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石子与图书事业---------------姚昆田

上海姚良官

我的父亲姚石子出身于上海金山一个被称为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所谓“世代书香”，据我从父亲著作中得知，我家远祖姚文祥（字南山），是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迁时的护驾官员。嗣后代代繁衍，世世耕读，子姓分布于江、浙、皖、赣诸省。仅以江苏金山一支姚氏子孙，自明正德至清嘉庆年间，姚氏宗族中就有6个进士，22个举人。故宗族中读书藏书风气一直很浓，并沿袭至今。 一、辟室藏书 我家就像一座图书馆     父亲生于1891年。他幼时接受的是儒家传统教育。1908年，父亲考上上海震旦学校，但不幸患了严重的伤寒症，等到完全康复，已误了入学，加之祖父母年老多病，需要侍养（父亲是独子），从此以后，他就走上了一条刻苦自学、自强不息的人生道路。自学的主要途径是读书，这样就使父亲从小养成了以书为伴和求师问友的习惯。        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早已去世多年，据说我祖父中年做过官，晚年辞官以后就在家乡从事办学堂和刊印书籍等公益事业。当时我家家院内主要有四进楼房，后院还有土山和花圃。父亲主持家务后，就把家院内的许多楼、堂、馆、室作为专门的藏书、读书之所，并分别署有专称。其中我知道的就有“松韵草堂”、“古欢堂”、“怀旧楼”、“棣华香馆”等。父亲自己的书房叫“自在室”、又称“观自在室”。“观自在”是梵语，意指通过读书修养观察人生和世界，乃至整个宇宙，从而提高觉悟。后来把前面的“观”字省去了，那大概是指目耕书田，胸汇文海，最自觉自在的意思。     父亲自13岁起就萌发了民族革命和振兴祖国的思想，那时他常引用的一句古语就是“光祖宗之玄鉴，振大汉之天声”。所谓“玄鉴”和“天声”，都有光复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重振国家声威的意思。因此父亲就自己取名为“光”，别号“振声”，又把最主要的藏书之室名为“复庐”，也把自己别号称为“复庐”，显然是寓有勉励自己读书报国之意。我的母亲也爱诗，用的室名是“浮梅槛”，这个名字是元末大剧作家汤显祖那里沿袭过来的，也因汤显祖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素为我父母亲所崇仰。还有我的小姑母姚竹心没有出嫁时，她的书房名称是“盟梅馆”，显然她是将凌寒生香的梅花与她爱好的诗书共结为盟友。后来她与高君宾姑丈结婚时，父亲还专门精印了一部她撰写的《盟梅馆诗集》作为独特的嫁妆，当时传为佳话。我的姑母姚竹漪、二姑母姚竹修，同样能诗，也有《惠风簃賸稿》传世。     在我家这许多书斋内，父亲分门别类地置放着统一规格的书架和书橱，陈列着以线装书为主的各种古今书籍。之后，书籍越聚越多，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家乡沦陷为止，父亲聚存在这座“家庭综合图书馆”内的书籍总数（不包括各种报刊）当在10万卷以上。父亲为管理这10万卷书花了大量心血。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不停地用正楷一笔不苟地写各种书籍的题记、序跋并编写书籍目录。在节令变化时，为了防潮、防晒、防蛀，还得细微地去做书籍的各种清洁保护工作，后来又专门聘请屠继麟先生等为文书助理。亲戚中与父亲有同好的高平子表伯、高君定和周大烈两位姑丈等，更是松韵草堂和古欢堂中的常客。乡里中有一批与我父亲交往频繁的朋友，如金兰畦、王杰士、曹中孚、何宪纯以及他那很有天赋的儿子白蕉等，也经常来看书、借书并相互切磋学问。当时任我家塾师，后来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教授的顾荩丞先生，一度曾住在我家帮助父亲校勘史籍，他个人的一些专著也是凭借这个“家庭图书馆”提供的资料写出来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书画金石家费龙丁先生在抗战前一年，曾长期住在我家。他可以随时索阅这个“家庭图书馆”的书刊。我父生性慷慨，为他提供了生活及做学问的一切所需。此外，父亲于民国元年（1912年）与高吹万舅祖，一同创建了国学商兑会，会址就设在我家，这个“家庭图书馆”更成了一个著书、编书与读书的基地。 二、不走仕途 热心创办张堰图书馆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父亲已经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后来，他又参加了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南社。由于父亲为人诚恳，不谋私利，专心实干，不久即被柳亚子等社友一致推为后期的南社主任（又称社长）。当时的国民政府五大院的院长以及许多省的省长，都是南社成员，与我父亲都属故旧，有人说父亲正当有为之年，如果去中央政府谋个官位，料无问题，而且一定会显赫一时。然而我父亲却坚决不走仕途。而是决心终生在家乡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实际上，早在清末，父亲就协助祖父开始筹划办新式学校。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父亲18岁时就会同高天梅在家乡办起了一所钦明女子学校，高天梅与父亲先后担任校长，父亲还兼任国文、历史、地理等课教师，而且联系本乡实际，自编各种教材。他还在学校内设立了图书室，供全体师生课余自修之用。父亲一贯认为学校与图书馆是密不可分的，学生念书、做学问除了老师教学之外，主要靠自己到图书馆找书读。     尽管，父亲办家庭图书馆和学校图书室得到许多学者朋友以及学生们的赞扬，但父亲却越来越感到家庭型的图书馆存在许多局限性，虽然这种家庭图书馆已经跳出了古代藏书楼的一些框框，对许多学识层次较高的学者敞开了大门，但毕竟还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所以，父亲在创办钦明女校、留溪学校，以及参与创办邻县的师范学校的过程中，就一直琢磨着创办一个适用于本区、面向大众的、以广开民智为宗旨的公共图书馆。那时，父亲每次到上海必访邓秋枚与黄晦闻两先生在上海创办的国学保存会及其藏书楼、张菊生先生主持的涵芬楼（其时张先生办的东方图书馆尚未正式成立）以及王培孙先生办的南洋中学图书馆等。父亲经过多年来对各类图书馆的观摩与考察，并与高君定、高君介、曹中孚、何公渡等共同策划与筹备，终于在1925年创建了当地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张堰图书馆，并于10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父亲被推为第一任馆长，在筹备期间，他已经把自己“家庭图书馆”的各种普及读物全部捐赠给这个新诞生的公共图书馆。张堰图书馆开幕那天，有来自各地的200多名宾客前来祝贺。说来也巧，那天也是我们家乡有史以来第一天接通了电源，当张堰图书馆内的华灯齐放时，父亲兴奋地但又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凿壁透光的故事，固然不会有了，但是这种爱惜时光、勤奋自学的精神，我们还是要永远发扬的。” 三、避居孤岛 参与抢救各种文献图书事业     父亲有一句名言是：“以朋友为性命”。他平生确实爱书，但他却说，书是有价的，可以用金钱买得到的，而朋友之间的真情是无价的，决不是以金钱可衡量的。中国现代型图书馆初创期的一批专家学者大都同我父亲有交谊。除了上面提到的张菊生、邓秋枚等人外，我还经常听到父亲道及的有柳翼谋先生。柳先生与我父订交很早，当时他主持南京龙蟠里的国学图书馆，两人虽天各一方，而往来书信甚密，父亲对他很敬重，称他是朋友中的最有学问者之一。还有沈恩孚和黄炎培两先生也与父亲早年订交。在1935年沈黄两先生主持上海鸿英图书馆（因叶鸿英捐资兴建而得名），该馆以收集近代史资料为主，父亲就将当时颇受大众欢迎的上海《时报》自创刊以来的20余年合订本（据说，《时报》馆也无完整合订本），全部捐赠给该图书馆，却没有捐给自己办的张堰图书馆。朋友们不解，他笑道，上海读者多，社会效益大。     抗战前夕，父亲正在上海筹办上海文献展览会，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我的家乡金山很快失陷。从此父亲无法回乡，被迫在上海租界住了8年。我家老屋则遭到日寇的劫掠，所幸乡亲们处于对父亲的尊敬，冒着风险把父亲所珍爱的大量图书，分散掩藏起来。父亲也曾托堂叔姚亚雄等装扮成农民，把少量珍贵图书，冒险分散带到上海。当然，在此时期，父亲在金山所办一切社会公益事业或被破坏，或遭中止。这倒使父亲能相对地集中时间和精力来从事自己的著述以及中国文献图书的救亡图存工作，并与当时同在上海避难的一批文化图书界的朋友们，有了更多的见面机会。早在抗战之前，父亲已与前辈国学家金籛孙及金松岑、李拔可等在上海组织国学会。上海成了“孤岛”后，他们便借”“埋首故纸堆中”以避开敌伪鹰犬的耳目，仍不时举行国学会聚餐会，父亲的许多旧雨新知如陈陶遗、胡朴安、张寿镛、蒋竹庄、王佩诤、王欣夫、王巨川、陈运彰、以及冒鹤亭、夏敬观、钱名山、陈叔通、张叔通、郑振铎、金巨山等，都与我父亲过从甚密。      其时我家经济条件已急剧下降，父亲连一日三餐之费都要有所限制，但他还是要尽量省下钱来去觅购他认为可能要流失或遭毁的图书。例如《恬致堂集》和《环溪集》等都是在“孤岛”时期收存的。在1939年10月，父亲有一次偶然收购到了一部《有竹庄日记随笔》（共三册），他知道这是他朋友沈思齐先生的先人手稿，沈老是国学界的前辈，比父亲长20多岁，父亲平素对他很敬重，就立即登门将此书送给沈老，自己家里已不存此书，因此感激莫名，竟至流泪并向我父亲下跪表示感激。那天父亲也非常感动，事后他多次对我说，像沈老这样有德、有情义的长者才是真正懂得民族遗产和祖先手泽的无限价值的。     1939年7月，本着抢救文献的宗旨，父亲参与了叶葵初等先生筹备创办合众图书馆。1941年10月，合众图书馆在今长乐路富民路口正式落成，父亲特地将清代张啸山辑著之《武陵山人遗书》及《舒艺室全集》两部珍藏的图书捐赠给合众图书馆。虽然该图书馆为避免敌伪势力侵扰，对外不公开，但那里却成为父亲与许多朋友经常会晤的地方。顾廷龙是这些朋友中年纪最轻的一位。上面提到的我两位姑母的老师闵瑞芝先生其时也避难在沪，1943年9月在他70寿辰时，父亲把珍藏的清代嘉庆本《松江府志》送给他。父亲认为国家遭难，政治不清明，尽量把珍贵文献分散藏于民间，这是较为安全的办法。     可惜的是，父亲却在1945年5月17日突然得腹膜炎不治而与世长逝，年仅54岁。他过早地离开人间，曾使亲友们长时期地感到惋惜不已。 四、“书为公器”  藏书捐给国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毅市长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据说他曾经读过我父亲的文章，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我们一家深信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联想到父亲生前关于“书为公器”、“书以致用”等主张，以及父亲一生从事公益事业的垂范，于是同有关长辈商议后，毅然决定将父亲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受。当时市政府准备给予物质酬偿，我们一概谢辞了。陈毅市长闻讯后，高兴地为此事写了一篇文言短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因念吴会为文献大邦，上海又东南巨擘，藏家扃锢，习气极深，其有认识新时代而爱护文物如昆群、昆田兄弟，心量之广，择术之慎者，洵足以树则于故家嗣裔也已”。这确实是对我们家人的莫大嘉勉。当时还为此举行了纪念座谈会，几乎上海所有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并有20多位学术界人士专门写了纪念诗文。陈毅同志的短文共171字则由父亲故旧沈尹默先生写成横幅（该横幅在“文革”中散佚，后由顾廷龙先生补写）。文管会后来又请图书专家徐森玉、柳翼谋、沈迈士、尹石公等父执来整理我家所捐书籍。还由谢稚柳先生（父亲故旧谢玉岑先生之弟）专门把上述诸老整理我父亲书籍的情景，精心画了两幅国画名为《霞墅检书图》。这确实是解放后上海文化界的一件盛事。     40多年之后，当代学者周退密教授还写诗道：“万卷缥缃逃一厄，尽输公库树先声”。特别指出，全国解放之后，各地藏家不断捐书、捐文物于公库，“实姚氏开其风气也”。最后，我还要叙一笔的是：陈毅市长写上述短文时并不认识我，到1950年夏，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外交部。当时中央已决定成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并组织筹备工作班子，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我有幸被安排在那里工作。当时团长是张闻天，副团长是李一氓、冀朝鼎，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院内，天天相处在一起，上下级之间更显得亲密无间。而这些领导人的最大业余爱好，就是图书，所以经常与我谈到图书事业的重要性。但我却没有告诉他们关于自己家里捐书的事。有一天张闻天同志把周总理请来了，跟着来的还有从上海到北京来开会的陈毅市长，而陈市长虽然不认识我，却知道我的名字。由张闻天同志的引介，他当着周总理的面告我，上海准备利用过去洋人办的跑马厅，建成上海最大的图书馆（该馆后来在1952年7月正式开馆），而姚石子藏书将成为该馆镇馆的重要基础。周总理听了就伸出手来和我紧紧地握手。我当时却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此事也可以说是姚石子与图书馆事业中值得记一笔的插曲。此后不久，我还曾登门拜访过柳亚子先生，当他知道我父亲藏书已全部捐公后，竟双手抱住我，连声赞好。他写了一信还让我去看望郑振铎先生时，告诉他姚石子当年坐拥书城的大量藏书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捐给国家的。      这些50年前的旧事在极左路线时期是缄口不言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之后，我曾去重访李一氓同志，他鼓励我把我家（主要是我父亲）自清末以来与图书结缘的事，哪怕是一鳞半爪写出来以告后人。于是，我才去追忆并搜集有关资料，写了本文，聊为近代中国图书事业发展过程中一点遗闻轶事吧。     （本文作者写于1999年，未曾公开发表）    （作者姚昆田：笔名黄炎子，上海金山张堰人。学生时代参加中国共产党，早年在外交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等机构工作；20世纪80年代后任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兼上海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三校教授、研究员、上海业余文博专修学校校长；1986年创立上海旅游文化协会任会长，1988年创建上海南社学研究中心任主任，2004年被上海市政府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兼春潮诗社社长。

姚波

情切切，意脉脉。千山越尽不知倦，万水覆河山，纵惊涛拍岸，天地血染。

姚月圆

向姚氏先贤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