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潯陽姚駕部叙》鐔津集（契嵩集）[北宋] 釋契嵩 撰

姚波

鐔津集（契嵩集）[北宋] 釋契嵩 撰 卷13 叙

送潯陽姚駕部叙

駕部姚公將之潯陽，（亦謂潯州。）道過燕。（燕乃余鄉。）潜子欲因其從者致信吾伯氏李主簿。姚公不以其賢自高，乃更遺書累纸，盛稱潜子善用六経之筆，著書發揮其法，以正乎二教之學者。謂雖古之大禪鉅師，未有如潜子之全也，其廣且博也。此姚公汲引人爲善，欲使其至至耳。潜子無謂，豈果若是耶？雖然，潜子初著原教書，其心誠爲彼執文習理者也。（執文，儒者；習理，釋者。習以俗語，以諭其法。此姚公來書云“）二者皆蔽道而不自發明，適欲救此耳”其書既出，雖四方稍傳，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復不見潜子所趨之至。潜子孤，無有徒與講求，尚皇皇憂其道之未詳於人也。潜子之道，生靈之大本，天下爲善之至也。苟其本不明，其至未審，天下之人欲其所歸也何之？行道之士，安忍而不爲惻然邪？故潜子嘗不避流俗嗤笑，乃以其書而求通於天子、宰相、賢士大夫者，蓋爲斯也。然縉紳先生之徒，知潜子如是之心者，㡬人乎？姚公乃謂“我所得之法如此也，所爲之志又如此”，引古之高僧鉅師相與較之，又如此也，是豈不爲之知己乎？相知之深乎？姚公始以大臣薦，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其文章才業，卓卓過人可知。今來出潯，潯故南方也。潜子南人，習知其山川風俗頗詳，姑爲公言之。嶺外自邕管之東、潮陽之西、桂林之南、合浦之北，環數千里，國家政教所被，即其霜露雪霰，霑洽已繁，瘴癘之氣，消伏不發，秀民瑞物日出，其風土日美，香木桂林，寶花琦果，（寶花琦果，南人舊稱。）殊名異品，聯芳接茂，而四時不絶。若梧、若藤、若容、若潯，凡此數郡者，皆帶江五戴山，山尤佳，江尤清，有神仙洞府，有佛氏樓觀，村郭相望，而人��（烟）縹緲，朝暾夕陽，當天地澄霽，則其氣象清淑，如張畫圖然。其俗質，其人淳，寡諍訟而浸知嚮方。吾知姚公治此民也，則其仁義之化易行；臨此景也，則其清明之志益得。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勝，潜子輔教之説，亦賴之而益傳也。待公趨詔北還，當與數得此道者。其人之㡬何耶？道途上下，舟車之勞，公宜自適自慎。

姚波

译文：

送浔阳姚驾部叙

驾部员外郎姚公将要前往浔阳（也叫浔州），途中经过燕地（燕是我的家乡）。潜子（契嵩自称）本想托付他的随从带信给我的兄长李主簿。姚公不以自己的贤能而自高自大，反而特意给我写了一封好几页纸的长信，极力称赞潜子我善于运用儒家六经的笔法，著书立说发挥其道理，以此来匡正儒佛二教学者的偏颇。他说即使是古代的大禅师、大法师，也没有像潜子我这样全面、广博的。这是姚公勉励引导他人向善，想让我达到至善的境界啊。潜子我没什么本事，哪里真能像他说的那样呢？尽管如此，潜子我当初写《原教》书的时候，诚心是为了那些执着文字（指儒家学者）和偏执义理（指佛教学者）的人（注：契嵩原注：执文，指儒者；习理，指释者。习理用俗语，是为了阐明佛法。此句后姚公来信说：“二者皆蔽道而不自发明，适欲救此耳”——意思是儒释两家都遮蔽了大道而不能自行阐明，我著书正是想补救这个弊端）。书出来之后，虽然四方稍有传播，但懂文采的人只是玩味我的文辞，不懂文采的人又不能辨明我的道理，也还是没能看到潜子我追求的根本所在（即调和儒释、阐明大道）。潜子我孤独无依，没有同伴可以讲论探求，至今仍惶惶不安，忧虑我的道未能向世人详细阐明。潜子我所阐明的道，是生灵的根本，是天下行善的极致。如果这个根本不明晰，这个极致未能审明，天下的人想找到归宿又能去哪里呢？行道之士，怎能忍心而不为此感到悲悯呢？所以潜子我曾经不避世俗的讥笑，拿着我的书去求通于天子、宰相、贤士大夫，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啊。然而那些士大夫先生们，知道潜子我这样用心的人，又有几个呢？姚公却说“我所得的法如此，所为之志又如此”，还引用古代的高僧大德与我相比，又是如此（称赞），这难道不是我的知己吗？相知之深啊！

姚公起初由大臣举荐，从布衣平民起步，不经由常规科举，而直接被提拔入朝为官，他的文章才华、功业成就，卓然超群过人，可想而知。如今来出任浔阳，浔阳本是南方。潜子我是南方人，熟悉那里的山川风俗颇为详细，姑且为公说说。岭外之地，从邕管（今南宁一带）以东，潮阳以西，桂林以南，合浦以北，方圆数千里，国家政令教化所覆盖之处，即使那里的霜露雪霰（自然条件），也已滋润繁盛，瘴疠之气，消伏不发，杰出的人才、祥瑞的物产日日出现，那里的风土日益美好。香木、桂树成林，珍贵的花卉、奇异的果实（注：契嵩原注：宝花琦果，是南方人旧称），名称各异，品类繁多，芬芳相连，繁茂相接，四季不断。像梧州、像藤州（今藤县一带）、像容州（今容县一带）、像浔州（今桂平一带），这几个州郡，都依江带山，山尤其秀美，江尤其清澈，有神仙洞府，有佛寺楼观。村落城郭相望，而人烟缥缈。朝阳夕晖之下，每当天地清朗，则气象清新美好，如同展开的画卷。那里的风俗质朴，人民淳厚，少有争讼而渐渐懂得向往正道（仁义教化）。

我知道姚公治理此地的百姓，那么仁义的教化就容易推行；面对此地的景致，那么清明的志向更能获得。姚公心性通达，又能以大道（儒释相融之道）自持，潜子我关于辅佐教化的学说，也依赖他而能更广泛传播了。等到公奉诏北还朝廷时，应当会与几位真正得道之人（指理解契嵩思想的人）相聚。这样的人会有几个呢？路途遥远，上下奔波，舟车劳顿，公应自我调适，多加保重。

姚波

解读：


这篇赠序是北宋著名禅僧契嵩（号潜子）写给即将赴任浔阳（今广西桂平一带）的官员姚驾部（驾部员外郎）的。文章主旨明确，情感真挚，既体现了契嵩的核心思想，也展现了宋代儒释交融的时代背景和士僧交往的情谊。


1.  核心思想：调和儒释，阐明大道
著书目的： 契嵩开篇就点明姚公称赞他“善用六经之笔”著书“正乎二教之学者”。这是契嵩一生最重要的主张和实践。他认为当时儒者“执文”（拘泥文字章句）、释者“习理”（偏执佛理义解），都“蔽道而不自发明”，遮蔽了真正的根本大道（即超越文字义理、普度众生的真理）。他著《原教》等书，目的正是“救此”，用儒家熟悉的语言和经典（六经）来阐释佛理，论证儒佛在根本道理（孝道、仁心、善行等）上的一致性，以消除双方的偏见，达到“正”学的目的。
道的本质： 契嵩自信地宣称他所阐明的“道”是“生灵之大本，天下为善之至也”。这是宇宙人生的根本真理，是行善的最高境界。他对此道未能广为人知、未能引导众生而感到焦虑（“皇皇忧其道之未详于人”），甚至不惜“不避流俗嗤笑”而向朝廷权贵上书推广，体现了强烈的卫道精神和普世情怀。
知己之感： 姚公不仅理解契嵩的著作，更理解他著书救弊的良苦用心（“如是之心”），并高度评价其成就（“虽古之大禅钜师，未有如潜子之全也”）。这种深刻的理解和认同，让契嵩视姚公为难得且深切的“知己”。这种“知己”感，超越了单纯的官员与僧人的关系，是基于对共同追求的“大道”的体认。


2.  对姚公的赞誉与期许：
人品与才能： 契嵩称赞姚公不“自高”，能主动写信给一个僧人（“遗书累纸”），体现了谦逊与礼贤下士。姚公出身布衣，由大臣荐举入仕，文章才业“卓卓过人”，说明他是位有真才实学、不拘一格的人才。
为政理想： 契嵩详细描绘了浔阳一带（实指桂东南、粤西一带）在北宋中期的风物之美（香木桂林、宝花琦果、山川清秀）、人文之淳（俗质人淳、寡诤讼、浸知向方）。这既是对南方风土的赞美，也是对姚公治政的期许。他认为在这样的地方，姚公推行的“仁义之化”会很容易成功，面对清明的山水，其“清明之志”也会更加坚定。
思想共鸣与传播： 契嵩特别指出姚公“心通，又能以大道自胜”，相信姚公在浔阳任上，其自身对“大道”（即契嵩倡导的儒释融合思想）的体认和践行，将有助于契嵩“辅教之说”的传播（“亦赖之而益传也”）。这体现了契嵩希望借助有影响力的士大夫官员来推广其思想的政治智慧。


3.  时代背景：
儒释关系： 北宋中期，佛教（尤其是禅宗）虽兴盛，但也面临儒家复兴（如古文运动、理学兴起）带来的压力和批评。契嵩是当时调和儒释的代表性高僧，他的努力（包括向仁宗皇帝上书、与士大夫交游）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适应主流文化、寻求生存发展空间的重要表现。
选官制度： 姚公“自布衣徒步，不由常科，而直擢入官”，反映了宋代荐举制度的存在，为有才能但未中科举者提供了入仕途径。
南方开发： 文中对岭南（特别是广西东部）自然风光和人文风俗的正面描述（“秀民瑞物日出，其风土日美”），体现了北宋时期南方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国家教化深入边地，“瘴疠”印象减弱，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4.  文体与情感：
赠序特点： 作为一篇赠序，它兼具叙事、议论、抒情。叙事（姚公赴任、写信、南方风土）、议论（论儒释之蔽、道之本、为政之道）、抒情（知己之感、忧道之情、离别叮嘱）交织融合。
情感真挚： 契嵩表达了对姚公知遇之恩的感激（知己之感），对自己思想未能广传的忧虑（忧道之情），对姚公治政的期许和信心，以及临别的关怀（“公宜自适自慎”）。语言恳切，情感深沉。


总结：


《送浔阳姚驾部叙》是契嵩思想与人际交往的重要文献。它清晰地阐述了契嵩调和儒释、以文辅教的核心主张，表达了他对“大道”的坚定信念和推广之忧。同时，文中对姚公人品才能的赞誉、对南方风土的描绘、对姚公施政的期许，以及对知己之情的珍视和临别的关怀，都生动展现了北宋中期一位有思想、有情怀的高僧与士大夫官员之间基于共同理念的真挚情谊。文章是了解契嵩思想、宋代儒释关系、士僧交往以及北宋南方社会风貌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