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之争只为一统华夏

姚波

正统之争只为一统华夏

来源：大河报

　　禁穿胡服，是孝文帝汉化改革内容之一。永宁寺出土的塑像的服饰，宽袍大袖，与鲜卑人的夹领小袖大异其趣，显然是孝文帝改制后的风貌。

□首席记者 姚伟 文图 学术顾问 洛阳师院教授 副院长 张宝明

引子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伴随着这传唱千年的诗句，花木兰的名字尽人皆知。但木兰是什么时代的人，却有多种说法，一直争论不休。

近些年，花木兰的故事成为热得烫手的题材，豫剧、电影、电视，甚至好莱坞，先后做“同题作文”。豫剧的花木兰是北魏人；电视剧则把她安排在了隋朝，隋文帝、隋炀帝都成了她的配角；好莱坞的动画片模糊了时代，反正是“很久很久”前的中国；陈坤、赵薇主演的电影，则又让木兰回到了北魏，并且木兰的领导文泰是北魏王子，真名竟然叫拓跋宏，那不就是孝文帝吗？

花木兰是传说人物，要弄清楚有关她的疑问，是不可能的，但一般认为《木兰辞》是北朝民歌，从其内容分析，花木兰是北魏人的可能性最大。“可汗”、“军户”，这些都有显著的北魏特征。“可汗”之称，始自拓跋鲜卑；“军户”是北魏制度。从诗中看，虽为军户，花木兰家已定居黄河以南，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如果果真可以确定花木兰生活在北魏，那这些诗句透露了重要的时代信息：北魏包括军户在内的大量人口已离开草原，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是北魏社会转型的一个实例。

随着黄河流域的统一，农耕区已成为北魏统治的重心区域。而均田令等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农耕区逐渐恢复元气，农业经济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

这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大背景。北魏社会转型、经济重心转移，是孝文帝迁都的重要依据。

对于迁都洛阳，孝文帝抱有很高的期望，以致他对很多鲜卑贵族的反对置之不顾。

迁都前夕，孝文帝曾与拓跋澄密语：“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徒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孝文帝迁都洛阳，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移风易俗，实行汉化；二是一举拥有洛阳千年积淀的地望。两者其实都是为了树立北魏的正统形象，赢得最广泛的支持，进而廓清海内，一统华夏。

北魏的正统化努力，始自太祖拓跋 ，但一直在矛盾和摇摆中进行，追求正统，却拒绝汉化。在重重矛盾中，孝文帝毅然前行，将正统化向彻底汉化推进。

从正统化到汉化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南朝和北朝都自称“中华”。仔细考究起来，双方的底气似乎都不太足。

西晋灭亡后，中原沦陷，司马氏在江南建立东晋，刘裕曾北伐收复中原，但经过数次争夺，中原地带被北魏牢牢控制。按地域说，南朝不能称中华，但按文化说，南朝却理由充分；北魏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与南朝争夺正统地位。

其实，正统之争由来已久，自立国伊始，对于北魏政权来说，争夺正统就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

在北魏的建立者拓跋珪时，就把口传民族史的前端掐去，嫁接到黄帝身上，拓跋鲜卑成了黄帝子孙，这是北魏争取正统地位的开始。这其实是北朝十六国普遍的做法。匈奴人刘渊自认是汉朝公主之后，称帝后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氐族苻坚自称有扈氏苗裔，姚氏羌族自认有虞氏之苗裔，鲜卑宇文氏自认炎帝神农氏之后，匈奴赫连勃勃则自认大禹之后，所以国号为夏。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如马克思所说，在强势的中原文化面前，每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屈服于华夏意识形态，试图以自认三皇五帝血统的方式，寻求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合理性、正当性。

北魏早就有统一全国的雄心，所以在这方面走得更远。立国之初，北魏本来叫代国，改国号为“魏”，其实是一次政治宣言：拓跋氏是曹魏的合法继承者，司马氏的东晋则是僭魏的非法政权。

从北魏创立者拓跋珪开始，历代北魏皇帝都以太牢之礼，祭祀黄帝、尧、舜及孔子，祭祀活动十分隆重，显然被视为重要的政治活动。拓跋焘时代，更是在平城东建太学、祀孔子, 以颜渊配祭。

在正统化驱动下，北魏接受了不少汉文化内涵，改变了部分旧俗。但在他们心目中，正统化绝对不等同于汉化。如前文所述，鲜卑人贺狄干出使后秦，被扣押在长安数年，其间为汉文化吸引，习读书史，“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后来回到平城，拓跋珪见他“言语服装，有类中国”，以为“慕而习之”，竟然“怒而诛之”。

贺狄干的死，说明了北魏的文化态度，他们心目中的正统化，是以拓跋鲜卑为中心展开，绝不以放弃本族文化为代价。

为了正统化，北魏重用过不少汉族士人，但正如江西师大教授陈金凤所指出的，他们和汉族士人对正统化的理解截然不同，在汉族士人看来，正统化就是鲜卑族的汉化, 两者不可分割；拓跋鲜卑贵族对正统化相当积极,为了正统化可以局部接受汉文化，但无意放弃自己的文化的根本，对汉化持漠然态度, 甚至激烈反对。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的状态，如《南齐书·魏虏传》所说：“佛狸（拓跋焘小名）已来, 稍僭华典, 胡风、国俗杂相揉乱。”

到孝文帝时代，北魏在中原的统治已经确立，但正统性却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很多人仍把南朝政权看做中国正统所在。北魏要扭转这一局面，在南北对峙中获得文化心理的优势，必须在正统化上迈出一大步。

对于孝文帝来说，唯有做出超越前辈的选择，北魏才能真正纳入华夏正统，而为了完成文化正统建设，确立正统形象，必须全面、彻底地汉化。

“小步快走”完成改制

公元493年十月，孝文帝确定迁都国策，令司空穆亮、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开始重建洛阳。公元495年九月，新洛阳初具规模，“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迁都宣告完成。在这期间，孝文帝多次下诏移风易俗，每次一项专题内容，小步快走，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太和改制”。

改制先从服装下手，公元494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禁穿胡服。

第二年五月，做语言改制动员，孝文帝问众臣：“今欲断诸北语, 一从正音（即汉语）。其年三十以上, 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 见在朝廷之人, 语言不听仍旧; 若有故为, 当家降黜, 各宜深戒! 王公卿士以为然不？”众臣对曰：“实如圣旨。”

这年六月，“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 违者免所居官”。同月，“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八月, 在洛阳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

九月，金墉宫成，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公元496年正月，下诏改鲜卑姓，拓跋氏改为“元氏”，因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为德，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同时下令“诸功臣旧族自代来者, 姓或重复, 皆改之”。如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等等。

这场改制，依托至高无上的皇权，相对顺利。禁穿胡服时，“国人多不悦”。几个月后，孝文帝南征归来，看到洛阳街头“妇女犹夹领小袖”，就责问留守官员“何为不尊前诏”？众官“皆谢罪”。此后，《魏书·高祖纪》关于改制过程的陈述，再无不顺当之处。

改制最深刻的内容，是放弃鲜卑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特征，改革难度可想而知。此前，北魏军队使用鲜卑语，官场混用汉语、鲜卑语，以鲜卑语为主，需要大量“翻译官”。除民族隔阂不可避免外，行政运行也十分不便。鲜卑有语言没文字，鲜卑官员须学习汉文，随着儒家思想被接受，儒家典籍成为鲜卑下一代学习的重要内容，语言与文字的矛盾日渐突出。因此，孝文帝痛下决心，严禁在官场使用鲜卑语。

孝文帝改制，促使洛阳的拓跋鲜卑彻底汉化，北魏的正统形象的确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改制更打开了民族文化融合的大门，在双向交流和融汇中，洛阳文化焕发出旺盛的生命活力。有研究者认为，拓跋鲜卑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并行，使洛阳地区再次成为东亚文化的中心，融合产生的新汉文化远远超过南朝的旧汉文化。

北魏末年，发生严重内乱，南朝梁名将陈庆之曾借机率军进入洛阳，他与洛阳汉族士人就正统问题爆发激烈争论，陈庆之对北魏很蔑视：“魏朝甚盛, 犹曰五胡, 正朔相承, 当在江左, 泰皇玉玺, 仅在梁朝。”

中原士族杨元慎则严正反驳：“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

这表明，北方汉族士人，已不再把所谓“正朔相承”，或“秦皇玉玺”看成正统所在的根据，而将定鼎嵩洛，移风易俗，兴复儒教的北魏视为正统。

见识北魏洛阳风采后，陈庆之对北人钦重异常,有人感到奇怪问他，陈庆之说：“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 始知衣冠士族, 并在中原, 礼仪富盛, 人物殷阜。奈何轻之？” 孝文帝开启了一条康庄大道。虽然北魏最终没能完成统一大业，但孝文帝所推动的民族大融合，最终促成了隋唐统一，他所播下的因，在盛唐开花结果，粲然怒放。

但文化的变革，难以一蹴而就。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在缺乏举族共识的情况下进行，因而蕴含着极大的隐患。如果不能在发展中弥合思想分歧，原本有着极强凝聚力的拓跋鲜卑，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