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外交部昙花一现的姚登山

姚波

文革中外交部昙花一现的姚登山

发布时间:2014-04-18 10:05 作者:邹一民

1967 年4月回国前，姚登山（1918～1998）是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他在印尼领导我国使馆人员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同印尼反华、排华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维护了国家尊严，被印尼当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4月30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中央领导人和首都群众数千人在机场热烈欢迎他回国。5月1日晚，毛主席、林副主席等最高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他被媒体誉为“红色外交战士，一跃而为一棵迅速登天的政治明星。 　　回国后的四个月，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他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参加极左造反派，坚决打倒陈毅，到处煽风点火，参与篡夺中央外交大权，顶撞周总理，欺压另一派革命群众。威风凛凛，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可惜好景不长，姚登山的政治生涯极为短暂，寿命仅仅只延续了四个月（1967 年4月30日至9月1日）。四个月后，他家四次被红卫兵抄家，不敢回家，数次被学生批斗（1967年9月1日-10月26日）。他在外交部和外交部的三个“五七干校”接受群众批判和隔离审查三年多（1967年9月14日至1971年6 月11）。他最终被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囚禁了九年多（1971年6 月11日至1980 年8 月）。他一共被剥夺人身自由十三载（1967年9月至1980年8月）。 　　四个月内，姚从“红色外交战士”像火箭升天似的成为实际掌握外交部大权的显赫人物（群众戏称其为“姚登天”），突然一下子沦落为众人批斗的“阶下囚”。可悲！可叹！ 　　一、建国前担任抗击日本鬼子的英勇游击队长和县委书记 　　姚登山（1918～1998），又名姚忠。山西襄汾陶寺乡陈庄村人，出身贫农，上完小学。1935年他参加山西军阀阎锡山“防共团”，当过班长、副小队长。20 岁时参加共产党，在党员训练班学习，后被派到八路军213旅。抗战期间，姚在山西家乡一带领导群众打游击，建立地方武装，抗击日本鬼子，打击日伪政权。在他带领下，游击队逐步发展，后扩建为游击支队，姚登山任支队长。 　　1942年1月，姚登山被派到曲襄大队，任教导员、副政委。1945年3月，姚登山任中共曲襄县委书记，带领襄陵独立团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兰州等战役。1949年3月，这支部队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5师554团。1951年春，编入解放军工程兵第10团，姚登山担任第一任团长兼政委。 　　二、 建国后是一名高级外交官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东单外交部街33号（晚清奕?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旧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后，中央从部队调来一大批经历过长期战争考验、政治上可靠的军官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司局长。兵团将军级干部被任命为驻外大使，师、团级干部担任驻外使馆政务参赞和一、二等秘书。周恩来对出国的外交官说：“你们这些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所以当时外交部的干部被称为“文装的解放军”。 　　姚登山就是在这个时候调入外交部的。当时姚登山任成都部队18兵团62军军政干校政治部代主任。1950年2月，他被调到北京参加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调到外交部。同年8月，任外交部驻丹麦、芬兰使馆一等秘书、参赞。1955年4月，任外交部西欧司专员。1957年4月，任驻锡兰（现国名改为斯里兰卡）使馆参赞。1962年3月，任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1966年3月，任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由于中国印尼关系恶化，我国政府于4月7日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姚登山担任使馆临时代办。 　　三、1967年在印尼雅加达领导使馆全体人员进行抗暴斗争 　　1967年，中国印尼关系恶化到极点。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封锁和冲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并无理宣布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印尼当局粗暴地践踏国际法准则，肆意破坏两国关系。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印尼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为“不受欢迎的人”。 　　4月28日姚登山和徐仁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回国。在他们离开使馆时，使馆全体人员列队鼓掌欢送，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姚登山临时代办和徐仁总领事在雅加达机场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柬埔寨、阿富汗、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驻印尼大使馆的大使、代办的热情欢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也到机场送行。 　　他们在离开雅加达前夕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4 月30 日姚登山等人抵达北京时，在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政府领导人以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负责人和数千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被媒体誉为“红色外交战士”。 　　右手高举红宝书高呼口号者是姚登山，周围是党政军领导人 　　在姚登山回国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五一”焰火晚会上，在周总理引荐下，毛主席接见了姚登山和徐仁，后来林彪、江青、康生也来了，并照了相。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张大相片：姚登山左手挽着毛主席，右手挽着江青，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林彪和周总理分站两旁（见下图）。 　　1967年五一节焰火晚会，(从左到右)周恩来、江青、姚登山、毛泽东、林彪、徐仁、康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之后，国内新闻媒体陆续报道这位“红色外交战士”的英雄事迹。 　　四、姚登山文革四个月无法无天的表现（1967年5月3日-8月31日） 　　文革初期,外事口和外交部围绕陈毅问题展开斗争。一派（造反派）主张“打倒陈毅”，另一派主张“批判陈毅”。 　　5月3日，拥有雄厚政治资本的姚登山拜会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打倒陈毅派）（以下简称《联络站》）核心组（外交部掌权组织）。姚要求《联络站》安排他去拜访《中央文革》，安排他作抗暴专题报告。 　　同日晚，《联络站》核心组开会讨论干部“解放”问题。（文革开始后，所有“长”子号当权派全部靠边站。得到群众“解放”即获得谅解后才能重新上岗工作。）决定对姚登山这样的“革命领导干部”要“大树特树”，并同意安排姚登山在部内、外做报告。 　　5月5日，外交部《联络站》举行“热烈欢迎毛主席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徐仁同志大会”。姚登山讲话时说：“我首先要报告大家一个极大的好消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满面红光，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接着姚登山描述他面见毛主席的情景。他说：“见到毛主席，我的心高兴得都要跳出来了。我抓住主席的手，握啊握啊！总理在我耳边说，‘你轻轻的握，你轻一点。’那时候，由于心情激动，我还是使劲地握啊握！主席的伟大双手特别温暖，握住伟大的手越握越紧，握住不放。那时候，我又再一次向主席转达了驻印尼使馆全体同志和全体爱国侨胞对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问候和祝愿”。 　　然后他作在印尼抗暴斗争的报告。他说：“驻印尼使馆全体同志以及印尼的全体爱国侨胞已经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斗争，敢于造反，敢于革命，敢于造印尼反动派的反，敢于胜利。而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胜利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归功于光焰无际、威力无比、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的思想。” 　　《联络站》核心组当场吸收姚登山为他们的成员。姚欣然接受，随即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不久，他就成为“打倒陈毅”极左造反派的领军人物。 　　5月6日晚，外交部举行文艺晚会欢迎姚登山等人。 　　几天来，外交部各单位举行座谈会，造反派们表示要以姚登山为榜样，要“敢于把外交斗争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臭东西扫个精光，把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条条框框砸个稀巴烂。要向姚登山学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要把所有使领馆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办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阵地”。 　　5月9日，姚登山和徐仁在北京体育馆给《批陈联络站》（外事口“打倒陈毅”极左造反派组织，由外事口一些单位和一些大专院校造反派组成——见注）作“抗暴斗争”报告，万余人出席。姚在讲话中污蔑国内对印尼抗暴斗争的指示“右倾”，说他“没有执行那一套”，“那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呼喊“打倒陈毅”口号时，他举手跟着喊。姚的表现得到了《批陈联络站》的赞赏。 　　5 月10 日，姚登山出席外交部《联络站》召开“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彻底揭开外交部阶级斗争盖子的动员大会”。 　　5 月11 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以“揪陈（毅）”为名，煽动外交部群众到中南海去示威，向中央施加压力。周总理得知后，按照最高指示，通过外交部党委明确表示反对，并说：机关不能同学生一样，不能上街，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项行动，要考虑国际影响。 　　《联络站》核心组和姚登山召集各战斗队长大会，表示要坚持实施他们的游行计划，并借机要挟总理接受他们“停止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对外活动”，“撤消姬鹏飞常务副部长职务”等无理要求。姚登山完全站在他们一边，主动打电话给总理，以“请示”为名帮《联络站》核心组说话。总理当即责令姚“劝阻”，但姚竟说“《联络站》的小将们造反精神很强，群众情绪很高，都发动起来了，正在礼堂开会，就准备出发了。”他还以“我无能为力”“不好劝”等语句为由对总理进行要挟。周总理驳斥了姚的诡辩。 　　遭到总理严正批驳后，姚登山回到队长会议上说：“大家讲的有道理。可是总理要我来做工作，我就传达总理的指示，听不听是你们的事。”他还说：“总理来电话不让你们游行，但我是同意你们游行 。”在姚的纵容下，《联络站》的头头仍组织了一百多人上街，打着外交部的大旗，在中南海同“打倒陈毅派”《批陈联络站》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团》、《井冈山》、外交学院《造反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红卫兵》、外国专家局《造反团》、外交人员服务局《临时指挥部》、对外文委《联队》、侨务委员会《红旗兵团》、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等造反派会合，一起向中央示威。 　　同日晚，周总理准备就白天游行事找《联络站》核心组和外交部副部长们谈话，但《联络站》核心组却坚决抵制，扬言总理有权见他们，他们有权不去，坚持要周总理同时接见参加游行所有单位的造反派组织。 　　5月12日凌晨，总理接见《联络站》等《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组织代表时，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等又在陈毅问题上给总理施加压力，总理很生气。总理批评他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听中央的，而是中央服从你们！”说完站起来就走了。姚参加了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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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姚登山在党中央调查部做“抗暴斗争”报告，并被该部《联络站》（造反派组织——笔者注）吸收为该站成员。 　　同日晚，姚在中调部观看三军“冲派”（部队造反派组织——笔者注）的演出，并上台同“冲派”演员握手，与他们亲切交谈，表示支持，并答应代向中央反映他们的情况。 　　5月13日上午，姚登山根据中央安排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印尼当局暴行。 　　同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批判陈毅派）学生冲入东交民巷30 号外交部办公楼，妄图摘抄陈毅问题的大字报。他们同《联络站》的造反派发生肢体冲突，上演了打斗场面。外交部造反派扣押了数名学生。（此前，北京外国语学院“打倒陈毅派”的《六· 一六》和《造反团》多次冲入外交部摘抄大字报，《联络站》造反派却视而不见。） 　　周总理得知外交部内发生武斗事件后，指示不要扩大事态，并委托姚登山宣布他的指示：双方脱离接触，释放《红旗大队》的学生回校。《联络站》核心组对此极为不满，姚登山埋怨总理把“难差使”交给他办。 　　姚登山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汇报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冲进外交部情况，并提出“回拜”的要求。 　　5月14日，姚登山在北京师范大学给北师大《井冈山》、中侨委《红旗兵团》等二十个组织的造反派做“抗暴斗争”报告。在主席台上，谭厚兰（文革初期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向姚登山敬献“红卫兵袖章”。 　　5月15日，《联络站》在外交部召开“控诉《红旗大队》暴行大会”。姚在讲话中骂《红旗大队》的学生是印尼的“卡比、卡米”（印尼的青年暴徒组织——笔者注），攻击总理的指示“没有原则”、“和稀泥”。 　　5月16日，周总理通过秘书钱家栋批评姚登山骂《红旗大队》为“卡比、卡米”“不妥当”。 　　同日，外交部国际司冯淬（女）和秦小梅（女）就姚登山5月15日的发言贴出“姚登山同志，你错了”的大字报。当晚，《红旗杂志社》记者宋正民（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找这两位女士了解情况。 　　5月18日，姚登山应邀参加《地派联络站》（北京某些大专院校红卫兵的联合组织——笔者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大会”。 　　5月19日，姚登山在工人体育馆给北京市组织的群众大会做“抗暴斗争”报告。 　　5月20日至26日，姚登山陪同驻华使节在山西参观。期间，他在山西做了一次“抗暴斗争”报告。 　　5月30日，姚登山在共青团中央大院给《地派联络站》组织的大会上作“抗暴斗争”报告。有三军“冲派”代表参加。 　　5月31日，回国参加文革运动的驻印尼使馆革命群众将姚登山揪回使馆参加运动。（当时驻外使领馆回国人员在东单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老部进行文革——笔者注） 　　5月底，《红旗杂志社》记者杨立功向《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人了解姚登山的情况。 　　6月1日，姚登山携夫人去中调部观看《地派联络站》的演出。 　　6月5日，姚登山在中联部做“抗暴斗争”报告。 　　6月6日，姚登山在中央广播电台对工作人员做“抗暴斗争”报告。他同李敦白交谈，并共进晚餐。（李敦白当时是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美国进步人士，中共党员，积极投身“文革”，一度是广播电台造反派的领袖之一。——笔者注）。 　　6月14日，姚登山在外交部亲切会见冯耳元。（冯耳元当时是四川省农业厅水产处的一名技术员。1965年12月17日，他致函陈毅外长，指出陈毅在1965年国庆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和平共处”问题，有“原则性错误”。外交部办公厅将来函转送当地有关部门处理，为此有关部门查询了此事。极左造反派认定，这是陈毅一手炮制的“政治迫害案”，证明陈毅在文革前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笔者注）姚登山对冯耳元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害死人啰！” 　　6月19日晚，姚登山在中央戏剧学院排练场观看儿童剧场编排的“四十一棵红心向太阳”话剧，并提了意见。 　　6月26日，姚登山去儿童剧院做“抗暴斗争”报告。在报告中，除吹捧他自己如何在印尼“抗暴”，攻击外交部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6月30日，姚登山去冶金部做“抗暴斗争”报告。 　　7月1日，《红旗杂志社》记者杨立功对王中琪（《联络站》核心组第一把手）说，现在不是有些司级干部，如：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冼依（政治部副主任）、姚登山出来亮相了吗？你们是否把外交部领导干部给排排队？ 　　7月3日，周总理指派姚登山、徐仁和外交部工作人员郑于中、刘作业、冉隆勃等五人去广州解决当地两派联合起来，共同支援香港爱国同胞反抗港英当局暴行的斗争。行前，周总理明确指示他们要在广州军区领导下工作，不要凌驾于两派之上。 　　7月4日至7日，姚登山等人和广州军区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做好两派工作，建立统一的支持香港机构问题。姚宣称自己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战士”，说“造反派要坚决支持造反派”。 　　7月8日，姚登山等人由军区招待所搬到百花园招待所。姚等人接见一些穿便服的军内反军派组织《文体红司》的头头。 　　7月11日，姚登山去广州中山大学给《旗派》做“抗暴斗争”报告。 　　7月13日，广州军区安排姚、徐给军队干部做“抗暴斗争”报告。 　　同日，《联络站》精心策划的“外交战线上的红色堡垒展览会”出笼，突出姚登山个人，把姚吹捧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7月14日，广州军区安排姚、徐向军区三军党委介绍印尼共产党的情况。 　　7月15日，姚登山、徐仁去广州暨南大学做“抗暴斗争”报告。 　　7月16日，姚登山在广州参加《旗派》组织的斗争赵紫阳（省委书记）大会。姚上了主席台。 　　7月17日，姚登山、徐仁去广州华侨补校做“抗暴斗争”报告。《旗派》组织的。 　　7月18日上午，姚登山在广东省外办做“抗暴斗争”报告。 　　同日下午，在《旗派》安排下，姚、徐去黄埔港访问并讲话，有记者陪同。 　　7月19日，姚登山、徐仁在广州参加《总派》斗争赵紫阳大会。姚未上主席台。 　　7月20日，姚登山、徐仁搬到沙面中南局招待所，与两位“记者”姜宏周和张景发交谈，攻击广州军区。 　　7月21日早8时，姚登山、徐仁去广州佛山专区为《地专红司》做“抗暴斗争”报告。因姚明确支持一派，使两派矛盾加剧，险些发生武斗，报告未做成，返回住地。 　　同日下午，姚登山、徐仁去中南局为《旗派》做“抗暴斗争”报告。 　　同日晚8时至次日凌晨1时，广州军区负责人到中南局招待所征求姚登山意见，姚等人公然指责军区负责人“支左旗帜不鲜明” ，“支保（保守派）不支左（左派）”，“搞折中主义”。 　　7月22日，姚登山等人离粤返回北京。姚此行完全违背了总理的指示，一头扎进反军派组织的怀抱。 　　7月27日，中央文革宣传组朱庭光（王力的秘书）对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吕霞（女）和科员王端湖传达有关业务和运动指示时，详细询问有关外交部干部亮相、群众组织、“打倒陈毅”和姚登山等情况。 　　7月28日，姚登山应天津大学“八·一八”邀请在天津人民体育场做“抗暴斗争”报告。 　　7月29日，姚登山参加《联络站》组织的党中央直属单位和国家机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的“声援武汉造反派大会”。大会由《联络站》核心组成员高诚（亚非司科员）主持。姚上了主席台。 　　8月1日至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的二十余名激进学生无视外交部大门警卫的劝阻，强行冲进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对外办公和部党委办公所在地），在院内张贴“打倒陈毅”的大标语、漫画，散发传单，树立仿制陈毅的稻草人，诡称“外交部里有大鬼”。他们谩骂和殴打前往劝阻他们的外交部工作人员，骂他们是“洋奴”，“外交部是卖国部” ，“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三降一灭’外交路线”。他们闯入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办公室干扰他们办公。这些激进学生堵住外交部大门，禁止人员进出，致使外交活动中断了三天。 　　8月4日，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举行《首都电影、新闻界支援港九同胞斗争大会》，声讨港英当局罪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关锋和戚本禹出席会议。外交部的“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也出席会议。会前，关锋、戚本禹和姚登山进行了短暂的交谈。 　　关锋和戚本禹都鼓励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造反派。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激进学生冲外交部揪陈毅问题时，戚本禹对姚说，“革命小将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来揪陈毅，这种革命行动，总的讲，这个大方向对得很。” 戚本禹又说，“二月份我们保过陈毅，由于陈毅翻案，所以我们收回了。如果他不翻案，他早就过关了。这是二月的事了，现在三、四、五月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下去。我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他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不下来，外交部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 　　当谈到对缅甸的新闻报道时，关锋说，“关于缅甸问题，《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送外交部，然后外交部又写了一篇。外交部这篇社论旗帜不鲜明，战斗力不强。最后总理还是决定用《人民日报》写的。外交部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发表这样一篇社论。紧接着，《人民日报》在新闻报道中提到了‘打倒奈温反动政府’的口号。外交部又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看来，外交部十多年来受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领导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针锋相对、敢于斗争的指导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怕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最后，戚本禹说，“外交部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甚至在挨骂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说两国友好关系。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 　　回外交部后，姚登山即向《联络站》核心组传达关锋、戚本禹讲话。当晚，姚还对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的所谓“揪陈大军”（7月15日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数百名激进学生开始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对面的台基厂广场安营扎寨。）传达关锋、戚本禹讲话的精神，并说“小将们不辞辛苦来揪陈，大方向正确”，表示坚决支持。 　　8月5日上午，大批印尼暴徒用卡车撞开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国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砸毁了我国大使馆室内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当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愤怒的造反派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冲击印尼驻华大使馆。闻讯后赶去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和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同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劝说冲进大使馆的群众撤出。

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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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下午，《联络站》召开全体大会，由姚登山传达戚本禹和关锋对他的讲话，肯定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造反团》等冲击外交部揪陈毅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精神很好；说陈毅不下来“外交部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他解释说“从谈话精神来看，戚本禹对陈毅不下来很有反感”。传达过程中，造反派的造反气焰急剧升温。 　　同日下午散会后，姚去印尼驻华大使馆现场“视察”。途中姚在汽车上说，对印尼要“以牙还牙”，就是要给点“厉害”。事后，姚还到处宣扬“砸的彻底”，“砸才消气”。 　　同日晚8时，部分群众不听劝阻，再次强行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9时许，消防队将火扑灭。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决不能伤人。卫戍区加派兵力，在位于东城区礼士胡同的印尼驻华大使馆周围布满了解放军战土。 　　同日深夜，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核心组（批判陈毅派）写信给总理和中央文革，汇报姚登山传达关锋和戚本禹讲话与中央的精神不符，在群众中造成总理和中央文革在批陈问题上有矛盾的错误印象，并表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姚登山的讲话稿也一并呈上。 　　8月6日下午一时，周总理原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外交部第一次批判陈毅小会。此前在周总理主持下，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两大派五个群众组织已达成的协议。可是《联络站》核心组勾结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包围人民大会堂和外交部东交民巷30号、40号外交部大楼，阻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和《驻外革联》的代表与会。该校极左造反派拦截《革命造反总部》代表抵达天安门附近的汽车近两小时，数名暴徒还殴打《革命造反总部》核心组成员贾自成。《联络站》和使领馆《九·九兵团》拒绝派代表出席这次批陈小会。总理亲自安排的第一次批陈小会就这样被极左派破坏了。 　　8月7日，外交部国际司冯淬（女）和秦小梅（女）以《千锤百炼》战斗队名义就姚登山传达8月4日关锋、戚本禹讲话，贴出“姚登山同志，你又错了”大字报。 　　同日晚7时，王力办公室秘书兰运蜀打电话给姚登山，通知王力决定晚上9时接见他和《联络站》的代表。 　　同日晚9时，王力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接见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第一把手)、王荣久（第二把手）、王和兴（业务监督负责人）和黄安国（《反迫害大队》队长）等七人。王力表示竭力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冲击外交部，煽动《联络站》夺取外交部大权。宣称《革命造反总部》为《保守组织》，妄图整垮《革命造反总部》。这个讲话在外交部和外事口掀起轩然大波，影响极坏。 　　接见时《联络站》代表首先向王力汇报外交部运动、批判外事口“头号走资派”陈毅及其“三反”言行、夺权、《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冲堵外交部等情况。 　　王力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关于《联络站》一月夺权，王力说：“你们一月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下班子？”“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有威风。” 　　谈到《革命造反总部》8月5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那封信时，王力说：“外交部竟有人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指姚登山）。”“从这封信我们看出这代表一种错误思潮，我们认为问题严重，找你们来谈谈。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联络站》代表谈到《联络站》三次整风（由于他们屡犯错误，总理责令他们整风——笔者注）受压抑时，王力说：“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 　　关于打倒陈毅和学生冲、堵外交部问题时，王力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是可以揪。”“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没有错。” 　　8月8日，王力专门亲笔致函姚登山。全文如下：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  礼 　　王力 （签名）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同日傍晚，姚登山收到王力的来信，并附有《革命造反总部》8月5日给中央的信。姚登山、王中琪等人议论国际司冯淬和秦小梅（《革命造反总部》成员）“姚登山同志，你又错了”的大字报，认为有人在她们大字报上贴“你们知道王力接见姚登山吗？”的小条子的作法不好，要让她们再跳一跳。 　　8月9日下午，《联络站》核心组召开外交部全体大会，先由姚登山传达王力讲话，宣读王力的信，并高呼“打倒陈毅”的口号。后又由《联络站》核心组第二把手王荣久（条法司科员）反复朗读“王八·七讲话”。 　　有关传达时的情景，《联络站》主办的《革命造反报》第三十期（1967 年8 月11 日）是这样报道的。“整个外交部沸腾了，崭新的革命气氛和和革命景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无限欢欣鼓舞，每个人都想长出一千双手去鼓掌，生出一万个喉咙去欢呼，千万个声音汇成一个声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传达结束了，可是有多少人更加忙碌起来。有的继续在那里兴高采烈地议论，有的顾不上吃晚饭拿起笔纸去写大标语，有的赶紧跑回本单位给那些没能到会的同志再传达。夜深了，有多少同志还在院子里路灯下议论不停。你一句我一句，大家说的是一个主题：‘王力同志的讲话是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和支持！’‘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同日，造反派贴出一批大标语：“彻底改组外交部党委！”“打倒三反分子陈毅！”“彻底砸烂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 　　同日晚，《联络站》核心组和姚登山开会，研究“反右倾保守”、“整顿队伍”，对《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开展“强烈政治攻势”等问题。 　　同日晚，《红旗杂志社》“记者”到《联络站》办公室收集对王力讲话的反映。 　　8 月10 日，姚登山到王力秘书朱庭光的办公室，向朱汇报传达王力讲话后外交部运动的形势，并请王力给予进一步指示。后来朱传达王力的意见，要点有：①社会上有反对中央文革、周总理逆流，提醒《联络站》要特别注意；②对《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的广大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能采取压的办法；③支持批陈、夺权、彻底革命。并同意姚登山参加《联络站》核心组会议，领导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姚登山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大楼第一亚洲司307号办公室先向王中琪、黄安国等少数人传达王力指示，然后向核心组全体成员传达。 　　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卞东珠（科员）以“新愚公”战斗队名义贴出大字报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 　　同日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吴昂等人在天安门刷大标语，“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 　　8月11日上午，《红旗杂志社》记者宋其民在《联络站》核心组办公室召集会议，收集对王力讲话的反应。机要局、文印处、办公厅、总务司、一些地区业务司等单位造反派做了汇报。 　　同日下午，姚登山和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团》、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等三十余个《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组织代表共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大会”。周总理、陈毅和姬鹏飞到会。 　　事前他们保证，会上只提批判陈毅，不提打倒陈毅。但他们玩弄两面手法，极力在会上制造“打倒陈毅”的气氛向周总理示威。当周总理进入会场时，突然从会议厅二楼投下四幅“誓与三反分子陈毅血战到底！”的巨幅大标语。前排几十位女学生也展开了“打倒陈毅！”的标语。造反派发言的内容皆是所谓“以陈毅为首的外交部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所谓“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等。会上狂呼“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等口号。让陈毅低头弯腰，并有个别极“左”分子冲上台企图殴打陈毅。由于事先安排坐在台下前几排的8341部队的战士及时上台去保护陈毅，极左分子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会议一度中断。 　　同日，姚登山参加《联络站》核心组会议，研究改组核心组人选问题。 　　同日，《红旗杂志社》记者张殿悦来外交部向各群众组织收集对王力讲话的反应。 　　8月12日，姚登山、王中琪等30余名造反派在外交部“反迫害大队”办公室开会，策划砸政治部（即政治部夺权）的行动计划。有人主张接管政治部后领导班子的名称还是叫“监督小组”，姚说：“当权派都靠边站了，还监督谁？干脆叫领导小组，运动、业务一起抓”。 　　同日，姚登山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组织成员钟全华、王佐兰、刘刚、郭德成、雷雨田等。钟全华发表恶毒攻击周总理的意见。姚表示“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红旗杂志社》记者在场。 　　同日，姚登山参加《联络站》核心组会议，研究新领导班子问题。王中琪、蔣书勤建议姚登山去部党委工作，姚登山表示“即使去，我个人也不能解决问题”，却主张组织“新领导班子”。 　　8月13日上午，姚登山在《联络站》核心组办公室主任高诚陪同下去天津大学做报告，兜售王力“八·七讲话”。

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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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晚，姚登山、王中琪打电话给朱庭光，向王力汇报并请示砸政治部的行动计划。朱表示请示王力后再给姚登山、王中琪回电话。 　　8月14日凌晨4时，姚登山在家里接到朱庭光电话，传达王力对砸政治部的指示。王力一面假惺惺地说“不赞成砸”，一面又说“要敢于斗争，但要谨慎，讲究方法，有勇有谋”，“大方向对就干”。 　　同日上午，姚召集紧急会议传达王力指示。会上有人不理解王力关于“不要砸”的含义时，姚解释说“砸是政治术语，不要搞打、砸、抢”。最后姚拍板定案说：“只要大方向对，按照王力彻底革命精神，砸政治部没有错”。会议决定立即按原计划行动。 　　同日上午10点，姚和王中琪在《反迫害大队》办公室坐镇指挥。《联络站》、《九·九战斗兵团》和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等组织的数十位造反派进入位于东交民巷40 号外交部政治部大楼。他们到政治部大楼后，分头守住干部司大楼的各个通道，大喊大叫“造反有理”口号，散发传单，摘下“干部司”的牌子，张贴“声明”，恶毒攻击政治部是“整人部”、“害人部”、“阎王殿”，是“忠实执行刘邓安（即安子文，文革前的中组部部长）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的御用工具”，是“为外交部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官僚机构”，狂妄叫嚣要坚决执行“王力指示”，誓作王、关、戚的“铁拳头”。 　　他们接管政治部的一切大权，查封干部司办公室、秘书组以及各个处的档案柜、所有的公章和钥匙；成立以黄安国（《反迫害大队》队长、新闻司科员、非党员、八七讲话后被选为《联络站》核心组成员）为首的十一人领导小组，政治部工作人员90%靠边站即下岗，听候分配。 　　同日下午，《联络站》召开所谓“砸烂政治部祝捷大会”。外事口《批陈联络站》的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数千名造反派参加了大会。会上，姚发表讲话，表示“最坚决的支持”，“最热烈的祝贺”。他还说，“陈毅是刘邓在外事口最大的代理人；不打倒陈毅，姬、乔不会低头认罪，革命领导干部不敢亮相，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就会有夭折的危险；对陈毅的态度是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最明显的分界线；《革命造反总部》、《攀险峰》和驻外《革联》是保守派，想在各个组织中间四平八稳不可能；王力讲话好得很。”姚还公然叫嚣“今天砸了外交部‘旧政治部’，现在我们还要砸烂外交部党委”，“有人叫我到部党委去工作，我不去”，“修修补补是不行的，革命不能改良，要彻底砸烂！革命小将，不管他十几岁，二十几岁都可以出国当大使、参赞。” 　　同日晚，姚登山参加《批陈联络站》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热烈欢呼王力同志对外事口的八·七讲话大会”，在会上姚讲话热烈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 　　8月15日，姚登山出席外贸部《井岗山公社》（打倒陈毅派组织）召开的“彻底砸烂政治部祝捷大会”。姚登山在会上发言说：“这边是打倒陈姬乔。那边呢，通知姬鹏飞出席宴会，参加外事活动。这乱弹琴不乱弹琴！保守派有个特点，看中央点头，而造反派不是看上面点头”。他大肆煽动造反派夺权，当场引起外贸部两派武斗。 　　同日，在外交部《联络站》砸政治部的影响下，外交部下属单位《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造反大队》（打倒陈毅派）夺了该所的人事、财政大权。 　　8 月16 日，姚登山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首都兵团”（打倒陈毅派）举行的《痛击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迎接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姚在会上煽动说：“权力是我们的！我们要夺权！要掌权！”姚的行动激起该校革命群众的不满。会议进行过程中，两派群众发生武斗，十余人受伤。 　　同日，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卞东珠在天安门贴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代理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同日，姚登山接见中调部副部长崔继瑗等二十八人。他们向姚登山“取经”，姚答应去中调部推销王力八·七讲话。 　　同日，姚登山找驻印度使馆、驻印尼使馆的一些人（反对打倒陈毅）谈话，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要他们把战斗队从《驻外革联》拉出来，参加《九九兵团》（主张打倒陈毅）。 　　同日，姚登山参加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发言表示支持。 　　同日晚，姚登山参加《联络站》核心组会议，研定新领导班子名单，同意起草上呈请示报告。 　　8月17日上午，姚登山参加对外经委《红联站》（打倒陈毅派）夺权胜利大会，对他们砸政治部表示“热烈祝贺”和“坚决支持”。 　　同日下午，姚登山在中调部推销“王力八·七讲话”。他宣称要派“年轻小伙子”去驻外使馆“挂帅”，攻击现在的大使们只有“三降一灭的经验”。 　　同日，姚登山参加《联络站》核心组和《九·九兵团》核心组召开的联席会议，研究夺权事宜。会上，《九·九兵团》核心组指出，外交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已有了一批以姚登山为首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双方决定互相配合，在“权的问题上要下功夫”，《九·九兵团》可派一、两人参加业务监督。 　　同日晚，《联络站》核心组获悉，次日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要派人进驻外交部。 　　8月18日清晨，《革命造反总部》的一些工人将他们组织的队旗升上东单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老部东楼顶上，表示对“王力八七讲话”的不满，准备继续坚持斗争。《九·九兵团》傅隆澎打电话给王力秘书朱庭光，要求王力接见，并诡称《革命造反总部》要挑起武斗。 　　同日，在强大政治压力下,《攀险峰》宣布解散。 　　同日，在姚登山策划下，驻印度使馆、驻印尼使馆战斗队宣布退出《驻外革联》，参加《九九兵团》（主张打倒陈毅）。 　　同日，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六十余人举着“砸烂外交部党委”的标语牌，在杜铣、冯秀文、池振涛等头头率领下，“进驻”外交部。杜铣等人向姚登山和王中琪“表明”，他们是根据“八·七”讲话来帮《联络站》早日掌权的。姚当即表示欢迎，并宣布“今后咱们一起并肩战斗”。 　　同日，姚登山接见对外文委《联队》郭翔宇、李奇和张爱珠等三人，支持他们在对外文委夺权，并答应向王力转交他们的信件。 　　同日下午，《联络站》又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大礼堂召开“干部亮相大会”。董越千（外交部部长助理）、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和冼依（政治部副主任）等一批投机分子粉墨登场，发言“一捧（吹捧姚登山）、二骂（谩骂《革命造反总部》和《攀险峰》”、三打倒（打倒陈、姬、乔）”。 　　同日晚，姚登山参加《联络站》核心组会，讨论成立“革委会”问题，决定起草《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关于立即创造条件建立革命委员会和临时业务领导班子的决议（草案）》。 　　8月19日上午10时，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一些极左造反派“查封”外交部党委，成立所谓“临时指挥部”，发布所谓“通告”，宣称“两个政权不能同时并存”，宣布“停止外交部党委一切工作”，部党委“不得擅自召集会议，无权批阅任何文件，无权处理任何业务工作”，“外交部一切党政事务均由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处理”。 　　同日中午12时许，姚登山参加《联络站》核心组紧急会议。会议认为，“查封部党委”是“革命行动”，并通过发表支持“声明”，但未敢贴出。 　　与此同时，《联络站》核心组成员蔣书勤（非洲司科员）向总理办公室汇报外国语学院学生“查封部党委”情况，佯称他们“事先不知道”，“不赞成查封部党委”。 　　姚登山、王中琪打电话给王力秘书朱庭光汇报“查封部党委”和外交部的“大好形势”，请朱转告王力，并请示王力关于外交部成立“革委会”事。 　　同日下午，《联络站》继续召开“干部亮相大会”。干部亮相会上发言人的讲稿，《联络站》全交给《红旗杂志社》记者。 　　同日下午，姚登山出席《九·九兵团》召开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誓师大会”。姚登山在会上讲话说：“八·七以后造反派扬眉吐气了，大快人心”；“革就是革，保就是保，没有调和的余地”。并宣布即将成立革委会，《九·九兵团》可派二名代表参加。 　　同日，外事口《批陈联络站》在对外文委开会，酝酿成立所谓《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准备逐步从群众组织过度到半掌权、掌权单位，并让姚登山当第一把手。 　　8 月20日凌晨，朱庭光打电话给姚登山传达王力19 日的四点指示，⑴要抓大方向，⑵做政治思想工作，⑶重大问题请示总理和中央，⑷注意学习《文汇报》关于大胆使用领导干部的文章；并建议他们学习戚本禹在煤炭部总结的“掌权经验”。 　　同日下午4时，周总理紧急接见《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和黄金祺（办公厅翻译室处长，8月7日后被造反派选为核心组成员）等人，严厉批评他们的砸政治部、夺部党委权、擅自批发文电等严重错误。总理说，“你们目无中央”，“外交部不能有一刻中断，不能当儿戏，要及时请示汇报。”《联络站》核心组当场上呈“关于彻底解决部领导班子的意见”。事后，姚登山向王中琪了解总理接见情况，勉励王中琪说，“犯错误是难免的”。 　　8月21日，《联络站》核心组开会。王中琪介绍20日总理接见情况；姚登山传达王力20日指示。与会者讨论成立外交部“革委会”的方案。 　　同日上午10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头头刘令凯、钟全华来外交部向姚登山反映情况。这两人再次恶毒攻击周总理。 　　8月22日，姚登山找副部长罗贵波和徐以新“谈话”，鼓动他们站出来亮相。 　　同日下午，姚登山以自己的名义在第一亚洲司办公室召开“司级干部座谈会”。地区业务司十一尚未亮相的司级干部与会，姚登山鼓动他们站出来亮相。 　　同日，姚登山请《联络站》核心组陈蔚德代表他去对外文委参加《红联站》的夺权大会，对他们夺权表示“支持”。 　　同日深夜，所谓《反帝反修联络站》中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打着“抗英斗争”的旗号，公然对抗总理的多次严正指示，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打伤二十余名解放军战士，冲入位于日坛公园附近的英国驻华代办处，打了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及代办处工作人员，砸了代办处的陈设，烧了九辆汽车，最后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大楼，造成了建国以来震惊中外“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 　　（注：当时港英当局在香港抓了几名中国记者和封闭几家报社，外交部西欧司一些造反派在极左思潮指导下，炮制了“四十八小时通牒”的照会，即限港英当局在48 小时内释放，否则就要采取措施。由于英国政府没有置理，48 小时后发生了火烧英代办处事件。此前，外交部造反派还建议总参派一个营部队逼近香港，遭总参驳回。）

姚波

8月23日凌晨三时，周总理、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谢富治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紧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等外事口一些极左派组织的代表。 　　周总理十分生气地说：“外交大权断了四天，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次了，你们就是不听。”“《北外造反团》授权给外交部，这不是可笑吗？设立一个指挥部，代表中央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外交部联络站》接过去，向外发电报，说陈、姬、乔是什么性质。四天把副部长、部长助理包围着不让上班。今天火烧英国代办处。还要不要国家荣誉？”“这是目无中央。”“我要再不讲话，就是对毛主席犯罪。”并责令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立即撤出外交部，封条完全无效。 　　会见后，周总理又单独接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和姚登山，严厉斥责了姚一伙篡夺中央外交大权的行动，明确指出，“你们目无中央”，并否定了他们二十日炮制的具体夺权方案—— “彻底解决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周总理说，“你们的方案（即七人名单）行不通。说不一律打倒，结果还是一律打倒。”周还严厉批评“姚登山头脑发热，到外贸部等单位做报告，引起连锁反应，说是配合毛主席战略部署，那里来的那个战略部署”。 　　同日，姚登山找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下属《临革会》的一些工人做工作，企图分化瓦解他们。 　　同日晚，姚和《联络站》头头召集核心组会。他们变换手法，又草拟了一个以姚登山为首，包括罗贵波（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交部副部长）、霍明（研究室副主任）、王荣久（造反派，《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条法司科员）和张燕生（造反派，《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办公厅文印处工人）的“七人临时业务领导小组”方案交由总理秘书钱嘉栋转呈周总理。姚同时建议上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 　　8月24日，姚又以个人名义在第一亚洲司办公室召开司级干部亮相会。十三位司级干部争先恐后发言表态。 　　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五号楼召见杨成武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将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稿交杨成武带到上海转呈毛主席，请主席指示。 　　同日上午9时，杨成武抵达上海后，即向毛主席汇报了王力讲话、造反派打倒陈毅、夺外交部权、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宜。 　　同日，周总理接见《联络站》核心组王中琪等三人指出，《五·一六》（即反革命集团）在外交部有根子。 　　同日，《联络站》核心组开会，姚登山参加。会议研究如何破坏总理已批准《外事联委》（外事口“批判陈毅派”组织——笔者注）8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陈大会”。会议研定“三点方案”上报周总理，要求总理（1）取消8月27日大会，（2）如要开大会，半数票需发给他们，并让他们的代表上主席台；（3）总理不出席8月27日大会。 　　8月26 日上午9 时，毛主席召见杨成武，明确地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随后毛主席又对杨成武补充说，“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下？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 杨成武边听边作记录，记录完，检查一遍，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认真看一遍，将记录稿还给杨成武说，“对，就这样。”“马上去办吧。” 　　同日中午12 时40分，杨成武飞抵北京西郊机场后立即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杨成武取出记录纸，念完后将记录呈交周恩来。周总理马上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在钓鱼台16 号楼开会。全体人员到齐后，周总理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周总理又补充说，“毛主席又说，‘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但是要狠狠批，要批透。” 王力和关锋随即被“隔离审查”。不久，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中央宣判了姚登山后台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的政治死刑。 　　同日下午，姚登山主持在东交民巷30 号外交部小礼堂举行的外交部第三次批陈小会，陈毅出席。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脱不开身，委托他的秘书钱嘉栋参加。会议开始十几分钟后，《批陈联络站》的数百名激进造反派（主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的学生）在《联络站》核心组的配合下，包围办公大楼，冲进外交部礼堂，冲击会场，妄图劫持陈毅外长。为防止陈毅离开会场，这帮极左造反派把陈毅的专车轮胎放了气。在陈毅警卫宫恒征和外交部保卫处许国禄等人的掩护下，他们一起将陈毅转移到礼堂一楼的一间盥洗室隐藏起来 。陈毅被困在外交部楼内达数个小时之久。会议被迫中断。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通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增派部队前往外交部保护陈毅，同时派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到现场协助。周恩来还亲自打电话给姚登山，要他负责保护陈毅的安全，护送陈毅回中南海，并说：“这是最高指示”。傅崇碧接到周恩来的命令后，迅速增调了两个连的战士，赶赴现场与造反派对峙、周旋。夜幕降临时，在周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等人和警卫部队的掩护下，陈毅从外交部的后门出来，坐上卫戍区准备的汽车安全回到中南海住处。 　　8月2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26 日冲进外交部《批陈联络站》的十三个组织的代表，姚登山参加。姚唆使一小撮极左造反派对周总理无理纠缠，对总理轮番围攻，妄图破坏当天下午《外事联委》在人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彻底批判陈毅大会》。周总理心脏病复发，未能出席《外事联委》召开的《彻底批判陈毅大会》。事后，姚登山说这是“造反派的胜利”。 　　8月28日，姚登山会见《锡兰-中国友好协会》外宾，介绍外交部文革运动的情况，默认他在领导外交部运动，并说：“陈毅忠实执行了刘少奇的路线”。 　　同日，姚登山以个人名义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座谈会，二十多位专员、处长级干部参加，鼓动他们站出来“亮相”。 　　8 月30 日上午，“火烧英国代办处”后，伦敦部分英国民众到中国驻英国代办处抗议。我国驻英代办处工作人员与伦敦警察和当地民众发生肢体冲突，双方有人受伤。 　　同日，一些群众组织到外交公寓门前举行示威，抗议英国政府纵容英国一些暴徒袭击我国驻英国代办处，殴打我国工作人员。姚获悉后赶到现场，派人安装扩音器，布置揪斗现场，并要人同新华社联系派摄影记者前来拍照。在场的卫戍区负责同志建议“抗议书英方可派人递交，不要把（英国）人叫下楼来”。姚却极力反对，说什么“连这都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不象话，革命嘛！不能这样。”在一切布置就绪后，姚登山让一名外交部工作人员以礼宾司名义打电话给英国代办唐纳德?霍普森，限他十五分钟内到门口接受抗议。当代办下来后，竟有人冲上去按他头，揪头发。姚在外交公寓指挥揪斗英国驻华代办，制造了又一起严重涉外事件。 　　同日下午，姚登山在东交民巷15 号外交部食堂召开外事口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以传达中央关于制止游行砸烧驻华使馆的“五不一划”决定（不抢、不打、不砸、不烧，以大使馆围墙为界限，不要超过界限。）为名，继续煽动所谓“彻底革命”精神。姚把“三砸一烧”（即6月18日砸印度使馆、7月3日砸缅甸使馆、8月6日砸印尼使馆和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称为“革命行动”，狂妄地说“过去砸了就砸了，烧了就烧了。”姚登山建议组织百万人游行示威，多数人不敢苟同。 　　五、悲惨归宿 　　8 月31 日，周总理接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姚登山和部党委成员，严厉批评八月份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否定了姚和《联络站》头头们提出的“七人领导小组”方案。总理还当面批评姚登山到处煽风点火。周总理说，“最近一个时期，我讲话不灵了。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是最高指示。姚登山最近考验还不够，你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在外贸部的讲话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中央提‘打倒刘邓陈’吗？你是一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是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周恩来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对于前一段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总理严正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周总理还指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同日晚，《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和姚登山开会，讨论总理当天的批评，姚登山和极左造反派们共同发泄对总理的不满。 　　9月1 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指出外事口的事完全脱离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轨道，一小撮极左分子（坏头头）从极左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指出外事口里面有敌人，公开宣判外事口一小撮极左造反派的政治死刑。 　　同日，姚和《联络站》核心组一些人预计到学生会去抄姚的家。他们帮助将姚家中电视机、录音机等贵重物品转移到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楼内，姚不敢再回家过夜。 　　同日晚11时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抄了姚登山的家（第一次姚家被炒）。 　　9月2日凌晨,周总理接见国务院财贸口群众组织的代表时说：“ 陈毅同志这样批判，他们（指外事口造反派）还不满足，和我们的距离很大，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就不能和你们说一样的话，我只能通过你们向群众传达，不能都接见。外交部这样批判还不满意，外交部的权最大，我参加过他们一次大会、两次小会，他们还不满足。现在中央说话了，碰了钉子了，没有办法了。监督权不算小了，监督权不要超过，一步一步练习嘛！我对你们说，先取得监督权，以后‘三结合’才有力量。他们外交部夺权夺错了，一个学校一派（指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团》）就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撤销了，看来非把中央都抬出来才相信。 ……  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指八月夺权），已受了批评，你们不要受外交部的影响，不要再受一次批评，外交部在中央各部我是支持最多的，我要对中央负责。外交部走到边缘，你们外贸部不要学外交部。我直接管外交，结果把我的权都夺了。他们直接打电报给国外使馆，结果顶了回来。姚登山到处做报告，制造混乱，他到外贸部去过一次，他在外贸部的报告是错误的，煽动性很大，我当面批判了他。……… 中央提出‘打倒刘邓陶’，他提的是‘打倒刘邓陈’，中央提了‘打倒刘邓陈’了吗？你一个司局级干部，怎么能这样提，谁批准你提的呢？给使馆打电报，人家不懂那个“陈”啊！你们把事情做得那样绝对化”。 　　同日，姚登山家又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的学生抄了（第二次姚家被炒）。姚登山躲藏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楼内。 　　9月3日凌晨，姚登山家第三次被炒。 　　同日，《联络站》和《九·九兵团》核心组扬言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要来冲外交部擒拿姚登山。他们以“保卫国家机密”为由，煽动部分群众到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大楼保卫姚登山，并撕掉楼内所有“打倒姚登山”的大标语。 　　同日深夜10时许，姚登山家第四次被炒。 　　9月4日，《摧资联委》（打倒陈毅派）在全国总工会召开形势串联会，决定抓大批判，对王力问题不表态，死保姚登山。

姚波

9月6日晚，支持极左造反派的冼依（政治部副主任）、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吴亮璞（国际司副司长）、王世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等二十二位“中将”（即司局级当权派。文革时，省部级老干部被称为“老将”，司局级干部被称为“中将”，年轻造反派被称为“小将”——笔者注）贴出题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歩署坚决击退保守势力的猖狂反扑》大字报。他们仍坚持说姚的“革命造反精神是一切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姚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坚决支持”姚的“无所畏惧，彻底闹革命的精神和行动；”顽固地保姚登山，对抗总理对姚的严厉批评。 　　9月7日，姚文元发表文章《评陶铸两本书》，指出，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9月11日，外交部群众查封《联络站》主办突出姚登山的《九九展览会》。 　　9月12日，《联络站》核心组别有用心地成立所谓《五·一六调查组》，妄图蒙混过关。 　　9 月14 日，外交部开始批判“王八·七讲话”，姚登山在外交部被正式“隔离审查”。驻印尼使馆战斗队成立“姚登山专案组”审查姚登山。 　　9 月18 日下午5时，周总理接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和对外文委有关领导干部、部（委）业务监督小组代表和群众代表。姚登山参加接见。当批评姚的错误时，周总理说：“你对外斗争时是勇敢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派你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结果你干扰了外交部。你不仅到外贸部，到第一、第二外国语学院作报告，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周又说：“那天（指8月27日）上午，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等组织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这个情况（当时总理很生气，气得心脏病复发。——笔者注），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了。我对你是有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 　　9月20日，《联络站》核心组召开外交部大会，姚登山先做“检查”。然后《联络站》核心组传达总理9月18日对姚登山的批评。 　　9月24日凌晨4时，毛主席从南方乘火车回到北京。早已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外交部办公厅科员）即向毛主席汇报外交部运动的情况。当说到王力“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毛主席还引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王海容不明白古诗的含义，也不想询问主席怕影响主席休息。于是她回外交部约刘华秋（外交部办公厅科员）一起去请教她的祖父王季范老先生（国学大师，毛主席的表兄）。王老先生告诉他们此两句古诗是唐人罗隐的作品。经过一番思索，他们认为诗中的“英雄”有指王力之意。 　　9月27日，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贴出了《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大字报。之后，外交部连续开会，张贴大字报，肃清王力讲话的流毒。每次开会姚登山都到会接受批判。 　　10月10日，姚登山被驻印尼使领馆战斗队揪回接受批判。 　　10月14日,姚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揪走。次日凌晨，由周总理联络员王文政将姚登山接回外交部。 　　10 月18 日,周总理在接见完外宾后对翻译说，“8 月份《联络站》犯了那么多错误，是十八年（指1949-1967年）所没有过的。”“八月份打击一大片，极左思潮泛滥，烧代办处，夺政治部权都是错误的。政治部夺权后造成驻外机构的极大混乱。”“我8月25 日讲话不灵了，8月27 日反我到了极点，姚登山非常猖狂。”“我现在不去外交部讲话，我去讲话，把8 月份的事情拿出来，王中琪、姚登山就会垮台。” 　　10月26日,姚登山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揪到学校，参加“彻底清算姚登山罪行大会”。会上，学生称姚为“外事口政治大扒手”。姚被迫交出他的“认罪书”。姚在“认罪书”中承认“犯了极严重的、原则性的政治错误。犯了错误毫无觉察。反以为衷心耿耿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按总理指示办事。所以长期来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没有觉察到自己的问题，认识很缓慢，我的错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向毛主席、革命群众请罪。我这检查写了十多天，这是第六稿，是初步的，很不深刻。” 　　在“认罪书”中，姚列举他的主要错误有： 　　（1）八月上旬主观臆断，以为中央有了新精神，要彻底革命，要影响其他别的部门。作为当权派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不能和稀泥。可以喊打倒刘邓陈（毅）的口号。（当时中央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铸）”——笔者注），并且在王力讲话时（指8月7日王力接见）三次把刘邓陈并提。这等于把自己放在对抗总理的地位。 　　（2）煽动夺权。有的夺权，矛头是指向中央的。 　　（3）不是按照中央精神，使各派联合起来，作为大联合的基础。例如：在外交部就看是否提“打倒陈毅”来区别“革”与“保”。对外单位不了解情况，就支持一派打击那一派，这是违背大联合。客观上形成支持一派打一派，加剧两派斗争，助长分裂。 　　（4）坚决支持造反派。这是对的，但作了片面的理解。我迎合他们多，批评他们的少。特别是五月份说了几句错话，就偏向另一边去了。强调了向小将学习，忽视了对他们的帮助。不能坚持原则，甚至在总理面前，有时自己也很急，但不敢批评他们。 　　这份所谓“认罪书”还说：“八月中旬《造反团》（指北京外国语学院打倒陈毅派学生）进驻外交部，封闭部党委，当时自己的态度是反对的，但我没有亲自报告总理，未听总理的话。八月十七日那天，我说几句，但没有说在前面。八月三十一日那天，总理谈姬（鹏飞）乔（冠华）问题，谈得很长。（外交部造反派要打倒姬鹏飞和乔冠华两位副部长，反对他们出来工作。总理不同意。——笔者注）总理最后说这是最高指示。我也着急，没及时作说服工作。我认为在总理面前，尽量少说话。 　　姚登山承认，他“从极左的方面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煽动夺权，助长派别斗争，影响恶劣，对党犯了罪”。 　　关于产生错误的原因，姚在 “认罪书”中解释说：“（1）没有正真学好毛著，世界观没得到彻底改造，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毛主席战略部署、大方向很不理解。对现阶段阶级斗争形势很不认识。我自己已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无政府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对极左的情绪很容易接受。这次犯错误绝非偶然，而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必然结果。” 　　“（2）骄傲自满，风头主义。回国后，受总理欢迎，见了主席，作了许多报告，受到群众欢迎，本应戒骄戒躁，但反而骄傲起来。自己还未向使馆作检查就到部里来了。我对部内运动情况很不了解，下车伊始，哇啦哇啦，自吹自雷。这些错误都是骄傲自满、风头主义的大暴露。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要我当部长，没向总理汇报，认为只是对自己个人过不去。在彻底革命、夺权、小将干外交的思想指导下，从极左方面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联络站》提出组织新班子时，包括自己在内。像总理所批评，我很不成熟。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而欣然接受。” 　　“（3）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思想。我就是像总理批评那样，头脑发热发胀。如果不是总理及时严格中肯的批评，发展下去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最后他表示要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决不文过饰非，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之后，姚登山在专为他设立的“学习班”中交代问题，晚上可以回家。1968年5月28日被“隔离审查”（不准回家）。1969 年11 月18 日，他被下放到湖北省外交部《五·七干校》。 　　1970 年2月10日外交部在“批极左、清查五·一六”时，湖北《五·七干校》再次专门为姚登山办 “学习班”，令其交待“问题”。11月30日至12月8日召开了九次大、中型会议批判他。随后，姚又被揪往位于湖南、江西和山西等省的外交部《五·七干校》接受群众批判。姚在外交部《五·七干校》被群众隔离审查四年后，1970年12月16日被揪回北京。12月30日外交部召开大会批判姚登山。 　　经上级批准，1971年6 月11 日下午，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大会”。外事口及其他各方面共一万三千余人与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简称全国和大)、外文出版局、外国专家局等单位的80多位外宾也应邀参加大会。会前，与会者参观了姚登山的部分罪证展览。 　　会上，外交部群众代表发言，揭发、控诉姚的“十大罪状”： 　　一、煽动“五一一”游行（1967年5月11日造反派去中南海揪陈毅示威游行——笔者注），公开向中央示威。 　　二、破坏支港抗英斗争，进行“反军乱军“的罪恶活动。 　　三、紧密配合围困中南海，积极支持在外交部“安营扎寨”。 　　四、参与炮制“八七”大毒草，疯狂煽动反革命夺权。 　　五、篡改中央口号，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六、姚登山是砸外交部政治部的总指挥。 　　七、姚登山是篡夺中央外交大权的主谋。 　　八、参与策划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疯狂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九、猖狂破坏革命大联合，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十、策划和指挥围攻总理、摧残总理健康。 　　大会进行过程中群情激动昂。外交部群众强烈要求专政机关将姚逮捕法办。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代表当场接受群众要求，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予以逮扑。 　　最后，外交部副部长李耀文（主管政工。重回部队后，1988年9月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讲话，阐明党的政策，进一步动员外交部和外事口的全体同志团结起来，把清查“五·一六”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姚登山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经受近九年牢狱之苦。但是姚登山还算是幸运的，在他有生之年对他落实了政策。 　　北京的一些高校在1967年5月发现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组织，专门进行炮打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毛泽东主席公开揭露这个小集团的反革命性质，号召与之进行斗争。1968年，中央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清查五·一六专案小组》，发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此后，北京及全国各地开展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的活动,查组织、追表格、查罪恶活动。 　　清查过程中，外交部把所谓《五·一六兵团》及其后台“王关戚”与姚登山问题挂钩，在姚登山问题的定性上发生上纲过高的“扩大化”错误。 　　1980年5月，外交部党委复查姚登山的案子时，党委内部有不同意见。刘振华副部长（主管政工。重回部队后，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在党委会议上说,在外交部大家都说姚登山很坏,但也应该对他落实政策,是什么问题,作什么处理。他又说,姚登山有错误,有的很严重,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有其特殊的背景,应该实事求是地对他作个结论。人已坐了九年监狱,这个教训对他够深刻的了。

姚波

经充分讨论，按照当时的政策精神，外交部党委做出的结论是，姚登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犯有严重错误，他犯有反对周总理、坚持打倒陈毅等错误。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外交部宣布此处分时，姚登山的处分期早已过了，对他已无实际意义。 　　姚登山不承认反周总理，只承认犯有“不应扩散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讲话、支持造反派《联络站》封政治部、参与研究改组外交部领导班子”等错误。外交部将他的申诉与结论一并归档。 　　1980年8 月姚登山出狱，恢复原来的行政10级待遇，过起普通人的正常生活。1985年办理离休手续。1998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 　　参考资料： 　　l1967年4月30日-1970年12月30日姚登山大事记 （外交部《姚登山专案组》1971年1月5日编） 　　l彻底清算姚登山的罪行 （外交部《清查组》1971年6月编） 　　l1967年5月9日《革命造反报》第十二期（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 　　l外事战报 1967年9月创刊号和第二期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和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主办） 　　l* 《外交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月运动大事记》（1970年11月外交部调查组编） 　　l*1967年《外交部文化大革命运动八月份大事记》（《联络站》53战斗队（组）编） 　　l*1967年《外交部文化的革命运动十月份大事记》（《联络站》临时勤务组材料组编） 　　注：文革初期外事系统的两大派群众组织 　　（一）《批判陈毅联络站》（打倒陈毅派）是外事口和首都红代会的35个单位的造反派于1967年4 月13日成立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学楼《红旗革命造反团》。 　　成员有：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 　　红代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红卫兵团 　　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 　　红代会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 　　红代会归国生遵义兵团 　　对外文委革命造反联队 　　中侨委红旗兵团 　　红代会北京外语专科学校革命造反军 　　外专局红色造反尖兵 　　外文局革命造反委员会 　　红代会外文局外训班红旗 　　全国总工会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外专局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 　　工代会外交人员服务局革命造反临时指挥部 　　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革命造反团 　　旅行游览事业管理局红色风暴 　　中国国际书店革命造反派总联络站 　　对外经委红色造反联络站 　　全国妇联红色造反总团 　　外贸部井冈山 　　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红旗造反队 　　教育部革联 　　教育部延安公社 　　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不争春”战斗队 　　新华社革联 　　归侨井冈山 　　国际贸易促进会井冈山兵团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是首都红卫兵组织中的一个极端组织。由于观点极左，经常公开发表攻击周总理的言论，《批陈联络站》不敢吸收它。但在“批斗陈毅”问题上，《六·一六红卫兵团》和《批陈联络站》采取一致行动。 　　（二）《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简称《外事联委》，批判陈毅派），由国务院外事政治部、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驻外使领馆革联、国际贸易促红旗造反团、中侨委革命造反公社、对外文委井冈山、外印厂红联总部、归国生红勤站、归国生延安兵团、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二外红卫兵、北航红旗、人大三红、矿院东方红等外事单位和高等院校的群众组织成立。办公地点在西单贸促会大楼内。 　　成员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红旗造反团、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红色造反联络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红色战斗队、中共中央外事政治部革命造反委员会、归国留学生延安兵团、归国留学生红卫兵勤务站、对外文委井冈山革命造反联络站、国家科委对外局、全国科协国际联络部、国家体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农业科学院红旗战斗团、外文印刷厂红色造反团、外文印刷厂全无敌兵团、外专局毛泽东思想造反团（新总部）、红代会新北大公社、红代会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红代会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红代会北京第二外国语红卫兵、红代会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代会北京轻工业学院红鹰纵队、红代会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革命造反团、红代会北京中医学院红旗兵团、红代会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北京经济学院红旗公社、中央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抗大公社。办公地点在西单贸促会大楼五楼。后来陆续加入的有：驻外使领馆革联、外交部攀险峰野战兵团、中侨委革命造反公社、北航红旗、人大三红、矿院东方红、邮电学院东方红批陈联络站、北京化学纤维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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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登山（1918～1998），又名姚忠。山西襄汾陶寺乡陈庄村人，出身贫农，上完小学。1935年他参加山西军阀阎锡山“防共团”，当过班长、副小队长。20 岁时参加共产党，在党员训练班学习，后被派到八路军213旅。抗战期间，姚在山西家乡一带领导群众打游击，建立地方武装，抗击日本鬼子，打击日伪政权。在他带领下，游击队逐步发展，后扩建为游击支队，姚登山任支队长。

　　1942年1月，姚登山被派到曲襄大队，任教导员、副政委。1945年3月，姚登山任中共曲襄县委书记，带领襄陵独立团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兰州等战役。1949年3月，这支部队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5师554团。1951年春，编入解放军工程兵第10团，姚登山担任第一任团长兼政委。

　　
　　由于中国印尼关系恶化，我国政府于4月7日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姚登山担任使馆临时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