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先生在贵阳

姚波

姚奠中先生在贵阳

汤序波

本文的标题是马宏明兄给我指定的。事情的起因是我在“2007年贵州省书法理论座谈会”上介绍姚奠中先生时，专门谈到上世纪中期姚老曾在贵阳工作过。没有想到与会者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话音一落，宏明兄便说：“姚老是当今书法界的大名家。你今天不讲我们还真不知道他曾在贵阳呆过呢。”并约请我为他们的刊物写一篇稿子。我当时就爽快地应承了。

    在刚刚翻过的2006年，对姚老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纪念意义。这一年，山西大学建成了“姚奠中艺术馆”，此其一；其二，五卷本（170多万字）的《姚奠中讲习文集》在京出版发行；其三，《姚奠中书艺（新编）》由荣宝斋出版社编辑出版；其四，“姚奠中书艺”二度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其五，中国书协在京主持召开了“姚奠中先生书艺研讨会”，并在同年第11期的《中国书法》杂志上刊发了长篇会议《纪要》。而2007年开年，姚老的书法就在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成功展出。当地一家媒体用“姚奠中书艺  行家惊艳”，作为文章的标题报道了此事。

    姚老1913年阴历5月21日生于山西省稷山县南阳村。本名豫泰，字奠中，工作以后以字行，现是章太炎先生门下惟一健在的入室弟子。进入章门之前，他原本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这是一所在彼时名气颇大的私立大学。校长唐文治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上海交通大学也是他一手创办的），曾任晚清工商部侍郎，代理过尚书。不过，1935年当他得知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就放弃了人们羡慕的“无锡国专”学籍（如湖南省对考入该校的学生给予奖励），在同乡郑云飞的带领下前去讲习会听讲，并考取了太炎先生平生招收的惟一一次研究生，名列七人中的第四名，也是七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936年6月14日，太炎先生病逝于苏州，姚老即被“章氏国学讲习会”礼聘为“文学史”的主讲，他所讲的课大受学生欢迎。不久，因抗战爆发，几年间他先后走了四个省区，换了七所学校。1945年他在重庆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国文系副教授，因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谢六逸的去世，该院院长特地跑到重庆招聘教师。据1991年编辑出版的该院校史记载：当时“尽可能地增聘教授，使一些驰名全国的学者荟萃于此”。这年八月姚老应聘为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同时著名学者王驾吾由浙江大学应聘继任为国文系主任。我祖父汤炳正（景麟）先生经姚老的介绍于次年到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任副教授。从这之后（中间有一年的时间去了昆明），一直到1951年8月从贵州大学调往山西大学，他整整在贵阳生活了四年时间。其间，撰写并发表了《论治诸子》等重要论文。此文有感于从胡适、冯友兰以来从思想上研究诸子的学者，多喜以西方哲学的体系概念、术语为框框，来套中国学说。形式上新颖可喜，然往往取粗遗精，失掉诸子的真精神，形成了一种通弊，因而姚老提出研治诸子学应有的基本态度与方法。这些论述至今读来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他的名山之作《中国哲学史》《庄子通义》等书的初版，也是由贵阳师院开印的，以后又多次重印。此外，在贵阳期间他还完成了自己的终生大事，与本院会计李树兰女士喜结秦晋之好。

     姚老身上有乃师太炎先生的遗风，关心时世，疾恶如仇。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他总是旗帜鲜明的斗争、反对。1947年前后，贵阳师范学院曾先后发生了两起驱逐新任院长的风潮。姚老是该院教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积极支持学生“不要政客，要学者”的护校行动。前者驱逐成功了，而后者却在军统特务机关枪护卫下进院上任，风潮被武装镇压了。教授会五个负责人除一人妥协外，其余四人都被院长解聘了。姚老和一位史地系教授去了云南大学，教育系主任罗季林去了中山大学，数学系主任赵咸云去了贵州大学。而国文系主任王驾吾则在风潮前就返回浙江大学执教。姚老在活剥唐诗《寄恨》一诗记述了此事。诗云：“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是非颠倒无其数。君不见：无耻之徒真无耻，机关枪下长学府！”到了1948年夏天，贵阳师范学院的学生用合法手段，把那位滥用公款，大肆雇用保镖的院长送上法庭，进了监狱。风潮胜利后，教育部任命武汉大学数学教授肖文灿（贵州赤水人）为贵阳师范学院院长。学院上下都欢迎出去的老师回来任教。这样姚老从昆明回到贵阳，升为国文系教授并兼任主任。当时他不

过35岁出头，是学院最年轻的一位教授和系主任。带头驱赶学院院长，反映了姚老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即使到了晚年，姚老身上这种性格也一点都不改。如关于职称评定，他在1987年的5月除了给省委书记写信反映“存在严重问题”外（并附《对教育改革的意见》一文），又在7月10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破除专业职务评审中的论资排辈》的文章。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年轻知识分子的人文关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他曾说：没有人呼吁没有人抗争，又会成为什么样子（抗战期间，他曾为学生制订教规十则：“以正已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苟于人，不阿于觉，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我想：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所遵循的座右铭）。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姚老即被任命为贵阳师院教育工会副主席。1951年2月奉调贵州大学任文学院秘书，主持该校中文系和外文系的教学改革工作，1951年8月他应山西大学常务副校长赵宗复之邀请，返回故里就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从此姚老再没有回到贵阳这片热土。关于贵阳的生活，姚老曾写了十来首

诗词，我这里选几首以飨读者。

                               到贵阳

怜君何事到天涯，劫火中原亿万家。

满目苍生无限泪，筑山风月锁烟霞。

                                 1945年秋

花溪四首

暮色苍茫敛落晖，玲珑“小憩”傍鱼矶。

夜游不待烧明烛，   遍绕回溪缓缓归。

朝来旭日催人起，山麓霜林万点红。

行到济番桥上望，芦花洲外水濛濛。

长歌漫步溪边路，潭影波光接坝桥。

最好麟山西向去，几重飞瀑几重涛。

山巅水次登临外，随遣形骸入画图。

岸柳园花无限意，又将红叶就归途。

                               1946年秋

八声甘州

    看溪光月色醉迷离，那得此良宵。正麟山突兀、旗亭偃蹇、四野悄悄。岸草任他绿缄，不必问花娇。但树簇楼飞，嵬嵬翘翘。 应有闲情逸致，俯清流垂瀑，小伫长桥。有良朋携酒，啸傲动云霄。念平山，江湖落拓，问壮怀，前路复迢迢。徒凝望，晴空如洗，月冷天高。

                                                  1945年秋

菩萨蛮

    秋溪雨霁人踪悄，两行哀柳随溪绕，坝上卧长桥，徘徊听怒涛。四围无限绿，几点青山簇，梦影聚天涯，不知何处家。

1946年秋

通过这些诗词我们可以窥见姚老当时在贵阳的生活片段，也能看到姚老笔下贵阳的景致。

   

    现在凡介绍姚老的文字，无不谈及他的书法创作，拙文自然也不能免俗。姚老的学术研究涉及到经史子集，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成就，是学术界公认的“国学大家”，但70岁以后他却以书艺卓绝而名动天下，其名气甚或已超逸其学术之名。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由“附庸蔚为大国”。

     姚老自幼喜爱书法，初中时就负善书之名，到苏州就学章门之后，使他的书艺和学术都有不同程度的精进。他曾讲：“受教章门，使自己眼界宽了，思路广了，功夫扎实了，学问如此书法也如此。”我们知道：太炎先生既是一位著名国学大师，也是彼时书坛的一位巨擘。谈论书法，是老先生当时很喜欢的一个话题。他曾对自己这位酷爱书法的门弟子耳提面命地指出：“学篆先要写汉碑头，学隶先要写《石门颂》，学魏先要写《郑文公》。要能放得开，也要能收到位。”我认为这些精到的提示，对姚老的书法创作无疑影响不小，也是他最终能成为一代书法大家的关键所在。

    姚老在书法上还受清初书法大家傅山的影响很大。在创作上，他认为傅“由赵转颜，追踪魏晋，上窥隶篆的道路，真可为后学典范”。其实姚老本人何尝又不是由这条路走过来的。在理论上，他认为傅倡导的“人奇字自古”、“正极奇生”、“不自正入，不能变出”等，皆堪称书学的至理名言。姚老曾强调指出：不论是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凡学书者都要走正路，从点画结构开始。这不只是学书的门径，还应该长期坚持。因为在他看来，初学者如果不能正入，打不下正的基础，日后就很难谈到变出。姚老的得意门生，现任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教授曾说：“我受先生影响也写书法，因为学了些文字学，所以有时候用甲骨文、金文构成一幅图案配一首小诗，但先生就指出，不要走歪路，投机取巧，要写字就要正儿八经的写。”山西省书协前主席赵望进（也是姚老的及门弟子）则说：2000年我举办个人书法展时，写了一幅隶书十六条屏的白居易《长恨歌》，姚先生看后认为写得很有气势，但也指出其中有的字写得不规范，就用钢笔在稿纸上将《长恨歌》用隶书从头至尾给我写了一遍，嘱我照着写。此外，姚先生在给我的书法集作序时曾指出： “（你）既出身于大学中文系，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应该比一般人为深。因之，在字体的规范上，在书辞的选择和创作上，都应起着扶持正气的作用，使完善的墨迹，成为促进精神文明的载体”。

    我们知道：现在理论界对姚老书法总体评价是：“姚先生的书法是书法大家的书法，篆、隶、行、楷均是上乘，篆、隶、魏碑熔于一炉；是文人才子的书法，巍峨庄重中灵蛇飞动，才情飘逸；是国学大家的书法，他书写的就是自己的诗文，从其中的微言大义到笔底波澜都是显示国学大家的底蕴。在当今书法越来越丧失文化支持，演变为一种纯粹职业和技术的情况下，他的书法无疑是黄钟大吕，空谷足音。”窃以为这个评价既全面也到位，概括出姚老书法特质，也有助于人们对他的书法认识。姚老的书法是深厚的文化层次的综合表现。一个人要想真正把字写好，文化修养是必不可缺的条件之一。因为书法家写到一定程度比的往往就不是笔墨，而是字外功。字外功不足者，往往所写的字就没有“看头”。姚老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书法大家，是与他精通传统文化有关。我们认为，他的字不是静止的线条，而是活跃的生命，一笔一画都洋溢着充沛的精神力量。姚老曾说：“我认为诗、书、画、印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能体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一面，同时也能表现中国文化以‘中和’为美的基本思想，从中可以陶冶情操，使人格得到升华，丰富内在的精神世界。”我们知道姚老并不以书法家自居，而是把书法作为“国学”的一部分来对待，目的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金开诚先生说过，“姚先生的书法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继承”。我想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很高的。而周汝昌先生则称姚老是“功深味厚中华境，学者诗人翰墨师”，此说当为的评。

     行文至此，请允许我代表黔中后学遥祝姚老身体安康，为中华文化再书精采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