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李文叔書戰國策後｜[南宋] 鮑彪 注 · [元] 吳師道

姚波

戰國策校注（戰國策）[南宋] 鮑彪 注   ·   [元] 吳師道 卷十


李文叔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横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説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向其説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辨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説者非難，而載是説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説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册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 （焰）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絶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下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爲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唐顔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脱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爲改易，仍從其觀，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説之士，因得以其説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辨麗横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㡬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曽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籤，遂爲定本，可以修寫。黄本入秘閣，集賢本最脱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閤本。後孫元忠。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以上皆依姚本。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君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觀本，有未經曽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刾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疏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地、（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内地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地乃古地字，又地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别有所見耶？孫觀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觀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灓水之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吕不　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宫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説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㡬，而予居窮鄉，無書可檢閲，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爲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吕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觀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稡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于下。因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説，讀者眩於浮文，徃徃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絶，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眀廷輝之子，爲删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㩀以校鮑誤，因序其説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呉師道識。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卷。漢亰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曽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晚得　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地��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觧。竇苹作唐書，釋武后用地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㩀而云然。地乃古地字。又地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古文，豈别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内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説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絶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吕不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還㧞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愈，作癒字。廣韻七事、晋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尹雍門，周中大夫藍諸，晋有亥唐，趙有大夫㡽賈音肇，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玉篇一事、驥俛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涸若耶以取銅。破��山而出錫。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晋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躄者。注云：躄，攣跛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鉄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徵繳，加歸雁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辨説秦求救。張守莭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有宫室以居。觀戰國策一事，羅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説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説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爲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注本者，文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注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呉師道識劉勰文心雕龍云：從横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不叙，故即簡爲名也。

劉知㡬史通云：從横互��，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楚、燕、齊、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爲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要，删彼二家，聚爲一錄，號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餘年。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于世，惟後語存焉。又云：左傳後經傳不作，于是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述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文王之繼周，終至二世之㓕，合成三十卷。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鏤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觀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爲多，自曽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㩀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昔袁悦之還都，止齎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横，用之何爲？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叙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下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爲首云。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右修職郎司理參軍馬陞校勘，

右迪功郎兖州學教授趙渙校勘，

左朝散郎通判軍州事崔耀卿，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軍州事耿延禧。

姚波

翻译并解读这篇关于《战国策》版本流传和校勘情况的复杂文本。它汇集了多位宋元学者（李文叔、王觉、孙元忠、姚宏、吴师道、耿延禧等）的序跋题记，是研究《战国策》版本史的重要文献。


译文：


李文叔书《战国策》后
《战国策》所记载的，大抵都是些纵横捭阖、欺诈诳骗、互相轻视、倾轧争夺的言论。那些事情本身浅薄鄙陋，不值一提。然而人们读它，必定会赞赏其说辞的精巧，而忘记其内容的鄙陋，这是华丽的文辞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啊。况且长寿安乐、富贵、尊荣、显赫名声、爱好、便利、得意这些，是天下人都想要的，但如果极力鼓吹并引导人们去追求，反而可能招致人的忧患。死亡、忧患、贫贱、痛苦屈辱、废弃损害、丧失利益、失意这些，是天下人都厌恶的，但如果极力排斥并让人们远离，反而可能引导人走向快乐。至于用谦卑姿态谋求小利，用崇高姿态谋求大业，用公开方式放纵，用隐蔽方式控制，无不是微妙难测的情态。即使善辩之士拍掌高论，恐怕也说不明白。如今寄托于文字，不过一两句话，语言未必说尽，但意思已隐约体现在其中了。由此说来，创制这些言论并不难，而记载这些言论的著作却不容易得到啊。唉！假使秦汉以后再有创制这类言论的人，必定没有能记载它的人了。虽然如此，这难道仅仅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吗？大概从夏商积累礼制典章直到周代，文化典章才大为完备。当周朝兴盛时，朝廷宗庙之上，蛮貊荒服之地以外，其礼乐制度，条分缕设，那些可以著录于简册的威仪文章多达三千之数，这是圣人文章的真材实料啊。等到周朝王道衰微，逐渐颓败，幽王、厉王承续，于是大坏。然而其文章的渊源既已深远，所以根本虽被砍伐，但气焰不容易立刻熄灭。于是这些精华浮散出来，汇聚于辩士之舌，而显现在言语之中。这就是庄周、屈原、孙武、韩非、商鞅以及苏秦、张仪之流，虽然不深刻师法我们圣人的大道，但他们所著的书文辞，却能逼近六经，并且断绝后世模仿的可能，这难道是几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吗？现今《战国策》应该有好的版本流传于世，却错讹甚多，难以快速阅读。我猜想天下对于至宝，常常不想让人轻易得到，所以我不再加以删改订正，而将其完整的篇章都用朱笔圈点标识出来。
（李文叔 题）


王觉题《战国策》
《战国策》三十三篇，刘向曾为它作序，但世间长久不传。治平初年（1064年），才得到钱塘颜氏的印本阅读，喜爱它文辞的雄辩博洽，但字句多有脱漏错误，尤其失真。丁未年（1067年？），我在京师，于是借了馆阁诸位先生家藏的几种本子参互校勘，大约改正了十分之六七的错误。凡是诸本都没有记载的内容，杂见于《史记》等书，但不敢擅自改动，仍然遵从原本（指颜氏印本），大概是出于谨慎。战国时代，强者致力于吞并，弱者忧虑不能自守，天下正争战攻取，游说之士，因此能用他们的学说迎合当时的君主，其要点都是主张利益，合纵连横，机变欺诈层出不穷。然而自春秋之后，直到秦朝，二百多年间，兴亡成败的事迹，大致可见于此书了。虽然其中没有存留儒家义理，但其言辞雄辩华丽，纵横恣肆，也是文辞的极致，学者不应废弃。恰好有人向我求取这个本子去刻板印刷，于是把它交给对方，使其广为流传。希望能借此证明前本（指颜氏本）的缺失。
（清源 王觉 题）


孙元忠书阁本《战国策》后：
臣自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入馆阁任职，就取用曾巩三次校定的本子，以及苏颂、钱藻等人的不全本，又借刘敞手校的书肆印卖本参考，与曾巩所校的本子相比，补充删去并订正共三百五十四字。元祐八年（1093年），再用诸本及集贤院的新本校勘，又得到一百九十六字（需订正处），共五百五十个校签，于是成为定本，可以誊写。黄本（一种宫廷藏本）送入秘阁。集贤院的本子脱漏最多，但也能间或得到一两个有用的字。癸酉年（1093年？元祐八年为癸酉）臣（孙）朴校定。以上写于十一月十六日书阁本后。
（孙元忠）


孙元忠记刘原父（刘敞）语：
此书错讹特别多，我大约一年读两三次，只能大体凭意思连缀罢了。近来刘原父（刘敞）说：“我老了，还能得到定本来订正它吗？”
（以上皆依据姚宏本）
（孙元忠）


（姚宏序 - 摘录要点）
...《隋书·经籍志》载《战国策》三十四卷，刘向编录。高诱注仅二十一卷。汉京兆尹延笃的《战国策论》一卷。...唐《艺文志》载刘向编录本已缺二卷，高诱注则增为三十二卷（按原文疑误，应为增注卷数）。延笃的《论》尚存。今世所传为三十三卷。...崇文总目》载高诱注八篇，今本有十篇，第一、第五卷前部分缺，后三十二、三十三卷总共十篇。...武安君（白起）的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谓延笃的《论》是什么。...现今他书偶尔能见到一两条（《战国策》逸文）...未经曾巩（南丰）校定的本子，错讹尤其多，难以阅读。曾巩所校的，就是现今行于都城（开封）和建阳的刻本，都以曾巩本为祖本，互有得失。...如用“地”、““��”（心）字，都是武则天造的字，恐怕是唐人传抄相沿如此。诸位先生（指孙元忠等）校书改用此字，很令人不解。...我（姚宏）汇集诸本校定，编排整理，总共四百八十余条（校记）。太史公（司马迁）所采录的九十多条中，其事有异的只有五六条。...正文有遗逸的，如司马贞《索隐》引“马犯谓周君”，徐广注《史记》引“韩兵入西周”，李善注《文选》引“吕不韦言周三十七王”，欧阳询《艺文类聚》引“苏秦谓元戎以铁为矢”，《史记正义》引“碣石九门，本有宫室以居”，《春秋后语》引“武灵王游大陵，梦处女鼓瑟”之类，大略可见的如此，都是今本所没有的。至于如“张仪说惠王”乃出自《韩非子》，“厉怜王”引《诗》乃出自《韩诗外传》，后人已无法考证了。...秦以前的古书存世的没几部，而我住在穷乡僻壤，无书可查检，寻访《春秋后语》，好几年才得到。虽不算无补，仍希望广采博收，最终得到定本，不留刘敞（原父）那样的遗憾。

绍兴丙寅年（1146年）中秋，剡川 姚宏（伯声父）题

（吴师道识语 - 摘录要点）

...近年我考辨鲍彪的《战国策注》，读吕祖谦《大事记》引剡川姚宏（字伯声），知道他亦注过此书。查考近来各家书目都不载，可见世间少有收藏。后来从一位士人藏书家处得到，卷末载有李文叔、王觉、孙朴、刘敞的话。姚宏自序说曾从孙朴的儿子孙慤处得本。孙朴，元祐初年在馆阁中，取曾巩本，参考苏颂、钱藻、刘敞所传本，以及集贤院新本，上面标有钱、刘的校字，而姚宏又汇集诸本加以确定，每篇有异文及他书可校正之处，都注在下面。对高诱注间有增补续写。风格简朴严谨，深得古人著述之意，与鲍彪随意删改的本子大为不同。又说访得《春秋后语》，不算无补，那是晋代孔衍所著，今尤不可得，还依赖此书而见其一鳞半爪，岂可废弃？...考察姚宏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鲍彪注出于丁卯（1147），实为同时。鲍注能分章析条，详细注解，读者眩惑于其繁复的文辞，往往喜欢称道它，而姚宏的注本几乎绝迹，不足为怪。姚宏字令声（伯声是其字或号），是待制姚舜明（字廷辉）之子，任删定官，因触忤秦桧，死于大理寺狱中。其弟姚宽（字令威）、姚宪（字令则）都显达于当时，其人尤当流传。...我所得的本子，背面纸张有“宝庆”（1225-1227）字样，已是百余年旧物，时有破碎处。我既已据此校鲍注之误，因此将我的看法记于此。他日当广传抄写，使学者还能见到前辈的典范，可敬仰可追慕。

至顺四年（1333年）癸酉七月，吴师道识。

（吴师道录姚宽序 - 摘录要点）

...（前半部分内容与姚宏序相似，讨论卷数、版本、武后字等）...太史公所采录九十三事，其中不同的有五事（具体列出差异来源）。...正文遗逸，引《战国策》者如（列举大量《索隐》、《广韵》、《玉篇》、《御览》、《姓纂》、《后汉书》注、《类聚》、《书钞》、徐广注、张守节《正义》等书所引今本所无的战国策文句，如豫让击衣、吕不韦言周王数、马犯说周君、苏秦论四塞之国等）...皆今本所无也。...至于如“张仪说惠王”乃《韩非子》，“厉怜王引诗”乃《韩诗外传》，既无古书可以考证，只能叹息而已。我（姚宽）以所见所闻，作集注，以补高诱注的亡佚云。

上章执徐（庚辰，1160年）仲冬朔日，会稽 姚宽 书

（吴师道按：）右边这篇序题姚宽撰，有手写本附在姚宏注本后面，文章内容多与姚宏序相同，只是疏列逸文更加详细。考其年月则在姚宏之后（1160），才知道姚氏兄弟（宏、宽）都曾用心于此书。姚宽所注的本子，现今未见，不知比姚宏的又如何。因此全录著于左边，以待博学之士考证。

（吴师道 识）

（附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幾《史通》引文）

刘勰《文心雕龙》说：“纵横家的时代，史官的职责还存在。秦兼并七国，而《战国策》存世。大概是记录而不加编次，所以就简策命名为‘策’。”

刘知幾《史通》说：“...合称为《战国策》。其篇目有东西二周、秦、楚、燕、齐、三晋（赵魏韩）、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称之为‘策’，大概是记录而不加编次，所以就用简策之名为书名。...孔衍又以《战国策》所记不够完善，于是引用太史公的记载，参酌其要点，删削那两家（指《战国策》和《史记》），汇成一书，名为《春秋后语》。...又写道：《左传》之后经传不再作，于是文籍只有《战国策》和太史公的《史记》而已。到晋著作郎鲁国乐资，才追述这两部史书，撰成《春秋后传》。...”

括苍刊本序（耿延禧）：

我到括苍的第二年，年成丰收，诉讼稀少，颇有从事文字的闲暇，于是依照各郡的惯例，刻书以惠及学者。想到《战国策》没有刻本，就取家中藏书所藏刊刻。此书错讹很多，自曾巩（南丰）已说怀疑有不可考之处。现今依据所藏本，并用先辈几家校本参酌校定，以待后世的君子罢了。昔年袁悦之回京都，只带一部《战国策》，说：“天下要义，唯在此书。”而李权向秦宓借《战国策》，秦宓说：“战国纵横之术，用它干什么？”学者的好恶如此不同啊。是非取舍，关键在于考察是否合乎圣人之道来自行抉择。总之，这是先秦古书，其叙事之详备，太史公取以写《史记》，而其文辞高古，司马迁（子长）实取法于此。学者怎能不家置一部而每日诵读？所以我刻书以此为首。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鲁人 耿延禧（百顺）书。

（后列校勘及刊刻者官衔姓名：）

右修职郎司理参军马升校勘

右迪功郎兖州学教授赵涣校勘

左朝散郎通判军州事崔耀卿

龙图阁直学士左朝奉大夫知军州事耿延禧

姚波

解读：

这篇长文是宋元时期学者围绕《战国策》版本流传、校勘整理所写的序跋和题记的汇编，由吴师道整理并加按语。它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战国策》版本学史料，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战国策》的价值与魅力：

内容性质： 李文叔开篇点明《战国策》的核心内容是战国纵横家们的权谋机变、倾轧争夺之术（“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其所述史事本身“浅陋不足道”。

文辞魅力： 然而，其巨大的魅力和流传价值在于其无与伦比的“文辞之胜”（雄辩、华丽、恣肆）。正是这种高超的语言艺术（“说之工”）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移之”），让人忽略了内容的不足。王觉、耿延禧都强调了其“辨博”、“辨丽横肆”、“文辞高古”的特点，认为它是“文辞之最”，司马迁《史记》在叙事和文风上都深受其影响。耿延禧还引用了袁悦之视其为“天下要惟此书”的极端推崇。

思想悖论： 李文叔还深刻指出书中言论在引导人欲（寿考安乐等）和规避人恶（死亡忧患等）时，常产生反效果（“激而射之，或将以致人之忧”；“动而竭之，或将以导人之乐”），揭示了其思想策略的复杂性和潜在矛盾。

时代背景： 王觉、耿延禧简述了《战国策》产生的时代背景（列国争战，游士取合时君），并肯定了其作为记录战国二百余年“兴亡成败之迹”的史料价值，尽管它“非义理之所存”（不符合儒家正统思想）。

2.  版本源流与校勘史：

早期著录： 文中多次引用《隋志》、《唐志》、《崇文总目》等官方目录，梳理了刘向编订本（34卷）、高诱注本（卷数变化）、延笃《论》的存佚情况，指出宋代通行本是33卷。

北宋校勘高潮： 记录了北宋多位著名学者对《战国策》的校勘工作：

    曾巩（南丰）： 多次校定，影响深远，成为后来建阳等地刻本的祖本（“今所行都下建阳刻本，皆祖南丰”）。

    孙元忠（朴）： 元祐年间在馆阁，以曾巩本为基础，广泛参校苏颂、钱藻、刘敞本及集贤院新本，分两次共校出550处需订正处（“籤”），形成定本。其工作严谨，保留校勘痕迹（“上标钱、刘校字”）。

    刘敞（原父）： 其手校本被用作参校本，他也深感此书讹误之多和校定之难。

    王觉： 治平年间得颜氏印本，爱其文辞但痛其讹误，借馆阁诸本参校，“十正其六七”，并谨慎处理他书补入内容（“不敢辄为改易”）。后应求刻印，使此校定本得以流传。

南宋姚氏兄弟的贡献：

    姚宏（伯声）： 绍兴年间（1146年），在“居穷乡，无书可检阅”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孙慤（孙朴之子）得到孙元忠校本，并广泛搜集其他版本（包括珍贵的《春秋后语》）进行汇校。他态度极其严谨（“简质谨重”），对异文、他书可证者、正文遗逸皆详细注释于下（“每篇有异及他书可正者，悉注于下”），对高诱残注有所增补（“因高诱注间有增续”）。其成果为四百八十余条校记。他因触忤秦桧冤死狱中，其书流传受阻。

    姚宽（令威）： 姚宏之弟，亦曾致力此书。吴师道附录了其序文（约1160年），内容与宏序多有重合，但更详尽地列举了从各类典籍（《索隐》、《广韵》、《玉篇》、《御览》等）中钩稽出的今本《战国策》所无的大量逸文（如豫让击衣、马犯说周君、苏秦论四塞之国等），并计划作集注补高诱之亡。其注本未见流传。

鲍彪注的流行与姚注的湮没： 吴师道指出，与姚宏几乎同时的鲍彪注（1147年）因“分次章条，详述注说”显得体系完备，文辞繁复（“浮文”），受到读者欢迎，导致更严谨的姚宏注本（“深得古人论撰之意”）反而几近湮没（“殆绝”）。吴师道得姚宏注本（百年前旧物）后，据以校鲍彪之误，并大力表彰姚宏其人其书，希望其得以“广传写”。

耿延禧刊本： 绍兴四年（1134年），耿延禧在括苍（今浙江丽水）主持刊刻《战国策》。他意识到此书讹误多，以家藏本为基础，参考“先辈数家本”参定，态度审慎（“以俟后之君子”）。他刊刻此书，看重其作为“先秦古书”的叙事价值和文辞典范意义。

3.  校勘方法与态度：

广搜版本： 校勘者都尽力搜集各种版本（官方馆阁藏本、私人藏本、书肆印本、新本旧本）进行对校。

利用他书： 广泛利用《史记》、《韩非子》、《说苑》、《新序》、《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春秋后语》等文献进行他校和辑佚。

严谨审慎： 体现了宋代校勘学的严谨精神：

    王觉对从他书补入的内容“不敢辄为改易，仍从其旧”。

    姚宏对异文和证据“悉注于下”，不强改原文。

    对“武后新字”（如“地”代“地”，“��”代“心”）在古书（尤其是唐人抄本）中的遗留现象进行了讨论，虽不解前人（如孙元忠等）为何在校勘中采用这些字，但也记录了不同看法（如僧行均认为这些是古文）。

    姚宏、姚宽都致力于辑录逸文，深知古书残缺之憾。

详记校改： 孙元忠使用“籤”记录校改处，姚宏作大量校注，都是为了保存校勘过程和依据。

4.  吴师道的贡献：

发现与表彰姚注： 吴师道在考辨鲍彪注时，发现了被遗忘的姚宏注本，认识到其价值远在鲍注之上（“深得古人论撰之意，大与鲍氏率意窜改者不同”）。

记录姚宏生平： 他记录了姚宏因正直触怒秦桧而死的悲壮事迹，表彰其人格（“其人尤当传也”），为其书不传鸣不平。

整理与传播： 他不仅详细描述了姚宏注本的特点和价值，还附录了姚宽的序文（逸文辑录），并表达了希望姚宏注本得以“广传写”的愿望。

版本鉴定： 对他得到的姚宏注本（有“宝庆”年号背纸）进行了鉴定。

总结：

这篇文献是《战国策》版本校勘史的一个缩影，它展现了：

1.  宋元学者对《战国策》文辞价值的高度肯定和对史料价值的清醒认识。

2.  北宋曾巩、刘敞、苏颂、钱藻、孙元忠、王觉等学者在官方和私人层面持续不断的校勘努力。

3.  南宋姚宏、姚宽兄弟在艰苦条件下进行严谨汇校和辑佚工作的卓越贡献，以及姚宏注本因政治原因和鲍彪注流行而湮没的遗憾。

4.  吴师道作为元代学者，在发掘、整理、表彰前人（尤其是姚宏）校勘成果方面的重要贡献。

5.  宋代校勘学严谨求实、广征博引、审慎存疑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通过这篇文献，我们可以深刻理解《战国策》这部重要典籍在流传过程中经历的复杂历程，以及历代学者为保存和恢复其原貌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吴师道对姚宏的“再发现”，尤其具有版本学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