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书法家、学者马庆才将《柳公权书九疑山赋》法帖出版样稿寄余,并附函告之“前面空页为先生所预留”。想想两个月过去的日子,常常于青灯黄卷独对之馀,摩挲把玩,爱不释手。然要写话,搜索枯肠,仿佛又无言相向。千馀年前的文化书法巨匠,岂是我等无名小人可以评说。虽在之前几年,对该法帖拓本,国内书法、文物界有马庆才、文先国、周九宜、潘英琪4位,分别于书法、文物、美术及湖南地方文献等报刊各抒己见,前两位说是柳公权,后两位则予以否定。苦心孤诣马庆才,为辨真伪,四出奔波,从郑州、西安、北京,追到日本,弄得不少铁证,仍然无济于事。余与马庆才素昧平生,至今仍未媒面,倒是这柳公权,作了彼此的链接。因此,一而再,再而三撰文,表达了文先国对马庆才发现并收藏的柳公权法帖坚信不疑的思想。
因为马庆才编辑《柳公权书九疑山赋》法帖,看来多少还得再说几句。
这篇妙文,六百零一个字,可谓笔笔不苟,字字珠玑。检柳公权传世无异议法帖对照,依余眼光并效包世臣《艺舟双楫》评介之法,此《九疑山赋》可划归甲等一级,而非法帖中往昔雅士所留红圈点能囊括全部之优美。法帖后页“山阴沈氏”等印章之先贤收藏鉴赏人,全非等闲之辈。说句不怕献丑的话,自信对该法帖的鉴定,绝非空穴来风。小人文先国,近两年对鲁迅书法中非鲁迅书法的辨识,学者孙郁先生称“见人所未见”,并得众多专家签名认可,亦可见证余之并非全然有眼无珠也(此处自我表扬,真也无奈)。其实民国时期,上海扫叶山房有印本刊行。何况还有严谨的日本学人研究,佐以国立东京博物馆绝不马虎的鉴定收藏。还有那仿佛与柳公权是搭档的邵建和镌刻,更可为他同期的见证人之刻字风格。从鉴定学的角度看,碑版之后的传拓法帖,不外夹带镌刻家的书法艺术审美气息,倒是真的。
如此神奇法帖,为何又不为当代有名专家学者和书法家们肯定?不知能否这样看,一是现代名流可能因为自重、谦虚,不轻易表态,或知道表态也等于零;二是以金钱为筹码看文化艺术品的眼光在近些年泛滥,导致没人相信今人的发现;三是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缺失,而采取一种事不关己或无为拜观态度。
说鉴定是一门大学问,也不能一概而认。以素心看物,或许丑中也能发现美。两千多年前卞和的教训,我们只知道悲痛的事例,却没有几人作别样的反省。我们不妨想想,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开启,还有1933年《赵城金藏》发现后的收藏与散佚,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去对待鉴定与收藏古代文献文物。往昔之卞和、探宝者和发现收藏人,当初都不外素心,可现今人们往往是一生心中念着钱,过宝山又却空手而归。真是悲乎哀乎!
余以为,凭心,你就有火眼金晴。文物艺术品鉴定,见仁见智。我们不想让《九疑山赋》这种宝物蒙尘,如斯如斯,并不难。马君藏本与日本藏本对照出版,无论于丰富碑帖文献或学习书法艺术,推想有传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