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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9月24日，“上海南社”15次雅集。(前坐左二李叔同、左八柳亚子) |
【一】
艺术全才、一代高僧李叔同(弘一法师)与著名爱国诗人、南社主帅柳亚子有着不少鲜为人知的交往。早在清朝末年，两人就互相仰慕；民国初年他们在上海相交而相知；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以后，僧俗异途，交往一度中断；抗日战争开始，柳亚子和弘一法师重新接上关系，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异曲而同工地合唱了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之歌。
1912年元月，柳亚子不满于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所弥漫的主和气氛，托病辞去了总统府骈文秘书之职，来到上海，进入天铎报社，接连不断地撰写社论，指责主和派，痛骂袁世凯。同年初春，李叔同从天津来到上海，在城东女校教授文学和音乐。柳亚子和陈去病、高天梅自1909年11月13日创建南社以后，一直积极物色人才以扩大队伍。号称南社第一外交家的朱少屏，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观看过李叔同、曾孝谷所组织的“春柳社”的演出，那时就与李叔同相识。柳亚子久闻李叔同大名，对李氏早年在津、沪两地以及日本的艺事活动耳熟能详，现在同在上海，有意请朱少屏从中作伐。李叔同对南社主帅柳亚子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也很想结交。
1912年2月11日，在上海，南社与淮安学团、克复学报社联合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会议，追悼被袁世凯爪牙杀害的周实丹、阮梦桃两位爱国烈士。李叔同由朱少屏引荐参加了追悼大会。大会开始，淮安学团代表报告周、阮两烈士事迹及被害经过，柳亚子代表南社宣读祭文，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在这个时候，我是把全生命都交给周、阮一案的了”(《南社纪略》)。接着，沪军都督代表、自由党代表相继演说，均义愤填膺，激昂万分。上台发言者计18人，其中半数人员为南社社友。李叔同置身会场，不禁热血沸腾，对柳亚子全身心投入的神情动态印象极其深刻。会议结束，已是傍晚，李叔同与南社诸友相见，他握着柳亚子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表示愿意参加南社，将与大家一起努力奋斗。就在这一天晚上，李叔同填写了南社入社书，入社号211，介绍人朱少屏。
从此，一位南社主任，一位艺术才子，时相往来，大有相见恨晚之感。1912年3月13日，南社假座上海愚园举行第6次雅集，到会社友40人，柳亚子主持会议。李叔同约了曾孝谷一同参加。会上有人提议，请李叔同为《南社通讯录》题签，并设计图案。柳亚子对李叔同的书法和绘画闻名已久，非常赞成这一建议。李叔同听了，微笑颔首。集会后，由李叔同做介绍人，曾孝谷也加入了南社。
当时的沪军都督陈英士很重视舆论宣传，除了发挥原有报刊的作用以外，决定创办一份新报，取名为《太平洋报》。1912年4月1日，报纸创刊。社长姚雨平，总主笔叶楚伧，总经理朱少屏，柳亚子、胡朴安、胡寄尘、姚锡钧还有李叔同等著名文人，分别主编某一编辑业务。李氏书画造诣颇深，就负责《太平洋报》整个版面的美工、广告设计，兼带主编副刊《太平洋画报》。自此，柳、李两人朝夕相处。柳亚子激情勃发，思维敏捷，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叔同多才多艺，性格温和内向，言语不多而办事勤勉细致，也同样使柳亚子印象深刻。
太平洋报社的十余人都是南社社友，柳亚子决定将南社书记部、会计部都移设到太平洋报社内。他登报要求社员将通讯地址寄来，请李叔同编印第三次社友通讯录。1912年5月中旬，李叔同设计的第三次《南社通讯录》出版，著录社友321人，粉红色封面，“南社通讯录”五个字是横写而右行，右边的“中华民国元年五月第三次改订本”，分成两行直写，漂亮的书法，很是艺术化。柳亚子看过后，非常满意。
1915年5月9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12次雅集。当时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任职，教务在身无法赴会。正是这一天，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南社诸子无不痛心疾首，悲愤号呼。5月15日散会后，柳亚子与高吹万、姚石子各自携夫人赴杭州游玩散心，“黄莲树下弹琴，苦中作乐”(柳亚子《南社纪略》)。杭州原有一批南社社友，除了李叔同，还有“八千卷楼”藏书家丁氏兄弟等十余人。到了杭州，柳亚子就会见了李叔同，两人决定在西泠印社召集一次临时雅集。这次集会出席者共27人，会议聚餐之外还一起合了影。事后，《南社丛刻》第15集(1916年1月出版)专门对这次临时雅集与摄影作了报道。柳亚子、高吹万、姚石子在杭州逗留期间，李叔同以东道主的身份陪同一起遍游武林山水，寻访名胜古迹。
这次杭州临时雅集，是柳亚子和李叔同分别三年后的重新相见，在20余天的日子里，柳亚子与李叔同日夕同游，话题十分广泛。通过交谈，柳亚子知道了李叔同在教育上的创新及其作为。在杭期间，柳亚子有两件事给李叔同印象极深。
一天，柳亚子与李叔同等一行人泛舟西湖，舟中设酒。柳亚子连连痛饮，不觉大醉，家事国事天下事一齐涌上心头，不禁狂态毕现，初则抚膺恸哭，襟袖俱湿；继则欲纵身跃入西湖，要像屈原那样投水自尽，李叔同等人慌忙挽扶劝阻，柳亚子才没有落水。柳亚子为国为民忧伤不已的情感，着实使李叔同感喟万分。
文人墨客相聚，逛书肆淘旧书是自然之举。一天，一个书摊上摆着一册《圭塘倡和集》，是袁世凯“皇二子”袁克文庚戌年(1910年)亲手抄录之后影印的。内容全是袁世凯与封建遗老的唱和诗。李叔同随手一翻，发现内中收有费仲深步韵容庵(即袁世凯)的有好几首，后面还有费氏手写的一篇序，洋洋五大张，落款“乙卯(1915年)初春吴江费树蔚”。费树蔚就是费仲深，是柳亚子的嫡亲舅父。李叔同正在翻动，冷不防柳亚子一把夺过，狠狠地掷到地上，恨恨连声。原来，费仲深与柳亚子在早年时两人关系非常密切。费氏家居苏州，柳亚子母亲每每要去苏州陪伴她的老娘，常常半年居乡下，半年住苏州，去时必带柳亚子同往。费仲深虽然长一辈，其实只比柳亚子大3岁，名为舅甥，情同兄弟。16岁那年，柳亚子与舅舅一起应考秀才，三场下来，两人的考绩难分伯仲，主考官特地召见了柳亚子，想同柳亚子商量后再决定名次。柳亚子一听，估摸到了主考官的用意，当即爽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屈居第二。此后，舅甥俩一直十分融洽。可是，费仲深后来娶得吴止敬女儿为妻，与袁克文成为连襟，进入了袁世凯幕府，参与机要。辛亥革命后，柳亚子反对袁氏政权，由政界抽身，专门撰作反袁文章；费氏补肃政史，继续在袁世凯门下任职。两人政见分歧，终于分道扬镳。柳亚子多次公开表示与费仲深绝交。后来，袁世凯称帝迹象日益明显，费仲深曾经直言进谏，不见采纳，于是退隐家乡苏州，从事实业，创办了苏州电气厂和织布厂，与张仲仁等人诗文相质，世称“苏州二仲”。直到这时柳亚子才与这位舅舅重归于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柳亚子一看《圭塘倡和集》，气就不打一处来，勃然变色。回到寓所后，又愤慨地挥笔撰诗一首《中日条约签字后之旬日，适见所谓〈圭塘倡和集〉者，感题一绝》，诗云——
鹑首何缘竟畀秦，
石郎勋业迈穷新。
流芳遗臭寻常事，
犹见歌功颂德人。
对于柳亚子这种不以个人好恶待人，而以天下大局为重的眼光和胸怀，李叔同是深表敬佩。
【二】
1916年9月24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15次雅集。柳亚子夫妇一起与会，出席共34人。事先通知社友，请大家通讯选举南社主任，与会者检点选票，共收到306张，柳亚子以196票再次当选南社主任。李叔同恰好在沪上休假，同他的学生吴梦非一起与会。会上决定重新编印社员通讯录，柳亚子希望李叔同再行设计装帧。李叔同接受下来，将原来的洋式装订改成中式装订，蓝色封面黑色题签，在正面李手书：“重订南社姓氏录”，署名“黄昏老人”；翻过来的扉页上，也是李叔同手笔，以仿魏碑体书写“重订南社姓氏录”，署名“息翁”。
李叔同参加南社雅集及临时雅集共有四次，最后一次是在1917年4月，即将入山出家为僧之前，他介绍了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加入南社，又参加了南社社友4月8日在杭州葛荫山庄的临时雅集，那时候，种种迹象表明，李叔同已在向南社众社友告别了。可惜，这次临时雅集柳亚子没有参加，李叔同没能见到这位南社巨子，假如柳亚子能够出席雅集，知道李叔同即将出家，心直口快的柳亚子必将直抒己见，不知两位南社旧侣如何交谈与交锋，李叔同入山的步伐是依旧如此抑或放慢节奏？
从1912年到李叔同出家之前，柳亚子除了与他在南社活动上的交往之外，还有一些共有的活动。
1912年5月，北京画家陈师曾南下上海，《太平洋报》特意作了报道，刊出陈师曾的大幅半身照片，外框裁为椭圆形，题曰《朽道人像》，这是李叔同的特意安排。李氏对陈师曾可以说是赞赏佩服之至，为了欢迎陈师曾前来上海，李叔同与柳亚子一起发起创办“文美会”，会址设在太平洋报社内，成员以太平洋报社为基础，吸收其他各报社的同仁。编辑出版过一本《文美杂志》，所刊作品都是会员们的书画和印章拓本，纸张大小一律，装订极其精美，供会员们开会时传阅欣赏。
1912年夏，高吹万、姚石子联合柳亚子、李叔同等15人，在高吹万寒隐社的基础上发起并成立了“国学商兑会”。1912年9月出版《国学丛选》第一集，所刊诗文与《南社丛刻》大同小异，出到18集结束，人数发展到一百余人。他们成立“国学商兑会”的目的是想创办一个图书馆，收藏古今书籍，刊刻世间孤本，以保存国粹。
1914年，李叔同在浙江一师组织成立“乐石社”，从事金石研究，入社者大多是浙师的师生，也吸收师范外的某些金石家及篆刻爱好者。李叔同写信给柳亚子邀请他加入“乐石社”，柳亚子与他的松江籍好友姚锡钧都列名其间。李叔同和姚锡钧分别撰有《乐石社记》，柳亚子将姚锡钧的文章编入了《南社丛刻》第18集。“乐石社”先后编印《乐石集》10册，《乐石社社友小传》一册，共有社友27人，就民国篆刻史而言，独领风气之先，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
【三】
1918年，李叔同毅然削发为僧，成为弘一法师，柳亚子和弘一法师两人僧俗异途，不再往来。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隆隆的炮声将中华民族逼到了危急的关头。这时僧俗异途的两位南社旧侣又互通音讯互相勉励，以相仿的形式显示了爱国主义的情操。
1937年11月，淞沪沦陷。柳亚子独居上海辣斐德路，愤慨地自署居室为“活埋庵”。柳解释说：“记得南明大儒王船山先生在昭宗皇帝南巡缅甸以后，窜身土室发愤著书，自撰楹联道‘六经待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可以见其愤慨。而我呢，不喜欢儒家的学说，更不敢学粤陈湘何，自作聪明讲什么卫道的门面话，自然也不配去讲六经。不过，七尺从天乞活埋，倒是一语道破。于是我也学起王船山来，自署其居曰‘活埋庵’，想等千百年后诗书掘冢的雅贼来发现了。”
“七七事变”发生，弘一法师在青岛湛山寺主讲南山律学，战火迅速蔓延，青岛成了军事上的争夺点，形势十分危急。弘一法师在旧历七月十三即出家二十载的纪念日，自书横幅“殉教”二字，并作题记：“向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张挂在室内。1937年10月16日，弘一法师自青岛回到厦门。厦门位处东南沿海，属于战略要地，旧友新知纷纷劝法师避走内地。然而，弘一法师镇定地说道：“为护法故，不怕炮弹！”从此，弘一法师开始自题居室曰“殉教堂”。墙壁上挂起了一幅亲笔手书的中堂——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加上跋语——
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辛巳岁寒，大开元寺结七念佛敬书呈奉晚晴老人。
柳亚子在“活埋庵”内，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发愤著述。并写下了第一次遗嘱，“敌人倘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成仁取义，古训昭垂；束发读书，初衷俱在。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磨剑室文录·遗嘱示儿辈》)
弘一法师在殉教堂里，多次明志：“吾人所食，中华之粟。吾人所饮，温陵之水。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子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引自《弘一大师永怀录》)抗战期间，弘一法师将宋代韩琦《九日小阁》中的两句诗“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略加改动，变成“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在致友人的书信之中多次引用。以“黄花晚节”自励，表明自己至死要保持高尚节操。那种保教护国凛然不屈的精神，闻者无不为之动容。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的侵略部署，时局更加动荡不安。那时弘一法师正挂锡泉州开元寺，法师借南闽转道老和尚七秩大寿作了一副对联，表示自己对护国护教的决心——
老圃秋残，犹有黄花标晚节；
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
撰作这副对联时弘一法师年已62岁，离他圆寂仅仅半年光景，真可以说是到了“老圃秋残”的季节，而他的“黄花晚节”依然不变；耿耿忠心，犹如皓月中天，澄潭影现。
抗战期间，凡是各方人士前来要求墨宝，弘一法师概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相赠。
1941年，弘一法师在晋江福林寺闭关(佛教徒修行的一种形式，也称坐关，僧人独居一室，在内诵经坐禅不与人交往，满一定期限再出关)，柳亚子得到消息，专门撰写了《赠弘一大师偈跋》，以南社旧侣的身份寄赠弘一，偈跋云——
弘一大师为余三十年前旧交，即以“茶花女”现身说法之李息霜也。南社、文美会都有因缘。嗣闻君披剃大慈山，遂绝音耗。顷复念其闭关闽海，爰书此勖之。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亚子九龙。
仍在同一年，弘一法师的弟子李芳远等以替法师祝寿为名，向社会各界征集诗词。柳亚子接到李芳远来书，就在“活埋庵”内撰就二首五绝，直抒胸臆，坦言相告——
弘一大师俗名李息霜，与苏曼殊称为南社两畸人。自披剃大慈山以来，阔别二十余年矣。顷闭关闽海，其弟子李芳远来书，以俗寿周甲纪念索诗，为赋二截——
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
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
闭关谢尘网，我意嫌消极。
愿提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柳亚子的祝寿诗寄到了，旁观者暗暗担心，以为柳亚子对弘一法师有所不敬，颇费了一番踌躇才勉强呈上。不料，弘一法师读了柳诗，不以为忤，相反他理解老朋友的意思，深信老朋友与自己在爱国一途上，心心相通，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1941年10月，传贯法师访谒弘一法师，带来一束红色菊花，细茎线叶，花如伞状，花蕊呈剑形，四周向上卷翘，色红如血，姣艳可爱。弘一接到后触发了思绪，托菊寄兴，随作一偈，偈前先有一段小序云——
辛巳初冬，积阴凝寒。贯师赠余红菊花一枝，为说此偈——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下署“晚晴老人于茀林”，赠给传贯。偈中的“积阴凝寒”语带双关，既指节令，也指当时的战争气氛。在此境遇之中，弘一法师为护国护教，犹如亭亭之菊，高标矗立，显示了他的晚节情操。此偈写就，除了赠给送菊花的传贯以外，弘一法师又执笔恭写一遍，请人带给柳亚子，作为酬答，向旧友表明自己以身殉教以身殉国的心迹。
国难当头，本已僧俗异途的两位文化巨子重新接通音讯，共同抒发了捐躯报国的情怀，留下了一段爱国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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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4 09: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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