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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姚希孟的交游与明末党争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看来，交往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主体之间，在一定目的引导下，以一定的中介物为媒体的相互往来与交换、相互作用与制约、彼此联系的活动。①明末士人群体的社会性交往正是在一定目的下，以书信为主要媒介进行的社会活动。这其中，交往网络是士人群体参与事务治理的重要工具，而交往对象则反映的是士人的社会影响力。下文将在介绍交游对象的基础上，论述姚希孟与东林党的联系，主要围绕姚希孟在东林党内的身份定位以及其卷入天启、崇祯两朝的东林党争两部分来展开。另外，由于“吴门五君子”不仅是姚希孟社会网络的实质体现，且与明末党争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将其列为专节讨论。
第一节 姚希孟的交游
本节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文远集》，它是收录姚希孟书信的文集，也是研究姚希孟社会网络的主要史料。由于明人的社会交往最常见也最普遍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书信作为第一手史料的优点有很多，诚如清代著名学者黄本骥（字仲良，号虎痴，宁乡人）总结明人尺牍特点：
“惟短柬片札，亲手自书，或言国政，或言交情，或言家常琐屑，极细极微之事，大抵皆仓卒濡毫，不假修饰。聊聊数语，流落人间，而其人品之醇驳，性情之邪正，往往于无意中流露而出。则以言观人，莫尺牍若也。”②书信作为一种文体，储存信息丰富，又具以言观人之效。这些书信不仅保留者丰富的社会记录，也蕴含着写信人的想法与感受。现将书信对象爬梳剔抉，划分为老师、同年、同僚、门生等四类群体。③
一、座主馆师
明代座师和馆师多由中央官员选拔充任，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对于他们来说，选拔的门生是他们的重要政治资源，因为门生能够被录取首要感谢的就是起到直接作用的主考官与分房考官。①同样，这些座师和馆师也正是姚希孟这类刚中第士人迈入朝堂后的首批政治资源。
姚希孟于万历四十年（1612）获得举人身份，万历四十七年（1619）考中进士。乡、会试的主考官各仅有两人，应天府乡试主考官是赵秉忠（字季卿，益都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邵景尧（字熙臣，号芝南，象山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②会试主考官是史继偕（字世程，号联岳，晋江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韩爌（字虞臣，号象云，蒲州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但房考官却有20人之多。③这些考官，姚希孟大多保持联系，有着书信上的往来交流。
乡试考官有赵秉忠、邵景尧。会试考官有史继偕、韩爌、黄士俊（字亮坦，又字象甫，号玉嵛，顺德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钱士升（字抑之，号御冷，嘉善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王祚远（字无近，明贵州普安卫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李国㚴（字元治，号续溪，万历四十一进士）。不过，有些考官并不称呼为师。例如，钱士升、李国㚴等人与姚希孟虽有交际，但希孟称呼他们并不是老师，钱士升的称谓是“钱前辈御冷”，李国㚴则被称为“李相公续溪”。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考官中并无吴之甲（字元秉，号兹勉，临川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但希孟却称其为“吴座师兹翁”，尚不知为何原因。
馆师有四人，分别是刘一燝（字季晦，南昌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郑以伟（字子器，号方水，上饶人，万历二十二年进士）、孟时芳（字斯盛，号晋醇，蒲州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以及周如磐（字圣倍，号镇庵，莆田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业师仅有一人，为张世伟（字异度，自号泌园叟，吴江人，万历四十年举人）。如若把这些人员都看作老师④，那么《文远集》内收录写给老师的书信合计43封，共13人。这其中，寄给钱士升的信数最多，有8封书信。赵秉忠7封，刘一燝5封，韩爌4封，张世伟3封，邵景尧、孟时芳、王祚远都是2封，至于史继偕、黄士俊、郑以伟、李国㚴、周如磐、等人都是1封。共计12人，38封书信。
二、棘闱同年
同年是姚希孟主要的交际群体之一，所谓“同年”是指“科举时代指同科考中之人。明清乡、会试同榜中式之举人、进士及同榜之优贡、拔贡生等。”⑤若只凭借书信名推断，含有“同年”的书信仅有“管探花同年”“周若临同年”“陈无声同年”，显而易见，这样的信息是不完整的。若将书信名中的人称呼字号一一对应其原本姓名，再比对万历四十年（1612）的应天府乡试中举名单①和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会试名单②，便能够获知较为完整的信息。
首先是乡试同年，对比乡试名单，发现寄送书信有吴伯與4封，周延儒、方震孺的2封，管绍宁、孔贞运、陈必谦、闻启祥各1封，总计7人，12封信。会试同年有29人，各寄信数最多有5封，分别是梁廷栋与叶成章，4封者仅白贻清一人，2封信则有姜曰广、樊维城、万谷春、李乔、乔若雯、范复粹，其余尽是1封，人员有顾锡畴、吴士元、玄默、陈子壮、吴麟瑞、孔贞运、胡尚英、林正亨、林栋隆、王振奇、梁天奇、宋景云、阎顾行、罗万爵、陆之祺、石有恒、蔡官治、聂文麟、周振、陈所闻。合计45封书信。还有部分书信应是寄送给群体，名为“诸同年”“省中同年”“壬子乡同年”“会试乡同年”，各有1封。③
表3《文远集》乡会试同年联系一览表④
上表有三个关注点值得注意，其一，只有闻启祥一人为举人，其余皆为进士；其二，仅孔贞运一人既是乡试同年，又是会试同年；其三，会试同年的联系数要远大于乡试同年。
三、同僚门生
这里的“同僚”，既不包含上述“老师”“同年”“门生”等群体，也不含有致仕还家的官员，粗略统计应有200多人，300余封信，占书信总数量的比重最大，也是最能展现姚希孟政治交往的信件。他们彼此之间的品级悬殊，位高者上至内阁学士，位低者下至地方县令。事务的负责也是云泥之别，从中枢政务至边陲战事。不过这些人并非都有科举功名在身，有些仅是监生入仕，如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浙江归安人）由于熟悉用兵方略，先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的幕僚，后被兵部尚书孙承宗重用。崇祯二年（1629），因战功升职，督觉华岛水师。①或是由袭职获得官位，如夏尚忠（字怀耿，庐江人），“以父守富军功袭百户，天启五年授禁兵营都司。”②
门生也是希孟联系的主要群体之一，依照名单，推算出寄写给门生的信计有24封，除去1封是书给“本房诸门人”群体，其余分别书于14人。这些门人中，希孟寄写书信数最多的门生是“张子襄”，足有6封之多。名为“孙陈留”者，有4封。寄写给其余诸门生书信2封者有5人，1封者也有7人。③
以上所述是姚希孟最为重要的社会交往对象，也是构筑他人际关系网络的主要人员。上文仅列出四类群体，但实则不止，也有社会好友、姻亲对象等，因寄予他们的信件较少，内容不多，这里便不再展开。师生与同门关系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支撑和维持士人地位的重要手段，至于同僚则是姚希孟得以发挥己见的关键渠道。
第二节姚希孟与东林党
“东林党”是学界重点研究题目之一，一直以来“东林热”不断，国内外许多前辈学者为围绕于此产出很多学术成果。但有关姚希孟和东林党的研究，尚无专文。④故下文将先行论证姚希孟是否为东林党成员和在东林党和复社中的角色定位，再详细阐述他被卷入天启、崇祯两朝党争具体事件。党争的影响从姚希孟步入朝堂直至告病还乡仍未停止，可谓贯穿其仕途始终，最终姚希孟成为政治牺牲品。
一、姚希孟于东林党内身份定位
什么是东林党？学者们对此看法不一，主要持有以下两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东林非党，追问是否真有这样的组织；①又有认为东林党是党，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对政敌的代称。②既然本节讨论姚希孟与东林党争，就需要判断姚希孟是不是东林党的成员。怎么判断，是摆在案头的首道难题。考虑“东林”这个词，“东林人士”及其同情者大都不愿接受且多由敌对人员和旁人认定，所以这里采用政敌和旁观者的观点。
据笔者查证，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乙亥朔，魏忠贤等人颁示天下的《东林党人榜》确有姚希孟姓名。③《明季北略》亦指出崔呈秀作《天鉴录》献逆奄，其中认定为东林党者就有姚希孟。④尽管部分文献记载有些许差异，如十卷本的《启桢两朝剥复录》收录有王绍徽纂写的《东林点将录》，把地孤星花和尚认为御史吴甡（一作简讨姚希孟），地阔星摩云金翅认为吏科给事中郝土膏。⑤而光绪宣统年间版本则直指地阔星摩云金翅为翰林简讨姚希孟。⑥但是，无论是何种版本，姚希孟始终被划分为“东林党”的一员。除去《盗柄东林夥》⑦没有涉及，至于《东林籍贯录》⑧《东林朋党录》⑨《东林同志党》⑩，姚希孟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另据清代史学家陈鼎（字定九，又字九符、子重，号鹤沙，晚号铁肩道人，江阴人）考证，姚希孟的确是东林党成员，并为他和其舅文震孟合并立传，他的考证并非人云亦云，其自述：“余则按其姓氏稽其仕籍，或趋其里居叩其父老询其子孙，或考之记闻核之志述，采之史传国册诸书，而为编次。其或姓氏虽难载七录11，生平无所建白，未遭逆害，并有人品不甚端者，概不入。”12因此，陈鼎的说法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
表2“东林榜单”有无姚希孟一览表①
上面的表格，虽然引用名单的数目不多，难见其全面性，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说明姚希孟确为“东林党”成员。
既被卷入众多争端，姚希孟在东林党中充当什么角色呢？夏允彝亦有表述：“东林之始焉，为领袖者顾宪成、邹元标诸贤，继为杨涟、左光斗，又继为文震孟、姚希孟，最后则为张溥、马世奇诸君子，具文章气节实多，倾动一时也。”③将姚希孟与东林党核心人物顾宪成、杨涟、左光斗等人相提并论，并认为他是继杨左二人后的领袖，这番言论似有拔高姚希孟地位的嫌疑，也不能够明确姚希孟在东林党内的定位。不过，有一事可以证明他确为东林党内核心人物。为立论便利，摘录如下：
逆案将定，思陵发建祠称颂诸疏，申命内阁详阅，限以数日议来奏。辅臣难之，求助于文毅，文毅中夜不寐，周步堂中，其客周生进而问公，公语之故，生曰：某于七年中逆知魏客之必败，以谄附诸臣，分别其罪，自谓无遁情，公取而权衡之，可乎？公览之，击节称善。次日进于辅臣，皆以为当据之，入奏。生，吴江人，或曰秀才永年、安期，或曰永年之弟永言、安仁也。爰书既定，天下咸服，凌迟处死者二人，拟斩者二十五人，充军者十一人，赎徒者一百三十一人，冠带闲住者四十四人。虽有漏网，然吞舟之鱼，鲜矣。④
在处置魏珰一派时，爰书①作为判词，是重要的司法文本，处理起来千头万绪，其中势力盘根错节，有无罪行难以判定。内阁辅臣却求助于姚希孟，这反映出姚希孟在东林群体中掌握有一定话语权，否则不可能让他参与其中。此事也对希孟的仕途造成影响，“詹事姚希孟为东林所推，以才望为讲官，韩爌等定逆案，参其议。羣小遂恶希孟，温体仁亦恶其逼。”②
鉴于史料较少，这里还可以把眼光投放在与东林紧密联系的复社上，从侧面印证他为东林核心人物。复社是东林遗存，这点不用细辨。明清文献多有表述，如《复社始末》记为：“二张以文章声气结纳于东南间，为东林之继。”③姚希孟又是复社得以创建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不是复社内成员。④时人有言：“自顾泾阳先生立东林书院萃天下之贤人讲学论道，后世衣钵相承，吾乡前辈若吴囧卿默、文文肃震孟、姚文毅希孟、周忠介顺昌，传灯嫡泒，而复社则东林之正传也。”⑤希孟又被社内后辈所尊崇，奉为“宗主”，时有人论曰：“社事固以文章气谊为重，尤以奖进后辈为务，其余先达所崇为宗主者，皆宇内名宿，两直则文震孟、姚希孟、顾锡畴、钱谦益···”⑥在姚希孟等人影响下，东林子侄辈多入复社，是组成复社的四类群体之一，⑦如希孟之子姚宗典、姚宗昌，女婿徐树丕等人也都参加了复社，还是社内核心骨干。⑧
二、姚希孟与启祯两朝东林党争
前文业已论证姚希孟为东林党人，既如此，东林党究竟是什么性质？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世德（字克承，号霜皋，大兴人）言：“（崇祯）环顾中外一无足恃，于是破格用人求奇才，以图匡济。而廷臣方以东林浙党分门户，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有可用之才，必多方陷害，务实之死。而国事所不顾，朋比为奸，互相倾轧。”⑨王世德的职位意味他常年出入宫廷，是朝堂诸事的见证者，他认为无论是东林还是浙党都不是善类，正是他们的互相争斗导致国事日渐衰败。明清之际的名士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华亭人，崇祯十年进士）认为：“夫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终始，迄于败亡而后已者。盖以聪明伟杰之士自命不凡，忽被以党人之目，于是精神智虑俱用之，相倾相轧，而国事遂不暇照顾，宗社良以此耳。”①这些言论均指出，以“东林”“阉党”为代表的明末党争正是造成明王朝快速衰败的催化剂。
那么，东林又与具体哪些人员交恶？有人总结为：“攻东林者始为四明沈一贯、亓诗教、赵兴邦，继为魏忠贤、崔呈秀等，又继为温体仁、薛国观辈，又继为马士英、大铖，皆嫉正若仇，众论所不与者也。”②姚希孟因仕四朝，故与魏忠贤和温体仁等人皆同过堂。其中，与魏忠贤等人的交锋最为惊险。天启二年（1622），魏忠贤与客氏除去宦官王安，逐渐起势。先是攻击文震孟建言是嘲讽熹宗如木偶，后又驱逐震孟离朝。与此同时，希孟也借机奉母归乡。文姚二人便同在东林讲学两年，期间朝堂愈发黑暗，得知消息的舅甥日夜叹息不已。这时，周起元（字仲先，号绵贞，福建海澄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谓希孟曰：“贾彪云：‘我不西行，大祸不解’，公亦有意乎？”希孟对曰：“吾不为范滂足矣，至河而还，是何人乎？”并请问母亲看法，文氏欣然道：“尔行，观尔志行沈笃，祸必不及。”③希孟便又奉母入都。然而，此间正直官员赵南星、髙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相继或罢黜或入狱，入朝后的希孟伥伥惴惴，担忧不已。
母亲文氏去世之后，希孟奉母归家又被魏珰等人矫旨削籍，于是决意不出。即便如此，也差点难逃迫害，“丁卯秋，熹宗不豫，逆珰谋变，先籍海内清流五六十人，欲勒自尽，先生名在籍中，事未发，而今上从信邸登极，海内始庆更生，不月余，诛逆珰，毁天下所在逆祀。”④幸亏上述事情并未发生，崇祯帝朱由检登基后也立即诛杀了魏氏等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陈鼎为之感慨曰：“文起在朝，席不及暖，而即被逐，孟长入朝未久，亦即被谪，夫天未欲存明也，故使其舅甥历坎坷焉。天欲存明，岂肯使之遽亡哉。”⑤
令人奇怪的是，姚希孟又与仇视东林的“奸臣”周延儒友善。⑥周姚二人同是万历四十年（1612）举于乡，具有同年之谊。希孟曾修信多封寄给周延儒，称其为“周挹斋相公”⑦“周中堂挹斋”⑧，但二人关系并非如想象般友善。姚希孟曾有望会推入阁，但受周延儒等人阻碍，不得升，此事可为印证。关于此事，有记：姚希孟担任侍讲官期间，因善于言辞，又娴熟威仪，素为崇祯皇帝朱由检所尊崇。崇祯四年（1631），时值枚卜大选，众人咸谓大拜可期，认定内阁有他一席之位，准备会推姚希孟进入内阁。适逢首辅周延儒阻拦后辈不遗余力，排下不推。等到会推日，众人推选姚希孟，吏部尚书闵洪学说：“首揆不欲。”于是，众人又多次拜访周延儒，但延儒令门役两次延见，不表明态度。温体仁借机排挤，说预推不符合流程。见状，姚希孟急忙告知众人“止弗复言”。此事之后，御史迟大成特上《资浅望重》一疏，特为姚希孟及姜曰广而发，于是奉有再奏之旨，姚希孟得知此事，力免作罢。周延儒听闻后，于是“有歉于心，岁终置讲筵诸臣不叙，而单疏特题少詹公升正詹，以谢过云。”①
揆诸史籍，这场会推可谓是姚希孟最有希望跻身中枢的机会，然终失之交臂。事后，姚希孟于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的家书中，表达自己的担忧，摘录如下：
此一两月中，无端为枚卜一事不得清静。未卯求夜，吾本无此意，因举朝人情，以公心见属，大为见在政府者所憎。迟之莱一疏本为我而发，原是美意，票旨欲明白具奏，一指吾名，便将票出场事以中伤我，无论无益，而祸从之矣。故亟托同志者，必不可提起我一字。······而吾此时惟以无事为福，更不复萌非分之想矣。②
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姚希孟无意进入内阁，只因众人盛情推举，方有枚卜会推。顾虑遭人忌恨，可能引发祸端，于是急忙叮嘱众人不要提及他。待到希孟被温体仁攻讦离朝之时，周延儒又在众人面前顿足叹息曰：“惜我出直，朝端又去一正人矣！”周延儒看似偏向姚希孟，实则并非如此。文秉直陈：“詹事公之处也，宜兴实知之而不救。旨下之日，宜兴休沐不出。”③不难看出，这是周延儒自导自演的好戏。
姚希孟与东林诸人并非都友善，这一点从他为东林惨死诸君子拟谥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姚希孟文集之一的《公槐集》，其卷五、卷六收录有名臣谥议与拟谥逊国诸臣评、国史阐幽等文。其中“名臣谥议”共拟谥48人，乍看无错，如若细品，不难发现天启年间惨死诸君子数目是不完整的，而这正是他好恶的展现。为何有这一现象，《明史·繆昌期传》记为：“而是时，姚希孟以词臣持物论，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应升、黄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皆不谥。福王时，始谥文贞。”④该表述不甚清楚，好在李清（字心水，号映碧，或字映碧，号心水，兴化人，崇祯四年进士）于《三垣笔记》中详细讲述缘由，让我们能够获知此事的来龙去脉，其言：
姚学士希孟定惨死诸臣谥，止及杨副宪涟（万历丁未，应山人，谥忠烈）而不及左佥宪光斗（万历丁未，桐城人，谥忠毅），又止及周铨曹顺昌（万历癸丑，吴县人，谥忠介）、魏都谏大中，而不及缪翰林昌期（万历癸丑，江阴人，谥文贞）、周给谏朝瑞（万历丁未，南城人，谥忠毅）与周宗建、袁化中（万历丁未，武进人，谥忠毅）、黄尊素、李应昇四侍御，其胸中似有优劣。然杨、左并称，何得独遗？而宗建以力伸王佥宪德完（万历丙戌，广安人）与大中相诋，议本铮铮，况连参客、魏，大中亦心折。所云‘上殿相争如虎’，谓‘何而以此见遗？’若昌期此言可斩一语，诋叶辅向高（万历癸未，福清人）或过激，而光斗於李选侍以垂帘听政相侵，虽夏铨曹允彝（崇祯丁丑，嘉善人）亦病其过，自不能讳也。①李清的这段话不难分析，即姚希孟在拟定谥号时掺杂了个人主观感情。这件事也导致姚希孟饱受非议，正如李清所言：“夏铨曹允彝亦病其过。”夏允彝在为黄尊素鸣不平时，曾直指希孟的过失，认为“公（笔者注：黄尊素）之立朝不亢不阿，”然而“崇祯初，死奄祸，诸臣止谥及高杨魏周四公，论者多咎姚文毅之过。”②
第三节姚希孟与吴门五君子
“吴门五君子”是指活跃在晚明苏州地区的张世伟、文震孟、周顺昌、姚希孟、朱陛宣等五人，该称呼多见于文人文集，是一种特指。有论：“甄冑之里，有五人焉，曰文文起、姚孟长、周景文、张异度、朱德升，皆以文行著称，卓然自拔于流俗也。”③又有论曰：“是时，缙绅文震孟、姚希孟，举人朱陛宣、张世伟、杨廷枢辈，并以文章气节重乡里。”④可见，无论是为人行事还是文学写作，“五君子”都起到表率作用。
一、“五君子”生平简述及其关系略论
梳理“吴门五君子”间的社会关系之前，需要对除姚希孟外的研究对象有着基本认识，因而下文将分条简述其余四人主要事迹与生卒年月。张世伟，字异度，晚年自号泌园叟，吴江人。世伟七岁丧母，“事父及兄，克尽孝弟”，父殁，事兄如父，因善写文章，为时人瞩目。万历四十年（1616）中顺天乡试，政敌攻击王象春时，指摘他与王象春有“送文字”“拜门生”等不法行为，张世伟却认为王象春年纪小于他，宁可认关节，也不认拜门生。法司听闻，罚他后面三次会试不准参加。在此事后，世伟备历公车劳苦，遂决意不再进取。①张世伟离世后，好友钱谦益题其旌，名曰：孝节张先生之柩。②南明弘光朝时，礼部奏议，得赠翰林待招。③
文震孟，原名从鼎，字震孟，后以字更名，别号湛持，晚年自称迂叟，长洲人，长洲文氏家族人。“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曾孙。万历二十二年（1564），年仅二十一岁的文震孟中应天乡试，意气风发，然而之后十赴会试，却屡试不第。天启二年（1622），文震孟廷试第一，授翰林修撰一职。天启二年，因触怒魏忠贤遭贬，但震孟不赴谪地，在家闭门谢客。天启六年（1626）冬，受悼念熊廷弼“妖言”案牵扯，剥夺宦籍，贬斥为民。崇祯元年（1628），重新启用，任日讲官职。崇祯三年（1630），得罪权臣王永光，退隐归家。崇祯五年（1632），赴京再仕。崇祯八年（1635），由于进讲《春秋》为崇祯帝尊崇，特擢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预政。崇祯九年（1636），得知姚希孟离世，悲痛不已，不久亦离世。④弘光年间，时任礼部尚书的顾锡畴为他和姚希孟请谥，得谥文肃。⑤
朱陛宣，字德升，吴江人，年少无师，以父为师。陛宣与周顺昌总角时便已定交，生平不入府衙和城市，平日里以娱亲为乐。万历四十年（1616）举于乡，屡上春官不第，便以养亲读书为务。天启五年（1625）参加会试，心动疾驰归家，然而母亲已经病卒，父有病，于是放弃举业。父殁，朱陛宣心力憔悴，不久得疾病死。⑥姚希孟为其拟谥时，认为他殉孝与周顺昌死忠，“介特之气，彼此同也”，故私谥孝介。⑦之后，祁彪佳以真孝廉为由请谥，得赠翰林待招。又二年，祀其于金乡书院。⑧
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吴县人，万历四十年（1612）举于乡，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二年（1622），顺昌因与朝堂主政者意见相左，不待考满便告归。天启六年（1626）三月，魏忠贤指派爪牙抓捕周顺昌。六月，周顺昌在狱中遇害。⑨周顺昌的谥号也是姚希孟拟定，原定“忠介”与“端烈”。忠介者，廉方公正，执一不迁；端烈者，精礼守义，刚正。⑩崇祯元年（1628），昭雪恩䘏，谥号“忠介”。
考述“吴门五君子”的生卒年，能够感知他们的生命历程，也对了解他们的彼此关系起到重要参考作用。依姚希孟自述，他出生时间是万历七年（1579）十月初五日，“始生一周，其父见背。”①另据其子姚宗典说，姚希孟在崇祯九年（1636）春就已卧病在床，在这一年的五月廿七日离世。②文震孟在听说姚希孟病亡消息，悲痛欲绝，于崇祯九年夏六月十有二日，坐逝堂中。③为此，有人曾作顺口溜来表述文震孟与姚希孟离世时间接近，谓之“三孟三白”④。若以姚希孟生卒年为参考对象，再结合的张世伟说法，即可推出其他四人的生年。张世伟曾在姚希孟传记里记述：“姚希孟，字孟长，少余十一岁。”⑤如此，便可推出张世伟是隆庆二年（1568）人。又依照此类的其它说法，“文震孟，字文起，少余六岁。”⑥“朱陛宣，字德升，少余十岁。”⑦“周顺昌，字景文，少余十六岁。”⑧即文震孟是万历二年（1574）人、朱陛宣是万历六年（1578）人、周顺昌是万历十二年（1584）人。
文震孟与姚希孟的离世时间前文已作说明，周顺昌卒年则可据张世伟《狱毙始末》一文，其文记载：“吏部死六月十七，丧以闰六月廿七日抵家。”⑨《明史》亦径言其死亡时间为：“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⑩这些记录并无差异，又是正史和好友记录，当无误，可知周顺昌死于天启六年（1626）六月十七日。至于朱陛宣卒年，张世伟有言：“辛未服阙再赴，归三年，冬十月卒，得年五十有六。”11又谓：“癸酉孟冬，孝介遽死。”12辛未应是崇祯四年（1631），癸酉是崇祯六年（1633），孟冬是冬季的第一月，意为农历十月。两者相发明，能够确定朱陛宣卒于崇祯六年（1633）十月，这与“德升举万历壬子乡试，卒于崇祯癸酉之十一月”13一语不吻合，细检文献，此话是钱谦益在永历七年（1653）受其子朱镒相托所作墓志，此时距朱陛宣离世已过二十年，可能存在月份记错的情况。“五君子”中最后离世的是张世伟，按《启桢野乘》，《张孝节传》记为：“得年七十四”14。又有钱谦益所作墓志铭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六日，吴郡张异度卒于泌园之书舍，年七十有四。”15两段文字相互印证，张世伟应是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六日离世。
通过分析，可以知道“吴门五君子”中年纪最大者且在世时间最长者应是张世伟，而周顺昌既是五人年龄最小者，又是五人中最早离世的。具体相关信息见表4。
表4“吴门五君子”基本信息表
关于“吴门五君子”的社会关系，明末清初学者邹漪（字流漪，无锡人）曾有言：“时吴门五君子以名行相镞砺，文文肃则公（笔者注：公指张世伟）执友，姚文毅则公高弟，周忠介、朱孝介皆公后辈。”①现今看来，此番表述较为粗浅，他们的社会关系应当有科举时代特有的“师生同年”关系，还有“血亲”“姻亲”等亲属关系。
“五君子”同出吴门，乡谊是他们社会关系的基本背景。五人又互为挚友，这点可从儿辈自称中获知，文震孟之子文秉曾说：“予以通家子得侍先生（笔者注：先生是指张世伟），训诲备至。”②又见周顺昌之子周茂藻手书《公槐集》序文，自称“年家子”③。也可从张世伟称呼几人后辈得知，张世伟曾言他带领自家子孙辈并通家子制侄文秉、文乘、姚宗典、姚宗昌，眷侄朱镒、朱鋐等前去致祭周顺昌。④这里的“通家子”“年家子”是指世交后辈，“眷侄”是姻亲的子侄辈。由此得知，“五君子”不单是个人意义上交往，连带儿辈也多有交流，甚至有姻亲关系。
依据《苏州府志》记载：“是时，吴中文震孟、姚希孟、周顺昌、朱陛宣辈并以名行，相砥砺。世伟皆与之友善，希孟则其受业弟子。”⑤可知张世伟是姚希孟的授业师。姚希孟也曾多次写信给张世伟，亲切地称呼他为“异度师”⑥。周顺昌、朱陛宣以及姚希孟同是万历四十年（1612）举人，有着同年之谊，除此之外，张世伟也在此年中举。张世伟在回忆与姚希孟同年登科情形时，谓：“万历壬子，同登乡试，称为一时名士之冠。南榜更得朱徳升、周景文。”①四人同时中举的盛况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正是明代社会相当重视的“同年”关系。
血亲是指有血脉联系的亲属，姻亲则是通过婚姻构建的亲属关系，姻亲关系作为连接不同家族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扩展和强化了不同姓氏之间的联系。在“吴门五君子”的社会关系中，血亲与姻亲是构成了他们之间关系的重要链。“五君子”中，仅有文震孟和姚希孟是血亲，而姻亲关系更新了他们社会关系，在原有基础之上强化了彼此联系。姚希孟与张世伟不仅是好友、师生，也是儿女亲家，姚希孟原配妻子冯氏所出二子，长子姚宗典所娶妻子就是张世伟的女儿。②另外，文震孟次子文乘娶周顺昌季女，二人结为姻亲关系。文震孟又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朱陛宣次子朱鋐。③如此一来，五人互为亲家。为便于观览，现制作关系图如下：
图3“吴门五君子”关系图
二、“开读事变”：反阉党魏忠贤的斗争
“开读事变”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阉党魏忠贤的斗争，发生时间是在天启六年（1626）丙寅三月，是一场由苏州民众自发组织反抗魏忠贤等人抓捕周顺昌的群众运动，事情最终以颜佩韦等“五义士”被害完结。④事变发生后，“五君子”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在野在朝都是魏珰一派的针对对象，诚如张世伟所说：
余五人之交也有耐久之情，有同归之谶，天下莫不闻，而识者称德聚以美之，夫美之所聚，必有物败焉。忠介公先受其不详，记丙寅春魏珰肆逆，将一网尽善类。吾苏小民忠义奋发，逮周开读时，阻击缇骑几尽，珰方有戒心，而媚珰者益慫恣其毒，于是不惟在朝危，併在野亦危。①
在这件事中，“吴中五君子”中既有处于风暴中心的周顺昌、文震孟以及姚希孟，又有无法置身事外的张世伟、朱陛宣。周顺昌品性刚烈，在朝时就已得罪不少人，姚希孟在天启元年（1621）的一封家书中谓：“周蓼洲初到此，以任事太锐，心肠太热，有疑之者，有忌之者，吾为之委曲调停，而人情犹未翕然也。”②天启二年，周顺昌不待考满便告归，在告别文姚二人时对朝堂状况表示不满，其诗中有云：“中朝豺虎方盈阙”③，以此讽刺尸位素餐的主政者。
“开读事变”也是由于周顺昌性格刚正，因与“东林六君子”的魏大中交往过密，大骂忠贤，触怒阉党，引得魏忠贤大怒矫旨逮他。周顺昌在被逮走前，曾修书多封寄给文姚二人。在十六日入住公廨时作信给文震孟，谓：“弟自十六日入县署中，一腔愤泪，万种爱缘，俱化铁肠石心矣。”④又表示自己已抱必死之心，其文道：“况生死祸福自有天命，弟此行方欲以一身之胆，消诸君子之隐祸。”⑤周顺昌在与姚希孟的书信中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肯定，表示：“临事时尚竖起脊梁，作一个铁铸就的人，以不负知己，兄以为何如？”⑥直至登舟远去京城前，尚有书信寄予文姚二人，认为自己即使朝夕与虎狼相处，也是“无入不自得也”⑦。
周顺昌被逮入京后，惨遭酷刑，“许显纯锻炼，坐赃三千，五日一酷掠。”⑧此等酷狱，时人听闻莫不“义声振动，即百金之产不动毫毛，乐助数千金，大半为赎锾费。”⑨许多仁人义士设法营救，明代苏州府人士殷献臣⑩讲述详细：
至公（笔者注：周顺昌）初逮至锦衣狱，密为左右，得不即毙，则念阳徐公、严叟顾公，捐赀倡义。如殉首之急，则具茨毛公、文姚二公、“张异度、德升、□王”三兄与张天如先生、徐九一太史、德清胡公（讳公冑），余不尽知，不能悉志云。①
姚希孟等人听闻周顺昌家人陈述他在狱中惨状，“不觉呜咽失声”，为营救周顺昌，众人多次筹措金银，但数额过高，“借贷无门，设处无术，苦不可言”，即便如此，希孟也表示自己“万无安坐乡间，袖手旁观之理。”②张世伟虽贫困，只能“赖笔墨交游以活”，亦“周旋经济，奋臂出入”③。朱陛宣丝毫不惧，“方缇骑逮周至郡，亲朋多辟走，公整毛发手足以就之，抚膺涕泗，翼悍周旋。”开读事变后，又“奋不顾身，先后其间事闻，几蹈不测。”④
周顺昌在狱中仍毫不屈服，许显纯等阉党恼羞成怒，“遂于夜中潜毙之”⑤。周顺昌被害狱中后，阉党仍不愿放过其余四人。当时情况十分危机，“时当七夕，两台再疏论报将下，于是诸公各办死法。”⑥首当其冲的是文震孟与姚希孟，二人既是周顺昌姻亲好友，又被视作东林党派。文姚二人听闻早在周顺昌被逮之时，高攀龙得知消息自沉于池，⑦便商议“俟诏使至，即当效高忠宪投渊自沉。”⑧姚希孟就是效仿此法，乘舟至娄江江中，与堤上人招招为号，若有情况，便自沉江中。文震孟则迁居他处，悬铃索相连，一旦预警即准备投缳自杀。张世伟在袖中藏匕首自杀的方法被否决了，文震孟认为他平时不杀人手弱定不能自刃，建议投家中池水，两手备之。朱陛宣获知消息最慢，却最能舍生。直到传来无事消息，几人方互相慰问，叹息不已。⑨
崇祯元年（1628）十二月，周顺昌长子周茂兰以血书奏《鸣冤疏》讼冤，周顺昌得以彻底平反。⑩魏忠贤等人倒台后，倪文焕为求活命，“令人载赂至苏，分馈将入朝者，姚希孟拒受其馈，执其人送官系狱。”11崇祯二年（1629）秋天，皇帝朱由检诛杀魏党定为逆案，姚希孟感慨道：“杀倪虎可告于蓼兄之灵”。12事后，姚希孟作《开读始末》详细记录“开读事件”的发生、演变以及最终处置。崇祯二年八月，姚希孟在为《横溪录》做序时，其文写道：“当时之烈，而言其旧兆之美。忠孝之在人心，其可一日忘之乎？”13张世伟更是连写七篇文章，合称为《周吏部纪事》14，尤对开读事变的描述详细。不难发现，这些文章皆意在记录和表彰周顺昌在开读事变的表现，从而渲染悲凉气氛，强化历史记忆，刻画忠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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