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谱牒文献研究的新领域
——卞孝萱先生与家谱研究
武黎嵩
（ 南京大学 历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
摘 要：已故文史专家卞孝萱先生晚年利用公私收藏家谱文献，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生前出版专著《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一书。本文介绍卞先生在家谱研究领域的学术特色，利用家谱资料，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补充常见传记文献的不足。使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更加深刻，有助于知人论世。先生还利用多种文献学的方法，对家谱文献做了去伪存真的工作，为家谱研究作出典范。
关键词：卞孝萱；谱牒；家谱
2006年10月，卞孝萱先生穷20年心血而成的著作《现代国学大师学记》由中华书局出版。《学记》之作既是先生对以故的国学大师的怀念之情深化成学术上的相知，更是先生治学心得的凝聚，也是先生一生勤奋自学的缩影。此书出版后直至先生逝世，卞先生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家谱的研究上来。2008年底卞孝萱先生生前最后一部专着《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以下简称《家谱丛考》）交由辽海出版社出版。2009年9月5日先生辞世，逝世前仍从事家谱研究。惜卞先生生前未能看到对于《翁氏宗谱》（翁同龢家族）、《钱氏宗谱》（钱穆家族）、《董氏宗谱》（董祐诚、董康家族）研究成果的发表。在随后整理先生遗物的时候，我们发现先生尚有对《黄氏宗谱》（黄景仁家族）、《恽氏宗谱》（恽格家族）、《卞氏宗谱》（卞宝第家族）的研究，仅抄出资料，或记下零星心得，未及撰述成文，殊为可惜。
卞孝萱先生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以耄耋高龄，集中精力从事家谱研究，开拓文史研究的新领域。我是先生最年幼的学生，也是先生晚年从事家谱研究的助手，能有幸与先生合撰七篇关于家谱研究的论文，目睹先生治学之劬、用功之深，了解先生研究家谱的治学方法。故撰此文，介绍先生家谱研究的学术特色，以期有助于读者阅读《家谱丛考》一书。更是在先生逝世周年之际，表达对先生的无限怀念之情。
一
大家熟悉，卞孝萱先生由碑传之学入手，学习文史，编有《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为学者所习用。先生尝自述云：“孝萱治史，从近现代入手。日军侵华，战火之中文物多有损失，孝萱为了抢救近现代文献资料，花大力气收集到大量的近现代名人行状、家传、墓碑、墓志铭等。……一个人之史为碑传，一个家族之史为家谱。孝萱在收集碑传的同时，也留心家谱。”［[1]］早在六十余年前，卞孝萱先生通过友人在淮安访得《迁淮边氏谱》稿本，当时尚无静电复印，先生手抄其中关于“扬州八怪”之一的书画家边寿民（维祺）的资料，结合相关史料撰成《从<迁淮边氏谱>看边寿民》一文。此后先生研究扬州八怪、近代学人多引用家谱资料。可见先生对于谱牒文献的重视，是贯穿整个治学生涯的。
清代《四库全书》收录图书中，除《孔颜孟三氏志》、《闵子世谱》等极少量的圣贤谱牒外，几乎不收家谱。不同于正史、方志、名人年谱这些普遍流传的文献，谱牒文献绝大多数流传不广，除本族子孙外，绝少传播与收藏。而传世的谱牒文献又良莠不齐，目前谱牒文献的存世量超过4万种，或存于地方图书馆，或庋于藏家之手，遍览这些谱牒资料是不可能，而有目的的去寻访一些名谱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卞先生晚年通过公、私收藏，阅读十余种名人家谱，撰述文章，为家谱研究作了典范。
研究首先需要占有文献资料，先生晚年外出讲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访求当地的名谱。先生常说，家谱文献与其他历史文献相反：其他历史文献越早越好，时代越早则讹误越少，越接近历史的原貌。家谱文献越晚越好，时代越晚则记录的家族成员越多，可供研究的资料也越完备。先生研究家谱不求孤本秘籍，但求首尾连贯，传承有序，内容可观者。如《西盖赵氏宗谱》，为2003年重修铅印本，已为一般学者和藏家所不重视。先生由常州谱牒文化研究会朱炳国会长处借阅该谱后，反复研读，钩沉出赵翼、赵元任等文化名人的家族历史。先生称该谱是研究赵翼的资料库，并将该谱碑、传编制目录，以便学者索骥。此是先生的学术眼光由沉潜而高明之处。
二
家谱文献由地域、族别、经济实力等原因造成不同的家谱差异极大；根据收族范围不同又有《族谱》、《宗谱》、《支谱》、《家乘》之别；体例也不尽一致，或详或略，质量参差不齐。从一部传世的家谱文献中发现有意义的学术问题，需要有丰富的知识背景以及学术眼光。卞先生用毕生积累的学养，审视不同的家谱文献，发掘其中的珍贵历史文献，进行研究。这恰是采铜于山、取舍于心的过程。那么先生研究家谱文献有哪些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方法？略举如下几个方面：
（一）选择家谱中重要的历史人物，从纵向和横向的不同方面进行研究比较。得睹一部名人家谱，先生首先让我做的工作总是以名人（如姚鼐、翁同龢、柳诒征、陈寅恪、钱穆）为中心画出世袭图，推演其数十代的家世传承。此就是古人所谓的“谱”。其次根据此世袭图，按照世次摘编其直系亲属的姓名、行第、字号、生卒、科名、仕宦、姻娅等基本情况简表。此即是古人所谓“牒”。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对家谱的浓缩和提炼的过程，也是积累研究的基本史料的过程。翻阅《家谱丛考》一书以及先生研究家谱的文章，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关于名人家世的第一手文献，也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线索和资料。
纵向观察一个家族人物的生活轨迹，就可以看出一个家族的发展史。横向比较家族成员的生平、婚姻等则可以看出一个家族在具体的时代中的特点。《江都卞氏宗谱》在明末清初的人物记载中，往往于生、卒、葬地多由缺失。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人物的生、卒、葬地失载，就是“扬州十日”之后卞氏家族家破人亡的真实写照，是无法磨灭的时代烙印。
（二）针对不同类型的家族，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及切入点。每次编制完世系图、家族成员情况表，卞先生总要问我对这个家族有什么直观的看法。先生对于我的直观看法常常是给予修正、补充、挖掘深度。先生常说，对于不同类型的谱牒文献，要有不同的研究切入点。先生将家族类型加以区分，认为有文化型、农耕型、工商型等不同类型的家族，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安土重迁，家族的特征也易于传承。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家族要想进一步提升其社会地位，都是以家学为基石，以科举为路径向官僚世家转化。有的可以成功，有的终久没有成功。家谱家家不同，却同为一类文献，以不同的视角去看家谱，则可以窥出大千世界：
例如，义宁陈氏家族本是农耕型的寒族，因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中举人、进士而成为士族，并通过陈宝箴参与镇压太平军，仕至高位而成为官僚家庭。卞先生以陈宝箴、陈三立一系为中心，梳理陈氏家世，并对其娶亲、嫁女的经过的进行研究，揭示陈氏家族由农而士而学的转变历程，展示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家族背景。
例如，京江柳氏家族，虽无显宦，却世代书香，学兼汉、宋。《京江柳氏宗谱》以其完备的体例，丰富的艺文资料，保存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而为家谱中的上乘之作。对该谱的研究，除了揭示家学背景对国学大师柳诒征的学术倾向的影响外，还要展示该谱极高的文献价值。
例如，桐城麻溪姚氏家族，科甲蝉联，也是世代书香，是典型的文化官僚型家族。家庭教育是保持姚氏家族数百年家声不坠的牢固基石。在姚鼐的努力下，最终形成桐城文派，影响直至清末民初。研究姚氏家族，就要发掘其家族中以理学为内核的文化传承，理出其家学传承的线索。
例如，钱塘丁氏家族，拥资巨万，是典型的工商家族。仓廪实而知礼节，钱塘丁氏富而好学，建八千卷楼，收拾兵乱中的文澜阁藏书。从丁氏家族慈善活动中可以窥得其财力，而探得其财富来源，则可知八千卷楼的兴废正与丁氏工商活动之成败相关联。
（三）揭露家谱文献中为世人所不知的历史真相。一方面在修撰家谱时为了炫耀门第，修谱者往往在始祖、谱序上做文章，伪托名人，鱼目混珠。另一方面，在礼教森严的传统社会，修谱者对于祖先怀有敬畏之心，关于祖先的生卒、字号、婚姻、仕宦等情况都会真实的予以记录。家谱文献中往往保留世人所不知的历史真相。今据《海虞翁氏族谱》举两例：
众所周知，晚清名臣翁心存、翁同龢父子两代帝师，家庭显赫，却不知翁氏本为邹氏后人。我们通过《海虞翁氏族谱》的研究得知，翁氏第七世翁万春（号芳庵），《谱》云：“东涧老人铭公墓，称为孝友笃诚光明倜傥之君子。”“东涧老人”指钱谦益。据钱氏《翁芳庵合葬墓志铭》：“翁自思隐公始大，诸孙鹊起，青紫映望。府君少负渊敏，思奋臂出其间。梦肠刻肾，攻苦绩学，屡阨童子科，垂老罢去。于是乎望尘息心，束身修行。横经籍史，以峙老学。作苦食淡，以治生产。夙夜曙戒，以教子姓。……宗有贵人，窭人子辄鲜衣危帽，矫尾厉角。府君每唾之曰：吾翮下有翼，不能垂天，肯窃他人羽毛吓腐鼠耶？”（《牧斋外集》卷十六）钱氏所撰《墓志铭》揭示出翁万春刻苦勤学，却厄于屋场，未能一第，并受到同宗有功名者的刺激。而《海虞翁氏族谱》更揭示出翁万春无子，不以侄继承，而抱邹氏之子为儿的事实。对于翁万春之子翁长庸，《谱》云：“本姓邹氏。父讳孟孝、字达所。生七日而芳庵抱以为子。幼孤，奉母至孝……”可见翁心存、同龢等名人，实际上是邹氏的后裔。本应姓邹，这是世人所未知的。［[2]］
查阅清人的出生年月，今可利用的资料有《硃卷履历》。但古人科举、仕宦为了表示自己年轻有为，往往故意虚报自己的出生年月，将年龄改小。试将《硃卷履历》与《海虞翁氏族谱》均有记载的三位翁氏家族成员的出生年月比较如下：
从上表不难看出，除翁心存履历出生日期与事实相符外，翁咸封、翁曾源均有将出生日期改后的情况，这一改其科举成功的年龄自然比实际年龄要小一些。如不核对家谱文献，仅仅依据《硃卷履历》则将致误。
三
能够看到名人名谱总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卞孝萱先生对于家谱文献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在传统社会正史、方志多出自学者之手，与修者多为名流宿学。家谱虽多由族人中有名望者挂名主修，实际董其事者多为塾师。限于学养，修谱者不能严格考证文献真伪，而流俗又多以攀附名人为荣。致使家谱文献中常常掺入一些人为的作伪文献。卞先生对于家谱文献作了不少辨伪的工作，有示范意义。
（一）家谱中的文献作伪，如伪造名人序跋。卞先生指出：“在旧社会，编修家谱者，常伪造名人题字、撰序，以抬高家族的地位。”［[3]］泰和三塘《钟氏族谱》载有南朝文学家钟嵘所撰《序》。卞先生考证认为“这篇序文，与钟嵘之生平、家世、思想皆不合，还运用了钟嵘绝不可能知道的后世典故，足以说明它是冒名之伪作。”［[4]］
（二）家谱中对于家族历史作伪，冒认历史名人作祖先。《中山柳氏宗谱》托始于汉中山靖王刘胜，自称为刘禹锡后人。卞先生通过刘禹锡《子刘子自传》与《晋书》、《魏书》、《周书》、《隋书》等文献比较研究，得出刘禹锡应系“随着拓跋氏政权南迁的胡姓刘氏之后。”［[5]］而非汉代楚元王刘交或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中山柳氏宗谱》冒充汉、唐刘姓名人之后乃属“陋习”所致。
无锡《锦树堂钱氏宗谱》奉吴越王钱镠为始祖，卞先生特别说明：“江浙一带钱氏均奉钱镠为始祖，世系荒邈，本文存而不论，不去深究。”［[6]］
先生还特别在文章中表彰，世代书香的京江柳氏家族，在修辑家谱过程中，实事求是，不冒认祖先。京江柳氏传说为宋代词人柳永后裔，而《京江柳氏宗谱》在记录流俗传说的同时，仍然尊奉文献、世系可考的明代中期人柳鲲为始祖。先生云：
京江柳氏修谱，首先批评世俗冒认祖宗之陋习，如第六世柳可荫所撰《谱序》云：“六朝以来，风靡俗薄，为人后者，不知发奋以自雄，惟夸门第以相尚。有经乱离而失其谱系者，则择一前代爵隆誉重之人，而冒认以为后。如李唐远祖老聃，吴越托始彭祖，或二三十世而系一人，或十五六世而系一人，不亦荒邈之甚耶！”……三部《柳谱》，皆以世系秩然可考之明人柳鲲为第一世。［[7]］
（三）在大量的阅读家谱文献基础上,卞先生认为：从宏观上看，由于历史原因，各个家谱记载的宋以前的家族历史及家族世系多不可靠。先生在《<钟氏族谱>钟嵘序辨伪》一文中引用《通志》及《宋史》资料，说明唐五代以前，家谱文献散佚的事实：
《宋史·刘烨传》：“唐末五代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通志·氏族略》：“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宋史》、《通志》从不同的角度说出了唐末五代时家谱散佚的原因。［[8]］
卞孝萱先生在考证家谱文献真伪的过程中运用了多种文献学的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1）避讳学，《泾川柳氏宗谱》中有托名唐人柳宗元所撰的《谱牒论》，其中“崔民干”唐人皆避讳作“崔干”，而伪托之《谱牒论》未能注意唐人避讳习惯。（2）科举及职官制度，《泾川柳氏宗谱》中有托名唐人柳玭所撰的《序》，结衔有“赐进士出身”、“授吏部清吏司”等字样。卞先生指出，唐人入仕后自称“前进士”、“前明经”，“赐进士出身”是宋代以后的对于出身的说法；唐代吏部所辖四司，分别为吏部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清吏司的称呼是明清以后才有的。（3）年代学，《泾川柳氏宗谱》中有托名唐人柳玭所撰的《序》署“唐光化三年岁次庚申夏蒲月”，卞先生根据《新唐书·柳玭传》、《北梦琐言》、《资治通鉴》及《金石萃编》所载《大唐万寿寺记》等文献比较研究，发现柳玭先贬渝州后移泸州，至光化初，昭宗诏复柳玭官爵，而柳已物故。故所署“光化三年”作序，实属伪托。（4）校勘学，兴国《钟氏族谱》载有《（钟绍京）制诰第一通》，有学者认为此《制诰》系《全唐文》漏载。卞先生通过《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及《钟氏族谱》的校勘发现，该制诰《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均有收录，《钟氏族谱》亦收录，尽管文字有窜改，卞先生通过校勘发现，《族谱》所载详于以上三书，删汰较少，保存全文，优于以上三书所载。
卞孝萱先生晚年没有像一般的老人一样颐养天年，而是像一名年轻人一样探索着新的研究领域。先生不会使用电脑和网络。他检索文献凭借的是毕生积累的学养和勤奋的治学态度。先生的遗稿均是工楷手写而成，有的上面朱墨焕然，是先生不断修改，不断提炼的痕迹。
先生晚年亲身从事的是利用家谱文献进行文化史的研究，但是先生早已指出家谱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此，先生云：
家谱对于研究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民族史、经济史、移民史以及家族制度、父母两系遗传等，均有重要价值，略举数例如下：
每一部家谱，照例记载该家族全部成员的名字、排行、生卒之年月日时，以及科名、官职、婚姻（包括配偶的姓名、籍贯及生卒之年月日时）、子女（包括女婿的姓名、籍贯、简历）等，除因犯罪而有碍门风，开除出族者外，没有故意的遗漏，比官方的记载要完整些、准确些。
某些家谱中的诰命、序跋、奏章、田地房契、碑传、日记、诗词等，往往是史籍、地方志、诗文集、笔记小说中所见不到的。
运用统计方法，利用家谱中的记载，可以考出各时代、各地方的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男女出生比例，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较等。除家谱外，绝无其他途径可以得到这些资料。［[9]］
先生晚年讲述国学时常说，国学的内涵是不断发展的。20世纪初随着敦煌文书、殷墟甲骨的发现，国学有了敦煌学、甲骨学。作为过去常被忽略的家谱文献，先生强调其价值，更期许对于谱牒文献能有像敦煌学、甲骨学那样的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的属于历史学范畴，有的已经超出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内容。可见，谱牒文献研究的深入，需要多学科的交叉。
“于树似冬青”这是先生最爱的诗句，也是先生晚年的写照。卞孝萱先生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为家谱研究这一新兴学科打开一扇门，而更深入的研讨，则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努力。让我们用对家谱文献的研究的丰硕成果，寄托对卞孝萱先生的无限思念吧，这应是先生最希望看到的。
【本文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1]］卞孝萱、武黎嵩2009年5月31日《致<中国文化>编辑部的一封信》，据卞孝萱先生手稿。
［[2]］卞孝萱、武黎嵩．解读翁同龢——《海虞翁氏族谱》资料的发掘利用［Ｊ］．古典文献研究，2009，12：77．
［[3]］卞孝萱．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Ｍ］．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248．
［[4]］卞孝萱．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Ｍ］．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231．
［[5]］卞孝萱．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Ｍ］．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250．
［[6]］卞孝萱、武黎嵩．没有钱穆名字的钱穆家谱——《钱氏宗谱》资料的发掘利用［Ｊ］．中国文化，2009，30（2）：159．
［[7]］卞孝萱、武黎嵩．从三部《京江柳氏宗谱》看国学大师柳诒徵［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31（２）：200-210．
［[8]］卞孝萱．家谱中的名人身影——家谱丛考［Ｍ］．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229．
［[9]］卞孝萱．家谱研究专栏主持人语［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9，31（1）：50．
【作者简介】
武黎嵩（1983－），男，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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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22 10:2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