伏击，遂大破齐难军队，俘斩七千余人，收其戎马兵杖。齐难引军退，勃勃追至木城（今陕西榆林），擒获齐难，俘获将士万三千人，此役使夏国声威大震，“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计，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抚之”。①与夏国相反，后秦经过此役，损失惨重，夏弱秦强的局面也开始改变。勃勃与姚兴开始连年攻战于秦、陇之间。


弘始十一年（409年）初，后秦重整军队，姚兴以其弟姚冲为主帅、大将狄伯支为副帅率骑四万出击夏国，后因姚冲谋反回师，旋为姚兴所杀。四月，勃勃率骑二万攻后秦西北，掠平凉杂胡七千余户以配后军，并进屯平凉以南的伊力川（今宁夏固原东南）。九月，姚兴率大军击夏，至贰城，为勃勃所败，退回长安。勃勃却乘胜攻拔黄石固（今宁夏固原县东南）、我罗城（今甘肃平凉市北）（均在今陕西黄陵北），“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①次年（410年），勃勃遣其尚书金纂率骑一万攻后秦平凉（今甘肃华亭），姚兴来救，败金纂。接着，勃勃兄子左将军罗提率步骑一万进攻后秦北中郎将姚广都于定阳（今陕西延安东南），坑杀后秦将士四千余人。勃勃又攻拔清水（今甘肃清水县），徙其民万六千于大城。弘始十三年（411年），夏国军队逼近杏城，追斩后秦将姚祥；勃勃率军三万南攻安定，破后秦尚书杨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众四万五千，戎马二万匹。勃勃又进攻东乡，陷之。徙其众三千余户于贰城。时有后秦镇北参军王买德降夏，勃勃以其为军师中郎将，以之为谋主。第二年（412年），姚兴以杨佛嵩为雍州刺史，率岭北兵出击夏国，为勃勃所败，佛嵩被俘，绝食而死。②此后，弘始十六年（414年）后秦后将军姚敛成因讨伐贰城羌叛失败，而投奔勃勃。


自夏国建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勃勃按既定的战略，以骁勇风驰的夏军使平凉、杏城、定阳等后秦重镇几度易手，先后消灭秦军近十万人，抢掠人口两万多户，牲畜财产不计其数，将其统治区域向南推进到杏城、安定一线。③就在后秦的领土不断被夏国蚕食，而疲于应付的同时，在后秦统治阶级内部又出现问题，直接加速了其衰亡的过程。


二、诸子之争


弘始十六年（414年），姚兴病重，后秦皇室内即暴发了争权夺位的内战。姚兴有子十四人：姚泓、姚懿、姚弼、姚洸、姚宣、姚谌、姚愔、姚璞、姚质、姚逵、姚裕、姚国儿、姚耕儿、姚黄眉。后秦弘始九年（407年），姚兴立姚泓为皇太子，封姚懿、姚弼、姚洸、姚宣、姚谌、姚愔、姚璞、姚质、姚逵、姚裕、姚国儿十一人为公。但是，就如同绝大多数封建王朝一样，总是围绕着太子之位，纷争不休。


首先是姚弼，据《晋书》载“初，天水人姜纪，吕氏之叛臣，阿陷奸诈，好问人之亲戚。兴子弼有宠于兴，纪遂倾心附之。弼时为雍州刺史，镇安定，与密谋还朝，令倾心事常山公显，树党左右。至是，兴以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既居将相，虚襟引纳，收结朝士，势倾东宫，遂有夺嫡之谋矣。”①时后秦大将姚文宗有宠于太子姚泓，弼深嫉之，便诬蔑文宗对姚兴有所不满，还以侍御史廉桃生作证，此事激怒了姚兴，将赐文宗死。至是，群臣莫敢言弼之不是。姚兴对姚弼宠爱有加，对其所欲施行，无不信纳。姚兴乃以弼之嬖人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唐盛为治书侍御史，左右机要，皆为弼之党人。很快在姚弼在其父姚兴的周围布满了自己的爪牙。这时，右仆射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承言于兴曰：“父子之际，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犹父子，臣等理不容默。并后匹嫡，未始不倾国乱家。广平公弼奸凶无状，潜有陵夺之志，陛下宠之不道，假其威权，倾险无赖之徙，莫不鳞凑其侧。市巷讽议，皆言陛下欲有废立之志。诚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诏。”兴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无废立之事，陛下爱弼，适所以祸之，愿去其左右，减其威权。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庙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①姚兴默然。结果，在姚兴病重之时，太子姚泓屯兵于东华门，侍疾于谘议堂。姚弼打算乘机谋乱，招集数千人，被甲伏于其第。抚军将军姚绍及侍中任谦、右仆射梁喜、冠军将军姚赞、京兆尹尹昭、辅国敛曼嵬并典禁兵，宿卫于内，以防姚弼。姚裕见状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诸藩，论弼逆状。姚懿流涕以告将士曰：“上今寝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广平公弼拥兵私第，不以忠于储宫，正是孤徇义亡身之日。诸君皆忠烈之士，亦当同孤徇斯举也。”其将士无不奋怒，表示“惟殿下所为，死生不敢贰。”于是尽赦囚徙，散布帛数万匹以赐其将士，建牙誓众，将赴长安。②同时，镇东将军、豫州牧姚洸也起兵洛阳，平西将军姚谌亦起兵于雍州，从各方奔赴长安，以赴姚泓之难。


不久，姚兴病愈，朝见其群臣时，尹昭上奏曰：“广平公弼恃宠不虔，阻兵怀贰，自宜置之刑书，以明典宪。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夺威权，使散居藩国，以纾窥窬之祸，全天性之恩。”③姚兴询问梁喜的看法，喜亦赞同尹昭的的意见。但姚兴却以弼才兼文武，不忍对其严惩，只是免其尚书令，以将军、公就第。懿等诸子闻兴病愈，各罢兵还镇。懿、恢及弟谌等皆抗表罪弼，请致之刑法，兴皆弗许。见姚兴对姚弼态度依然有宠爱之意，大司农窦温、司徙左长史王弼皆有密表姚兴，要求废太子姚泓而立姚弼为太子。对此，姚兴虽没有采纳，但也没有责怪二人。面对姚兴如此态度，姚懿、姚洸、姚宣、姚谌等再次进言姚兴曰：“先帝以大圣起基，陛下以神武定业，方隆七百之祚，为万世之美，安可使弼谋倾社稷。宜委之有司，肃明刑宪。臣等敢以死请。”④姚兴也只是安慰诸子，让他们不需要担心，言其自会处之。这时抚军东曹属姜虬仍然上疏姚兴曰：“广平公弼怀奸积年，谋祸有岁，倾谄群竖为之画足，衅成逆著，取嗤戎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圣朝之乱，起自爱子。今虽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党犹繁，扇惑不已，弼之乱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绝祸始。”姚兴对此也很难决断谓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儿为口实，将何以处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决。”①姚兴仍然选择沉默。姚弼知道姚宣弹劾自己后，又在姚兴面前诬陷宣。兴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狱。反而使姚弼将三万人镇秦州。尹昭言于兴曰：“广平公与皇太子不平，握强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讳，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乱者，陛下之谓也。”②姚兴还是没有采纳。而此时，夏国却乘机攻取了后秦杏城，执后秦守将姚逵，坑杀士卒二万人。姚兴遣姚弼前去营救，当弼至冠泉时，勃勃已拔杏城。于是兴遣弼及辅国将军敛曼嵬开向新平，兴还长安。后勃勃又遣其将赫连建率众寇贰城，率数千骑入平凉。姚恢与建战于五井，平凉太守姚兴都（《通鉴》作“姚军都"）为建所获，夏军遂入新平。姚弼讨之，与建战于龙尾堡（今陕西岐山县东二十里），大破夏军，擒建，送于长安，勃勃闻败，乃退兵还。


弘始十八年（416年）十二月，姚兴病重，召广平公姚弼回长安，弼告病不朝，集兵于第。兴闻之怒甚，捕杀其党羽殿中侍御史唐盛、孙玄等。接着，召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于谘议堂，密谋收弼。姚兴决定将弼囚禁于中曹，穷责其党与，将杀之。泓流涕固请之，乃止，于是皆赦弼党。但姚弼并没有就此罢手，还指使尹冲等谋害姚泓，然未能得逞。后姚兴为防姚弼再次作乱，命姚泓录尚书事，并使姚绍、胡翼度典兵禁中，遣敛曼嵬将姚弼府中全部兵器全部收之武库。


这次打击后，姚兴想要知道除了姚弼外，在其诸子中还有谁有谋反之意。于是，趁自己病情转重之际，使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决计。”果然，愔暴露面目，率其属下甲士攻端门，殿中上将军敛曼嵬领兵距战，右卫胡翼度亦率禁兵闭四门。姚愔等遣壮士登门，缘屋而入，及于马道。时姚泓侍疾于谘议堂，遂遣敛曼嵬率殿中兵以武库距战，太子右卫姚和都率东宫兵入屯马道南。愔等不得进，便放火烧了端门。姚兴闻乱对弼、愔等彻底失望，带病勉强到前殿，赐姚弼死。愔等贼众惊慌四散，愔逃于骊山，愔党吕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师。随后，兴召姚绍、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入内寝，受遗辅政。次日，姚兴便病重不治，去世，时年五十一岁，在位二十二年，谥文桓皇帝，庙号高祖，墓曰偶陵。


姚兴死后，太子姚泓继位，秘不发丧，诸子之间争斗更加激烈。首先是南阳公姚愔及大将军尹元等谋为乱，泓皆诛之。姚泓命齐公姚恢杀安定太守吕超，但恢许久乃诛之。于是泓疑恢有阴谋，也正是此时姚恢怀二心，暗中扩大军队，准备叛乱。姚泓既杀姚愔、尹元等人，始发丧，丧毕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庐于谘议堂。乃亲庶政，内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尽直言，政有不便于时，事有光益宗庙者，极言勿有所讳。①

姚波

三、后秦灭亡


姚泓继位后，后秦的的内部矛盾愈发激化。首先是李润（今陕西大荔县东）羌酋党容率所部反，泓遣抚军将军姚赞率军讨伐，党容兵败投降，姚赞徙其豪右数百户于长安，余遣还李润。然后，北地（今陕西铜川市南）太守毛雍据赵氏坞以叛于泓，太尉姚绍擒讨毛雍。


接着是姚宣反。姚宣时镇李闰，未知雍败，于是遣部将姚佛生等来卫长安。众既发，宣参军韦宗即说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强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难未可弭也。殿下居维城之任，宜深虑之。邢望地形险固，总三方之要，若能据之，虚心抚御，非但克固维城，亦霸王之业也。”②于是，宣采纳韦宗之见，率户三万八千，放弃李闰，而南保邢望（今陕西大荔县境）。宣既南移，李闰诸羌马上反叛，姚泓遣绍镇压了叛乱，且将姚宣、姚佛生皆杀之。六月，并州（今山西永济市西南蒲县）、定阳（今陕西延安市东南）二城胡数万落叛秦，入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推举匈奴人曹弘为大单于，攻秦立义将军姚成都于匈奴堡（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七十里）。征东将军姚懿自蒲坂讨之，执弘，送长安，徙其豪右万五千落于雍州。


这时仇池氐王杨盛乘乱攻后秦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四十里），拔之，进逼秦州。秦主姚泓遣后将军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与上邽守将姚嵩追之。姚赞率陇西太守姚秦都、略阳太守王焕以禁兵赴之。姚赞至清水（一名秦川，今甘肃清水县志汤浴河、牛头河）时，嵩为盛所败，嵩及秦都、王焕皆战死。于是赞还秦州，而杨盛退还仇池。③


在后秦的叛乱四起之时，夏国赫连勃勃又乘机率兵四万攻上邽，杀后秦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其将士五千人，毁城而去。又进一步进攻阴密（今甘肃瓦亭东），杀后秦守将姚良子及将士万余人，并以其子赫连昌为使持节、前将军、雍州刺史，镇阴密。后秦将领姚恢见状弃安定，奔回长安。于是，安定人胡俨、华韬率户五万据安定，以降勃勃。勃勃乃以俨为侍中，韬为尚书，留镇东将军羊苟儿镇之，配以鲜卑兵五千。进攻泓将姚谌于雍城（今陕西宝鸡市东北），谌逃回长安。勃勃遂进师次于郿城（今陕西眉县东北），泓遣东平公姚绍、征虏将军尹昭及镇军将军姚恰率步骑五万迎击夏军，并以姚恢率一万继之，勃勃退军安定。但在安定先前投奔勃勃的胡俨等杀了夏镇东将军羊苟儿及鲜卑军士，复以安定降后秦。姚绍又在马鞍坂击破勃勃，追其至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不及而还，勃勃只得退还杏城。①当夏国频繁进攻后秦时，杨盛遣兄子杨倦入寇后秦长蛇（今陕西宝鸡县西北）。平阳氐苟渴也乘机聚众千余，据五丈原以叛秦，泓遣镇远将军姚万、恢武将军姚难讨之，为渴所败。后又遣姚谌讨渴，乃将其擒之。姚泓使辅国将军敛曼嵬、前将军姚光儿讨杨倦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二十里），倦败，奔于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二里大散岭）②。此后，勃勃再次遣其兄子提南入侵池阳（《通鉴》作“泄阳”）（今陕西泾阳），后秦车骑将军姚裕、前将军彭白狼、建议将军蛇玄击退之。③此时，赫连勃勃已包围了后秦重镇安定，后秦岭北镇戍诸郡皆降勃勃，夏国尽有后秦岭北之地。


就在后秦为应付夏国不断地侵扰，而疲惫不堪之时，后秦永和元年（416年）八月，东晋太尉刘裕亲统大军兵分五路，水陆并进北伐后秦。一路由晋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率领步兵自淮、淝进取许昌、洛阳。一路由新野太守硃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一路由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水军，与王镇恶等步兵配合由汴水经荥阳石门入河。一路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率军直驱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南）。一路由冀州刺史王仲德率领水军，由巨野（山东巨野县东北）入河。④


王镇恶首先率军自淮、淝攻漆丘（今河南商丘北）。后秦将领王苟生以漆丘降，后秦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今河南沈丘县）降檀道济，晋军遂进颍口，后秦守将多降服。只有新蔡（今河南新蔡县）太守董遵固守不降，檀道济攻破新蔡，杀董遵。随后，王镇恶、檀道济又攻下许昌，俘获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众千馀人来降。刘裕以其为参军。林子与神虎共攻仓垣（城名，开封市西北），克之，秦兖州刺史韦华降。


此时，后秦姚绍、姚恢正要积极讨伐赫连勃勃，夺回安定。因为，安定对于后秦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地据长安仅四百余里。且《通鉴》卷117胡三省注曰：“姚苌之兴也，以安定为本；后得关中，以安定为重镇，徙民以实之。”①可见，能否据有安定，直接关乎后秦的存亡，实乃后秦立国之根基。闻晋军攻势猛烈，绍、恢等人忙回长安。姚绍言于泓：“晋师已过许昌，豫州、安定孤远，卒难救卫，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足以横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无深害也。如其不尔，晋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将若之何!事机已至，宜在速决。”而秦左仆射梁喜则反对道：“齐公恢雄勇有威名，为岭北所惮，镇人已与勃勃深仇，理应守死无贰，勃勃终不能弃安定远寇京畿。若无安定，虏马必及于郿、雍。今关中兵马足距晋师，岂可未有忧危先自削损也。”泓也同意了梁喜的看法，认为当以安定为重。但其吏部郎懿横密言于泓曰：“齐公恢于广平之难有忠勋于陛下，自陛下龙飞绍统，未有殊赏以答其意。今外则致之死地，内则不豫朝权，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迁者十室而九，若拥精兵四万，鼓行而向京师，得不为社稷之累乎!宜征还朝廷，以慰其心。”姚泓不同意说：“恢若怀不逞之心，征之适所以速祸耳。”②


正当后秦君臣争论不休之时，十一月，晋军已攻至成皋，时征南将军姚洸镇洛阳，急忙遣使向长安请兵增援，姚泓立即遣越骑校尉阎生率骑三千、武卫将军姚益男率步兵一万助守洛阳，又令征东将军、并州牧姚懿南屯陕津（即大阳关。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县老城西北）为之声援。姚洸部将赵玄说洗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骇惧，众寡势殊，难以应敌。宜摄诸戍兵士，固守金墉（洛阳西北小城），以待京师之援，不可出战。如脱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师无损败，吴寇终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于坚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③原本赵玄的建议是不错的，但是遭到了姚洸的司马姚禹、主簿阎恢杨虔等人的反对，且姚恢早已与东晋暗通，阎恢、杨虔等人又群起诽谤杨玄，蛊惑姚洸出战。结果，洸遣杨玄率精兵千余南守柏谷坞，广武将军石无讳东戍巩城，以距晋军。赵玄知姚洸中计，只好率兵南守。时晋军攻势正猛，阳城及成皋、荥阳、武牢诸城悉降，檀道济等已长驱而至。石无讳至石关（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奔还，赵玄与毛德祖皆战死。姚禹逾城奔晋军，檀道济进至洛阳，姚洸惧而投降。阎生至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姚益男至湖城（今河南灵宝市西北），闻洛阳已陷，遂留屯不进。


就在各地豪酋反叛，夏国、东晋步步逼近的情况下，后秦皇室内部的争斗还在继续，且有越演越烈之势。驻守陕津的姚懿受其司马孙畅的煽动，欲袭长安诛姚绍，废姚泓，自立为帝。于是，引兵至陕津，并将国库储粮散赐于河北夷夏，企图借此来讨好诸戎羌为其效力，以为其夺位之举做好准备。这时姚懿的左常侍张敞以及侍郎左雅固谏懿曰：“殿下以母弟之亲，居分陕之重，安危休戚，与国共之。汉有七国之难，实赖梁王。今吴寇内侵，四州倾没，西虏扰边，秦、凉覆败，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诸侯勤王之日。谷者，国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问殿下者，将何辞以报?”①二人的言语激怒了姚懿，一怒之下将二人杀之。姚泓得知此事，忙召姚绍等人于朝堂讨论应对之策，姚绍认为，姚懿容易受人蛊惑，一定是受了孙畅的怂恿，造成此事。他建议先遣使征召孙畅，然后派遣抚军将军姚赞据陕城，自己向潼关为诸军节度。如果孙畅奉诏而至的话，绍将遣懿率河东见兵共同前去迎击晋军。但如果姚懿的逆衅已成，违距诏敕者。那么他们的罪行就会大白与天下，姚泓也可以声鼓以击之。姚泓听后十分赞同，于是，遣姚赞及冠军司马国璠、建义蛇玄屯陕津，武卫姚驴屯潼关，姚绍率大军向陕津进发。当姚懿得知长安发兵来攻，便举兵自立为帝，传檄州郡。宁东将军姚成都反对姚懿，并将姚懿送给他的佩刀呈给了姚泓。姚懿见无法拉拢姚成都，便遣骁骑将军王国率甲士数百人攻成都。成都擒王国，并遣使斥责姚懿：“明公以母弟之亲，受推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缀旒然，宜恭恪忧勤，匡辅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谋危宗庙，三祖之灵岂安公乎!此镇之粮，一方所寄，镇人何功，而欲给之!王国为蛇画足，国之罪人，已就囚执，听诏而戮之。成都方纠合义众，以惩明公之罪，复须大兵悉集，当与明公会于河上。”②成都乃告诸城，对将士勉以忠义，厉兵秣马，征发义租。河东之兵没有追随懿者，姚懿深感深担忧。这时，有临晋数千户响应懿，为姚绍击破之，姚懿震惧。镇人安定郭纯、王奴等率众围懿。姚绍擒懿，将其囚之，诛孙畅等。


姚懿的叛乱方才平定，永和二年（417年）征北将军姚恢已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焚烧室宇，以车为方阵，自北雍州向长安推进。且恢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移檄州郡，口号除君侧之恶，得到了扬威将军姜纪的响应。建节将军彭完都闻恢将至，弃阴密，奔还长安。姚恢军队行至新支时，姜纪建议恢，现在国家将重兵集结在东面，京师空虚，可轻兵径袭，必克长安。恢没有采纳，而是南攻郿城，败镇西将军姚谌，恢军势弥盛，长安大震。姚泓只得又急忙遣使征绍回京，遣姚裕及辅国将军胡翼度屯于沣西。扶风太守姚隽、安夷护军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扬威彭蚝见姚恢来势正盛，皆惧而降恢。姚绍得到姚恢兵变的消息，亲率轻骑赶回长安，与姚恢相持于灵台（今陕西长安县西南），姚赞闻姚恢逼近，留宁朔尹雅为弘农太守，守潼关，率诸军还长安。姚泓言于赞曰：“元子不能崇明德义，导率群下，致祸起萧墙，变自同气，既上负祖宗，亦无颜见诸父。懿始构逆灭亡，恢复拥众内叛，将若之何?”姚赞也自责：“懿等所以敢称兵内侮者，谅出臣等轻弱，无防遏之方故也。”接着攘袂大哭道：“臣与大将军不灭此贼，终不持面复见陛下!”①于是班赐姚赞军士而遣之。姚恢军士见讨伐大军将至，皆有所惧，其将齐黄等皆弃恢而降。姚恢进军从正面逼绍时，姚赞自后袭击，大破姚恢，杀恢及其三弟，泓以王公之礼葬之。


正当后秦大打内战之时，东晋王镇恶已于这年一月攻至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毛德祖攻秦弘农太守尹雅于蠡城（今河南洛宁县西），众溃，德祖杀尹雅，直奔固潼关。檀道济、沈林子攻拔襄邑堡（今山西芮城县东），秦建威将军薛帛败逃至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道济进攻蒲坂，泓遣姚驴救蒲坂，命胡翼据守潼关。同时，对姚绍委以军事大权，进绍太宰、大将军、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改封鲁公，侍中、司隶、宗正、节录并如故，朝中之大政皆与其商议。于是，姚泓遣绍率武卫将军姚鸾等率步骑五万，距晋军于潼关。以姚驴与并州刺史尹昭夹攻道济。此时，沈林子对道济说：“今蒲坂城坚池浚，非可卒克，攻之伤众，守之引日，不如弃之，先事潼关。潼关天险，形胜之地，镇恶孤军，势危力寡，若使姚绍据之，则难图矣。如克潼关，绍可不战而服。”②道济从之，乃弃蒲坂，南攻潼关。姚赞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东，进据蒲津。


三月，刘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众万余人入上洛。时前锋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已进至潼关。这时，刘裕又重新部署，分两路进攻关中，一路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南），包抄长安的后路；一路从潼关直趋长安。武关这一路仍由沈田子、傅弘之率领，从武关北入，屯据青泥（今甘肃徽县南）。姚绍方阵而前，以距道济。檀道济固垒不战，绍乃攻其西营，不克，遂以大众逼之。道济率王敬、沈林子等逆冲绍军，后秦将士惊散，姚绍乃引军还城。令姚鸾守险要之路，以断道济粮道。刘裕又遣其将姚珍自子午、窦霸自洛谷，各领兵数千人。姚泓乃遣姚万距霸，姚彊距珍，又令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于尧柳（《通鉴》作“晓柳”），以备田子。姚绍分道置诸军为犄角之势，遣辅国将军胡翼度据东原，武卫将军姚鸾屯于大路，与晋军相接。晋将沈林子率精兵夜袭之，鸾众溃战死，死者九千余人。姚赞屯于河上，遣姚难运蒲坂粮草以给其军，而为晋军所败。姚泓遣姚谌守尧柳，姚和都讨薛帛于河东。姚绍遣左长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骑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绝道济诸县租输。沈林子率众八千，击洽于河上，洽战死，其众皆没。绍闻洽等败，忿恚发病，托姚赞以后事，令姚难屯关西，呕血而死。


姚泓在晋军的咄咄紧逼之下，被迫遣使请求于北魏。拓跋嗣遣司徒、南平公拓跋嵩，正直将军、安平公乙旃眷，进据河内（黄河以北），游击将军王洛生屯于河东，为后秦声援。七月，刘裕次于陕城（今河南三门峡陕县老城东），遣沈林子率精兵万余，越山开道，会沈田子等于青泥，将攻尧柳。泓以姚裕率步骑八千距晋军，随后泓也亲率军数万来救青泥，企图消灭这支晋军，再集中兵力在潼关与晋军主力决战，可是沈田子乘姚泓营阵未稳就迎面进攻，结果秦兵大败，泓率余部退还灞上。


刘裕率军至潼关，遣将军朱超石、徐猗之会薛帛于河北（今山西芮城县北），以攻蒲坂。姚赞距刘裕于关西（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姚难屯于香城（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以遏晋军。裕遣王镇恶、王敬渡渭水，以逼难军。秦镇东将军姚璞及姚和都联合击败猗之等于蒲坂，超石弃其众奔于潼关。而王镇恶则率晋军水陆兼进，追及姚难。姚泓自灞上还军，次于石桥以援姚难。镇北将军姚彊率郡人数千，与姚难列阵于泾水上，以距王镇恶。镇恶遣毛德祖击彊，大败，彊战死，难遁还长安。


刘裕遂进据了郑城。姚泓使姚裕、尚书庞统屯兵宫中；姚洸屯于沣西（沣河以西）;尚书姚白瓜徙四军杂户入长安；姚丕守渭桥（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二十里）;胡翼度屯石积（今陕西华县西南）;姚赞屯灞东（灞水以东）;泓军于逍遥园（今陕西西安市西北）。而此时胡翼度已经暗通刘裕，故整个部署已全盘泄露。因此，王镇恶进兵渭桥，破姚丕于渭桥。泓自逍遥园赴之，逼水地狭，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姚谌及前军姚烈、左卫姚宝安、散骑王帛、建武姚进、扬威姚蚝、尚书右丞孙玄等皆死于阵，姚泓单马还宫。王镇恶自平朔门攻入，姚泓与姚裕等数百骑出奔于石桥（今陕西华县西石桥）。赞闻泓之败也，夜率诸军，将会泓于石桥，王师已固诸门，赞军不得入，众皆惊散。八月，晋军终于攻占了长安，姚泓、姚赞、姚裕等计无所出，遂降于刘裕，后秦灭亡①。九月，刘裕杀姚赞等后秦宗室子弟百余人，俘姚泓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斩之，姚泓时年三十，在位二年。


后秦自姚苌于公元384年建国，至公元417年灭亡于东晋，共历三主，三十三年。其中姚兴在位就有二十二年的时间，几乎可以说与后秦相始终的。在他执政期间，尤其是前半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很多措施，使后秦成为十六国后期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当中较为强盛的一国。《晋书》的评价到：“子略克摧就敌，荷成先构，虚襟访道，侧席求贤，敦友弟以睦其亲，明赏罚以临其下，英髦尽节，爪牙毕命。取汾、绛，陷许、洛，款僭燕而藩伪蜀，夷陇右而静河西，俗阜年丰，远安迩辑，虽楚庄、秦穆何以加焉!”①可以说姚兴是十六国后期君主当中较有作为的一个。有关于姚兴的治国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其影响将在后文当中详细叙述。

姚波

四、后秦灭亡后关中羌族的分布及进一步汉化


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政权仅存三十三年，便很快灭亡了，然而羌族则继续在关中地区活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唐初关中地区还分布有羌族聚集的村落。


自汉魏以来，已有羌人陆续迁入关中地区，主要集中在冯翊、北地二郡所属诸堡。通过现存前秦建元三年（367年）的《邓太尉祠碑》（立于今陕西蒲城东北邓镇）和建元四年（368年）的《广武将军□产碑》中记载了今关中渭河以北地区民族杂居的情况来看，该地羌姓的军吏颇多，其中有雷氏（西羌累姐之后）、钳耳氏（西羌虔人种，后改王氏）、党氏、□蒙氏、屈男氏、利（荔）非氏、夫蒙氏（即不蒙氏）、井氏（罕开氏）、同蹄氏等。可见，前秦至后秦以来关中地区以李润堡为中心，聚集了相当规模的羌人，成为羌人的一个分布的中心。


后秦灭亡，刘裕与赫连勃勃争夺关中。原属后秦的羌酋、将帅纷纷改投其他政权，最多的是投降了北魏。如泰常四年（419年）六月，“司马德文建威将军、河西太守、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五年（420年）四月，“河西屠各帅黄大虎、羌酋不蒙娥等遣使内附”。十二月，“杏城羌酋狄温子率三千余家内附”。②但在魏将奚斤占领长安时，当时秦雍二州的氐、羌皆叛北魏。后又加入杏城卢水胡盖吴领导的反魏运动，遭到北魏的镇压，关中地区羌族的势力消弱。原为羌人居地的同州、华州成为了北镇军官吏的驻扎之所。在这种情况下，冯翊郡东部的羌民不得不向西部转移，与原来屯居在冯翊郡西部和北地郡东部的羌民集中起来出现于蒲城、白水、宜君、铜川之间。在今陕西耀县药王山发现的一批北魏至北周的造像，如北魏时的《雷□等五十人造像铭》、《邑主□蒙□娥合邑卅一人等造像记》、周保定二年（562年）《邑主同蹄龙欢合邑子一百一人等造像记》、天和六年（571年）《雷明香为亡夫同蹄乾炽造像记》等，则知在关中渭水以北，羌族多聚族而居，形成不少“羌村"、“羌邑”①。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汉族分布其间，故当羌族徙入之时，汉羌二族分别居住，形成汉村和羌村的犬牙交错状态。最初有一部分汉人还回避与羌人同居②，但时间一久，双方相安无事，汉羌两族逐渐产生同村杂居的现象了。同时，这些羌村中还保持着同族异姓的内婚制的婚姻形态。尽管如此，由于羌人在前秦和后秦统治时已十分汉化了，在婚姻和其它习俗上与汉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说，具有各种部族成分的人们同邑而居，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又以信仰相同，共同建立佛像，从此自然而然引导各族人民走上了相互融合的道路。③从目前所见的关中碑铭中出现的羌人复姓可以看出，至少在隋唐时这些关中羌民仍很活跃。


隋唐时，羌人上层人物活动跟着隋唐政权的的统一而亦渐扩大，摆脱了从前其只能以“民望土豪”活动于渭北各地的状态。在唐代的时候，西至安西，北至雁门，南至广州，无不有其踪迹，成为关中羌族汉化的原因之一。同时，发展到隋代虽然有些羌民仍人保持着同族相婚之习，但越到后来婚姻的范围越渐扩大，尤其到了中唐以后，就是避居在渭北各州县的羌民，汉羌通婚已经成屡见不鲜的风俗了。而且，羌民当中的复姓，也随着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之间的经济合作、婚姻相通以及其它共同生活的交往日密，到了唐代逐渐简化为汉式的单姓了。随后，羌民在隋、唐二代参加了多次的渭北农民起义和部族战争后，或是流亡或是战死，使得原来的羌村内的羌民分崩离散，流落各方，后来这些羌村逐渐成为外来汉族农民的新居村落。最终，到唐中叶关中的羌族与汉族融合为一族，彼此间无所区别，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已经看不到有丝毫羌族的因素了。④

姚波

第三章 后秦的社会制度


第一节 后秦的政治制度


后秦政权是由塞外迁入陇右地区南安赤亭的羌族所建，羌族自东汉大规模地迁入内地，一直到西晋末年，大约有二百多年，他们先后在汉、魏、晋历代王朝的统治下，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已逐渐汉化。因此，当他们在内地建立政权之际，也必然同其他十六国政权形式一样，乃是采取汉族所建政权的模式。即基本上是承袭了汉魏以来的政治制度而又杂以旧俗。就后秦而言，其政治制度则更多的受到了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前秦的政治制度的影响。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探讨后秦的政治制度，只能从其官制中加以分析，关于后秦的官制，清代万斯同曾撰《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内对后秦的官制作了一番整理，按年排列了史籍中所见的后秦职官名，下面我们在此基础之上在做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


一、中央职官


姚苌最初建立政权时，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是因为他们刚刚起兵自立，政权尚未完备，受到了匈奴政权前赵国的影响，使用匈奴最高首领单于位号，以此来号召诸胡。①待后秦建都长安，政权巩固之后，就采用皇帝号，大单于之号不见于史籍。姚兴继皇帝位后，曾一度去帝号称天王。对此，谷川道雄认为姚兴乃是降称天王，一方面归因于天子之德的问题，一方面则与姚绪及硕德等拥兵要镇具有实力有关。②现将后秦最高统治之下的中枢职官，分别加以叙述。


相国即常见的“丞相”，自秦汉至魏晋各朝均置此职，为百官之首。而各朝丞相掌职、权力不尽相同。十六国五胡所建政权称帝称王者，大多置有此职，有的且有左、右丞相。后秦与十六国其他政权不同，并没有在政权建立之始就设立相国一职。而是，在弘始十年(408年)以归降之谯纵为相国。“兴遣其兼司徒韦华持节策拜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备物典策一如魏、晋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仪。”③这一点也与其他国家以帝王之子或族子担任此职不同，可以说后秦的相国之职并不是“掌承天子助理万机”①的要职。




太宰、太傅、太保《晋书》卷24《职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钟繇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郑冲为之。晋初以景帝讳故，又采《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师之任，秩增三司，与太傅太保皆为上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①后秦有姚绍任太宰一职。


太尉、司徒《晋书》卷24《职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并古官也。自汉历魏，置以为三公。及晋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②后秦有太尉姚旻、索棱，司徒尹纬(追赠)，“及(尹纬)死，兴甚悼之，赠司徙，谥曰忠成侯。”③


后秦也承袭了魏晋以来中枢置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及御史台的职官，现分述如下：


(一)尚书省


录尚书事《晋书》卷24《职官志》:“录尚书，案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尚书有录名，盖自意、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犹唐虞大麓之职也。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十六国政权普遍有尚书之设，故多有置录尚书事一职。后秦出太子姚泓任之此职。


尚书令《通典》卷22《职官四》:“至秦，置尚书令。尚，主也。汉因之，……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后秦任此职的有姚旻、姚泓。


尚书仆射、左仆射、右仆射《晋书》卷24《职官志》曰：“仆射，服秩印绶与令同。案汉本置一人，至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郃为尚书左仆射，仆射分置左右，盖自此始。经魏至晋，迄于江左，省置无恒，置二，则为左右仆射，或不两置，但曰尚书仆射。令阙，则左为省主；若左右并阙，则置尚书仆射以主左事。”⑤后秦同晋，任左仆射的有：尹纬、齐难、梁喜；任右仆射的有：韦华、梁喜、尹纬。


尚书郎《晋书》卷24《职官志》:“尚书郎，西汉旧置四人，以分掌尚书。其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户口垦田，一人主财帛委输。……郎主作文书起草，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守尚书郎，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选有吏能者为之。”后秦以古成诜为之。


(二)中书省


中书监、中书令《晋书》卷24《职官志》:“中书监及令，案汉武帝游宴后庭，始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220—226年)初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监、令盖自此始也。及晋因之，并置员一人。”①五胡政权中也多置此职，后秦有中书监王周；中书令韦华。


中书侍郎、黄门郎《晋书》卷24《职官志》:“中书侍郎，魏黄初初，中书既置监、令，又置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为帝省读，书可。及晋，改曰中书侍郎，员四人。”②后秦也置此官职，除沿用即晋称中书侍郎外，也有之黄门侍郎者。见于记载的有黄门侍郎段章，中书侍郎王尚。


(三)门下省


侍中侍中为门下省最高长官，《晋书》卷24《职官志》曰：“侍中，案黄帝时风后为侍中，……秦取古名置侍中，汉因之。……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者则非数。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③后秦任侍中的有：姚弼、段铿、任谦、姚绍。


给事黄门侍郎、黄门侍郎《晋书》卷24《职官志》:“给事黄门侍郎，秦官也。汉已后并因之，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员。及晋，置员四人。”④又《通典》卷21《职官》也记：“门下侍郎。秦官有黄门侍郎，汉因之，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员。郊庙则一人执盖，临轩朝会则一人执麾。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其官给事于黄闼之内，故曰黄门侍郎。初，秦汉别有给事黄门之职，后汉并为一官，故有给事黄门侍郎，掌侍从左右，给事中使，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座。无员，属少府。”⑤后秦有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尹冲、姚和都，黄门侍郎姚文祖。


散骑常侍《晋书》卷24《职官志》:“散骑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亦以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榼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⑤后秦有散骑常侍席确、王帛(省记为散骑)、杨盛。


后秦也承汉魏以来于中枢设“九卿”或“列卿”的职官，见于记载的有：


太常《晋书》卷24《职官志》:“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灵台丞。”又记：“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278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①后秦有太常权冀、索棱，太史令郭磨、任猗，博士淳于岐，灵台令张泉。


大鸿胪《晋书》卷24《职官志》:“大鸿胪，统大行、典客、园池、华林园、钩盾等令，又有青宫列丞、邺玄武苑丞。及江左，有事则权置，无事则省。”②后秦任此职者大鸿胪梁斐。


宗正《晋书》卷24《职官志》:“宗正，统皇族宗人图谍，又统太医令史，又有司牧掾员。”③后秦姚绍任此职。


后秦还承袭了汉魏以来的置“御史台”之制，设有：


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晋书》卷24《职官志》:“治书侍御史，案汉宣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侍侧，后因别置，谓之治书侍御史，盖其始也。及魏，又置治书执法，掌奏劾，而治书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晋，唯置治书侍御史，员四人。”又记：“侍御史，案二汉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斋祠；四曰尉马曹，掌厩马；五曰乘曹，掌护驾。”“殿中侍御史，案魏兰台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其始也。”①后秦有治书侍御史唐盛，兰台侍御史姜楞，侍御史廉桃生。


魏晋于太子宫还设置了一系列辅佐太子之官职，如太子太傅、少傅、太子詹事、中庶子、中舍人、洗马、左右率等。后秦有太子詹事王周，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太子右卫率姚和都。


以上为史籍中所见后秦中枢之官，官名共三十个，牵涉人物共三十二人。其中属姚氏王室的六人(姚和都、姚绍、姚文祖、姚弼、姚旻、姚泓)，汉族十九人(索棱、尹纬、韦华、王周、段章、王尚、王帛、段铿、任谦、席确、郭黁、任猗、张泉、唐盛、廉桃生、古成诜、尹冲、范勖、淳于岐)，羌族三人(梁喜、姜楞、梁斐)，氐族三人(谯纵、杨盛、齐难)，休官族一人(权冀)。


另外，后秦承魏晋以来实行的封王及“五等爵制”，封王极滥。诸王中有食邑，而无实权，只有兼职后方有职有权⑥。后秦所封诸王侯，绝大部分是羌族姚氏一族，其余则是割据一方的归降首领或少数民族首领。见于记载封王的有：晋王姚绪，陇西王姚硕德，蜀王谯纵，河西王刘卫辰，河南王乞伏乾归，左贤王乞伏炽磐；封公的有：姚兴子懿、弼(广平公)、洸、宣、谌、愔（南阳公）、璞、质、逵、裕、国儿皆为公，仇池公杨盛，平襄公越质诘归，高平公没奕于，广陵公敛权，广武公秃发傉檀，齐公姚恢，鲁公姚绍，陇西公姚硕德，建康公吕隆，五原公赫连勃勃，平昌公乞伏炽磐，齐难、杨佛嵩等并为公侯；封侯的有：清河侯尹纬，关内侯强超，归义侯乞伏乾归，西海侯沮渠蒙逊，高昌侯李玄盛，武都侯杨盛，辽东侯弥姐亭，安乡侯康宦；还有梁国儿(平舆男)、姚驴硙、赵恶地、王平、马万载、黄世等为五等子男。


此外，后秦也同十六国其他国家一样采用汉魏以来使用年号的制度，一共有五个年号，现分述如下：
白雀-姚苌年号(384年4月~386年4月)，凡二年。
建初-姚苌年号(386年4月~394年5月)，凡八年。
皇初-姚兴年号(394年5月~399年9月)，凡五年。
弘始-姚兴年号(399年9月~416年2月)，凡十七年。
永和-姚泓年号(416年2月~417年8月)，凡一年。


二、军事之官


后秦与其他十六国政权一样，以姚氏为首的军事贵族掌握着国家权力，四处征战，对外掠夺邻近国家的人民与财务，并防止他国的进攻。因此，他们需要较为完善和庞大的军事机器，表现在政权的军事之官，则更为健全，而且基本上按魏晋以来汉族政权的军事体制而设置，其军事之官，除了中枢职官中的太尉以外，还有见于记载其他职位现分叙如下：


大将军《晋书》卷24《职官志》:“大将军，古官也。汉武帝置，冠以大司马名，为崇重之职。及汉东京，大将军不常置，为之者皆擅朝权。……及晋受命，犹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后复旧，在三司上。”后秦承晋制，置大将军，任此职的有姚兴、姚弼、姚绍、刘卫辰。


车骑将军《通典》卷29《职官》:“车骑将军。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始用薄昭为车骑将军。后汉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征之……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始赐金紫，次司空。……魏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①后秦任车骑将军的有没弈于、秃发傉檀、姚裕(省称车骑)。


卫大将军《通典》卷29《职官》:“汉文帝始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其官属附见大将军后。凡骠骑、车骑、卫三将军，皆金印紫绶，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晋以陆晔为卫将军，兼仪同三司，加千兵百骑。东晋以后，尤为要重。后魏初，加大则次仪同三司。”①后秦有卫大将军姚显。


抚军将军《晋书》卷24《职官志》云：“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②后秦有抚军将军姚绍、姚赞，抚军东曹属姜虬。


龙骧将军见上引《晋书·职官志》。后秦赵地恶任此职。


中军将军《宋书》卷39《百官志上》:“中军将军，一人。汉武帝以公孙敖为之，时为杂号。”③后秦有姚崇、没弈于、姚弼任此职。


冠军将军《宋书》卷39《百官志上》云：“冠军将军楚怀王以宋义为卿子冠军。冠军之名，自此始也。”后秦有徐洛生、姚赞、司马国璠任此职。


“四征”大将军、“四征”将军《通典》卷29《职官》云：“四征将军皆汉魏以来置，加大者始曰方面。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各一人。魏黄初中，位次三公。”后秦有征南大将军杨盛；征西大将军乞伏乾归；征西将军姚硕德，征南将军姚靖、姚方成、姚洸，征东将军姚懿，征北将军姚恢。


“四镇”将军《宋书》卷39《百官志上》云：“镇东将军，一人。后汉末，魏武帝居之。镇南将军，一人。后汉末，刘表居之。镇西将军，一人。后汉初平三年，韩遂居之。镇北将军，一人。”⑥四征、四镇，加大字，晋代置，开府者位皆从公。⑦后秦有镇北将军梁国兒、曹寅、姚彊、郝奴，镇东将军雷恶地、姚汉得、苟曜、杨佛嵩、薛强、姚洸、姚璞，镇南将军杨盛、司马休之，镇西将军越质诘归、沮渠蒙逊、姚诘、姚嵩、姚谌、吕隆、乞伏炽磐。


“四安”将军《宋书》卷39《百官志上》云：“安东将军，一人。后汉末，陶谦为之。安北将军，一人。安西将军，一人。后汉末段煨为之。安北将军，一人。鱼豢曰：‘镇北、四安，魏皇初、太和中置。’”后秦有安北将军姚当城、赫连勃勃，安西将军窦鸯、李玄盛、姚训，安东将军金荣，安南将军姚熙隆、强熙。


“四平”将军《宋书》卷39《百官志上》“四平，魏世置。”①后秦有叔道为平南将军，平西将军姚谌、姚赏，平北将军姚冲。


前后军将军、左将军、右将军《通典》卷29《职官》云：“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魏以来复置。晋武初又置前军、左军、右军，泰始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②后秦有前军将军姚烈，后军将军敛成，前将军姚光儿、苟林、姚恢，后将军敛成，左将军姚文宗、姚方成，右将军吴忠。


镇军将军《通典》卷34《职官》镇军将军条云：“镇军大将军，魏置，文帝以陈群为之，晋则杨骏、胡奋并领镇军将军。”③后秦有镇军将军雷恶地、彭白狼、姚洽、尹买。


左、右卫将军《晋书》卷24《职官志》云：“左右卫将军，案文帝初置中卫。及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卫，以羊琇为左、赵序为右。”①左卫将军姚宝安，右卫将军胡翼度。


辅国将军《通典》卷34《职官》云：“后汉献帝置辅国将军，以伏完为之。”后秦有此号者敛曼嵬、胡翼度、刘郭单。


骁骑将军《晋书》卷24《职官志》云：“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并杂号将军也。”⑤骁骑将军王国、骁骑将军吴忠。


征虏将军《宋书》卷39《百官志上》“征虏将军，汉光武建武中，始以祭遵居之。”⑥后秦有征虏将军姚绪、齐难、狄伯支、尹昭、刘羌。


建义将军司马国璠、蛇玄距。


安远将军后秦有安远将军姚详、杨佛嵩。


建威将军《宋书》卷39《百官志上》云：“建威将军，汉光武建武中，以耿弇为建威大将军。”⑦后秦有建威将军姚娥都、赵琨。


扬威将军后秦有扬威将军彭蚝、姜纪。


立节将军后秦有立节将军苟和、雷星、姚伯寿。


广武将军后秦任此职者有石无讳。


扬武将军后秦有扬武将军康宦。


武卫将军后秦以姚鸾为武卫将军。


恢武将军后秦任此职者姚难。


镇远将军后秦有镇远将军乞伏乾归、赵曜、王超、杨多、王达。


平远将军后秦任此职者为谭亮。


宁朔将军后秦有宁朔将军尹雅、安鸾。


宁北将军后秦以姚穆、衡谭任此职。


建节将军后秦以王总、彭完都任之。


光远将军后秦有光远将军党娥。


建忠将军后秦有建忠将军王多。


冠威将军后秦以弥姐婆触任之。


东门将军后秦任此职者任瓮。


卫将军后秦有卫将军姚强。


以上自辅国将军以下，大多数为魏晋以来的“杂号将军”，还有只有将军或将之称的如：将军姚大目、将军阎松、将军敛俱、将军姚榆生，秦将姚艾、杨丕、姚石生。同时，后秦也仿照汉代以来内地汉族政权所设之校尉、都护、都尉等职，以统治境内少数民族。


越骑校尉《晋书》卷24《职官志》云：“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是为五校，并汉官也。魏晋逮于江左，犹领营兵，并置司马、功曹、主簿。”①后秦有越骑校尉阎生。


护东羌校尉《晋书》卷24《职官志》云：“护羌、夷、蛮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蛮校尉于襄阳，西戎校尉于长安，南夷校尉于宁州。元康中，护羌校尉为凉州刺史，西戎校尉为雍州刺史，南蛮校尉为荆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蛮校尉，寻又置于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镇蛮校尉。及安帝时，于襄阳置宁蛮校尉。”②后秦有领护东羌校尉姚硕德。


另外，后秦还设置了城门校尉、北中郎将，分别由王满聪任城门校尉，姚洛都任北中郎将。


后秦也承汉魏以来“持节都督”的制度。《宋书·百官志上》云：“持节都督，无定员。前汉遣使，始有持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时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明帝太和四年，晋宣帝征蜀，加号大都督。……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③后秦承晋制，有持节都督。如姚苌拜弟硕德“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将军、秦州刺史，领护东羌校尉，镇上邽”，拜没弈于“使持节、车骑将军、高平公”；姚兴曾拜杨盛“使持节、镇南将军、仇池公”，后又以盛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益、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益州牧、武都侯”；姚兴拜乾归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还有鲜卑越质诘归率户二万叛乞伏乾归，降于兴，兴处之于成纪，“拜使持节、镇西将军、平襄公”；杨佛嵩任都督岭北讨虏诸军事、安远将军、雍州刺史，率岭北见兵以讨赫连勃勃；令姚显都督安定岭北二镇事。兴还拜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卢水胡郝奴六谷大都督。


可见，后秦的军事之官，较其中枢之官要更加完整和庞大，但这又稍逊于汉赵以及前秦十六国中势力较强、统治时间较长的国家。


三、地方之官


后秦政权在地方行政体制上，也是基本上承袭秦汉魏晋以来的州、郡、县制，于州置刺史(或曰牧，京畿地则称“内史”)，郡置太守，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


司隶校尉《晋书》卷24《职官志》:“司隶校尉，案汉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隶校尉，察三辅(即京兆、冯翊、扶风)、三河(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历汉东京及魏晋，其官不替。”①由于司隶校尉除了掌管监察大权外，也兼掌本部的行政事务，成为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划。同书《姚苌载记》云：“苌以弟征虏绪为司隶校尉，镇长安。”②又《姚兴载记》云：“兴以司隶校尉郭抚……清勤贞白，下书褒美，增抚邑一百户，……。”，“(尹纬)历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右仆射、清河侯。”③后秦有记载的司隶校尉系此三人。


秦州牧(刺史)据《晋书》卷14《地理志》云：“秦州。案《禹贡》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陇右置焉，刺史领护羌校尉，中间暂废。及泰始五年，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合七郡置秦州，镇冀城。太康三年，罢秦州，并雍州。七年，复立，镇上邽。统郡六，县二十四，户三万二千一百。”@姚苌拜弟硕德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将军、秦州刺史，领护东羌校尉，镇上邽。姚兴也以硕德为秦州牧，领护东羌校尉，镇上邽。秦州刺史姚嵩，秦州刺史姚军都。


幽州牧《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年)条云：“刘卫辰居朔方，士马甚盛。后秦主苌以卫辰为大将军、大单于、河西王、幽州牧。”①


益州牧《晋书·姚兴载记》(405年)姚兴署杨盛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益、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益州牧、武都侯。”


河州牧《通鉴》卷116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条记，姚兴遣鸿胪拜乞伏乾归为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单于、河南王，太子炽磐为镇西将军、左贤王、平昌公。


豫州牧义熙十年(414年)后秦镇东、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阳，平西姚谌起兵于雍，将以赴泓之难。则后秦所置豫州，治洛阳。


雍州刺史义熙七年(411年)姚兴以姚弼为雍州刺史，镇安定。次年(412年)以杨佛嵩都督岭北讨虏诸军事、安远将军、雍州刺史，率岭北见兵以讨赫连勃勃。


并、冀二州牧太元二十一年(396年)秦主姚兴以姚绪为并、冀二州牧，镇蒲坂。


并州刺史贰城胡曹寅、王达献马三千匹。姚苌以寅为镇北将军、并州刺史，达镇远将军、金城太守。又《通鉴》卷118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条云：“檀道济、沈林子自陕北渡河，拔襄邑堡，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东。又攻秦并州刺史尹昭于蒲坂，不克。”②则后秦置并州治蒲坂。


河州刺史《晋书·姚兴载记》以及《通鉴》卷111晋安帝隆安四年条(400年)乞伏乾归以穷蹙来降，姚兴拜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其后又据《通鉴》卷114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年)条云：“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于秃发傉檀，秦以乞伏炽磐行河州刺史。”③即后秦分别以乞伏乾归、彭奚念、乞伏炽磐任河州刺史。


沙洲刺史元兴元年(402年)姚兴以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


凉州刺史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九月，吕隆遣使请降于秦。硕德表隆为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及后凉灭，吕隆入长安。元兴二年(403年)后秦以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镇姑臧。在义熙二年(406年)姚兴以傉檀为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姑臧，征王尚还长安。则后秦凉州治所为姑臧。


荆州刺史晋顺阳太守彭泉以郡降兴，兴遣杨佛嵩率骑五千，与其荆州刺史赵曜迎之。


徐州刺史义熙十二年(416年)东晋王镇恶、檀道济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将王苟生以漆丘降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道济，诸屯守皆望风款附。则后秦所置徐州刺史镇项城。


扬州刺史晋河间王子国璠、章武王子叔道来奔后秦，姚兴嘉之，以国璠为建义将军、扬州刺史，叔道为平南将军、兖州刺史，赐以甲第。后又以司马休之为镇南将军、扬州刺史，


兖州刺史同上述以司马叔道为兖州刺史，又《晋书》卷14《地理志》兖州刺史镇仓垣①。


广州刺史元兴元年(402年)晋辅国将军袁虔之投奔后秦，兴以虔之为大司农，虔之固让，请疆場自效，改授假节、宁南将军、广州刺史。


南梁州刺史义熙四年(408年)谯纵求救于秦，秦王兴遣平西将军姚赏、南梁州刺史王敏将兵二万赴之。


后秦在各郡也都置太守见于记载的有：


始平太守姚详，北地太守段铿、毛雍，金城太守王达、任兰，陇东太守姚回、郭播，始平太守周班，扶风太守强超、姚隽，略阳太守姚寿都、姚龙、王焕，仓松太守阎松、番禾太守郭将，颍川太守姚平都，天水太守王松忿，赵兴太守姚穆，平阳太守姚成都，平凉太守姚兴都，新蔡太守董遵，弘农太守尹雅，河南太守慕容筑，河东太守唐小方，安定太守吕超，泰平太守衡谭，南平太守王憬，兴晋太守乞伏炽磐，陇西太守姚嵩、姚秦都。


另外，还有个别县令的记载如槐里令李彭、彭明长安令鱼佩。


当然，后秦地方行政制度当中最主要的特点还要数其实行的“大营”和护军制。学者们对此的研究也较之对后秦其他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


护军制，源于自秦汉以来中央设置的武职“护军”，而军制之“护军”，则是超出了军事职官的范畴，为国家一种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及职官名。护军制形成于曹魏时期，西晋时由于全国有了短暂的统一，地方战事较少，故护军制没有得到发展。但是，十六国时期北方诸国混战，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在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尤其如此。因此，在这种形式下，十六国统治者，在地方行政体制上，除正常的州、郡、县等行政机构外，还要驻军于少数民族聚居区或重要的交通、边疆要地，大多还采用了军政合一的护军制，以滋震摄。其中后秦的护军的设置在十六国中较为完备，有相当郡一级和县一级的护军，每一护军有一定的辖地，军政合一。②据史载后秦时沿袭前朝设立的护军有：扶夷护军、土门护军、铜官护军、三原护军、宜君护军、安夷护军、安定护军。最初，行政机构与军队(驻军)并存，以后逐渐取消地方行政机构，专以军统政治民，①直到北魏时才废除。


关于“大营”来历，我们通过第一章的叙述可知，羌族姚氏原为陇右羌酋，后依附后赵石虎，率数万羌、六夷、流民内徙关东，居于滠头。石虎封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后“迁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②。此时姚弋仲统众数万，是军政合一的组织，以都督名义领辖以本族为主的军队和六夷。冉闵之乱后，弋仲子姚襄率部众及流民数万转战各地，后降前秦，成为前秦将军或数州行政长官。在苻坚淝水战败后，姚苌在渭北汉族豪门的支持下，起兵反前秦，杀苻坚，占据长安。当时，关陇的局势不稳，氐、羌割据势力和陇右前秦残余苻登等，仍然不断向刚建立不久的后秦进攻。特别是苻登，与姚苌相持多年，双方战事不断，互有胜负，争夺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姚苌以“大营”、“军营”的形式以统军民。“苌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唯征虏齐难、冠军徐洛生、辅国刘郭单、冠威弥姐婆触、龙骧赵恶地、镇北梁国儿等守忠不贰，并留子弟守营，供继军粮，身将精卒，随苌征伐。时诸营既多，故号苌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③大营、诸营④即是适应战争需要的以军统民、军政合一的组织。大营自然随姚苌而迁移，一般在京师长安；诸营则屯驻于军事重地或镇、堡，于是有了“堡民”、“镇民”的出现。⑤他们在营中有从事军事农业生产以供给军粮，以及随军出战的任务。


姚兴即位，灭苻登后，“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⑥，此时“诸营”之名也逐渐废除，不见于史载。姚兴逐渐统一和安定了秦陇之地，大封功臣，一切职官也基本沿用了汉魏之制。如前文所叙，姚兴以其子弟及大臣镇守各地，以将军领州、郡长官(刺史、太守)，或以都督某州(或数州)诸军事，领刺史、太守而已。然而，此时的太守和刺史之类的地方职官已有名无实。都督诸州军事、将军等武职所兼地方民户，开始沿用“镇户”、“堡户”之名，说明对他们的管理已具有“军管”的性质。到了姚兴在位的后期，甚至出现了直接用“都督……军事”或将军直接管辖“镇户”，废止了名义上的州郡职官。如姚兴曾令“(姚)显都督安定、岭北二镇事”；陇东太守郭播曾上言：“岭北二州镇户皆数万。”“后来，姚兴还以赫连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①因而，实际上这种地方行政体制已具有了“军镇”之实，只是未见其军镇之名。②


通过以上对后秦的中央、军事以及地方的政治制度，主要是直观的分析，可以看出后秦的职官制度的几个特点：


1.从后秦建立之始，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但并不是代表后秦设有单于台制，在其国内实行胡汉分治。姚苌最初称大单于，只是为了仿效汉赵、前秦等国，保留了大单于的名义，其目的也只是为了笼络本族以及其他胡族。因此，在姚兴称皇帝后曾经封鲜卑乞伏乾归和匈奴刘卫辰单于称号。其实，后秦政权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主要还是承袭了汉、魏、晋以来内地政权的制度。而且，到后来姚兴称帝后，将后秦的官制逐渐完善起来。


2.后秦继承了汉魏以来的职官制度，较为全面。中枢之官，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以及封爵齐全；军事之官，各种名目的大将军、杂号将军、持节都督也应有尽有；地方之官，沿汉魏以来所实行的郡县制也十分完备。同时，还大量吸收河、陇地区的汉族士族豪门和俊杰之士。因此，可以说后秦政权全面承继了汉魏以来的职官制度，是一个基本上汉化了的封建政权。


3.后秦政权在地方行政体系上，起初采用的“大营”以适应其早期部落兵制的体制，达到以军统民的目的。其后，后秦国内政治稳定了就开始实行郡县制，但同时还在实行曹魏以来军政合一的护军制，有了相当郡一级和县一级的护军，每一护军有一定的辖地，在十六国中属实行该制度中比较完备的国家之一。到了姚秦后期直接出现了类似“军镇“的地方行政体制，成为北魏军镇的雏形。




第二节后秦的司法及用人制度


一、后秦的司法制度


十六国时期各国之间战争不断，统治者们为了维护国内的社会安定，必然会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被统治者以诏书或口谕的形式实行开来，逐渐形成了该国的法律制度。但是，出于十六国的史料奇缺，故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制度的记载。因此，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史料进行研究，在这方面，何宁生先生已做了不少工作。总的来说，后秦的司法体系也如同其行政制度一样基本上都是仿效魏晋的模式而建立的。而且，由于后秦存在时间不长，又疲于对外作战，导致了其法制建设也只是通过诏令的形式颁布单行的法规。也可以说，后秦法律的渊源主要是皇帝的诏令。①


查阅《晋书》的相关载记便不难发现，有不少关于法令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到后秦的部分法令：


禁谋逆。谋权篡位，发动叛乱是各个王朝的大忌，后秦也有此方面的法规，如姚兴闻姚冲有谋逆之意，但以其是众子弟中最少，且雄武绝人，姚兴有些犹豫，打算隐忍容之。但大臣一席话还是让姚兴下决心下书赐冲死罪，葬以庶人之礼，明其罪于四海。还有兰台侍御史姜楞越次而进曰：“韦宗倾险不忠，沮败国计，宜先腰斩以谢天下。”②在封建国家不忠之罪为最大，基本都以死刑论处。


禁擅杀。后秦有明确规定不得随便杀人，违者也是死罪。如“(姚)苌下书，有复私仇者，皆诛之。”③即使是官员也不允许擅杀逃犯，违者也会坐牢。如后秦官员王尚就曾因擅杀逃人薄禾等，而禁止南台。


禁淫祀。《礼记·曲礼下》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⑤祭祀乃是体现封建国家皇权及等级地位的象征，封建君主非常注重祭祀的严肃性。因此，姚兴曾下书禁止百姓造锦绣及淫祀。


禁诽谤。“苌下书除妖谤之言及赦前奸秽，有相劾举者，皆以其罪罪之。”⑥禁止诽谤他人，若为了赦罪而诬告他人的都以诽谤罪论处。


禁专擅。专擅，即未经上级批准而擅自行动。姚兴大臣尹纬曾指责尚书郎李嵩矫常越礼，愆于轨度，而请姚兴以专擅治其之罪。


禁渎职。关于渎职的罪责后秦有规定，“若身为边将，家有大变，交代未至，敢辄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⑦还有姚兴责司马丕以无匡辅之益，也是归罪其有渎职之过。


禁黩货。对于贪污的官员，后秦严格的法规，曾有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影皆因黩货罪而诛。


禁亲相告。姚兴曾下书“听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隐。”即孙与祖父母、兄弟之间互相隐瞒罪行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也就是说，禁止亲人之间互相告发。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①在儒家“仁孝”思想的影响下，西汉宣帝时曾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夫妻、不同尊卑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而姚兴将这一容隐的范围扩大到了同辈的兄弟之间。


可见，后秦对于危机国家安全、君主权威，违反礼教，玩忽职守的行为都是加以惩处的。另外，后秦的君主十分注重公正执法断案，皇帝常有躬亲司法审判活动。据《晋书·姚兴载记》云：“(姚)兴常临谘议堂听断疑狱，于时号无冤滞。”②这不仅能使皇帝高度掌握司法审判权，同时能也起到监督司法公正的作用。除此之外，姚兴还规定各个州郡县的官员如果在断案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本人无法定罪的情况，都要提交到最高的司法机关——廷尉处进行审断，尽可能的大的范围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性。


虽然，姚兴非常注重后秦的司法审判活动，但并不代表他一定实行着严苛峻法。事实上正好相反，由于后秦的三代君主都受汉化影响较深，据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因此，在其治国时受到了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主张以德治国。姚兴在位时曾采纳兵部郎边熙提出的“军令烦苛，宜遵简约”的建议，乃依孙吴誓众之法以损益之。同时还下令“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③以简化法规章程。姚泓为太子时，对于尚书王敏、右丞郭播认为当时朝中实行的刑政过宽，而认为是否可以严峻刑法代之。泓反驳道：“人情挫辱，则壮厉之心生；政教烦苛，则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风靡草。君等参赞朝化，弘昭政轨，不务仁恕之道，惟欲严法酷刑，岂是安上驭下之理乎！”反对政教烦苛。在处理姚弼阴谋篡位时，姚泓还极力劝说姚兴赦免了姚弼及其党羽死罪。自己在处理冯翊人刘厥的叛乱时，也是只斩了刘厥本人，而赦其余众，在治罪上坚持宽仁、慎罚的态度。


另外，后秦乃是十六国当中在司法教育方面最有建树者。据《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云：“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⑤关于律学，在公元227年，卫觊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⑤魏明帝采纳了卫觊的建言，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颁布《新律》的同时，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吏和狱吏教授国家的法律、法令。而姚兴在京城专门设立法律学校，使律学走上了正规发展的道路，在中国法律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后秦的用人制度


后秦之所以能够成为十六国后期的强国之一，与其君主注意任用和选拔人才是密切相关的，正因为有了大批俊杰之士的辅佐，后秦才能够在淝水之战后，取前秦而代之，建立后秦政权。


由于受到十六国时期战乱频繁，时局动荡的影响，后秦在选拔人才方面，主要还是通过察举，征召与考试、拔擢相结合的方式。


察举。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开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十六国时许多政权，都采用了察举取士之法，成为基本的入仕途径之一。姚兴继位之初(396年)就下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其后又“命百僚举殊才异行之士”①。弘始十三年(411年)，姚兴顾谓群臣曰：“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吾应天明命，跨据中原，自流沙已东，淮、汉已北，未尝不倾己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悬鱼。至于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历级而进之，不使有后门之叹。卿等宜明扬仄陋，助吾举之。”梁喜对曰：“奉旨求贤，弗曾休倦，未见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谓世之乏贤。”兴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将则韩、吴，相兼萧、邓，终不采将于往贤，求相于后哲。卿自识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诬四海乎！”②可见，姚兴治国时非常注重人才的察举工作。


征召。除了发动官员推举人才，姚兴本人也很注意人才的征召。姚兴在位期间留心政事，包容广纳，招揽了如京兆杜瑾、冯翊吉默、始平周宝等愿为其上陈时事的才俊之士，姚兴皆擢其处美官。还有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中书侍郎王尚、尚书郎马岱等，也以文章雅正，而被授参管机密。就连东晋也有不少朝臣远涉投奔后秦而来，先后有司马休之、袁闵之、司马国璠等四批共二十多人改投姚兴，姚兴皆委以高官，成为后秦官员队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考试、拔擢。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在十六国当中不多见，然而这却是后秦选拔人才之道。姚曾苌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①


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后秦在用人方面虽有多种方式相结合，但还是缺乏一套完备的体系，加之此时社会的动荡，权力集中于君主身上，还是不免会有随意性和缺乏持久性的缺憾。

姚波

第四章 后秦的社会经济与文化


第一节 后秦的社会经济


一、社会形态


羌族姚氏虽然在东汉末年就内徙至南安，与汉人杂居，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解散部落组织。西晋末年，在首领姚弋仲的带领下降附了前赵政权，姚弋仲被封为平西将军、平襄公，将羌族优势部落人口纳入匈奴体制之中，其率领的军队都是由部落组成的兵户。当时，在中原地区坞堡经济早已兴盛起来，有不少不仅占有庄园、领有部曲的汉族和已经汉化了的其他民族的豪强地主。因此，先后由姚弋仲和姚襄带领的这支羌族部落必然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逐步迈入封建社会。
姚苌建立的封建政权后秦，是由羌族贵族联合汉族豪强建立起来的，其统治下的人民的主要由一些部落民、郡民和坞堡民以及营户构成。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权中对于归附的其他部族，多让其部落酋长统领其部众。这种部落统民，一般都由其原有的部落酋长来领导，如400年，乞伏鲜卑首领乞伏乾归以穷蹙来降，姚兴“拜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①。但也有部落的首领与部落民不同族属的情况，如407年，姚兴分配鲜卑部众，让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统领。“(姚兴)以勃勃为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②后秦自姚苌开国，便是以夷、夏豪族、酋长各率部曲部落来组成联盟，虽依照中原官制各授以将军等职，将其部众改编为军队，并从事战斗与生产，但就其实质，仍是部族联盟的本质。


郡民是后秦直接统治的平民，主体为汉族也包括后秦统辖各周郡的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对国家有一定的义务主要包括各种税收，徭役和兵役等。这些人在政府行政部门有所属民籍，如姚兴曾“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③


汉魏以来在中原地区兴盛的坞堡，在地方上握有实权。因此，包括后秦在内的十六国的许多政权都对坞堡主委以守宰之任，承认其对地方的控制。坞堡组织就成为各族封建政权统治人民的基层组织。唐长孺先生言：“胡人攻下坞壁后，每一坞壁被认为是一个统治人民的基层组织，垒主们负责征发强壮以补充兵源，所谓安堵的老弱自然要向垒主缴纳租赋，而垒主必然也有向异族政权纳贡的义务”。①


早在姚弋仲时期羌族的部落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军营，随着姚弋仲、姚襄率领部众的东征西战，军营的不断壮大，其中也混杂了许多其他民族。这些后秦营户是有租赋徭役负担的，军营依附民从事农业生产是要缴纳租赋的，其中一部分由军营作为军需上交。姚兴皇初四年(397年)，“鲜卑薛勃叛奔岭北，上邽、贰川杂胡皆应之，遂围安远将军姚详于金城。遣姚崇、尹纬讨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营掎之，而租运不继，三军大饥。纬言于崇曰：‘辅国弥姐高地、建节杜成等皆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运稽留，令三军乏绝，宜明置刑书，以惩不肃。’遂斩之。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余万。”②这五十余万石即是军营营户上交的租赋，③后秦建国后的社会形态与其国内动乱、四面交战的立国形势有关。军营不仅部署与边疆，在后秦腹地亦有部署，中央四军及安定、岭北等重镇皆有军营。后秦的营户多为兵吏的家属，他们为军营从事生产服务。而后秦的营户与魏晋军户制也有不同之处，即营户不只要为国家提供兵役，同时也要也将领提供租赋。


二、发展农业生产


前秦灭亡前，同后燕和后秦展开了连年的混战，使得整个“关中士民离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①人口大量流失，社会经济严重受到影响。姚苌占领长安，建立后秦后，为了稳固其统治，必定要着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劳动力问题。为此后秦统治者从建国伊始就经行了多次的人口迁徙，详见下表：

姚波

注：本表根据《晋书》、《资治通鉴》制出。


从上表可以看出，人口迁徙活动几乎贯穿了后秦政权的始终，有计划的徙民近二十次，迁徙的人口粗略估计约有二十一万户左右，按每户有五口人计算，约有一百万人次被迁移，其中大部分是将各地流人以及雍州、凉州等地的人口迁往关中地区，仅迁往长安的就有八次之多，先后迁徙了十四万户之多，占了后秦全部迁徙人口总量的百分之六十六。


后秦君主之所一将大量人口迁入相对稳定的关中地区，主要还是因为该地区经过历代的开发，已经有较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条件。而由于前秦末连年的战乱使得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后秦若要稳定其统治，一定要尽快恢复经济发展，尤其是其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中。作为农耕社会来讲，恢复生产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此后秦历任君主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皆采取了迁徙大批人口以实关中的做法。此外，姚兴还“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①将大量奴婢释放成为平民，加入到农业生产当中。这样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迁徙，不仅可以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得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客观来讲，这样频繁和大规模的迁徙也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加速了包括羌族在内的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


实际上，魏晋之际进入到十六国后期，诸少数民族政权的农本思想、重农实践以及农业技术在继承秦汉魏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十六国各政权的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等模式已与中原前代十分相似，“以农为本”已经成为多数少数民族政权治国的基本思想，并把重农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农业发展。因此，早在晋永和九年(353年)姚襄屯于盱眙时便招徕数万流人，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势力很快壮大起来。姚兴也在灭苻登尽收其众后，复散其部众，使之归复农业，尽快稳定其统治。


我们知道《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的原始生活以游牧为主，“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①，战国时在其无弋爰剑教会羌民农耕的技术。此后，羌族开始了亦农亦牧的生产方式。发展到魏晋时期，内徙的羌族早已以农耕为本。据《晋书·食货志》载，曹操于建安初年接受卫觊建议官卖盐，“以其直益市犁牛”②，给关中回乡流民，可见当时关中地区普遍实行的是牛耕。农业生产工具方面，从咸阳师院十六国墓中出土的铁镰③，可知十六国时基本上沿袭了两汉以来的生产工具如犁、耙、镰、铲等。


三、手工业和商业


关于后秦的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情况，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只能从一些只言片语的记载中有所了解。


《丹阳记》载：“斗鸡绵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④即刘裕灭后秦后，将其官营手工业匠人从长安迁往建康，继续为官营手工业匠人。而且，据《宋书·礼志》记载刘裕还将在长安缴获了后秦制造的指南车和记里车运回了建康。此二车做工精致，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可见后秦的手工业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姚兴晚年，其子姚弼拥众作乱，姚兴其余儿子则从各镇守地前往长安，以讨姚弼，镇蒲坂的姚懿临行前“尽赦囚徙，散布帛数万匹以赐其将士”，⑥从姚懿贮存布帛万匹以上来看，当时后秦的纺织业也是比较发达的。


当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时，商品交换则活跃起来，姚兴就曾“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焉。群臣咸谏，以为天殖品物以养群生，王者子育万邦，不宜节约以夺其利。兴曰：‘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余以裨不足，有何不可!'”⑦姚兴所要征税之人为豪富，即为后秦的商人。可见，此时后秦的商业也是比较繁荣的，以致姚兴欲增其关税，以实国库。


总的来看，后秦的社会经济在经过历代君主，尤其是姚兴的大力经营下，各个方面都从之前的战争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后秦境内出现了“俗阜年丰，远安迩辑”⑧的局面，直到灭亡时，仍是府库盈积。




第二节后秦的思想文化


一、儒学兴盛


魏晋时期内徙羌族的汉化，不仅仅表现在其生产方式上，最主要还是体现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对羌族，尤其是对其贵族的影响上。


早在后秦建立前，身处两晋乱世的羌酋姚弋仲，常戒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①对东晋王室表现出“忠”、“义”的思想，颇受封建儒家道德观的熏陶。对于其子姚襄，也称其“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②深得士众拥戴。到了姚苌时，则深受儒家思想“仁政”的影响，后秦政权伊始便“立太学，礼先贤之后";崇孝道，对“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为中大夫，岁赐牛酒。”③同时，他还积极地任用了大批如尹纬、古成诜等儒生，助其治国。


姚兴也是深受其父的影响，为太子时已非常重视对儒家文化的学习，“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④。姚兴继位后，以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大儒，教授长安，经明行修，广受门徒，诸生自远而至达万人以上。同时，他还鼓励后秦的人去境外学习。前秦末年凉州大儒胡辩，东徙洛阳，讲授弟子千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⑤于是后秦国内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姚兴还深受儒家仁孝思想的影响，史载其母虵氏死，群臣议请应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而尚书郎李嵩上疏曰：“三王异制，五帝殊礼。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后，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尹纬反驳道：“帝王丧制，汉、魏为准。嵩矫常越礼，愆于轨度，请付有司，以专擅论。既葬即吉，乞依前议。”姚兴说：“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仆射弃先王之典，而欲遵汉、魏之权制，岂所望于朝贤哉!其一依嵩议。”⑥最后，姚兴还是按照“三王”以来传统丧制，素服临朝。


姚兴对儒学的尊崇同时也影响到了其子姚泓，姚泓为太子时即受经学于太学博士淳于岐，其时姚泓已是“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①，与汉族的士大夫无二。在其师生病在家时，姚泓以师者为人之表范，传先圣之训，不可不重，而亲诣省疾，拜于岐床下。很好的躬行了儒家思想中尊师的风气，为其他百官做出了表帅。而且在姚泓继位后也是大量任用了如尚书王尚、黄门侍郎段章等儒士在朝为官。


总之，后秦姚氏通过长期与汉族的交往、生活，在整个羌族汉化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前赵、后赵、前秦统治者的“崇儒”经验，对儒家文化异常尊崇，并专心向学，细心钻研，从而具备了较为丰厚的汉文化修养，在其治国理念中随处可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后秦国力的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后秦姚氏对汉文化的认同，后秦国内的民族界线也随之减弱，加之羌汉民族自汉代以来的杂居错处，语言及经济生活基本趋于一致，客观上推动了后秦及整个十六国时期的民族融合。


二、尊崇佛教


佛教作为一外来宗教，自汉朝传入中国，至汉魏之际已逐步在民间传播，但影响还小。东晋十六国时期，特别是后赵主石虎曾说：“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②佛教始兴盛起来。所以到苻氏建立前秦后，继续提倡佛教，像苻坚就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君主，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佛教有了较大发展。时为前秦朝臣的姚苌也深受这一环境的影响，开始信奉佛教，并在其建立后秦后，继续在国内奉行佛教，还有意邀请西域名僧鸠摩罗什到长安，而吕光担心以鸠摩罗什的聪明才智，若东入长安，将会帮助姚苌扩充势力范围，对后凉大为不利，因而拒绝了姚苌的请求。


姚兴继后秦帝位后，不仅提倡经学教育，大振儒风，作为佛教徒的他，对于推广佛教信仰更是不遗余力。《高僧传》有云：“通六经及三藏。律行清谨能匡振佛法。姚苌姚兴早挹风名素所知重。及僭有关中深相顶敬。兴既崇信三宝盛弘大化。建会设斋烟盖重叠。使夫慕道舍俗者十室其半。”③可见，后秦姚氏继承了前秦时佛教兴盛的局面，并有发扬光大之势。因此，姚兴从继位之始便开始邀请鸠摩罗什入关，以致姚兴对后凉用兵其中多少也应与此事有关。“什停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符坚已亡竞不相见。及姚苌僣有关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请。诸吕以什智计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苌卒子兴袭位。复遣敦请。兴弘始三年三月。有树连理生于广庭。逍遥园葱变为茝。以为美瑞。谓智人应入。至五月兴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吕隆。隆军大破。至九月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①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十二月，姚兴将鸠摩罗什请入长安，待之以国师之礼，使其入西明阁及逍遥园②。史载姚兴经常去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讲说佛经。当然鸠摩罗什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对佛经的翻译工作，姚兴首先请鸠摩罗什翻译的经典就是《大智度论》，这时出于此前中国所翻译的《光讚般若经》与《放光般若经》文字艰涩难懂，不易理解。于是，兴使沙门僧迁、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僧肇等八百余人协助鸠摩罗什译经。姚兴还亲自参与经文的翻译工作，“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③在姚兴的大力推广下，关中的佛教在经历了前秦末年的战乱后，长安的佛教事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当然，后秦佛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其推动人也不仅仅是姚兴一人，而是整个姚氏宗族都投入其中，如：“兴宗室常山公显、安成侯嵩，并笃信缘业，屡请什于长安大寺讲说新经。”①据《出三藏记集》整理就可以看出由姚氏家族主持和参与翻译了不少经书。详见下表：











从对翻译佛经的热衷表现，可见姚兴对佛教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信仰，而是逐渐上升到研究佛理的深度。史载姚兴与书姚嵩曰：“吾曾以已怀疏条摩诃衍诸义，图与什公评详厥衷，遂有哀故，不复能断理。未久，什公寻复致变。自尔，丧戎相寻，无复意事，遂忘弃之。今以当遣使送像，欲与卿作疏，箱箧中忽得前所条本末，今送示卿，徐徐寻抚。……吾前试通圣人三达观以咨什公，公寻有答，今并送往。”①从中可见，姚兴将久置的关于研习大乘佛法的心得拿出来欲与弟姚崇一起探讨。而且，他还在其作的《通三世论》中对文中鸠摩罗什所说的“三达观”做了一番阐释，认为：“余以为三世一统，循环为用，过去虽灭，其理常在。……如火之在木，木中欲言有火耶。视之不可见；欲言无耶。缘合火出。经又云：圣人见三世，若其无也。圣无所见，若言有耶。则犯常嫌明过去、未来虽无，眼对理恒相因。苟因理不绝圣见三世无所疑矣。”②对此，鸠摩罗什也肯定了他所论述问题的重要性。《广弘明集》中收录了不少有关于姚兴研讨佛法文章如《通不住法住般若》、《通圣人放大光明普照十方》、《通一切诸法空》等，还有不少与姚嵩之间探讨佛义之文如姚嵩《上后秦主姚兴表》、姚兴《答安成侯姚嵩》、《重答安成侯姚嵩》等文。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整个后秦王室内部对佛教的信奉已经蔚然成风，整个后秦上到百官公卿下至平民百姓莫不钦附沙门。与此同时，姚兴为了能够更好的经行翻译佛经的工作，专门提供了国家佛经译场逍遥园和长安大寺⑧，并在长安城内“起“起浮屠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④。故此，有学者认为根据麦积山早期石窟窟造像题材及所反映的佛教思想，以结合姚兴的佛教思想提出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⑤。姚兴如此崇佛，佛门弟子皆远而至，最多时有五千余人，常驻坐禅者也有有数千人。“自童寿入关，远僧复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姚兴也认为“凡未学僧，未阶苦忍，安得无过。过而不□，过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望。”于是，乃下召设立僧官，云：“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䂮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帮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①僧主即僧正是最高僧官。据《大宋僧史略》卷中《立僧正》云：“所谓僧正正者何?正，政也。自正正人，克敷政令故云也。盖以比丘无法，如马无髻勒，牛无贯绳，渐染俗风，将乖雅则，故设有德望者以法而绳之，令归于正，故曰僧正也。”②悦众，当为僧正之副。同书《僧主副员》云：“姚秦立正也，虽无副正之之名，而有贰车之意，故用慧远为悦众、锐、斌二公掌录，斯乃阶级分曹，同成僧务，而不显言副正。”③在僧正、悦众下办理具体事务的僧官为僧录。自此，僧官便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以后各代王朝都设有僧官。④虽然，在此之前晋代代也有僧司机构，但就僧官制度的完备性来看，姚秦所建立的僧官制度，体系最为完整。


总体来说，在姚兴执政后秦的短短二十几年，对于大乘佛教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发展是最具关键性的一段时间。其奉鸠摩罗什为国师，翻译大乘佛教经典，建立完备的僧官制度，对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带来的重大的影响。






结语


后秦是我国历史上五胡十六国割据分裂时期的在关陇地区建立的政权，共存在33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后秦的存在可谓十分短暂，但它却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由羌族建立的封建政权。虽然仅是前秦政权瓦解下的一个羌族割据政权，然而却对整个关陇地区的民族融合、经济发展，文化的交流等都做出过贡献。


首先，后秦的建立维护了其继前秦之后对于关陇地区的统治。通过姚苌、姚兴父子连年征战，彻底将前秦击灭，以及相继平复前秦末以期来各割据势力，逐步稳定了后秦初期较为动荡的局面，并开始逐步走向兴盛。客观上，一定程度地维护了关陇地区的安定局面，缓解了当地各族百姓饱受的战争之苦。


其次，后秦对于关陇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后秦君主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努力恢复发展经济，积极安置流民，补充人口，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社会经济能够从前秦末期的衰败中恢复过来。因此，后秦很快就成为了十六国后期各少数民族政权中较为强盛者之一，以致南燕、北凉、南凉等政权皆遣使来奉。


再次，后秦的政治制度基本继承了汉魏制度，同时，在地方上还保留了其营户制的特色。尤其是其注重法制的重要性，创立律学，使得后秦较之其余十六国，在政治上更为清廉。


最后，后秦对文化方面的影响也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后秦统治者重视教育，而且这种教育基本上是汉族的儒学教育。此举必然加速了后秦境内所辖个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也有利于个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另一方面，后秦对于佛教的崇尚可以说是十六国中较为典型的。由于，后秦佛教的兴盛吸引了众多西域的僧人前来中原宣扬佛法，进一步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对大乘佛法经典的翻译工作更是指引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


然而，我们还应看到，后秦的兴盛从整个十六国时期来看只是前秦统一北方、称雄一时的一种延续而已。前秦以来形成的各少数民族贵族与中原豪强结合的政权组织形式，以及中原地区不健全的州郡制与坞堡屯垦经济结合的形式，仍然为后秦所承袭。姚苌是得到西州豪族及岭北羌胡之推戴而起的，加上前秦官僚将帅之来降，故其关陇领土内，混杂着羌、汉、氐、匈奴、鲜卑诸族，其国体性质实为部落联合体①。因此，这种带有奴隶制残余的政权组织与经济生产方式结合，所产生的不稳定性也必然危及到后秦政权。国家的军队和经济两大命脉往往掌握在王室贵族和地方豪酋手中，一旦时机成熟便不断有叛乱出现，后秦后期叛乱者多达十人，从姚兴诸兄弟到其诸子皆有牵涉者，多番叛乱，从根本上打乱了后秦军队的防御部署。加之，后秦王室崇佛严重，大量耗费财力和民力，国力大大衰退，以致刘裕有机可乘，最终灭亡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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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后秦世系表


附录二：后秦大事年记




188年(东汉中平五年)后不久
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


312年(永嘉六年)
南安赤亭羌姚弋仲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


323(太宁二年)
刘曜以赤亭羌酋姚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


329年(咸和四年)
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于石虎，虎表姚弋仲为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


333年(咸和八年)
赵王石虎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馀万户于关东。以蒲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使居枋头；以羌帅姚弋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使帅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


345年(永和元年)
赵王虎以冠军将军姚弋仲为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


350年(永和六年)
姚弋仲帅众讨冉闵，军于混桥。
姚弋仲遣其子姚襄帅众五万击苻洪，洪迎击，破之，斩获三万余级。
石祗以姚弋仲为右丞相、亲赵王、待以殊礼。以姚襄为骠骑将军、豫州刺史、新昌公。


351年(永和七年)


姚弋仲遣使来请降东晋。十一月，晋以弋仲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督江北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单于、高陵郡公，又以其子襄为持节、平北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平乡县公。


352年(永和八年)
姚弋仲卒，子姚襄遂帅众归晋。


353年(永和九年)
殷浩恶姚襄强盛，遣魏憬帅众五千袭之，襄斩憬，并其众。


354年(永和十年)
三月，姚襄遣使降燕。
五月，江西流民郭敞等执晋陈留内史刘仕，降于姚襄。


356年(永和12年)
晋拜桓温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以讨姚襄。


357年(升平元年)
四月，自姚襄北屈进屯杏城，
五月，姚襄为苻眉所殺。


384年(太元九年)
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详、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姚晃及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等为从事中郎，羌训等为掾属，王据等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等为将帅。
五月，姚苌进屯北地，秦华阴、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馀万。


385年(太元十年)
姚苌杀苻坚而即皇帝位。


386年(太元十一年)
姚苌即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元建初，国号大秦。追尊其父弋仲为景元皇帝，立妻虵氏为皇后，子兴为皇太子。置百官。


387年(太元十二年)
姚苌徙秦州豪杰三万户于安定。


389年(太元十四年)
八月，姚苌袭破苻登，获其后毛氏。


390年(太元十六年)
冬十一月，姚苌败苻登于安定。


392年(太元十七年)
姚苌寝疾，命姚硕德镇李润，尹纬守长安，召太子兴诣行营。


393年(太元十八年)
姚苌卒。兴秘不发丧，以其叔父绪镇安定，硕德镇阴密，弟崇守长安。


394年(太元十九年)
五月，后秦太子兴始发丧，即皇帝位于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谥后秦主苌曰武昭皇帝，庙号太祖。
七月，姚兴灭苻登。散其部众，使归农业，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
十一月，姚兴遣使与燕结好。


395年(太元二十年)
燕主垂遣使报聘与秦。


396年(太元二十一年)
越质诘归帅户三万叛西秦与秦。
秦以陇西王姚硕德为秦州牧。
西燕亡，后秦东取河东，以晋王姚绪镇蒲阪。


397年(隆安元年)
后秦太后虵氏卒。秦主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
鲜卑薛勃叛秦，秦主兴自将讨之，勃败。


秦泫氏男姚买得谋弑秦主兴，不克而死。
后秦东寇洛阳，不克，乃徙流民二万馀户而还。


399年(隆安三年)
姚兴以灾异屡见，降号称天王，大赦，改元弘治。
后秦拔洛阳……自淮、汉以北，诸城多请降，送任于秦。


400年(隆安四年)
五月，后秦姚硕德伐西秦。
七月，后秦大败西秦。
八月，西秦降于后秦。


401年(隆安五年)
二月，秦王兴使乞伏乾归还镇苑川，尽以其故部众配之。
姚硕德帅步骑六万伐凉，乞伏乾归帅骑七千从之。


402年(元兴元年)
二月，魏侵后秦河东，长安大震。
秦王兴立子泓为太子。
五月，秦魏柴壁之战。
十月，后秦徙河西豪右万余户于长安。
秦王兴立昭仪张氏为皇后，诸子为公。


403年(元兴二年)
后秦灭后凉，徙吕隆宗族、僚属及民万户于长安，兴以隆为散骑常侍，超为安定太守，自馀文武随才擢叙。


405年(义熙元年)
一月，秦王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又命罗什翻译西域《经》、《论》三百馀卷，大营塔寺，沙门坐禅者常以千数。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后秦陇西公姚硕德伐仇池，屡破仇池杨盛兵；将军敛俱攻汉中，拔成固，徙流民三千馀家于关中。


七月，杨盛请降于秦。秦以盛为都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
刘裕遣使求和于泰，且求南乡等诸郡，秦王兴许之。


406年(义熙二年)
六月，秦陇西公硕德自上邽入朝，秦王兴为之大赦；及归，送之至雍乃还。兴事晋公绪及硕德皆如家人礼，车马、服玩，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国家大政，皆咨而后行。


傉檀至赤泉而还，献马三千匹、羊三万口于秦。秦王兴以为忠，以傉檀为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凉州刺史，镇姑臧，征王尚还长安。


407年(义熙三年)
一月，秦王兴以乞伏乾归浸强难制，留为主客尚书，以其世子炽磐行西夷校尉，监其部众。
五月，秦魏复交……赫连勃勃因而叛秦，自称大夏天王。
秦王兴以太子泓为录尚书事。
七月，南燕称藩于后秦。
十月，南燕主超献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秦，秦王兴乃还超母妻。
赫连勃勃进攻秦三城以北诸戍，斩秦将杨丕、姚石生等。


408年(义熙四年)
谯纵遣使称藩于秦，又与卢循潜通。
姚兴派其子姚弼率三万袭南凉，齐难率骑二万讨勃勃。
南凉大败秦兵，斩首七千余级。


409年(义熙五年)
秦王兴遣其弟平北将军冲、征虏将军狄伯支等帅骑四万击夏王勃勃。冲至岭北，谋还袭长安，伯支不从而止；因鸩杀伯支以灭口。
秦王兴遣使册拜谯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仪。
二月，姚兴闻姚冲之谋，赐冲死。
四月，夏王勃勃率骑二万攻秦，掠平凉杂胡七千余户，进屯依力川。
九月，秦王兴自将击夏王勃勃……兴与勃勃战，秦兵大败……兴还长安。


410年(义熙六年)
三月，西秦攻后秦金城郡，拔之。
勃勃派兵攻后秦，把秦定阳、清水。
八月，谯纵遣侍中谯良等入见于秦，请兵以伐晋。纵以桓谦为荆州刺史，谯道福为梁州刺史，帅众二万寇荆州；秦王兴遣前将军苟林帅骑兵会之。
九月，


411年(义熙七年)
秦广平公弼有宠于秦王兴，为雍州刺史，镇安定。姜纪谄附于弼，劝弼结兴左右以求入朝。兴征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
赫连勃勃南攻安定，破尚书杨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众四万五千。


412年(义熙八年)
仇池公杨盛叛秦，侵扰祁山，秦王兴遣兵讨之，为仇池所败。
秦立昭仪齐氏为后。


413年(义熙九年)
秦王兴遣使至魏修好。
秦太尉索棱以陇西降西秦。
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请婚于秦，秦王兴许之。


414年(义熙十年)
秦后将军敛成讨叛羌，为羌所败，惧罪，出奔夏。
秦王兴有疾，妖贼李弘与氐仇常反于贰城，兴舆疾往讨之，斩常，执弘而还。
兴疾笃，弼潜聚众数千人，谋作乱。注藩欲赴长安讨弼，会姚兴疾瘳而止。


415年(义熙十一年)
三月，秦广平公弼谮姚宣于秦王兴，宣司马权丕至长安，兴责以不能辅导，将诛之；丕惧，诬宣罪恶以求自免。兴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狱，命弼将三万人镇秦州。
五月，夏赫连建将兵击秦，执平凉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广平公弼与战于龙尾堡，擒之。
秦王兴药动。广平公弼称疾不朝，聚兵于第。兴闻之，怒，收弼党杀之，太子姚泓劝阻之。
秦王兴遣使送女西平公主于魏，魏主嗣以后礼纳之。


416年(义熙十二年)
一月，秦王兴使鲁宗之将兵寇襄阳，未至而卒。
二月，兴疾笃，命太子姚泓，姚绍、胡翼度等防制内外，兴子姚愔作乱，兴力疾御前殿，赐姚弼死。禁兵见兴，喜跃，争进赴贼，贼众惊扰，和都以东宫兵自后击之愔等大败。姚兴卒。泓秘不发丧，捕南阳公愔及吕隆、大将军尹元等，皆诛之。乃发丧，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


417年(义熙十三年)
秦主泓朝会百官于前殿，以内外危迫，君臣相泣。
刘裕北伐攻后秦，泓将出降，后秦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