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义文艺评论集》漫评

姚波

《姚义文艺评论集》漫评


                                      韩梅村


阅读《姚义文艺评论集》（三秦出版社出版），一个突出印象，是收入这个集子中的64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是应作家本人约请写下的。这些作家或为姚义先生文友，或为乡友，或为学友，或为学生，或为其所在石油系统成员。而这对于姚义先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尴尬。迫于上述“关系”，揆之于理，姚义先生不能不写；然而怎样写？毫无疑问，又会遇到作品艺术价值判断过程中的诸多顾忌。
无庸讳言，在当下人情风弥散的文艺园地里，我们看到，一些“友情”评论，明显带有吹捧倾向。本来只是一部平常之作，有的甚或带有明显硬伤，却被廉价地贴上了“具有开创性”，“十分优秀”，“史诗性作品”等名不副实的标签。这既误导了读者，同时又使文艺批评自身蒙上了尘垢，极大地丧失了社会公信力。还有一些“友情”评论，看得出，完全属于迫不得已，但为了“友情”，只好应诺，于是采取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策略，这些评论文章，或在文本周围绕来绕去，而不触及文本自身；或在文章中大谈其与作家各种场合下的密切交往，关键处，则三言两语，轻轻掠过。这种评论。可说既无完全脱离主题之嫌，又巧妙避开了言不由衷的尴尬，实在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然而，这样处理，其于读者，却不仅没有实际收益，还会由此而带来一种失意和迷茫。
值得称道的是，同属“友情”评论，阅读姚义先生文章，却给我们带来一股清新之气，一种完全不同于阅读那些见习的“友情”评论时的另外一种感受。在姚义先生评论文章中，我们看到，他也谈及与作家的“关系”，但那只是三言两语，很快即转入正题，转入对作家作品的正面评论。姚先生评论这些作品，除少数几篇外，绝大多数场合，都是先谈作品取得的成就，后论作品存在的不足。其谈作品取得的成就，不是架空而论，浮光掠影，而是扎扎实实地对作品内容进行分析与判断；论作品存在的不足，不是轻描淡写，隔靴搔痒，而是直陈其弊，言辞恳切。王知三先生是姚先生文友，在评论王先生诗集《燕无集》时，文章分别从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两方面对其作品取得的成就作了肯定性的评价，同时又坦诚地指出王诗由于“少了用典和含蓄”，因而“缺乏传统诗词的端庄美”，由此诚恳希望王先生“在雅与俗之间”的尺度把握上，能“下一番死硬工夫”。显然，这是只有以心相交的诤友之间才会提出的批评和建议。郭晓霞先生既是姚先生文友，又是乡友，且同为教师。姚先生对其小说散文集《太阳和月亮》中的《田文文案件》、《月亮圆了的时候》、《牛筋妈》等小说分别进行了重点评论。文章在充分肯定作品取得的喜人艺术成就的同时，还具体结合其中若干作品，明确指出了其“提炼概括不够，有裁剪太宽的遗憾”的缺陷。我以为，对一位年轻女性作家来说，作如此直白地告知，是需要勇气的。
可见，关键不在于，是否是“友情”评论，而在于，其对“友情”评论所持基本立场和态度。显然，姚先生面对各方面“熟人”作品，能够正确理解和对待“友情”评论，抱着对熟人和对社会双向高度负责的态度，力求持正守中，以一种真正的审美心态观照“熟人”作品，因此我们看到，其对作品的评论基本做到了公正、客观，实事求是。这是一种迥异于我们习见的“友情”评论格局的直接面对作品，对作品力求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评论，它得到社会的肯定是必然的；其实姚先生这样做，也不一定就真的会得罪了那些真诚希望得到“指正”的作家朋友。
实事求是地讲，了解作家，熟悉作家，这应当是研究作家作品的一个先在条件。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就依据自己读书品文的切身经验强调说明：“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这就说明，研究作家生活的时代，追溯历史，与作家交朋友，这本是研究作家作品题中应有之义。所以这里错失不在“知人”，而在有些评论家论及各种“熟人”作品时，总是摆脱不掉个人友情的“阴影”，于是违心地讲了许多好听的话。我以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姚义先生的文艺评论文章值得重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恰好形成了姚义先生文艺评论文章的一个重要特色。
阅读《姚义文艺评论集》给我留下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这本文艺评论集尽管只有22万2千字，却包括了诗歌评论、小说评论、散文评论，以及戏剧、电影等多种体裁文艺作品的评论。值得一提的是，姚先生面对不同体裁文艺作品，能够从其体裁自身特点和要求出发，做出符合各自艺术规律的分析和判断。
在诗歌作品评论中，姚先生使用最多的语词有意境，意象，赋、比、兴，洗练，音韵，节奏，练字、炼句、炼意，自然、冲淡、雄浑、豪放、含蓄，用典等等。在小说作品评论中，则运用了人物，形象，典型性格，环境、情节、结构、细节，故事，矛盾冲突等基本概念。在散文作品评论中，姚先生特别留意于作品取材范围、风格、耐读性，及其结构特点等。而在戏剧和影视文学作品评论中，姚先生则将着眼点主要放在作品情节设置是否巧妙，戏剧冲突生成是否合乎情理，以及人物个性表现是否鲜明突出等方面。姚先生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由于他在大学学习期间系统研习过文艺理论等课程，具有相当的文艺理论根基；特别是，还在上高中时，即开始练习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不同体裁文艺作品，了解各种体裁文艺作品基本特点的缘故。加之，姚先生吟诵所论诗人之诗，阅读所论作家的小说、散文作品，而又了解作家“其人”，故此每每论及作家之诗或者散文、小说，往往能够深中肯綮。这不能不说是姚先生文艺评论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正是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姚义先生文艺评论的意义与价值。
然而，读姚义先生文艺评论，也明显感觉到一些不尽如人意处。即如，姚义先生文艺评论文章在传达方式上就明显表现出一种程式化倾向。总观收入这个集子中的评论文章，很少例外的是，论者在文章开头，总是先交代一下与作家关系，顺便点示出撰文原由，然后就是特色若干，再就是不足之处几条，如此等等。这样一种论述方式，偶一为之尚可，一旦变成一种程式化的写作，就难免单调、枯燥之嫌，产生阅读过程中的视觉疲劳就是必然的了。再者，这种论述方式对于姚先生来说，由于已经形成一种思维惯性，就很难再对作品进行其他角度的思考和分析；这样，就不能不影响到文章论述的广度和深度。
再者，我以为，一部作品印刷出来，出现校对上的错失是难免的，我们只能要求尽量减少这方面的失误。但是，阅读这部评论集，却发现有些不该出现的失误。如第83页、第229页、第267页和第279页，先后四次出现的“入情度理”字样，联系上下文，我怀疑它应是“入情入理”或“合情合理”（与“揆情度理”含义似乎距离较远）的误记。又如第66页的“阳里春秋”，联系上下文，应当是“皮里阳秋”的误记。再如，第37页的“近400多首古体诗”中的“近”与“多”两个表示量的词语显然存在矛盾。类似这类相互矛盾的例子还有，如第104页“一些内容平淡、形式亦太造作牵强的平平之作不少”中的“一些”与“不少”；第173页“近30余年”中的“近”和“余”；第254页“不曾常见”中的“曾”和“常”等都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它如第162页的“憨实老厚”一语，我疑心属于词语顺序错倒，应是“憨厚老实”之误。如此等等。像上面这些失误，我以为是可以避免的，是不应该出现的失误。然而，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不应该出现却出现，它给评论文章自身造成一定损伤和不良影响，将是必然的。

韩梅村（1938—）咸阳师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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