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历史] 茶话潮汕（三四）：伯山办案

姚波

伯山者，姚柬之的号也，姚柬之者，安徽桐城人、进士老爷、大清朝揭阳县第64任知县也。《揭阳醉侯》一文中，一郎提到，姚柬之是个很可爱、很有本事的官员，要知道他的本事到底如何、且又是怎样的一种可爱，则不妨来看看他所办的几个案件。 其一，县衙的一个马夫，出去割草喂马，遭到乡民打骂，“诉于堂上”。伯山问“刈草何处”？马夫答“陇畔”，伯山责之：“陇草是民间牧牛者，刈马草当从山上，今日受辱，自取之耳”。既然是“活该”，处理结果当然就是：“置弗问”，以一郎的小人之心去度伯山老爷的君子之腹，大概是“个早死仔找事，着物二下乞伊灵精”。第一个案件就这么简单，您如果觉得过于“简单”，要从现代法制的角度去“复杂”一下，比如说“马夫割牧草不对，但乡民打人也不对”之类的，丫是可以滴。一郎看到这起“案件”，倒是想起了《圣经》里的一句话：太阳底下无新事。给“署中马夫”换套“时装”，大概可叫“政府司机”吧（但绝对不会是“正式公务员”，只属于“临时聘用人员”），按说，他去割草喂马，也属于本职工作所在，也算是在“履行公务”吧，如果不依仗着“政府人员”的身份（哪怕是临时的），估计他也会老老实实到山上去，但恰恰就是因为有这身份，就爱在冠冕堂皇的“执行公务”之余借势“翘尾”，给老爷惹点是非、并且最后都把老爷摆上台（当下经常以负面新闻见之报端的各种“临时聘用人员”，想来都是这个马夫的玄孙）。乡民打他，打的就是这个“身份”，而绝对不会是心疼那几把草。与那些处理这类问题遮遮掩掩、态度暧昧（最后却又弄得灰头土脸）的老爷们相比，伯山老爷的处理方式虽简单些，但却是最有效的，试想，有了这种“打了白打”的经验教训，他手下的这类“临时聘用人员”，还有谁敢仗势生非？     其二，有个老人诉其子“有余蓄”、但却“日供钱于父不敷用”，伯山老爷坐堂，叫父子俩前来询问。先问儿子“作何业”？回答是给人当雇工、月工钱三千。接着再问老人是“什么的干活”，回答是“年老不能食力”。简单问题问完，伯山就各给这爷俩一百钱，先让他们出去去买点东西填填肚子、回来再审。“倾之，复坐堂，传二人至，问所予钱”，子 “犹存十之九”，父则“所存无几”。伯山姚老爷惊堂木一拍，骂道“你个老食父老棺材老好食鬼，游手好闲，我乞你百钱，无困仔就使到呢白白，领奴驴到讨死个月三千银工钱，平均一日还甲无一张老人头，做呢有便满足你个贪欲！”（当然，姚老爷是外省人，不会说潮州话，并且，姚老爷还是个领导，也不会泼妇骂街，他骂那个当爹的原文是“老饕餮”）。明察秋毫之下，本案处理结果：拍尻仓——给那个当爹的屁屁“责数板”，然后，“斥去”。     其三，有一个人到集市卖东西，他把货物寄存在一家店铺的门边，等他回取的时候，发现“失钱一千”，就认为是店主偷了。店主不服，于是俩人“同诉于官”。伯山知道这个店主一直是个做正当生意的正派人，认为他绝对不会做出偷钱的事。那么，假如这个老爷由您来当，您打算怎么结案（有兴趣的话不妨天马行空自己YY一下，既无伤大雅又锻炼思维）？姚县长对那个人说，你寄存东西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说明，没有就是“自误”，虽然如此，我给你三千钱吧，“以作资本可也”。本案处理结果：伯山姚老爷自掏腰包三千钱，其判词曰：“本县不能使道不拾遗，今罚俸钱三千补过”。三千钱，那可是上面那个当儿子的雇工一个月的工钱耶！官司打了半天，有错的、挨罚的，反而是“主审法官”自己！处理两个案件，姚老爷自己就贴进去了三千二百钱，您见过样的领导吗？用“咆哮体”表达：有木有！有木有！！！     其四，有个姓黄的兄人，“因案逃匿”，“吏持之急，即率众拒捕”，并且“势汹汹”。伯山姚县长见此情形，就琢磨着“营勇弓兵举不足恃，申牒大府未必遽发兵”，只能用计谋智取了。于是，姚大爷就弄了条小船，带着几个衙役，拿根绳子在榕江江面上“比下来、比下去”，众人不知其用意，就私底下打探，衙役说是省里头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姚老爷怕船不够用，所以在测量河面宽窄、准备搭三座浮桥来迎接。结果呢？“黄姓闻之大惊，乃擒献拒捕者，泥首请命”，“命案遂结”。本案结果：疑犯投案自首，姚大爷小计略施、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几个案件，案情都不复杂，伯山姚县长的处理手段看着也很“简单”，其“精彩”与“曲折”，跟那些经过文人抽风演绎出来的诸如包公案、狄公案之类的肯定是没法比、也不能比的，但一郎觉得，于简简单单之中，照样可以让人感受到他的睿智、他的人文情怀，其嚼头则更具有“禅”的味道。 姚柬之到任时的揭阳，“海滨邹鲁”的影子不多，表现更多的却是“海滨粗鲁”（本词发明权属史科一郎所有，允许无偿使用）——“时土人久沿漳泉械斗之习，痼病日深，加以累朝宽厚之余，有司粉饰治平，务为姑息，驯至于抗官玩法，政令不行”，柬之“甫下车，即痛惩烂匪、讼棍”。“每宵分人静，常微行访察时事，疑狱诪张亦无久稽者”，更为难得的是，姚柬之虽办案无数，但“宰揭前后二年，不戮一人”。在姚柬之的认真治理下，社会风气有所改变，“民稍知法”，并且“催科所至，民咸乐输，为十余年来所未见”。     公务之外，姚柬之“好文学，书院课日辄往，与诸生谈艺，剌剌不休”，同时，也很关心学生的生活，“间步至厨间，见所食太寒俭，则厚加奖赏”。至情之外，姚柬之还是个至性的人，“每逢生日，必斋戒，届其时，正襟危坐，不饮食”，为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吾亲生我，够劳”。 有关姚柬之，古今方志上都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必须指出来：光绪版及当代版《揭阳县志》，对姚柬之最初到揭阳任职的时间，均记“道光十三年九月任”，民国饶爷《潮州志》则“留了一手”，在“九月任”前面还加上了“有传”二字。而事实上，一郎据姚柬之自撰《伯山日记》（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发现，此时间严重有误。《伯山日记》开篇始记于“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其时，姚柬之人已经在广州，除拜会省府各部门领导之外，更主要的是了解潮州、揭阳的有关情况。几天后，即迎来道光十三年的春节，给各位大爷拜完年，姚柬之就启程奔赴揭阳了：正月“十一日辰刻，发船”，船走的是内河而非大海，七绕八拐的，前后走了23天，终于在二月“初三日…申刻抵潮州府治…卯刻起程，行三十里至万里桥，入揭阳境”。二月“初六日巳时，进衙门拜印任事，即坐大堂，传谕…”，由此可见，姚柬之到揭阳任职的准确时间应该是：道光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顺及，《伯山日记》里，没有任何动人的口号、更没有那些排比句式的高调，有的是他在到揭阳之前（以及途中）认真了解潮揭民情、以及他到了揭阳以后处理公务、案件的记录，限于篇幅，兹不赘引。《伯山日记》上有句话：“官斯土者，非精明强干、廉静自持者，不能发伏而摘奸也”，一郎认为，伯山官揭，就是绝对当得起“精明强干、廉静自持”这八个字的。